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明史·食货四》中的记载，“洪武初例，民间蓄茶不得过一月之用”，且但凡发现“私茶出境与关隘失察者，并凌迟处死”，俨然对“茶叶”的管控极为严格。然而茶叶虽好，却并非明朝百姓生活所必需，而且明朝的茶叶产量也并不算小，那为何明太祖还要这么做呢？原来，在明太祖的意识里，明朝虽不缺茶，但是北方地区频繁侵扰明朝的少数民族却缺茶，之所以要严格“控茶”，也正是为了能够通过茶叶实现“固番人心，且以强中国”的政治目的，继而取得“巩固明朝疆域”的效果。
“茶”示意插图
所谓“茶”，广义上来讲无非就是一些灌木或小乔木的嫩叶以及嫩芽，若是按照《神农本草经》中的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赫然一“解毒神器”。
可是茶作为我们现代人几乎家家都有的东西。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茶”的作用其实并非《神农本草经》中所说的那般神奇，顶多也就是能起到一定的“降火、消食、解腻”之效，或是通过其所富含的“钙、磷、铁、氟、碘、锰、钼、锌、硒、铜、锗、镁”等诸多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来达到一定的保健作用。
而且正如史书所说，“茶之用，......为款客之上需也”，我们现代人绝大多数也都是把茶视作为一种可以用来接待宾客的“饮品”。即便没有，也完全可以找到其它的东西来替代，并非多么的不可或缺。——《尔雅·释木》
另外，成书于唐朝的古代药物学著作《唐本草》上也曾明文记载，“茶味甘苦，微寒无毒，去痰热，消宿食，利小便”，一方面足以证明茶的药用价值有限，另外一方面也能证明早在明朝之前，古人就已经对“茶”的作用和价值有了一定的认知。
那么为何明太祖还要严格“控茶”呢？难道是因为明朝茶叶产量“稀缺”，所以才秉持着“物以稀为贵”的价值观念防止“茶叶”外流吗？
明太祖朱元璋示意画像插图
因为早在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就明确规定，茶树税额“每十株官取其一。无主茶园，令军士薅采，十取其八”，显然光是明朝廷自身，就已经占据了明朝茶叶产量的10%以上，——《明史·食货四》
除此以外，明太祖甚至还明文要求商人在茶叶产地买茶之时，必须“纳钱请引”，如果没有，“即为私茶。凡犯私茶者，与私盐同罪”，几乎把“茶叶”放在了跟“食盐”一样的战略高度。——《明史·食货四》
如若再加上序言中所说的“民间蓄茶不得过一月之用”，以及“私茶出境与关隘失察者，并凌迟处死”等诸多严格甚至是严苛的限制条款。——《明史·食货四》
综上所述，相信有很多人都会在无形中产生一种明朝疆域内部茶叶“价值极高”，而且定然极为“稀缺”的错觉吧？否则明太祖又何须如此大费周章的“控茶”呢。
茶叶种植面积示意插图
可是据史书记载，在明洪武四年（1371年）这一年，光是“陕西汉中、金州、石泉、汉阴、平利、西乡诸县”的“茶叶”种植面积就已经达到了“茶园四十五顷，茶八十六万馀株”的程度。——《明史·食货四》
“四川巴茶三百十五户”的茶叶种植面积更是达到了“茶二百三十八万馀株”之多，如若再结合明初“十株官取其一”的税额标准，以及“四川一百万斤”的税额数据来看，显然光是四川的“茶叶”产量，就已然达到了每年1000万斤左右，也就是5000吨。——《明史·食货四》
这也就意味着明朝内部的“茶叶”其实并不算稀缺，那么“物以稀为贵”这一点自然也就无法成立。如果这么看的话，明太祖这严格“控茶”的手段其实就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
毕竟不同于“食盐”，“茶叶”属实算不上明朝百姓日常生活所必需的东西，即便没有，也完全可以通过其它的东西来替代，就好比想“降火”的话，路边、河滩到处都是的“蒲公英”不行吗？想消食、解腻的话，“山楂”不行吗？可替代的东西太多了。
所以明太祖“控茶”的原因也就只有一种可能，即主要在意的并非“茶叶”的经济价值，而是茶叶所能给明朝带来的“附加价值”，或者说是“战略价值”。
游牧民族日常生活状态示意插图
而这份“附加价值”的根源还是“稀缺”，只不过“此稀缺非彼稀缺”，虽然明朝不缺茶，但不代表频繁侵扰明朝疆域的“北方少数民族”不缺茶。相反，明朝时期的北方少数民族不但缺茶，而且对“茶叶”的需求量还极大。
据史书记载，“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明朝时期的北方少数民族受地理环境、以及气候、水土等诸多因素限制，物质资源极为匮乏，所以主要都是以“游牧”为生，即是以“畜牧业”为主要生存手段。——《明史·食货四》
而“蔬菜瓜果”一类在北方少数民族的居住地又是个“稀罕物”，并不适合在当地的水土上种植，否则北方少数民族也就不会以游牧为生了不是吗？
古代“炒茶”示意插图
那么也就只能想办法从明朝百姓的手中去获得，古代的“边关贸易”也正是因此而来，但与此同时也就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蔬菜瓜果”往往不适合长期储存，只能治标，却不能治本，问题同样无法彻底解决。
一来二去之下，“茶”也就这么进入了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的视野。并很快受到了北方少数民族的欢迎。
宋太宗赵匡义示意画像插图
明太祖朱元璋也正是抓住了北方少数民族对“茶叶”的依赖这一点，企图“借茶治边”，即通过“控茶”的方式来加强对北方少数民族的统治力度。
而这种“借茶治边”的方式其实也并非明朝独创，自“唐、宋以来”，就已经有了“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的先例。——《明史·食货四》
就好比宋朝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宋太宗赵匡义就曾专门设立了“茶马司”，专“掌榷茶之利，以佐邦用。凡市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限制宋朝内部“铜”、“铁”等金属的流出，从而让“羌、戎”等少数民族无法熔炼“铜币”打造武器、盔甲等军需用品。——《宋史·职官七》
而北方少数民族出于对“茶叶”的需求，自然也不会拒绝，也就等同于是通过“茶叶”间接制约了“羌、戎等少数民族”的军事实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羌、戎等少数民族对宋朝的军事“威胁”。
明朝与北方少数民族的茶叶贸易示意插图
明太祖之所以严格控茶，也多是因为这个原因。与此同时，明太祖控制茶叶的外流，还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控制“北方少数民族”生活质量的效果，让北方少数民族对明朝产生一种“潜在”的依赖性。
这也就意味着明太祖一方面能通过“茶叶”降低明朝内部“铜、铁”等金属的流出，降低北方少数民族的军事实力，另外一方面还能通过“茶叶”来加强对北方少数民族的统治力度，显然对明朝自身是好处多多，那明太祖又何乐而不为呢？
至于明太祖严格禁止“私茶出境”的原因，则是出于另外一点，即提升“明朝自身”的军事实力。
北方少数民族军队示意画像插图
大家想啊，明朝时期的北方少数民族经济落后，并没有中原地区那么发达，所以对于“货币”的概念其实并未真正成型，依旧有一部分商品交易是处于“以物易物”的阶段。
就像前文所说的，北方少数民族在唐宋时期通过“边关贸易”所换来的“铜铁”货币，也多是被其熔炼成了“武器、盔甲”等军需物品，显然并未被视作为“货币”。
再加上北方少数民族多是以“游牧”为生，那么在边关贸易上势必就会以“牛羊马”、以及诸多乳制品、肉制品为主要流通商品。
而明太祖“起江左，所急惟马，屡遣使市于四方”，这也就意味着明朝自身的“马匹”是极为“稀缺”的，可“马”又是封建时期的战争所必需，每多一匹战马，无疑就多了一分打胜仗的机会。——《明史·兵四》
“茶马互市”示意画像插图
正如史书所说，纵然明朝茶叶的贸易体系“有官茶，有商茶”之分，但绝大多数茶叶的最终流向，都是“贮边易马”，即通过边关贸易的形式换成了“马匹”，也就是所谓的“茶马互市”。明摆着就是为了能够在制约北方少数民族的同时，还能实现提升明朝自身军事实力的战略目的。——《明史·食货四》
可是“私茶”的出现，却让局势发生了变化。
“私贩出境，惟易红缨杂物”，顾名思义，明朝一些不法商人先是通过手段弄到一些没有“茶引”的“私茶”，然后在将私茶贩卖给北方少数民族之时，往往出于利益方面的考虑，并不会将其换做战马，而是换成了能为商人谋取更多利益的东西。——《明史·食货四》
这也就意味着最终势必就会形成一种“番人坐收其利，而马入中国者少”的贸易趋势，再者，一些商人为了能尽快将手中的茶叶出手，所以往往都会将茶叶以低于“官方”的价格出售。——《明史·食货四》
长此以往，北方少数民族自然也就更加倾向于价格低廉的“私茶”，从而也就导致茶叶的价格日益低廉不说，明朝的“官茶”以及“商茶”的成交量亦是受到了严重影响，明朝廷能换取到的马匹也因此而越来越少。
明成祖朱棣示意画像插图
就好比明成祖朱棣执政的永乐年间，就曾因“茶禁亦稍驰”的缘故而出现了“碉门茶马司至用茶八万馀斤，仅易马七十匹，又多瘦损”的现象，相比此前洪武年间“用陕西汉中茶三百万斤，可得马三万匹，四川松、茂茶如之”的贸易状态。
相信大家不难看出，“私茶出境”很明显会对明太祖“借茶易马”，继而提升明朝军事实力的诉求产生重大威胁。毕竟数据就在那摆着，洪武年间100斤茶叶能换一匹“好马”，但永乐年间一千多斤的茶叶却仅能换一匹“劣马”，价格差异不可谓不大。
那么明太祖严禁“私茶出境”的原因也就说的通了，一方面是因为“私茶出境”现象会严重破坏明朝在“茶马互市”之时的市场经济秩序。另外一方面则是因为“私茶出境”会让“马匹”交易数量受到影响，也就相当于是阻碍到了明朝的“军事实力”提升进程。
而“军事实力”的强弱与否，又是封建政权强盛与否的根基之一，既然“私茶”会严重阻碍明朝“军事实力”的提升，那明朝自然也就没理由不严禁“私茶出境”不是吗？
“食盐”示意画像插图
简而言之，明太祖严格“控茶”的原因，属实并非明朝“缺茶”，而是频繁侵扰明朝的“北方少数民族”缺茶。
所以为了能够实现“固番人心，且以强中国”的战略目的，明太祖选择了将明朝并不算稀缺的茶叶上升到如同“食盐”一般的“战略物资”高度。继而通过“控茶”实现对北方少数民族军事实力上的制约、以及统治力度上的加强等诸多战略作用。——《明史·食货四》
从这上面来看，就足以证明明太祖严格“控茶”的目的，属实并不只是单纯的注重“茶叶”所能带来的经济价值，更多的则是看重其所能为明朝带来的“附加价值”，也就是“战略价值”。
古代“茶商”示意雕像
但是由于有不法商贩为了谋取利益而贩卖没有“茶引”的“私茶”，破坏了自唐宋以来就已经形成的“茶马互市”贸易体系的“经济秩序”，导致茶叶“战略价值”暴跌，严重影响到了明朝军事实力的提升、以及对“北方少数民族”的制约力度。
故而明太祖不得不为了“平衡边关茶叶贸易秩序”而进一步加深对“茶叶”贸易的“管控”，借“重刑”来打击“私茶出境”的不良现象，继而取得恢复“茶马互市”经济秩序，以及进一步的巩固明朝疆域的政治目的。
因此，若是我们站在明太祖的角度来看，那么“茶叶”属实不应该被视作为一种单纯的“饮品”，反而更应该将其视作为一种堪比“盐、铁”的“战略物资”，毕竟不管怎么说，“控茶”对明朝实现“巩固疆域”战略目的所产生的“战略价值”是有目共睹的。
并且从客观意义上来讲，明朝和北方少数民族因“茶叶”而产生的“贸易往来”，无疑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快“民族融合”的进程，共同促进畜牧业和茶业的发展，促进两方的经济繁荣，十分符合封建社会发展富强的基本方向。
属实对明朝镇固边防、巩固明朝疆域、缓和民族矛盾、以及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等诸多方面都具有着不同程度的积极意义和战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