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属性的探索，已经存在悠久的历史。从人类理性、者命令、社会公意、神启各个角度，人们对它作了人类智力的可能性回答。毫无疑问的是，这些回答，闪耀着人类智识的光芒，同时又标明了人类的局限。这种局限主要是认识和表达，总是存在非完整性的先天缺陷，人们总是不能详述事物尤其是变化事物的各种具体特征，人们可能建构的是一种模糊性认识，而且会带上模糊认识自身视角的影响。由于对认识和表达自身缺陷的体认，超越性建构的人类认识方法，往往导致事物的模糊程度进一步增加，加大了事物的非确定性。这就产生出关于法律的认识大话和废话无穷。言简意赅实难求。回避概括性对法律的统合性表述，进入法律的显微观察，即从规则的内含元素，对法律进行体认，通过这些显微认识通道，一不留神，就到了极权者的后花园，发现热火朝天的“狗的晚餐”，正处于进食和干杯的状态。
但是，“让每一个人说出对法律的看法吧！”这个邀请一发出，往往引来另一种盛大场面，开始热烈的话语大战。人们拿着语词打仗，进攻者持“权利”的长矛，与防守者的“权力”盾牌之间，形成功防格局。在基本语词工具企望的胜利遇阻的面貌下，人们难免开始怀疑这样的战斗。甚至有人请来维特根斯坦、波谱、迦达默尔这些工具大师，来分析兵器窝火的问题。站在这种场面的绝对，有人用古老思想来分析这种战斗的执着，剖析其具有的无意义。但是，社会的运动，本身充满着语词的战斗、生活的战斗，无意义是世界的意义的部分。因此，出世观察的态度，并不能解决观念认识的纷争，谁让人类有了语言的能力呢。法律必然会被千般解读，从而进入与另一个语词“正确”的分合之中。
从法律主义的角度，进行溯源性考察，合意法学的观点，找到的是希腊罗马的源头。在鲁伊吉。拉布鲁纳（LuigiLabruna）《单纯合意即形成债》一文中，作者指出：“合意（consenso）不仅是民法法系和普通法系的传统，而且是现代契约法的基础。人们可以在古老的地中海人民――罗马人的法律中，寻觅到合意主义的诸渊源。”民事合意主义，作为建构契约法律的思想原料，存在了悠久的时光。同时，现代合意法思想，也是经济主义的一个产物，它不是单纯政治性建构学说的自撰，乃是站在市场交易的社会场域，来反思性地观察法律。因此对于合意增益理论，这类从经济学家那里飘来的甘露，或者甚至可以说法律经济分析旁敲侧击的赋与，合意法学是毫不犹豫地进行接纳。
债的产生，基本途径是合意。这是民事利益得以合法主张的法理所在。在国家公权方面，行政义务的产生，这种“行政债”的形成，是什么？如果没有某种基础性社会同意，或者法理基础，国家公权要求公民履行行政义务，是合适的吗？国家公权的行使，在现代是需要法律合法性的，法律的合法性，即法律的属性确定，它究竟是一种社会合意规则，还是基于先验主义的政治权力逻辑，罔顾社会意志的单纯国家意志建构？从本人有限的社会常识，以及面对自然确认的人际伦理，我不得不将国家公权的法律基础，界定为合意主义法律。这就和民事合意主义产生了某种相似性。但是，民事合意主义，本身不能直接成为公法的合法性起源。经过界定加工，我讲公法合意主义，视为一些社会元素的组合，如果失去这些元素，法律可能不再是合意法：
1、立法程序的合意性建构；
2、立法对社会合意的规范性维护；
3、立法对暴力命令的必要性排除；
4、适法行为的和平。
首先，基于法律主义的观点我们认为，立法是调整社会生活的规范性建构。社会的发展方向和面貌，直接影响社会的整体利益和个体利益。在大生产和大交换的社会，成功的社会组织，影响生产和交易者的利益。为了形成人际的公平关系，因此必须探索公平的实现方式。法律主义的公平，本身只能在法律权利的建构过程中得以体现。因此，在法律意义上，公平不是生活性的公平，或曰事实性公平，乃是在生活与事实的基础上，对公平的规范性建构。“公平”，在社会博弈环境，不是对自然秉赋的干预，而是规则的合意，以及合意规则下，自我选择行为方式。法律权利平等，成为建构社会公平的基本要求。公平在社会博弈中的可靠共项，就是“同意”。立法程序的合意性建构，就是建立社会主体“同意”的社会博弈规则。显然，单边主义法律、秘密立法活动，在立法机制方面，出现了对公平的背反。着力于立法机制，是合意法学避免“法律理想主义”的指责，在现实中发现的合意酿造平台。
关键字：应急打捞；应急原则；打捞费用
一、沉船沉物应急打捞清除的概述
二、沉船沉物打捞清除的依据
行政法具有三个原则，即行政合法性原则、行政合理性原则和行政应急性原则。以下来探讨下沉船沉物应急打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需求。
（一）沉船沉物应急打捞的理论基础
行政应急性原则在上世纪80年代末被一些学者明确提出，但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行政应急性原则一直处于被遗忘的角落，2003年的"非典"危机又让人们重新讨论起这个话题。关于行政应急性原则，就笔者的阅读范围看，最早论及此原则的是龚祥瑞先生《行政应变性原则》一文，至少应变性包含了应急性。②
行政应急性原则是现代行政法治原则的重要内容，指在某些特殊的紧急情况下，出于国家安全、社会秩序或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采取没有法律依据的或与法律相抵触的措施。应急性原则是合法性原则的例外，但是应急性原则并非排斥任何的法律控制。从广义上讲，行政应急性原则是合法性原则、合理性原则中的非常原则。如果沉船沉物现实的危险状态不允许海事行政机构作出强制打来清除决定后实施，可以采取应急（及时）的沉船沉物强制打捞清除措施。
（二）沉船沉物应急打捞的实践价值
上海打捞局黄浦江抢捞"银锄"轮事件，是我国应急打捞的成功例子。在诸多水域的沉船沉物在严重影响航道安全、人命、环境等，行政主管机关就应当采取应急打捞清除措施，解除障碍和危险。
三、应急打捞清除的义务主体
（一）船舶所有人
由于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差异和不同的国际公约对船舶所有人的定义不完全相同，对船舶所有人的概念作出不同解释的情况时有发生。③本文采用1992CLC的定义："船舶所有人"是指登记为船舶所有人的人，如果没有这种登记，则是指拥有该船的人；但如船舶为国家所有，而由在该国登记为船舶经营人的公司所经营，船舶所有人是指这种公司。
（二）船舶经营人
船舶经营人是一个非常不清晰的概念，国际上没有统一的定论。本文采用我国一位学者的观点：船舶经营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上，船舶经营人是指本身不拥有船舶，但接受船舶所有人或者光船出租人的委托，为他人经营船舶的人；广义上的船舶经营人是之任何经营船舶的人，从而包括三种人，即，经营自有船舶的船舶所有人，光船租赁并加以经营的人，以及接受船舶所有人或者光船出租人的委托而为他人经营船舶的人；广义上的船舶经营人是国内外航运法规制的主要主体。④
（三）海事行政主管部门
沉船沉物应急打捞清除的海事行政主管部门包括海事局、打捞机关等，在海事行政主管机关与打捞清除义务主体之间，首先体现一种行政法律关系，海事行政主管部门是为了公共安全履行职责而采取的措施，最终是由责任人承担，其行为可以看成是代沉船沉物应急打捞的义务主体履行，也符合《行政法》上的代为履行。
四、应急打捞清除的费用
《残骸清除公约》采用的是严格责任原则，即不论船舶所有人对海上事故是否有过失，除法定的免责事由外，均应承担打捞清除费用。针对即时性强制打捞清除的情况，如前所述，在强制执行中产生的打捞清除费用在性质上属于代履行费用。鉴于我国对应急打捞没有明确的制度，对于应急打捞清除的费用也不能明确归属，给实践中带来了一定的混乱，影响了沉船沉物的应急打捞工作进行。
1、从拍卖打捞清除所得价款中优先受偿
虽然沉船为原船舶所有人的财产，但在海事行政主管部门采取应急打捞后不及时履行支付义务时，海事行政主管部门自然有权依法拍卖所打捞起来的沉船，并从拍卖价款中受偿打捞清除的费用。沉物在货物所有人不主张货物所有权时不承担打捞清除费用，但在其主张沉物所有权时，应当基于无因管理之债分摊打捞清除的费用。
2、强制保险制度
借鉴1969年CLC中有关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的规定其优点有：其直诉制度能够及时保证应急费用能够得到补偿，可以促使船舶所有人防损。但其存在许多局限性：这种制度需要国际上的普遍接受，其必然会遭到航运公会的反对，未能得到大多数国家的认同；只解决事后补偿问题，无法解决资金事前垫付将加重主管机关的负担。
3、应急打捞清除基金制度
通过一定的途径，募集一定数额的基金款项，建立支付相应海事应急行动费用的基金，在通过必要的法律手段仍然不能从责任人处追偿到海事应急行动费用时，由基金支付。一个国家可以实施，基本不受国际立法的影响；可以通过有关主管机关在征收船舶港务费的同时征收，或者加在港务费中征收，不会加重有关主管机关的负担；主管机关在当事船舶未缴清全部费用时可以依法留置该船舶。其也存在重要的问题，如无法解决过境船舶的应急打捞费用，基金补偿或赔偿存在最高额可能使其费用无法的到全额补偿。
五、总结
沉船沉物应急打捞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虽然在我国海事航运中没有确立这个制度，从上面的介绍可得出：沉船沉物应急打捞制度一旦确立，则会对打捞工作产生深远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势必会促进航运业的发展。
注释：
①司玉琢，李志文：《中国海商法基本理论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版第515页。
②龚祥瑞《行政应变性原则》，《法学杂志》1987年第6期，第36页。
（一）课程设置安排不合理。
（二）教学内容缺乏针对性。
不同专业的学生所学内容的侧重点原本应该是不同的，但是，实际教学中，不同的专业仍然使用同一本教材—《经济法概论》，使用同样的教案，完全忽视了不同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差异性，导致教学目标无法实现。另一方面，由于各个课程在制定教学计划并没有综合考虑相互的关联性，因此法律基础、经济学和专业课程的教学内容的协调性存在问题。法律基础教授的法律知识很有限，导致讲授法律基本知识的重担压在了经济法教学上，结果经济法教学内容所需讲的内容偏多，严重影响教学质量，无法实现素质教育。
（三）教学评价不全面。
作为教学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学评价不仅能够检验学生掌握理论知识的程度，也是评价教师教学水平的重要手段。然而，受传统教学方法的影响，经济法课程的教学评价和考试方法过于简单，仅仅依赖考试来评价学生和教师显然是不全面的。另外，在考核内容的选择上重理论轻技能，这种忽视学生综合技能培养的考核对于学生的实际能力的培养是极不利的。
（四）理论与教学实践严重脱节。
在目前的经济法课程教学中，教学内容包括：经济法基础理论、市场主体法、市场运行法、市场调控法及经济仲裁与经济司法法等五大部分，课时方面设置大部分在50到30多个学时之间。传统的经济法教学往往以讲授式为主，受应试教育影响，教学偏重说理。其优点是可是帮助学生快速的建立完整的经济法学知识体系框架。但是这种教学模式也有其弊端，即忽视了教学的实践性。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与现实脱节，很难法律本身的价值及法律的合理性。在实践过程中，学生具体的司法纠纷时很难应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导致理论与实践产生严重脱节。很多人都知道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但是在最后在做到的时候却不是那么容易的。因此，在日后经济法的教学中，教师应该对教学进行创新，增强理论的实践性应用，真正实现理论联系实际。
二、对经济法课程教学改革的认识与思考
（一）创新教学计划，使经济法与基础课衔接。
（二）教学内容因专业不同而异。
经济法的教学内容中涉及众多的法律条文和法规，教师在有限的课时内不可能面面俱到，一一介绍清楚每一个条文，这就要求在讲授的过程中，教师要针对不同专业有选择、有侧重的进行教学。例如：工商管理类的专业教学中要重点介绍市场主体和管理等方面的法律；财会专业应将重点放在介绍财会、税收等法律上；农林经济管理类的专业应重点介绍自然资源管理法规。教师只有充分把握好学生的专业特点，在教学实践中探索，精心设计每一章节的内容，才能有的放矢的教好每一节课。
（三）改革教学和考核方法。
以往传统的以考试为主的考核方法不能满足现代社会对学生能力的要求标准。因此，教师在实际教学中应该注意改革教学和考核方法。教师可以在教学过程中组织学生针对目前社会中热点问题展开讨论，并且撰写专题论文，章节内容学习之后布置思考问题或者是作业题，通过对论文和作业的完成情况来评定学生的平时成绩。通过过程性的评价不仅可以实时的让学生反馈学习结果，还有助于督促学生积极参与学习。另外，最后的考试教师可以采用多种考核方式，闭卷的方式以加强学生对于理论知识的记忆；论文可以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口试考察学生的应变能力和思维敏捷性。
（四）加大实践教学的比重。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教育学院，广东广州，510006）
[摘要]从学生视角入手，以广东高校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对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受到大学生冷落甚至排斥的现状进行剖析，总结出三方面原因，即社会客观环境对学生的影响、不重视的观念先入为主和教材教法缺陷，同时借鉴哈佛公开课和复旦大学陈果博士的思修课，从学风建设、教材修改、学生主体、实践课堂和考核机制等方面多角度举例说明，尝试提出改进思修课现状的可行性建议。
[
关键词]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公开课；学生视角
[收稿日期]2014-03-21；[修回日期]2014-06-23
[基金项目]广东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中国高校与世界名校接轨的探索性研究”项目组研究成果之一（1184612037）[作者简介]林慧华（1979-），女，广东汕头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育学院讲师，创新项目指导老师，主要研究方向：高校教育教学；蔡丹霞（1992-）、李丽莹（1993-）、黄嘉敏（1992-）皆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学生，其中蔡丹霞和黄嘉敏是广东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组成员.
一、引言
以往研究大多从学者或者老师的角度给出建议，几乎没有大学生参与研究。因此，我们项目组决定从学生的视角探索思修课遇冷的原因及其改进方式，尝试提出能被一线教师和学生接受的可行性建议，着重解决如何将思修课的理论知识切实应用到现实生活中的“瓶颈”问题，让思修课真正成为学生的“心灵鸡汤”。
二、课程遇冷及其原因
近年来，学生普遍对思修课的重视程度不高，课堂反应平淡、课后更没有发掘思修课的价值。从学生角度出发，我们认为思修课遇冷有以下原因：
（一）国际化、信息化与个性化的影响
（二）不重视的观念先入为主
1.师兄师姐的“引导”
大学强调自主学习，老师与学生的直接交流很少，师兄师姐的引导更为占先。大部分学生尚未开始上思修课，就已经从师兄师姐口中听到“思修课不重要，不用认真听课”等负面信息。这种先入为主的忽视思修课重要性的错误观念，导致学生一开始上思修课就有抵触情绪。一届又一届的学生把对思修课不重视的观念传递下去，形成恶性循环。
2.考核方式的单一
大部分学生在思修课的第一节课就了解到，思修课的考核方式主要为期末开卷考试。小道消息说到时“重点满天飞”，所以，大部分学生觉得临考翻翻重点就可以了，从而从根本上忽视了思修课本身的内涵与价值。
（三）教材教法缺陷导致学生厌倦
1.内容重复，过于理论化
思修课的内容和学生在小学、初中、高中等阶段接触到的思想政治课程内容部分重叠。赵兴宏等对东北大学1689名大一新生进行问卷调查，97.5%的学生认为教学内容与中学思想政治课有重复，其中认为大量重复的学生18.9%[14]。重复会让学生产生疲劳感和厌倦感，认为以前学过了，没有新意，不需要再学。
此外，思修课本内容广泛，涉及哲学、政治、道德、法律等。但实际内容却让大多数同学大跌眼镜。比如：对于大学新生来说，目录中的绪论“珍惜大学生活开拓新境界”非常“对口”，但通篇都是讲理论，没有贴近大学生活的案例，缺乏时代气息。
2.教法单一
当前大部分高校思修课主要是单向灌输，或辅以多媒体课件“照本宣科”。很多教师只求“多、快、省”，只告诉“是什么”，不说清楚“为什么”，而且考试让学生死记硬背，所以学生上课没有兴趣和动力，考完试很快就将课程内容忘掉了。这样学生又怎么可能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呢？
三、课程改革的方向
为了让思修课程更好地完成其使命，我们建议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改进思修课教学：
（一）学校大力支持，把思修课融入学风建设
（二）修改现有教材
根据我们的问卷调查，43.09%的受访者认为改进思修课要先改进教材。对于哪个最适合思修课的教学模式，79.67%的受访者选择案例分析法。受访者认为，当前思修课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只是死板地讲理论，同学们在学习生活中遇到的很多问题，如失恋、人际关系紧张等，都没能到有效的指导和解决。所以大家对该课程热情不高。
因此，思修教材的内容应该更贴近生活。国家设置思修课，目的是让我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律观”[16]。但是由于教材内容太过于理论化，学生不喜欢，这样不仅达不到思修课的教学目标，还可能使得思修课口碑愈下、教学效果适得其反。因此，我们对思修教材提出以下修改建议：
1.引用研究数据
在思修教材中，用数据“说话”，可以使内容更真实可信。例如，在讲解自制力的时候，可以引用斯坦福大学著名的“棉花糖实验”。这个实验每次让一个孩子单独待在房间里，给他一颗棉花糖，告诉他如果能坚持15分钟不吃的话，会再给一颗作为奖励。研究人员后续跟踪调查，10年后，发现“能够坚持15分钟不吃棉花糖的那些孩子长大以后，不论是在事业上还是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都比那些马上吃掉棉花糖的孩子优秀”[17]。这样的数据，有理有据，也更有趣。
2.添加生活化的案例
生活化的案例可以弥补思修教材内容过于理论化使学生产生的疲倦感。例如，在讲解“信念”的时候，结合奥运健将的例子，如刘翔2008年伤退和2012年摔倒，及其决定2016年继续奋战的故事，能够触动我们的心弦；在讲解《劳动法》的时候，可以用毕业生因简历造假被炒或者是由于不懂法，乱签合同被骗等案例可以给学生带来新鲜感和代入感，使思修教材“接地气”、有血有肉、有感召力。
（三）运用“老师主导，学生主体”的教学模式根据我们对广东几所高校的调查，作为必修课的思修课堂上，同学们都急着去“霸位”，座位越靠后越好，方便上课做自己的事情。
针对思修课普遍遇冷的现状，我们在寻找解决办法时，不得不提到上海复旦大学陈果博士的思修课，以及哈佛大学公开课中的公正课和幸福课。陈果的思修课在网上非常受欢迎，被广大观众称为真正的“心灵鸡汤”。她用自己独特的理解、深厚的哲学积淀，走进学生的内心，与学生展开灵魂的对话。哈佛公正课旨在引导观众一起评判性思考关于公正、平等、民主与公民权利的一些基本问题。而哈佛幸福课则主要探索我们来到这个世上，到底追求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虽然中国与美国的政治体系不一样，意识形态大有不同，但是对于培养学生思想道德素养方面仍有相通之处。据我们的调查，有50.83%的问卷填写者希望通过思修课学到领悟人生真谛、创造人生价值以及加强道德修养等内容。
1.灵活运用案例分析法
2.课堂上尝试进行游戏和竞赛
思修课要让学生更易于接受，还可以采用当下大学生比较喜闻乐见的形式，譬如课堂游戏，让学生参与到课堂中，增加课堂吸引力，同时也可以巩固学生学过的理论知识。可借鉴比较火的“百万富翁”或“开心辞典”的形式，具体操作如下：
(1)每次课下课后，学生提前到学习委员处报名参加下次课游戏，每节课报名10人左右，全班轮流参与；
(2)老师在课堂出一些和思想道德或法律基础有关的题目，全班同学也可以分小组轮流出题；
(3)每次课报名者首先回答思修老师一道题，以快而准为原则，再筛选出5名学生参加决赛；
(4)参赛者答对一题后再回答下一道题，答对可以得到相应的分数，一旦答错，参赛者必须退出比赛，只能得到之前拿到的分数。10道题封顶；
(5)参赛者遇到难题时可以使用两个“锦囊”：求助现场一名学生；或30秒内在思修课本找到答案。每个“锦囊”只能使用一次；
(6)全班同学轮流参与游戏，所得成绩作为平时成绩的重要参考。
如此一来，学生为了能够赢得比赛，便会认真听讲，同时预习课本知识，在“游戏”中领悟到思想道德和法律基础的用处和意义，从而形成学习和运用的良性循环。
3.课后拓展，开设思修课论坛
（四）改变单一考核机制
当前大多数学校的思修课考核方式一般是：平时成绩+期末考试成绩。其中，平时成绩一般通过出勤、论文打分，期末则开卷考试。由于“论文基本上是走过场，老师不会仔细改”，考试也很容易，大多数学生平时就不会费心去学。因此，我们建议，思修课的考核方式必须改革。例如，可以降低期末卷面成绩的比重，只占总评的20%或30%，更多地采用形成性评估，还可以试用“学生自评、同伴互评、教师评价”的三评模式。其中，平时成绩得分可以有多种形式，比如：
(1)课堂参与：如课堂辩论、讨论、提问、参与竞赛等方面的得分。
(2)小组展示：如案例分析、主题展示、话剧表演等活动的得分。
(4)社会实践：如三下乡、做义工得分。
四、结论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作为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课程，是当代大学生的必修课程。但近年来，思修课遇冷，传统教材内容和教学、考核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和大学生的个性化需要。面对教学“瓶颈”，思修课课程改进迫在眉睫。我们希望通过校园文化熏陶、更新教材、以学生为主体、结合实践、改变单一考核机制等方式，为思修课注入新的活力，让思修课走出理论的“象牙塔”，深入学生世界，成为大学生心灵成长的“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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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前高职院校学生法制教育存在的问题
2.校园中法律知识的宣传和氛围营造欠缺。
3.高职院校的学生相对于本科的学生起点较低，个人的综合素质以及能力相对较差，这就导致了他们学习的主动性不足。
同样开展的法律基础课程和法制宣传活动，本科院系的学生能主动学习和吸收当中的内容，从而获得更多的法律知识。而高职院校的部分学生把选修课程当成应付，能逃课则逃课，即便身在课堂，也并没有认真学习，更不谈开展的宣传和教育活动，如果不是规定必须参加，几乎是不会有参与的热情。
三、加强高职院校学生法制教育学习的建议
1.培养学生的法律信仰。
法律信仰是人们对法律的无限信服与崇拜，并以之为行为的最高准则。法律信仰是人们对法律的一种认同和依归，其实质是追求法律至上和法律统治。为此，要提高学生的法律素养，就是要传授给他们法律知识和培育其法律意识乃至法律信仰。法律至上、公平正义、权利平等、自由民主等应该成为法制教育中的基本理念和素质。法律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即使现阶段掌握了丰富的知识，但如果没有形成和培养守法的精神，形成法律信仰，在实践中也可能出现知法犯法、想尽办法规避法律的现象，从而导致法律形同虚设。因此，要提高法制教育的效果，最重要的是要树立和培养法律信仰，知法是前提和基础，自觉守法即信仰才是我们真正追求的目标。
2.改变高职院校法制教育方法。
2.1改进课堂教学中的教育方式。
2.2丰富法制教育的形式。
3.提高教师的法律素养。
教师承担着教书育人、培养具有现代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的合格公民的重要使命，教师的法律素养直接影响着学生，而且对推进全社会普法工作都具有重要意义。但高职院校由于没有开设法律专业，也没有跟本科院校一样的《法律基础》必修课，导致学法律专业的老师只能担任学生管理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长期从事与专业知识无太大关联的工作，会导致专业水准下降；同时也因为专业所学无法实现最大化的施展，部分老师也会选择离开或不进入这支队伍。所以如何加强师资队伍也是必须要重视的一个环节。
4.改进对学生的法律素质考核方式。
5.营造良好的校园法治环境。
人们常说大学是社会的缩影，也是他们走向社会的最后一道门槛，在这个阶段如果没有良好的校园法治环境，想让他们懂法、用法和信法就会更困难。近年来大学生在校园里的违法违规行为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必须要加强纪律教育，营造守法、护法的校园氛围。因为纪律和法律就是密不可分的，严格的组织纪律不仅是学校良好秩序的保障，也是培养他们法律意识和预防犯罪的重要因素。
四、结语
关键词:中职学校;职业教育;德育;政治课堂教学
1提升教师素质，注重言传身教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品德基础的建立不是长篇大论的说教，而是因榜样的砖块一天一天的铺砌起来的!”示范和引领是学校教育的重要功能，教师作为学校的工作人员之一，必须深刻认识到这一点。教师的一言一行都可能成为学生效仿的对象，在学生心中留下“痕迹”。换句话说，教师也可以成为每一位学生道德品质发展最直接的榜样。因此，要想在政治学科教学中融入德育教学，首先我们政治教学工作者自身要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道德品质，为学生树立一个好的榜样。在日常教学工作中，从小的行为约束自己，比如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不在公众场合抽烟，不说脏话，衣着整洁……这些小事都可能成为影响学生的潜在因素。尤其是在面对中职这些所谓难教的学生时，我们更应该言传身教，言必行、行必果，不为物役，不为名诱，有爱心、有责任感，能用自己的言行潜移默化地滋养学生的精神生活。
2制定明确、具体、恰当的德育目标
3选择恰当的施教方法和手段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菜单式
【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识码】A
0074-02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让大学生在活动中明理论、受教育、长才干，增强社会责任感，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和要求。实践教学模式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开展所依托的平台，也是教师与学生在实践教学中体现“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载体。笔者所在的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从2009年起开始实行思想政治理论课“菜单式”实践教学模式的探索。本文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菜单式”实践教学模式与现行的实践教学模式进行比较分析。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现状
二、现行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模式的分析
（二）现行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呈现缺乏长效机制，评价难的状态
在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研究中，学者们都提到了实践教学持续性的问题。例如鲁志美提出：思政课社会实践操作缺乏持久性、连续性和广泛性。实践教学作为教学的必须环节，应该要求每个学生都必须参加。目前，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教学仅限于社会实践一个方面，形式仅仅是走出去的调查、参观和请进来的专题报告。放眼全国高校，有多少实践基地和经费用于社会实践可想而知。其操作缺乏持久性、普遍性和连续性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在学校经费、学生安全等问题的制约下实践教学缺乏长效性，学生在参与实践后的评价往往只能通过“一考而定”，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最后成绩还是由考试决定，这样的评价方式使得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认识还是停留在“背、考、分”的层面，忽略了课程对于自己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塑造作用，忽略了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质意义。
三、思想政治理论课“菜单式”实践教学模式与现行实践教学模式的比较分析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菜单式”实践教学模式实现了实践活动的多样化。目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模式主要有基地教育、案例教学、阅读实践、社会实践、校园文化、研究实践等类型。我们的“菜单式主题”实践教学模式可以将思想政治理论课五门课程的实践教学设计为以课程内容为基础的不断更新的可选择式菜单。
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注重社会实践，可设计的实践菜单主题如：一是新农村建设主题。学生可到到南宁周边的新农村去调研，例如石埠乡、忠良村等。二是南宁生态文明建设。学生可到自来水厂、南宁市各公园、南宁市各水源地等调研。
（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菜单式”实践教学模式有利于建立和健全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管理机制、保障机制和评价机制，保证实践教学的长效性。
一些研究者在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长效性上提出了一致的观点，例如陈其胜在研究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现实困境中，提出现行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存在认识上的“失位”和管理上的“失范”等问题。他提出，一些高校领导还存在着思想政治教育“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不正确观念，致使实践教学“虚化”，目前大多数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实践教学并没有形成统一管理和相应的制度，教学上没有纳入教学计划，经费上没有相应的计划安排，实施上没有统一的要求和具体可行的方案，考评与监控更是处于空白状态。思想政治理论课管理规范上的缺失，导致实践教学的“随意化”。
其次，有力的保障机制是“菜单式”实践教学模式的关键部分。保障机制包括教师队伍的配备，实践经费的落实和稳定的教学实践基地。一是指导学生进行实践的教师既有专任教师也有经验丰富的兼职教师，学校通过组织教师开展广泛的社会实践、学习考察和学术交流等活动，帮助教师了解世情、国情、区情、市情，开拓视野，增长见识，丰富实践教学的内容，有利于他们指导学生进行实践，指导学生制作实习PPT，撰写实习报告和调研报告。二是确保经费的落实，保证专款专用，实践教学经费主要用于实践活动经费、研究经费、奖励经费等方面。三是依托广西首府的区位优势，我们建立了稳定的实践基地，这些基地涵盖广西北部湾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个内容。
最后，有效的评价机制是落实“菜单式”实践教学模式的重要手段。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成绩由理论成绩（占60%）和平时成绩（占40%）两部分组成，“菜单式”实践的成绩在平时成绩中占25%，“菜单式”实践的成绩通过展示实践作品，按量化的指标（如作品的内容、与理论的联系等指标），由学生互评和教师评分构成。通过学生与教师在课程成绩评价的有效互动，达到教师既能了解学生真实的学习成效和授课效果，学生又能在参与互相评价中去了解与反思自我在课程中的表现，从而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与教改。
【参考文献】
[1]鲁志美.深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环节改革析论[J].思想教育研究，2010（4）
[2]柳礼泉.论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形式[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7（3）
[3]陈其胜.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立论基础、现实困境、路径选择[J].思想教育研究，2012（2）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2年度广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项目系列论文（2012JGA277）
[论文关键词]刑事和解问题对策
一、现状及问题
（一）一些司法人员刑法价值观念、执法观念与刑事和解制度要求不相适度
正确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落实刑事和解制度，对司法人员的理念和观念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由于我国千年的传统文化影响，法律惯性思维长期存留，一些司法人员在司法实践中，缺乏正确的司法目的观和功能观，“重惩治、轻人权保障”，“重实体、轻程序”等一些错误的观念和做法根深蒂固，尤其是对依法从宽心存顾虑，担心失之过宽会放纵犯罪，会导致打击不力，从而不敢从更加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缓解社会冲突，减少社会对抗、化解社会矛盾的角度，在办案中依法运用宽缓的刑事政策及刑事和解制度。其次，可能导致一些职业道德素养不高的司法人员在推行刑事和解制度时滥用司法裁量权。其三，执法观念滞后体现在上级部门在制定执法考评办法上，不科学、不合理，客观上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落实，更不利于刑事和解制度的实施。
（二）法律规范欠缺，社会认可度不高
在我国现有的刑事法律体系的框架下，虽然能够找到刑事和解制度运行的法理依据和刑事司法政策依据。如刑诉法规定的告诉才处理的轻微刑事案件，公诉案中存在的酌定不起诉制度以及刑诉法规则规定予以训诫、责令悔过、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等微罪不起诉处分的替代措施，以及最高法、最高检的关于构建和谐社会、贯彻宽严相济政策的文件意见中都能体现和折射出刑事和解制度的特点。但是，在具体的刑事法律中还没有规定严格意义上的刑事和解制度，即没有上升为法律层面。由于法律基础的缺乏，导致实践中司法部门对制度理解存在不同，进而造成操作有失规范。其次，由于缺乏法律基础的支持，社会认可度不高，很多人甚至将刑事和解等同于当事人之间不分是非曲直的“私了”行为，以至于社会公众对刑事和解结果的合法性、正当性、公正性提出质疑。
（三）制度适用的范围标准不统一，司法实践中不能得到很好落实
在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范围上，主要适用于轻微刑事案件和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也就是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微案件和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司法实践中，主要集中在轻伤害案件、过失犯罪案件和未成年人实施的轻微犯罪，这种实践中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现有规定的局限性，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刑事和解还应当局限于某一类或者某几类案件，不应该把案件种类作为是需进行和解的依据，属于规定种类的不一定适于和解，而不属于规定种类的也不一定不适于和解，是否适用和解的关键因素应当是加害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
（四）被害人权利滥用，赔偿无标准，制度的真正定义难以实现
在刑事和解前，被害方意见往往成为办案部门作出决定的重要考虑因素，而目前我国关于刑事和解的赔偿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有些被害方出于报复心理和利益驱使漫天要价，要挟加害方，加害方出于免受监禁刑的考虑，被迫同意被害方的赔偿要求。这种表面意义上的和解，既起不到惩罚犯罪的作用，达不到刑事和解修复已破坏的社会关系的目的，也会给公众造成加害方“花钱买刑”的恶劣影响。
（五）协议法律效力不明，非监禁刑种类太少，实践中缺乏救济性和可操作性
（六）主持机关的不确定性，致使监督缺位，有可能造成社会公平失衡
刑事和解制度做为一种恢复性的司法模式，在侦查、起诉、审判，甚至执行阶段都可以进行，主持机关也会随着不同的阶段而随之发生变化，有的地方规定由社会中方面力量来主持（人民调解员主持和解）。以审判环节为例，对于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多在附带民事诉讼调解的基础上进行，双方达成协议后，法庭再依法对被告人酌予从轻处罚。公诉机关参与庭审而不参加和解，如果检察机关认为法院处理不当，也只能抗诉。所以，失去监督的刑事和解有可能成为有钱人逃避罪责的“安全通道”，甚至产生司法腐败，造成社会公平的失衡。
二、对策及建议
（一）加强业务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司法人员的司法理念和执法观念
正确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关键要有高素质专业化的司法队伍，在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同时，努力转变司法人员的刑法价值观，提高司法人员刑事政策的水准和大力树立现代刑事司法理念，切实转变执法观念，对犯罪行为要采取理性的态度，坚持基本的公正理念，树立正确的稳定观和恢复性正义观。在执法中坚持以人为本、挽救、化解矛盾，确保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真正贯彻。刑罚的价值取向应是以公正、正义为前提的轻刑化和预防性。非刑罚化的处罚方法有必要引起重视。同时，在司法实践中，要大力向社会公众宣传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意义，大力倡导“和为贵”的传统理念，因为刑事和解能否成功和实施的前提之一取决于被害人的合作和谅解。再则，司法机关的上级部门的执法业务考评体系应更科学、更合理化，不能为考核而考核，为考评而考评，必须用科学的执法观念制订考评办法，不能机械执法。如考核中的捕后起诉率、撤案率、相对不起诉率等。这些考核指标客观上很大程度阻碍了刑事政策的落实，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根本要求不相适应。
（二）进一步完善方法，确定刑事和解的法律地位，才能使恢复性司法在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更大作用
虽然司法实践中许多地方和单位在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方面作了积极探索，如刑事和解若干规定，轻微刑事案件和解处理意见等等。但最终刑事和解制度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另外上诉案件能不能进行和解处理，在哪个环节可能和解处理，和解的效力，国家干预是否是绝对的唯一的调整手段等等，这些问题在现行法律上均无明确规定，所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实质内涵不但从执法方面反映出来，更应该从立法方面得到充分体现。
（三）确立和完善刑事和解适合的对象、范围、条件及案件评估机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恢复性司法
刑事和解制度作为恢复性司法的刑事司法模式不能过分地夸大效力，完全替代司法程序，必须限定一定的对象、范围、具备一定的条件。适用对象应包括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以及成年犯罪嫌疑人中的过失犯、初犯和偶犯。适用范围应为：⑴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多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案件，如：故意伤害，故意毁坏时物，非法拘禁，过失犯罪等；⑵未成年人实施的轻微犯罪和部分严重犯罪；⑶因亲友、邻里及同学、同事之间纠纷引发的轻微犯罪；⑷偶然实施的财产类犯罪；⑸通过案件评估可以采取刑事和解处理而无必要必须处以监禁刑的其他刑事案件。这类案应具备五个条件：①案件评估；②双方自愿；③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④双方平等；⑤公权（检察权）介入。建立刑事案件和解评估机制。其目的在于尽可能让所有没有起诉必要的刑事案件进入和解程序，且防止不适于通过和解程序处理的案件进入和解程序。案件承办人应当根据犯罪事实、情节、危害后果以及办案方面主观罪过、罪过表现等情况进行综合权衡、判断是否存在提起公诉的必要，同时还应当结合加害方的主义是恶性、人身危险必等情况，判断刑事和解是否可行，作从宽处理是否会导致加害方再犯。
1.在司法实践中，应积极建立暂缓起诉、缓期宣告、保护观察等制度做为刑事和解制度法律效力的一种制度救济，否则刑事和解制度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会大打折扣，甚至产生负面影响。
3.确定统一的赔偿标准。其目的是防止被害方的漫天要价，实际上是要为刑事和解确定赔偿额的上限。否则不仅不能有效化解双方的矛盾，而且也影响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4.建立刑事受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实行以被告人赔偿为主，国家补偿为辅的刑事受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可以有效抚慰被害人情感，改善接受心理，平衡被害人权益，才能最终推行宽严相济的刑事和解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