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农村，包产到户至今已有40年了！有的人认为包产到户“好得很”，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似乎把田一分，大家就自然富起来了；第二，包产到户是农民的发明创造，是底层群众的呼声，是国家在不得已的条件下对农民要求做出的回应。对此，也有人认为这两个表现都不成立，包产到户谈不上提高了生产率，也不是农民群众的自发运动，并非简单一句“好得很”所能概括。
10月13日，在美国霍华德大学经济系任教的许准老师为我们带来了一场讲座，题为“包产到户四十年，中国农村怎样了？”。本文是对许准老师讲座的文字整理。讲座中许准老师通过批判性地分析传统官方话语对这段历史的叙述，尝试为我们还原包产到户政策实行以来的历史真相：
★包产到户这个名词是怎么来的？
★包产到户有没有为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做出贡献？
★包产到户是不是农民的自发运动？
★包产到户发生的国内国际背景是怎样的？
★为什么包产到户这场巨大的改革没有像国企改革一样遭遇大规模的反抗？
主讲人简介
许准论述包产到户的著作《从人民公社到资本主义》
包产到户还是包干（gān）到户？
在正式开始讲座之前，我们先辨析一下这次讲座的题目，事实上，“包产到户四十年”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包产到户”并非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主线，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不必然意味着包产到户。70年代末期，中国农村的改革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包产到户只是其中的一种，比如当时还有包产到组。所谓包产，指的是生产队或者更高一级的上级给农户个人或者生产组分配一个生产任务，比如今年要生产一万斤粮食，生产出来的这一部分交给社里面，超过一万斤以外的就可以按照其他方式分配，比如自己拿50%等等。这就是所谓的包产到户，但包产到户的真正问题是——谁来包？从历史上来看，是农村集体来包，因为很大程度上历史预设了一个完备的集体经济的存在。
而联产承包责任制则是包干到户（大包干），也就是将土地分给个人，所有的生产资料都分给个人，没有任何人下达生产任务，也没有任何集体协调，说白了就是爱干不干全归自己。有些历史材料里面会提到“双包”，指的就是包产和包干，但是最终作为一种模式在全国范围强制推行的是包干到户。很多人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都存在偏差，我当年在人民大学教课的时候，就跟同学们讨论过什么叫“大包干”（gān），但很多学生直接就把它念成“大包干”（gàn）。这么读就好像大包干是一种独特的生产制度，好像承包了之后就让你赶紧干活，生产效率特别高的一种生产制度，但是实际上这里面的“干”只是把东西分干净的意思。
除了“大包干”一词之外，许多学生甚至不少农村研究学者对于“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概念也存有误解。他们往往根据教材，想当然地认为联产承包对应着中国农村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联产代表着集体、统一，承包的意思则是分到户。但是这个所谓的“联产”其实是当时的笔杆子在鼓吹改革的时候创造的一个术语，联产的意思是收入联系产量，干多少就能收入多少。在他们的叙述当中，当时老的人民公社的问题就是不联产，你的收入跟你的劳动贡献并不能挂钩，而他们认为有效的改革方式就是让收入联系产量，建立一套收入联系产量、土地承包给个人的生产制度。所以联产承包责任制跟集体调控没有任何关系，就是彻底的分田到户。之所以要玩这个文字游戏，我的猜测是，因为当时宣传部门希望借此能跟社会主义扯上一点关系，避免大家的反感。在接下来的讲座中，出于大家的习惯，我就继续使用包产到户的说法，但是大家要知道其实它背后的真正含义是“大包干”。
包产到户真的能够解放生产力？
包产到户是不是真正地解放了生产力？对于官方而言，这根本不构成一个问题，因为官方话语将其不加批判地视为一个全新的模式。它不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的，因为农村土地仍归集体所有，并非个人所有，而且也不允许土地买卖。然而，现实却是中国农村正经历着快速资本化的过程。当下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已经跟90年代的完全不同了。根据我的估算，中国目前有四千万的农业无产者，这是一个庞大的数量。从农村家庭收入来看，中国农村家庭收入的百分之六十都来自工资，已经超过了传统小农的农业收入。在农村商品化发展起来的领域中，分化的现象也很严重，大的农户主导了农业生产流程。比如生猪生产领域，2015年，中国大规模生猪饲养场有90多万个，这些大的饲养场每年的生猪产量比剩下的4600多万个小农场的产量总和还要多。换算成比例的话，就是前1%比剩下的95%的产量都要多。这说明生猪生产进入了被大规模生产者垄断的时代，具有着明显的资本主义特征。因此，不管官方如何给农村改革的起点定性，最后产生的结果就是中国农村在往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
然而，有批判态度的人都会质疑这个论证过程的逻辑是否完备。美国学者利斯金(CarlRiskin)在80年代进行的一个研究认为，中国农业在1980-1984年的产量增长是因为1984年彻底取消人民公社，地方上公社时期的粮食储备一下子被农户瓜分了，而这个被瓜分的部分也被计算进了当年的粮食产量中，所以1984年出现了如此大的增长。尽管利斯金的研究也不能被证明为完全正确，但是他启发我们质疑这种论证逻辑。
从农业的生产条件方面来说，1984年前后许多中国农业的生产条件的确发生了巨大变化：化肥产量翻了一番，化肥质量有了很大的进步，70年代末期杂交水稻的推广，80年代初期中国农业整体风调雨顺，受灾面积非常小，气候条件十分适合农业生产。这些因素都影响着当年的粮食产量。但这里值得提及的是，化肥的普及与杂交水稻的培育主要依靠的是毛时代的积累。化肥设备是在七十年代初期，中国在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关系逐渐缓和时通过“四三方案”进口的，但到了70年代末期毛主席去世之后，这些设备才真正投产，才开始推动农业生产。我们知道农业绿色革命有三个要素：化肥、良种（对化肥、农药有反应的种子）以及水利设施。但这生产条件的进步靠的都是毛时代人民公社的积累，只是到了这些积累开始发挥作用促进农业生产的时候，人民公社反而已经被瓦解了。
从生产积极性的角度来说，70年代末期开始，政府大量提高普通粮食收购价格。如果农民生产的粮食超出了上交国家的份额，那么他剩余的粮食（“议购粮”，即超出统购粮份额之外的粮食，其价格受市场影响较大）的收购价格被提高了50%，这是非常高的增长幅度。并且，国家同时还下调了农村粮食的统购数量。这最后带来的结果就是即便你的粮食产量没有什么变化，你的收入都会增长；当然，你生产的更多收入自然也就更多了。这是对农民的大规模补贴，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理解为对农民的收买。在农村改革的过程中，随着粮食的流通越来越市场化，粮食进入流通的份额也在增加。我们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80年代包产到户的过程中，大量因素共同发挥着作用，推动了中国农业产量的提高，因而导致最后很难说清楚到底什么才是根本原因。
因此，合理的结论应该是：包产到户之后农业增产依靠的还是农业集体时期的遗产，没有这些积累，所谓的奇迹不会发生。虽然我们认为包产到户实际上并没有带来增产，但这也不排除某些生产队的个例，可能它就是之前集体经济搞得不好最后包产到户之后，农业产量真的就突飞猛进了。但是对于人民公社建立得比较好的地方而言，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西方学者LouisPutterman等对河北大河镇的研究，ChrisBramall对于四川盆地的研究，韩东屏对山东即墨以及黄宗智对长江三角洲的研究中，他们都得出了包产到户并没有带来农业生产增长的结论。
包产到户真的代表的是农民的意愿？
官方常常将包产到户宣传成一场自发的群众运动，自然而然地推广到全国，政府似乎处在一种妥协的状态。这种观点背后有着这样的意识形态：市场越自由，效率就越高，农民就越幸福。效率与自由似乎在目前的制度中能够得以完美的结合。那么包产到户的过程是不是真如官方宣传的那样呢？我可以明确地说，不是。我们只要查阅当时官方出版物，便可以在其中看到这样的表述，即明确而自豪地宣称包产到户的改革是在党的领导下完成的。因此，包产到户从一开始就是自上而下推动的，且具有高度政治化的特征。
判断政治化主要有两个要素。第一个因素是是否存在中央政府、党组织的直接干预。关于这一点，地方志的记录都很直接，那就是一般包产到户开头是推行不下去的，都是上面来人之后推动才得到执行的。所谓的自发实际上是不了解中国政治生态的一种政治想象。第二个因素是包产到户是不是群众的自发意愿。当时似乎流行过一些民谚，譬如，“上面盼，下面望，中间有个顶门杠”，“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这些都成为当时官方证明包产到户是民众自身意愿的证据。问题是为何每个省都创造出了同样的民谚？难道全中国农民在创作民谚这件事儿上想到一块去了？这显然都是杜润生所指导的农委秀才们想出来的话，硬生生套到基层农民的身上。这些是政治宣传的惯例，将中央政策推行不下去的责任推到了干部的身上。
包产到户实施前后的国内外形势
1、国内：城市工厂改革遭遇阻力
我们从这个小故事中就不难发现，在经历了毛时代及文哥之后，城市的工人阶级拥有了大量正式或非正式的权力。这时，如果按照城市改革的方案，也就是搞责任制，将权力下放给各个企业，让各个企业脱离统一的计划管理，成为相互竞争的关系来搞的话，这个改革实际上是没有办法推动下去的，因为这系列的改革需要一个“听话的”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的力量还很强大的情况下，将权力下放给各个企业本身，最终的结果就是企业只能不停地给工人发奖金，因此80年代早期是工人阶级待遇最好的时期。但是这么做并不能达到中央建立所谓新的社会主义经济的目标，反而带来了很多问题，包括财政问题、通货膨胀、经济秩序的紊乱等等。
在这一过程中，官方对包产到户的宣传也颇有讲究。他们从来不说自己是分田单干，反复强调只是对社会主义的改革，依旧属于社会主义的范畴。针对这一问题，当时《人民日报》就爆发过好几次争论，记者吴象（曾担任万li的秘书）就说，“当时很多同志提出意见，说包产到户如果搞不好，就会滑向分田单干，就会倒向资本主义”，他一面说，“这些同志的担忧是正确的”，但另一面，他只是在抽象的层面上认为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一旦到了具体的问题上，说法就又变成了一定要搞包产到户，包产到户是重中之重等等。这就是当时宣传的一贯手法。
那么，包产到户到底产生了哪些政治后果呢？首先，农业生产者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消失了，被打散了的农民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可言了。在以前农民群体还是一个需要被慎重考虑的对象，但是现在农民群体就已经没有什么话语权了。其次，工农联盟被打破了，农民告别人民公社之后就成为了工人的竞争者，于是作为城市工业改革硬骨头的工人阶级的地位也就发生了变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农村改革非常重要，这也是为何官方要将包产到户塑造为农民自发的、纯经济的、代表群众呼声的行为，我认为，这是对他们真正目的的掩饰。
从对农村的直接影响来看，包产到户导致的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即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从八十年代末到现在，城市和农村居民之间人均收入比例一直在上涨，1990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例是2.2，而到了2010年这个比例就到3.1了。据说近几年数据上已经实现持平了，可能还有一定的下降，但这个我就不太确定了。另外，政府对农村的基础设施的投入减少得非常明显。在70年代，政府的农村支出当中有40%的支出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1990年下降到22%，到了2010年也不过25%，这远不及集体时代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视。从中央财政对农村的开支来看，下降趋势也非常明显。
2、国际：世界范围的第三世界国家去革命化的浪潮
包产到户的中国故事并非中国特有，而是过去的一两百年间第三世界国家普遍经历的事情。单看二十世纪，从1910年的墨西哥革命，到六七十年代坦桑尼亚，再到2000年的津巴布韦的土地改革，这其实都属于同一波的改革。其核心是土地的再分配：把地主等不劳而获的人的土地剥夺过来，分给实际上在土地上耕种的人，实现耕者有其田，这就是第一波的农村生产关系变化的主线。这是一个将落后的、反动的农村土地生产关系变为现在更进步、现代的农村生产关系的过程。
将传统的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变成现代的生产关系主要三种历史路径：第一个是资本主义的路径，出现了农业资本家和无产者，形成雇佣关系；第二个是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集体，大家共同劳动，消除剥削；第三个实现小生产者，也被称作“第三条道路”，其实质是走民粹主义的路线，这一路线认为农民小生产者本身可以形成一种生产关系稳定下去，既不搞集体，也不会有资本主义的剥削，不存在阶级，农民就是农民。这三种观点在土改的问题上是一致的，那就是要通过土地革命将旧的土地关系变革掉，但在土地革命之后三派的区别就很明显了。如果搞资本主义的道路，就要鼓励土地集中、农民分化、市场竞争等等；如果要搞社会主义，就要像毛主义说的那样把农民组织起来，一起往社会主义的方向走；如果是民粹派的话，则认为大家都太着急了，最好要等一等再看。
在世界范围内，情况也是类似的。在第一阶段，即使美国也会支持世界上其他国家搞土地改革，毕竟这可以避免共产革命。但是到了第二阶段，也就是七十年代末期，土地改革就从国际机构的议程中去除了。主流话语强调，只要搞市场经济就可以很有效率，不需要再搞原来的那套土地改革了，只要有“市场基础的土改”就可足够了。毫无疑问，所谓的“市场基础的土改”实际上就是没有土改，更不可能有原先土改的进步性。在拉美，我们也可以看到民粹派的兴起，他们声称自己要搞的是独特的农民道路，但这背后的实质还是资本主义的大农场，其原因之一也是原来真正左的那一派都被排挤掉了。如果要在中国语境下找对应的人物的话，杜润生的门生周其仁就是典型的资本主义派，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右派学者；当代左派也成为了民粹主义的代表就是温铁军，他既解构现代化大农场，反对搞资本主义大农场，但是也反对搞集体，他认为最好的就是维持现状，维持他所谓的“千百年不变的小农经济”。
为何改革开放时期，农民没有形成大规模的反抗？
90年代的国企改革侵犯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在全国爆发了大量的反抗运动。但是为何被包产到户损害了切身利益的农民为什么没有站出来反抗呢？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70年代末期的农民群众还是相信政府相信党的，再加上前面提到过的政府强制性执行的手段和对农民的收买措施，也可以一定程度上解释这种现象。
但我们还要注意另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虽然人民公社在农业、教育、医疗上取得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巨大成就，人民公社内部依旧存在着自身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又可以分为两个，一个是经济问题，一个是政治问题。
首先来看经济问题，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农民收入低的问题。当时的农产品收购价格不高，导致很多公社社员一年到头都看不到现金，到了年终结算的时候，甚至收入还抵不过支出，一直欠着社里的债。实际上这是中国当时实现资本积累的一个方式，中国要发展必须要有最初的积累。但毛时代的这个策略已经是一种最人道的选择了。这个问题是容易解决的，只要提高一下农产品价格，减少积累提高消费。因此，农民收入低的问题是能够得到解决的，而真正不好解决的是政治问题。
这个所谓的政治问题也就是毛主席自己曾经提到过的等级问题：在社会主义工厂和村集体中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还得不到贯彻，如果农民和工人依旧觉得有等级，觉得自己被压迫剥削的话，那么社会主义实践是一定搞不好的。虽然生产资料已经是公有的了，经济基础已经是集体的了，但是如果生产关系不配套就会拖累发展。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让部分农民对包产到户产生了一种不切实际的想象。似乎包产到户之后，农民就能够从这种等级关系中解放了出来，再也没有人对自己指手画脚了。获得了自由、“平等”的农民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提高自己的生产效率。关于这一点，大家可以读80年代早期的一篇乡村小说——何士光的《乡场上》。小说讲述的是原来村里面有个总受欺压的人物冯幺爸，分田到户之后他觉得自己的腰杆子直起来了，种什么怎么种都是自由的，充满了对未来的美好想象。在当时，这种“包产到户之后，原来公社时期的等级问题就得到了解决”的观点成为了一种重要的宣传手法。中央开取消集体农业的会议的时候，杜润生大谈公社造成了不平等，而薄一波明确说农村公社一样有剥削，言下之意就是把公社分掉就能解决剥削问题了。但从现在来看，公社集体分解之后，权力的分化和等级问题一点也没有消除，反而越来越严重。原来上级最多也就是指示你干重活，至少双方在经济上还是比较平等的，但是现在经济上的阶级分化非常严重。所以农村的包产到户并没有真正解决人民公社时期农村面临的问题。
问答环节
问题1：目前的土地确权问题是中国农民最关心的问题，它意味着农村土地向私有化迈了一大步，有什么办法阻挡这个趋势吗？
答：首先，“土地确权”(landentitlement)很明显不是一个汉语常用词，这是很多国际组织比如世界银行在发展中国家推动的一个项目。它的理念是要将土地的私有化进行明确。虽然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但是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尚未有成功的反抗经验。很多国家的农民是分散的，在国家权力主导执行的背景下是没有办法反抗。
问题2：讲座中提到了大家对人民公社的不满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生产关系中等级化、不民主，一方面是积累率过高的问题。我想问的是：为什么有的公社不存在干部的腐败问题？有没有干群关系良好的公社的例子？另一个问题是毛时代中国农业的积累率有多少？跟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积累率是不是真的太高了？
答：关于第一个问题，在实际上经济单位的管理当中，社员并不期待老好人，这样的人也是搞不好集体的。公社的领导必须要有领袖气质，有权威、有想法，能够依赖群众，发动群众。我听说过一个小故事，有这么一个生产队，之前的干部特别的腐败，经济上多吃多拿，乱搞男女关系，甚至对插队的女学生动手动脚。他们这个队搞得是一盘散沙，大家也是出工不出力。后来上面下派了一个新的干部，这个新干部坚持每天很早第一个上工，自己卖力干，主动主持村里的事情，抢在群众面前自己干，受了他的感染，村子的面貌有很大的改观。在其他生产条件都没有变化的前提下，当年产量翻了一番。后来这个干部生了一场大病，到了县里面看病住院，村里的群众都是走了一百里地去看他的。所以说换了一个领导，确实会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针对第二个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积累率的问题，如果看统计数字的话，并不能完全反映出当时的分配的关系。比如说，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上，国家并不需要进行额外的分配，完全都是农村自己承担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的，它并不在积累里面，但实际上还是靠农村的劳动力的大量累积建设起来的。从这个角度看，公社除了拿到的仅有的一部分收入之外，还承担了很大一部分基础设施建设的劳动。80年代之后农村再也做不了大型的基础设施建设，很大原因就是因为农民已经组织不起来了。如果将其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比，后期苏联的积累和消费比例中是消费的比重更大一些。苏联解体之后社会主义仅存的堡垒就是集体农庄，这些集体农庄坚持要搞社会主义。但是实际上在搞社会主义集体化的时候，苏联农村是最惨的也是死人最多的，但最后反而又是他们坚持捍卫集体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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