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以恶小而为之”，这是三国时刘备告勉自己儿子刘禅的一句话，这位古代政治家的至理名言虽然历经1700多年，但它的哲理光芒永存。是啊，“小恶不制，必然发展”，看看社会中那些犯罪分子哪个不是从“小恶”一步步走向犯罪道路的呢？就如一只小白蚁在般板上咬一个小洞是很不起眼的，但如果任期发展起来，船就会沉没。我们少年儿童预防犯罪要从预防不良行为的发生做起。
目前，种种迹象表明，青少年违法犯罪率呈直线上升趋势。去年，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已点全部刑事案件的10%。这是一个多么让人痛心的数据！有许多案子让人触目惊心。杀人犯赵某仅12周岁，因向一女童索要一包方便面横遭拒绝，竞将她拖至水中溺死。一初中生杨某，只因与一同学几句不和，竞一气之下将该同学用刀捅死。事后，他还无知的说“是他先说我的，难道我错了吗？
人们常说，家庭是我们的第一课堂，父母是我们的第一任老师。可是有些家长在教育孩子知法守法方面存在许多不足之处，甚至自己不能以身作则，这就从小在孩子身上种下罪恶的种子，再加上社会不良环境的影响、就有可能促使罪恶的种子发芽，结果。
一、关于劳动关系的认定问题
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关系，是劳动者能够享受工伤待遇的前提条件。实践中，不少工伤争议的争议焦点就集中在双方当事人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下文所称“劳动关系”，均是指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关系）这一问题上。平时，双方当事人对双方之间属于何种关系往往并不在意，唯以满足自身利益需求为要，但一旦发生伤害事故，由于影响到法律责任的承担问题，双方当事人便会围绕双方是否属于劳动关系发生争执，这在双方未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时有发生。
在劳动关系认定的问题上，区分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是一个难点。尤其是当劳务关系的主体一方是单位，另一方是自然人时，与劳动关系很相近，从现象上看都是一方提供劳动力，另一方支付劳动报酬，因此两者很容易混淆。从理论上讲，劳动关系是劳动力提供者（即劳动者）与劳动力使用者（即用人单位）之间在实现社会劳动过程中产生的关系，具有隶属性；劳务关系是劳动者与用工者之间在提供一次性的或者是特定的劳动服务过程中发生的关系，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一种关系。但根据理论上的异同区分劳动关系与劳务关系并非易事。可以举一个典型的案例加以说明：某服装企业有一排破旧的工棚需要拆除，即雇用了附近村子里的数名民工来拆，双方言明拆棚工具由民工自行准备，完工后由企业支付给民工报酬800元。在拆棚的过程中，民工李某从棚顶摔下致残，经劳动鉴定为伤残4级。李某向企业提出，要求享受因工致残的待遇。因企业认为与李某双方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拒绝了李某的要求。李某遂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本案在劳动仲裁以及法院的一审、二审中分歧很大，焦点问题集中在企业与李某之间是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
我们认为，在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的区别标准问题上，应重点把握两个方面：
关于上述拆工棚的案例，综合以上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我们认为，该服装企业与受伤民工李某之间不存在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关系，李某不能按照劳动法的规定享受因工致残的待遇，而应按照民事诉讼程序寻求法律救济。
二、关于工伤认定问题
在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对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没有异议的情况下，劳动者所遭受的伤害能否认定为工伤，将成为劳动者能否享受工伤待遇的关键。工伤认定，首先要明确认定主体的问题。根据我国《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劳动者发生事故伤害或者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所在单位应当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工伤认定申请之日起60日内作出工伤认定的决定。很明显，在一般情况下，认定工伤的权限在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此，从理论到实践都无异议。然而，当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因工伤待遇问题发生争议，劳动者直接申请劳动仲裁的情况下，究竟由谁进行工伤认定以及对认定结论不服如何寻求法律救济的问题，却值得探讨。从现行有关规定看（具体而言，是根据劳动保障部的有关函复），在当事人已申请劳动仲裁的情况下，如双方对是否属于工伤存在分歧，应由劳动仲裁委员会委托劳动保障部门进行工伤认定，并根据委托认定结论作出仲裁裁决；同时，如当事人对劳动保障部门所作的委托认定结论不服，可以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这一规定中，有两方面的问题颇值商榷。
三、关于伤残等级鉴定问题
在双方对存在劳动关系和因工致残均无异议的情况下，伤残等级成为劳动者享受何种工伤待遇的决定因素。确定伤残等级的方式是劳动能力鉴定，然而，谁是有权鉴定机构，又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1．1对公民出行的重要意义。人民群众的出行利益是受到法律保护的。这主要是因为高速路本来就是一个具有公共性质的区域，而不是国家专属或者集体专属的私有物品。所以作为国家机构重要组成部分的公民才是高速公路的主体。根据公共经济学概念的花粉，社会物品大体上可以分为4种:第一种，纯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特点;第二种，纯私人产品具有竞争性，排他性的特点;第三种公共资源具有竞争性，排他性的特点;第四种准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排他性的特点。这四种类型的花粉是根据市场的竞争性和供应货物的排他性划分的。目前，我国的道速公路是属于第四种的准公共产品，它处于一个封闭式的收费环境，因此高速公路是属于全民共享性公共产品。
2．高速公路经济管理的合理化建议
3．结束语
[关键词]举证责任证明责任举证责任的转移双重含义说规范说待证对象
举证责任问题是证据理论乃至诉讼理论的中心问题之一。在我国，不仅在立法上疏漏颇多，而且多年来学界和实务界也争论不休。本文在阐述关于举证责任的观点之前，先驳斥有关举证责任问题上几个主流观点，以此作为阐述本文观点的学术背景。
一、关于谁主张，谁举证说
谁主张，谁举证说是个传统的学说，尽管其中被揉合进许多学者个人的观点，以显得很难找到一个纯粹的、获得公认的标准学说，甚至有的学者认为这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学说（即不是狭义的举证责任：结果责任或说服责任），而是表述的是行为责任或推进责任。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抽象地讨论一下：如果把谁主张，谁举证看成是严格意义上的举证责任，那么会出现何种理论困境？至于把举证责任分成结果责任或说服责任，与行为责任或推进责任这种双重含义说是否正确？留给后文讨论。
谁主张，谁举证说被我们抽象成如下含义：主张方承担举证责任，如果不能举证，则主张方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在诉讼中对主张者的否定也是一种主张，即相反的主张。
我们认为上面表述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存在如下理论困难：
（一）谁主张，谁举证说作为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存在大量例外情形。行政诉讼中不适用，在民事特殊侵权诉讼中也不适用。在不断出现的新型侵权诉讼中，出于各种利益、因素等考虑，常常不是以谁主张来分配举证责任的。谁主张，谁举证说作为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沦落为“一般性的举证原则”，从而允许各种大量例外的不断出现。我们认为这还不是“谁主张，谁举证说”的致命缺陷，要想寻找到没有例外的举证规则是不可能的，因为举证责任的立法分配本身就带有不规则性。问题是如果例外太多后，规则本身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二）谁主张，谁举证说的致命缺陷是：把否定者的否定也看成了是一种主张，也就是说，否定者针对主张者的主张提出的相矛盾的主张必须由否定者承担举证责任。
罗马法的法谚：“肯定者应证明，否定者不应证明”。被后来的学者们轻易地丢掉了后面半句，变成了“谁主张，谁举证”。
如果针对同一待证对象，否定者与主张者同时被分配了举证责任（注意：这里与举证责任转移说是有区别的，后者表述的是否定者在主张者举证得到法官心证后才产生举证责任，而不是前者和后者同时产生举证责任），那么，当主张者和否定者都不能使法官产生心证确信时，法官如何依据举证责任作出对哪一方不利的诉讼后果呢？
（三）“谁主张，谁举证说”同时分配举证责任给否定者与主张者后，因此不得不把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举证责任”看成是自己规则的例外，否则，刑事诉讼中的无罪推定原则将无容身之地。由此可见，“谁主张，谁举证说”把自己逼进了一个很小的适用范围：民事诉讼中的一部分案件。
也许是看到了同时分配举证责任给否定者与主张者会导致上述理论困境，有些学者提出了举证责任的转移说。
二、关于举证责任的转移说
举证责任的转移说的抽象表述：主张者先负有举证责任，否定者不同时负有举证责任；当主张者通过举证使得法官获得确信的心证后，主张者的举证责任就免除了，举证责任这时转移到否定者一边，如果否定者这时不能通过举证使得法官获得心证确信，否定者就要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如果否定者能够通过举证使得法官获得心证确信，那么否定者就免除了举证责任，这时举证责任又转移到主张者一边。
举证责任的转移说使得举证责任问题仅仅是一个决定由谁先来承担举证义务的规则，不是从头到尾都停留在一方当事人身上，只是当事人在事实调查的某个阶段应当承担的证明责任，因而不是一次性和最终意义上的责任。
举证责任的转移说确实解决了“谁主张，谁举证”说带来的“否定者与主张者同时被分配举证责任”的理论困境，举证责任转移后，原先一方的举证责任得到了赦免。
举证责任转移的前提是主张者的举证使得法官获得心证的确信。根据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高度盖然性”说，如果主张者的举证不具有高度盖然性，那么举证责任并不发生转移，而是主张者得到不利的诉讼后果。
我们认为，否定者举证的后果分为三种情形：（一）否定者通过举证达到使得法官心证确信的程度。在这种情形下，按照举证责任的转移说，举证责任再次转移到原先的主张者那一边。（二）否定者的举证使得法官认为其成立的可能性非常低，以至于不能动摇原先主张者给法官产生的心证确信，或否定者根本就没有举证。在这种情形下，由于举证责任这时在否定者这一方，否定者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诉讼后果。（三）否定者通过举证没有达到使得法官心证确证的程度，但是，否定者的举证已经动摇了法官对原先主张者心证的确信程度，使得法官对原先主张者的举证不再确信无疑。在这种情形下，法官对主张者和否定者各自的主张均不再确信（即有些学者所说的真假不明的状态）。按照举证责任的转移说，举证责任这时并没有转移到原先的主张者那一边，这时应该由否定者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举证责任的转移说由此堕落成：谁否认，谁承担举证责任。在这样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下，当事人为了避免举证责任分配到自己一方，纷纷先行主张待证对象，包括先行，刻意让对方处于否定者地位，以至于在出现真假不明的状态时让否定者承担举证责任，从而使否定者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
举证责任的转移说还有一个缺陷是使得举证责任预先分配变得毫无意义可言，因为预先分配的举证责任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先行的举证责任，由于先行举证时，否定者并没有开始举证（其主张成立的盖然性暂时还是0），因此先行举证者很容易获得法官心证确信，因此举证责任多数情况下就会转移到否定者一方。举证责任的转移说的这个缺陷使得持规范说的人不能接受，在他们看来，如果不预先分配举证责任是不可想象的事，让举证责任在主张者和否定者之间来回转移实际上是取消了举证责任问题的理论价值，或者说是用证明标准问题代替了举证责任问题。关于举证责任的规范说，留给后文讨论。
在法律实务中，确实存在原告举证后，法官要求被告举证或者被告主动举证，然后原告再次举证的现象。如果这不是举证责任转移，那么如何解释这种司法现象呢？有些学者，特别是举证责任规范说学者们给出了举证责任的双重含义说。
三、关于举证责任的双重含义说
举证责任的双重含义说的理论困境之一是：行为责任作为一种法律责任是否应该有法律后果？如果没有法律后果，显然不是一种责任，而是一种权利或行为状态，换句话说，行为责任的说法是对“责任”一词的误用。如果有后果，这种后果是什么？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不履行行为责任不用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但是如果在当事人主义审判模式下，不履行行为责任，其责任就是承受不利的诉讼后果，那么这种后果与其承担结果责任有何不同？如果二种责任的不履行后果相同（均是败诉或作出不利的事实推定），那么当人们说被告对这一待证事实承担的是行为责任，与人们说被告对这一待证事实承担的也是结果责任，还有什么区别？由于原告对某一待证事实在承担结果责任的同时，也承担着诉讼的行为责任，由于这两种责任的后果均是相同的，因此，面对同一不利的诉讼后果，究竟是原告承担的是行为责任还是承担的是结果责任？还是两种责任同时都承担了？可见，双重含义说在具体的诉讼中出现不利诉讼后果时，无法区分当事人承担的是行为责任还是结果责任。
双重含义说还有一个缺陷：强迫否定方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作出举证行为（承担推进责任），否则，法官就要作出对其不利的诉讼结果。我们认为，举证责任制度的价值之一在于赋予无举证责任的一方在一定情形下有权拒绝举证，而不用为此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无举证责任的一方在对方举证不能获得法官心证确信或对方根本没有举证的情况下，不必举证，其在对方举证获得法官心证确信的情况下的举证行为是其诉讼权利的表现，不是由于其承担了推进责任或者行为责任，更不是由于推进责任或者行为责任转移到自己一方了，而是为了通过举证使得法官对有举证责任的一方的主张不予确信，从而使得法官可以根据举证责任的预先分配规则判令对方在待证对象上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
四、关于举证责任的规范说
罗森贝克规范说几乎成为德国、日本、我国台湾和大陆学界在举证责任方面的通说。因此，我们准备用较多的篇幅讨论这个学说。
要看清罗森贝克关于其权利妨碍规范的理论意义，我们需要按照其思路走下去：设A是一诉讼中原告主张的权利，关于A权利的产生，有法规范B。B规定：如果a、b、c、d，那么A权利产生。在罗森贝克看来，B规范就是权利产生规范，如果原告主张A权利，那么a、b、c、d这四个事实要件就应该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这种情况下，被告对a、b、c、d这四个事实要件均不承担举证责任，换句话说，如果被告对a或b或c或d事实否认，只要仅仅否认就可以了，用不着对非a或非b或非c或非d的不成立的证明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如果这时原告不能证明a、b、c、d这四个事实成立（让法官心证确认），那么原告的诉讼请求将会被法官驳回。如果B规范被立法者表述为：如果a、b、c，那么A权利产生，但非d时，A权利不产生。在罗森贝克看来，“如果a、b、c，那么A权利产生”属于权利产生规范，a、b、c这三个事实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但非d时，A权利不产生”属于权利妨碍规范，被告对非d这个事实承担举证责任，换句话说，如果被告不能证明非d成立，那么被告败诉。在罗森贝克看来，a、b、c，是使得A权利产生的规则，而非d是A权利产生的例外。
在被告引证权利妨碍规范时，罗森贝克实际上赋予原告就a、b、c这三个事实承担举证责任，被告就非d承担举证责任。如果原告就a、b、c这三个事实举证不能，原告所主张的权利不能成立，原告的诉讼请求被驳回，原告败诉。如果被告就非d举证不能，而同时原告就a、b、c这三个事实举证成功，那么被告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被告败诉。如果原告就a、b、c这三个事实举证不能，同时被告就非d举证不能，因为这时原告就a、b、c这三个事实并未获得法官心证确认，因此建立在A权利之上的原告诉讼请求A被法官驳回，原告败诉。
罗森贝克根据语言形式的区别来划分不同的规范还遇到下面的困境：按照规范说，“有行为能力者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属于权利根据规范，“无行为能力者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属于权利妨碍规范。莱昂哈德就指出：这两者含义相同，仅仅是立法者在立法时喜欢选择哪一种表述方式而已。罗森贝克对莱昂哈德的批评还不断狡辩。其实在我们看来，如果有个立法者在立法时用下面这种形式表述，不知罗森贝克还有什么办法来归类：有行为能力当且仅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在数学和逻辑上，“A当且仅当B”的含义是“如果A那么B,并且如果非A，那么非B”。“有行为能力当且仅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个规范只能既是权利产生规范也是权利妨碍规范了。
五、关于举证责任的法官自由裁量说
法官自由裁量说预设了任何法官都是圣人或者接近圣人，任何法官都能够根据公平原则在个案中分配举证责任，因此让法官在个案的举证责任分配时自由裁量是最公正的分配方式，能够有效地避免任何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例外情形，也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实事求是原则的体现。
可是我国的法官队伍中法官素质和道德水准参差不齐，法官的待遇还没有高到让法官们超脱市场经济中普遍的对利益追逐的程度，各种行政权对司法的干扰也没有彻底解决，何况中国传统上是个人情社会，法治的精神还需要逐步培养，由于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分配经常直接影响甚至决定诉讼的结果，因此，如果在举证责任分配上彻底抛开预定的分配规则，仅仅凭借一些所谓的公平原则等因素让法官自由裁量个案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将意味着从制度上赋予司法腐败以正当理由和操作机制。
更加重要的是举证责任的法官自由裁量说中所谓的公平原则和需要考量的因素在个案中往往是相互冲突的，或者必须要事先给出一个适用的顺序，而且这个顺序要求对于所有个案都是公平的，其实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由此可见，所谓的举证责任法官自由裁量说实际上对法官没有任何约束力，完全赋予了法官在举证责任分配上无限的自由裁量权。
六、我们的待证对象分类说
我们认为举证责任至少遵循下面的分配规则：
（一）如果待证对象是提出方主张的己方已经作为或对方已经作为（明知，恶意）的事实，由主张方负有举证责任。例如，票据债务人以票据签章被伪造作为抗辩理由进行抗辩的，应对抗辩理由负举证责任。再如，以持票人明知前手有恶意情形，或者明知票据债务人可对其前手进行抗辩仍受让票据为由进行抗辩的，主张抗辩的一方应对持票人“明知”状态负举证责任。例外之一是共同危险行为由被告承担没有作为的举证义务。
（二）如果一方提出的待证对象的内容是己方没有作为（不明知，善意）时，该待证对象的举证责任由主张己方作为（明知，恶意）的对方承担。
（三）如果一方提出的待证对象的内容是对方没有作为时，该待证对象的举证责任由主张作为的对方承担。例如，合同法上的不履行争议，由主张履行合同的一方对已经履行承担举证责任。再如，如果双方对是否放弃受遗赠发生争执，由于继承法要求受遗赠人必须在两个月内作出接受与否的表示，到期不表示的，视为放弃，所以应当由主张接受的一方对自己在法定期间内已经作出接受表示的事实负举证责任。如果原告主张的事实是被告有扶养能力和扶养条件，但不尽扶养义务，被告答辩已经“尽了扶养义务”。应该由被告针对自己“尽了扶养义务”承担举证责任。再如，有人错误地认为：原告在被告不作为的行政诉讼案件中，原告应对证明被告行政机关的不作为行为存在负举证责任。原告不能证明不作为行为存在，其将被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其实，如果被告行政机关对原告主张其不作为的事实有异议，应该由被告行政机关举证证明其已经作为。如果被告对原告主张其不作为没有异议，则原告也不需举证。可见关于不作为的事实的举证责任始终由被告行政机关承担，原告只要仅仅主张被告不作为就可以了，根本不需要举证证明被告不作为。
（四）如果一方提出的待证对象的内容是某一事实存在，该待证对象的举证责任由主张方承担。
（五）如果一方提出的待证对象的内容是某一事实不存在，该待证对象的举证责任由对方承担。例如，某杀人案件的被告人声称自己在案发时不在犯罪现场，而是在别的某个地方。对于这一事实主张，被告人不应承担举证责任，而应该由控方对被告人在犯罪现场承担举证责任。
（六）如果一方提出的待证对象的内容是自己某一法律行为合法（或有效），该待证对象的举证责任由对方承担。即由对方证明该法律行为不合法（违法、无效）。
（七）如果一方提出的待证对象的内容是他人某一法律行为不合法（违法或无效、或构成犯罪），该待证对象的举证责任由提出方承担。即由提出方证明该法律行为不合法（违法、无效、或构成犯罪）。例外情形之一是行政诉讼中由反对方（被告）证明行政机关的行为合法（或有效）。例外情形之二是刑事诉讼中巨额财产由被告人对其财产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例外情形之三是在非法持有罪案件中，只要执法人员在某人身上查获了，就可以认定其是非法持有，除非其用证据证明其持有的合法性或合理性。
（八）如果一方提出的待证对象的内容是他人某一法律行为属于故意（或过失、或有过错），该待证对象的举证责任由提出方承担。例如，刑事诉讼中，由控方承担犯罪嫌疑人故意或过失的举证责任。例外情形之一是一般民事侵权中采取过错推定，因此，该待证对象的举证责任由对方承担。即对方举证证明自己无故意（无过失或无过错）。无过错责任的民事侵权中，过错根本就不是证明对象，因此谈不上关于过错的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待证对象的举证责任由提出方承担。例外情形之一是民事医疗纠纷中关于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由对方承担自己的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
（十）如果一方提出的待证对象的内容是自己某一行为与某一事实有因果关系，该待证对象的举证责任由提出方承担。
（十一）如果一方提出的待证对象的内容是自己某一行为与某一事实没有因果关系，该待证对象的举证责任由对方承担。医疗纠纷除外。
（十二）如果一方主张与对方之间存在合意的法律行为，由主张方承担举证责任。
（十三）待证对象的同一性由主张者承担举证责任。例外之一，专利方法侵权的诉讼中，由主张自己的方法不同于对方的专利方法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
例如，甲去乙商店买一珠宝，后去检测为假货，要求乙双倍赔偿。一审判决乙无证据证明该珠宝被甲用假珠宝替换，故乙败诉。二审改判甲败诉，理由是甲无证据证明送检珠宝与乙卖给甲的珠宝是同一珠宝。该案的关键是乙答辩时如果主张甲更换珠宝，甲更换行为的举证责任由乙承担，乙举证不能则败诉。如果乙答辩时主张甲送检的珠宝与乙卖的珠宝不是同一珠宝，则甲应该对二者的同一性承担举证责任，甲举证不能时，甲败诉。
（十四）如果一方主张己方享有某种法定或约定的合同法上的权利，由主张方对权利的产生或存在承担举证责任，但产生或存在权利的事实要件属于上述已经规定的情形，按照已经规定的情形分配举证责任。
（十五）依据上述规则，如果不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有妨碍对方举证行为的，由实施妨碍行为的一方对待证对象承担举证责任。
（十六）如果不承担举证责任的一方在答辩时或诉讼中自认对方主张的待证对象，则免除对方对其主张的待证对象的举证责任。所谓免除是指该待证对象视为已经得到证实。
我们提出的上述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是从行为的存在、行为的合法性（有效性）、行为的过错、行为的因果关系和法律事实和法律权利的存在等几个方面的待证对象的区别分配诉讼中的举证责任的。瓤括了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中的不同待证对象的举证责任分配。同时，该规则体系也是开放的，允许根据现实的发展，扩充各条规则的例外情形和增加规则。
我们认为，在诉讼中，一方对某一待证对象承担举证责任的含义是：如果该方对这一待证对象不能举证，或者举证后不能使得法官心证确信，那么由该方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所谓的不利诉讼后果是指对待证对象作出反向推定。尽管一待证对象在诉讼中的法官心证中会出现真、假和真假不定的状况，但是法官对证据法律评价时只是采取二元的评价标准：采信和不采信。换句话说，法官对待证对象的假和真假不定采取相同的法律后果来对待（即均适用不采信），并不加以区分。
对某一待证对象（M）承担举证责任的一方，如果该待证对象没有被法官采信，如果该方是原告，如果该待证对象是诉讼请求成立的必要条件，那么不利的诉讼后果就是推定非M成立,即推定M不成立，其诉讼请求没有得到必要事实M支持，其诉讼请求被法官驳回。
对某一待证对象（M）承担举证责任的一方，如果该待证对象M没有被法官采信，如果该方是被告，如果非M是原告诉讼请求成立的必要条件，那么不利的诉讼后果就是推定非M成立。例如，患者医疗单位医疗行为侵权，被告医疗单位依法承担其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如果医疗单位举证不能，则推定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至于非M成立后，原告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法官支持，取决于原告的诉讼请求需要的其它待证对象能否得到法官的心证确信。
我们认为，在诉讼中，一方对某一待证对象不承担举证责任的含义是：如果该方对这一待证对象不能举证，或者举证后不能使得法官心证确信，那么该方不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所谓的不承担不利诉讼后果是指对待证对象不能作出反向推定。
对某一待证对象（M）不承担举证责任的一方，如果在诉讼中是原告，如果其在诉讼中针对自己主张的M没有举证或者举证后不能使得法官心证确信，法官不能因此推定非M成立，也不能因此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对某一待证对象(M)不承担举证责任的一方，如果在诉讼中是被告，如果其在诉讼中针对自己主张的待证对象(N)（如果N与M是矛盾关系)没有举证，法官不能因此推定M成立。
对某一待证对象（M）不承担举证责任的一方，如果在诉讼中是被告，如果其在诉讼中针对自己主张的待证对象(N)（如果N与M是矛盾关系）举证后不能使得法官心证确信（真假不定），法官应该作出不采信M的结论。换句话说，这时被告只要使得法官对M心证时真假不定，那么法官对原告主张的M就应该不予采信，然后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除非原告又举证证明N为假。
我们认为，诉讼中的同一待证对象，肯定者和否定者不应该同时承担举证责任。只能由一方承担举证责任，而且举证责任在诉讼中不发生转移。在诉讼中的不同待证对象，原告和被告有可能同时承担举证责任，举证不能，各自承担不同的诉讼后果。
我们认为，诉讼中的举证责任的分配应该是通过立法方式对不同待证对象的事先分配，在诉讼中法官必须遵循这种分配原则而不能随意自由裁量举证责任的分配。个案中例外的情形首先要通过严格的程序规定来约束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然后必须通过证据法或诉讼法的立法或司法解释的方式添加例外规则，或者在实体法中建立相应的约束机制。例如，根据（十三）规则：待证对象的同一性由主张者承担举证责任。但是在买卖合同质量纠纷中，要买方承担发生质量纠纷的货物与卖方卖出的货物具有同一性难度较大，特别是出于保护消费者的弱者地位，我国产品质量法和消法均规定生产者对其生产的商品要标明生产者名称等标记，这样的立法使得消费者对货物的同一性举证难度得到一定程度的减轻。
七、总结
我们认为举证责任理论在实务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在于法官不能强行要求不负举证责任的一方举证，更不能因其举证不能而让其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对于一待证对象（M）不负举证责任的一方，在对方不能举证或举证不能获得法官确信时，只要仅仅否认这一待证对象就可以了，不需举证。在对方举证获得法官心证确信后，不负举证责任的一方对非M举证行为的目的在于通过自己的举证使得法官不确认对方主张的待证对象M（不必非要证明M为假，只要证明M真假不定就可以了），然后法官会根据举证责任，作出由对方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这时并不能认为举证责任已经转移了。因为这时如果该方承担了非M的举证责任，那么该方必须使得法官心证确信M为假（即确证非M成立），仅仅证明M真假不定是不够的。换句话说，不能因为不负举证责任一方在诉讼中的举证行为从而认定该方承担了举证责任，不负举证责任的一方在诉讼中的举证行为是其行使举证权利的表现。当然，如果不负举证责任的一方在诉讼中举证与M具有反对关系的N，那么该方对N负有举证责任，该方必须使得法官对N心证确信。
[参考文献]
关键词：电子证据；法律；问题
电子证据指的是，将计算机或者其他类似设备当做载体，借助计算机网络体系，采用新型技术设备来形成、传播、接收、保存电子数据资料。电子证据具备很多优势：电子证据所处的环境是虚拟的，它的载体是磁性物。其具有高科技性，其生成、传送、接收、存储都必须借助于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等。
1电子证据在法律中的含义
现阶段学术界对电子证据的理解有两种说法。第一种是，电子证据指的是电子计算机形成的证据，是电子计算机按照程序指令，然后处理其中的数据，就会自动整理成一种记录资料；第二种是，电子证据指的是和电子计算机有联系的内容，不仅需要借助计算机来保存资料，还需要使用计算机的模拟结果与系统中的测试结果。
2电子证据的审查工作
2.1电子证据的形成与储存方面的可靠性
通常情况下，电子数据都会保存在特殊的介质中。硬件环境和软件环境的安全性会直接影响到电子证据的可靠性。审查人员应该注意，电子证据是否遵循了科学的操作流程，按照正常步骤而形成的；形成与储存电子证据的系统是否安全，是否在正常的运行中。保存电子证据的方式是否合理，使用的介质的可靠性；保存人员是否能够严格处理，是否具有公正的态度；电子证据在保存的过程中是否加密；电子证据是否被非法分子接触等。上述的情况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电子证据的可靠性。在具体的审查过程中，工作人员应该认真地分析，并且做出明确判断。
2.2电子证据的采集与传送方面的可靠性
在审查过程中，应该明确电子证据的采集人员；采集工作是否法律规定；在传递时是否被非法修改或者删除。采集与接收电子证据方式，电子证据的全面性等因素都会直接影响到电子证据的可靠性。此外，电子证据在传递期间的任何一个环节都有可能发生信息丢失、改变，从而降低电子证据的证明力。因此在对电子证据真实性进行认证时，审判人员要对电子证据的收集途径和传送环节进行认真的审查。
2.3在对电子证据进行审查时，正确适用法律推定
3关于电子证据立法的意见
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在电子证据立法方面还不够完善，也没有明确的法律体系。对电子证据还没有全面的定义，并且我国还尚未形成一部关于电子证据的法律。然而，电子证据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随着各项科学技术的发展，信息化技术会从不同方面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我国应该重视电子证据的立法工作，建立健全的电子证据制度，既应该打破当前证据体制的限制，也应该将科学技术与法律完美地融合，以此促进我国证据的制度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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