2023年春节前，支付宝工程师彭少华和谢盛丞干成了一件事。他们的一个项目，“生僻字键盘”，在支付宝上线了。
这个项目将大多数生僻字在现实中的各种替代形态做一个转码映射，在所有涉及姓名核验、流转的地方都通过这套方案做转码，帮助不同的系统认定两个名字是同一个人。用户界面上，提供一个生僻字专用键盘，帮助用户完成生僻字输入，只要输入拼音就可以显示对应的生僻字，结合转码映射功能，能够实现跨机构比对。
这事说不上大，在整个支付宝生态中，“生僻字键盘”只是一个小功能，但全国有五六千万人的名字中有生僻字，人口比例不高，绝对数量很大。
“社会问题”得到了解决，商业价值便会呈现。“生僻字键盘”上线后没几天，支付宝自主研发的分布式数据库OceanBase团队找到彭少华和谢盛丞，希望能把这个键盘放到OceanBase上开源出去，服务更多外部合作伙伴。
20年前，支付宝的诞生就是为了服务好淘宝这个内部，也是唯一的客户。2004年后，支付宝就开始走上“出淘”之路，成立了一家独立公司。
此后，基于支付宝上“长”出的技术，都复刻了“母胎”的基因：它们都因内部需求驱动而生，而后成熟一个开放一个。
支付宝的技术“出走”支付宝，是观察商业科技的一个切口。商业科技的本质是什么？就是用开放的科技、开放的路径去服务更多的人。只有能帮助到更多人的商业才是好商业；只有能帮助到更多人的技术才是好技术。
从支付宝走出一家“软件领域的芯片公司”
OceanBase的诞生和走向台前，就是因为需要。
支付宝选择分布式架构，源自2010年的一场危机。
那年双11，零点一过，支付宝就陷入“黑暗”——尽管支付宝已经将系统扩容了一倍，但零点刚过，每分钟业务量攀升至日常的3倍，支付出现了拥堵。技术人员测算了一下，意识到，全天下来，系统肯定会崩溃。
很多人记得，当天所有人如临大敌，手忙脚乱关闭各种非重要功能，临时砍业务、人工协调系统资源，以释放系统容量。
复盘会上，阿里技术核心层达成了一个共识：双11的交易量呈几何级增长，未来势必还将继续呈几何级增长。摆在眼前的事实就是：要么死，要么自主研发数据库。
当时阿里有自己的数据库研发团队，但很多人觉得这事儿不靠谱。毕竟甲骨文有十几万人，从事核心数据库研发的就有两千多人，而阿里数据库团队只有20多个人，团队负责人阳振坤，35岁以前一直呆在象牙塔里，32岁被北大破格晋升为教授，35岁后进入产业界，在另一家大厂开发分布式数据库，两年多没拿出成绩被扫地出门。
彼时的阳振坤心里没底，新东家有多大的耐心等到他把想法变成现实。时隔多年回忆往事，他庆幸两点：技术理想主义遇上了技术理想主义；技术理想主义遇上了云计算时代。
阿里云创始人王坚力挺阳振坤，建议将OceanBase并入支付宝，迎战双11大考。2014年双11，10%交易数据链搬到OceanBase；2015年双11，100%交易数据链和支付数据链都搬过来了；2016年双11，整个账务库都搬过来了，这一核心数据被称为“金融系统数据库皇冠上的明珠”。
2020年，OceanBase开始“出走”支付宝，到更广阔的空间尝试商业化。
彼时，中国企业越来越体会到更换分布式数据库是刚需。而数据库是软件领域中的“芯片”，是除了操作系统以外技术难度最大的产品。
一直以来，国内企业的数据库，大都采用的是Oracle和IBM的传统关系型数据库。这两家企业在全球范围内，也是数据库的“霸主”，Oracle一家的全球市场份额就超过50％。但对于很多快速发展的互联网企业来说，数据呈指数级增长，数据库却只能搭积木式的维持。
现任OceanBaseCEO杨冰说：“这个事情有专业词语叫Scaleup。就像是你拿了一辆车，不断地给它装更高的配件。四缸变八缸变十二缸，但是再怎么样加配，你也是只能不断的升级，而不是换代。”
OceanBase的第一个外部客户是南京银行。2017年，南京银行要打造银行互联网核心，它最终引进了支付宝的OceanBase数据库、分布式中间件和金融云。
就在这一年，隗华加入OceanBase，参与了南京银行项目。从2017年6月开始，他和同事轮流驻扎南京银行，“每天每夜都在现场”，跟客户的开发团队一起做项目支撑，一直撑到整体互联网核心上线。
第一次服务外部客户，一切都陌生和复杂。隗华回忆说，在支付宝内部，系统所依赖的东西早已变成了基础设施，安装部署很方便，而当面对外部客户的时候，“没有那么多可依赖的东西，不是缺东就是缺西”。
他们在适应中规范，在规范中成长。第一个项目的安装部署，OceanBase团队花了两三个礼拜。今天再做同样的事，隗华说，“只需要一两个钟头”。
2020年以前，OceanBase是支付宝自主研发的硬核技术，2020年后，OceanBase成了支付宝科技商业化的新故事。
那时候中国的数据库公司，除了传统的“老四家”（武汉达梦、人大金仓、南大通用、神州通用）外，新诞生的分布式数据库的服务商，只有蚂蚁、华为和腾讯。
南京银行项目让OceanBase团队意识到，当OceanBase身处支付宝内部时，它处于一个封闭场中，只是系统的一部分，系统对其产品化的要求并不高。当OceanBase服务于外部客户时，它必须是一个商业化的产品，客户会将其与各种商业化产品对标，并且提出各种“个性化要求”。
“对内和对外，一个是对内服务的系统，一个是真正的商业化的产品，你得按这个商业化的产品去，除了打造这个产品，你还得打造它周边，得有周边的这些系统来支撑它的商业化。”
2020年6月1日，蚂蚁成立了一家叫“北京奥星贝斯”的科技公司，杨冰担任CEO，OceanBase创始人阳振坤担任首席科学家，专注于思考分布式数据库的未来。
他们专注于不同的方向，但都思考着同样的未来，关乎OceanBase的前程，也关乎OceanBase能为客户带来什么。
一出走即全球化
这个世界上没有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非盈利是公益，盈利才是商业。在蚂蚁体系内，他们首先解决的都是自己的问题，尔后是“社会问题”。
支付宝诞生的时候，“信用”是痛点；OceanBase诞生的时候，弹性扩容是痛点……它们首先是蚂蚁的痛点，然后才是整个社会需求的“痛点”。自己的痛点，关乎商业架构；社会的痛点，关于未来的成长空间。发现、探索、创造，是他们的成长之路。
支付宝的“出淘宝记”就像是蚂蚁的“启示录”。整个蚂蚁的技术投入与升级，都是源自内部需求的驱动，要不就是自身业务需要，要不就是服务用户的创新。有的技术，走着走着，就沉淀为支付宝的一部分，沉寂于架构当中，沉默于数据与记忆里。有的技术，走着走着，就成为了更多人的需要，成为了外部需求。当它们成熟之后，就像当初的支付宝，开始了“出支付宝记”，走向独立的toB之路。
当OceanBase走通了支付宝的toB之路后，越来越多的创新项目开始沿着路标奔走。蚂蚁的生物识别技术就是其中之一。
当时，客服团队同学给业务做了一个反馈。支付宝后台日志显示，使用人脸识别登陆的支付宝用户中，60岁以上的老人家多达数百万人，其中年龄最大的，是一位109岁的大爷。
2017年，蚂蚁生物识别团队也成立了独立公司，升级为全球可信身份平台ZOLOZ。杭州万象城肯德基轻食餐厅KPRO成为其全球首个商用落地场景。
蚂蚁时任CTO程立接受访问时说：“过去几十年，互联网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可也许不用10年，我们将成为互联网的一部分。我们的生物识别技术，正是在为这样的一个未来做技术准备。”
“刷脸”换脸很快。和OceanBase不一样的是，他们的toB之旅来了个空间跳跃，一键切换国际化了。
起初，ZOLOZ主要服务于蚂蚁的生态伙伴。在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家，很多与蚂蚁共建的本地钱包都可以使用这个技术。慢慢地，它开始跳脱出来，把越来越多东南亚的本地金融机构变成了客户，向他们提供能力和服务。
陶冶说，ZOLOZ进军东南亚市场的第一个挑战是认脸。与中国几乎清一色的黄色面孔相比，东南亚人种更多元，且肤色偏黑，在光线偏暗的环境，识别率会大大下降。这也是东南亚钱包发展初期普遍采取线下人工审核注册的原因之一。
ZOLOZ的工程师不仅要根据东南亚多元化的面孔重新训练算法，还要面对第二个挑战：如何识别东南亚身份证件的真实性。东南亚许多国家没有统一身份证件。在菲律宾，驾驶证、税卡、社保证明、残疾证、老年证、专业技能证……都可以当作身份证件。不同证件质量良莠不齐，证件伪造成本极低。
ZOLOZ首先选择了解决菲律宾证件，因为“拿下”菲律宾，其他国家都不是问题了。菲律宾本地钱包GCash的数据显示，上线eKYC功能后，其目前已经具备识别30多种当地证件的能力，新用户注册的申请流程从平均5天降至3分钟，申请成本也从50索比（折合人民币6.1元）降到了2索比（折合人民币0.24元）。
三年前开始蔓延全球的新冠疫情，加速了亚洲各金融机构和移动支付核身线上化的趋势，也加速了ZOLOZ快速扩大东南亚市场份额的进程。
疫情期间，菲律宾、马来西亚、孟加拉、印尼等东南亚国家在ZOLOZ的技术加持下，成为当地政府和企业的合作伙伴，为普通人在线核验身份，发放工资、补贴、职业培训津贴、消费券等。
程序员开始“上山下厂“
程序员终日坐在办公室里写代码也成为了历史。
这个基于区块链技术推动商业化的事业群，这几年招募的人才越来越多来自非互联网行业。随着区块链技术开始规模化商业落地第二产业，团队急需补充大量制造行业人才，以知己知彼。
吴莹强来自一家英国芯片制造公司，他的搭档赵良良则来自一家做清洁能源的实体企业。
赵良良回忆，4年前入职蚂蚁时，数科事业群负责人蒋国飞就跟几位同样来自于实体的新同学提了要求，“你们就放手去试区块链怎么跟实体产业相结合，这个没有他山之石，但我认定这是一个对的方向”。
吴莹强和赵良良一起啃下的项目，有新能源电池公司、汽车主机厂、高空作业设备租赁平台、绿色出行企业、建筑公司等。
他们发现了很多此前难以解决的行业痛点。比如很多个体货运司机因为缺乏可靠的资产和担保，很难从银行获得买车贷款。“因为在银行看来，这些人白手起家，没有可靠的资产和担保，很难评估他们借了钱会不会真的去扩大生产，将来能不能还，也就不敢轻易借钱给他们。那些小微物流企业也一样。”
吴莹强发现的问题，是金融行业的根本问题：信用。信用，恰好是支付宝最擅长的，也恰好是区块链最擅长的。
他们找到奇瑞旗下的商用车公司，希望用蚂蚁链解决可信数据的问题。银行既然不能确定小微物流企业是否真的有车，无法了解他们的经营情况，蚂蚁链就把车辆、行车、电池状态的数据，都自动智能加密上链，而且不可篡改。
“银行看数据，就能知道这些车是不是真的、公司是不是在良好运营，并以此为依据为这些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
来自芯片行业的吴莹强，想到了用物联网技术叠加区块链技术来解决行业痛点。即通过物联网技术把设备连接在一起，产生的数据上传到区块链平台，让数据源头可信，形成一个可信资产的流转网络。金融机构或监管机构通过这些数据进行风险评估，数据越优质，可以给到的贷款额度就会越高，贷款利率、保险费用也会随之下调。
在以前的技术条件下，这些分散的资源没法串起来。现在，新能源电池信息都上链后，一块电池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性能状况怎么样，投入使用了三年还是五年，所有信息都清楚可靠，下游企业可以放心地进行梯次利用。
迄今为止，新能源产业在蚂蚁链上链的设备数量已经超过了500万台。
POC模拟了一个公益机构、数位捐款者和受捐人，链路并不长，但能整个跑通，实现了捐款信息流的步步追踪，记录完全公开、透明、不可篡改、不被中心控制。
2017年，蒋国飞辞掉日本电气（NEC）副总裁，回国加入蚂蚁集团时，这个兴趣小组已经升级成一个正式的区块链的团队，被纳入蒋国飞所带领的，专注前沿技术研究的“蚂蚁技术实验室”。
蒋国飞回忆，到了2018年，蚂蚁链就已经做到把区块链的底层平台做到金融级级别，同时还开始“出走”支付宝，服务外部合作伙伴。比如支持了香港本地钱包向菲律宾本地钱包跨境汇款。“这意味着，我们这个金融级的平台，所有解决安全、稳定、可靠性各种各样的指标，已经比较成熟了。区块链大规模商用的时代即将到来。”
赵良良、吴莹强正好赶上了这个“区块链大规模商用的时代”，蚂蚁区块链团队也再次升级，成为一个人员规模达数千人的事业群，还成立了一家叫“蚂蚁链“的数字科技公司。
他们就像是支付宝诞生之初的“小二”，不同的是支付宝“小二”活跃在线上，而蚂蚁链“小二”要出没于车间厂区，甚至田间地头。
他们出没地越远，蚂蚁链在toB的路上就走得越远；他们行得越深，蚂蚁链扎下toB的根就越深。
彭少华和谢盛丞的“生僻字键盘”解决了很多人生活在数字时代的烦恼，但他们没有想过这个小功能有一天还能商业化。
但OceanBase产品经理陈小伟对这一点很笃定。陈小伟说，他们之所以会找到生僻字键盘团队同学，是因为OceanBase的一个客户有同样的需求。在他们平台上，有退休职工因为名字带有生僻字，退休金连续八个月都没发放成功。
尽管还在“方案阶段”，但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在toB的洪流中，彭少华和谢盛丞他们只是一道溪流，终归要汇聚到江河当中。但他们是潮流的缩影。他们让支付宝内外更多的人了解到商业科技的本质——选择适合自己的路径，服务更多的人。
对于企业个体来说，toC或者toB只是路径的选择。对于互联网平台来说，toB是选项，也是方向。当C端用户的需求越来多元化、个性化之后，如何帮助B端客户更好服务C端用户，应该成为互联网平台的天然使命，也是它们实现商业价值的路径。
支付宝在toB道路上加速前行，是中国互联网企业集体迈入新征程的缩影。无论是企业还是社会，都已经意识到，消费互联网的历史使命已经告一个段落，下一片星辰大海，是产业互联网。
产业互联网的发展速度注定达不到消费互联网的高歌猛进，但它从一开始，就与三大实体产业握手融合，一起成长。互联网企业在为自己找到新的赛道与商业想象力的同时，也为实体产业托高了底盘，让在实体世界中谋生活的平凡者看到新世界，也让嗅觉敏锐、冲劲十足的创业者在全球化竞争中显露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