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说：“人决不是神仙，人的思想也决不是什么神秘的不可解释的东西，人永远不能作神仙，即人永远不能解脱自己的物质性与动物性”。
——毛泽东批：“否，人是社会的动物，人永远不能脱离社会而孤立。”
刘少奇说：“把人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又把人与妄诞中的神仙区别开来，这就确定了人的自然本质。把人性与一般的物质性动物性区别开来，又把人性与妄诞中的神性鬼性区别开来，这就确定了人的自然本性。”
——毛泽东批：“当作人的特点、特性、特征，只是一个人的社会性——人是社会的动物，自然性、动物性等等不是人的特性。人是动物，不是植物矿物，这是无疑义的，无问题的。
人是一种什么动物？这就成为问题，几十万年直至资产阶级的费尔巴哈还解答得不正确，只待马克思才正确地答复了这个问题。既说人，它只有一种基本特性——社会性，不应该说它有两种基本特性：一是动物性，一是社会性，这样说就不好了，就是二元论，实际就是唯心论。”
二、二元人性论
刘少奇说：“人永远不能解脱自己的物质性与动物性”。
毛泽东说：“人是动物，不是植物矿物，这是无疑义的，无问题的。”
既然都承认“人是动物”，那么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又在哪里呢？
虽然刘少奇承认人具有“社会性”，但他特别强调，“把人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的，并不是人的“社会性”，而是“人的自然本质”，或“人性中的自然本性”。
对此，毛泽东明确指出，刘少奇的看法“就是二元论，实际就是唯心论”。在毛泽东看来，人性“只是一个人的社会性”。
二人的分歧在于：毛泽东的人性论是“一元论”（“社会性”），而刘少奇的人性论是“二元论”（“动物性”和“社会性”）。
在很多人（刘少奇同志是其中的代表）眼里，虽然“社会性”是人的重要特征，但它并不是人的根本特征。
那么，人的根本特征是什么呢？
“二元论”声称，人的根本特征就是人的“动物性”。
“二元论”认为，“动物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东西——比如粗鲁与温柔、凶恶与善良、愚蠢与聪明，这些都有先天基因的基础。所以，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才是人性的根本特征。
三、“政治正确性”
把人性的根本特征归结为“自然属性”或“动物性”，这在前资本主义的农业社会中，无疑是具有“政治正确性”的观念。
——比如，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血缘世袭”制度就被明文写进了各种法典里面。陈胜吴广起义曾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但那毕竟是要“诛九族”的事情，属于另类。
进入工业社会以后，政治权力的“血缘世袭”已经不再具有“政治正确性”，取而代之的是政治权力的所谓“票选”制度。
——顺便插一句：比起封建社会的“血缘世袭”，现代政治权力在形式上的“票选”无疑是一大进步。然而，形式上的“票选”并不能等价于实质上的民主。马克思深刻地揭示出：在经济权力私有制的背景下，政治权力的公有制只能是空中楼阁。在资本家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的制度下，经济权力必然是资本世袭制；经济权力的资本世袭制，最终决定了其政治权力在本质上也必然是资本的“世袭制”。（有关讨论可参：赵磊《“权力公有与财产私有”是“最好的社会”？》，载《乌有之乡》2017年4月21日）
问题是，即便在现当代社会，把人性的根本特征归结为“动物性”，却依然是具有“政治正确性”的主流观念（比如，有不少西方学者居然从黑人的基因里面找到了“犯罪因素”）。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看待人类与生俱来的“动物性”呢？
四、阶级不是“生物差异”
所谓人类与生俱来的“动物性”，从定性的角度说，可以追溯到人类祖先智人那里；从定量的角度说，也就是人类“不同群体之间的生物差异”。
对于人类不同群体之间的“生物差异”，诚实的科学家和不带种族偏见的学者已经有过相当深入的研究。
在《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一书中，希伯来大学历史学教授尤瓦尓.赫拉利对此做了通俗生动的介绍，我不妨引用如下：
——“如果你问一个白人至上主义者为什么赞成种族阶级制度，他几乎一定能跟你滔滔不绝地来场伪科学讲座，告诉你不同种族之间就有生物学上的差异，比如说，百人的血液或基因就有什么特殊之处，让他们天生更聪明、更有道德感也更勤奋。另外，如果你问一个资本主义的忠实拥护者为什么赞成财富阶级的制度，他也很可能告诉你，这正是客观能力差异带来的必然结果。”
——“然而就我们目前所知，这些阶级区别不过全都是人类想象的产品罢了。不管是婆罗门还是首陀罗，都不是诸神从某个原人的不同身体器官所创造出来的。……奴隶和自由人之间并没有已知的生物学差异。一切都是因为人类的法律和规范，才让某些人变成奴隶，某些人变成主人。至于黑人和白人之间，虽然有例如皮肤颜色和毛发类型之类的客观生物学差异，但没有证据显示这些差异会影响到智力或道德观。”
——“事实已经证明，大多数有钱人之所以有钱，只是因为他出生在有钱人的家庭，而大多数穷人一辈子没钱，也只是因为他出生在贫穷的家庭而已。”
众所周知，剥削制度的卫道士们总是殚精竭虑地想在“生物差异”中，去寻找阶级差别的因果关系。比如，张维迎的“企业家理论”就是对这种因果关系的经济学辩护。
然而现代科学有充分证据证明，把阶级差别归咎为“动物性”的“生物差异”，实在是荒谬绝伦。用尤瓦尓.赫拉利的话说：人类祖先智人的“不同群体之间的生物差异其实小到能够忽略不计”。
马克思说得好：“搬运工和哲学家之间的原始差别要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多，他们之间的鸿沟是分工掘成的。”
尽管尤瓦尓.赫拉利教授在根儿上仍然属于唯心史观那一拨（关于赫拉利的历史观，容另文讨论），但在这个问题上却与马克思主义不谋而合。
五、性别有“社会性”吗？
行文到此，有人不同意了：
——“你说马克思主义不承认‘动物性是人的根本特征’，那我问你：难道男女性别不是自然而然的么？难道性别不是纯粹的动物性么？难道性别也具有社会性吗？”
是的是的。对不起，就连人类的性别，其实也摆脱不了“社会性”。
正如尤瓦尔.赫拉利所说：
——“各种社会上对于‘男性化’和‘女性化’特质的想法，多半也没有确实的生物学基础。”
——“事实上，许多人认知的‘自然’和‘不自然’并不是生物学的概念，而是基督教神学的概念。”
——“基督教神学家认为，上帝创造了人的身体，并且让每个肢体和器官都有特定的目的。……然而，演化本来就没有唯一的目的。器官的演化没有唯一的目的，而器官的使用方式也不断在变化。现在人体的所有器官早在几亿年前就已经出现了原型，而现在所有器官都不只做着原型所做的事。”
——“以嘴巴为例，嘴巴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最早的多细胞生物需要有办法将营养成分送进身体里。……但我们现在还能用嘴来说话、亲吻，战士还能用嘴来拔手榴弹的引信。难道，只因为我们最早那些像蠕虫一样的祖先在6亿年前没有用嘴做这些事，嘴巴的这些功能就变得不自然了？”
由此可见，在人类社会的演化过程中，所谓人的自然本性，所谓人与生俱来的“动物性”，已经越来越融入人的“社会性”中，并被统摄于人的“社会性”中了。
六、人的差距不在于智商
人与人之间的“生物差异”，真的不重要么？
著名计算机科学家、心理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亚历山大.西蒙有一个惊世骇俗的发现：人与人的差距不在于智商。
西蒙教授的研究过程和研究结论，我就不复述了，我谈点与本文有关的事情。
从西蒙教授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得出两个基本结论：
说到这里，有人或许会指责我们对“精英”的智商缺乏起码的敬畏之心。
我当然不否认人和人之间的智商、情商的确存在差别。但是，除了生理方面的智障，其实常人之间的生物差异并非是“天壤之别”——对此，我希望读者重温一下马克思的那句名言（“搬运夫和哲学家之间的差别要比家犬和猎犬之间的差别小得多，他们之间的鸿沟是分工掘成的。”）。
这里顺便插一句。根据最新的科学研究，人与人的智力差异存在一个“向平均值回归”的规律。也就是说，人与人的智力差异总体上并不大。
这个“差异并不大”的规律尽管听上去让笃信天才的人感到灰常遗憾，然而在科学的视野里，既然这是人类进化的自然规律，那么人们也就必须学会接受。
——其实，这个“向平均值回归”的规律早已为古人发现，比如“富不过三代”、“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七、人的差距在于境界
既然人们的大脑及其解决问题的机制相差不大，那么，人们的创新热情和创新路径，以及创新的问题导向，是否就完全一样了呢？
当然不是。
在我看来，人与人的差别不在于智商的高低，而在于境界的不同。
所谓境界，指人们的思想觉悟和精神修养。
境界源于兴趣和修养，与智商无必然联系。
比如，有人的兴趣在于种花养草，有人的兴趣在于官场商场，有的人嗜好网络游戏，有的人执着于吃斋念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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