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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9.12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中国人之诡谲反复无耻无状者，其行习原类夷狄。只是恶亦是人之恶，天经地义，究竟不致扫灭。若是夷狄，他就无许多顾虑了，不管父子之亲，君臣之义，长幼之序，夫妇之别，朋友之信”等语。中国之人既有行习类乎夷狄者，然则夷狄之人，岂无行同圣人者乎？你说中国之人虽恶，究竟天经地义不致扫灭，今你这等逆乱君臣，上下之义荡然无存，且身罹重罪，有衰老之母，而毫不相顾；犯赤族之诛，门无噍类而不恤，殃及子孙，害及朋友，尚得谓之有君臣、父子、长幼、夫妇、朋友之伦理乎？曾静将天经地义，尽情扫灭，是禽兽不如之类，亦还有顾虑乎？着曾静回心细想，据实供来。
【译文】问曾静：皇上旨意问你，你所写作的逆书籍《知新录》里说了“中原地区民族中那些诡谲反复，无耻无状的人，其恶行劣习原就像四方边远民族一样。只是这些恶行也是人类中所难免的，天经地义究竟不致于全被扫灭。如果是边远少数民族，他们就没有许多顾虑了，根本不管什么父子亲情，君臣礼义，长幼顺序，夫妻性别，朋友信义”等言语。中原地区民族中，即使有行为习性相同于边远少数民族的人，那么边远少数民族中，岂能没有品行相同于圣贤一样的人？你说中原民族中，人们虽有恶习，究竟天经地义不致于全部扫灭，如今，像你这样的逆乱叛贼，君臣上下的义礼荡然无存，并且身负重罪，对家中衰老之母丝毫不顾念，犯下灭族大过，门中没有活人存世而不怜恤，祸害已殃及到了子孙、朋友，还能说你有君臣、父子、长幼、夫妻、朋友的伦理纲常吗！曾静已将圣贤的天经地义尽情扫灭，是连禽兽都不如的人，也还有顾虑吗？让曾静回心细想，据实供说。
曾静供：我这弥天重罪的犯人如此荒谬狂妄的说法，总是因为平生没有到外边走动过，也没有结识过一个外地人，自己独居在山谷僻野，凭空臆想中原和边远各民族的区别，大约就是这样，于是不知不觉轻妄地记写于纸上。直到去年到得长沙，今年被押解晋京，一路之上，看到的是政教清明美盛，万物各得其所。后来又伏读到皇上的圣谕各书，果真是每篇每章经天纬地，每字每句理精义透，不由觉得惊魂夺魄。这才知道天地之无限广大，理气贯通，没有不能达到的地方，并且近代国家的精英贤才，全都聚于东海之地。正如古语所说：“东海有圣贤出世，和中原圣贤一样心性相同，理义相同；西域有圣贤出世，也和中原圣贤一样心性相同，理义相同。”
今天才确实相信了。辽东地域出世的圣贤果然与尧舜的性理道德相同，而中原的人物，都是沦落已久，不堪再说了。我这弥天重罪的犯人生于本朝圣明之世，而竟然不知道有圣明的君王在上临政，又听信了谣言和逆说，大肆诋毁我朝圣主，虽然圣贤君王心量大如天地，可包容天下众多丑恶之徒的忿怒嗟恨不于计较，然而自己确实已经陷于了万恶不赦的大罪难以解脱。并且不只是自己获罪罹狱，君主与人臣的上下伦常荡然无存，还造成家中七十岁的老母亲不能顾念，犯下灭族抄家大罪，门下没有活人存世而难以悯恤。如果不是皇上宽宏施以天地好生的仁德，实行自古以来所没有过的恩典，将我的老母与幼子宽宥释放，像这样炎夏酷暑的天气，必然是禁闭死于狱中而不能顾及。此时此刻，即使将我千刀万剐，粉身碎骨，也难抵偿自己所犯的弥天大罪，同样，即使将我千刀万剐，粉身碎骨，也难报答圣上从没有过的齐天洪恩。回心细想到这里，自己实实在在已将天经地义尽情扫灭，真是连禽兽也不如了。还能说自己有人的气味吗？能说自己有顾虑吗？能说自己还有君臣、父子、长幼、夫妻、朋友的伦理纲常吗？即使千刀万剐，认罪伏法，自己又有何话辩说。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夷狄侵凌中国，在圣人所必诛，而不宥者，只有杀而已矣，砍而已矣。更有何说可以宽解得”等语。曾静今日称功颂德，极口赞扬，可问你还是要杀，还是要砍，还是可以宽解，据实供来。曾静供：今日仔细检点，弥天重犯当身狂悖之举，狂悖之言，该死该剐的罪，尽是吕留良之说所陷。即如此等万剐不足以蔽其辜的说话，原不是从弥天重犯本心上说出来的，实因吕留良批《射不主皮》文，有云“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圣人何故制此不祥之物？盖有所用也”句，推出这个说话，遂信以为实，而有是说。总之，弥天重犯识见浅小，学力不到，受他的著作语言蛊惑最深。所以到今日，当身受他的害更大。今日默自计来，凡旨意摘出所问的话，尽是弥天重犯当初错信吕留良的说话之所致。弥天重犯自己亦解说不出如何，误信至于此极，到今日亲见圣天子道德隆备，与天为一，学问高深，亘古未有，尊之如天，亲之如父，犹不足以惬其爱戴之诚，而万剐不足以蔽其辜的说话，尚敢萌之于心乎？尚忍萌之于心乎？此时此际，惟有稽颡流血，哀恳皇上终始垂怜山野无知，误受蛊惑而已，尚有何说？
【译文】
问曾静：皇上旨意问你，你所写作的叛逆书籍《知新录》里说了“夷狄少数民族侵犯凌辱中原，对于圣贤来说，必然是要进行诛戮讨伐而不会宽宥饶恕，只有杀他们罢了，砍他们罢了，又有什么理由可以宽恕解脱得了”等言语。曾静今日对本朝歌功颂德，极口赞扬，可问他对我们这些夷狄民族，还是要杀，还是要砍，还是可以宽恕解脱，要据实招供出来。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湘湾陈梅鼎，识见气节，乡人中罕见。某为他侄婿，一日某到，他迎接某，吾岳翁出见，乃大声指某曰：'此诗礼大家，方正君子。’又曰：'吾老三生平作事，惟择婿一椿，眼力高过天下。’又曰：'贤婿有济世之德，宰相之量。’又生平极鄙薄当今，屡叹先朝衣冠文物，最喜茶陵陈元章，以为大丈夫奇男子”等语。
据此，则曾静平昔以济世自命，心怀异谋，图为不轨已久矣。可问曾静，伊叔岳陈梅鼎与岳丈是何等样人？茶陵陈元章又是何等人？此三个人，如今现在何处？可供来。至若衣冠文物之语，最为谬妄。盖衣冠之制度，自古随地异宜，随时异制，不能强而同之。亦各就其服习，便安者用之耳。其于人之贤否，政治之得失，毫无关涉也。向闻无知愚妄之徒，轻诋本朝衣冠，有云“孔雀翎，马蹄袖，衣冠中禽兽”之语，其说至为鄙陋。夫以冠言之，则周有雀弁、鹿弁，汉唐有獬豸冠、貂蝉冠、冠之类，以衣言之，则《尚书》云：“山、龙、华、虫作绘。”
再问曾静，你屡屡叹惋先前明朝衣冠文物的言语，是何意思呢？
妇人还说我多次劝说兄长不要休妻另嫁。陈梅鼎闻听了这些话，于是又说我有“济世助民的德行”。至于陈梅鼎屡屡叹惋先前明朝的衣冠文物，他当时已七十余岁，大概先时穿戴过明朝的衣冠而心存留恋，所以叹赏明朝的衣冠好。再说他赞许陈元章是大丈夫、奇男子的说法，我这弥天重犯不知道陈元章的底细，也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因为两个地方相隔有五百多里。当时只听传闻说茶陵州有个陈元章，因为得罪了州官，州官要捉拿处治他，他便聚众围攻州府，几乎攘成事变，当即便被捉住处死。陈梅鼎之所以称许他，大概是喜爱他那甘为平民百姓而不愿受制于官府的刚直脾性的缘故。这些便是陈梅鼎反常脱俗狂怪言语的真意。
问曾静：旨意问，前曾静供内有“国家取士之法，宜当参用程明道所议宋熙宁间取士，损益斟酌行之方为更美”之语。查程子熙宁取士札子云：“宜先礼命近侍贤儒，各以类推及百执事、方岳州县之吏，悉心推访，有笃志好学，材良行修者，皆以名闻，命州县敦遣。”
宋臣郑樵谓“科甲一途，虽非古人德行之举，而犹可以得才能之士”。其言信而足征也。且朕用人之道，并未尝限于科甲一途，乃多方鉴拔，惟日孜孜，冀获贤才，以为莅政临民之选。用心甚苦，而其事甚难。此在廷诸臣所共知者，又岂程子奏议一格，所能尽朕求材之意乎！至于程子所云，取材能明达之士，受业于成德之士，其学业大明者为太学之师，其次分教天下，由州郡而县，以次而用。三岁宾兴，优者自县而州郡，自州郡而太学，以此递迁；劣者以此递降。欲以化成天下，其说迂远而难行，是以当熙宁之时，已不能见诸实用，况数百年以后乎！且今之选拔，即古贡士之法，而朕数年以来，用人之道，亦可谓详且尽矣。曾静以为当参用熙宁取士之法。
试问曾静，熙宁取士之法果有实效否？今当何如斟酌损益，方为尽美？可详悉供来。
问曾静：皇上旨意问，前时曾静供词内说有：“国家选拔人才，应当参考采用程明道先生所提议的宋朝熙宁年间实行的方法，斟酌研究损益得失后再推行才为更好”的言语。经查考，程颢先生熙宁年间有关选拔人才的奏折中说：“理应先诏命朝廷中亲近的贤良学者，各往下类推到百官执事，地方州县的官吏，细心推查寻访，把民间那些笃志好学、才能优异、品行修正的人，都将姓名记载成册，命令州县官员按期呈报。”
他的话已被事实证明是有道理的。况且我选用人才的准则，并没有限于科甲一种途径，而是多方鉴明选拔，每天孜孜不倦，只希望能获得贤良人才，以作为莅临政务职官的人选。虽说我用心良苦，而事情实在难办。这是朝中诸位大臣人所共知之事，又岂能是程颢奏议中所举的一种方法，所能全部满足我求贤若渴的心愿吗？至于程颢所说的，选取能明达事理的学子，让他们先受业就教于德行已修成的学者，其中学业优异者任为太学师长，其次分别任教于天下，由州郡到县中，以学业程度不同区别任用。三年一届，由地方官考试选拔应举的学子，学业优秀者自县中送往州郡，更优者自州郡送往大学，逐级递迁，学业低劣者就以此向下逐级递降。如果要达到仁义道德，教化天下，这种方法迂迥遥远，难以实行。所以，在宋朝熙宁年间，便不能付诸实际执行，何况数百年以后呢？并且，本朝选拔人才，采用的即是古代举荐的典法。我这几年以来选用人才的做法，也可以说是详尽齐全了。曾静认为应当参考采用宋朝熙宁年间选拔人才的典法。
试问曾静，熙宁年间选拔人才的典法果然有实效吗？今日应当如何斟酌它的损益得失，才是尽善尽美？可详细供说出来。
虞舜所好询问的，也只说是近旁人的话而已，没有听说他征询那些不足挂齿的深囚重犯们的意见，何况像我这出之山野僻乡，更加冥顽无知的弥天重犯呢！从此事便可看出当今皇上虚心已到了极点，用心的精细十分周详，毫无疑问是比当年虞舜更为高明了。这不仅是指宽恕我弥天死罪，施布于庶民百姓没有的殊恩而言，即是今日恩许我再次供说，也已经属于庶民百姓从没有领受过的大恩大德了。由此看来，我当今皇上不仅仅是至明至圣的君王，继承了以往古代圣贤的品德业绩而已，而是承继天命登立极位，开下万世帝王一统天下的基业，吸取了古代百千代君王制度的精华，直可列于再辟再造天运的绝代英才之中了。
我这弥天重犯虽知道自己愚顽无知，本没有什么话可以陈述于皇上，但值此庶民从没有的绝好机会，怎敢不竭尽一线希望，把前时供词中不够详尽的话再直言供说，以仰符我当今皇上好问好察、勤求不倦的至诚心意。思想前对供词中所说的程明道先生奏议选拔人才的方法，当时无知，轻妄地说古代君王治理天下的准则，都是实行争先一步的方法。比如准备禁止百姓盗窃，不在盗窃上去禁，而是要先推究百姓为盗的原故，有的是因为饥饿起下偷窃之念，有的是因为寒冷生出盗窃之心。探明原因后，便要研究如何设法安置，使百姓各行农耕桑蚕之业，衣食饥暖，盗窃自然止息。又比如想使读书人养成好的运行，也不专意在品行上引导，而是要先使他们通晓道德，明彻义理。道德通，义理明，人们自然乐于好的品行，虽然强迫他们去做坏事，也不会去了。以此推理，任何事情都要争先一着。即使极为平常，涉及手工技艺、农耕医药的小事，也必然要从原来的根本上去安排进行，才能够妥贴得当，何况天下这么大，事物这么多呢！所以当时妄说要选拔人才，必要对这些人才施以教导为先。教导他们又必然要以明彻义理、通晓道德为主。
然而想教导这些人明彻义理，通晓道德，还必要要先择选教官中义理明彻道德通晓的人，才可以胜任其职务。这就是我前时供词中的谬妄之言，所就应当参考采用程明道先生所奏议的，宋朝熙宁年间选拔人才的方法，大意是认为先要教导士人学子得法。而要做到教导得法，关键在于教官，所以又要先做到选用教官得当。
夫以取士之方，如是之广，得人之念，如是之笃，宜贤才汇登，多士济济。而天下所荐举，间多不能仰副我皇上之深愿者，固是人才难得，然亦无乃在下之有司，以他政为急，视此荐举为稍缓欤！岂知我皇上治天下以得人为先，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自古政治之休明，生民之乐利，全视乎在上之得人，即为微末之邑宰，亦必以得人为先。所以子游为武城宰，圣人不问其他必先问其得人与否。诚以人才所关于政教风俗为至大而且重也。所以谕旨煌煌，广开仕路，立贤无方者，正为得人为治天下所必选之政。而今日之少能荐举与荐举而不实者，无乃有司视为泛常，而各省督抚亦少以此为事，而责望于所属之有司，所以至此。若使督抚以及有司执事知得为政必得人为先，仰体圣心，认真职分，在外早夜不遑，悉心推访，何患人才不得！自然千中选百，百中选士，可以仰副我皇上惟日孜孜，冀获贤才，以为莅政临民之选之德意。
唐尧曾经把不能得到虞舜而作为自己忧虑的大事，虞舜也把不能得到夏禹、皋陶作为自己忧虑的大事。自古以来，各朝各代政治修好清明，百姓安居乐业，全在于上层选用人才得当。即使是担任小小城邑之宰，也必然以选用人才为先。所以言偃担任武城宰时，孔子不问其他事，必然是先问他选得合适的人才没有，这确实说明人才对于国家的政治教化和风俗习惯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当今皇上谕旨光辉明亮，广开天下仕进之路，立设古代圣贤所没有的典章，正是把选用人才作为治理天下之先的政举了。而当前之所以很少有职官荐举人才以及荐举的人才不实，是因为地方官员将此举视为平常小事，而各省总督，巡抚也很少予以重视，去责问督促其所属的下级官员，所以造成这种结果。如果各省总督、巡抚以及有关的各级官员都知道为政必要以选用人才为选的道理，体念皇上的愿望，认真恪守职分，深入体察民情，无论白天黑夜都不敢松懈，悉心推查寻访，何用担心人才不得！自然能够千人中选百，百人中选十，以符合我当今皇上日日努力不怠，希望获得治世贤才，以作为莅政临民人选的意愿了。
弥天重犯妄谓今日于科举取士之中，似当取此全文，恳祈我皇上天聪，参以时宜，斟酌损益，颁行天下。敕令督抚责委有司，每县视地之大小远近，多立约所。不拘士农工商，居其土者，皆许其入约。读约之会，先将圣祖皇帝上谕十六条及我皇上圣谕广训宣读毕，然后取此约大纲细目，依其仪节，次第读过，讲解一遍。或并列祖圣德神功及前后所颁政令，凡有关于风俗民事者，俱着令有司行文到乡约中宣示。
盖小民不知上之德教者，由于居乡之日多，到县城之日少，或又不通文义，不能仰会上意。今各乡有约，每月一会，得约正，直月等讲明，心下自无疑团，各知上意，且记善有籍，记过有籍，民固知劝惩，而乐于为善。即异日有司荐举，亦必先察此二籍，必有善而无过，与过而能改者，然后试之以文艺，文艺可观，然后得蒙荐举。如此则不惟荐举本于乡里，善恶无毫发之爽，可绝欺罔清托之弊。而且情文密而壅睦洽，教化明而礼乐兴，道德同而风俗一，人人相勉于善。他年科甲举子之从乡约中历练来者，岂不更有可观者乎？夫乡约本朝廷所已颁行之典，但联络无方，约束无法，彼此善恶之行不著，友朋规劝之义不行，早晚情谊不关，往来督率无人。甚至山州草县只行之于城而不行之于乡，讲之于官而不遍通于民。不唯善恶无人纠察劝戒，即宣讲亦多不能依期奉行，在官固视为泛常，而民之听之亦或作或辍，有来有不来。况居乡者多，在城市者少，乡民离远，无人督率，虽有讲宣，如何听见？即如弥天重犯所居，离城市远，县中讲约读法之事，生平并未撞逢一次。如所颁圣谕广训及我皇上斟酌取士之法，从前不惟不曾目见，并未曾耳闻。直至近日，伏读皇上圣谕，中间有圣谕广训序文，持以问人方知。
从前只晓得圣祖皇帝上谕十六条而已。况乡人中之全不通文理者，如何晓得？似此法亦简易易行，但要责令有司实心奉行。若能天下之大，县县如此奉行，每县之中，到处如此宣讲行习，道德齐礼，其治效岂有极哉！况此规制既成于各县各乡之中，凡有善政善教，皆可照此仪节，遍晓民间。不惟无上行而下不效之患，且君民一体，呼吸竟可相通矣。弥天重犯山野冥顽，本不知是非可否，但管见及此，不敢不尽情直供。伏祈圣明，取此约全文，详览规制，裁夺可否为幸。
【译文】我这弥天重犯轻妄地认为当今于科举选拔人才当中，应寻取来此乡约全文，即切祈求我当今皇上以己睿智圣明，斟酌推敲其得失损益，修订增加时事要求。然后颁行天下，敕令各省督抚大员责命委派所属有关职官，每县根据地域大小大小远近，多立设约所。不管是读书学子，务农乡民，以及百工商贾，凡是居住在本乡本土的人，都可允许他入约。
论说制定乡约本是朝廷已颁布的典章，但因为没有好的联络方法，没有严明的约束法纪，彼此是好是坏都不明显，亲朋好友互相规劝的义理不实能行，邻里之间早晚的情谊互不关连，来往行动没有人督率引导，甚至那些边远山川荒野的州县只推行于城镇，不推行到乡村，只宣讲于官府而不遍传于庶民，不仅好坏之事没人勉励劝戒，就是宣讲也多不能按期举行。在官府看来，既然是平常之事，而要百姓们所宣讲的时候，也是有人尽管劳作干活，有人辍停，有人来听也有人不愿来听。况且居住乡村的人多，居住城镇的人少，乡村百姓离得远，没有人督促率领，虽然有人宣讲，又如何能听见？
就像我这弥天重犯所居住的地方，离城镇遥远，县中官府举行讲读约法之事，平生并没有遇到过一次。如前边所列举的朝廷颁布的圣谕广训斟酌选拔人才的典章制度，从前不但没有见到过，也没有听说过。直至近日，自己伏读皇上圣谕，见中间有圣谕广训的序文，拿着去找别人才问个清楚，从前自己只知道圣祖皇帝的上谕十六条而已。何况乡村中一点也不通文理的百姓，又如何能知道呢？这吕氏乡约看起来也简单易行，但一定要责命有关职官真心执行，如果能使天下的县县都如此执行，每县之中，又能到处如此宣讲实行，道德礼义齐备，其治理的效果岂有穷尽！况且此乡约规制既成立于各县各乡之中，凡是有好的德政教化的举措，都可以依照乡约的仪程礼节，使民间百姓遍能知晓，不仅免除了上行不下效的忧虑，并且君王和百姓全同一体，连呼吸都可相通了。我这弥天重犯原是山野冥顽之人，本不知道事理的对错，但自己的这些浅陋见解，不敢不尽情快说出来。伏祈我当今圣明皇上，能传诏寻取此乡约全文，详细览阅其规则条目，裁夺可否实行，是最大的幸事啊！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即观铸钱一事，自癸卯到今六年，尚铸个钱不顺。勉强铸就的，糊糊涂涂，不明不白，民间无人肯受。谣曰：'雍正钱，穷半年。’若身上有一个雍正钱，即投之沟壑”等语。制钱为民间日所必需，务宜轻重适均，流通无弊，方于民生有益。钱文字画之清楚与否，皆关铜铅之多少，此人人所知者。
向年圣祖皇帝时所铸制钱，以铜六铅四搭配，虽钱文字画清楚，而铜多于铅，遂有奸民销毁制钱改造器皿者，因而钱价日昂。康熙四十五六年间，每银一两仅可兑钱七八百文。朕在藩邸时，深悉其弊，是以令钱局以铅铜各半搭配鼓铸，使奸民无销毁之利。又严黄铜器皿之禁，方得钱价渐平。今银一两，可兑制钱一千，小民并受其利。其钱文字画虽未甚精工，然惟铜铅相半，方能禁止销毁，而制钱可得流通便民，并非吝惜铜斤而多加铅两也。且铸钱由模范而成，其样钱谓之祖钱，轮廓匀厚，字画完整。由祖钱套出，谓之母钱，即逊于祖钱。再由母钱套出，是谓铸钱，今民间日用之官钱也。较之祖钱，更不逮矣。盖即一板之内，所铸二枝之钱，下沉者必重，在中者适均，在上者必轻，而字画亦因之而不能一式完美。此从来铸钱皆然，非独今日之雍正钱为然也。乃曾静不知钱法，信狂妄之说，遂肆讥议，任意蛊惑咒诅，何殊昏梦中之呓唔乎！
至云投之沟壑，尤为可笑。民间所有之钱，必以银两兑易而来，岂有以银易之物而委之沟壑乎！至于贸易之人，当其受钱之时，必细视钱文而后交易，若以雍正钱为不祥之物，孰肯收受！况既以货物售卖，人虽至愚，孰肯以银与货物换得之钱而轻弃之沟壑也！今直省内外，果不肯用雍正钱文乎？即如曾静之家，至为贫薄，然囊箧中亦必有制钱收贮，然后可以易米买薪，何以不投而弃之乎？
江南地方，因雍正钱文尚少，元年、二年间，有以旧钱十文易一雍正钱以为宝玩者。其重雍正钱文何以又如此？向湖南之人情与江南迥别乎？至于铸钱未能流通普遍，此则事理之常，明而易见者。圣祖皇帝在位六十余年，康熙铸钱尚有流行未到之处。又如广东高、雷、廉等府，至今尚用宋时旧钱，并元、明代之钱亦流通未至。自雍正元年以来，甫及七年，所铸钱文，欲令遍及天下并荒僻之处，亦有是理乎！曾静所闻谣言，确系何人传说？曾静果否亲见投钱沟壑之人？其人系何姓名？确在何处？可据实供来。
问曾静：皇上旨意问你，你所写作的叛逆书籍《知新录》里说了“即使看铸钱这件事，自癸卯到如今六年间，尚且铸个制钱都不顺利。勉强铸造出来的，也是糊糊涂涂，不明不白，民间没有人肯接受。民谣说：'雍正钱，穷半年。’若是身上有一个雍正钱，便即刻投扔到沟壑里去”等言语。制钱是民间日用所必需之物，务必应当轻重均匀适宜，流通交换顺畅，才对百姓的生活有益处。制钱上边的文字图案是否清楚，都与铜铅含量的比例多少有关。这是人人知道的事理。
当年圣祖皇帝时所铸造的制钱，以铜六铅四的比例搭配，因此制钱的价格日益升涨。康熙四十五六年间，每一两白银仅可兑换七八百文制钱，我在雍亲王府邸时，就深深知道它的弊端，所以后来命钱局以铜铅各半搭配铸造，使得奸民无法销毁取铜获利，后又严令禁止制作黄铜器皿，才使得制钱价格渐渐平抑。如今一两白银，可兑换制钱一千文，百姓平民都得到了好处。这些制钱的文字图案虽然不是很精细工整，然而只有铜铅各半搭配，才能禁止乱加销毁，而使制钱能够流通便民。并不是为了吝惜铜斤而多搭配增加铅两的。况且铸造制钱先要制作模型，其样钱便是祖钱，轮廓形状均匀厚薄，字面图案完整清晰。从祖钱套摸制出的，就是母钱，已经比祖钱稍差一些了。再从母钱套模制出的，叫做铸钱，是当今民间日常所用的官方发行的制钱。其质量如果与祖钱比较，就更不如了。即使是在一块铸板之内，所铸造的二枝制钱最下边的一枚必然稍重，中间一枚适宜均匀，上边那一枚就稍轻了，而字面图案也因此不能一样的完美、清晰。这是历来铸造制钱都一样的道理，并不是只有今日的雍正制钱是这样的。
像这曾静，并不懂铸钱之法，轻信狂妄荒谬的传言，便大肆讥讽议毁，任意蛊惑咒诅，何不同于昏睡中的呓唔呢！至于说要投掷于沟壑，更中可笑。民间所有的制钱，必然是用银两兑换而来，岂能有把银两易换的东西而投掷于沟壑中去的吗？至于做买卖的商贩，当他接受制钱的时候，必然是认真仔细的点看钱文后再交易货物，若是认为雍正钱是不样之物，谁肯接受！况且既然已经售卖出货物，人就是再愚蠢，谁又肯把货物换来的制钱轻易抛弃于沟堑中去呢！如今直隶省内外果然不肯用雍正钱文吗？再如曾静的家庭，虽然很是贫寒，然而箱柜中也必定存有制钱，以用来换米买柴，为什么不投弃它呢？江南地方，因为雍正制钱发行得还有些少，雍正元年、二年间，曾经有用十文旧制钱易换一枚雍正制钱作为宝玩的事情。他们又为什么如此看重雍正制钱呢？为何你湖南的人情世故就与江南不同呢？
曾静供：此等狂悖说话，弥天重犯当时无知，听得人言如此，遂不穷究其事理，信以为实，随手写记放在纸上。其实到今日看来，无论人言己言，皆该杀该剐，尚有何说分解得！盖缘弥天重犯所住之地离城市远，无交易买卖，即间有买卖，亦是用稻谷，不惟不使钱，竟少有用银子。穷民无所出息，亦无处交易得银子，所用者只有谷耳。惟富户积得稻谷多，方以谷去卖得银子用。至若钱，则无论康熙钱，雍正钱，皆未用。皇上御极之初，雍正元年、二年、三年，雍正钱流通未遍楚疆。弥天重犯彼时心下常想求雍正钱一看，以为此是新天子的通宝，以此去问人，而人间有自城市中来者，遂妄传以为雍正钱铸不成。
后又逾年，心下实要想求雍正钱看而不可得，又去随使问人，谣传遂以为如今新皇帝因铸钱不成，杀了几多铸匠。弥天重犯此话固不肯信，然无奈乡愚小民，不通钱法，每多如是说。后弥天重犯偶得一二雍正钱，细验其钱文字画，果不十分清楚。先疑以为模范新制，恐是初铸，所以未甚精工，后来再看，亦复如是。那会雍正钱少，到街市上用康熙钱熟识，又见得雍正钱文字画不完美，不知从何处遂造出这个谣言来。无知小民听得此言，遍传于乡里，弥天重犯心中渐次受了谣言悖论之毒，又加以不通钱法，解这钱文字画不清楚的缘故不出，遂不察而信以为实。直至雍正六年春，狂悖将萌，竟把此事做一个验证。
【译文】曾静供：这些荒谬的言语，都是因为我这弥天重犯当时浅陋无知，听到人们传说是这样，也不推究其是否符合事理，便信以为真，随手记写成了文字。其实今日看来，无论是别人说了或是自己讲了这些荒谬言论，都是该杀该剐，还有什么话可辨说解释得呢！我这弥天重犯所居住的地方离城镇很远，没有商贩进行交易买卖，即使偶尔有些小买小卖，也是用稻谷交换，不但不用制钱，竟也很少有用银两的。这是由于山村贫困的农户没有什么出息，也没有地方能交易得银两，所能交易的只有稻谷而已，只有富户积聚的稻谷多，才能把稻谷运到城镇卖得银两来用。
至于制钱，则无论是康熙钱、雍正钱，都没有用过。皇上登基之初，即雍正元年、二年、三年时，雍正制钱发行流通尚没有到达楚湘地区。我当时心中常想找一枚雍正钱看看，认为它是新天子发行的通宝，可是以此话问别人，有来自城市的人却妄说雍正制钱铸造不成。后又过了一年，自己心中生有非看看雍正钱不可的念头，又去随便找人询问，市人中间传言说是如今新皇帝因为新钱铸造不成，已经杀了不少铸造工匠。我固然不肯相信这些话，然而无奈乡村愚昧的小民百姓，不懂钱法，大多都是这样传说。后来我又偶然得到一二枚雍正制钱，仔细验看其文字图案，果然不是十分清楚。先时心中怀疑这是新制作的模型，由于初期铸造，所以不是很精细工整，后来再看，也都是这样。那时雍正钱发行的少，人们到街市上用康熙钱习惯了，又见这雍正钱文字图案不精细完美，便不知从何处造出了这个谣言来。
无知的百姓听到这些谣言，遍传于四方乡里，我这弥天重犯心中渐渐受这些狂妄荒谬谣言的毒害，加上自己又不懂钱法，解释不出雍正钱文字图案不清楚的缘故，便不去明察而信以为真。直到雍正六年的春天，自己狂妄逆乱之心将要萌生，竟然把此事做为一件例证。其实到今日伏读我当今皇上谕旨，才明白制钱的文字图案是否清楚，
原来与铜铅的搭配比例多少有关。康熙制钱文字图案清楚，是由于搭配铜六成铅四成，铜量多于铅量；雍正制钱文字图案不是很清楚，是由于铜铅各搭配一半铸造。制钱中铜的含量多于铅量，就会造成世间奸民将制钱销毁取铜，改制黄铜器皿售卖获利，从而使制钱的价格日益升涨。制钱中铜与铅的含量各半，奸民就不能销毁获利，而制钱也就可以流通便利百姓使用了。细细思想到这里，全是我当今皇上的一段爱民苦心，只有经天纬地的学问，才能鉴别出事物道理的所在，明察出民间积之已久的弊端，直接从源头上规整下来。以平常人的智虑岂能窥测到其中的万分之一！
况且制钱有祖钱、母钱、铸钱之分，即使是一板之内，所铸造的二枝钱，最下边的一枚必然稍重，中间一枚适宜均匀，上边那一枚就稍轻，而文字图案也因此就不能一样完美了。百姓们不知道这个原由，竟然以制钱的文字图案不很精细工整而轻妄地生出各种议论。我这弥天重犯不懂得钱法，也轻易地相信并且附和这些议论，即使万死万剐，自己知道又有什么可说的！但是体念百姓虽然愚顽，天性也难泯灭绝尽，没有不知道爱戴皇上的。他们之所以狂妄荒谬到这等地步，实在是由于心中愚昧无识，不知道当今皇上的恩德意愿。他们之所以不知道当今皇上的恩德意愿，就是由于宣传的不够普遍，比如我当今皇上诏谕禁取黄铜一事，我听到的便有几种说法。山野村夫浅陋无知，不了解取铜禁铜的缘故，乱加议论，甚至有人说我当今皇上想取尽中原地区的黄铜，运往满洲关外，熔炼铸造宫殿。我心中虽知道这是谬传谣言，然而也无话可解答清楚。
离县城远的人，没有见过衙门张贴的告示是怎么说的。另外，只颁有取铜禁铜之令，文告中并未说明取铜禁铜的原因。小民百姓无知，岂能不乱发议论！虽然议论出自于一二个人的口中，可传话者遂即就传遍于千百人的耳中。直到今日伏读圣谕，才知道这禁铜的原因是由于奸民销毁制钱，取铜改铸各种器皿，造成制钱价格日益升涨。禁止铜器不用，制钱便不会被毁，而价格也可以逐渐平抑，便利百姓流通使用。这是我当今皇上深厚的仁德恩泽，一心为民利民的善政之举，可边远鄙野的平民百姓，却都因为心中不知道，竟糊糊涂涂浪费时日而过。我以前供词中讲到乡约时，所以说到朝廷颁布政令，凡是有关风化教育百姓的事情，须要在乡约中宣示，正是为了解决这类朝廷政令不能宣传普及之事。至于所谓将制钱投弃于沟壑的说法，从前没能深究其中事理，便误听认为果有此事，今伏读皇上明旨，心中反复推勘思索，自己不仅相信的确没有道理，而且天地间也不会有这样的事。准会至于荒诞轻妄到如此地步呢？
总之，愚民类多无知而悖谬，实非有心以肆妄。况毁谤讥议出于小民无知者之口，本无损于圣天子明德，而御极初年之毁谤，尤是以圣德神功之远大。盖有非常之主，必有非常人所得知之猷谋。众见未尝不惊，不知者未尝不疑，惊疑交集，此谤之所由生也。是以帝尧承帝喾之后，自唐侯而陟践帝位，始三年而谤作，又三年而颂兴，又三年而谤颂悉泯，乃得“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况我皇上初潜之时，韬光养晦，无求无欲，只尽己性分之当然，并未尝稍露一毫声光于人间。龙德中正，不惟非天下所得知，并非在廷诸臣所能识。惟我圣祖皇帝聪明未纵，本父子之亲，以圣知圣。早知我皇上天禀贵重，蕴蓄美富，为能聪明睿智，足以有临。然亦只以是存之于心，而不肯扬之于众。直至圣躬不豫，委以南郊大礼，方知我皇上圣德神谋久为圣祖皇帝所深契。所以当我皇上御极之初，一切政治，经天纬地，天下莫能仰测高厚之所以然，加以阿其那、塞思黑等久蓄奸谋，散布流言于山陬海隅，小民无知误听而起疑生谤者。
以今看来，实属理势之所必至。如此等说钱的话，亦是二年、三年事，到雍正五年、六年来，实无人如此说，今若究问传说的姓名，此是深入乡愚，只听人如此说，亦依口学舌如此说，原是不识不知，随声妄和，今日如何记得哪一人说？指得哪一人姓名出？在弥天重犯固冥顽无知，然尚稍识得一两个字，稍通得丝毫义理，且不免以讹承讹，传妄踵妄，按其罪过，该杀该剐。其实在今日就杀就剐，浑身寸磔，亦抵当弥天重犯许多罪过不得；况蚩蚩之众，较弥天重犯之无知更甚乎！我皇上德量同天，明睿并日，今日实是弥天重犯万死万剐罪不容诿。其余传说，同在覆冒涵育之内者，惟恳矜之恤之，悯念小民之无知陷罪而已，如何妄扯得别人！
总之，百姓们是由于愚昧无知而轻妄荒谬乱加议论，并非有心肆意毁谤朝廷，况且这些毁谤讥议出于平民百姓愚昧无知之人口中，根本无损于当今皇上的圣贤明德，而皇上登基初年的毁谤议论，更足以显现皇上圣德神功的远大。凡是有超出常人的圣贤出世，他必然具备有超出常人的雄才大略，宏渠远虑。众人见了不能不惊奇，不理解的人不能不疑惑，惊奇疑惑交集，毁谤便由此产生了。所以，帝尧继承帝喾之后，由唐侯高登帝王之位，始初三年，谤言毁议大作；又过三年，歌功颂德之辞兴起；再过三年，谤言和颂辞全都止息，才有“不了解不知道，依顺在帝王旁边”的说法。
奉上谕：据山西巡抚石麟奏称：“晋省绅士百姓，愿将军需应用之驼屉、苫毡、绳索三万副，从本地自备车骡运送，至归化城交收。臣等遵旨，令地方官给价雇送。而各属士民，挽车策骡，争先装载，给以脚价，感激涕零，稽首称谢，不肯领取。急公效力，旷古所稀”等语。着将此折令杭奕禄发与曾静看，并讯问曾静：湖南、山西同在戴天履地之中，何以山西之民踊跃急公，忠诚爱戴，实能视朕为后；而湖南之民，乃有猖狂悖逆、肆恶扰乱之徒如曾静等，至于视朕如仇？此朕所不解。着讯取曾静口供具奏。
今我皇上子惠元元，时时刻刻以爱养抚绥为念，至德深仁，无隐不入，无处不到。所以天和萃聚，丰稔频登，民心爱戴，顶踵思捐，以期踊跃争先报效万一者，将遍宇内而皆然矣。何况山西省近京都，感德被化，尤为最先而更亲者乎！惟有湖南隔远，民习又夙浇漓，加以奸党犯罪充发广西，往来通衢，布散流言，传闻道左。致使圣德声称，湮郁未洽，然到今云开日丽，快爽欢欣，舆情谅是不同寻常爱戴。况我皇上治化，已几刑措而道德齐礼之教，犹时轸念远方，已蒙差使往湖南观风整俗矣。今又蒙恩旨，着弥天重犯往湖南观风整俗使衙门听用。弥天重犯虽愚陋不堪，然数月以来，被我皇上德教，耳闻目见京都风景，亦颇粗知圣教之万一。纵不能有所赞助裨补于观风整俗使之前，然以当身所感我皇上之德，被我皇上之恩，尽心竭力，以直道实，逢人说项，亦得期赎重罪之毫末。但念犯罪蝼蚁，自揣不足取信于人。所赖者，惟我皇上大德至诚，既可感召天和，屡奏成效，必能孚及豕鱼，而四方风动，从欲以治。自是家喻户晓，人人咸思尊君亲上，民情必不减山西爱戴之隆矣。
【译文】奉皇上谕旨：据山西巡抚石麟奏折中所说的“山西省的士绅百姓，愿意把军队所需用的驼屉、苫毡、绳索三万副，从当地自备车马运送，到塞外归化城交收。臣等遵循皇上谕旨，命令地方官支付雇运费用。而各地所属的士民百姓，拉着车，赶着骡马，争先装载军品。官府给他们脚力银钱，却都是感激涕零，跪拜地下，拱手称谢，不肯领取。众人争为国家效力的热情，真是自古以来所少见”等言语。让将此奏折命杭奕禄抄给曾静观看，并要讯问他：湖南、山西同在本朝天覆地载之中，为什么山西的民众踊跃争先为国效力，忠诚爱戴朝廷，能把我看作是他们的君主，而湖南的百姓竟有猖狂悖逆、肆意恶毒谋乱之徒像曾静等人一样，达到了把我视为仇敌的地步，这是我所不能理解的事情，命讯问取回曾静的口供报奏上来。
曾静供：我这弥天重犯生性愚顽无知，不知天高地厚。然而圣贤在上，恩德深远光大，感化到至深之处，虽然是草木山石也知欣然倾向起舞。因此，数月以来，感戴皇恩教化深切，白天对人们无法以言语叙说，可是到夜间睡梦之中恍恍惚惚对人谈及皇恩圣德，惊惶感泣，几次是痛哭流涕直到醒来还不能止息。从这些就可以知道自己遵循常理的天良，并没有绝尽，仅仅是从前偶然被外边的浮言流语引诱惑乱，连当今皇上万分之一高远深厚的圣德都不了解造成的，并不是自己的本性与常人有什么不同。今日蒙读皇上恩旨，言说山西巡抚所奏，奉皇上谕旨动用国库钱粮，制造骆驼绳屉等物品以备军需所用。抚臣遵从旨意，拨出银两发放全省。而全省的士绅百姓都称颂我皇上日夜操劳，勤政为民，抚爱百姓如孩子一般，使其安居乐业，得享太平。百姓无法报答皇恩，情愿自备车马，各从当地运送至塞外营中，以向朝廷报效犬马之劳。并且还都是感激涕零，跪拜在地，拱手道谢，不肯领取官府发放的运费等折奏的情况，命我阅看。
我这弥天重犯虽说是愚陋不堪，然而数月以来，受我皇上圣德教化，耳闻目睹京城中的风光事物，也粗略了解了皇上圣教义旨的万分之一。纵然不能赞助补益于观风整俗使之前，但是一定要用自身所感戴我皇上的大德，披受我皇上的宏恩这件事例，尽心竭力，将事实真情，逢人便讲叙，也希望能够抵销自己所犯重罪中的点滴一二了。但想到自己是身获重罪的蝼蚁之人，自己揣想所讲的话不能取信于人。所依赖的，只有我当今皇上的至诚大德，既然其可以感动上天，屡奏成效，也必然能将信诚施与猪鱼之类，一旦四方闻风而动，立即予以大治大理。从此，自然是家喻户晓，人人都心想的是尊奉亲近皇上，民情必然不会逊色于像山西那样爱戴朝廷的盛况了。
夫君臣、父子皆生民之大伦，父虽不慈其子，子不可不顺其亲；君即不抚其民，民不可不戴其后。所谓抚我则后，虐我则仇者，在人君以此自警则可耳，若良民必不忍存是心，唯奸民乃是以借其口。然人虽甚无良，亦断无有以抚为虐者，朕于湖广已实尽其抚民之道，而不意曾静辈犹视朕如仇也。至曾静蛊惑于华夷之辨，此盖因昔之历代人君，不能使中外一统，而自作此疆彼界之见耳。朕读洪武宝训，见明太祖时时以防民防边为念。盖明太祖本以元末奸民起事，恐人袭其故智，故汲汲以防民奸；其威德不足以抚有蒙古之众，故兢兢以防边患。
然终明之世，屡受蒙古之侵扰，费数万万之生民膏血，中国为之疲敝。而亡明者，即流民李自成也。自古圣人感人之道，惟有一诚，若存笼络防范之见，即非诚也。我以不诚待之，人亦以不诚应之，此一定之情理。是以明代之君，先有猜疑百姓之心，而不能视为一体，又何以得心悦诚服之效！先有畏惧蒙古之意，而不能视为一家，又何以成中外一统之规！虽当时蒙古之人，亦有入中国者，然皆闲散不足数之辈耳。若因此遂谓蒙古之人臣服于中国，则当时中国之人，亦有入蒙古者，是中国亦曾臣服于蒙古矣。至于我朝兴自东海，本非蒙古，向使明代之君果能以至诚之道，统御万方，使我朝倾心归往，则我朝入中国而代之，亦无解于篡窃之名矣。
乃我朝自太祖、太宗以来，浸昌浸炽；明代自万历、天启而后，浸微浸熄。明代久已非我朝之敌，彼自失天下于流民，上天眷佑我朝为中国主。世祖君临万邦，圣祖重熙累洽，合蒙古、中国一统之盛，并东南极边番彝诸部俱归版图，是从古中国之疆域，至今日而开廓。凡属生民皆当庆幸者，尚何中外，华夷之可言哉！曾静有何辨说？据实逐一供来。钦此。
【译文】奉皇上谕旨讯问曾静：你看了山西巡抚石麟的奏折后，供词中说了“君与臣之间的伦常关系，情深如同父子一般，四海天下没有不同的。湖南百姓习性强悍，乱贼奸党犯罪被充发广西，往来经过湖南通衢要道，散布流言蜚语，造成朝廷圣德声名阻塞郁结，不能遍布沾润”等言语。所谓“抚爱我的就是自己的君王，虐害我的就是自己的仇敌”，古时候便有这种说法。
朕对于普天之下的臣民，一视同仁，湖南、山西的庶民百姓，本来都是抚爱亲如子女一样。山西省百姓俗性醇厚善良，感动上天理气相和，连年五谷丰登，不需朕再多施恩德。湖南百姓习性浇薄强悍，乖张怨嗟之气，干冒上天而被谴责，招致灾患时时发作，荒歉屡屡降临。朕多次施加恩泽，像子女一样抚绥的百姓，不可尽举，还不能把朕视为抚爱自己的君王吗？朕揣量山西省的百姓，所以争先趋赴官府公差，是因为圣祖皇帝六十余年的深仁厚泽，已浸润于骨髓、肌朕之中，因此，一遇国家公事，都是献纳忠心，竭诚效力，踊跃争先，如此忠诚恳切。试问湖南的庶民百姓，就独自不曾蒙受圣祖皇帝六十余年的恩泽吗！
即使根据曾静前番供词中所说，圣祖皇帝归天之时，也曾经哭泣悲哀，持丧服跪拜祭奠。那么，既感念圣祖皇帝的深恩厚德，能不顾念到朕的身上吗！世间人情在亲戚朋友之间，素常是相互投契，而情义深厚，有的闻知其亲朋的子孙犯了过失，就必然曲意为他遮掩袒护；有的闻知其亲朋的子孙被人毁谤议论，就必然全力为他辨白解说。何况是君与臣之间的关系呢！你对于朕，绝对没有忍心于指责贬斥的道理，更何况是听了毫无根据的流言蜚语，没有察辨真假便肆意诬蔑、毁谤，竟敢妄行悖逆之事，还能说有人的良心吗！
你既然知道君臣之间的伦理纲常，情深如父子关系，如今假使有人诬蔑曾静的父亲有盗窃的行为，有人捏造其母亲有氵秽的行为，曾静闻知后，能忍心不与他们辨说吗？能忍心不去察问流言的虚实真伪吗？或者是不察问其事的虚实，便将自己的父母亲诋毁唾骂一番，并且著书立说到处传扬吗？你说自己被往来湖南的乱贼奸党所散布的流言蜚语煽透迷惑，可奸党乱贼发配往来的地方，不止是湖南一省，即使是山西地方，岂能没有这等逆贼奸党的语言！但却从没有一个人被他们煽诱迷惑的，独有湖南的奸民如曾静之流，一听到乱贼奸党的流言蜚语，立即萌生叛逆之心，莫非其理性与常人不同吗？并且所谓的“抚爱我的就是自己的君王，虐害我的就是自己的仇敌”
这种说法，也不是正确的理论。君与臣、父与子的关系都是世间生民中大的伦理纲常，父亲虽然不慈爱自己的儿子，儿子不能不孝顺自己的父亲；君王即使不能抚爱自己的臣民，臣民不能不拥戴自己的君王。所谓“抚爱我的就是自己的君王，虐害我的就是自己的仇敌”
这句话对于做君王的来说，要以此自警自律就可以了。若是良善的百姓、必然不忍心存有这个想法，只有奸民才得能把它作为借口。然而世人再有不良善者，也断然不会有将抚绥作为虐害的。我对湖广等地已尽了抚爱化育的心愿，而不料想曾静之流竟视我如仇敌了。至于曾静被中原和边远夷狄各民族的辨别之说所诱惑，是因为往昔历代的君王，不能使中原和夷狄统一为一体，而自作这个区域那个地界的浅薄见解罢了。我曾读明代洪武皇帝的宝训，见明太祖时时以防护百姓、防护边患为自己的心念。
由于明太祖本是元朝末年由奸民起事而兴盛的，心中唯恐有人沿袭自己的老计谋，所以急切于防护奸民；由于明太祖声威德望不能抚绥蒙古部众，便小心谨慎防护于边患。然而明朝末年，多次遭受蒙古侵扰，耗费了数万万民间的财富，全国为此疲敝不堪，但灭亡明朝的，是流民李自成。自古圣贤之人感化别人的做法。只有一个诚字，如果存有笼络和防范之心，就是没有诚意。我既然以不诚对待别人，别人也以不诚回应于我，这是必然的情理。就以明朝的君王来说，先存有猜疑臣民之心，而不能视君王与臣民为一体，又怎能得到臣民心悦诚服的收效呢！先怀有畏惧蒙古之意，而不能视中原和近远各少数民族为一家，又怎能形成中原内外一统的规制呢！
虽然当时蒙古人也有来到中原的，但都是些不值一提的闲散之辈而已。如果因此便说蒙古人臣服于中原，那么当时中原之人，也有前往蒙古的，是中原人也曾经臣服于蒙古了。至于我朝，兴起于辽东海隅，本不是蒙古部族。假使过去明朝君王能以精诚至信的准则，统御海内四方，使我朝倾心归往，那么我朝入主中原而代之，也不会被理解为篡夺窃位的恶名了。我朝自太祖、太宗以来，愈益昌明炽盛；明朝自万历、天启以后，却是更加微弱熄灭。明朝早已不是我朝之敌，它自失天下于流民，是上天保佑我朝成为华夏君主。世祖皇帝君临万千邦国，圣祖皇帝累世升平昌盛，合蒙古、中原成为一统之国体，并东南极边远的番彝各部族都收归版图之内。自古以来，华夏中国的疆域，直到今日才这样开阔广大。凡是生民百姓都应当庆幸庆贺，还将什么中原内外、华夏与夷狄民族之分的言论可讲呢？曾静有什么辨说的话，要据实一一招供出来。钦此。
曾静供：弥天重犯山野无知，于人事无一得通，自犯罪以来，只有惶恐战栗，万死待罪而已，更有何说可以分辨？今承高厚之恩，复降谕旨语问。反复细读，字字句句皆发从古圣贤所未发，义蕴精深弘博，已到至处极处。在弥天重犯实无一言可以分疏、解免其罪，但自计当初狂举之念，处处皆从不知圣德高深，错执人言起见。因念人之五伦，虽有人合、天合之分，其实皆本天而出，根性而具，所以圣人谓之达道。惟其谓之达道，所以通古今、遍四海而不异。五伦之中，又惟君臣、父子为更大。君臣虽从义生，而以人合；父子虽从仁出，而以天合。其实君臣之伦，大过父子之亲。盖以父则对子，其尊只在子一身之上；君乃天下万物之大父大母，其尊与天配，在万物之上，故五伦以君臣为首。而所以处之者，彼此有当然各尽之道，本不相期待。在君之职以天自处，所以一切寒暑怨咨有不屑计；而为臣为民者，一身之生杀，唯君所命，不敢以私怨生怼叛之心。虽圣人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两边平放，其实不相期待。臣之忠君，乃天命之自然，不是因君使臣以礼而后臣得事君以忠，所以朱子注云：“二者皆理之当然，各欲自尽而已。”玩“理之当然”四字，见得臣之忠君，原从天出，不是报答君恩。君加恩于臣，在臣固当忠君，即不加恩于臣，而臣亦当忠。诚如圣谕所示：“父虽不滋其子，子不可不顺其亲；君即不抚其民，民不可不戴其后。”
盖臣之忠君，乃天命之当然，所性之自然，岂计君恩之轻重哉！试看文王遭纣之昏乱而不改小心服事之节，圣人称为至德。曾子作《大学》传，释“止至善”章，引文王作榜样，以为止善之极则，曰：“为人臣，止于敬”，而不及汤武者，正为此个缘故。今谕旨谓“抚我则后，虐我则仇”非正论，正合文王、孔、曾之旨。盖“抚我则后，虐我则仇”，乃武王将伐纣而誓师之权词。汤武之事，本非圣人之得己，但所遇之时不同，究其极而仍合于义耳。初非其所乐为，而可以为法于天下后世也。故必有汤武之至德深仁，而又遇桀纣之昏乱失德，以汤武而遇桀纣，又要看天命，验民心，方可行得。然在圣人心中，终是不满，终不免以此为惭，岂后世莽、操等所得借口乎！盖圣人处此，只为常经到此穿绝，理势不得不变，所以就时地上裁制，不得已而为古今之通义，以持续天理耳。故此一种道理，非大圣人不能用。所以圣人说个未可与权，虚悬此理于天地间，而未敢轻以许人耳。今我皇上因父子之亲则剖析分示，推出此理，兼使弥天重犯得以闻所末闻，此诚不幸中之大幸事也。
两边似乎平等，其实不可互相期待。为臣的忠于君王，是天命的自然之理，不是因为君王差使下臣以礼相待之后，下臣再侍奉君王报以忠心，所以朱熹注疏说：“二者皆是天理当然之事，各应该尽到自己的职责罢了。”
推究“天理当然”这四个字，可见得下臣效忠于君王，原就出自于天理，不是为了报答君恩。君王施加恩德于下臣，做下臣的固然应当效忠君王，但即使君王不施加恩德于下臣，下臣也应当效忠于君王，就如皇上圣谕所说的：“父亲虽然不慈爱自己的儿子，儿子不能不孝顺自己的父亲；君王即使不能抚爱自己的臣民，臣民不能不拥戴自己的君王。”
这下臣的效忠君王，本是天命的当然之理，又是人性的自然之理，岂能计较君王恩德的轻重呢！试看周文王遭到殷纣王昏乱对待时而不改小心服侍的事例，圣贤将它称赞为至德。曾子作《大学》传注，在“止至善”一章的注释中，引用周文王的事例作榜样，认为是达到了善行的极点。他说：“作为人臣，要做到恭敬忠诚。”世间凡是不如商汤、周武王德行的，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如今皇上谕旨说：“抚爱我的就是自己的君王，虐害我的就是自己的仇敌。”
这句话并非正确的理论，这正符合周文王、孔子、曾子言行的意旨。所谓“抚爱我的就是自己的君王，虐害我的就是自己的仇敌”，本是周武王准备讨伐殷纣王时誓师的权宜之词。商汤、周武王讨伐夏桀、殷纣王，本不是圣贤认为可行之事，但他们遇到的时机不同，，推究其根源仍然是合乎于义理而已。当初也并非他们乐于要做此事，而认为可以效法于天下后世的，所以必然要有商汤、周武王的至德深仁，而又遇上夏桀、商封王的昏乱失德，即使象商汤、周武王而遇上夏桀、商纣王，又要看天命，验人心，才可行得犯上讨伐之事。然而，圣贤心中，到底是不满意这种行为，始终难免以此而惭愧，岂能是后世王莽、曹操之辈所得到的借口！因为圣贤当时的处境是正常的，经义到此已经穷绝，事理的趋势不得不变化，所以就顺其天时地利时对昏君实施裁制，不得已而为，以使古今的通义接续上天理罢了。因此，这种道理，不是大圣大贤的人不能应用。所以圣贤对此也没有说个可否，空悬此理于天地间，而不敢轻易许上学用而已。如今我皇上因父子的亲情而剖析分示，推论出这个道理，也使我这弥天重犯闻知了从没有听说的事理，这真是不幸中的大幸。
因回思我皇上子惠元元，尽六合而皆然，所以抚绥我辈赤子者，本元间于山西、湖广，而山西之民醇良，湖广民俗浇悍，几烦圣虑，叠沛皇恩，以尽抚我之道。今圣德谦光，圣教诚笃，深仁厚泽，归美圣祖。于此见湖南之民，不唯沐我皇上之深恩，当思忠顺，以事其上，即推想圣祖至德，亦无不当输诚尽分以竭其忠。
【译文】现在回忆思想我皇上爱民如子，四方天下都是一样，对我们赤子百姓抚爱安绥，本来就不分山西、湖广，而山西百姓民风醇厚良善，湖广百姓民俗浇薄强悍，多次烦劳皇上圣虑忧念，屡屡施沛皇恩厚德，以尽抚爱百姓的懿行。
如今我皇上圣德谦光，圣孝诚笃，深仁厚泽，都归美于圣祖皇帝。于此可见湖南的百姓，不仅是沐受我皇上的深恩，应当思量忠顺事从朝廷；即使是推想圣祖皇帝的大德，也应当奉公献纳，尽守职分，以竭尽自己的忠心。何况作臣民的要自身正义，处于朝廷覆盖之下，既蒙受皇恩，君王即使不抚绥其臣民，臣民却不可不敬仰拥戴其君王呢！思量到这里，我这弥天重犯虽然是粉身碎骨，也不能够抵偿万剐之罪，又有什么言语可以解脱辩解！更何况我已感知圣祖皇帝的深恩而持丧服尽哀奠祭，能不思量推想圣祖皇帝的大德于我皇上之身，而尽忠孝顺呢？
今皇上明旨讯问到这里，虽然是木石也应当动心，何况这弥天重犯身存血气，能不割肝泣泪吗！心中所痛恨的，只因为自己身居山野僻谷，我皇上登基初年，大德尚未遍布浸润，即被奸党流言所先传入，从此谣言连连不断，逐渐慢慢生有疑心，只有雍正元年的流言谤语暗存于心，才使以后的各种谣传传入耳中。而乱贼奸党们造谣毁谤，多都是些与圣祖皇帝为敌为仇之事。我这弥天重犯当时把君王和父亲的伦常看得重大，痛感自身蒙受圣祖皇帝四十余年抚绥的恩德，认准此义理，不觉透骨彻髓，只思念报效于圣祖皇帝，要做圣祖皇帝的忠民义士，于义理也应当为圣祖皇帝舍身致死，于是轻妄地萌发了悖逆的念头，甘愿赴蹈灭门之极刑而不推辞。
就是被惑于吕留良的谬论，在当时还属于第二、第三层含义。我自撰的叛逆书籍中虽然有些说法，然而也是把君父的伦常看得重要，因此，以这些理由劝说岳钟琪而已。其实多为自己感戴圣祖皇帝的深恩大德起念，所以圣祖皇帝升天时，我持丧服尽哀祭奠，发自于天性良心。在当时悲哀思念圣祖皇帝，竟然不堪于公开众人面前，只是暗地里流涕拭泪，自己也不知道为何竟然这样悲哀至深。原来自己也不想使别人得知，认为忠孝是读书人的本分之事，是各人应尽的职责，怎敢希望别人知晓！一有使人知晓的心念，就是虚伪了。还能说有忠孝之心吗！
前供所以说到此处者，只为弥天重犯犯此大罪，心事未易明白，故缘此以为证据耳。
其实当日一片赤心肫切并未说到。故在当时，非弥天重犯全然死心，只为谮言流毒，多切紧圣祖皇帝身上。岂意我皇上大孝大德，为圣祖皇帝同德嫡体而更有光者乎！倘若弥天重犯以毫无影响之流言，不察真伪，而使肆为诬蔑。揆以君臣之义，情同父子之亲，彼人有诬弥天重犯之父以盗名，捏弥天重犯之母氵行，在弥天重犯情必不安，必察而辨之，且为之掩护之。而人于我皇上之诬捏，则遽信以为实，漠不加察，较之父子之情，相去悬绝，弥天重犯万死之罪，实无所逃。但当初之狂举妄动，而误信以为实者，亦以圣祖皇帝之恩德在人者深，为民者无不冀圣子圣孙之继其统。当时心中所期，以为处今日，即皇上偶有德不及圣祖处，在民间亦必为之掩护，不忍宣扬。今所闻如此，且以为言出于京城往来道路人口，并非起于民间，因妄疑圣祖皇帝非有仇于人者，而今日所闻如是，必有其因。况天子本四海之共主，人只有爱戴颂扬，谁甘不良而肯造言讪谤！是以弥天重犯当日，一为从未历过世路倾险，识透人情有此变诈；二为从未到过京师，得闻奸党如此阴毒；三为圣德高深，湖山万里，未得骤闻。因此三事未谙，以致谮谤流言得以乱听。
况阿其那、塞思黑、允等之奸党，流布民间，本非一处一种。除充发广西外，尚有诡名变迹，借游学为名者，而其所诋诬圣德，多由谈文论学引入。山野蝼蚁，从何窥测其底里？因此不觉为之摇惑煽动。若奸党充发，所过省郡极多，不止湖南一省，即山西地方，岂无此等逆党流言？独不能惑人之听，而唯湖南奸民一闻蜚语，即起叛逆之心？夫奸人有心造谤，每乘人之虚而避人之实，诚以虚则吾言易入，实则吾言易识。故其不肯在山西、河南等近处传布者，以山西、河南等省离帝都近，往来者多，皇上之至德声称，人人所习闻，心中实而有主故也。惟湖南离帝都远，往来者少，我皇上之至德声称，未得遍洽，山谷知之者少，心中虚而易惑故也。非山西与湖南之民全异，实所处之地有不同也。
况且阿其那、塞思黑、允等乱贼奸党，流布于民间，也不是一处一路。除去充配发放广西的罪犯外，还有化名变迹，借巡游讲学为名的人。而他们诋毁诬蔑皇上圣德，多是从谈文论学入手的。山野愚民，又从哪里可以窥测清楚他们的底细来历呢？因此不知不觉便被他们蛊惑煽动。至于奸党乱贼获罪发配，所经过的省郡很多，也不止湖南一省，即使是山西地方，岂能没有这些逆党的流言？却独自不能惑人是听，为什么只有湖南的奸民一听到蜚语，即生起叛逆之心？这奸党乱贼有心造谣惑众，多是乘人之虚而避人之实，其心中空虚，流言就容易传入，其心中踏实，流言就容易被识破。之所以奸党不肯在山西、河南等近省地方传布流言，是因为山西、河南等省离京都很近，往来的人多，我皇上至高的德行和声名，人人都能闻知，心中踏实而有主见。
只有湖南离京都遥远，往来的人少，我皇上至高的德行和声名，未能遍布浸润，山野僻谷闻知圣德的人不多，心中空虚，自然容易被蛊惑煽诱了。这不是山西与湖南的百姓性理全然有分别，实在是所处的地理不同。
至于皇上谕旨所说的华夏夷狄民族之分，推论出原就是由于往昔的历代君王不能实现中原内外一统成规，而自作这个区域那个地界的浅薄见解。并且指出明太祖本是元朝末年由奸民起事而兴盛起来的，心中惟恐有人沿袭自己的老计谋，所以急切于防护奸民；其声威德望不能抚绥蒙古部众，便小心谨慎防护于边患。先存有猜疑百姓之心，而不能视君王与臣民为一体，又怎能得到臣民心悦诚服的收效呢？先怀有畏惧蒙古之意，而不能视中原和边远各少数民族为一家，又怎能形成中原内外一统的规制呢？皇上所言真是英明伟大啊！既与天地同为一体，又与天地所共用。对于上天，我皇上的圣明与其相配对，不见得有什么比不上的；对我皇上，以上天全部的德理与其相比较，也不见得有多余的。
况且我皇上见解透彻汉、唐、宋、明几代诸多英明君主隐蔽委屈的作用，真如儿戏一般。不仅仅是德量齐天，出天公心到最高之处；而且眼界高出日月之上，明察秋毫。此等境界，自古以来的帝王都少见到，而此等议论，自古以来的圣贤都没有阐发过。假如不是我皇上所亲身经历，怎能辨别到如此至明之处！怎能包容到如此极深之处！又怎能阐发到如此至微至细之处！况且又将深入感化别人的道理，归结为一个诚”字，更俨然显露出天体的伟大了。只有上天至诚至信，只有我皇上至诚至信，所以覆盖不分内外，感化而通达四方。因此《中庸》评诚信”时，必然推论其可高于上天，只有诚信可合乎天意，所以光明正大，博厚悠久，与上天无异。
我当今皇上所以合蒙古、中原成一统之盛世，凡上天覆盖之地，俱归于版图，所有的臣民百姓，都应当庆幸庆贺，岂能再有什么华夏夷狄内外之分！其义理到了最精深之处，品行到了最高尚之处，虽然是尧舜复生再起，也不能被赞颂于同样的言词，而我皇上不只是规模弘远，开创中天之隆盛，并且道德广大，立设万事之成规。作为人君，如果不能够修省自身，德行配天，而强要分中原内外华夏夷狄，到此只怕是难堪羞愧，无地自容了。何况欺世盗名，假窃圣贤片言只语以混淆理学正论的人，悖逆天意不也是太过分了吗？因此我更加相信本朝名正义顺，德业大隆，真正是人间所没有，何其兴盛啊！
奉旨讯问曾静：你供称“身居山谷，我皇上御极初年，大德尚未遍洽，即为奸言先入，遂尔步步生疑，后此入耳谣传，皆与圣祖皇帝为仇为敌之事。因身受圣祖皇帝四十余年抚绥之恩，思为忠民义士，是以妄萌悖逆之念，甘蹈赤族之诛”等语。
你自雍正元年以来，讹传逆党之言，是朕之失德备闻于耳，而阿其那贤孝之名，及圣祖皇帝欲传位于允之事，亦入于耳。你既感圣祖皇帝之恩，即以朕为君父之仇敌，不克缵承大统，则亦当劝岳钟琪世受国恩，当仰承先帝之志，辅佐阿其那、允等以以继先帝之基业。何以竟将叛逆之事，掀动岳钟琪？况你逆书内分别华夷，直指圣祖皇帝为夷狄，如何尚说感戴圣祖皇帝四十余年抚绥之恩，思为忠民义士乎？可据实供来。
曾静供：弥天重犯狂悖之举，按其罪，触处皆是，本无一线可生。苟非大圣人在上，德量同天，精明并日，本大公无我之怀，虚心体察，使顽逆隐情毕露，虽磔尸磨骨亦不足以偿当身莫大之罪，尚有何说可以疏解！今承恩旨讯问，前供所称身受圣祖皇帝四十余年抚绥之恩，思为忠民义士，则当劝岳钟琪仰承先帝之志，辅佐阿其那、允等，以继先帝之基业，何以竟将叛逆之事，掀动岳钟琪？况逆书分别华夷，直指圣祖皇帝为夷狄，如何尚说感戴圣祖皇帝四十余年抚绥之恩，思为忠民义士？究问及此，弥天重犯惶恐战栗，万死何逃！不惟无说可以仰答天聪，即自问亦无说可通了。今亲观圣德之高深，极生平所未有，感被皇恩之浩荡，彻骨髓而融洽。此所以心悦诚服，而痛悔当年狂悖之举，切齿于阿其那、塞思黑、允等之奸党造言流谤者以终天也。然苟非我皇上之德量同天，精明并日，亦只有杀而已矣，剐而已矣。今承旨问，从肝滴出一字一泪，实无半语只字可以仰答天聪，理屈辞穷，自如万死万剐莫偿，只有惶恐战惧而已矣。
奉皇上谕旨讯问曾静：你前番供词中说了“我身居于山野僻谷，当今皇上登临帝位初年，朝廷圣恩大德尚未遍布露润，就先被奸言邪说蛊惑煽诱，遂即便渐渐心中生疑，此后传入耳中的谣言，都是些与圣祖皇帝为仇为敌之事，因自己蒙受圣祖皇帝四十余年抚绥的大恩，一心要做忠民义士，于是狂妄地萌生了悖逆的念头，甘愿赴蹈灭族死罪”等言语。你自雍正元年以来，讹传逆贼奸党的言论，是因为说我失德无道的很多谣言传入你耳中，而且，阿其那贤孝的名声，以及圣祖皇帝想传帝位于允之事，也传入你耳中。你既然感戴圣祖皇帝的恩德，把我视为我君父的仇敌，不配继承帝位，那么，也应当劝说岳钟琪感念世受国恩，应当仰承先圣祖皇帝遗志，辅佐阿其那、允等继承先帝的基业，却为何竟以叛逆不道的言论，去鼓动岳钟琪谋反？况且你在所写作的叛逆书籍中，将华夏民族与夷狄少数民族进行区分，直言指明圣祖皇帝是夷狄民族，予以诋毁诬蔑，又为何要说感戴圣祖皇帝四十余年抚绥大恩，一心要做忠民义士呢？可据实供说出来。
奉旨讯问曾静：前因山西绅士庶民运送军前骆驼鞍屉，自备车骡，不肯领价，踊跃急公，争先恐后，已将晋民情节谕你。今不旬日间，晋省保德州等处，遂有庆云呈献之瑞。据巡抚、学政、布政使三处奏报前来，特将奏折发与你看。朕从来不言祥瑞，但天人相感之理，实捷于影响。晋民怀尊君亲上之心，是以连年丰稔，今又蒙上天特锡嘉祥，以昭示福佑万民之象。可见从前湖南地方屡被水灾者，实因民风浇薄，又有你与张熙辈心怀悖逆，以致乖戾之气上干天和。此理显然昭著。但朕凉德，不能化导湖南百姓，亦不能辞其咎。你从此更当猛醒，知天之不可欺矣。你今仍怨谤朕一人乎？
曾静供：自古称圣王励精图治，虽不言祥瑞，然到治定功成，而祥瑞自然协应；必到祥瑞协应时，而后称得治定功成。此《中庸》推学问之极功，圣神之能事，而必归到“天地位，万物育”上去者，此诚以大君之身，与天相配，其精神运量，与天相通。君能心与天心融通无间，而克符合一，则和气致祥，自然云日辉煌，藻彩缤纷，以及河清海晏，万物顺成，百福骈集。若君心稍有一点与天心不相符合，则戾气致异，一切反是，此理之大致一定不易者。但其中不能尽同，亦微有辨。盖有君尽其道，而臣庶不能仰体君心，此又以君为天，君心为天心，臣庶之心不能仰体君心，即与天心相违，所以亦能致异。此普天之下，所以有嘉祥灾异之不能尽同也。恭惟我皇上克体天心，克肖天德，励精图治，仁恩厚泽，遍浴寰宇。其效至于薄海内外，物阜民康，皆歌乐育，礼陶乐淑，共被洪钧。惟圣心与天心合一，君德与天德无间，所以天和见彩，地灵垂祥，大者如五星聚、黄河清，嘉谷蓍芒，百瑞叠呈。我皇上天人感孚，成自古未有之治功，以只褡怨盼醇鹫鳎死碇萦谟跋於抟烧咭？？
至于近者晋省庆云捧日，外绕三环，光华四射，藻彩缤纷，与湖南数年歉收，旱涝叠闻，灾异间见，其理复异者，何也？诚以晋省民心醇厚，知恩感戴，民心能仰体君心，一切输诚奉公之事，无不踊跃争先。故于办理驼屉之会，而天垂祥瑞，以协人心之顺。若湖南虽同处覆冒之下，而民俗浇滴，不能仰体我皇上之心，加恩而不以为恩，被德而竟忘其德。加以弥天重犯等之狂悖丧心，不惟不知我皇上之大德合天，而竟不能安业顺化。是湖南庶兆之心多与我皇上之圣心相违。即与天违，所以厉气致异，而灾寝独屡见于湖南也。但此理甚显示甚微，非我皇上精通性命之源，素能默契乎天，而复能与天合一，焉能知之！弥天重犯到今日读所报闻诸嘉祥奏折，并我皇上所讯问谕旨之理观之，不惟信我皇上之至德毫无瑕累，实实与天合一。在弥天重犯将插翅遍飞遍传，破谮除谤之不暇，岂尚复为谮谤所惑之理！抑且自痛悔当年狂悖之举，诚得罪于天，而不意今日戴天广大之德，推原致罪之由，宽宥以至于此极也。
奉皇上谕旨讯问曾静：前时因山西士绅百姓运送军需骆驼鞍屉，都是自备车马，不领取运费，为官府公差踊跃向前，争先恐后，我已将山西百姓这些热心奉公献纳的情节传谕于你。如今不过旬日，山西省保德州等地方，便有祥云呈现的瑞兆出现，现据该省巡抚、学政、市政使三司衙门奏报上来，特将这些奏折抄发给你阅看。我从来不说祥瑞征兆，但上天与人的理气相互感通，是双方相互给予的影响形成的。山西百姓怀有尊奉君王亲近朝廷之心，因此连年五谷丰登，如今又蒙上天特意赐与嘉祥兆瑞，以昭示福佑万民的景象。由此可见从前湖南地方屡次遭受水灾，实在是因为民风浇薄强悍，又有你与张熙这些人心怀悖逆之念，以至于乖张抵触之气上干冒犯了天和，这个道理是显明而昭著的。不过由于朕才德凉薄，不能感化导育湖南的百姓，也不能推辞自己的过失。曾静你从此更应当猛醒，要知道上天是不可欺骗的。你如今仍然怨恨谤毁朕一人吗？
曾静供：有古圣贤的君王励精图治，虽然不讲祥瑞征兆，但是到了国家长治久安，功德告成之时，祥瑞征兆自然和谐而生；也只有祥瑞征兆显现时，才能称得上国家长治久安，功德告成。这就是《中庸》所推断道德学问的极大功力。圣明神化的非凡能量，而必然归到“天地正气充盈，万物才生长发育”上去。这确实是说君王之身，与上天相互配合。其精神运量，必与上天相互感通。君王之心能与天帝之心融通无间，而能够符合一致，那么天地和气而生祥瑞，自然是云日辉煌，五彩缤纷，以及江河湖海清澈，万物顺利成长，千百福佑汇集。若是君王之心稍有一点与天帝之心不相符合，便使乖张抵触之气造成灾异，一切都是相反的结果，这个道理大致上是不会改变的。但是其中又不能完全相同，也稍微有些区别，
比如有君王能尽自己的道义准则，而臣子庶民不能体念君王之心。这又好比以君王为天帝，君王之心为天帝之心，臣子庶民之心不能体念君王之心，就是与天帝之心相违背，因此也能造成异化。这便是普天之下，所以出现有嘉祥和灾荒的不同结果。只有我当今皇上能够体念天帝之心，能够类似天帝之德，励精图治，仁恩厚泽，遍布浸润天下，其功效已达到四海内外，物质丰富，庶民安康，都是歌舞升平，乐于圣德抚育，恭谦礼让，乐于贤淑善良，共同接受上天的福佑。也只有我皇上之心与天帝之心合一，我君王德行与天帝德行无间相同，所以才能有上天和美显现彩光，大地灵气垂降吉祥，盛兴时出现五星联珠，黄河浊水变清，嘉禾灵芝茂盛，千百种瑞祥迭起纷呈。
奉旨问曾静：湖南地方，人心诈伪，风俗浇滴，而督抚大吏又不能宣朕之威德，化导愚民，以致风雨不时，灾屡作。云贵总督鄂尔泰实能体朕之心，教养百姓，而民风淳厚，又能服教乐善，以此感召天和。云南连岁大稔，而贵州今年通省丰收，所产嘉谷，岐穗繁多，科粒硕大，为从来所未见。今将贵州巡抚张广泗奏本，及所进嘉谷图样与你看，天人感应之理，显然昭著如此，你再有何说？
湖南之多灾，是湖南之民不能仰体我皇上之大德，胸存悖逆之念，不肯安业乐化，皇上至德间隔湖山而多郁结，所以戾气否塞而能致灾。所谓同一上天眷佑我皇上之大德，实因我皇上之大德亘古未有，所以既有此等应处，又有此等异处。今弥天重犯得见阿其那、塞思黑、允、允等及伊等平日所蓄养之匪类等所供谤议，恰与湖南百姓所闻无异，于此见得奸党上误国家，下害生民，蓄心狠毒，一至于此。若非我皇上仁孝诚敬之至，上细于天，素孚于祖，感通默相，焉能使诸奸尽行败露，恶迹如此昭彰！而我皇上之大德，转因此光明显烁，耀中天。所谓“仲尼，日月也，人虽欲自绝，其何伤于日月乎！”此理至今日而益验矣。到此实实信得我皇上之德，超越古今，与天、与圣祖一而二，二而一，并无毫发彼此之间，故能为圣祖所笃爱，上天所眷佑，而天理响应如是，报验如是。
奉皇上谕旨讯问曾静：湖南地方，人心伪诈，风俗浇薄，而总督、巡抚大员们又不能宣示我的声威和恩德，教化导育愚昧无知的庶民，因此造成风雨不断，灾患多次发生。云贵总督鄂尔泰着实能体念我的心愿，教化养育百姓，而民风淳厚，又能感服教化，乐于行善，因此感召了上天祥和，云南连年庄稼丰稔，而贵州今年是全省丰收，所产的嘉禾稻谷，枝穗繁多，颗粒硕大，从来没有见过。如今将贵州巡抚张广泗的奏章，以及所进呈的嘉禾稻谷图样给与你观看。上天与世人感通应和的道理，如此明白显著，你还有什么说词？
曾静供：上天与世人感通应和的道理，是互相给予的影响形成的，我这弥天重犯已经供说过，不敢再重复赘述。今日观看贵州巡抚所进献的祥瑞图，共四十六种。稻谷粟米之多，有的一根叶茎上长出两穗至十五六穗不等；稻谷有每个穗上长有四五百粒至七百粒数之多的；粟米长有每穗长一尺八九寸至二尺的，令人惊奇不已，不只是从来没有见到过，也实在是从古代以来就没有听说过。这必然是贵州庶民百姓披服圣德教化，革面洗心，诚心归化，到处光明快乐，一团忠顺太和之气，上应了我皇上励精图治的良苦用心。也在于我皇上的圣恩大德无处不滋润，至理的教化无处不通达，道德礼义的感化育导，无处不顺应协从。所以与云南、山西等一样的尊亲爱戴的诚心，感召了上天祥和之气，因此，或者是垂降天锦以示吉祥，或者是显出地灵以呈现瑞兆。其事情虽不一样，道理却都相同。只有湖南虽与山西、贵州、云南等省同居于朝廷覆盖之下，同受天地生成之恩，而多年以来灾患屡次发生，为什么呢？实在是因为阿其那、塞思黑、允、允等乱贼奸党对皇上圣德诋毁诬蔑，造谣惑乱。
而湖南的百姓愚昧无知，轻听偏信，妄自以为我皇上的德行，果然就像奸党的毁谤一样，各怀着不平之心怨恨嗟叹，反而认为多年的灾患是皇上德行有亏所造成的。岂能知道我皇上这亘古没有的深仁大德被塞阴于远乡鄙野，所以上天震怒，多次示以灾患，以谴责湖南的民众。而湖南的百姓又不知反省，反听信奸党的谤毁言论而怨恨于朝廷，因此怨恨越深而灾患越重。这湖南的多灾与贵州、云南、山西等省的呈现祥瑞，事情虽然殊别，其道理实际相同。这是同一上天神灵眷念护佑我皇上的大德所施与的不同反应。贵州、山西、云南等省呈现祥瑞，是贵州、山西、云南等省的庶民百姓，能敬仰体念我皇上的大德，各尽忠顺之道而安居乐业，皇上的高尚德行舒畅四达而没有什么阻碍遮隔，所以和祥气理融通而能呈现祥瑞。湖南的多灾多患，是湖南的庶民百姓不能敬仰体念我皇上的大恩大德，胸中存有叛逆之心，不肯安心务业乐于教化，皇上的高尚品德被江湖山川隔挡郁结不能遍传，所以抵触怨咨之气阻塞而引来了灾患。所说的同一上天神灵眷念护佑我皇上的大德，是因为我皇上的大德从古到今都没有过，因此既有这样应和之处，又有这样的异别之处。
今日我这弥天重犯见到阿其那、塞思黑、允、允以及他们平日所蓄养的亲信党徒谤言论供说的，恰好与湖南的百姓们所闻到的说法相同，于此事可以看出奸党乱贼上误国家，下害百姓，居心险恶，已达到如此狠毒的地步。如果不是我皇上最仁孝，最诚敬，上感格于天帝，素常又被圣祖皇帝信赖，圣心相互默默感通，岂能使这些奸党乱贼尽行败露，恶迹如此昭彰呢！而我皇上的大德也因此更加光辉闪烁，明亮中天。古语所说的“孔子，像日月一样，有人虽想自绝于上天，又怎能伤害于日月呢！”
这个道理至今是日益被验证了。到了如今实在相信我皇上的德行，已经超越了古今，与上天、与圣祖既是二者，又是一体，并没有丝毫的彼此之分，所以能被圣祖皇帝笃爱器重，上天神灵施以眷念护佑，而天理响应是这样，报验也是这样。
奉旨讯问曾静：你从前逆书内云“于今正值斯文厄运，是以孔庙焚毁”。今据督修庙工之通政使留保奏报：“十一月二十六日午刻，正当孔庙大成殿大梁之前二日，庆云现于曲阜县。形若芝英彩凤，五色缤纷，正南、东、西三面拱日朝阳，历久益加绚烂。万目共睹，无不称庆”等语。今将留保所奏之折及庆云图发与你看，还是斯文厄运之灾异？还是文明光华之祥瑞？你今又如何说？
曾静供：道之在天下，本无处不有，无人不备，特凡民为气禀所拘，物谷所蔽，是以有的不适如其有，备的不能果见其备。故聪明睿智之资，气禀清明，义理昭著，生知安行，千万人中无一见焉，甚或数千年无一遇焉。然一有之，则天必命之以为亿兆之君师，所谓“禀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又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是君与师原属一道，并未尝有岐，此尧舜、禹汤、文武之世，所以只有君之重，并无师之名，盖以君职原兼师职故也。唯至春秋战国，二帝三王之道熄，时有孔子生安之圣，厄而在下，当时仁义之风微，功利之习兴。一时功名之士，以治天下为另有一种权谋术数之学。于是群指孔子为师道，而称君德者，视此则有彼此之分。
奉皇上谕旨讯问曾静：你从前在所写作的叛逆书籍中说：“现在礼乐制度正遭逢厄运，所以孔庙被焚毁。”
历经了汉、唐各代以至于到了明朝的二千余年间，孔子的仁义道德理论被昏暗阻塞，没有被阐明实行。孔子的仁义道德理论不阐明不实行，又怎能希望有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时代的治国安民功效呢！只有我朝圣祖皇帝承继得尧舜、孔子道统的真谛相传，因此，君临天下六十余年，深仁厚泽，遍及于四海内外，已经可与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相媲美。我当今皇上以天赋诚信聪明睿智，生而知之，安然行之的才质，加上当初在藩第四十余年，深刻研究道德义理的功效，已从尧舜、孔子的道统，汇合圣祖皇帝家教的精蕴义旨而集其大成，不仅与尧舜、孔子的道统真谛相传没有二样，并且比圣祖皇帝的一切安邦治国策举更有光采了。这就是上天与世人感通互应，随晨随地没有不被信诚而验证的。
如果具有从古到今所没有的德行义理，自然能成就自古到今所没有的治国安民的丰功伟业，具有了从古到今所没有的治国安民的丰功伟业，也就能具备从古到今所没有完备的吉祥征兆。这个道理是一定不会改变的。这次因山东孔庙大成殿上梁之前二日，祥云五彩斑烂，拱抚捧日，光华融露于曲阜县上空，这都是因为孔子的圣心与上天浑然成为一体，相互通融，孔子之心就是天心。今日皇上之心与孔子之心相融合一，就是与天心融合为一。而祥云显现于曲阜上空，适逢在兴修圣庙之时，这是上天所以赞许皇上之心与孔子之心融合一体的体现，比起显现于云南、贵州、山西等省的吉祥瑞兆，更值得庆幸。
皇上的圣德融合于孔子，而感动信服于上天更是到了极点。这就是在海内全国之中，文明光华极盛的际会，而在民间百姓中是没有的。我这弥天重犯从前愚昧无知，并不知天高地厚，所以被流言所煽诱，而轻妄地发出万剐不赦的逆说狂言，如今悔恨莫及。现在既然一切生命都被化育于天高地厚之中，自己知道论文认识的比别人更深刻，信服的比别人更诚笃，到如今只有尊奉皇上，亲近皇上，爱护皇上，拥戴皇上，传颂这从古到今所没有的文明光华之圣德神功而已，又有什么话可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