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懂得日本。”戴维说，“这是一个幽暗且幽暗的国家，有许多幽暗的角落。人们躲藏在面具后面，生活在谎言当中。整个日本，富丽堂皇，像迪斯尼一样，但在华美的帘幕后面，是怎样运作的呢？我们永远不得而知。”
“既然如此，为什么你还留在日本？”我问。
“因为我喜欢幽暗，因为我可以在幽暗中发光，如同火炬。我觉得自己被封锁被幽闭。只要有人接受我，我就可以过去，和他/她一起，因为我是一个游魂。在这个国家，我有太多秘密。在一个可以称为监狱的地方，我写出了自己的第一本书。这是一本关于虐待的书，一本将会闻名于世的书，从而吸引人们因为某种原因来听我讲述……”
“这本书是关于你在日本的秘密生活？”
“不是关于我的秘密生活，而是关于日本政府幕后隐藏的秘密。他们还在进行战争。他们依旧虐待人。他们依旧把人从街上抓走，把他们流放到南方，那围墙里的巢，那折磨人的隐秘之处。人们将痛恨我的写作，但那就是这本秘密之书的主题……”
“在日本，如果你说英语，就像你们英国人，或者美国人、加拿大人，你就会轻易获得居留签证？”
“你说的没错，像我，来自英格兰，人们就很惊奇，你是英国人，哇……吔，日本人高看英国人。澳大利亚人，美国人，加拿大人，新西兰人，西方人，白人，吔，日本人会对你很好。可是如果你拥有错误的肤色、错误的国籍、错误的地区，如果你来自中国或朝鲜，嗯哼，他们待你就不会出于内心的友善，甚至出租车司机也会鄙视你。这可能是因为战争的缘故。战争遗留给人们的是误解、恐惧和仇恨。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仍然处于战争状态。当然，并不是每一个日本人。日本是个狭窄的世界，人们却不得不让复杂的生活运行其中。年轻人不懂生活的意义。他们不知道他们的历史。他们只是活在他们自己的生活里，玩网络游戏，唱卡拉OK，喝酒。他们不了解外面的世界。他们说：这就是日本，我们是个岛屿。”
“我也来自一个岛屿，英格兰，但这两个岛屿似乎有所不同。有人说，日本是个多层次的国家，因而有着多层次的日本人。许多日本人拥有多张面孔，我也是。在日本，为了活下去，你必须拥有多张面孔。哪一张面孔属于真正的我？我不知道。”
“你拍摄我，令我害羞，令我疯狂，又令我快乐。你必须强壮，若要在这个国家生存下去。每个人都必须强壮，在这个世界上。生之不易。我们都在谎言中活着。我们悲伤绝望。我们强装欢颜。钱财并不能带来快乐。爱情也不能带来快乐。如果你珍惜每个时刻，你就会明白生活多么珍贵，你就会感觉OK。所以我说，活在当下，忘记昨天，梦想明天。这是我的生活方式。一秒一秒，一分一分，只要我还好，一切就好……”
二
戴维滔滔不绝的话语里一个重复多次的单词：“错误的”，错误的肤色，错误的国籍，错误的地区……泄漏了他潜意识里的白人的优越感。整个日本列岛放不下他的傲慢。按照他的说法，我就拥有“错误的肤色、错误的国籍和错误的地区”。
“去年，”戴维说，“那时比较悠闲，整天无所事事，我就开始写诗。自创了混乱体诗歌。每当灵感到来，我就随意写下一些句子，一直写，看这些句子将会走向何方。或者，我的诗歌也可以叫做跳跃体，就是把头脑里蹦出的句子写下来。再读时，我会问自己：这是我写的吗？我到底想说什么？因为有点儿疯狂感，所以就叫做混乱体诗歌。我写了大概有三本诗集。我希望能出版。我也希望能做很多事啊。”
“是呀，我在开始做事。我想成为一名诗人，自然而成的诗人。你不能因研究什么而成为艺术家。你要么本来就是诗人或艺术家，要么就什么也不是。作为艺术家，你就会孤独生活，与人交流有困难，所以你只能竭尽全力，通过艺术向人们表达自己的感觉。有人画画，有人唱歌，有人写诗，有人拍电影……我们每个人都是艺术家，只是有些人没有意识到而已。也许这就是我出生的原因，就像LadyGaga。我就是因此而生，就是因此而生的呀……”
戴维给我的名片上用英文和日文写着：独特国际（CSC）之CEO。独特国际（CSC），一个不存在的公司或组织，像一个人人皆知却不愿揭穿的谎言。
那天上午，在精神病院的候诊大厅，戴维高声说话，间或仰头大笑。他穿一件腰部带网兜的黄色速干短袖T恤和米色七分短裤。一个他走哪儿背哪儿的黑色大背包，仿如蜗牛的壳，丢在椅子上。他不停地用左手把包打开，一会儿是为了找手机，一会儿是为了找钱包。包里的佳能数码相机和苹果计算机不时露出来。他那裹着石膏的右手使劲挥舞。一周前，戴维情绪失控，在独立教会KJCC冲着几位教友怒吼谩骂，以拳砸墙，导致小拇指骨折。有人对我说，那天，戴维像个魔鬼。
资料图：《十二猴子》电影中的精神病院
二十六年前，他从英格兰飞来日本，与一个日本男人展开竞争，最终夺得一个留学英国期间与他认识的日本女人的芳心。于是，他拥有美满的家庭，或许也曾事业有成。与他相熟的中国女人荷咏说，戴维曾是两个英语学校的董事。但是后来，他离婚，破产，失业，两个儿子也断绝了与他的联系。他极有可能流落街头，像那些每天去救灵会馆的流浪汉，枯坐在长条椅子上，打盹，睡眠，不为聆听牧师讲道，只为等待教会在傍晚施舍的一碗稀饭。
斯宾诺莎曾经预言过的“西方的没落”终于成了现实，由此导致一些流落亚洲的白人不再是波兰裔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小说里的十九世纪的帝国征服者，就像那位被非洲黑人顶礼膜拜的《黑暗之心》里的库尔兹，凶残，傲慢，自以为是，而是如同英国作家吉卜林笔下的白人小混混吉姆，生活无着，坑蒙拐骗，利用的是亚洲人的自卑心理和对西方优越的虚幻想象。
近视眼镜后面，戴维那深陷的眼窝里时不时泄漏一丝狡黠的目光。你可以说他儿童般率真，也可以说他诗人般放荡不羁，还可以说他带着欧洲白人的傲慢对日本人的拘谨与刻板不屑一顾，而且还时时挑衅。日本社会特有的那种公共场合如同无风之湖般的宁静，被这个精瘦的英国人搅扰出阵阵波澜。他带来躁动和癫狂，让人感觉空气里隐含某种危险的气息。
“日本人崇拜强者。”这位与日本人打了二十多年交道的中国学者告诉我。听他这么一说，我特意在Youtube上搜索了几场相扑比赛的视频。我没看到钱币纷飞的场景。我看到观众把蓝色的坐垫纷纷扔向擂台。一位名叫白鹏翔的大相扑力士屡屡获胜。最近的新闻报道：这名生于蒙古国乌兰巴托市本名芒可巴特·达瓦扎尔格勒的第六十九代横纲，刷新了自己创造的第三十九次优胜记录，创造了日本相扑史的新纪录。这则新闻或许暗含另外一重意义，那就是日本人愿意为强者——无论是否日本裔——提供成功的平台。
几位老人陪伴目光呆滞的年轻病人——显然是他们的儿女，安静地坐在绒布椅子上。两位护士小姐用温柔的嗓音，带着甜蜜的笑容，接待病人和他们的亲属。三个人从走廊里出来，一男两女，来到戴维面前。
“这是我朋友。”戴维说。
到处都有戴维的朋友。在入境管理局，在音乐酒吧，在郊区拱廊街的印度人餐厅和水果店……他总会指着某个人说：“这是我朋友。”
戴维调转脑袋，同时把英语换成日语，彷佛电视切换频道，与站在他面前的三个精神病人交谈。药物治疗中，激素对精神病人的伤害从他们浮肿的身体就可看出。戴维介绍说，高个子女人没有结婚，那名男子也没有结婚，而矮个子女人江野村邦爱——不知为何，我记下了她的名字，戴维叫她Kunie，四十五岁，离异，住院两年。
“他们都是孤独的人。”戴维说。家人不愿接纳他们。精神病院就是他们的流放地。就说Kunie吧，她有个二十四岁的女儿。自从她住院以来，她就再也没有见过女儿。她的女儿羞于向人提起，她有一个患有精神疾病的母亲。在日本，如果你是弱者，你将面临被淘汰的命运，许多人因此选择自杀。
“他们住在这儿，你看，那位女士，住在这儿，两年了，每一天都一模一样。她醒来。她离开。她坐一辆公交车来到这里。她被允许进入医院。她有一张粉色的卡片。她到治疗中心。她下楼。她吃饭。她再上楼。她离开。她睡觉。她坐一辆公交车。每隔几天就这样重复一次。她也许吃一些药片。这就是她的生活。没有彻底的治疗。没有机会解脱。这就是她的生活。她还年轻，却已经在这儿呆了两年。这是什么治疗啊，好悲哀！这些精神病人哪里都去不了，因为他们的家庭不愿和他们在一起。”
“我们日本人的内心，一半光明一半黑暗，一半善良一半邪恶。”Kunie接过戴维的话，对我说。如今，她靠政府每月提供的12万日元救济金（按2019年汇率，约合人民币7000多元）生活，当然，医疗费用也是政府给付。要过很久，等我接触更多人，走过更多地方，听过更多故事，我会在表述日本人这个族群时，在Kunie这句话的后面再续半句：“我们日本人往往不是在这一半与另一半的中间，而是走向这一半或另一半的极端。”
三
这是一家私人精神病院，座落在近铁大阪教育大学前站旁边的山脚下。山上树木繁茂，野花盛开。医院门前有一条溪沟。和日本各地的每一条溪沟一样，两边栽种高大的樱花树。每年四月，瓣瓣樱花随风飘落，落满清溪，给人一种美之伤逝的幽情。花见，日语中一个名词和动词结合而成的汉字，表明日本人对赏花的痴迷。
戴维每月要来接受一次诊疗，费用也是政府给付。“但我比他们聪明，”戴维说，“我不会让医生诊断出我病情严重，以至于和他们一样，被限制自由，更甚者，像Otsumari那样，被关在重症监护室。”
依靠聪明——在我看来则是狡猾——戴维避开了一次刑事监禁和被拒签入境的限制。
“我陷入了许多困境，”戴维说，“我需要帮助，却没有一个地方可以驻足。没有医院愿意照顾我，也没有什么治疗，什么也没有，没有人帮助我。最后，就是去年八月，我来到这家精神病院。我大约停留了三四个星期，感觉到一种解脱。其他人不让外出，但我可以。我很幸运，因为没有家庭可以阻止我。如果有家庭的话，家人会阻止我离开精神病院，像他们一样。在日本，作为精神病人，你没有自由。所以去年，我向警方要求监管。我要求被捕。我不想呆在精神病院，这儿真是令人厌倦。我并没有疯，但我有精神病院的历史记录，因此无法逃脱。这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错误。”
戴维并未取得日本国籍。去年，戴维攻击了一个人。他练过中国功夫少林拳。他用切掌击打受害者的喉咙。被拘禁四个月后，他因精神疾病而获释，并因精神疾病而成功申请到每月12万日元的救济金，同时享受政府出资为他租住的一间由客厅和卧室组成，并附带浴室和厕所的平房，在大阪府北部柴岛电车站附近。
他一直不愿成为日本人。“每个日本人都戴着不同的面具，”戴维说，“就像你们中国川剧里的演员，他们不断变脸，你却从来看不到他们的真面目。可是，一旦你定居日久，你就会变得跟日本人一样，喜欢戴上重重面具。”
戴维脸上的面具比我接触过的任何一个日本人都要多。他有多重人格。而我接触的日本人，大都却显得颇为单纯，甚至有些天真，比如那位被关在重症监护室的Otsumari。
在Otsumari看来，戴维就像天使。那是戴维的另一个面具。他自称“造梦者”，愿意帮助任何一个人实现梦想，但在我看来，他却是个没有梦想的人。他说，他在写书，二十六年的日本生活，他要在书里呈现。我在他的苹果计算机里看到的，只是一个语焉不详的段落。他写过一些诗歌，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听过他的朗读。他背着一台廉价的佳能相机，冒充摄影师。他会抱着吉他弹奏简单的和弦，唱一首即兴的歌。他说他无所不能，每件事却都不专业。他渴望见到两个儿子，他们却在两年前与他断绝了联系。这个五十岁的英国人，一事无成，但他逢人便说：“我会帮助你。”
一个月前，Otsumari告诉戴维，她相信神。戴维却对她说：“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神。”话虽如此，戴维还是请入籍日本的台湾华人牧师婉玲，在精神病院的重症监护室为Otsumari施行洗礼。为此，他自豪不已。那天晚上，大约凌晨四点钟，戴维从一个奇异的梦境中醒来，开始情不自禁地哭泣。他哭啊哭啊，直到曙光透进窗户。天亮以后，戴维来到KJCC，对婉玲牧师说：“很抱歉，我曾对你撒谎，说我受洗了。请原谅我！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请你为我施行洗礼。”
我们在医院一楼餐厅吃午餐。戴维说他没钱，我只好付账。现在，他是我的导演助理，也是我的拍摄对象。我在经济颇为拮据的状况下开始独立制作一部纪录片，关于异邦人在日本的生活。
戴维提出：我必须帮他支付交通费和餐费。在日本，乘坐电车出行，票价不菲。Kunie陪着我们。刚才与她一起的那两位精神病人不知去了哪里。或许又去病院外面的溪沟边看蛇了。午餐前，戴维和我被他们领去看蛇。一条黑斑蛇缠结在溪边的铁栏杆上。
戴维在这些精神病人中间俨然像个王爷。吃完午餐，他让Kunie收拾餐具。“你必须让他们干活，”戴维阻止我帮忙，并且说，“他们整天无所事事，身体会越来越胖。运动有利于他们康复。”
重症监护室在二楼。我们乘电梯上去。有护士小姐在玻璃门后面开锁。戴维说说笑笑，显得与那几位护士小姐颇为熟悉。我们把背包放在护士办公室。这是规定。钱包和手机放进带锁的铁柜。护士小姐为我们打开第二道玻璃门。Otsumari等在门口。她有六十多岁的样子，头发花白，身体虚胖，行动迟缓。她的笑容让她看起来像个孩子。我们跟随她走过大厅。五六个表情痴呆的精神病人木然地看着我们。与他们相比，Otsumari看不出精神疾病的任何征兆。
我们走进一排闲谈室的第一间，隔着方桌坐定。Otsumari和Kunie在戴维和我的对面。Otsumari的脸上一直带着天真小孩的那种微笑，握着一本小小的日文《圣经》。《圣经》用蓝色碎花纹布包装。
戴维从裤兜里掏出iphone手机，给Otsumari拍照。他一边拍照，一边坏笑，因为他罔顾手机不准带进重症监护室的规定。一旦制定规则，不用监督和检查，很少有日本人会僭越或破坏。
对于日本人而言，监督和检查——由之延伸而成的禁忌、风俗、礼仪和法律，彷如一种蛛网般的道德律令，潜藏在内心深处，如果暴露在外，则会备感羞耻。
四
隔着一个冬天，我在中国经历很多变故，而在日本，这个秩序过于谨严而让很多人倍感压抑的国家，戴维的生活似乎一如既往。如果他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他接受了洗礼。连婉玲都有些吃惊：认识快一年了，戴维竟然不是基督徒。
一年前，婉玲认识的一个以难民身份申请而滞留日本的来自非洲的黑人——用婉玲的话说，那是一个满嘴谎言的家伙——把戴维介绍给她。“那时候，戴维好可怜啰，”婉玲说，“他没有工作，没有家庭。他动不动就哭泣，像个被遗弃的孩子。”
我再次见到戴维，在KJCC。他依旧忙个不停，但是这次，他明显有了抱怨，而且毫不掩饰对华人的厌恶。“中国人从来不知道垃圾分类。”戴维一边抱怨，一边在装厨余垃圾的塑料箱里捡出装牛奶的纸盒、饮料瓶和塑料袋，扔进另一个塑料箱。“中国人根本就不懂基督。而我，哼，我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你知道吗？但我也是佛教徒，也是穆斯林，就像印度圣雄甘地说的那样，我是一切，一切。”他每次说话都是滔滔不绝。我端着一杯咖啡，站在厨房里听他讲话。我努力辨析他嘴里冒出的一个个英语单词。“但是，你和那些中国人不一样，我喜欢你，因为你是艺术家。你知道，我也是艺术家，瞧见没，我包里的佳能相机，我的三脚架……”
“但我现在一无所有，”我说，“我不懂日语，没有工作，整日为如何养家而发愁。”
“找工作的事包在我身上，”他说话时翘起薄薄嘴唇的一角，“我有自己的公司。”
第二天上午，戴维通过社交软件Line给我发来英文信息，约我下午四点在阪急三番街的一家五星级酒店见面。我以为戴维的公司，就是他名片上印的那个独特国际（CSC）的办公室就在五星级酒店里。我穿着亚麻休闲西装和牛仔裤去见戴维。从奈良乡下乘坐近铁，中途倒换好几次电车和地下铁，花了一个半小时，我终于到达阪急三番街，穿过密密麻麻的人群，几经打听，才在一位彬彬有礼的商场保安的引领下，找到了酒店大厅里的戴维。他穿灰色西装和蓝色短裤，戴一顶米色窄檐礼帽，坐在沙发上看计算机。他说：“我是这家酒店的VIP会员，可以免费喝咖啡。”但我并没有看到戴维喝咖啡。
我们起身，乘坐电梯，下到一楼，穿过商场大门，来到街上。戴维告诉我，他的家就在这附近。“但我痛恨城市，你知道，”他说，“总有一天，我要和你一样，去西藏，去新疆，去蒙古。”戴维滔滔不绝，勾起我诸多行旅远方的记忆：2001年只身行走腾格里沙漠，2005年在西藏一个没有电没有通讯没有公路的高山牧场义务执教，2015年沿着中国内陆边疆蜿蜒漫长且又危险重重的边境线旅行。
我们走过街边的游戏房，走过玩具店，拐入一条巷口。
“哦，就是这里。”戴维说。我随他走进一个咖啡屋的自动玻璃门。两个穿黑色短裙、头发用红色蝴蝶结扎成牛角一样的女孩陪着笑脸迎上来，其中一个女孩皮肤黝黑，长着一双大大的眼睛。咖啡屋的墙上贴着好几张印刷粗糙的大幅照片。照片中一个红衣人和一个人黑衣人在打斗。两个人带着丑陋的头盔，穿着紧身衣，难看的披风搭在身后。柜台上方的电视里播放红衣人和黑衣人做作的打斗。这两个人物形象，可能是某部通俗卡通电视剧的角色。墙壁上挂着一些花花绿绿的彩带。一间毫无品味的咖啡馆，到处散发粗俗的气息。几个智障般的男子，用色眯眯的眼睛盯着咖啡屋里的三个女侍应生。
戴维用英语向黑皮肤的女孩问话，然后显出生气的样子。女孩走出自动玻璃门。很快，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走进来，穿着松松垮垮的牛仔裤，屁兜里塞着硕大的牛皮钱包。戴维改用日语，依旧显出一副气鼓鼓的样子，好像那小伙子得罪他似的。小伙子吩咐侍应生端来两杯冰咖啡。小心翼翼地说话，时不时甩甩头，把一缕总是挡住他眼睛的头发颠上脑门。不久，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停下单车，风风火火地走进咖啡屋。戴维的火气更大了。女人坐在我们身旁，开始安慰戴维。她是这家连锁咖啡店的经理，长着紫色的嘴唇，皮肤黝黑，一副颇为世故的样子。
我的感觉是，这样的咖啡屋是那些底层人和落魄者的消遣处。他们与女侍应生调情，或者只是孤独地待在某个角落里，一边用吸管喝着冰咖啡，一边色眯眯地盯着女侍应生。后来，走进一个肥胖的女人。我感觉她是一个同性恋。
我的英语听力很差，这使我费了很大劲儿才弄明白，原来戴维说好要为这家咖啡屋拍摄一个宣传短片，由他的独特国际（CSC）在facebook上发布，而我是他从中国特邀的著名导演。
我终于明白，戴维是个骗子，而且是特别低级的那种骗子。但我什么都没说。我想冷静地看他如何把这一出骗人的把戏演完。让我感到好奇的是，这么一个明显的骗子，为什么咖啡屋里的每一个日本人——女经理、貌似领班的小伙子和三个女侍应生——对他百依百顺呢？
消了气的戴维平静下来。女经理和小伙子走了。戴维打开背包，掏出佳能相机，支起三脚架，我一看，都是值不了几个钱的业余玩意。
“哥们，你来导演，”戴维说。“拍完了我们就在这儿吃晚餐，他们将免费提供。”说着话，戴维打开视频拍摄模式，命令三个女侍应生站在玻璃门旁边，让她们做出待客的样子。他走出自动玻璃门，待玻璃门关上，他又走进来，装成顾客。三个女侍应生像机器人一样，微笑，鞠躬，喊出日语的“欢迎”。
可能是世界上最蹩脚的一场戏。我冷静观看。一个白人，彷如一包华丽塑料包裹的垃圾，丢入日本人平静且幽暗的湖面，沉入水底，又漂浮而上，垃圾与湖水，相互之间，激荡起一层诡谲的涟漪。
五
我们没有得到免费晚餐。
夜幕降临。我们走出咖啡屋。街灯照耀大街。戴维一路喋喋不休。他讲起同样患有精神病的父母，讲起父母对他的拒绝。“整个英格兰，没有我的家。”戴维说。他讲起多年不见的前妻，讲起两个与他断绝联系的儿子。“整个日本，也没有我的家，”戴维说，“我是真正的流亡者。无论英格兰还是日本，对我而言，都是异乡的岛屿。”
我依然保留对戴维的好感，不愿从心里彻底把他归入不值得交往的恶人之列。我依然相信他是个善良的人，并且对他悲惨的遭遇抱有同情。我俩并肩走在狭窄的人行道上，走在发达资本主义的不夜城。年轻男女一个个站在夜店和小饭馆门前招徕顾客。某个酒吧门口，一个健壮的黑人，作为迎宾侍应生，穿着西装，毕恭毕敬地向顾客鞠躬。
有那么一刻，我恍惚觉得自己走在某部表现欧美移民生活的香港电影里，在动荡的1980年代。作为初来乍到的华人，我与一个白人街头混混不期而遇，成为朋友，他没有多大本事，好吹嘘，艰难的生活迫使我们陷入一个与黑道有关的交易，我们继而被追杀，期间还会牵连一个亚裔或白人女孩。虽是街头混混，但在危机关头，他会表现出善良和正义，甚至为了救我而选择牺牲。一部香港类型片的基本剧情。
戴维说：“我会带你进入一个幽暗神秘的地下世界，那里有反社会的极端主义者，也有反基督的撒旦崇拜者。”
那天晚上，戴维带我进入的地下世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音乐酒吧，在地下二层。一名蓝调女歌手一边弹奏电子琴一边唱歌，台下稀稀落落坐着几个人，像下班后不愿回家面对孤独的公司小职员。酒吧墙面贴着巨大的海洋图纸。吧台前的高脚椅上坐着一位英俊的青年。他身后墙壁上贴着一张音乐演出海报。我记住了海报上的一行汉字：荒天废止，雨天决行。
戴维像是熟门熟路的样子，对每一个人热情问好，但我发现，他得到的却是爱搭不理的响应。戴维为我和他各自点了橙汁饮料和意大利面，然后走向酒吧入口的小桌，拿起一张音乐CD。蓝调女歌手的演唱结束了。她走下舞台，和另外两个女孩一起抽烟，拎着小瓶装的啤酒。
这样一个属于文艺青年和公司小职员的音乐酒吧，音乐的曲风，人们的装扮，调情的意味，颓废的气息，小布尔乔亚的情趣……遍布在全世界的现代化城市里，从拉萨到北京，从上海到香港，从台北到温哥华，从鹿特丹到大阪……充斥着那些自幼被圈养在钢筋水泥的城市并被娱乐工业喂养长大几乎从未体贴过自然的孩子。一种喧杂而幼稚的抒情，显出人生经验的贫瘠和对知识的厌倦。
坐在吧台边的英俊青年起身，走到我们身边，用英语对戴维说：“这张CD不是免费的。”
“我要把你的音乐放在我的facebook上，”戴维说，“我会让你扬名世界。”
英俊青年无奈地耸耸肩，转身走向舞台，抱起吉他，开始唱歌。戴维则走到台前，随着歌声跳舞，一直跳到大汗淋漓，瘫坐在地。冷冰冰的观众对他熟视无睹。
后来，一位年轻的华裔女作家对我说：“白人在日本就是吃得开，即使他/她是个洋垃圾，如果换作亚洲人，你试试看。”
六
戴维和我乘坐电车，从南到北，穿越大阪市。政府为他租的房子位于柴岛电车站附近。我们绕过一家基督教医院，走过一条不见树木的长长的巷子。紧挨高速公路，在巷子尽头，一间毫不起眼的平房，就是戴维栖身的家。
他的邻居是一家来自斯里兰卡逃避宗教迫害的穆斯林难民。他们在一楼开了一间机械修理铺，却难得见到顾客。他们有一辆红色的轿车，停在路边。男人身材高大，皮肤黝黑，表情和善；女人有着肥胖的腰身和宽大的臀部。两个十岁左右的男孩睁着大而警觉的眼睛。
壁橱上放着一个相框。彩色照片里是一个长相平平的日本女人，她的身旁站着两个身材高大、相貌英俊的混血儿。
“我已经忘了有多久没回这里了。”戴维说。
“Mary想要控制我，”戴维说，“这怎么可能。我讨厌她，这个懒惰的女人，吃了睡睡了吃。你知道吗，她每天晚上十一点多钟都要狠狠地吃上一顿油腻腻的非洲炖肉，可她从不锻炼，于是就不停地变胖。”
Mary是一位年轻的单身黑人母亲，来自南部非洲小国莱索托。她以政治难民身份，留在了日本。
天黑了。我离开戴维的小屋，乘坐电车，穿城而过。电车车厢里多的是下班后在居酒屋喝醉的公司白领。他们面红耳赤，吐着酒气，有的在座位上耷拉着脑袋呼呼大睡，有的倚着车门东倒西歪。一个西装革履的年轻人半蹲在车门口，用一迭卫生纸擦着呕吐物。脸上浓妆凌乱的女士，蓬头散发，不停地打盹。这些每日清晨意气风发的人，全都拖着疲累的身体，奔向各自的家。我和他们一样，带着满身疲倦，但是，作为一个异乡客，我的家是一间租住的二十平米单身公寓，我的妻子和一对幼小的儿女在那里等我。身处异国他乡，我们无依无靠，前途未卜。
七
突然有一天，戴维从我的视野里消失了，从我们所有那些共同认识的朋友的视野离里消失了。异国生活，颇多艰辛。我们大家也就很快忘记了戴维。
一年后的某一天，我在facebook的私信栏里看到戴维发来的一首题为《另一维》（AnotherDimension）的诗。他组建了一个群。他说，他思念我，思念我们曾经拥有的友谊。“我最近遇见了一位意大利的导演，”他给我发信息说，“我要与他合作拍摄一部电影……”戴维积习难改，他又在撒谎。而你很难搞清楚，他如此急于和你取得联系并要求见面，究竟是出于真诚的友情还是有一个骗人的圈套。
其后不久，婉玲驾车去国分精神病院探视Otsumari。她生活在被两道安全门封闭的重症监护室里，生活在好几个如同雕塑般僵硬的精神病人中间。
戴维是一只迷途的羔羊，而婉玲，这位灵魂司牧，却不知该如何牧养这只迷途的羔羊。或许，在这异邦之地，我们都是被抛入暴风雨的迷途的羔羊。这个意象让我蓦然想起一年前戴维通过Facebook给我发来的那首诗《另一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