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省政府研究同意，现将省劳动厅、省体改委、省财政厅、省经贸委《关于贯彻〈福建省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实施细则〉若干问题处理意见》转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关于贯彻《福建省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实施细则》若干问题处理意见省劳动厅／省体改委／省财政厅／省经贸委（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三日）
为更好贯彻《福建省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条例》及其《实施细则》（以下简称《条例》、《实施细则》），现对执行中遇到的若干具体问题提出如下处理意见：
一、1997年底之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1998年1月1日后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职工，其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满10年不满15年的，经本人申请，并按《实施细则》规定的补缴标准补足15年后，方可予以办理退休手续，并享受相应的基本养老金待遇。
二、《实施细则》下达之前已按原规定标准补缴的，可不做变动；《实施细则》下达之后，补缴基本养老保险费的企业和参保人员应严格统一按《实施细则》规定的标准补缴，否则，不能享受相应的基本养老保险待遇。补缴工作在1999年12月31日终止。
1985年至1995年期间补缴年限缴费指数均统一按0.75计算。
三、参保人员1984年底前的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的缴费指数统一按1计算。
四、1998年新纳入统筹企业已退休人员应按《实施细则》的规定补缴，补缴后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满15年的，按每月255元的待遇标准计发基本养老金；缴费年限满15年以上的，每超1年，其基本养老金在上述待遇标准基础上增发5.6元。企业原发放的待遇高于本标准的，高出部分由企业按原渠道开支。
1999年1月1日至6月底前新纳入统筹企业的已退休人员，可享受1999年7月1日基本养老金调整额。
1999年底前，新纳入统筹企业的已退休人员或在退休时办理补缴手续的职工，必须一次性补缴结束，在计发基本养老金待遇后，不再办理补缴手续，不得再重新计算基本养老金待遇。2000年后新纳入统筹企业的职工和退休人员均不再办理补缴1997年前基本养老保险费，其工作年限不计算缴费年限。
五、从事国家规定的有毒有害等特殊工种的职工，其计算折增工龄的年限截止到1992年6月底，其增发待遇按《实施细则》第十五条规定执行。
六、职工到达法定退休年龄的，应及时办理退休手续。符合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确实需要办理延期退休的，应经当地劳动行政部门审批同意。其计发基本养老金待遇以职工办理退休手续时的本省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数计发，经批准延期退休的年限可以计算缴费年限，计算个人帐户养老金。
凡未经批准延期退休的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不办理退休手续的，超龄的年限不计算缴费年限，也不计算个人帐户养老金，超龄期间缴纳的养老保险费不退还。其基本养老金按《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规定，以职工到达法定退休年龄时的本省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数计发，可增发到达法定退休年龄至办理退休手续期间的历年7月1日基本养老金调整额。退休金从办理退休手续的次月开始领取。
七、统筹企业中复员转业军人、原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固定职工1995年底以前在部队、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年限，按规定可视同缴费年限的，其缴费指数按1计算。
［关键词］责任保险；人身保险；理赔
1责任保险与人身保险
(1)责任保险。我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第四款对责任保险作了定义：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在责任保险中,当被保险人依照法律需要对第三者负损害赔偿责任时,由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责任保险的特征主要有：①责任保险以法制为基础；②责任保险以民事赔偿责任为标的；③责任保险事关第三者利益。
人身损害赔偿,是指自然人的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造成伤害、残疾、死亡等后果及其他损害的,要求侵权人以财产赔偿的方式进行救济和保护的法律制度。根据《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因伤致残或死亡的,应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等其他合理费用。
关于赔偿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采取差额说与定型化说相结合的原则。“差额说”就是以受害人发生损害前后费用增加或者财产减少的差额作为赔偿依据的学说。“定型化说”则不考虑具体受害人个人财产损失的差额,而是从损害赔偿的社会妥当性和社会公正性出发,为损害确定固定标准的学说。该解释对具体损失采取差额说,抽象损失采取定型化说。所谓具体损失就是根据受害人的具体情况和特点等主观利益损失量化计算的损失,如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营养费等。
因此,受害人可以根据法律法规,要求责任方对医疗费、伤残金等项目进行赔偿,而责任方可以根据责任保险合同,要求保险人对应负的赔偿责任进行承担。
而且,根据《保险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如果责任方对受害人应负的赔偿责任确定的,责任方怠于向保险人请求的赔偿,受害人有权就其应获赔偿部分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
(2)人身保险。根据《保险法》第九十五条规定,人身保险业务,包括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其中,人寿保险是指以人的寿命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健康保险是指保险人对因健康导致的损失作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保险。意外保险是指以因意外伤害而致身故或者残疾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保险。
2006年保监会《健康保险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二条明确规定：健康保险是指保险人通过疾病保险、医疗保险、失能收入损失保险和护理保险等方式对因健康原因导致的损失给付保险金的保险。其中,《办法》所称医疗保险,是指以保险合同约定的医疗行为的发生为给付保险金条件,为被保险人接受诊疗期间的医疗费用支出提供保障的保险。
根据《办法》第四条规定,医疗保险按照保险金的给付性质分为费用补偿型医疗保险和定额给付型医疗保险。办法同时明确写道,费用补偿型医疗保险的给付金额不得超过被保险人实际发生的医疗费用金额。定额给付型医疗保险是指,按照约定的数额给付保险金的医疗保险,即当发生保险合同约定的医疗保险事故时,保险公司直接按照合同约定的保险金数额进行给付,至于被保险人是否发生了医疗费用的支出或者实际发生了多少支出均不理会。“住院津贴医疗保险”即属此类险种。显然,费用补偿型医疗保险适用损失补偿原则,而定额给付型医疗保险不适用。
受害人(人身保险的被保险人)可以根据人身保险合同,要求保险人给付人寿保险金、意外伤残或死亡保险金、给付型医疗保险金和费用补偿型医疗保险金。且根据《保险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人身保险的被保险人因第三者致使死亡、伤残或疾病等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给付保险金后,不享有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
(3)责任保险与人身保险的异同。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是被保险人对他人依法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人身保险的保险标的是被保险人的身体和生命。
责任保险只有当被保险人依据法律对第三者负有法律赔偿责任时,保险人才履行赔偿责任；人身保险凡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事故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保险人均负责赔偿。
责任保险使用补偿原则,保险人赔款后依法享有代位求偿权；人身保险根据给付性质,分为费用补偿型和定额给付型,不享有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
2损失补偿原则
作为保险四大基本原则之一,损失补偿原则是指保险事故发生使被保险人遭受损失时,保险人必须在保险责任范围内对被保险人所受的实际损失进行补偿。其含义可以分为三层：第一,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支付的保险金,不能超过被保险人的实际损失；第二,当发生重复保险时,各保险人支付的赔款总和,不能超过被保险人的实际损失；第三,当保险损失由第三者责任造成时,保险人支付的保险金与第三者赔偿的总和,不能超过被保险人的实际损失。
根据对保险产生及起源的分析,保险发挥的最基本的功能和作用就是分担风险和补偿损失。保险只是对社会财富进行的再分配,并没有增加社会财富。被保险人也就不应该因保险赔偿的获得而实现价值增值、财富增加或者是得到额外的利益。所以坚持损失补偿原则能避免将保险演变成赌博行为,防止诱发道德风险的发生,维护保险制度的正常运作,真正发挥保险的经济补偿职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我国《保险法》的规定来看,财产保险(包括责任保险)适用于损失补偿原则范畴是很明确的。《侵权责任法》对民事主体合法权益的保护主要是通过损害填补的方式来实现,它对应着侵权责任法的补偿功能,其主要目的是在于对受到侵害的民事权益进行保护,旨在使其得以补救和修复,在侵权责任的承担上表现出以损害范围为限的特征。
人身保险中的人寿保险和只承担死亡伤残金的意外保险属于给付性质的保险合同是不容置疑的,但对于医疗费用报销型的商业保险是否具有给付性质,或者说是否适用损失补偿原则,在处理该类案件时如何适用法律,一直是法学界争议的焦点。
三是折中,认为人身保险中的人寿保险等不适用损失补偿原则。而意外伤害保险和健康保险中的医疗费用保险,目的多是为了弥补被保险人医疗支出所发生之损失,且医疗费用支出无疑可以客观衡量和补偿,因此具有与财产保险相同的补偿性质。既然保险制度的目的在于补偿损失,因此在理论上,不应否认损失补偿原则适用于部分人身保险。在这类保险合同中,当事人可以约定适用损失补偿原则。
3责任保险与人身保险并存时的理赔办法暨保险注意事项
通过以上分析,在涉及人身损害赔偿的事故中,受害人是否能全部兼得责任方的赔偿和人身保险的保险金,关键还是要看保险合同是如何约定的。根据法律法规,受害人毫无疑问能够得到责任方应付的赔偿。对于人身保险合同,其中的给付型条款,比如残疾金、死亡金、住院津贴、护理津贴等,保险金受害人可以直接获取；而费用补偿型条款,比如医疗费用条款,只要保险公司在保险合同未作出明确的不赔规定,保险公司均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可以全部兼得。
对保险人来说,虽然目前司法实践没有承认费用补偿型人身保险适用损失补偿原则,但为了控制不合理的赔付风险,使保险的经济补偿性在人身保险中得到正确的反映和运用,保险人可以通过保险合同对重复保险以及有其他第三方在先给付的情形,作出对于损失补偿型人身保险给付的限制性规定。比如目前很多保险公司已经将“第三者责任赔偿时保险人免责”作为补偿型人身保险条款责任免除的一条,或者将“补偿原则”向投保人明确告知并明确列示。
《保险法》第十八条规定：“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该条款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那么如何理解“明确说明”呢？2000年1月21日最高法院法研［2000］5号批复对保险法第18条规定的“明确说明”所进行的解释是指保险人在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之前或者签订保险合同之时,对于保险合同中所约定的免责条款,除了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还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或其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如若发生纠纷,保险人应当对于自己已经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负有举证责任,否则要承担因其举证不能的败诉后果：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应该支付保险金。
投保人、被保险人应该按实际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保险。实际上,已参加社会基本医疗保险或是已参加了补偿性质的医疗保险的人,可以选择定额给付型的商业医疗保险,用于弥补住院期间除医疗费以外的其他损失。如住院津贴等,根据被保险人的住院天数给付保险金,与医疗费不相干,不受补偿原则限制。总之,投保人在选择适合自己的医疗保险时,可以根据已有的保障,进行组合投保,以便能使自己在遭受风险时获得最大限度的保护。
参考文献:
［1］郭颂平，赵春梅.保险基础知识［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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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奚晓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理解与适用［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
[论文关键词]道德风险；保险；逆向选择
一、保险法对核心风险的回应及其不足
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作为保险活动的两大风险，无论是经济学者，还是法学者都看到其中的利害，均希望从对这两大风险进行规制。传统法学从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两个方面对道德风险及逆向选择进行了回应。
（一）保险法对核心风险的回应
1.原则方面：保险利益原则的要求与最大诚信原则的外化
（1）保险利益原则的要求。保险利益原则最早确立于1774年英国制定的《人寿保险法》，单从名称而言，可能会给人其仅适用于人寿保险的假象，事实上，其亦适用于除“船舶货物信用险”外的所有保险合同。所谓保险利益是指办理保险的合法权利，即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具有利害关系而享有其合法的经济利益，我国《保险法》第十二条概括规定了保险利益，该法第三十一条则具体规定了人身保险中保险利益的享有者，第三十三、三十四条则规定了保险利益的消极条件。保险利益原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赌博和在补偿性保险中限制赔偿的程度，同时还可保护保险标的的安全，防止道德风险：如果不要求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法律上承认的利益，则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并无损失，反而可获得保险赔款，就会诱使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有意保险事故的发生或故意制造保险事故，或者消极地放任保险事故发生而不采取必要的预防和补救措施。
2.规则方面：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的规范
应对逆向选择，保险法律制度上有许多规则，其中最重要的即是强制保险制度：《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二十八条规定了强制油污染民事责任保险；《煤炭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了强制井下职工意外伤害保险；《建筑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了强制危险作业职工意外伤害保险；《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七条规定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即现在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海上交通安全法》中也规定了船舶强制保险。中国现行行政法规中有四部法规规定了强制保险制度，《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六十七条规定了强制船舶污染损害责任、沉船打捞责任保险；《旅行社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了强制旅客旅游意外保险；《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九条规定了强制污染损害责任保险；《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规定的交强险；以及各部委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地方性法规以及地方政府规章。
（二）保险法应对核心风险之不足
虽然我国保险法从原则及规则两个层面对道德风险及逆向选择进行了大量规制，但是或者囿于传统民法大厦之逻辑体系，或者处于某种学科偏见，对经济学之见解视而不见，或者未能很好地将法学与经济学结合在一起，应对风险时依旧存在漏洞或者存在明显的偏差。
2.保险业存在过度管制。保险产品的定价往往不遵循价格机制，往往规定不合时宜的审批制度，特别是涉及公共利益的强制保险领域；此外，保险行业作为保险市场竞争者的私营事业，对哪些人进行优惠，优惠的幅度是多少，从某种意义上，其自身完全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解决，但是我国法律却对此进行了过多干预。
3.复古主义倾向严重。保险法律制度存在某种教条主义倾向，往往置传统法律概念已经有所松懈或者扩张的这一事实于不顾，同时囿于学科偏见，也不能吸纳（法）经济学通过“假设——模型”方式得到的许多颇有助益的经典结论，而致僵化成本不断加大，无利于传统法学的“历久弥新”。
二、完善保险法规避道德风险及逆向选择的建议
然而，传统法学拘泥于其概念体系的精致，也因其一定程度上之固步自封，往往不能充分吸收经济学者的贡献，只要稍微放宽视野，以经济学之眼界拓展传统法学之分析范式，才能使保险法在应对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时能做出更好地反映。
（一）规避逆向选择的建议
1.完善强制保险制度。现代社会，多元的社会救济机制正在逐渐形成，在事故损害赔偿领域从倒金字塔结构演化为金字塔结构，倒金字塔结构的顶部为侵权责任制度，其虽能在一定程度上分担双方当事人的风险，但是仅限于特定当事人之间，极端情况下风险只由某一家庭承担，无论是在奉行“完美补偿”的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在强调“预期损害补偿”的大陆法系国家，倒金字塔结构都是一种不稳定的社会控制工具，也不能实现预设之补偿功能，这一点我们也可从世界各国之实证数据看出端倪：新西兰采金字塔结构；在美国，据1960年的统计，在补偿受害人的损失方面，侵权赔偿责任占7.9%，个人责任保险提供的赔偿占36.5%，社会保险提供的赔偿占18.1%。
另一方面，由于责任并不能为规避风险提供足够的激励；或者潜在加害人可能对风险评估不足；或者可能存在的判决无法执行问题以及基于公共利益与“父母关爱主义”的考量，强制保险制度也逐渐表现出蓬勃的生命力：以德国为例，依据德国有关法律规定，有120多种活动要进行强制保险，大体可分为五类：一是职业责任强制保险，二是产品责任强制保险，三是事业责任强制保险，四是雇主责任强制保险，五是特殊行为强制保险；英美国家强制保险则包括机动车第三人强制责任保险、雇主责任险以及其他强制保险（包括医疗、环境、职业保险等）。
从经济学进入法学，如何才能完善强制责任保险制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逆向选择或者缓解道德风险？首先，在设置强制保险的过程中，人们不可能设计出一个所有国家同一标准的社会保障理想模式，必须更多地针对一个国家的实际情况和它目前以及不远的将来的变化，必须适应社会的经济的变化。而《保险法》（2009年修订）第四条规定：“从事保险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遵循自愿原则。”其第十一条第二款又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必须保险的外，保险合同自愿订立。”那么就立法法的基本原理以及法律解释学角度而言，至少从部委规章及地方性法规的法律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均不具有法律效力。事实上，从专业技能及信息两个维度考量，中央与地方之间在强制保险方面的立法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行政成本或者管理成本。其次，我国强制保险制度的覆盖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随意性，其没有从成本收益衡平视角出发，很多灾难性事故（最明显的即是2008年的“汶川地震”）过后，由于强制保险制度的不健全，整个重建过程完全只能由国家主导，极大地加重了财政负担。对此，强制保险之适用范围应该扩张，至少可以将涉及“人身伤亡、重大环境事故以及灾难性事件”均包纳进来。
3.完善告知义务制度。从信息经济学视角出发，现实世界中谁拥有完全信息或者相对完全的信息？当然是每个经济人最能知道自己的偏好，最了解自己拥有的私人信息。保险合同是一个明显的涉第三人利益合同，如果没有第三人的参与，那么必然有一部分外部性无法完全内部化。然而我国法律明文规定，告知义务人仅为投保人，当然在某些情形中，投保人即为被保险人，但是往往也会出现不一致的情况，此时，若在拘泥于“合同相对性”原理不放，则以较小交易成本即可达到的外部性内部化之完满状态就可能碰到法律障碍。因此，以法经济学之视野，告知义务人事实上还应该是被保险人，甚至被保险人是主要告知义务人，投保人承担的仅是补充义务。另一方面，从法经济学的角度看，在履行告知义务时，应采询问回答主义，因为虽然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在保险标的方面存在私人信息，但是保险人在保险业务方面存在专业优势，保险人知道哪些信息对其确定保险费率是有助益的，哪些可能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投保人却不是专业人士，往往缺乏这方面的知识。
（二）规避道德风险的建议
事实上，无论上述举措带来多少益处，强制责任保险及无过错责任保险对道德风险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因此，除了行之有效的规避逆向选择风险的规范，还必须构建或者完善缓解道德风险的制度。
1.建立自负额条款制度。所谓自负额也叫免赔额，包括绝对免赔额和相对免赔额。前者规定在一特定数额以下的损失由被保险人自己承担，超过部分由保险公司负责赔付，其一般适用于损失频率高而幅度小的险种；后者规定在某一比率以下的损失由被保险人自己承担，超过该比率后，保险人按照实际损失，或保险标的重置价格，负责赔付，其一般适用于损失频率较低而幅度高的险种。自负额条款有几个十分重要的功能：排除小额索赔；在一定程度上可降低保险费率；还可降低保险业的管理成本，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净收益；让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承担一定程度上的风险损失，可以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努力采取措施防止损失的发生并控制损失的程度，从而防范其滥用权利，以降低道德风险。
3.建立有索赔增加费率制度。与无索赔优待制度相对的，则是如果上一年保险期限内有索赔记录，则续保时可适当增加保险费率。有索赔则增加费率制度亦可激励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尽可能地满足（所有人或者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规定。有索赔增加费率制度主要是避免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因道德风险行为而未尽必要之注意义务，那么从制度构建而言，其必须具有针对性。具体而言，应当非两种情况讨论：一方面，如果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不存在过错，但是结果依旧造成保险标的发生损害，则不适用有索赔增加费率制度；另一方面，如果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存在过错，则才可适用有索赔增加费率制度。
其一，从旅行社经营许可制度的诸多改变，可以看出新《条例》降低了市场准入的门槛。由过去条件苛刻、严格分类、层层审批变为统一规定、公平竞争。过去经营入境游、出境游的通常是国有大型旅行社，因为只有这种旅行社资金充足，民营和中小旅游企业面对高额注册资金、质量保证金以及层层审批望而却步，去经营盈利较少的国内游。中小旅游企业为了生存，多数选择价格战，使利润空间进一步压缩，最终导致了“零团费”、“负团费”等欺诈旅游者的恶性竞争。2009年12月1日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文件精神指出，新《条例》“完全打破了行业、地区壁垒，简化审批手续，鼓励社会资本公平参与旅游业发展，鼓励各种所有制企业依法投资旅游产业。推进国有旅游企业改组改制，支持民营和中小旅游企业发展，支持各类企业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兼并重组，培育出一批具有竞争力的大型旅游企业集团，积极引进外资旅游企业”。
其二，过去由于层层审批，一则给大多数非国有旅游企业设置了壁垒，二来赋予了旅游主管部门无限的行政权力，“招租”、“买租”及腐败现象应运而生，完全不利于旅游业的公平竞争和健康发展。新《条例》在这一块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不但降低了资本要求，而且在审批程序上也大大简化，旅游主管部门的行政权力在逐步下放。在此情形下，必然会带动旅游企业向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其三，过去我国旅游业只准外国旅行社在我国境内设立办事机构，而且对外商投资旅行社的准入条件也设定了很高的标准。如外商投资旅行社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400万元，同时投资者也受到严格限制。新《条例》根据我国入世承诺，删除了以上规定，规定外商投资旅行社可以设立分支机构，外国投资者还可以设立外资旅行社。从此以后，大型国有旅行企业、民营旅游企业、外商旅游企业在旅游市场上三足鼎立、公平竞争、取长补短，共同促进我国旅游业的健康发展。
旅行社质量保证金制度评析
质量保证金制度最早源于日本。我国在旧条例中就采用了这一制度，旨在保护旅游者的合法权益，加强对旅行社的服务质量管理。旅行社质量保证金，是指由旅行社在取得业务经营许可证后3个工作日内，向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缴纳用于保障旅游者权益的专项款项，缴纳的方式为在指定的银行开设专门账户或提供银行担保。
按照新《条例》规定，旅行社在违反约定侵害旅游者合法权益或因解散、破产等原因造成旅游者费用损失时，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可以使用质量保证金，人民法院也可以根据判决、裁定等生效文书直接从旅行社的质量保证金账户上划拨赔偿款。旅行社如果三年内未受处罚，则可降低数额的50%;反之，若因赔偿造成保证金减少，则应在通知5日内补足。另外，旅游局分级设立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负责旅行社质量保证金赔偿案件的审理。我国《旅行社质量保证金赔偿试行标准》具体规定了旅行社的赔偿责任以及如何应用质量保证金。
旅行社责任保险制度评析
2008年8月国家旅游局了《旅行社责任保险管理办法》、《关于完善旅行社责任保险的若干意见》。《办法》规定，“旅行社责任险的保险责任应包括旅行社在组织旅游活动中依法对旅游者的人身损害、财产损失承担的赔偿责任和对受旅行社委派、为旅游者提供服务的人员的人身损害承担的赔偿责任”。另外，该《办法》和2001年的《规定》(即《旅行社投保旅行社责任保险规定》)相比，取消了人身伤亡责任的最低保额20万元人民币。《办法》规定，由保险监管部门对保险公司旅行社责任险业务进行监管，新《条例》第四十九条规定，旅行社不按照规定投保责任险的，由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吊销经营许可证。
可见，无论是旧《规定》还是新《办法》或新《条例》，无一不是采取强制性手段要求旅行社投保责任险，目的仍是保护旅游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以便在旅游者受到侵害、旅行社出险时由保险公司进行理赔。这样做既降低了旅行社的赔偿风险，又保证了旅游者的合法求偿，可谓一举两得。另外，由保险监督部门和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共同对此项制度的落实进行监管，实际效果显著。
但是，往往由于旅游者保险知识匮乏，通常误以为旅行社责任险包含了人身意外险，加之旅行社、保险公司在这一块基本无利可图，所以不会主动积极向旅游者详细介绍险别，导致大多数旅游者出险后才明白旅行社责任险和人身意外险没有任何关系而甚感后悔。因此，笔者认为，在旅行社责任保险制度中应当增加旅行社对关系旅行者切身利益险种的介绍及辅助投保义务这样的内容，这样才能全方位地保证旅游者一旦出险能够最大限度地弥补损失。
现行《旅行社条例》经营原则评析
新《条例》第四条规定:“旅行社在经营活动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信的原则，提高服务质量，维护旅游者的合法权益。”笔者将对这四个经营原则分别进行分析:
其一，自愿原则。学者王泽鉴认为“契约因当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而成立，一方当事人自己受该契约拘束，并同时因此而拘束他方当事人。此种互受拘束乃建立在契约自由原则之上，即当事人得依其自主决定，经由意思合致而规范彼此间的法律关系。契约自由乃私法自治最重要的内容，为私法的基本原则。”［3］57#p#分页标题#e#
其三，公平原则。我国《合同法》第五条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学者江平认为“公平的本意是公正合理，公平原则是进步和正义的道德观念在法律上的体现，是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公平原则要求旅行社、旅游者在订立、履行、解释旅游合同时，根据公平的观念确定各自的合同权利义务的内容。学者王泽鉴认为“契约正义系属平均正义，以双务契约为主要适用对象，强调一方的给付与他方的对待给付之间，应具等值原则”;“契约正义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契约上负担及危险的合理分配”。王泽鉴所谓的正义，即我国《合同法》所规定的公平。
其四，诚实信用原则。所谓诚实信用原则，指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中应该诚实、守信用。“诚实信用原则在大陆法系常被称为债法中的最高指导原则或者被称为‘帝王条款’，是一项极为重要的民法和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年的《德国民法典》第242条规定:“债务人有义务依诚实和信用，并参照交易习惯，履行给付。”王泽鉴认为“契约关系消灭后，当事人尚负有某种作为或不作为义务，以维护给付效果，或协助相对人处理契约终了的善后事物。学说上称为后契约义务”。
笔者认为，诚实信用原则贯穿着合同从订立到履行直至履行后的所有环节。诚实信用原则是市场经济中公认的商业道德，也是旅游市场中最为重要的基本原则。旅行社应当以善意、诚实、公正为基础，自觉履行对旅游消费者和对国家所承担的基本责任。
现行《旅行社条例》法律责任评析
1．旅行社民事责任形式及其归责原则
新《条例》明确旅行社和旅游者之间为合同关系，这在2010年1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及国家旅游局监督管理司蔡家成副司长“关于《旅行社条例》的通信”中均有体现。新《条例》、《细则》在旅行社和旅游业务定义上，重点是团队包价旅游，即旅行社与旅游者订立旅游合同(多为标准合同)，将其他业务作为委托业务，即将组团社以外的旅游经营服务者都作为服务的辅助提供者。当然，旅游者作为消费者，其权利自然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侵权责任法》保护，但首先旅游者受到的是《合同法》的保护。笔者认为，旅行社作为旅游合同的当事人，对旅游者应当承担的是合同责任，只有当其行为不仅违约而且侵权时，才会发生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竞合。因此，对于旅行社而言，在大多数情况下，其主要责任形式为合同责任形式，如支付违约金、赔偿损失等，而归责原则则为合同责任的归责原则。
学者王立新认为，“归责，是指债务人的行为违反约定或法定义务，致使合同债务不能履行，或者造成债权人在损害事实发生以后，应以何种根据使其负责，此种根据体现了法律的价值判断，即法律应以行为人的过错还是应以已发生的损害结果为价值标准，而使债务人承担合同责任的过程”。
合同责任的认定要依据一定的归责原则。所谓归责，并不是指“责任的归属”，它表达的是合同一方当事人对其违约行为所造成的不利后果是否应承担合同责任的判断过程，而“原则”通常指具有指导意义的抽象化标准，是责任判断过程中应遵循的根据。
在合同责任的归责原则问题上，不同的国家采取了不同态度。其中大多数国家主要采取两大类:过错责任原则和严格责任原则。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就采用了过错归责原则。《法国民法典》第1147条规定:“债务人应对其不履行或延迟履行债务负责。”《德国民法典》第93条规定:“非由于债务人的过失而未为给付者，债务人不负迟延责任。”相反，英美法系国家多采用严格责任原则。《美国合同法重述》第260．2条规定:“如果合同的履行义务已经到期，任何不履行都构成违约。”英美法系国家在追究当事人合同责任时，无论当事人主观上是否有过错，只要违约，就应当承担责任。#p#分页标题#e#
笔者认为，我国合同法在违约责任的归责原则上采用了严格责任原则和过错责任原则相结合的制度。其中采用严格责任原则的违约责任为一般情况，而采用过错责任原则的违约责任为特殊情况。严格来讲，过错责任原则适用于违反合同义务所应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而严格责任原则则适用于违约责任。
2．旅行社行政法律责任评析
根据新《条例》规定，旅行社的行政法律责任主要有两大类:一方面，旅行社在经营许可、质量保证金、旅行社责任险、经营业务等政府管制的各个方面违反条例规定，通常会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1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另一方面，旅行社违反条例规定，在履行旅游合同过程中侵犯旅游者合法权益，将会由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以1万以上5万以下、2万以上10万以下、10万以上50万以下不等的罚款。
笔者认为，新《条例》和旧《条例》相比，在旅游市场准入条件、保护旅游者合法权益方面都有了重大突破。新《条例》大大降低了旅行社准入门槛，放宽了旅行社经营入境游、出境游的条件。同时，对旅行社的违法经营行为规定了更为严厉的法律责任。这样旅行社在符合市场规律的自由竞争中仍要受到政府的管理与监督。这些规定对促进旅行社的长足发展大有裨益，杜绝了以往为了旅游业的发展饮鸩止渴的做法。其次，新《条例》在保障旅游者的合法权益方面，作了细致的规定，把每一个有可能侵权的环节都考虑在内，如第二十九条关于“旅行社改变行程(实为加点购物)”的规定、第六十二条关于“低于成本价(实为零团费、负团费)”的规定、第五十五条关于“转团(实为卖团)”的规定等等。这些规定无疑是釜底抽薪，从源头上解决了这些年来旅游业败德、欺诈、损害旅游消费者等顽疾。虽然，笔者认为新《条例》在旅行社行政法律责任中规定的处罚力度还不够，似乎还达不到让旅行社望而生畏、不致铤而走险的效果，但相比旧的《旅行社管理条例》已经是个了不起的进步，将淘汰一大批浑水摸鱼、不法经营的旅行社。
3．政府部门法律责任评析
新《条例》在第六章第六十六条规定了政府法律责任。其中包括对于旅行社违法行为未及时处理、未及时公告监督情况、未及时处理投诉、受贿、利用职权牟取暴利等情形政府部门应当受到处分。一般来说，任何一部公法都要在设定某一项公权力的同时，为该公权力的行使提供行为模式，还要规定任何国家机关“越权”以及“不行使”或“违法行使”该权力的法律后果———法律责任。否则，这部法律就会“由于缺少一种保障机制，而很有可能得不到‘遵守’，无异于就是一部‘控权不能’的法律”。
笔者认为，新《条例》对政府管理进行了详尽阐述与规范，而对政府责任则轻描淡写。“处分”一词很含糊不清。什么样的处分、怎样处分、如何具体操作均未作规定，而整个新《条例》的贯彻执行、落到实处关键在于政府。法律规定得再天衣无缝，也需要有人来具体应用。如果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或其他有关部门遇到问题互相推诿、消极怠工，旅游者又将如何维权呢这种情况在过去司空见惯。有关部门无所作为，面对媒体曝光也无动于衷、稳如泰山。旅游者投诉要么石沉大海，要么被告知不在对方职权范围之内。在投诉无门的情况下，只能诉诸法庭。但小小纠纷又牵扯了大量人力、物力，实在是资源浪费、得不偿失。
因此，笔者认为，新《条例》应当明确各个政府部门的职责所在，并详细规定未尽职责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只有这样才能督促有关部门管理人员去正确行使自己手中的行政权力，实实在在地解决旅行社和旅游者之间发生的实际问题。
[关键词]保险中介市场；监管模式；创新
在保险业发达国家，保险中介市场历史悠久，保险中介人在保险市场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经过多年的积累和发展，各国均已建立了完善的保险中介市场管理制度，对我国保险中介市场的监管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国外保险中介市场模式及其监管比较
(一)美国
美国保险中介市场是以保险人与保险经纪人相结合，并以人为主的模式。保险人、经纪人、公估人分别在不同领域发挥各自的作用。美国拥有庞大的保险人队伍，并形成了巨大的保险业务销售网络，成为寿险市场开展业务的主力军；保险经纪人可以分为销售财产和责任保险的经纪人及销售人寿保险的经纪人，以销售财产和责任保险的经纪人占绝对优势；由保险公估人参与风险查勘、定损理赔已成为美国保险业的习惯做法。
美国对保险中介市场采取政府监管与行业自律相结合的双重监管模式。州政府通过各州保险管理局对保险中介人实行直接的监督和管理，并制定法律法规对保险中介人的组织形式、从业资格、业务范围、经营行为和佣金标准等进行规范。如大多数州都规定：保险人、经纪人和公估人若想从业必须通过相应的资格考试获得专业资格，并申请执照；人和经纪人若违反保险法或其他法律、准则时，各州法律均规定要处以经济处罚或吊销执照。每个州还由一名保险监督官负责监督保险法的执行情况。联邦政府则通过全国保险监督官协会(NAIC)来对全国保险中介业的情况进行协调。美国有众多涉及保险中介的行业协会，如美国人协会、全国注册人和经纪人协会、美国寿险业务员协会、特许金融顾问协会、独立理赔人协会及百万美元圆桌会等。各协会都制定行业自律守则，从业务水平、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等方面对保险中介人进行管理。
(二)英国
英国是保险经纪人制度最发达的国家，其保险中介市场是以保险经纪人为中心的模式。保险经纪人的业务涉及财产保险、人寿保险和再保险领域。英国财产保险业务的60％以上是通过保险经纪人实现的，再保险和“劳合社”的所有业务则必须由保险经纪人来安排。而寿险业的80％以上是保险人完成的。
但2000年英国通过了《2000年金融服务及市场法案》，创立了金融服务监管局(FSA)，对金融业(包括保险中介)实行统一监管，从而改变了原有的以行业自律为主的宽松的管理模式。金融服务管理局通过制定规则、组织培训、资格认定、对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任职资格考核、监控市场、许可制度、处罚等方法和手段对保险中介市场进行监管，并由专门的执法部门对一些重大问题进行处理。
(三)日本
日本保险中介市场以保险人为主，并逐步引进保险经纪人。保险人对日本保险业发展有巨大作用，在寿险领域主要采用外勤职员制度；在财产保险营销方面，主要采用店制度，其业务量约占产险业务量的90％。1996年4月，日本新的《保险业法》实施后，逐步引进了保险经纪人。日本保险经纪人采取登记制度而不颁发执照，其业务仅限于非寿险业务中大企业或大项目，对中小企业保险业务涉足较少。
日本对保险中介市场实现行政立法管理和行业自律相结合的监管模式。大藏省保险部是政府监管保险中介人的传统实施机构，负责保险人和经纪人的注册登记。1997年日本通过《金融监督厅设立法》，设立了金融监督厅，大藏省保险部的保险监管、检查职能转移给金融监督厅监管部和检查部，由其共同实施对保险中介的全面监管，通过登记注册、定期检查、业务改善命令和吊销登记等对保险中介市场进行规范。日本也通过行业组织对中介人进行管理。日本人寿保险协会和日本财产保险协会分别负责对寿险展业的外勤人员和产险店从业人员的资格考试和登记认定。保险经纪人协会也对保险经纪人实行自我约束。
(四)新加坡
新加坡的保险中介市场主要由89家保险经纪公司和24787个保险人组成。人是寿险产品销售的主要渠道，2001年其业务收入占总保费的80％以上。
二、国外保险中介监管对我国的启示
(一)应把握国际国内保险业及保险中介发展趋势，及时完善保险中介监管法律和模式
纵观各保险业发达国家的保险中介监管，无一不是依据市场变化和发展的客观需要适时适度地调整监管法律法规和监管政策、模式。近几年，我国保险中介市场经历了从单一到多元化经营主体(保险专业中介机构则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保险中介市场经历了许多变革，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新
动向，并面临着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和保险改革、开放的新形势，特别需要监管部门及时制定相应的保险中介市场监管法律和制度，适时调整监管框架，使之始终与中介市场发育程度和发展需要相适应，提高监管质量与效率，促进保险中介市场的健康发展。
(二)应重视发挥行业协会的自律作用
美国、英国、日本、新加坡、香港以及其他保险业发达国家通常对保险中介市场实行政府监管和行业自律双重监管模式，许多国家更多地依赖于行业组织的自我管理，发挥行业协会的自律作用。实践证明，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监管方式，值得我国保险监管部门学习和借鉴。我国目前由保监会对保险中介市场进行直接监管，这使保监会面临力不从心的压力，不利于监管效率的提高。因此，随着我国保险中介市场的发展，中介机构的增多，应该组建保险人协会和经纪人协会，由其负责保险中介的日常管理工作。
(三)重视保险中介人员素质的提高
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十分重视提高保险中介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除了规定保险中介从业人员必须通过相应的资格考试外，还重视对保险中介从业人员的继续教育，从业人员每年都必须完成规定数量的课程或学分。我国保险中介人员资格考试过于单一和简单，导致保险中介从业人员专业素质低，已经影响了保险中介业务的发展，应通过从业人员考试的细化和定期考核等提高保险中介从业人员的素质。
三、借鉴国外经验强化我国保险中介市场监管的建议
(一)加快完善保险中介法律体系
1．加快对《保险兼业管理暂行办法》的修订工作。2000年颁布的《保险兼业管理暂行办法》与《保险法》及其他现行法律法规有许多不一致的地方。如《暂行办法》仍要求兼业实行独家，与《保险法》不一致；《暂行办法》要求对建立兼业关系和终止关系均实行备案制，与国务院《关于取消第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通知》不一致。因此，应尽快对《保险兼业管理暂行办法》进行修订，以便于在实际监管工作中有法可依。
2．制定相应的保险营销员管理制度。保险营销员在我国保险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至今没有相应的营销员管理制度，现行《保险法》和其他保险中介法律法规也没有关于保险营销员的规定，不利于对营销员的管理。因此应加快制定保险营销员管理制度。首先，对营销员的行为加以规范，如要求保险营销员要持证上岗、不得兼职，并对由营销员的险种加以明确。其次，对保险营销员进行明确的法律定位，依据《保险法》和《劳动法》明确营销员和保险公司之间的关系，健全保险公司的劳动用工手续，增强营销员的归属感和队伍的稳定性。
(二)强化市场准入机制，建立有效的市场退出制度
1．利用市场准入机制，推动保险中介市场的协调发展。鉴于我国保险中介市场发展规模有待于扩大的现状，应降低保险中介市场准入的门槛，鼓励那些有能力、且符合法律规定设立条件、有切实可行计划的资本(尤其是民间资本)进入保险中介领域，增加中介公司数量，并努力为其创造良好的、公平的经营环境；在保险中介市场总量发展的同时，向中介市场发展落后、中介公司数量少的地区倾斜；在组织形式上向保险经纪公司和公估公司倾斜，因为保险经纪公司是保险中介机构的最高组织形式，并以其高素质、高技术、高智能为客户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从国际上看，保险经纪人可以为客户设计条款和费率。我国保险市场已经实行了保险费率的市场化，这为保险经纪公司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空间，而保险市场全面对外开放趋势也要求保险经纪公司有一个较快的发展。而公估公司的发展则是保险公司经营理念由重保费规模向重经营效益转变、提高竞争能力的需要。
2．建立有效的市场退出制度。鼓励保险中介公司依法进行合理竞争，优胜劣汰，让长期经营不善的公司退出市场。同时，完善保险中介公司的营业保证金缴纳制度，用于解散、破产清算时清偿债务。
(三)实行“混合”监管模式
4．社会对保险中介市场的监督。社会监督一方面是指社会各界(包括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评级机构和媒体及公众)与国家监管部门、行业监管组织及保险公司紧密配合，通过各种方式，对现实中存在的保险中介业务的违规操作行为进行揭发举报，通过社会力量有效打击违规违法行为；另一方面，通过舆论、宣传等形式在保险中介公司及从业人员中树立诚实、守信、热情服务的工作作风，并对于中介业务中规范操作、遵纪守法、服务质量高的中介公司或个人进行表扬，对不道德行为进行批评，从而提高中介公司和从业人员依法经营、合法经营的自觉性。
(四)细化从业人员资格考试，提高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
在国家有关保险中介人员资格考试的基础上，应对人再进行产险和寿险的分类考试，对从事寿险的人进行初级和高级的分级考核，销售一般寿险产品的只需通过初级考试，销售投资类产品的人则需取得高级资格；对保险经纪人也进行分级考核，即通过国家现行经纪人资格考试并取得经纪人资格证书的即为初级经纪人，在此基础上可举办更高层次的考试，通过者可聘为高级经纪人。高级保险经纪人可以为企业和个人提供全方位的风险管理计划和服务。
(五)建立保险中介人员信息管理系统，提高保险中介监管工作的透明度
关键词：健康保障体系；商业健康保险；主体地位；对策
一、现阶段我国健康保障体系基本现状及其国际比较
表1与图1直观地展示出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医疗卫生总支出的变动情况，从中可以看到，卫生总费用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增长速度，在1990-2005年十五年间，基本上每五年卫生总费用就要翻一番左右，尤其在1990-1995年五年中，卫生总费用增长了近两倍。
这样的健康保障体系结构显然是不合理的，由此会引致一系列经济与社会问题。由于健康医疗支出具有很大的不可预知性，当个人在健康保障方面需要承受很重的经济负担时，不可避免地会加重心理压力而致使不敢或慎于消费，这种行为一旦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其结果便是社会总需求不足，并由此对经济增长形成抑制影响。另一方面，当一笔大额健康医疗支出成为当事者无法回避的现实时，其结果很可能导致当事人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这对社会稳定及和谐社会构建无疑会形成负面影响。
改革和完善健康保障体系是世界各国都面对过的重大课题，为此也进行过多方面探索，一个共同经验是，很多国家通过发展商业健康保险，使商业健康保险成为该国健康保障体系中的重要支柱之一。从表2我们看到，一些发达国家如瑞士、法国和荷兰等，商业健康保险的普及率已达到覆盖全部人口的高水平，美国也达到80％的高普及率；这些国家商业医疗保险占医疗卫生总支出的比重多数都在10％以上(瑞士和澳大利亚略低，但也在5％以上)，美国和乌拉圭更是超过35％。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尽管自本世纪来，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有了较快增长，但始终没有超过4％的水平，最近几年一直在3％左右的水平徘徊。与国外相比，我国商业健康保险显然还存在着很大发展空间。
完善我国健康保障体系可以借鉴国外经验。以发展商业健康保险来减轻居民个人健康费用负担。但是，目前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发展还很不充分，商业健康保险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还很低，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潜力巨大。据麦肯锡咨询公司研究预测，至2008年，我国健康保险市场有1500亿～3000亿元的规模。而事实上，我国至2007年健康保险费收入仅为384.17亿元。一方面是巨大的商业健康保险潜在需求，另一方面是相对滞缓的商业健康保险供给。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就在于商业健康保险在健康保障体系中缺乏主体地位并由此导致发展不足，由此也阻碍了商业健康险在国家健康保障体系中作用的发挥。
二、商业健康保险在健康保障体系中主体地位的缺失及其后果
我国的商业健康保险至今还游离在健康保障体系之外，由此也导致很多不良后果。
1、主体地位欠缺使商业健康保险无法有效控制医疗成本，导致产品开发受限。
医疗服务是一个垄断性很强的行业。首先是技术型壁垒，从事医疗服务工作的人员，第一步需要接受规定的教育、培训和实习，真正从业后，还需要考取职业资格证书，所以一般人无法轻易进入到医疗服务行业。由于高度的技术垄断性，人们无法确知医疗服务者提供的医疗服务是否恰当，是否存在过度医疗。除技术垄断外，我国医疗行业还存在人为的垄断风险。这导致医疗费用一直居高不下，而垄断利益则不断膨胀。于是，一方面，健康保险的赔付率节节上升；另一方面，商业健康保险人对开发其他老百姓有需求的健康产品反而望而却步，大大影响了商业健康保险作用的发挥。
2、主体地位欠缺使商业健康保险无法有效调控医疗资源。
我国一方面存在医疗机构规模上的垄断，目前绝大多数医院为全民或集体所有，私营、中外合资等形式的医疗机构所占无几。另一方面还存在政策垄断，我国基本医疗保险的受理单位一般局限于全民或集体所有医疗机构，所以这些医疗机构具有政策法令上的天然优势。同时，目前我国对某些行业进入医疗行业仍然有限制，比如现有法律就不允许商业保险人投资医院。在种种限制下，商业健康保险人无法有效调控医疗资源，无法与医疗机构结成真正的利益共同体，无法在事先、事中和事后对医疗服务进行全方位的监督、审核和检查，保险人因此也无法有效控制风险，这些因素都导致保险人运营商业健康保险的不确定性和成本大大提高。主体地位的欠缺使保险人很难突破现有医疗体系来有效规避原有的医疗风险、重新合理配置医疗资源、名正言顺地为老百姓安排健康保障，这给商业保险发挥健康保障作用带来了阻碍。
3、主体地位的欠缺使商业健康保险无法获得政策法令鼓励和支持。
虽然老百姓对商业健康保险有一定需求，但潜在需求要转变为现实购买力，还必须有可支配收入的支持。另一方面，保险产品毕竟属于非渴求商品，很多人不会自行主动购买，有时需要外界因素的激励或强制。很多国家，如美国、瑞士、澳大利亚等，都通过制定法律，要求符合规定的国民必须购买相应的商业健康保险。为此，很多国家出台了各种鼓励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的优惠措施，如美国对雇主为雇员、个人或自由职业者等购买商业健康保险制定了各自的税收减免优惠措施，并以强制性法令的形式推动商业健康保险开展业务。政府优惠政策的推出，一方面增加了购买商业保险的吸引力，同时也提高了民众的购买能力，能有效促进商业健康保险的推广。我国当前的状况是，国家只对企业职工补充医疗保险作出了相应规定，除此之外，再无其他对于基本医疗保险之外的健康保险的政策规定。而企业职工补充医疗也并非强制性要求，且很多补充医疗计划是由社保机构来承办，无助于健康保险发挥有效作用。
4、法律法令的空白增加了商业健康保险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的难度。
判例规定投保人负有健康状况告知的义务，但我国是成文法系国家，保险人引鉴国外判例未必能为法庭所接受，法庭最后可能作出有利于投保人的判决，保险人以法律手段化解信息不对称问题的意图也因此可能受挫。
三、建立商业健康保险主体地位的对策建议
1、国家通盘考虑健康保障需求，以立法形式推动商业保险进入健康保障体系。
2、国家适当开放医疗资源，鼓励商业保险人合理调配医疗资源。
3、商业健康保险人提高风险控制技术，创造自身的主体地位。
主管：共青团山西省委
级别：省级期刊
主管：陕西省煤炭生产安全;监督管理局;陕西煤矿安全监察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