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定量与定性的混合研究，本文揭示了我国家庭代际关系在现代化浪潮下所展现出的韧性与弹性、团结与张力并存的新图景。养老保险逐渐成为中国城镇老年人经济独立的基石，协助达成当代老年人“分而不离、重心下移”的“体谅式养老”方式。研究表明，养老保险和个体现代化进一步对代际关系产生了交互作用，形塑了社会化养老与家庭支持并存且互为补充的养老预期。今后，政府应不断优化职能定位，合理引入市场和社会力量，依靠政府、社会、市场、家庭与个人的合力来破解养老照料“不可能三角”。
一、引言
在我国，家庭一直承担着主要的养老责任，为老年人提供了物质保障、服务保障与精神保障。过去几十年，政治、经济、社会、人口和文化的巨大变迁，改变了家庭所处的宏观环境，缩小了家庭规模，重构了家庭结构（马春华等，2011）。现代化消解了传统的长幼尊卑和家族观念，亲子平等、情感沟通和理解等现代家庭文化观念逐渐兴起（Yan，2016；张新辉、李建新，2019）。在现代化浪潮下，由于人口老龄化、家庭结构与代际关系变迁的共同作用，家庭代际传统“反馈模式”（费孝通，1983）的互哺功能和传承功能呈现急剧弱化态势。
与此同时，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为解决养老问题提供了物质保障，使得社会成员在养老方面拥有更多的自主权与选择方式。目前我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已经实现了制度“全覆盖”，特别是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不断提升，到2020年已经实现了“16连涨”。从养老服务业的发展看，无论是社会化机构养老还是居家养老服务，均在政策推动下快速发展，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照护需求。社区养老与机构养老弥补了家庭养老的不足，进而形成人们复杂的养老预期和养老方式偏好。家庭不再是唯一承担养老育幼传统功能的结构主体。
人口快速老龄化，城市化与工业化并进，再加上庞大的人口基数和不断增长的预期寿命，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2019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数达到2.54亿，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18%，而65岁以上老年人已超过总人口的1/8（国家统计局，2020a）。老年人口规模大且增长速度快，抚养比高，将是未来半个世纪我国人口的新常态（李建民，2015），养老压力日益增大。
二、研究框架：代际关系、养老保险与养老预期
对社会成员而言，家庭保障是一种内生的基础性保障，以代际关系理论解释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是一个重要话题（熊跃根，1998）。家庭养老是我国老年人的重要养老方式，家庭承担着厚重的养老期望。然而，现代化变迁引发的家庭结构、代际关系和孝道观念的变迁使得家庭养老受到冲击，国家、社会与市场的力量逐渐显现。研究表明，虽然以家庭为主的传统照料模式依然是老年人照料需求模式的主体，但社会化照料模式已被部分老年人接纳（陆杰华、张莉，2018）。
（一）现代化下的孝道观念、代际关系与养老方式
现代化理论被普遍认为是进化论和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混合物。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变迁会引发个体认知、家庭人口结构、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变化，从而导致传统的家庭结构变得松散，子女赡养父母的观念逐渐淡化，代际的凝聚力和支持随之减少，老年人的地位不断下降（胡安宁，2017；马春华等，2011；Whyte，2005）。然而，有学者认为这一理论被过度简化，扭曲了现代化对老年人地位和家庭代际关系的现实影响（Aboderin，2004），无论从中国历史还是现实角度看，代际关系既有稳定延续的一面，又有发生变动或被调整的另一面（王跃生，2019）。
大量研究显示，中国家庭在现代化进程中依然保持着紧密的代际团结。尽管现代化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传统代际关系的作用，但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依然保持着旺盛生命力，并没有出现孝道和代际关系沦丧的现象（汤一介，2009）。传统文化和责任伦理仍然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和行为，不能忽视其对家庭养老的影响（杨善华、贺常梅，2004）。在当下中国的社会转型情境下，代际关系为抚育—赡养关系和交换关系两种关系并存且互为补充（王跃生，2012）。代际关系中基于血缘的情感和责任仍是家庭认同的基础，个体的自反性行动并未导致家庭的个体化，而是再造了代际责任伦理和团结（刘汶蓉，2016）。所以，虽然孝道观念和代际关系已经弱化，却仍可在家庭养老模式中发挥约束作用（罗玉峰等，2015），家庭养老仍是中国老年人养老的重要方式。
孝道文化与代际关系的转变是制度改革和社会变迁的结果。家庭中的个人还未从前现代的孝道传统束缚中彻底解放出来，就在后现代式的风险压力下更深地嵌入了代际关系之中（石金群，2016）。孝道的内涵逐渐从传统意义上强调父母子女之间的辈分关系和子女对父母的顺从义务，转向相互亲情与辈分权威并存的双元模型，并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无法显著提升子女对父母的劳动力支持（胡安宁，2017），权变孝行模式成为社会发展趋势的产物（李琬予等，2014）。基于“责任伦理”，老年人对子女的赡养不到位予以体谅，子女以实现父母对自己的期望作为“孝”的补充（杨善华、贺常梅，2004），从而产生了“孝而不顺”的孝道观念再定义与下行式家庭主义（阎云翔、杨雯琦，2017），“伦理转向”导致了下位优先分配原则（狄金华、郑丹丹，2016）。因此，由传统思想观念影响的“依赖式养老”受到了严峻挑战，独立于子女的现代化养老模式开始兴起并成为当代养老方式的重要选择。无论缘于主观还是客观因素，家庭的养老功能无疑在逐渐弱化，老年人的照护问题日益严重（于长永等，2017）。
（二）养老保险与养老预期
事实上，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正在从长期的试验性改革走向稳定发展的道路，近年来的改革体现出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和可持续的目标方向。2009年，我国开始推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2011年《社会保险法》开始施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也于2011年推行，并于2014年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已基本实现了“全覆盖”。2019年末，全国领取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离退休人员为1.23亿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领取待遇人数为1.60亿（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20），两项合计超过了60岁以上人口总数。养老金待遇也有了显著提升。2005年出台的《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规定，根据在职职工的工资和物价变动情况对退休人员养老金进行动态调整，截至2020年已实现了“16连涨”。根据2019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与年初年末参保离退休人员总数推算，当年全国人均城镇职工基本退休金约为40839元。
目前学界有关社会保障与家庭互动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代际经济支持层面，存在“挤入”与“挤出”两种效应。部分研究认为养老保险金的领取会减少子女的经济支持，从而产生“替代效应”（Becker，1974；张川川、陈斌开，2014）。例如，由于城市退休职工能够享受退休金待遇，从而减轻了子女的养老负担，老年人对子女的经济赡养需求大大降低（王跃生，2019）。但同时，社会保障制度会增加子女的代际支持，从而与家庭养老产生“协同效应”，老年人的福祉得到提升（胡宏伟等，2012；朱火云，2019）。但是仅从代际支持角度，特别是经济供养的角度探讨养老保险的影响是远远不够的。我国是典型的老龄化国家，老年人的健康和精神需求会明显提高（姚远，2001），养老照护需求也会相应提升。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条件的进一步改善，老年人真正需要子女给予帮助和赡养的年龄已大大推迟（杨善华、贺常梅，2004），因而他们的养老预期值得研究。
三、数据与模型：养老预期的影响因素
（一）数据和变量
除核心变量外，本文将受访者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子女特征（子女数、子女经济状况）、经济紧张程度、健康状况及居住城市作为其他控制变量。
（二）描述性统计分析
各变量的定义和赋值如表1所示。关于被解释变量，受访者的养老焦虑平均值为5.92分，说明我国老年人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养老焦虑。具体到养老焦虑的各个方面，由于退休金的发放有国家财政为后盾，老年人整体上对退休金的焦虑要明显低于对经济和照料问题的焦虑。被访者对子女为其提供赡养的预期需求（简称赡养预期）均值为11.82分，在精神情感方面的赡养预期均值为3.97分，远高于其他维度，说明相对于有形的经济和照料外，老年人普遍期望子女能提供精神和心理支持。在养老方式、护理方式和护理人的选择上，偏好居家和社区养老的占85%，机构养老占15%；偏好居家护理的占68%，机构护理的占32%；偏好家人护理的占58%，非家人（保姆照顾、专业人员上门服务、托老所等）护理的占42%。这表明家庭仍是我国老年人的主要养老场域与结构。
在解释变量方面，被访者年平均养老保险领取额为3.74万元，与我国2019年人均城镇职工养老金水平较为接近。在代际关系方面，从总体上看，受访者代际关系均值为47.56分（每项3.66分），介于一般水平和较好之间。
在控制变量方面，受访者的平均年龄约为68岁；性别比大致平衡；平均文化程度为中低层次；有配偶者占76%，无配偶（含未婚、离婚、丧偶等）者约占24%；人均子女数为2-3人；子女经济状况、个体现代化略高于一般水平，均值分别为3.22分、105.55分（平均每项4.2分）；个人经济紧张程度均值为2.48分，平均经济状况略高于一般水平；健康状况均值为72.88分。
（三）代际关系、养老保险和个体特质的影响
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估计代际关系和养老保险等变量对养老预期的影响。回归方程如下：
Expectationi=C+αXi+βCovi+μi（1）
其中，因变量Expectationi表示一系列养老预期，Xi代表解释变量（代际关系和养老保险），Covi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C表示常数项，α代表代际关系和养老保险对老年人养老预期的影响效应，β代表控制变量的影响效应，μi为随机扰动项。表2的五个模型分别展示了解释变量对受访者养老焦虑、赡养预期以及养老方式、护理方式和护理人选择偏好的影响。
个人、家庭与现代化变迁之间的影响密不可分、相互影响。在当今中国现代化变迁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发展趋势下，个体现代化水平受到不断变迁的社会结构与制度的影响（Yang,1998）。赡养预期是养老预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人们对自己的子女为自身提供的代际支持的预期。而老年人对子女为其提供赡养的预期一般比年轻一代的赡养预期更高（Pillemeretal.，2010），通常可细分为经济支持、精神慰藉、日常照料与疾病护理（刘一伟，2016；王琼，2016）。为进一步考察现代化变迁下代际关系、养老保险和赡养预期的关系，本文在对赡养预期的各项分析模型中分别加入了代际关系与养老保险的交互项和代际关系与个体现代化程度的交互项，得到如下方程。
SEi=C+αXi+βCovi+γPensioniIRi+δIMiIRi+μi（2）
其中，因变量SEi表示赡养预期（SupportExpectation），IRi表示代际关系（IntergenerationalRelationship），Pensioni代表养老保险，IMi代表个体现代化程度（IndividualModernity），Covi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C表示常数项，γ表示养老保险对老年人赡养预期的调节效应，δ表示个体现代化程度对老年人赡养预期的调节效应。
在表3的模型6-9中，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个体现代化水平显著降低了老年人对子女的经济支持、日常照料和疾病护理的赡养预期。养老保险则显著降低了老年人对子女的经济支持、精神情感和疾病护理的赡养预期。模型10是对整体赡养预期的考察，其中个体现代化和养老保险的作用延续了上述规律。因而再次验证了个体现代化与养老保险水平越高，老年人对子女赡养的依赖性就越低。
具体而言，在模型6中，代际关系与养老保险的交互项显著为负，说明养老保险能够削弱代际关系与老年人对子女经济支持预期的正向关系。
模型7中代际关系对子女精神慰藉预期的影响为正，而养老保险、代际关系与养老保险的交互项以及代际关系与个体现代化程度的交互项为负，但均不显著。这说明老年人对不能满足自身精神需求的子女持有理解和宽容的态度（杨善华、贺常梅，2004），他们对子女精神慰藉的需求并不是刚性的。在模型8中，代际关系与个体现代化程度的交互项显著为负，意味着代际关系对子女日常照料预期的正向影响被高个体现代化水平所削弱。在模型9和模型10中，代际关系与养老保险、个体现代化程度的交互项均显著为负，说明代际关系对子女疾病护理期待和整体赡养预期的正向影响会被较高的养老保险和个体现代化水平削弱。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关键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有助于理解老年人赡养预期得以满足的机制。
四、独立互惠的代际关系与“自立式”养老预期
为进一步理解我国老年人代际关系、养老保险与养老预期的现状并阐释三者之间的交织互动，课题组在北京、武汉、赤峰、重庆等地对30位老年人进行了定性访谈。通过判断抽样选择有代表性的个案，包括不同年龄、文化、健康程度、经济状况、居住方式与代际关系等。采用“个案逻辑”与“序贯访谈法”来决定样本的选取及数量（Small，2009）。研究者还参与了民政部养老服务事业规划与评估工作，赴街道社区及养老产业公司进行调研，以期以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视角诠释定量结果并为我国养老事业发展提供依据。
（一）现代化变迁与代际关系新形态
中国社会正经历着现代化转型。个体在国家各项政策改变和市场经济浪潮的双重作用下进一步发现和改造自我，形成了强调风险、亲密、自我表达和自我依赖的文化（阎云翔，2013）。现代化转型同样作用于家庭代际关系之中。老年父母既希望与子女保持紧密的情感联系，又希望有相对独立的个人生活。老年人的自理能力是生活质量的核心要素，身体健康是生活独立的基石。“我自己现在可以自理，思维敏捷，能够做饭，不需要别人来照顾”（个案23，男，79岁）。社会经济地位越高，人们在晚年生活中的个人主义取向越强（Dykstra&Fokkema，2011）。一位离休教授表示：“老伴去世两年多了，三个儿子都有工作、有自己生活。我雇了保姆照顾（自己的）生活”（个案12，男，92岁）。除去这些关键因素，个体现代化水平差异对养老预期带来的影响同样不可小觑。与前文回归检验结果相一致，现代化水平较高的受访者在养老预期方面表现得相对独立，而相对传统的受访者则较为排斥社会化养老和照护方式。
（二）制度化的养老保险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三）养老预期中的个人、家庭与社会之间的张力
与西方文献相对照，我国的养老问题兼具特殊性与普遍性。
首先，如前文回归模型所示，子女数量与代际关系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多子女能够极大地降低养老焦虑并促使老年人选择家庭照护，这一点在定性访谈中反复得到验证。例如：“子女愿意的话，肯定是子女照顾的好”（个案8，女，65岁），“心里还是希望儿女多来看看，不买东西没事，主要还是陪伴”（个案21，男，77岁）。
其次，养老保险和个体现代化不仅导致老年人对子女为其提供赡养的预期弱化以及养老方式的社会化，而且能够削弱代际关系对于养老赡养预期的影响。面对代际关系调整与养老支持的平衡难题，不少被访者在经济自立的基础上注重自立自主和团结互惠，选择了“分而不离、重心下移”的“体谅式养老”模式。“最理想就是身体健康，孩子住近一点，享受天伦之乐，自己也能有些精神生活和娱乐活动”（个案4，女，62岁）。“自立式养老”既是个体化的结果，也是个体化的原因，更是一种现实选择。在现代化进程中，父母对子女的孝行需求并非简单的线性发展。这一点可以呼应前文回归分析中养老保险和个体现代化在代际关系与养老预期之间的调节作用。
（四）能否破解养老服务中的“不可能三角”？
关于社会化照护的形态和方式，通常机构养老似乎是最终选择和最后防线。“我和老伴约定，谁先走，剩下的人就去敬老院，那里条件挺好，也不孤独”（个案24，女，78岁）。但愿望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差距。首先，经济成本是重要制约因素。“北京养老院太贵，好点儿的一个月一万多，押金就得几十万。谁都想去，挣几千的去得了吗”（个案13，男，69岁）。其次，养老院不易满足老年人带有各自特点、习惯的多元化的需求。“大家层次不一样，习惯也不一样”（个案16，男，80岁）。最后，老年人担心会隔断与原有家庭、亲朋和社区的联系。出于对自由度、舒适度、性价比和社会联系的考虑，能够自理的老人基本不会选择机构养老。
自理老人对于“传说中的”社区居家养老更加充满期待，例如老年食堂、上门服务等。“市里有托儿所一样的托老所，我们希望政府在郊区也设立这种机构。现在国家发展快，也许等我们老了就有社区养老了”（个案27,女，63岁）。北京市西城区等地已开展老年食堂试点，对高龄老人有一定吸引力。然而老年人相对节俭且形成了个自生活习惯，面对居家养老服务，首先考虑性价比与质量。因此，虽然养老保险能够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但面对养老服务的成本仍是捉襟见肘。未富先老的人口经济国情决定了我国养老适宜走中低端路线。
从长期发展趋势看，养老照护模式将逐渐朝向社会化养老方式转型，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将选择由专业人员提供部分照料，而家庭提供辅助支持和保障功能，形成半融合、半替代的养老照护方式。民众期待国家承担更多养老责任，着力发展养老事业，提供高质平价的社区居家服务。然而，结合民众需求和对民政部与基层社区工作人员的访谈，作者认为当前养老照料中存在一个价格、质量和数量的“不可能三角”，无论是家庭养老还是机构照护，养老服务都很难同时兼具完备、优质且平价的优点。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加剧，高龄老人比例不断上升，护理需求也会随之上涨，养老照料“不可能三角”就会浮出水面，成为考验家庭经济实力、代际关系和养老服务建设的重大问题。
养老是我国的重大民生事业。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这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对于我国“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将在21世纪上半叶持续加深，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于2026年前后超过3亿，2035年将超过4亿，2055年达到峰值4.88亿，占比将达到35.6%（UnitedNations，2019）。预期寿命不断延长、高龄老人比重的不断增加，并且伴随身体和认知功能的下降，导致养老保险和照料护理的压力与日俱增。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指引下，本研究对理解我国家庭代际关系变迁和养老问题具有如下意义与启示。
第一，我国社会过去几十年的变革虽然带来了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但家庭仍然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关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因此家庭建设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胡安宁，2017）。我们需要顺应孝道文化的现代化变迁趋势，做到继承、更新和发展并重（邬沧萍、谢楠，2011）。为此，我们一方面要承继传统孝道文化中尊老敬老的总体价值取向；另一方面要以平等对话、情感理解等现代化平等思想取代等级和服从观念，塑造新型孝道文化并构建优质代际关系，实现家庭内部的代际支持互惠，提升整体福祉。
第三，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深度发展，养老服务业的需求和压力都将不断释放。政府应着力引导养老事业发展，与社会、市场和家庭共同优化资源配置，以克服养老照料“不可能三角”。养老服务业发展推进的过程也是政府实现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作为养老服务事业的责任主体和养老服务产业的监管主体，政府如何在“放管服”改革中寻求“有效职能”，合理引入市场和社会力量提供优质服务，是提高老年人福祉的关键问题。此外，养老服务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利用科技进步推进智慧养老，以节省人力成本，提高照护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