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方克定同志是我国著名的资源战略家、地质学家。他生前几十年如一日思谋着关乎国计的重大战略问题，一直奋战在资源战略、行政改革和地质事业发展的研究前沿。在世纪之交，他积极参与谋划我国地质勘查体制改革，有力推动了中央和公益性地质调查队伍建设。他创造性提出了“大国土、大资源、大地质”理念，对促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自然资源管理、地质工作转型发展和世界一流新型地质调查局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对40年地质工作的几点想法
我最近谈了两个40年，一个是国土空间40年，讲了5点体会，将在2018年12月的《中国自然资源报》发表；另一个是地质工作40年，内容分3个部分：
第一部分3个前提
（一）主题词：地质工作
主体是地勘行业，这是一个难题，不容易讲清楚。过去有一个二元结构：油气地质工作领先，非油气地质工作滞后。非油气矿业“改革开放双滞后”。以后有一个三元结构，公益性地质工作后来居上。我不知道以往的二元结构有什么变化，新的三元结构站不站得住？
（二）大国土、大资源(含能源)、大地质“三大”核心
2009年，国土资源部搞了一项国土战略研究，总的研究深度不够，但以“三大”为引领可取，坚持下去是有意义的。2018年组建自然资源部，不再保留国土资源部，但国土资源和国土空间作为两个基本要素依然存在。
大国土：过去主要指面型国土，现在提出“向地球深部进军”，引出了体型国土，是全空间性的、立体化的，内容大为丰富。中国尤其如此。
大资源（含能源）：对原国土资源部和新设立的自然资源部都很对路，因为它们不是管小资源的，对多门类、多样性自然资源及其多功能组合管得比较宽，要整合；在管理内涵上，有的要延伸。
大地质：作为现状和发展方向完全可以。无论公益性、商业性地质工作都比以前大，未来还会更大。
（三）40年联系到70年中国地质工作分期，初步设想分6段
第一段是“一五”计划（1953~1957年），主要是学习苏联计划经济。地质工作总体上大发展(被誉为“第一个春天”)，但开局体制不顺，政府包养地质队伍吃“大锅饭”(“一五”3年后产能过剩)。
第二段是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1958~1976年），共18年，有曲折，走了弯路。“大跃进”时期“以钻探为纲”，地质工作偏离方向，“浮夸风”对地勘行业是致命性的伤害。20世纪60年代初，地质工作第一轮产能过剩，队伍精减撤并。国家计委地质局宋应副局长继而总结经验教训，拨乱反正，调整提高。“文革”10年，负面的东西更多，经济濒临崩溃。
第三段是改革开放的第一个10年(1978~1988年)，开始转型。中国经济起飞，地质工作恢复而改革力弱(初次引入公益性、商业性分类)，恢复地质部，再改为地质矿产部(1982年)。地勘行业出现二元结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出台(1986年)。1988年美国出版《地球系统科学(ESS)》专著，被誉为地学领域的“哥白尼式革命”。这10年我国地质工作总体没有跟上，已出现资源“瓶颈”。
第四段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二个10年(1988~1998年)。中国经济持续顺行，1996年在北京召开第30届国际地质大会，1997年地勘行业开始第二轮产能过剩，1998年地矿部撤销，并入国土资源部，地勘队伍属地化(运行机制未改)，陷入低谷。
第五段是1998~2013年，共15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经济增长提速，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0年)，工业化、城镇化进展加快，对能源、原材料、水资源过度消耗。地矿部荣获“青藏高原地质理论创新与找矿突破”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2011年)。
第六段是以召开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为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2015年开始经济新常态，从高速增长转到中高速增长，要求全面深化改革、提质增效，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建设海洋强国，在全国消除贫困，对地质工作都有带动作用。目前第六段临近结尾。
改革开放40年，非油气地质工作改革不到位。21世纪以来，曾预计“十一五”迎来地质工作的“第二个春天”，但终未出现，“十二五”时地质工作改革存在三大遗留问题：①非油气地质工作“改革开放双滞后”(1998年)，商业性地勘单位自选“公益化”(2012年)；②世界最大地质队伍(“百万大军”“百局千队”)；③地勘行业三次产能过剩(1962年、1997年、2016年)。三大遗留问题继续发酵又会如何？
第二部分10点看法
（一）地质工作的先行性与全过程性
这是观察地质工作的两个不同视角，前者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来了，把地质工作的功能定位于“开发矿业”；后者到50年后，温家宝副总理1999年在新中国地质工作50年暨中国地质学会成立8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提出“地质工作贯穿经济建设的全过程”，并要求扩大地质工作的服务领域，亦即“大地质”思想的萌芽。地质工作首尾闭合于“开发矿业”的全生命周期。
矿产资源的多重作用：①化石能源；②工业原材料；③农业原材料；④建筑材料，以上均含正、负面两重性；⑤贵金属货币、金融；⑥宝玉石；⑦地热、地温等。清洁高效是用煤必行之路。反之，“高碳能源”是非能之路，“资源诅咒”是非矿之路。对“欠发达资源富集区”要放开矿企经营之路。
勘查业和采矿业合成矿业活动。刘益康《九评中国矿业之痛》（2015年）诊断有据，评析合理。对产业的细分，除一、六评采矿业外，其余均评勘查业，大多痛点在勘查业。其中，引领内容偏狭的“大矿观”、拔高矿产地的“潜在经济价值”等的判识源头都出在原地质矿产部。青海省国土资源厅两年(2015~2016年)清退祁连山自然保护区20个探矿权，初次前移“环保禁区”到勘查阶段，是超越原地矿部的划时代进步。
2017~2018年中国作为世界矿产资源第一生产、消费、贸易大国，形成全球商业性矿产系列。本应以商业性地质工作为基础，实际上仍保持二元结构的地矿工作，商业性没有闭合，矿业也受影响。
矿产地质工作从找矿开始到“采、选、冶、用”，要以“用”作为地质工作成效的检验标准，也就是“最后一千米”在“用”。找矿、采矿“用”好了没有？这是全国带普遍性的问题。
（二）地质工作功能
报告提供数据：石油中国每年消费5.9亿吨，世界第二，国产1.9亿吨，世界第五，推算对外依存度68%；天然气消费量2352亿立方米，世界第三，国产大幅度增长到1500亿立方米，推算对外依存度36%。以上，都是世界级的。由此联想：
1）改革开放引发经济起飞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高速增长34年代价沉重，已难承受。其中环境代价可能超过资源代价，要做比较分析。
2）石油、天然气的超高对外依存度，反映了我们对能源结构意识亦即低碳能源意识的一种觉醒；取决于清洁高效的煤基能源利用也是这种觉醒，都是转折性的。
3）如果舍弃煤基主力能源，靠资源禀赋中等的油气资源支撑不住如此巨额的消耗量。我们必须向全球化找资源(能源)，国际低油价(2014年)是天作之合。
4）我国油气供需分离，超高对外依存度有资源风险，冒资源风险保环境，表现出环境意识的觉悟。两难选择以环境为重，体现最大公平，也是划时代的。
5）大宗油气进口、煤炭全球定价与金融挂钩。2018年3月上海原油期货(INE)上市，交易量亚洲最大、世界前三。天然气增速最快，其中，中国需求最旺，有助于提高买家话语权。中国煤炭产消近、占全球之半(近年用于燃料、原料并重)，可把握煤炭去产能，调控煤炭价格，主导全球煤炭定价机制。新兴经济体拥有大市场，建立新机制，提高话语权。
地质工作有多功能性，除了找矿还要指引矿产品合理利用，包括高碳能源低碳利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找矿为采为用，找矿、采矿愈多愈要把矿用好，防止前功尽弃或得不偿失!
未来水文、工程、环境地质工作，除东中部深化“南水北调”外，还要推进西部引雅济疆的“红旗河”开发方案：远距离、大峒室、高难度、环形调水工程，实为高亚洲地区的“旱极天河”。工程设计思想用足我国的高海拔优势，全程高水位自流调水。地质行业补配干旱区“三水”并用，地震威胁区协同防震减灾，更加缜密适应区域国情。
“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作为国家“九五”科技攻关重点项目，“精确化上古三代的年代史”的任务没有实现。现有两个线索：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发现于1959年，绝对年代约公元前1900年左右，距今4000多年，即夏都“斟”所在地(尚有争议)；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发现于1973年，是商到汉的铜矿采、冶遗址，2013年考古再次发现，在距今4000多年即夏代早期就已开采。在2平方千米的夏代古遗址中密布井巷，间有炼炉，并有40万吨就地冶炼的古黄铜矿渣(未见绝对年代证据)。铜绿山古铜矿可能显示地质找矿的一种新功能。
（三）以吃“大锅饭”包养世界第一大地质队伍
数量上的地勘“百万大军”(内含探采结合虚数，要挤水分)，结构上的“百局千队”（现在一说“千队”已减少一半，未见实证；二说“千队”数量翻了一番半，或较可信）。“经济新常态”要求全面深化改革，提质增效。而地质工作的改革目标，除了提质增效，还要减员增效。而“最大地质队伍”总体上40年徘徊，没有走出“改革开放双滞后”困境，使人忧虑。行业主管部门如此，全行业都受影响。现状究竟如何？亟待查实。
（四）投资主体实现多元化
这与（三）有成因联系，由市场化导向。报告里说中央对地质工作投入具有“压舱石”作用。“压舱石”不是单向性之选，而是逆市场化。在矿业形势不景气的背景下，它有两重性。要多元化，关键是社会投入扩大化。
（五）行为主体多元化
这与“百局千队”有关，有报告提到“戴事业帽子，走企业路子”，这话说了40年，也有争议。实际上是改革中间派，“脚踩两只船”，但“稳中求进”意识有可取处。
（六）服务领域实现大拓展
我联想到黄河的情况，黄河成为世界第一多泥沙河流，与流域地质作用分不开。改革开放后对黄河的利用和保护有很大进步，主要是治沙：一是拦沙，在中游建成11万处“淤地坝”，人造小平原450万亩(折合3000平方千米)；二是冲沙，小浪底水库的人造洪峰，能把河沙冲掉；三是放沙，在禹门口到潼关之间的黄河小北干流找到一片682平方千米的盐碱荒滩地，可存储100亿吨泥沙的“大泥盆”，又是淤粗、排细的天然分选场，化盐碱滩为良田。关于入黄泥沙源，在晋、陕、内蒙古交界处广布的“砒砂岩”，从二叠纪到中生代的砂岩、砂页岩、泥质岩互层，厚度很大，但成岩程度低，没有固结，刮风起沙，下雨成泥，侵蚀模数高达3000吨/(千米2·年)，很难治理。这里不仅水土流失，还包括岩土侵蚀，地质部门能起什么作用？对于工程部门做的地质工作，我们怎么综合，地质工作的大宗服务怎么产业化？
内蒙古的沙漠和沙地数量全国第一，总面积第二。与新疆不同，内蒙古的沙漠都是优良的“水资源调节器”，下部赋存较多的淡水资源。新一轮地下水资源评价表明，总面积16万多平方千米的巴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和、库布其、毛乌素、浑善达克等六大沙漠(沙地)区的地下水储存量9180亿立方米，年均天然补给量41亿立方米，年均可采资源量14.5亿立方米，但水质大部分不达标。要努力提高沙区的水文地质调查程度，已进行的“正蓝旗北部浑善达克沙地的地下水资源普查”项目太小，亟待扩充。
（七）地质灾害防治，做得很有成绩
1）内生地质灾害。这是中国一大要害。唐山地震(1976年)列为20世纪全球十大自然灾害之一。汶川地震(2008年)伤亡45万人、失踪近2万人，损失惨重。在灾区临时课堂讲“多难兴邦”，振奋精神。美国兰德公司针对中国在汶川地震后抗震救灾中展现的力量，把中国定义为“全世界紧急动员能力最强的国家”。这对中国古谚“多难兴邦”“殷忧启圣”是最好的注释。
2）外生地质灾害。常见的崩塌、滑坡、泥石流与地质生态联系紧密。2018年6月云南元阳连续强降雨，引发哈尼梯田老虎嘴片区所在山体滑坡，就是一例。地质生态或者生态地质，是地质科学一大分支。国内有大需求，应当大发展。世纪之交发生几大生态事件：1996~1997年、2001~2002年淮河水污染两度进入最严重时期，1997年黄河大规模断流，1998年长江大洪水，2000年北方高频率沙尘暴，催动中国的生态觉醒。接着就有生态“退耕还林”和“天然林保护工程”，21世纪形势向好。华北地质生态觉悟取决于华北地面沉降控制、河北地下水位下降漏斗回升、地下含水层调蓄(ASR)工程到位。在总体向好中仍存在问题，如北京市主要依赖地下水供水，长期超采地下水，东部平原的局部地区2003~2010年每年地面沉降11厘米，并呈逐年加快趋势。此外，我们既要揭示生态事件的地质因素，又要识别地质环境不同于大气环境、水环境、生态环境的宏观独立性。这个“两重性”要弄清楚。
3）地质灾害防治产业化，凡属已产业化、待产业化，都要理出头绪来。
（八）国际化
围绕“一带一路”，通过国际合作，有突破性进展。“一带”行驶中欧货运班列(2011年)，8年接近“百城万次百万标箱”，路基稳定安全；援建塞匈铁路，发展港铁联运。雅鲁藏布江大拐弯与布拉马普特拉河组合反流向大拐弯，两大拐弯构筑南亚江河激流框架。
马六甲海峡1080千米，世界上最长的海峡。其深水岸线在北侧、马来西亚南岸，在马来半岛黄金海岸带进行地调、测绘、填图，成果是无价之宝。巴基斯坦瓜德尔港扼“两湾一峡(波斯湾、阿曼湾、霍尔木兹海峡)”要冲；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扼“三海一河(东地中海、爱琴海、黑海、苏伊士运河)”要冲；吉布提扼“一海一湾一峡(红海、亚丁湾、曼德海峡)”要冲，都是海上枢纽。在这些港区实施地调、测绘、填图既巩固战略成果，又扩大港航红利，一举多得。
（九）法治化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为例，1986年出台，10年后的1996年第一次修正，2009年第二次修正。
（十）地质文化
地质文化是“大文化”，包括物质、制度、风俗习惯、思想与价值等层面，不同于专指精神创造领域的“小文化”。
英国人查尔斯·斯诺提出“两种文化”概念(1956~1959年)：第一是人文文化，第二是科学文化，两者缺一不可。在国际上争论了60年。联系到我们的地质文化，人文文化走强，科学文化偏弱。未来地质方面的“两种文化”建设，一要摆平，二要融合。
“摆平”就要进一步加强科学文化研究。我们提倡李四光精神，李四光精神与地质科学文化如影随形，内涵丰富，梳理得当必有精品。“融合”也要怀故纳新，从丁文江“登山必到峰顶，移动必须步行”到《温家宝地质笔记》中“从未定过一个‘遥测点’”，都立足于科学文化，兼容“两种文化”，自然融为一体，形成地质文化精华。这个优良传统不能丢掉。
第三部分3点具体建议
（一）组织推动“地球表层”概略研究
钱学森先生基于中国实际，1983年倡议“地球表层学(ESS)”，贯穿“大科学”思想，实际上是近地表圈层的“地球系统科学”。美国“地球系统科学(ESS)”在宇航局（NASA）推动下，作为国家战略发展顺利。钱学森先生“地球表层学”未被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一步之差，失之千里。时隔35年后重提此事，主要是地球表层问题繁多，美国部署“地球关键带”(或称“临界带”)填图、监测、建模(2001年)已成地学前沿研究领域，与“三深”研究互为表里，需要跨学科集成研究。英国“量化并理解地球系统(QUEST)”计划(2003~2009年)、德国“地球工程学”计划(2000~2015年)与此呼应。这个重大研究框架，从表层入手、与“三深”结合，有中国印记的“地球系统科学”，晚抓比不抓好，“亡羊补牢”比听之任之好。
（二）在保护青海“三江源”的基础上对另十大江河源进行概查
亚洲十三大江河源，归于“地球表层学”(除西亚外的泛亚大陆)。
我国西部大高原拥有大江河水源地世界第一，其中出境河流多于境内河流。青海“三江源”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00年)，制定水源保护规划(2005年)，实施人工增雨收效明显。建议联合水利部、中国气象局等对另十大江河做一轮水源地概查：云南沾益马雄山珠江源，西藏那曲安多怒江源，云南贡山独龙江-缅甸恩梅开江-伊洛瓦底江源，西藏马泉河-雅鲁藏布江-孟加拉国布拉马普特拉河—-帕德马河源、喜马拉雅山南麓孔雀河-恒河源(源流关系复杂)、狮泉河-印度河源，中阿(富汗)边境锡尔河源，中吉(吉尔吉斯斯坦)边境阿姆河源，新疆阿尔泰山南麓额尔齐斯河-俄罗斯鄂毕河源，内蒙古大兴安岭西侧海拉尔河-额尔古纳河-黑龙江源。以上除珠江外都是出境江河，辐射四方，昼夜生态外溢，为支撑“泛亚文明”长年奉献。十大江河源“三水”结构不一，下游水情、海情不一，差异悬殊，可分类研究，综合分析、从容处理。合成十三大江河源，也可以参照“地球关键带”思路试做调查监测部署，化育中国活水，广哺中国生态。
（三）列专项研究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的跨国“大分水岭”(“分洋岭”)
主办：中国地质调查局技术支持：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