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分析报告】法律案例分析报告一、当事人基本情况：原告人张某（爱害人），男，汉族，1976年9月日出生，现住郑州市金水区三全路。被告人陈某（肇事方），男，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法律案例分析报告9篇,供大家参考。
一、当事人基本情况：
原告人张某（爱害人），男，汉族，1976年9月日出生，现住郑州市金水区三全路。
被告人陈某（肇事方），男，汉族，1972年3月日出生，现住郑州市金水区柳林镇沙门村。
二、案情简介：
20_年5月27日，陈某驾驶豫AKB888号广州雅阁小型轿车沿国基路由西向东行驶至国基路163路（)公交站牌处，与张某驾驶的轻骑牌电动车相撞，致张某受伤，两车受损的交通事故。造成交通事故后，肇事者陈某不旦没有求助受伤者(张某），反而驾车逃逸。
事故发生后，群众报警，张某被120送入河南省煤炭总医院（以下简称煤炭医院）进行治疗，诊断为：1、创伤性失血性休克；2、脑外伤；3、左侧第6肋骨骨折；4、脾破裂；5、左腘窝处皮肤挫裂伤，肌腱断裂；6、面部皮肤裂伤；7、肠粘连，肠系膜裂伤等。治疗至20_年6月8日，因受害者张某无钱继续治疗而被迫出院。出院证上显示：1、建议继续治疗；2、加强左下肢腘窝处伤口换药；3、延期吸查血小板，加强下肢活动预防血栓形成等。
20_年6月18日，郑州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第五大队（以下简称交警五大队）依法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以下简称事故认定书），陈某负事故全部责任，张某不负事故责任。
20_年6月23日，郑州市公安局交通事故鉴定所（以下简称事故鉴定所）依法对受害者张某伤情程度作出《法医学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书》（以下简称损伤鉴定书），结论为“张某伤情程度评定为重伤”。
20_年6月16日，陈某因涉嫌交通肇事罪依法被刑事拘留，20_年（批捕没）。即将被移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三、本案争议焦点：
1、交警五大队依法作出的事故认定书是否有瑕疵
2、事故鉴定所依法作出的损伤鉴定书是否有瑕疵。
3、误工费的的赔偿期间是多久
4、陪护费的赔偿时限及陪护人数（病历不明确）的确定问题。
5、交通费赔偿多少的问题（我方有没有票据）。
6、住院伙食补助费的赔偿时限（因需要二次住院）。
7、受害者出院后所卖的药有无票据及医嘱单（？没有显示）上的内容是什么
8、残疾赔偿金该赔偿的数额是什么（对受害者没有进行伤残鉴定，因此伤残等级暂时无法确定，数额也难以计算。）。
9、精神抚慰金如何主张（些问题是个难题，因当前法律不予支持）
10、后期治疗费用是否应该赔付，数额如何计算？
四、争议焦点分析：
1、交警五大队依法作出的事故认定书是否有瑕疵？
人、车辆、道路和交通环境等基本情况，事故发生经过，事故证据及事故形成原因分析，当事人导致交通事故的过错及责任或意外原因，以及落款，基本符合法律构成要件。如没有相反的证据证明存在瑕疵，该认定书是应该被司法机关所采纳。
2、事故鉴定所依法作出的损伤鉴定书是否有瑕疵？。
该鉴定书是依据煤炭医院住院病历和辅助检查（？沿未看到）所作出的鉴定，而且形式要件基本符合要求。即使被告人申请重新鉴定该鉴定书被推翻的可能性不大，但不排除意外情况的发生。
3、误工费的的赔偿数额及期限问题？
4、陪护费的赔偿时限及陪护人数（？病历不明确）的确定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但从煤炭医院的病历上没有显示误工情况亦未单独出具误工证明，需与煤炭医院方面进行沟补正（？现今已出院，医院配合与否？）因此该部分损失额暂时难以计算。
5、交通费赔偿多少的问题（我方有没有票据？）。
据河南省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的规定1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费，每人每天补助标准为30元：期间为从入院到出院（目前13天），数额大约为(30×15﹦450)450元。
说明：住院期间较短，所以数额较底。
7、受害者出院后所卖的药有无票据及医嘱单（？没有显示）上的内容是什么？
受害者出院后购买四千元药物继续用药进行治疗，但没有正式票据。
诉讼是以证据为基础的，如没有证据则对负有举证责任方是不利的，本案中受害者应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否则该部分费用将不被支持。
受害者还没有做伤残鉴定，因此伤残等级暂时无法确定，数额也难以计算。
9、精神抚慰金如何主张（些问题是个难题，因当前法律不予支持）？
纯粹从民事角度讲精神抚慰金是应该得到司法部门的支持，但本案系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根据《刑事诉讼法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被害人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有权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所以精神抚慰金争议较大，如判决难以获得支持，但是我们应抓住在判决前的机会力争通过调解得到较大的赔偿。
在第一次受害者住院13天后被迫出院是因没钱治疗而且肇事都驾车逃逸亦未给任何治疗费用(？)。后期治疗费用可通过鉴定或待二次手术发生后另行主张权利。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一条规定“护理费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状况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护理人员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当地护工从事同等级别护理的劳务报酬标准计算。护理人员原则上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者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可以参照确定护理人员人数。”
4、山东省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的规定1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费，不分途中和住勤，每人每天补助标准为：在县境内出差3元；在省辖地级市、行署辖区内出差6元；在省内其他地区出差元；
5、《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
第一百三十八条被害人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有权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报告分析人：黄少春律师
二〇一三年七月五日
为了适应现实及发展的需要，我们设置了大量的行政副职，但在实际的行政活动及效果中我们却发现由此而来的很多问题。比如机构臃肿、分工不明、效率低下；副职之间、正副职之间关系复杂，内耗严重；行政层级过多，管理成本过大；副职职责不清，角色不明等等，集中表现为副职的设置过多过滥。必须遏制“副职过多”现象。其中有三件事情非做不可：一是减事，基层常常抱怨“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并非没有道理。所以，减事是减人的前提，政府不该管的事一定要放开，形式主义的事一定要清理，唯有这样，那些忙而无用的岗位才能退出。二是减支出，公共财政预算的“钱袋子”管住了，吃财政饭的副职“帽子”才会减少。三是畅出口，干部能上不能下，仍是当前一大突出问题，不出格、不到龄、不惹事，就难以通畅地退出领导岗位。在“官本位”的思维主导下，干部出口很难拓宽。当务之急，是要实行严格的干部任期制，届期满了必须退出岗位。
关于副职干部过多过滥问题的案例调查报告
一、案例概要
关于副职干部过多过滥问题案例来自于《半月谈》（内部版）__年第2期。
（二）案例内容概要
最近，在陆续召开的地方“两会”上，副职过多的问题也再次成为代表委员的议论话题。一些地方配备的副市长、副秘书长等竟然超过了两位数。
客观上说，领导干部的职数配备有严格的规定。特别是十七大前的新一轮地方党委政府换届中，中央对地方党委“副书记”职数作出了减少的统一规定。
但是，在一些地方还是出现了副职干部过多、甚至过滥的问题，副秘书长10多个，副镇长一大桌还坐不下。其原因有三：一是减牌子难减人。一些地方启动了大规模的撤乡并镇工作，牌子好撤，但官员难消化，所以只能都挤在一个牌子下；二是增新人难减老人，干部退出机制不畅，导致干部走得少，来得多；三是挂职干部“身份需要”。虽然挂职干部不占职数，但客观上还是多出了不少带有副职名头的官员。
二、案例分析及对策
（一）案例中发现的问题
第一，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严重存在“十羊九牧”，官多民少。对于高层的领导来说，多几个副职的位子便于他们控制下属，层层设人，领导不必躬身于职工和群众当中；副职多是导致病垢百出的主因，如果一正一副或者不设副职，岂不“精壮”？副职配多必然引起权力均衡、利益均等、关系协调等问题，最后归结为加重百姓负担。荀子曰“士大夫众则国贫”。南宋的史尧弼指出：冗员多生旷职，无其事虚设其官，无其功空食其禄，坐无事之人而食有限之禄，尽无穷之欲而有穷之财。致使财政入不敷出，农民负担苦不堪言。
第二，副职过多，分工不明确，职能交叉，有利的事争着办，无利的事互相推诿，造成出勤不出力，办事效率低下。有人不无讽刺道：三分之一干，三分之一看，三分之一在捣蛋。现实中副职之间互相扯皮导致工作效率低下且从事一线工作的人手严重不足的例子却屡见不鲜。凡是副职过多，冗员过剩的单位和部门，再有能力的一把手也难调动和发挥广大干群的积极性，最终下场难逃“为官一任，山河依旧，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的结局。教人做事要精益求精，否则，即使有一千只手也解决不了问题。
第三，官多必令出多门，互相制肘，无所适从。副职也都不是省油的灯，为了一点实权也是明争暗斗，正职整天疲于平衡关系，权力要平衡，待遇要均分，利益要均摊，不能有丝毫的偏心和马虎大意。否则，矛盾不断，小事难办，大事叫你出乱。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权”力之乎也，权是角逐的最终目的。多位子可以便于他们平衡关系，你塞一个人，我也塞一个人，皆大欢喜；多位子也有利于某些有心搞腐败的领导批发官帽，坐地收钱。当然，还有重要的一条，因为多设副职的位子产生的各种成本由国家埋单，领导个人并不掏半文钱。
（二）行政管理学理论依据
第二，作为监管人事任免和具有选举权的人大和人大代表，有时为了一团和气和怕得罪党委政府，放弃监督权和主张权，亵渎了人民赋予的职责和权力。副职的多而滥增加了国家的运行成本，而这些成本最终要转嫁到纳税人的头上，加重他们的负担。社会上现在都质疑大量超员的副市长、副县长、副乡长是怎么能通过人大被任命的。附件器官失效也应承担责任，不能一推了之。监督者不主张自已的权力，就必然导致有权力的人滥用权力。
第三，官本位是我国旧体制带来的老病，只要没有“新药”对症下药，很容易旧病复发。比如特权思想和官官相护等，一旦发作就像流行瘟疫一样迅速蔓延。身体多病最容易被细菌乘虚而入，是贪官腐败的绝佳时机，收了人家的钱不提拨人家怕被“撕票”，违规提拔又怕出问题，只好给人搞个容易的“肥缺”（副职），多一个少一个都无所谓，最起码不会踩红线犯错误。
（三）解决问题的对策
第一，制度管人，法律治事，真正让法律使想犯错误的人不敢犯错，让制度使有机会犯错的人犯不了错，让正义使有机会犯错的人不愿犯错，让道德使犯了错的人自已认错，让良心使犯了错的人感到忏悔和自责。用法律和制度去约束手中的权力，改变权大于法，人管制度的本末倒置的现象，科学设置机构编制数额，精兵简政，不因事设庙，因事设人，建立高效的干部队伍。
第二，寻求良方，深化人事干部制度改革，标本兼治。对非法设置的机构和副职一律砍掉，新提拨副职采取竞争上岗，公平竞争，能者上庸者下。公生明，廉生威，只有公开用人条件，公开缺位职数，公开选拨程序，公开公平竞争，公
开竞争结果，才能让人心服口服，彰显竞争魅力。对违规提拨副职者实行追究制，负连带责任，轻者丢官，重者法办。历史不会重复它的事实，历史会重复它的规律，对待副职过多的最佳方法是对症下药，最好的状态是正常，最有效的手段是平衡，最高的境界是自然。
第三，有了法规，还要加强对执行的监督和检查。组织和人事部门对下属单位报批的干部提升报告应当严格把关，违反规定的坚决不预批准。人大和人大代表要加强对机构编制和副职设置的监督，发现问题，及时处理。职能部门要自觉接受监督，有关部门要积极配合，各司其职，各尽其力，有监督职能的尽到监督责任，有实施设置职能的要尽到科学合理的责任，有权力提拔副职的要尽到不违规的责任。管好一个职位，选好一个人，避免劳民伤财，提高办事效能。克服职能交叉，多头管理，造成管理成本加大，人力资源浪费。
三、分析的结论及其推论
（一）结论
民意希望政府精简不合理的官员设置、切实减轻地方财政负担、克服人浮于事弊端、提高行政效率。近些年，党中央、国务院三令五申要精简机构、精简人员，要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建设“廉洁、高效政府”。但不少地方政府反而越来越甚，机构设置越来越多，人员越来越臃肿，干部队伍越来越庞大，副职配备越来越豪华，干部级别越来越高，无限度、无节制、无约束地配备和任命副职的豪华阵容，副职过多过滥似乎成了一种趋势，大有蔓延扩展之势。冗官冗员似乎成了中国的一大特色。冗官冗员不仅占用了过多的公共资源，加重了纳税人的负担，增加了财政预算和行政开支，而且人浮于事，一些官员互相制肘，互相推诿，互相扯皮，行政效率低下，同时也助长了干部的官本位思想，和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错位，实在是弊大于利。
（二）理论及实践推论
（三）感想
官职本是一种公共资源，其数量和范围应该受到严格的限制，过度开发和使用就会引发诸多社会问题。解决无限度、无节制、无约束地任用干部尤其是副职，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待的沉重话题。副职过多过滥造成分工过细、职能交叉又各自独立成圈，反而愈发难以协调和统筹兼顾。它直接导致层级和环节的增多，摩擦增大，效率低下。有的事看似人人都管，实际却谁也不管；有利的事又人人抢着管，棘手的事却个个都推诿。一个合理的解释是所谓的领导是人民公仆是观念已经异化了，异化成真正的享有特权的官僚了。其实，对于行政工作来说，金字塔的结构才是合理的结构，越处于上面的领导越是少，而需要的是大量普通工作人员组成塔基，因为决策的人并不需要太多，大量的人员是要到一线中干具体事情。如此，才能让工作有效开展，也才能体现行政效率。
一、企业背景
1、公司背景
哈特曼箱包公司成立于1877年，从1930年开始生产皮包。刚开始它的产品是同行业最昂贵的，是针对需要最好、最耐用皮箱的消费者设计的。公司只在百货商店和箱包专卖店销售自己的产品，一直到1955年以前，它限制分销，在每一个区域市场只通过选择一个中间商销售产品。在新一任领导卡兹上台之后，哈特曼公司拓展了它的分销覆盖面，消减了产品线，制定出了一套全面的零售人员培训方案。1980年，哈特曼公司总收益是3300万美元，年销售增长率22%，卡兹试图将哈特曼公司的年收益增长率提高5%-10%，同时，增大它在高品质箱包的市场占有率。
公司的产品线包括框架式与软边式两类皮箱的四个系列，其中价格最昂贵的是4700系列。现在，卡兹正考虑对哈特曼产品线加一些变化，用新产品代替已经销售疲软的超麂皮产品。哈特曼公司的最主要的直接竞争对手是Lark公司和French公司。
2、决策背景
1981年，哈特曼公司总裁卡兹对公司过去实行的价格促销策略进行评价，同时考虑在新的一年里是否继续实行这一策略。关于是否继续这一策略，专家研究的结果与营销副总裁舒斯特的看法产生了分歧。除了价格促销策略之外，哈特曼公司还实行过：馈赠礼品与连带购买促销策略。
二、决策选项
1、卡兹不支持继续实行价格促销策略
专家研究报告认为，价格促销策略虽然增大了销售，但是所生成的贡献却低于不实行该策略所获得价值。而且，卡兹认为价格促销会有损哈特曼公司的形象。
2、舒斯特支持继续实行价格促销策略
舒斯特认为价格促销能够增大顾客对哈特曼箱包的兴趣，吸引新的消费者，鼓励现有顾客增加对哈特曼产品的购买，从而增加销售量。
三、决策标准
1、公司利润
经济利润是资源优化配置的指标器，它指导人们把资源用在最有价值的地方，正因为如此，经济利润是决策的基础。任何一个公司都是以盈利为目的，为了实现价值最大化，利润的不断提高，从而回应对不同阶段而实行不同的决策。
2、产品销售量
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需要根据产品销量灵活的调整产品定价、存储策略、销售方案等。合理的销售预测对于决策者做出正确的决定有重要的意义。
3、品牌形象
4、公司战略目标
四、决策标准的论据
1、公司利润的案例论据
专家报告分析指出，1978年的促销费用使哈特曼公司的贡献毛利益减少了132000元。无促销定价
20%促销价哈特曼公司平均每个产品的定价资料平均零售价平均制造商销售价变动成本1004834.78041.634.7平均毛利益13.36.9
表1哈特曼公司产品定价资料
但相反一面，哈特曼公司在实行零售促销计划时受到零售商的欢迎。1979年其4200系列产品的税前净利润达到21%，4700系列达到36%，而Samsonite公司的Silhouette系列只达到13%。到1980年5月，哈特曼建议的零售价格向零售商提供了54%的毛利润率，相比之下，整个箱包行业的平均毛利润率只有46%。
所以说，不实行价格促销策略也可以为公司带来高额利润。
2、产品销售量的案例论据
根据专家研究结果表明，促销活动造成4400产品线在销售量上互相残杀；1978年3月-5月，4400产品线的销售量为15130件，低于17020的预期数量，使贡献毛利润减少40366美元。
所以说，哈特曼可能在促销中蒙受了损失，销售量迅速增长和销售收入大幅增长是不可能同步的。
3、品牌形象的案例论据
所以说，即使实行价格促销，而不提高企业形象，消费者对该品牌的认知度仍然较低，从而并不会增加其销售量以及顾客对其产品的购买需求。
4、综上所述
我们认为，不应该继续实行价格促销策略。
五、行动计划
1、继续实行馈赠礼品和连带购买策略
为促销专门制作生产礼品或连带购买的商品，促销结束以后，此商品不再进行售卖。
2、加大企业形象和品牌认知度的推广
3、实行特殊节日营销方案
在店庆、特殊节假日、VIP顾客生日等具有纪念意义的时候，进行馈赠典藏版箱包活动。减少库存，将存货改装为限量版非卖品。
4、体验式营销
重视顾客的体验和对产品满意度的反馈。可以将公司在新一季度的新产品和特殊性产品在上市前，免费发送给限定的VVIP顾客体验，并进行及时的反馈信息的收集。对产品进行及时的修改和更进。
5、经销商，消费者订货优惠
实行提前订货，享受分期付款，优惠折扣，赠送产品等优惠。
六、行动计划的风险
1、不能合理预测销售量，造成连带购买或馈赠的产品数量无法控制。导致供不应求或库存积压，影响销售额和产品成本的预估。
3、关于体验式营销的方案，可能导致顾客只体验不购买。一旦，该产品在顾客体验过程中，得到满意度低的结果，那么对于后来产品在营销过程中有很大的不利影响。
4、分期付款或延期付款。容易导致资金一时无法到账，企业正常营运受到影响。容易出现坏账等现象，造成企业的损失。
七、风险的解决方案
1、合理预测促销中连带购买品或馈赠品的数量，并且在促销活动结束后，该产品不再进行生产和售卖。
2、提高自身的信誉度，联系好与银行或其他风投的关系，以便获取更多的资金支持，为公司经营和扩大企业规模和产品线做后盾。
3、提高产品品质和顾客满意度。在体验期一旦出现问题，及时修改，并将改进品再次进行体验，避免负面影响过大。
4、在产品设计上加大重视，吸取行业精华，力求走在行业的最前端。满足更多客户的产品时尚需求。
论转化型抢劫的构成
一、案情
被告：林某，男，17岁。
林某初中毕业后，经常到某面粉厂其姨家中居住，并帮姨做早点。一天，林某向其母亲提出要到外地打工，但遭其母拒绝。为了筹集路费，林某产生盗窃邪念。20_年7月间，林某从其表弟丁某口中得知，在某面粉厂宿舍4栋401室只住一个女人，而且可以从楼下爬上去。同年12月23日下午，林某到丁某家玩时，林某问丁某住401室的女人几点钟睡觉，丁某告诉林某差不多11点多到12点就会睡着“。当晚11时许，林某携带水果刀并戴上毛线帽蒙面爬围墙进入面粉厂职工宿舍区，沿卧室欲行窃时被陈某发现，林某见状，即将陈某推倒在卧室的床上，用水果刀顶住陈某的脖子威胁说：”不要叫，再叫就捅死你“，陈某害怕并表示不叫，林某即按原路逃离现场。案发后，林某被公安机关捉捕归案。20_年3月5日，检察机关以林某涉嫌犯抢劫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对此案公开审理，被告人林某的辩护律师为被告人作无罪辩护。
二、分岐
法院在审理中，对案件的定性存在两种分岐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林某无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被告人林某犯抢劫罪（未遂）。
三、评析
笔者赞同上述第二种意见，即被告人林某的犯罪行为符合抢劫罪（未遂）的构成要件，林某犯罪行为属转化型抢劫罪（未遂），应当认定林某犯抢劫罪（未遂）。
（一)对无罪、抢劫罪(未遂）的司法认定
1、法律对犯罪和不认为是犯罪的规定：我国刑法第十三条关于“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2、法律对犯罪未遂的规定：我国刑法第二十三条关于“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是犯罪未遂。”的规定。
3、法律对抢劫罪的规定：(1)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关于“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处……。”的规定；(2)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关于“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脏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二)本案认定被告人犯抢劫罪(未遂），不宜认定被告人无罪。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结合本案实际案情，笔者认为：
本案被告人林某在实施的整个犯罪行为过程中，即林某在20_年12月23日晚11时许，林某窜至某面粉厂宿舍4栋401室陈某家，沿外墙爬上，用水果刀撬开窗户入室，在卧室欲行窃时被陈某发现并大声质问：“谁，你是谁？”。开灯后在阳上找到了被告人林某，林某见状，即将陈某推倒在卧室的床上，用水果刀顶住陈某的脖子，威胁说：“不要叫，再叫就捅死你。”，陈某害怕表示不叫，林某即按原路逃离现场。被告人林某秘密入户实施盗窃过程中，被陈某发现后采用暴力和持刀威胁方法拒捕，其行为构成犯罪上述三点基本特征，也构成犯罪未遂上述三点基本特征，也构成抢劫罪（未遂）上述四点抢劫罪特征和构成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所规定的犯罪性质转化成为抢劫罪并符合其的五点特征，同时符合1988年3月16日最高人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机关于如何运用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新刑法二百六十九条）的批复所规定的构成案件。特别是林某在被房主发现时拿刀出来威胁房主，即林某用水果刀顶住陈某的脖子并用语言威胁“不要叫、再叫就捅死你”，其情节严重、危害大，林某使用暴力的行为，而使盗窃（未遂）的性质转化为抢劫罪（未遂）。这是本案的关键点。因此，被告人林某犯罪行为构成抢劫罪（未遂）。
本案被告人林某在实施盗窃行为时，如果没有拿刀出来威胁房主，而是在房主喊叫后立即逃跑，即没偷到东西跑掉，林某则构成盗窃（未遂）。根据盗窃未遂及情节显著轻微，社会危害尚未达到应当受刑罚处罚的程度等，在此情况下才可以认为林某无罪。本案的案情不是这样，而是林某在盗窃过程中被发现而使用暴力相威胁，性质发生变化，符合抢劫罪（未遂）构成要件。因此，本案不可能认为被告人林某无罪。
综上评析，本案应认定被告人林某犯抢劫罪（未遂），而不认为被告人林某无罪。
第一，主体部分失灵，政府机构与人员设置的体制出现问题，现在更多的是根据上级的好恶来设置官位的多寡。管组织人事干部任免编制部门没有决策权，不管编制的手里握着使用权。编制都是行政一把手担任机构编制委员会主任；可是提拔使用干部的决定权却在党委部门的一把手；这样自然会造成管事者说了不算，不管事者说了绝对管用。有时再加上文件规定有弹性，诸如可配副职若干和可适当增配副职，无形告之副职配置可随意性，久而久之，副职便失去了限制；像副秘书长任用程序简单，又无需人大部门通过，更为副职泛滥开了绿灯。
盐湖股权案
该案是涉案市值达到44亿元盐湖股权涉嫌诈骗案。这是一起民企与国企合作在资本市场上参与国企增资扩股，投资标的获得巨大增值的案例，然而在此过程中，部分当事人员被指控存在涉嫌违法犯罪、诈骗国有资产行为。
该案件经过云南省公安及检察机关长达一年多的调查后，由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向昆明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根据昆明市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张克强、宋世新、罗峰、董晓云、崔伟、曹迅毅、李苇被控诈骗罪，董晓云同时被控受贿罪。
一、盐湖股权案事件大体经过：
●1997年，青海盐湖工业集团控股的青海盐湖钾肥(32.05,0.56,1.78%)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盐湖钾肥”,000792.SZ)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2006年9月，宋世新代表兴云信与盐湖集团签署了《增资扩股协议》。
●2006年11月24日，兴云信的股东与华美系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以7030万元转让兴云信全部股权，当时尚未取得盐湖集团股权。
●2006年12月5日，S*ST数码(000578.SZ)停牌，12月30日，公司公告称，盐湖集团将对其进行重组。
●2006年12月18日，青海国投向兴云信转让了其持有的盐湖集团3818.78万股股份。
●2007年2月，华美系与兴云信签订信托协议，将其实际投资形成的盐湖集团股权权益委托兴云信持有和管理。
●2006年11月～2007年7月间，华美系合计向兴云信支付3.288亿元，兴云投资出资4000万元，兴云信将合计3.688亿元资金支付给青海国资委和盐湖集团。
●2007年12月，华美系以8050万收购兴云信100%股权。
●2008年3月，青海盐湖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ST盐湖”，000578.SZ)正式复牌。
●2008年5月，媒体报道了兴云信被华美系收购之事，6月，兴云信通过ST盐湖发布了“致歉”公告，称公司所持ST盐湖股份系信托财产，实际权益人为华美丰收、王一虹、深圳禾之禾公司和兴云投资。
●2008年11月17日，禾之禾向深圳市中院提起确权诉讼。次年1月4日，深圳市中院作出生效《民事调解书》，确定各方对ST盐湖的股权分割。
●2008年底，盐湖钾肥公告为减少关联交易，拟以新增股份换股吸收合并控股股东ST盐湖。
●2010年4月11日，宋世新、董晓云等人被刑事拘留，随后被正式逮捕。
●2011年1月14日，张克强被云南省警方刑事拘留，不久被批准逮捕。
●2011年5月，在完成吸收合并之后，盐湖钾肥改名为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12月30日～2012年1月4日，在因“44亿元盐湖集团股权案”被羁押将近1年之后，张克强、宋世新等人被控以涉嫌诈骗，在昆明市中级法院进行了为期三天的庭审。
二、四大重要事件
●事件1华美入股盐湖集团
2006年，盐湖集团建设盐湖综合利用二期项目，出现10亿元资金缺口，经青海省国资委批准对外增资扩股。其中8亿元由中化集团入股，剩下2亿元待接洽。后来检方认为，当年盐湖集团明确设置了准入门槛：投资者只能是国有企业。
但是，在宋世新的运作下，张克强所控制的华美集团，与深圳民企“禾之禾”、自然人“王一虹”一起入股了，而且投资额高达3.69亿元，共购买1.7亿股盐湖集团的股权，这些股权全部挂在一家名为“兴云信”的国有企业名下。
●事件2华美与“兴云信”的联盟
“兴云信”公司原是“兴云投资”驻深圳办事处，而兴云投资又是云南中烟下属从事资产管理的子公司，子孙三代均属国企。
兴云信与华美集团的连接点，便是投资高手宋世新。1998年，宋担任华美集团投资部经理，后来又成为集团子公司“华美丰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2006年末，实际与青海盐湖集团签订入股协议的，便是兴云信公司。当中的主要推手便是宋世新与“兴云投资”总经理董晓云，他们均看好此项投资。然而，入股协议约定投资额为2亿元；后来的补充协议中，盐湖股价还有所提高，注册资本仅有6000多万元的兴云信拿不出这个钱，云南中烟也无意入股。
宋世新开始游说自己的老板张克强，还与深圳“禾之禾公司”的彭胜文、唐冬元等人商量合作。最终，宋世新以妻子王一虹的名义出资2000万元，兴云投资出资4000万元，加上华美集团（含内部集资）、华美丰收与禾之禾的资金共3.69亿元，用于收购盐湖集团近1.7亿股股权，价格约为每股2.8元。
这些股权全部挂在兴云信名下，属“委托代持”；其中只有兴云投资的4000万元来自国有阵营，剩下为民营资本。
●事件3惊人的财富裂变
张克强、宋世新刚刚入股，盐湖集团的股权突然就变成“香饽饽”。当年12月4日晚上，青海国资委名下上市公司S*ST数码（000578）发布公告，称公司重组事宜已取得实质性进展，公司股票自12月5日起停牌。坊间猜测多时的“盐湖集团借壳S*ST数码上市”看来有眉目了，这意味着张、宋等人手里的股权将可在二级市场变现，价格很可能暴涨。
当时盐湖集团旗下已有上市公司盐湖钾肥（000792），按一般惯例，集团整体上市多将资产注入旗下上市平台。然而盐湖集团却取道S*ST数码，有人认为是青海国资委想保住“000578”的壳资源。（起诉书称张克强等人诈骗取得“盐湖钾肥”股份，实应为“盐湖集团股份”。）
由于ST盐湖与盐湖钾肥两家上市公司实为“父子”，存在大量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2008年又启动重组；2011年上半年两湖合并，以盐湖钾肥为存续公司，股票更名为盐湖股份（000792），张克强等人手中股权也相应转换。
据羊城晚报记者测算，当年3.69亿元的投资额历经市况起伏，至今仍能获净利18亿元，多赚近5倍。而据华美方面透露，除兴云投资所持市值外，其余股票市值已于去年4月被法院冻结。
●事件4兴云信股权变更疑云
股份挂在兴云信名下，张克强、宋世新等人并不放心，很想把兴云信“收编”。恰好，兴云投资总经理董晓云也有意剥离这个子公司，他在庭审上表示：“账上挂着几亿股权，产生的税收虽然由各出资方承担，但记账是记在兴云信名下。对一家国有企业来说，要费多少唇舌才能向上级解释清楚？”2007年12月12日，华美集团、华美丰收与董晓云等人签订了《资产处置及股权转让协议书》和《股权转让协议》，确定分别购买兴云信30%和70%的股权。
当时兴云信经评估的资产价格为7934.13万元，主要为两处深圳房产，华美方面支付了8050万元对价。至于兴云信名下价值数十亿（借壳上市后的市值）的盐湖股份，因为是“信托资产”而未体现在资产负债表上，未计入对价。
二、控辩双方各执一词
华美系人士对《第一财经日报(微博)》记者表示，控辩双方对于此案涉及的基本事实均无异议，但因立足点不同，对于案件的逻辑推演和案情重组也完全不同，庭审上控辩双方讲述的案情经过也呈现两个截然不同的故事版本，犹如日本电影《罗生门》的情节。由此也产生完全不同的结论——
●公诉人指控：蓄意诈骗
●公诉人昆明市人民检察院认为，张克强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国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应当以诈骗罪被追究刑事责任。
此案缘起于盐湖集团2006年的增资扩股。是时正值察尔汗盐湖综合利用二期项目开工，需投资约50亿元。因一、二期工程几乎同时开工，盐湖集团资金缺口严重，选择了增资扩股10亿元。
检方指控，张克强等人长期觊觎盐湖集团国有股背后的经济利益，一直策划购买；而盐湖集团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对该公司国有股的股东资格进行了严格限定：只能是国有企业。为此，张克强等人商议，利用云南烟草兴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兴云公司”)子公司深圳兴云信公司的国企身份参与盐湖集团增资扩股。公诉人认为，张克强等人先是“狸猫换太子”，通过兴云信收购盐湖集团的股份，然后又“乾坤大挪移”，将兴云信的股权通过虚假文件进行收购，欺骗性实现盐湖集团的股权过户。以诈骗的方式实现对国有资产的非法占有。涉案市值达人民币44.659亿元
检方对此过程认定为：宋世新等人系假冒国企兴云信的工作人员，虚构事实、隐瞒真相。
当时保利地产(微博)(11.50,-0.04,-0.35%)刚刚上市，分列第二、三大股东的张克强和华美集团尚未能变现巨额市值。于是华美系主要高管和内部股东30余人共同筹集了资金，以华美丰收、宋妻王一虹的名义投入兴云信公司，宋世新又拉来深圳禾之禾公司入伙，加上兴云公司投入资金4000万元，前后共计3.6875亿元。在2006年到2007年间由兴云信分批支付给盐湖集团和青海国投。
2006年底，盐湖集团突然宣布收购青海省连年亏损、濒临退市的上市公司S*ST数码，要借壳上市。兴云信名下盐湖集团股权巨大升值空间可期。
起诉书指控，2007年下半年，张克强等人为非法占有兴云信名下盐湖集团股权，在兴云投资总经理董晓云、兴云信总经理崔伟的配合下，由华美集团及华美丰收以人民币8050万元溢价收购兴云信公司；张克强、宋世新等人还承诺事成后，董晓云和崔伟将分别获得一定比例盐湖股份收益权。
其后，崔伟在董晓云的授意下，通过中介人员伪造了兴云信公司国有资产主管部门的审批手续和产权交易证明等手续，并于2008年2月底从深圳市工商管理部门骗取了兴云信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
同年底，深圳禾之禾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将兴云信名下的“ST盐湖”分割确权到真实出资人名下。次年1月4日，深圳市中院以《民事调解书》方式，确定各方对ST盐湖的股权分割，其中，华美丰收为8922.04万股，王一虹为8525.92万股，禾之禾为2614.29万股，而兴云投资委托于兴云信部分为2441.02万股。
●辩护人：借腹生子
●宋世新、张克强、董晓云等人在法庭上的供述，却是一个“借腹生子”合作投资的故事。
张克强等人的辩护律师团队则认为，此案中只有企业法人之间合作投资、委托投资等一系列民事法律关系，张克强等人均不构成诈骗罪，应判无罪。
此后，宋世新认识了兴云投资总经理董晓云。兴云投资当时投资股市亏了3000万，宋世新受托为其投资理财，不仅扭亏，还赚了1个亿，双方关系由此密切。
2004年后，盐湖集团经营状况好转，股权价格也一路飙升。宋世新认为自己无法筹集巨额资金，便与董晓云商谈合作投资。宋和兴云信时任总经理杨承佳到盐湖集团实地考察，并商定由兴云信公司出面投资。
据华美公司人士透露，宋世新原来的想法是这个项目不让华美丰收和张克强介入，由自己独立完成。为此，宋设立了广州振元投资顾问公司作为兴云信投资盐湖的顾问，以顾问费方式分取收益。
但兴云公司母公司云南烟草的人考察过盐湖集团之后，并不认可其投资前景，决定不投资。兴云投资和兴云信因此无法筹集到足够的收购资金。
2006年9月，骑虎难下的宋世新不得不转而求助于华美集团和张克强。张克强对于宋世新打算背着自己在外面“吃独食”非常恼火。宋世新于是写信给张克强解释并求助。
宋与张随后达成协议：由华美系出钱通过兴云信收购盐湖集团的股权，然后再收购兴云信。
由于收购兴云信遇到阻碍，2007年2月、3月间，华美系与兴云信签订信托协议，将其实际投资形成的盐湖集团股权权益委托给兴云信持有。但不久，宋世新和杨承佳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个人冲突，杨数次威胁：华美系放在兴云信的资产，只能保证本金和利息，投资增值部分不能保证。宋世新转而求助杨承佳的上司董晓云，在董的协助下，华美系完成对兴云信的收购。
三、本案争议点：
争议点一：“国企”准入门槛是否确有其事？
当年盐湖集团到底有没有设立国企门槛？如果有，张克强自然脱不了“欺诈”嫌疑；可问题是，公诉人也拿不出书面证据。
函件中说，当年可能有关增资扩股条件说明的非正式宣传资料，但该资料依照规定不属于归档保存文件，因此“没有找到”。
不过函件也提出，当年另有两家民营公司想入股盐湖，但因其民企性质、资金实力和所从事的行业均达不到盐湖集团对战略投资者的要求，被挡在门外；而深圳兴云信为国有企业，资金实力雄厚，且能将钾肥产品带入云南烟草领域，才被选为战略合作对象———但这段2011年提出的证词，能作为五年前入股门槛的“铁证”吗？
张克强辩护律师朱征夫：起诉书提出盐湖集团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限定了股东资格：只能是国有企业，这个投资门槛，是起诉书的立论基础，也是控方据以认为张克强等人产生“诈骗故意”的原因所在。
公诉方：庭审前，盐湖股份向云南省公安机关出具一份《关于2006年增资扩股招股条件情况的函》，这份函件一方面说：“对于盐湖集团的战略投资者，我们优先选择国有企业。”另一方面又说，没有找到当时增资扩股条件的文字材料。
宋世新：公诉方虽然提供了来自盐湖集团证人的证言，但也没能找到任何书面材料；对于上述证词中提到“不跟民营企业打交道是盐湖集团的一种企业文化”，宋世新在庭上供述，“盐湖集团前后有二三十人到过广州华美，但从未对我的民营企业身份提出过异议”，即使跟盐湖集团正式签约时，对方也知道“我是广州华美的老宋”，“兴云信是我的合作方”。
华美内部人士：盐湖集团的态度之所以如此模棱两可，是因为可能面临被扣上“国有资产流失”的大帽子，谁也不愿意冒风险。
争议点二：谁是诈骗案受害人？
昆明公诉机关认为：张克强等人应以诈骗罪被追究刑事责任。在1月4日的第二轮辩论中，提出受害人主体为国家。虽然看起来青海国资委、盐湖集团、云南烟草等各方面利益都没有受损，但本案中利益受损的是国有资产的真正所有人：国家和全体人民。
辩护律师马军认为：盐湖集团通过拿到华美系的钱增资扩股获得发展资金，青海国投将股权溢价转让收回国有投资，兴云公司4000万的投入变成5个亿的市值，都不存在利益受损。盐湖集团上市，股权出现暴涨收益时，公诉人认为存在诈骗和国有资产流失；但如果盐湖没有上市，股权投资甚至出现亏损，又该如何认定？上市跟华美无关，是盐湖集团自己做出的决定，不能据此判断华美收购是否存在国有资产流失，因为这中间并不存在内幕交易的情况。
朱征夫：根据国有资产的定义，是指国家或国有企业的出资或投资，没有出资就没有国有资产，也就没有国有资产的损失，也就没有抽象的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而华美系名下的44亿元股票市值，是由华美系自己员工出钱投资形成的。他举例说，高盛参加了建行的股改，高盛赚大了，那是不是就一定是国家受到了损失，是不是也要追究责任？
华美内部人士：如果大股东青海国投能够预知盐湖集团要重组上市，也就没有必要将3818.78万股股权以2.27元/股的价格转让给兴云信公司了。
争议点三：曲线入股是否合法？华美的股权收购是否有效？华美系各公司与兴云信之间的信托关系，是否合法有效？华美系收购新云信的行为又是否合法有效？
公诉人：作为信托主体的兴云信并不具备信托企业资格，本案信托目的也不合法，因此信托协议无效。张克强等人先以非法手段骗取盐湖集团国有股，后又通过伪造文件获取兴云信股权，并骗取法院对盐湖集团股份的确权，因此从投资盐湖集团到收购新云信，都是非法和无效的。
朱征夫：在我国对信托的诸多分类中，只对营业性的信托有资格的要求，本案中的信托关系满足各法律要件，是合法有效的，应该受法律保护。华美丰收等委托兴云信进行的投资行为，是基于合作投资关系产生的委托持股关系，是合法有效的。华美系的投资行为并未触犯盐湖集团投资主体的限制，属于隐名投资行为，而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对《公司法》的规定，隐名投资合法、信托协议有效，人民法院应当保护实际出资人合法权利。对于收购兴云信过程中存在的过户手续造假行为，辩护律师认为，是中介造假，与张克强等人无关，而且不能以因为过户过程中手续存在造假来否定股权收购本身的有效性。
争议点四：兴云信造假与华美有无关系
公诉人：这两步是精心设计的“局”，是“乾坤大挪移”，“把好端端的兴云信用造假的手段卖掉”。“有些文件不需要造假，都造假了，不是说明没有造假的必要，而是说明造假已经到了肆无忌惮、不加掩盖的地步。”公诉人在庭上说。
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律师许玉祥：兴云信造假与华美无关，华美也不知情，之前的收购仍是有效的。“我们到现在还要求，兴云信必须把股权转过来。”
华美方面：入股盐湖与收购兴云信是两个独立的行为，后者的瑕疵不能影响前者；而且，收购兴云信的协议是真实有效的，过户时根本不必使用假文件，因此华美不存在造假动机。
刑法第226条规定刑法对诈骗罪的解释，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对《公司法》的规定，隐名投资合法、信托协议有效，人民法院应当保护实际出资人合法权利。
国务院2004年7月16日下发的《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20号)第二条规定：“放宽社会资本的投资领域，允许社会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止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1838.157,29.48,1.63%)及其他行业和领域。”
国家发改委下发的《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2004年修订)》，明确将“盐湖资源开发和综合利用”列入青海省鼓励外商投资的优势产业。
国家发改委发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05年本)》，将“优质磷复肥、钾肥及各种专用复合肥生产”列入第一大类———鼓励类。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联合下发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06年)》将“生物肥料、高浓度化肥(钾肥、磷肥)、复合肥料生产”列入“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
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5】3号)第一条规定：“允许外商进入的行业和领域，也允许国内非公有资本进入。”
2009年1月，深圳市中院作出生效《民事调解书》，兴云信代持的盐湖股份分割给实际权益人。
2012年5月底，国资委下发“新36条实施细则”，要求国企在重组转让中不得歧视民间投资。
判决结果：盐湖44亿元股权案，2011年12月30日～2012年1月4日开庭，因案情复杂而控辩双方各执一词、激烈交锋，审判长宣布将在合议庭商议后再择日做出判决。
专家观点：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樊崇义、曲新久，北京大学教授陈兴良、清华大学教授张铭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谢望原等法律界著名专家学者，经学术讨论达成共识，都在此案的法律意见书上签名，认为按照现有的资料，张克强等人的行为不构成刑法第226条规定的诈骗罪。
北京市律协国资法专业委员会主任脱明忠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说：“就华美丰收等投资人委托兴云信公司参与盐湖集团增资扩股本身来看，既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也不违反法律，盐湖集团是增资扩股而不是股权转让，没有交易行为，根本不存在国有资产贱卖的问题。”“如果说国有上市公司二级市场的股价高于增资扩股的价格就是国有资产流失，那么，美国银行在中国建行H股上市前三个月，以每股1.065港元的价格从中央汇金公司手中买入174.8亿股建行H股，解禁后在二级市场以高于原价四倍左右的价格套现又该如何解释？”
公众反响与社会效应：
一位要求不披露姓名的知情人士说，华美集团总裁张克强其实并不看好盐湖集团的投资项目，当时也根本没有想到盐湖集团能够很快上市，股价飙涨。”
董晓云的辩护人马军曾担任云南红塔集团前董事长楚石健的辩护律师，并就富庙穷方丈提出了著名的讨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他表示，无论张克强最终被认定为有罪还是无罪，都将成为影响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标杆案件。马军表示，虽然本案审理的是张克强、董晓云等人，但实际审理的是华美等民营企业。按照市场经济原则，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公有经济，都应该在市场上完全平等平等，但现在存在人为制造的等级差异：将国有经济主体视为贵族，将非公有经济视为市场上的普通人，对民营经济赚大钱感到嫉妒；在市场经济中，只要与国有利益发生冲突，就只能保护国有资产利益。马军认为，如果检察官国家是受害者的逻辑成立，那将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只要非公有经济被视为市场上的普通人，他们对私营经济赚大钱感到嫉妒；在市场经济中，只要与国有利益发生冲突，就只能保护国有资产利益。马军认为，如果检察官国家是受害者的逻辑成立的，那将被认定为非公共经济非公有企业与国有企业处理。但这不相当被认定为是欺诈骗所有企业抢劫国有企业。
大部分公众及其华美集团人士均同意，张克强参股保利地产，成就了他福布斯富豪的身份。高盛参与了建行的改制，李嘉诚、郑裕彤等香港富豪和巴菲特，分别参与了多家国有金融机构和中石油(9.12,-0.14,-1.51%)等企业上市前的改制，所获得股份在上市后升值数倍并抛售获利，如果都按照检方的逻辑，岂不都存在国家利益受损、国有资产流失的嫌疑？
许多律师均申明“在多年的办案经历中，我对民企遭遇到的滥用司法权问题感同身受，坚定了在两会上提交这份提案的决心。”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已提交《防止滥用司法权改善民营企业发展的法律环境》的提案，同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普华永道审计合伙人张国俊、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人权委员会副主任陈有西等均表示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