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与“需求侧”相对应。需求侧有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三驾马车决定短期经济增长率。而供给侧则有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四大要素，四大要素在充分配置条件下所实现的增长率即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长率。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换言之，供给侧改革就是将劳动力、土地以及资本实现优化配置，同时推动创新科技发展，以助经济增长。
（一）中国经济发展困难重重
2007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逐年下滑，进入换挡阶段。一方面，中国过去的主要增长动力来自于充足的劳动力，但2003、2008年刘易斯第一、二个拐点先后出现，导致劳动力成本持续大幅上涨。2011年中国劳动力人口比重自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负增长，同时，人口老龄化现象愈发明显，截至2014年底，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占总人口的15.5%。随着人口红利的渐行渐远，人力成本逐年攀高，低成本优势不再，中国以“低附加值”为特色的加工贸易告别高增长时代，跨国公司纷纷转移低端生产基地向东南亚地区，低端加工制造业领域普现产能过剩。另一方面，中国供需关系正面临着不可忽视的结构性失衡，“供需错配”也成为阻挡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大路障。国内消费增速拾级而下，但中国居民在海外疯狂扫货，这说明国内的商品供给与国民逐渐攀升的消费能力不匹配，中低端产品过剩，而高端产品供给不足。而过剩产能也是制约中国经济转型的一大包袱，当年4万亿财政刺激遗留下严重产能过剩问题，其中以传统行业为代表的产能远远超出总需求，产能效率低下。这都意味着，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并不在短期需求，而在中长期供给，因此需要从供给端着手改革。
（二）供给侧改革是唯一可行之路
供给侧改革从调整经济结构、化解过剩产能、降低企业成本和房地产去库存等几个方面为中国经济发展扫清障碍。
第一，调整经济结构。供给侧改革将导致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占比进一步上升，第二产业中的传统工业部门占比将明显收缩，而这也将带来可观的消费规模。调整产品结构包括生产性消费品结构和生活性消费品结构，变制造大国为制造强国；推进消费升级和消费结构调整也是供给侧结构改革的重要任务。
第二，化解过剩产能。按照市场倒逼、企业主体、地方组织、中央支持、依法处置等办法，因地制宜、分类有序的化解部分传统行业产能过剩。其中以钢铁、煤炭等传统行业为代表，通过引导推出或强制责令退出等方法，使部分僵尸企业、落后产能加快出清。同时，依法为实施市场化退出创造条件，加快破产清算案件的审理，落实财税支持、不良资产处理、失业人员再就业和生活保障以及专项奖补贴等措施。允许产能过剩行业企业破产倒闭、兼并重组，同时严禁建设过剩行业新增产能项目。规范政府行为，取消政府对市场的不当干预和各种形式的保护，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使各类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
第三，降低企业成本。近年来企业经营成本不断上升，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成本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一路上升，其中税金、管理费用、销售费用、财务费用都是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减税势在必行。今年5月1日起，中国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将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全部纳入营改增试点，使得所有企业新增不动产所含增值税纳入抵扣范围，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减轻企业负担，提高企业利润，让企业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创新中，释放活力。同时，国务院出台对部分行业减免以往各项复杂的审批费用，也为企业降低了成本，调动了企业信心。
第四，房产去库存。中国过去十多年的高增长主要依赖房地产业的蓬勃发展，但从绝对建筑量看，目前正在接近发展的极限。以住宅竣工量计，2014年全国住宅竣工超过28亿平米，人均超过2平米，从其他国家的发展历史看，远高于其他国家的历史峰值。年初以来，在政府颁布的一系列房产利好政策下，由一线城市带头的楼市热时隔多年再次卷土重来。之后随着一线楼市政策收紧，对二线城市的溢出效应逐步显现，其中以苏州、南京为代表的二线城市表现尤为突出，为房地产去库存作出了可观的贡献。但年初的楼市热对三四线城市带动效果甚微，因此三四线城市房产去库存形势依然严峻。
二、供给侧改革的深刻内涵
（一）供给侧改革提出历程
2015年10月10日，中央财办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鹤广东调研时首次提出“供给侧”概念，强调要大力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更加重视“供给侧”调整，具体措施有加快淘汰僵尸企业，有效化解过剩产能，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2015年11月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第11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概念，即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会议上确定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和优化重组；降低成本；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2016年01月2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并发表重要讲话，并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
（二）国内外“供给侧改革”的案例：
1、中国1998年去产能历程：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当时由于我国宏观调控不到位，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预算外投资膨胀无法控制1988年7月份，物价上升幅度已达19.3%，创历史最高记录。最终，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国爆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人民币贬值，抢购风潮席卷整个中国。高通胀迫使当时决策层执行了紧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从而导致了我国80年代末经济增速的下滑和市场需求的持续低迷。
然而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市场信心得到极大提振，同时加上宽松的货币政策，全国掀起了一轮加速投资的高潮，我国经济发展情况开始逆转。经济从1992年2季度开始迅速回升。全年GDP增长率达到14.2%；CPI从1992年3月开始突破两位数；M2激增，当年增长率达到31.28%，同时银行信贷放松，1992年的金融机构现金投放量是1991年的2倍多，1993年更是高达1528.7亿元。
但是高速的信贷投放却引发社会部分行业产能的严重过剩，资产投资增速一直维持高位；同时市场因为体制障碍，去产能和去杠杆缓慢，资源错配严重，信用资源持续流向国有亏损部门；此外，由于过热投资导致通胀攀升，致使1994至1996年间货币政策趋紧，再加上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下，社会总需求出现萎缩，供给端过剩问题越发严重，1997年前后，国有企业亏损面高达40%，产能利用率和开工率极低；同时经济体内部出现严重的债务问题，三角债问题严峻、银行坏账率高企。面对产能过剩的严峻问题，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领导的政府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首先，政府紧缩银行信贷投放，货币政策中性偏紧，倒逼企业去产能、去杠杆；然后使用行政手段对供给端进行改革：终止重复建设、清理过剩产能、兼并破产落后企业、下岗分流劳工。1996至1998年，国有企业从11.38万家下降至6.5万家，减少幅度达到42%；对企业进行债权转股权，金融政策兜底，由资产管理公司剥离银行债务。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收到财政部提供的资本金以及央行再贷款，获准后向对口商业银行发放专项金融债，向四大行收购不良资产，银行不良资产率大幅下降；同时对需求端进行改革，让市场释放新需求，税制改革使得国库充盈，房改使房地产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房改带动高速城镇化消化制造业产能，汇改使得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逐步形成，国内出口增速回升引导过剩产能消化；除此之外，国家还实施以增发长期建设国债、减税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1998年开始启动积极财政政策，当年增发1000亿元长期国债并配套1000亿元银行贷款用以加强基础建设。调整税收，清理整顿乱收费727项，极大的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
经过这一连串的改革和调整，中国经济基本面得到极大改善，“去产能”和“去杠杆”取得了显著成效：
首先是国有工业企业数量减少。改革期间，随着许多企业破产兼并，工业企业数目有所减少。1996至1998年，国有企业从11.38万家下降至6.5万家，减少幅度达到42%；其次是企业盈亏状况得到极大改善。以1997年底的企业数为准，到2000年底，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的亏损面由39.1%下降至20%左右，国有重点企业中的6599户亏损企业中的大多数实现扭亏；同时，社会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1998年至1999年间国有企业就业人数下降约2200万，劳动生产率由1998年的1.75万/人提升到2002年的3.24万/人，增长85%；供给侧改革也促使行业集中度迅速提升，催生了大批行业龙头企业。由于政府鼓励行业兼并重组，家电行业调整较快，行业集中度CR4从98年的47.8%上升至01年的66%，产能过剩状况得到化解。行业龙头企业，比如说海尔集团等，在此期间迅速发展状大。
但是改革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大量失业造成的居民财富大幅下滑，居民资产的减少而迅速推高了居民杠杆。虽然政府大规模推动再就业服务，但大规模的城市工人失业再就业难度非常大，对社会平均生活水平和内需的创造产生了较大负面影响。
2、德国80年代供给侧改革历程：
1966至1982年,德国在增速换挡后采用需求刺激政策,造成了政府债务和产业结构两大问题。在经历15年平均增速6.6%的高速经济增长期后,德国于1965年开始增速换挡。增速换挡初期,德国政府拒绝减速,加大财政投资力度,导致80年代初出现体制性和结构性的问题。体制性的问题是财政常年赤字,债务累积,极大地限制了逆周期财政支出刺激经济的空间。结构性问题使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缓慢,对传统工业部门长期实施维持性补贴,造成企业国际竞争力下降,产能过剩，对外贸易连续三年赤字,马克贬值。
为应对体制性和结构性问题,德国政府将经济政策转向供给侧。1982年,科尔政府上台后提出了“多市场、少国家”的偏向供给侧的经济政策,并采取了如下措施:
通过一系列改革调整的举措，德国经济结构得到极大改善，取得了优异成效，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1983至1989年供给侧改革期间,德国的国家支出比例、财政赤字、新债务减少,经济实现稳定增长,通货膨胀温和,贸易顺差逐年增加,马克成为欧洲货币体系的“定锚货币”和第二大国际储备货币；德国财政风险下降,无效融资需求收缩,贸易逆差和马克贬值趋势得到扭转,联邦银行贴现率和无风险利率得以稳定下降；居民财富的增长使增量资金进入股市。在以上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德国股市指数在供给侧改革期间保持上涨趋势,1982年至1989年间,DAX指数增长了2.6倍,上市企业数量持续增加,资本市场得到突破性发展。
当然，改革是把“双刃剑”，也产生了一下负面影响。由于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一部分过剩产能被淘汰，一部分传统工业实行了自动化，造成就业人数减少，事业率有所上升。1976年到1985年间，德国钢铁工业就业人数从45.6万减少到21.7万，纺织工业从34.2万减少到23.1万。
3、两个案例的启示：
第一、积极推行过剩产能企业债转股改造。国家可以组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有序剥离银行有毒资产和不良资产，及时使债权债务关系转为参股控股的合作共赢新型伙伴关系，使去产能企业和银行摆脱包袱轻装上阵。
第二、改善环境降低企业成本。供给侧改革的关键在于充分发挥企业的作用，德国政府通过从税收、劳动力、能耗等方面降低企业成本，成功地将德国经济从危机中拯救了出来。为降低企业成本，释放企业活力，我国也应该多管齐下，不仅要通过减税降低企业的税负成本，也要降低人工、用能、物流等各种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激发企业活力。
第三、大规模淘汰落后产能和兼并重组是最有效措施。在去产能政策方面，虽然鼓励本国企业消费过剩产能或进口配额管制可以在短期内缓解行业的产能过剩压力，但并不能持久。淘汰过剩产能和通过兼并重组提升行业集中度与经营效率才是最为有效的途径。
第五、尽量减小社会负面影响。德国的经验说明，供给侧改革可能会带来未来几年的高失业率。要提前做好失业人员的安置预案，在推进改革的同时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将供给侧改革带来的负面影响减至最小。
第六、实施有保有控的金融政策，增加银行资产的流动性，加大冲销银行的坏账率和不良资产率，同时对产能严重过剩行业实施有针对性的信贷指导政策，加强绿色信贷管理，优化信贷结构。
三、供给侧改革五大任务
供给侧改革为当前阶段我国宏观政策的重要议题，而去杠杆则是供给侧改革中“三去一降一补”五项重要任务的核心内容，是保证我国经济金融风险整体可控的重要手段。
（一）去产能
当前经济下行面临的主要挑战即产能过剩，旧产能不仅长期占用社会资金，阻碍新产能资金导流，还存在一定财务隐患，有碍金融系统稳定。而化解过剩产能，不仅能加速旧产能出清，缓解供需平衡压力，还可引导资金合理流向，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因此中央将去产能作为供给侧改革“五大任务”之首，视其为应对当前经济增长放缓的主要抓手。
（二）去库存
（三）去杠杆
此前我国经济发展一直处于加杠杆过程，究其缘由是投资回报率下降和软约束机制。高杠杆推升产能过剩，引发增长陷阱。同时结构性加杠杆造成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不利于社会创新及经济转型。长此以往，还会引发债务螺旋式上升，危机金融系统稳定。这使得去杠杆成为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内容。目前针对政府部门、居民部门的杠杆率较低，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相对偏高的问题，国务院明确了“政府和居民部门可适度加杠杆，帮助企业降低杠杆率”的总体思路。今年上半年反映实体内生融资需求的票据融资显著弱于往年，特别是在4月以来票据监管升级的背景下，票据贴现利率反而有所下降，这充分体现出当前市场化机制已逐步促使企业自发降低杠杆。
（四）降成本
降成本也是供给侧改革的主要抓手之一，供给侧改革就是要帮助企业降低制度性成本，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提高供给质量与效率，从而改善供给结构。实施营改增全覆盖，恰是“降成本”易收立竿见影之效的部分。今年上半年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方案，明确自5月1日起，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将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纳入试点范围。营改增后，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税率确定为11%，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则确定为6%。按照方案要求，所有行业税负成本只减不增。6月23日,财政部税政司又紧急下发了《关于金融机构同业往来等增值税政策补充通知征求意见的函》，进一步扩大同业往来利息收入增值税免税范围，有效降低了城商行、农商行、基金、证券公司等资金融入方的资金成本。
（五）补短板
四、供给侧改革推进现状
（一）产能过剩
煤炭行业方面，中央部委文件印发后，各地方政府陆续发布了本地区的煤炭供给侧改革实施方案，基本都明确了“3-5年内将要淘汰落后产能的数量目标”。上半年全国25个产煤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全部签订目标责任书，并报送了实施方案，共去煤炭产能8亿吨左右，涉及职工150万人左右。1-6月份全国煤炭累计产量16.3亿吨，同比下降9.02%，产煤大省的当月产量同比均下降明显。
钢铁行业方面，当前产能严重过剩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行业格局无序分散，钢铁要完成去产能任务，必须进一步组织钢铁行业结构优化调整。2015年工信部《钢铁产业调整政策》提出到2025年，前十家钢企粗钢产量全国占比不低于60%，形成3到5家在全球有较强竞争力的超大钢铁集团。今年在去产能背景下，宝武重组掀开了钢铁行业并购重组潮,合并后宝钢武钢将有足够空间进行产能转移，两家最终可能以防城港和湛江为主要生产基地。整体而言，钢铁行业去产能节奏慢于煤炭行业，今年上半年全国粗钢产量累计同比仅下降1.1%，而钢材产量累计同比甚至增加了1.1%。
（二）库存高企
房地产市场在国民经济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的地位。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库存高企，特别是在三四线城市表现突出，引发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回落，给经济运行带来了较大影响。2015年以来，各部委便纷纷出台各种政策刺激楼市，促进房地产行业去库存。在政策的强刺激之下，房地产市场去库存进度加快，但一二线城市房价大幅上涨而三四线城市存销比仍高，总体去库存依然任重道远。
一二线城市房价涨幅较大，其中深圳房价与去年同期相比暴涨62.5%，上海、南京、北京分别以30.5%、17.8%、17.6%的涨幅紧随其后，厦门、广州、杭州和合肥的房价同比增幅也超过10%。从今年上半年房地产市场的情况看，部分一二线城市房价出现了非理性上涨情况，因此地方政府开始陆续出台调控措施。3月底，苏州、上海、深圳接连推出楼市限购政策。随后，南京、合肥、武汉、廊坊等城市也分别出台调控措施，以稳定市场预期。
三四线城市存销比仍然较高，目前新疆、江西、辽宁、甘肃、四川等地房地产库存依旧高企，在这些地区楼市利好政策依然延续，包括：从房地产企业和购房者两方面降低税费；充分利用公积金杠杆工具协助购房者入市；多举措鼓励支持农民进城购房；加大棚改安置和住房保障货币化力度，打通商品房与保障房通道，大力发展租赁市场；盘活存量房去库存等。
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居高不下，而棚户区改造后群众有巨大的住房需求，因此在棚改中实施货币化安置，让棚户区居民拿着拆迁后得到的补偿款去市场上购买商品住房是去库存的一个有效手段。安徽省去年底开始便通过鼓励棚改货币化安置，推动商品房去库存。棚改货币化安置具有缩短安置周期、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等诸多有点，特别是在房地产市场不景气情况下，对于消化商品房库存、稳定房地产市场具有重要意义。
（三）杠杆率居高不下
去杠杆是保证我国经济风险可控的重要手段，目前国内杠杆率居高不下，尤其自2009年以来逐年攀升，截至2015年底我国实体经济部门的整体杠杆率已高达263.62%，杠杆水平已和欧元区经济体及美国等发达国家相近。分部门来看，政府部门杠杆率为57.37%，居民部门杠杆率为39.95%，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为166.3%。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问题尤为突出，近年来杠杆水平也持续提升，不少行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超过60%，多个优质行业的龙头企业资产负债率达到70%以上。
2009年以来我国杠杆水平的快速上升，究其缘由是投资回报率下降和软约束机制。高杠杆推升产能过剩，引发增长陷阱，大量产能过剩企业僵而不死，过剩产能无法出清，国有企业杠杆率不断攀升，大量资金沉淀在低效部门，导致企业利润持续恶化，经济增速不断下滑。同时结构性加杠杆造成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不利于社会创新及经济转型。而经济增速的放缓和企业经营效益的下降，企业存量债务难以转化为有效投资并获得较好的投资回报，进一步加剧了企业的偿债压力和债务负担，去杠杆刻不容缓。
从目前分子端与分母端去杠杆的工作进程与推进效果来看，我国的经济去杠杆还存有不少问题及难点，亟待解决。第一，去杠杆存在结构性差异。一般而言，目前我国国有企业杠杆率较高，民营企业较低；大型传统行业企业杠杆率较高，中小型新兴行业企业杠杆率较低。这种杠杆的结构性差异为此轮供给侧改革去杠杆工作的推进带来了重大困难，“坏杠杆”与“好杠杆”的甄别也将直接影响信贷资源配置的效果。第二，股转债工作推进面临挑战。债转股的目标对象选取可能存在“寻租”行为，极易引发道德风险，最终导致用心经营、收益良好的企业需要按期足额偿付债务，而经营不善、无力偿债的企业通过债转股的政府兜底却得以免除债务，这种近乎“奖劣惩优”的行为对游戏规则的破坏势必会给市场带来不小的负反馈效应。第三，经济增长动能不足。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投资需求不振，通缩压力骤增，政策刺激的拉升效应也逐步消退。在此背景下，经济增长动能已然不足，对GDP增长形成一定压制，不利于从分母端改善经济杠杆结构。
（四）企业成本高，民间投资回落
供给侧改革的一个主要目的在于实现全要素生产，提高生产效率。供给侧改革就是要帮助企业降低制度性成本，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提高供给质量与效率，从而改善供给结构。但目前我国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首先就是生产要素成本高企，生产率低下，导致利润空间不断受到挤压。企业成本偏高的症结主要在于交易性成本、税费负担、融资成本、社会保障成本等偏高，而这些成本在我国主要表现为制度性的。
投资收益下滑。国际经济增速放缓致使发达国家的进口依赖度下降，需求不振导致出口表现不尽人意，使外向型企业利润严重受损。以浙江为例，近年来工业品出厂价格也持续下滑，尤其是部分产能过剩行业产品价格下滑幅度更大，连带利润增速下降，这其中多数行业正是民间投资比重较大的领域，进而阻隔了民间资本的持续投入。产业转型尚处早期，而对过剩、淘汰产业的整治力度在不断加强，这个阶段的投资收益下滑率几乎无法避免。
生产成本增加。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是民营企业的典型代表，近年来中国人口红利消褪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显现，直接增加了劳动力成本，对劳动密集型产业造成沉重打击。同时，民营企业不同于国有融资平台，很少有政府隐性担保，也很少能享受增信的便利，因而其资金成本一直以来居高不下，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已经成为中小企业的心病。另一方面，在经济下行的大趋势中信用风险频发，又进一步恶化了其融资环境，这无异于是雪上加霜。
政策环境不利。2016年上半年的稳增长政策主要以国有部门投资为着力点，对民间投资、制造业投资影响较小，在诸多领域都呈现出“国进民退”的状态。在稳增长政策驱动下，基建投资高企，地方债和政策性银行债发行随之明显加快。而在货币政策未有进一步宽松的情况下，财政扩张会推高民企的实际贷款利率，对民间投资形成“挤出”效应。
民间投资曾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2004-2015年，中国民间投资额从1.8万亿元猛增到35.4万亿元，年均增长率达到31.1%，比同期全社会投资年均增长率22.5%高出8.6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也由2004年的30%提高到了2015年的64%。然而2016年以来民间投资增速快速下滑，上半年同比仅增长2.8%，民间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与去年末相比也下降了3个百分点。
五、供给侧改革政策建议
（一）供给侧改革的风险点
第二，供应链金融受冲击。供应链金融模式要求商业站在整条供应链的角度，为产业链核心企业的配套企业提供融资支持。近年来供应链金融发展迅速，涉及金融较大。考虑到处于供应链中心地位的企业往往是钢铁、水泥和船舶等传统企业，此类企业在去产能过程中势必会影响到上下游诸多企业的运营，进而危及整条供应链上所有企业的银行贷款，导致银行坏账率上升。
第三，就业市场受波及。供给侧改革在化解过剩产能和处置僵尸企业过程中难免波及当地就业市场。除上述提及的资金密集外，我国产能过剩行业的另一大特点是劳动密集。众所周知，我国钢铁、煤炭、化工等行业向来是就业人数容纳量较高的行业，对此类行业去产能实际就意味着削减职工数量。考虑到此类传统行业职工中，单一技术人员多，复合型人才少，下岗后再就业将面临新行业较高的技术壁垒。因此职工再就业或安置问题成为供给侧改革的一大风险点，处理不当将深刻影响社会稳定。
（二）对供给侧改革的建议
化解过剩产能：按照市场倒逼、企业主体、地方组织、中央支持、依法处置等办法，因地制宜、分类有序的化解部分传统行业产能过剩。其中以钢铁、煤炭等传统行业为代表，通过引导推出或强制责令退出等方法，使部分僵尸企业、落后产能加快出清。同时，依法为实施市场化退出创造条件，加快破产清算案件的审理，落实财税支持、不良资产处理、失业人员再就业和生活保障以及专项奖补等措施。允许产能过剩行业企业破产倒闭、兼并重组，同时严禁建设过剩行业新增产能项目。规范政府行为，取消政府对市场的不当干预和各种形式的保护，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使各类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
供给侧改革在提升生产效率同时势必导致原有产业就业岗位削减，失业率上升。为妥善安置失业，建议全面发挥社会保障体系的兜底作用，建立社保账户全国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城镇职工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建设安置职工下岗的社会安全网，成立诸如再就业中心等机构，解决失业员工的生活保障难题。此外，还应着力提升社会人力资本，优化劳动力配置，建议推进打破国内阻碍劳动力迁移的制度壁垒，大力发展服务业并促进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将向服务业流动。
房地产去库存：中国过去十多年的高增长主要依赖房地产业的蓬勃发展，但从绝对建筑量看，目前正在接近发展的极限。以住宅竣工量计，2014年全国住宅竣工超过28亿平米，人均超过2平米，从其他国家的发展历史看，远高于其他国家的历史峰值。
此外，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也有利于化解地产高库存。我国房地产市场库存过高并非全局性问题，对城市户籍人口来说，房地产库存确实较高，但若算上城市的非户籍人口，房地产的库存压力并不算大。这种房地产市场的结构性供需矛盾需要因地制宜化解，建议推进户籍制度和住房制度改革，鼓励城市非户籍人口在城市安家落户，切实提高有效需求，化解房地产高库存。
降低杠杆率：在分子端，我国去杠杆的着力点包括：第一，降低利息。超低利率通过压低整个实体经济的利息支出，可将银行的潜在利润转为实体企业的潜在收益，通过这一途径可帮助实体经济去杠杆。第二，地方政府债务置换。通过地方债置换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普遍采用的信托、短期贷款、中票短融等债务形式，可拉长债务久期，降低融资成本，从而达到温和去杠杆的目的。第三，债务减记。在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背景下，有效需求无法吸收信贷膨胀而导致的产能扩张，导致银行不良资产率明显上升。债转股将银行与企业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转变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企业间的控股（或持股）与被控股关系，在去除银行不良率同时达到去杠杆的效果，助推供给侧改革，这也是下一阶段去杠杆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分子端去杠杆虽能短期奏效，但并非化解高杠杆的根本途径。因此去杠杆从根本上而言，还需从分母端着手。而“扩分母”的基本着力点在于积极推动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改革，挖掘经济增长新动力，努力提高经济效率，扩大真实GDP规模。
1、重视杠杆差别，优化杠杆结构
去杠杆绝不能一刀切，应注重优化杠杆结构，提升信贷资源的利用效率。建议首先深度厘清各行各业杠杆率的差别及合理范围，并根据行业内不同企业在规模、股权结构及所在地等方面的不同识别个别企业的正常杠杆率；然后结合企业在生命周期中所处的阶段，并立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的角度，积极鼓励“好杠杆”，对冲去杠杆带来的压力，加快培育中国经济的新动力；坚决去除“坏杠杆”，加速推进产能过剩行业中僵尸企业的市场出清。
2、科学合理推进市场化债转股
第一，合理选择债转股的目标对象。建议减少行政手段干预，更多依靠市场机制选择。只要培育出足够成熟的债权买方和卖方市场，市场便会自发遴选出陷入短暂危机、有脱困潜力的企业进行债转股，并从中获利，而完全丧失盈利能力的“僵尸企业”便会被淘汰出局，由此避免落后产能“搭便车”。第二，拓宽债转股持股主体范围。建议向券商资管子公司、各类公募甚至私募基金开放债转股权限试点，丰富不良债权买方市场，从而强化市场筛选机制。第三，科学研定债转股转换比例。转换比例过高助长赖帐文化，过低无法发挥债转股效用。建议针对不同的企业根据其自身经营状况和脱困潜力、不良债务的“不良程度”等，由银行或AMC等持股主体与企业协商一致后设定转换比例。
3、释放经济新动能
第一，适度宽松稳增长。温和的通胀有利于经济去杠杆，因此建议在稳增长的基础上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第二，发挥资本市场促进经济较快增长的积极作用。建议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与资本市场制度规范建设，并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的资金配置效应，纠正资金错配、增大投资，促进资金脱虚向实，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第三，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着力点，充分挖掘经济增长新动能。建议构建产学研合作模式，积极推进研发共担，技术共享，优化创新资源整合。同时着力打造创新创业的生态环境，政府可适度降低交易性制度成本，改善监管环境，以此缓解企业经营压力，大力释放企业创新活力。
降低企业成本，促进民间投资：制度性交易成本是制约企业活力的“硬伤”，在经济上行周期，企业对经营成本的弹性较高，而当经济处于下行周期，过高的成本可能成为压倒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当前中央已明确提出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帮助效益良好的优质企业增强竞争力。因此各地方政府需落实好中央政策，从减税降费、简化制度审批、优惠水电价、融资扶持等方面积极着手，切实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促进企业创新升级，提升企业经济效益。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民间投资下降有一定关系，提振民间投资的根本又在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只有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民间投资才能从盲目投资变为理性投资，从无效变为有效投资，使民间投资提质增效。
首先，要促进民间投资大幅增加、提升有效供给，必须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政府必须简政放权，加快优化民间投资环境，该管的管，不该管的坚决要放。政府不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政府项目审批制度，打破各种"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促进公平竞争、建立诚信机制，从而有效降低商业成本，为民营企业发展做好服务工作。
其次，提振民间投资还需要从供给侧改革着手，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积极推进资源品价格改革，通过政策组合拳推动公共产品价格市场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重大改革措施，目的是激发民间投资积极性。但是，目前这项改革进展缓慢。鼓励民间投资从产能过剩行业转向新兴产业，是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只有鼓励民间资本大举进入新兴产业，才能使民间投资提质增效，健康发展，从而，确保中国经济健康发展。
优化经济结构，开拓投资新领域。
经济结构与市场需求错配是当前经济增长放缓的主要症结，由此造成整体投资回报率下降，进而形成对提振投资信心的桎梏。作为典型的市场化主体，民间资本具有天生的逐利特性，因此优化经济结构、对接需求结构的变化，提升整体投资回报率才是促进民间投资增长的根本所在。供给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加速落后产能出清，促进行业转型升级。建议从供给侧改革的角度，坚决淘汰劣质企业、劣质项目，积极引导低端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转型，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尤其是高附加值服务业，从而促成一套优胜劣汰的筛选机制，为民间投资提供优质投资领域、投资标的，调动民间资本的积极性。此外，随着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养老改革的推进，需求红利的进一步释放也能为民间投资带来巨大机会，积极做好引导、对接，提供配套政策也是当务之急。
逐步降低准入门槛，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国企与民企在竞争型市场中应具有同等地位、享受同等待遇，唯有坚持公平竞争、尊重优胜劣汰，方能体现市场自身的调节功能，增进经济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因此，要有明晰的规则保护，防止国企利用所有制身份逆向淘汰民企。李克强总理在今年5月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时，就曾明确要求降低民间资本的投资进入门槛。建议加快民间资本投资准入门槛的开放进程，逐渐消除某些行业中存有的行政管制与垄断问题，从而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进一步强化民间投资的自主决策权、保护其在公私合作项目中的话语权。例如，管理层可基于市场化定价机制，构建可行有效的投资回报制度，积极引入民间资本参与优质PPP项目等。
本文选自第52期公共政策研究报告，作者金雪军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金赟系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政府副区长财通证券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