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高校居家养老人群医疗服务模式思考
关键词：老龄化老龄产业疗养服务贸易
在《联合国2003年全球人口报告》中指出，人口过快增长和老龄化是当今世界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主要人口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同样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建立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直致力于“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既然老龄产业是在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成长并发展起来的，那么加强合作，并用开放的眼光寻求解决老龄化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应成为一条重要的途径。
疗养服务贸易问题的提出
二战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世界各国的人口再生产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传统类型逐步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现代类型转变，由此形成人口年龄结构从“年轻型”向“老年型”过渡的结果。特别是发达国家，普遍进入了老龄型社会。依据联合国有关规定，一个国家65岁以上的老年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超过7%，或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10%，便被称为“老年型”国家，我国于2000年跨入了这一行列。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老龄化有着自身独特的特征，有学者将我国老龄化特征概括为“二高三大”，即高速、高龄；老年人数量大，老年人扶养比大，地区差异大，真实地反映出我国老龄化的现状，同时也表明老龄化将给整个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挑战。
随着社会发展，我国人口老龄化将经历快速老龄化、加速老龄化和稳定的重度老龄化三个阶段。2030年到2050年是我国人口老龄化最严峻的时期；而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需要抚养的老年人口将占人口总数的40%-50%。届时，重度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将日益突出，我国将面临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总量过多的双重压力。
虽然老龄化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就业压力，提高就业水平，但也会造成劳动力比例下降，形成劳动力供求不足的新矛盾。加之过去人口高增长带来的“人口红利”终将消失，由此导致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下降。不仅如此，老龄人口的过快增长提高了社会负担系数，客观上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因素。目前我国的老年扶养比为0.11左右，即大约9个多劳动年龄的人就要供养1个老人。据测算，到2050年将上升到0.4左右。如此高的社会负担系数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社会保障作支撑，也决定着传统的居家养老方式难以维继。而到2005年底，我国养老金“空账”已达八千亿。这需要大量的养老资金投入，但同时，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提前步入老龄社会使得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现代化，与发达国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下进入老龄社会相比，我国成为世界上惟一进入老龄社会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典型的“未富先老”的特征。这种状况表明在解决老龄化问题上我国面临着严重的资金缺口。
上述分析指出的种种矛盾是化解老龄化危机不能回避、必须正视的问题。然而事情总有利弊的两面。因为在压力背后是开拓老龄市场和老龄产业的机遇，这必将对我国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带来巨大的影响。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确实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市场需要，但那仅仅是一种潜在的市场，要真正形成市场供求，就需要老年人具有持续且具有一定水平的购买力，从而推动老年市场供给的增加及老龄产业的发展成熟。
疗养服务贸易潜在的国际市场
目前跨国医疗、旅游、养老的人数不断增加，全球“医疗旅游”人数已经上升到每年数百万以上。到2010年，国际“医疗旅游”行业的年营业额将上升到400亿美元。发达国家医疗保健费用高涨，为亚洲的医疗服务公司提供了赚钱的机会。如面对日本老龄市场巨大潜力，东南亚各国政府纷纷放远眼光，在住房、医疗、旅游等领域制定中长期计划。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已经修改了移民、税收和房地产购买的法规，以吸引富裕的外国退休者。虽然医疗旅游并非等同于疗养服务贸易，但它是疗养服务贸易的重要部分，由此可见开拓这一市场的巨大前景。
我国发展疗养服务贸易的可行性分析
疗养服务贸易则从开放经济的视野下为解决我国老龄化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途径。我国在开拓疗养服务贸易新领域中较之开发“医疗旅游”的东南亚各国，除了共同的有利环境外，更有着自身厚实的优势和基础。主要表现在：
（一）疗养保健资源是疗养服务贸易的优势和前提
首先必须充分发挥我国丰富而独特的疗养保健资源的功效。这些资源涉及自然、技术以及社会人文各方面，其中以自然及技术资源为基础，以社会人文资源为依托，形成疗养资源层级、互补结构。具体而言，我国地域辽阔，自然疗养资源丰富，以这些资源为基础已经开发出众多旅游度假及疗养胜地，为发展疗养服务贸易奠定了基础。此外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及民风民俗等对疗养及形成健康、和谐的疗养环境同样重要。（二）国内外消费能力的不断提升是疗养服务贸易的关键
从服务的提供地来看，本地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对于开发疗养资源及形成配套设施和措施而言比较重要；从服务的消费群体来看，目前能够成为我国疗养服务贸易市场开拓对象的国家和地区基本属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其经济实力及消费能力不成问题，而关键在于如何吸引并为自然人流动创造条件。如同旅游市场划分等级一样，疗养客源市场依据地缘、经济实力、消费能力等标准同样可以确定需要开拓的不同等级的目标市场。显然依据我国旅游业及服务贸易合作的发展形势判断，疗养客源市场的开拓具有很大的地域空间。
（三）不断增长的老龄人口是疗养服务贸易的客源基础
（四）开放条件下的区域合作是外部成长动因
开放经济条件与封闭状态相比，在谋求经济发展的途径、动力等方面显然具备很多优势。疗养服务贸易的开展就是基于开放条件下的双边及多边合作，它为解决各国及各地区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如人口老龄化提供了一个合作平台。基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劳务合作、对外旅游等方面合作的加强，在解决疗养服务贸易所涉及的一些关键性问题上的难度会逐步降低，合作空间将进一步拓展。
结论
参考文献：
1.曾毅.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二高三大”特征及对策探讨[J].人口与经济，2001(5)
论文摘要:进入21世纪以来，党和政府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推进力度不断加大，尤其是2009年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试点工作即将开始启动，理论界对此问题的研究也进入了新的阶段，研究内容集中于:当前我国农村老龄化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推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现模式的选择、政府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角色及职能定位等方面，其特点在于紧密结合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联系农村社会保障的进程，寻找问题、分析原因、提出对策与建议。
一、关于当前我国农村老龄化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二、关于推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原因
关于从1992年1月1日民政部公布实施《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至1999年7月国务院暂停执行这一方案期间7年多的情况，学者们总体认为基本上是不成功的，彭希哲、宋韬综合国内学者的各种分析后认为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制度设计本身的缺陷，表现在:(1)农村社会保险缺乏社会保障应有的社会性和福利性;(2)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着制度上的不稳定性;(3)是资金保值增值困难;(4)保障水平过低;二是执行过程当中出现了问题，表现在:(1)基金的管理不够规范和完善;(2)机构管理费用人不敷出;(3)干部群众在享受集体补贴方面差距过大;(4)多种形式的保险并存，形成各自为阵的混乱局面。
当前我国农村是否具备了建立养老保险制度的条件，学者们对此问题的看法迥异，刘卫国认为，我国具备了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条件，理由是:第一，我国整体经济已进人快速发展时期，已具备进行国民收人再分配的能力与手段;第二，农村经济日益发展，农民收人逐渐提高，城乡差别正在缩小，农民权益保护意识不断强化，农民参保意识也在不断增强;第三，发达地区农村、城镇近郊农村和不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部分乡村，建立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条件基本具备;第四，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是破解“三农”问题的战略需要。而何文炯等人则认为，国外建立农民养老保险大都是在工业化发展的中期转向成熟期的过渡阶段，从经济指标看大体有:(1)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在巧%以下，农业劳动力结构份额在20%以下;(2)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率降至50%以下，且处于老龄人口高峰期;(3)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较高，人均GDP在2000美元以上。按照这些指标来衡量中国农村所处的阶段，总体上差距是比较大的，在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差距会更大，全面实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社会经济条件尚不具备。认为中国目前尚不具备普遍实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观点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
三、关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现模式的选择
由于对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条件是否成熟存有分歧，因此在养老模式的选择问题上学者们各抒己见，莫衷一是。
第一种意见是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水平实施分类处置，何文炯认为，就全国而言，农村养老保险应当有进有退，发达地区应积极推进，欠发达地区应暂缓推行。他提出，暂缓推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欠发达地区宜在积极发展经济、增加农民收人的同时重点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坚持家庭养老;二是建立健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三是发挥土地的保障功能;四是发挥商业保险和储蓄的养老保障功能。杨志玲在对云南丽江纳西族聚居地区调查后发现，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家庭养老模式不仅长期以来受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及民族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表现出与城镇、汉族家庭养老模式不同的特点:一是少数民族农村家庭养老受少数民族传统道德观念影响较大，具有强烈的尊老、敬老的民族意识;二是农村家庭养老方式比较稳固;三是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在少数民族地区具有较强的延续性;四是少数民族农村家庭养老模式的发展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由于家庭养老形式难以被其他形式所替代，因此，以家庭养老为主，发展农村社区养老，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将是少数民族农村养老形式发展的必然选择。
第三种意见是“实物换保障”，卢海元指出，“实物换保障”是指根据不同的对象，以特定方式将其拥有的农产品、土地和股权等实物转换为保险费，分别设计现实可行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方案，如年轻农民可实行“产品换保障”;老年农民和被征地农民则实行“土地换保障”，等等，他强调，与一般建立养老保险的方案不同的是，实物换保障是一个能同时解决养老和发展问题的方案，而这正是该方案的最大特点，也是世界银行所倡导的新模式。
四、关于政府在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角色及职能定位
国内学者比较一致地认为，在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建立和完善过程中，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如柴瑞娟、罗新铭认为，政府职能社会化已成为当代政府职能发挥的一个显著的趋势，这种从单一权力行政向公共服务行政的转变决定了提供公共产品和有效的公共服务是当今政府的职责所在，而稳定健全的社会秩序和一套合理的制度框架无疑是最为核心的公共物品。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种典型的公共物品，政府也就必然参与其构建和管理。尤其是当今农村社会保障现状巫需国家出面支撑，政府之责义不容辞。
关键词：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指标体系
作为一项公共服务，居家养老在破解养老难题和构建和谐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日益凸显。在应对老龄化问题的过程中，居家养老社会化已成为一种潮流。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我国已经进入了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阶段，并将继续加速。十报告提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并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改善民生和加强社会建设等四个方面、十次提到“基本公共服务”，这在表明新时期政府对老龄问题更加重视的同时，也为缓解养老压力、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指明了发展道路，即从社会管理和服务的角度，使“老有所养”的战略目标“持续取得新进展”。
一、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服务测评的重要价值
从2000年开始，我国各地陆续展开了居家养老服务试点工作，北京、上海、广州、大连、宁波等地区纷纷进行居家养老服务模式的探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财政实力、人口老龄化发展水平的不同，各地在居家养老服务的发展水平和服务效果方面也存在较大差异，这给统一评价全国及各地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总体水平和发展状况带来一定难度。
二、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测评的研究现状
第一，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测评的理论基础，即解决“凭什么测”的问题。现有研究中提出理论依据的较少，部分研究根据地方特色或制定了居家养老服务的原则或依据。章晓懿、梅强（2012）基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公共服务属性，将公共服务绩效评估理论作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绩效评估的依据。在《社会养老服务发展监测指标体系》中，民政部（2012）将导向性、科学性、简便性和突出重点作为监测指标体系的主要原则。左建一等（2009）则以“政府主导、依托社区、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及居家老年人生活的实际受益等方面作为考量宁波市居家养老服务的主要依据。
第二，构建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指标体系，即解决“测什么”的问题。根据不同的理论依据和原则，各地区制定了不同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指标体系。在对上海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评估体系中，章晓懿等（2012）从公平性、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四个维度，设置了4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和31个三级指标，包括投入、产出、服务种类、服务对象评价等内容。包国宪等（2012）在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绩效内涵及其过程基础上，构建了绩效分析模型。在《社会养老服务发展监测指标体系》中，社区居家养老作为二级指标，包括城乡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数、城乡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服务人次、城市和农村日间照料场所覆盖率等6项三级指标。左建一等（2009）将指标体系总体框架分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工作体系评估指标和群众满意度测评指标两大部分。其中第一部分又分为政府主导、基础设施、服务队伍和服务成效5个一级指标和13个二级指标。
第三，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综合评价方法，即解决“怎么评”的问题。目前鲜有学者对居家养老服务的评价方法和权重设计进行深入分析，仅有章晓懿等人对上海地区的居家养老服务进行了实证分析。他们采用专家意见法，优选了学术专家、职能部门专家及机构专家共12人作为咨询专家，进行了三轮德尔菲专家咨询。包国宪等（2012）则将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应用于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效率评价。
三、研究不足及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综上，在过去近20年中，虽然学术界取得了较多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对居家养老服务的各项工作起到了指导作用，尤其是近3年内对于居家养老服务指标体系构建和测评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为客观评价社区居家养老的服务水平提供了可能；但是，目前居家养老服务评价研究仅仅局限于某一个地区或某个街道、社区，且由于缺乏统一的评价标准，使得指标体系缺乏普适性，不能满足全国范围内不同地区居家养老服务水平综合衡量的实际需要。
[2]包国宪，刘红芹.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绩效评价研究[J].广东社会科学，2012，（2）.
[3]章晓懿，梅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上海例证[J].重庆社会科学，2012，（6）.
[4]章晓懿，刘帮成.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质量模型研究——以上海市为例[J].中国人口科学，2011，（3）.
[5]吕津.中国城市老年人口居家养老服务体系的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10.
[6]杨鸿燕.居家养老中生活照料评估体系研究[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1，（3）.
[7]路依婷.上海市居家养老服务指标体系的构建[D].上海：上海交通大学硕士论文，2007.
[8]曾宪新.社区为老服务评估体系及应用系统的开发[D].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硕士论文，2002.
一、引言
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障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外文献中养老保险被直接称为社会保障(Socialse-curitySystem)。按筹资方式的不同，养老保险可分为现收现付制(Pay-as-you-goSystem或UnfundedSystem)和基金制(FundedSystem)两种类型。现收现付制是从社会保障制度产生以来至今大多数国家采纳的一种养老保险制度模式；而基金制是自20世纪80年代人口老龄化及养老保险面临的财政支付危机以来，一些国家开始试行并逐渐实施的一种养老保险模式。
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Samuelson(1958)和Diamond(1965)的世代交叠模型(OLG)的基础上，多数研究通过对个人储蓄、收入分配、劳动力流动之间关系的认识，对养老保险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例如Barro(1974)从遗产动机的角度、Romer(1986)从个人储蓄、劳动供给的增长模型讨论了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等。不过这类研究通常不考虑技术、人力资本、制度等要素。
二、养老保险与人力资本投资的理论研究
通过世代交叠模型假定年青期和年老期人力资本和养老保险效用存在代际间相互转化，是研究养老保险制度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基本理论框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人力资本投资属于公共支出，需要符合公共服务效用最大化的公共决策原则；而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的决策则需要符合个人终身效用最大化的原则。这样，通过2期或3期的世代交叠模型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就可以针对现收现付制和基金制这两种不同的养老保险制度对人力资本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分类研究，约束条件为市场均衡条件下的微观主体效用最大化和经济稳定增长。
(一)养老保险与家庭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在世代交叠模型中，基金制条件下的强制性储蓄或社会保障税使父母在年老时获得的养老保险与子女未来承担的赋税无关，也无法产生遗产效应，这可能造成生育率上升和人均人力资本水平下降，不利于经济长期增长(Stuart，1998等)；反之，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则能通过对年青期个体强制征收养老保险或社会保障税并转移给当期的老年期个体(或者父母)，以保证年老期个体(或者父母)对孩子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也有利于鼓励父母对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有利于经济增长。
(二)养老保险与政府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由于人力资本投资离不开政府对公共教育领域的资助，许多研究还将政府人力资本投入引人理论模型分析之中。政府支出包括生产性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其中，非生产性支出中包括政府用于公共教育和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投入。由于一国政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府每年预算的约束，增加一方面的公共支出比重则必然会导致另一个公共支出领域预算的减少。
在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模式中，当期工资与养老金数量挂钩，这利，养老保险计划不影响当年的财政收支平衡，政府可将更多的公共资源用于教育和基础设施等公共支出领域，优化公共资源配置以提高全社会生产效率。而在基金制的养老保险模式下，个体的养老金数量或者说未来的福利是由他本人过去的储蓄和基金运作表现决定的，与下一代人力资本水平提高而带来的教育收益率的提高没有关系，他们希望政府能将更多预算投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中来，这将会减少政府对教育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公共支出，从而不利于政府人力资本投资的决策。因此从养老保险与政府人力资本投资的研究结果来看，这些结论也大都偏向于现收现付养老保险制度对政府人力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
在一个3期的世代交叠模型中，Buiter&Kletzer(1995)考虑了现收现付养老保险的代际转移再分配政策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发现当年轻个体不能够从资本市场上进行借贷以支付他们的教育费用时，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尽管会降低物质资本的积累，但却有利于公共资源偏向于对人力资本的投资。而Kaganovich&Zilcha(1999)的研究表明，假定在现收现付的养老金制度下存在市场均衡，那么政府会将大量预算开支用于教育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社会保障的转移支付，这时养老金计划也许没有存在的必要。而在子女的福利状况是由人力资本水平决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定的前提下，父母的效用函数由其自身消费大小和子女当期的人力资本回报来决定，因此，父母考虑到今后的退休福利水平，就必然会加大对子女的教育投入，这时政府给予家庭的教育补贴也会起到积极作用。此外，Bellettini&Ceroni(1999)还将公共支出和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并引入理论分析，指出只有现收现付社会保障才会增强公众赞成提高生产效率政策的意愿，从而对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力资本投资方面产生积极作用…。。
也有一些研究如Starketa1.(1997)、Panu&Poutvaara(2007)等从跨国之间劳动力流动或者技术转移的角度考察劳动力流动对人力资本的影响。结论是跨国间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能够促进欠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投资并通过技术人员的双向流动提高欠发达国家的人均人力资本，但现收现付制社会保障形式下，比例工资制社会保障制度国家和固定本论文由整理提供费用制养老保险制度国家间的劳动力流动会导致前者人力资本投资的减少和后者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并由此带来帕累托改进。
三、养老保险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应用研究
Rojas(2004)的研究配合了内生生育率选择来量化1985年以来西班牙的高等教育资助(政策)的成本和收益，结果显示：西班牙的政府教育补助的增加改变了人口教育程度的分布并导致人口出生率下降，受教育人群中低人口出生率和高人均寿命改变了总人口的年龄结构，使得政府必须增加社会保障税率以平衡养老金预算，因此这一机制实际上降低了教育投入政策的社会福利。
针对中国长期的城乡分割的现实情况，赖得胜等(2004)、田永坡等(2006)等的文献根据当前中国“统账结合”的社会保障模式，对我国城乡人力资本投资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由于当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缺位，造成了基层政府和农村家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庭在教育投资领域的沉重负担，因此需要尽快建立覆盖全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提高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比重，从而有利于人力资本投资。
四、结论与展望
论文关键词：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中年农民，参保意愿
一、资料的收集与整理方法
1.调查对象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划分45岁以下是青年，45~59岁为中年，60岁为退休年龄。而我国民间约定俗成地将35~45岁之间的人们定义为中年人。我国目前统计的平均寿命是71岁，人口中位数为35岁。因此，结合我国人口寿命的实际情况，本次调查把35—60岁的农民作为中年农民。
3.资料收集方法
二、调研数据
1.中年农民样本的基本情况
（1）性别结构：男性有143人，女性有109人，比重分别为56.7%和43.2%。
（2）年龄状况：35-40岁有54人，41-45岁有95人，46-50岁有62人，51-60岁有28人；分别占样本的21.4%，37.7%，24.6%，11.1%。
（3）文化程度：文盲有36人，小学有112人，初中有67人，高中或中专有24人，大专及以上有13人，分别占样本的14.2%，44.4%，26.6%，9.52%，5.16%。
（4）婚姻状况：未婚的占样本的14%，已婚的占86%，已婚有子女的占82%，已婚无子女的占4%。
（5）职业：以务农为主的仅占29..2%，其它情况如经商、打工等占70.8%。
（6）儿子人数：无儿子的占样本的31.3%，一个儿子的占57.6%，两个儿子的占10.5%，三个或以上占0.6%。
（7）年人均纯收入：5000以下的占38.6%，5000—10000的占46.2%，10000—20000的占12%，20000以上的占3.2%。
如表1样本基本情况
变量
百分比
样
本
基
情
况
性别
男
56.7
职业
务农
29.2
女
43.2
非农
70.8
年龄
35-40
21.4
儿子人数
31.3
41-45
37.7
1
57.6
46-50
24.6
2
10.5
51-60
11.1
3及以上
0.6
文化程度
文盲
14.2
收入
5000元以下
38.6
小学
44.4
5000—10000元
46.2
初中
26.6
10000-20000元
12
高中及中专
9.52
20000元以上
3.2
大专及以上
5.16
婚姻
未婚
14
已婚有子女
82
已婚无子女
4
由于老农保中途实行清理整顿，停止接受新业务，以至于很多中年农民也心存疑虑，担心政府挪用资金或者这些钱是否能够如期发放等；并且48.1%的中年农民也担心所缴纳的费用在未来贬值，不能保证老年基本生活费。这些担心使中年农民对政府的信任感大大折扣，导致未来是否会继续投保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因此政府一定要健全监督机制，严格规范基金管理。
四、加强新农保建设的建议
我国新农保工作现在还处于起步阶段，有些农民思想认识上还不到位，各地工作进展不平衡，管理模式仍是个雏形，操作中往往是利弊伴生。因此，只有坚持边研究，边改进，才能走出一条实实在在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的新路子。
1.加紧立法和制度建设，为新农保健康发展提供法律支持。
目前，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理论研究和法制准备工作明显落后于实践，农保部门在开展这项工作时，一方面觉得任务迫切，另一方面感觉没有有力的法律依据，而农民自己也觉得心中没底，对这项政策不放心。我们应该在总结多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的一些成功经验，出台一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方面的基本法律，使这项工作真正步入法制化和规范化的轨道，各地在此基础上做好制度方面的准备工作期刊网。
2.坚持广泛宣传发动，着力扩大覆盖面，充分体现新农保的普惠性、全民性
宣传工作始终是推动农保事业发展的助推器、是推动工作的永恒主题。试点地区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报纸专栏等多种形式，对新农保政策的普惠性、全民性进行全方位地的宣传，让农民清楚了解社会养老保险的收益性、可靠性和规范性，尤其要让农民像了解银行储蓄存款利率那样明白缴纳养老保险金的预期收益，使广大农民真正感到社会养老保险是政府为他们解决后顾之忧所办的是一件看得见、摸得着的大实事。
3.提倡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相结合的方式，大力倡导孝道
目前家庭养老仍是我国农村养老的最主要模式，目前的新农保只是提供了一个最基本的保障部分，仅靠这个还远不够，不能为了推广社会养老而轻意否定了家庭养老不可代替的作用。家庭养老模式是儒家文化几千年的优良传统，赡养老人是儿女的责任，在推广新农保的同时，要特别注意向农民说清楚社会养老保险是对家庭养老的有益补充。家庭在提供生活照顾和精神危机慰藉方面又具有无可替代性。要大力提倡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相结合的方式，同时对农民进行感恩教育，要赡养父母，及时行孝。
4.坚持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的原则毕业论文开题报告，提升服务质量，增强政府信任度。
地方政府在推进新农保工作的整个过程中，要牢牢把握新农保的本质特征，坚持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的原则，公开透明地处理每件事。一是加强基础管理：各地采取了拉网式的调查摸底，使得全市应保人员全部纳入基础数据库，对参保人员及时输录数据，加强核对。二是坚持阳光操作：乡镇、村要把享受参保补贴待遇的对象、条件、标准等，均做到上榜、上墙公布，接受监督，真正让农民群众投上“放心险”，让农民群众都清楚明白自己履行了多少义务，可享受多少待遇，实行公开透明的运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