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禺华侨概况------------------------徐闻
浅析番禺华侨迁移的历史原因----------------钟志平
十九世纪邑人被“卖猪仔”侧记--------------耕源
番禺华侨在南洋的概况--------------------徐闻
番禺华侨在美国的历史------------------仲衡
十九世纪初番禺人出外谋生简录----------------------潘文
海外番侨兴建设---------------------------谢权治
早期番禺人旅加的点点滴滴-----------------王光华
近代禺南秘鲁华侨之乡——坑头村----------------朱光文陈铭新
番禺华侨历史及侨居海外的第一人-------------梁谋
永远的怀念——霍英东------------------梁伟苏
我所认识的霍英东先生---------------何桃
爱国怀乡一片心——记何贤先生生平事略----------------------李小松
造福后代--名留千古
——记何贤生前先生支援家乡建设事迹----------------何玉枝整理
在巴西三代植橡胶的番禺人-----------------曾浦
孙大总统秘书张蔼蕴先生------------------司徒彤杜振权
两度抡元饮誉全美——记华裔青年学者周齐武博士----------------------梁栋何玉枝
何树享先生在厄瓜多尔--------------------梁栋
高可宁轶事----------夏茹
记爱国归侨罗文干------------罗明璞罗征信
少昂先生的阅历与画风-----------欧豪年
东方才女——记美籍华人女画家简文舒-----------杨安尧
击落日军“驱逐之王”的番禺籍华侨飞行员陈其光------------王光华
开发毛岛首位邑人——陆才新-------------梁谋
第一个遨游太空的番禺人——卢杰-------------------梁谋
沟通东西方文化的使者——记旅美番禺乡亲靳羽西女士------------屈巨贤
业绩卓著青史长留——记科学巨星何炳林教授----------------------司徒彤
高风亮节陈树人----------------------司徒彤
爱国归侨黄子炎------------------黎应榆
旅居越南之番禺华侨、华人社团----------------黎振环
记岭南书画名家孔宪明教授-----------------------司徒彤
旅居法国的番禺乡里史话----------------------黎振环
东南亚和美洲番禺社团组织的概况------------王光华
旅美三邑总会馆的简介------------------------（美国）曾文中
澳洲维省华人初期会馆之组成---------------------------伍长然
加国域埠最早之邑县堂所——禺山分所--------------（加拿大）黎全恩（203）
搭建中越友谊桥梁的人——记番禺区越南归侨侨友会-----------张哲
图片集编后记
封面画---------------------陈树人
封底印（同舟共济)---------------------------------何国勋刻
番禺华侨概况
□徐闻
下面就番禺华侨在世界各地的情况简述如下。
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的番禺华侨
清廷禁止华工出国，载之法令。然自英、荷等帝国主义占领南洋之主要岛屿，如马来半岛、爪哇等后，他们深感唯有招致大量华工，方能开发南洋资源。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屡次丧师，清政府被逼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英人便乘机在和约上要清政府准许华工自由出国，并允许外国人自由在中国沿海招募。1859年4月6日，番禺、南海两县府会衔布告，允许契约华工，得由中国官厅监督，准予放洋。广东巡抚柏贵亦明令允许华工出国。当时番禺已渐趋“生齿日众，地狭民稠”，兼且战乱频仍，堤围崩溃造成水灾，以致生活困难，是以不少番禺人冒险出洋，寻求生计，除远赴美洲各国之外，绝大多数前往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据了解，目前番禺旅居马来西亚的华侨、华人为1万余人，旅居新加坡的华侨、华人为14000余人，其中就有不少是19世纪中期以后前往佣工或被卖猪仔去的所谓契约华工的后裔。番禺华工初到半岛时，多从事开掘锡矿或种植橡胶，为煤工、伐木工、木匠、泥水匠者也不少，亦有从事商业或渔业的。至于事业有成而知名者，乃有胡亚基、黄益堂、何乐如等人。
据了解，番禺旅居新加坡的老一辈华侨和少数文化程度不高的年青一代在新加坡多是打工仔，从事洗衣、餐馆、小贩等工作，而文化程度较高的第二代、第三代华侨、华人则有做行政管理、医师、教育工作的，从事商业的也有，少数做钻探工作或在工厂做维修工。目前在新加坡的番禺籍华侨、华人很多，仅新造一个镇就有1200多人，其中穗石村的有170余人，练溪村的有100多人，最多的是赤坎村，有700人之多，他们聚居的街道亦名为“赤坎街”。
在美国的番禺华侨
美国与番禺的贸易可以追溯到1784年，当年一艘名为“中国皇后号”的木制帆船于2月22日从纽约启碇，绕过南非好望角，跨越印度洋，于同年8月28日到达广州，顺利出售了全部货物后，采购了大批茶叶、瓷器、漆器、丝绸制品、象牙雕刻品等货物，于12月28日由黄埔返航。此后，从1784年至1833年这50年间，美国前来广州的商船竟达1040艘次。
至于番禺人最早远航至美国经商见于记录者，则为陈明。他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即美国加州发现金矿的前一年，跨越重洋，前往加州贸易。始发现金矿消息传出，遐迩轰动，各地淘金者纷纷赴美。邑人闻讯，亦有不少前往，计自道光三十年（1850年）至咸丰十一年（1861年）前往美国的番禺人就有近2000人之多。当时赴美的番禺华侨，除少数商人外，多为农村子弟。抵美后，则由会馆派人率往南北矿区寻工作。同治年间（1862年—1874年）旅美的番禺人续有增加，并渐由省散布至其他地区之新金坑。因当时美国西北部之柯利近（Oregon）、埃打贺（Idaho）、孟天拿（Montana）等省，相继有金矿发现，华人之淘金者闻讯趋至，其中亦以番禺人居多。
番禺华侨之初抵美国，除少数经商外，绝大部份靠劳力谋生，于19世纪50、60年代，以淘金者居多。70年代中后期，加州南太平洋铁路取道中部河谷，向南加伸展，其时筑路工人中，亦有不少番禺人。铁路建成后，沿线农业、商业随之迅速发展，部份番禺路工遂居留其间，并加入各行业，或经商，或业农。当时湾区的捕虾业，就多由番禺华侨经营。
早期旅美番禺华侨中，在事业方面较有成就者，有：黄天侣（1820年—？），番禺人，加省发现金矿时代赴美。初在金山大埠经商，创广生泰号办庄，经营进出口货业，黄天侣创办泰巽，并任总理，惟业务则由其子瑞朝主持，己则长驻旧金山，每年只赴加巡视一二次，以其全力经营广生泰办庄。有暇，则致力侨梓公益事业，曾历任旅美三邑总会馆值理及番禺昌后堂总理。
林三（1825年—？），番禺人，生平喜研机械。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清军败绩，粤督祁贡饬行商伍崇曜。潘仕成等募员制造水雷炮舰，以备御外侮。林三即应征而往。尝制一汽船，游弋珠江之上，为当局赞许，获奖银牌两面。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美国加省发现金矿后，林三即偕乡人来美参加淘金。
随着淘金高潮已过，铁路相继筑成，美西排华风潮日烈。光绪八年（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禁止华工入境法案，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震灾又摧毁整个旧金山华埠，无数商号倒闭，旅美华侨经济元气大伤，部份番禺侨民在会馆帮助下返国。及至1929年，在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下，美国经济亦由盛转衰，旅美番禺华侨在此种情况下，亦有结束商务，乘机回国者。据旅美三邑总会馆1932年2月注册资料估计，当时留美的番禺华侨仅得1000多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居美华人历史之重要分水岭。其时排华苛例已被撤销，而处于战时状态下，人力缺乏，华人就业范围扩大，当时番禺华侨所从事的商业，除办庄、肉店、制衣厂等外，餐馆亦已经营多间。职业方面变化之最大者，则为自由职业与技术人才之增加。第二、三代华侨子弟之成长，有较好的求学与就业机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政府曾一度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两国交往因而陷于停顿，直至1972年恢复邦交后方才解冻。据统计，自1972年至1987年，经批准移民美国的番禺人为580多人，使旅美的番禺华侨、华人增至2350多人。
在加拿大的番禺华侨
番禺华侨移居加拿大，已经有120多年的历史。1858年，加拿大卑斯省发现金矿，吸引了不少中国人从美国、香港、澳门和广东等地前去淘金，其中就有不少是番禺人。1880年，加拿大修筑横贯全境的太平洋铁路，大量招募华工时，又有一批番禺人应募前往加拿大。
首批番禺人与其他前往加拿大的华人聚居于当时还是一片荒凉的温哥华，他们在这里淘金拓荒，开矿筑路，建立起最初的华人社区。但随着太平洋铁路的竣工和加拿大经济不景气，自1885年起，加拿大联邦政府颁布了一系列限华、禁华的规定：先是规定对华人抽“人头税”，继而又在1923年颁布了禁止华人入境的《中国移民法案》。因此，自1923年至1947年这25年中，仅有20多名华人由于偶然机会获准移居加拿大，而原来旅居加拿大的华人也都普遍陷入了困境。1947年，加政府宣布实施《新移民条例》，及至1972年中国和加拿大两国恢复了正常外交关系后，加拿大华人的处境才有了很大的改善。
加拿大现有番禺华侨、华人5584人，其中272人是从1972年至1987年移民加拿大留学或与家庭团聚、继承遗产的。
随着华人社会的发展，旅加番禺华侨、华人的职业也有了很大的变化。过去，老一辈的番禺华侨大多是劳工或从事小型服务业；现在一般已有事业基础。有的经营超级市场，也有经营车衣厂或耕菜园的，旅居多伦多的番禺籍的加拿大茂林集团公司总裁何茂林曾说：“我们是中国人，中国华侨有中华民族的骨气。我自己就是凭着做中国人不让外国人欺负这种精神去创业。现在发展成为以‘茂林’命名的中型的集团企业公司”。
至于新一辈的番禺籍华人学历高，一般都从事较高级的职业，诸如律师、工程师、医师、高级会计师、教师、政府部门的高级职员等。
在加拿大，除年青一代有些已逐渐习惯西方的生活方式外，大多数番禺华侨、华人都按中国传统的习惯生活。中国的传统节日如春节、清明、端午、中秋等，在番禺华侨、华人聚居的地区都保留着。春节期间，还举行舞龙、舞狮和其他文娱活动。
在秘鲁的番禺华侨
在秘鲁于光绪元年（1875年）与我国建交前后，就有番禺人前往该国谋生。及至美国、加拿大排华，去秘鲁的番禺华侨就更多了。据陈仲信回忆说：“单就番禺的水坑村、坑头村和上梅坑（现名梅山）村，这个俗名三坑相连三条村来说，在建国前六七年间，前往秘鲁的同乡就不下六七百人。我的堂叔陈锦培、陈锦芬和我的亲哥哥陈甲芬都是那边的过埠客，其他各地的旅侨也很多。为什么这条路会这样热闹呢？主要是因为我们在秘鲁的首都利马设立一家庄口，叫做合安荣，同时在香港开办联号，叫做安荣栈，办理接应转移手续和邮电汇兑等事宜，它们是专为秘鲁番禺华侨服务的。这就一切与人方便，互相引导，络绎不绝”。目前在秘鲁有番禺籍的华侨、华人1600多人，所从事的职业从杂货小商人到大商家都有，还有种植棉花的大农场场主，其余劳工或被雇于各制糖业耕作场、制造工场，或从事饭店、洗衣、厨夫、裁缝、园艺等工作，有少数行商常溯亚马逊河而上，入巴西森林地方收集土人的土产品转售与同乡侨胞的输出业者。目前番禺华侨、华人的事业有相当的发展，经济情况亦渐可注目。
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的番禺华侨
澳大利亚土地广大，资源丰富，而人口稀少，最适合华侨居住，自19世纪开始，即有华侨前往。1859年至1887年间，华人赴澳谋生非常踊跃。这期间，番禺人赴澳的也不少，有在Pueensland为牧羊者，也有在NewSales或Victoria从事金矿工作的。然而，澳洲坚持所谓“白澳主义”对有色移民采取严重闭锁政策，因此，1887年之后，华侨人数逐渐减少。番禺籍的华侨则有部份移居新西兰。目前，在澳大利亚的番禺华侨人数为2200多人，其中劳动工人较多，从事农业、园艺等工作；也有部份从事商业，经营输出入商或杂货店、生果铺等，输出入商主要是经营澳洲与东南亚各国的贸易。
在新西兰，番禺籍的华侨华人有300多人，多是从澳大利亚前往新西兰的。他们的职业主要是从事耕种，以经营蔬菜、马铃薯等为多。番禺籍的杨汶钊就是新西兰著名的“菜花大王”。
杨汶钊曾任新西兰托士比省纳皮尔市华侨委员会主席、华侨农业会董事长。1939年，当时只有十五岁的杨汶钊离开家乡番禺，就学于新西兰，专攻农业机械，经过十多年的学习和实践，系统地掌握了农机原理和操作技能。1953年，他在纳皮尔市建立了私人家庭农场，初创时期耕作30多亩菜地。1987年，已发展耕地580多亩，大小汽车8辆，各种农业机械20部，从播种、管理直至收获，全部实现机械化操作，整个农场就由他一家五口经营管理。杨汶钊生产的菜花不仅鲜美可口，而且保鲜期比一般菜花长达五六天，在市场上很有竞争力，不仅供应新西兰南北两岛，还远销新加坡、日本、澳大利亚。杨汶钊也因此被人们誉为新西兰的“菜花大王”。
除了从事耕种、经营蔬菜之外，较多的番禺华侨华人经营生果店或杂货店，近年亦有经营餐馆、酒楼业的。至于华裔青年的职业则有较大的改变，由于他们文化程度高，已有从事律师、工程师、医师、会计师等高级职业的。
在法国的番禺华侨
在法国，番禺籍的华侨、华人有近700人，由于他们生活俭朴，勤劳创业，建立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他们主要是从事饮食、制衣、皮革业等，以中、小资本为多。法国华侨、华人一般尚能懂些中文，会讲普通话。至于第二、三代华裔接受法国教育，对中文较为陌生，但多数还能操祖籍方言。为了加强与当地社会的亲善关系，进一步改善华人的社会地位，各华人社团都在积极发动组织广大华人参与地方社会的公共事务，参加地方议员的选举投票，以促进相互的沟通了解，逐步融入当地社会。
参考资料：《广州市华侨志》
《番禺县华侨、港澳同胞志》初稿
《广州市百科全书》
《旅美三邑总会馆简史》等。
浅析番禺华侨迁移的历史原因
□钟志平
番禺华侨是指旅居外国的番禺人，华侨在历史上曾称为“唐人”、“华人”。
据2012年3月广东新闻台大型电视系列片《走向海洋》报道：中国古代商朝起就有人漂流到东南亚、美洲、非洲。甲骨文中有13个与海洋有关的文字，说明我们的祖先最早出海可追溯到商朝，中华民族最早的华侨出现在商朝。不过有2200多年历史的番禺，番禺人向外迁移而成为华侨的历史却无从考证。当然番禺人向外移民的历史悠久、人数众多、分布广泛，这是不争的事实。同时，番禺华侨不但对移居地的开发和建设起到重要作用，而且对我们番禺家乡各项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亦做出积极的贡献。今天我们研究番禺华侨迁移的历史原因就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番禺地处珠江海口，紧邻东南沿海，水陆交通方便，利于古番禺人通过水路向东南亚、南亚一些沿海国家和地区迁移。随着海上陆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商业交往的不断扩大，更为番禺华侨移民提供便利的交通条件。当然，水上和陆上的交通便利并不是番禺华侨外迁的原因，其真正的迁移是有历史缘由的，归结起来一个是内部推动，另一个是外部推动，具体来说有以下六大方面的因素。
一、为了生活的自由华侨
番禺始于公元前214年，秦汉时的番禺是岭南九大都会之一，又是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正如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所言“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由于番禺地处珠三角的中心，内接大陆面临大海，紧邻珠江口，接狮子洋连南海通世界各大洋，这对番禺人开阔眼界，认识和了解世界，到外国谋生经商，寻找出路，获取生存空间，提供极为有利的客观条件；而对外贸易的频繁带来交通运输条件的不断改善使番禺的移民更为便利。
二、为了自由、躲避战乱灾荒的自立华侨
中国封建社会的王朝开国之初往往都会励精图治，国泰民安，但到了末朝往往专制腐败，民不聊生。另外封建时期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改造和征服自然的能力相对低下，抵抗自然灾害能力相对薄弱，中国封建王朝交替过程中，往往会出现这样一个现象；政治腐败导致社会矛盾激化，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处于敌对状态，如果再加上天灾更是民不聊生，最后上升为农民起义，武装冲突。为了自由求生躲避战乱和天灾，一部份人加入起义队伍，推翻统治者，另一部份人选择外迁他国，成为自立移民华侨。例如唐朝末年，黄巢起义军攻下广州后，不少番禺商人为躲避战乱纷纷逃到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明朝灭亡后，不少官员、商人以不愿为满清异族人服务，纷纷外迁到安南（今越南）垦荒种地。清代太平天国起义和戊戌维新变法失败后，亦有不少番禺义士和商人避往海外。这是政治避难的自立华侨。此外为躲避灾荒和贫穷的外迁侨民也不少，俗语说：“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是中国人逃灾避荒的真实写照。
三、为亲情、友情的自主华侨
番禺人自古以来就有以姓氏聚族而居倾向，同乡同姓同族观念很浓，家族意识、乡土观念、亲情氛围都相当强烈。早年移居他乡的侨民在回乡探亲、经商的过程中，往往会介绍或亲自携带乡亲好友出洋，他们以亲情友情为目的而外迁他国成为自主侨民。这批侨民多是由于外国优越的生存条件和良好的经商环境而自主出国的侨民。例如广东人邓恭叔移民到南洋后投资设厂，建立“广东农业公司”，为扩大生产需要大量工人和管理人才，于是发动原侨民到番禺、三水、南海等珠三角地区，动员乡邻和亲朋友好出洋，大量招募农工，以种植谷物、胡椒、橡胶为主。之后不少番禺移民还自费到南洋各地从事种植行业或投奔邓恭叔的“广东农业公司”属下农场，从事种植工作。据载“广东农业公司”属下农场最多时有4000多人，并设有12所华文学校，好像一个华侨之国。
四、因资本主义市场需要的无奈华侨（如契约华工、卖猪仔）
19世纪上半叶，鸦片战争前，番禺的华侨外出务工经商多是自寻出路。19世纪初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番禺的华侨受自由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市场的拉力所牵动，移民的目的和方式完全受资本主义国家劳动力市场所控制。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日益发达，急需大量的原材料和劳动力，一方面西方国家通过洋枪洋炮打开中国的大门，掠夺中国的资源，另一方面在东南沿海大量招募劳动力，形成番禺人的移民潮。番禺人外迁的更多、范围更广，已扩展到全球五大洲，以亚洲和美洲为主。西方殖民国家在东南亚和南亚的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六甲、印度等亚洲国家从事种植行业。19世纪初，一些香山（中山）、东莞、番禺等地的农民陆续抵达美国的檀香山种蔗榨糖。1849年10月美洲秘鲁国庄园主多明戈在广州番禺等地大量私招华工，又有不少番禺人到秘鲁后从事种植和磷矿开采。19世纪40年代末，美国西部发现金矿的消息传到番禺，不少番禺人开始到美国西部挖金，从而引发在19世纪50年代番禺人的出国潮。
五、受全球市场经济一体化和国际自由贸易影响的合法华侨
六、受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影响的自强华侨
总之，番禺华侨是一群精英的群体，他们外迁一方面是内部推动，为生活、争自由、求幸福；另一方面受外部推动，资本市场对劳动力和人才产生的吸引力。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不断加强而出现的新一代华侨精英群体，他们对国内外的经济文化发展都做出积极的贡献，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
十九世纪邑人被“卖猪仔”侧记
□耕源
鸦片战争之后（1850至1870年），是西方资本主义掠卖华工的全盛时期，其主要形式就是臭名昭著的“猪仔”贸易（苦力贸易）。澳门、香港是“猪仔”出口的转运站，远销东南亚和美洲各地；新加坡成为东西亚“猪仔”贸易中心。据光绪十三年（1887年）李钟珏所撰《新加坡风土记》中说：“二十年来，西人开垦招工，佣价顿贵，于是贩卖人口出洋者，名曰‘卖猪仔’。设馆于澳门，公然买卖，沿海人民被骗、或被劫，一入番舶，如载豚豕”。清侍郎郭嵩焘在《广东盗犯垦请变通条例办理疏》中也讲：“人口数十，关闭仓底，谓之‘卖猪仔崽（仔）’。”既至新加坡驱入新客馆……馆中设一大栅栏，以园林木柱排立而成，悉闭其中，不令出，或以为关猪然，因呼之曰“猪仔”。“猪仔”名称的由来，是因当时乘船出洋的华工，都在一起进食，开饭时，以木盒盛饭，水手呼人进餐，如内地呼猪相似，故称“猪仔”。
外国的投机商人资本家以重利引诱和在本国政府的支持下，依靠从不平等条约中取得的特权和地位来包庇他们所雇用的匪棍爪牙，深入中国内地到处滋扰。广州历来是祖国的南大门，就掠卖华工而言，它一直是西方殖民者非常重视的一个重要据点。黄埔主要是港澳苦力贩子收集“猪仔”的中转站。这里的“猪仔”是从珠江三角洲番禺、南海各县拐骗掠运来的。据有关资料统计，单从广州掠往加利福尼亚的契约华工，1849年为900余人，1850年为3100余人，1851年为3500余人，1852年上半年猛增为15000余人。广州地区的诱拐绑掠华工情况以1858年至1860年间英法侵略军占据期间最为严重，广州市郊的居民和行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无端被人掠去，那些拐带人口的歹徒（苦力贩子）在外国投机商人的收买下，四出活动，用诱赌、诱酒、下蒙汗药、讹诈索欠，或诳称介绍职业，乃至打闷棍、强行绑架等狡诈狠毒的手段肆意抓人。一旦落入匪手，如不顺从，就毒刑拷打，或吊大拇指，或坐水牢等种种酷刑，闹得人人自危，白天不敢上街。
澳门是“猪仔”出口的转运站，主要是运往古巴和秘鲁。葡萄牙、西班牙、秘鲁人都在澳门开设有新客馆，所谓“新客馆”实际就是猪仔馆，为收买、囚禁和转卖“猪仔”的场所，被诱骗掳掠来的华工，一入猪仔馆就失去了自由。在装船以前，“猪仔”接受检查和询问时必须回答：“因为穷，无以为生，愿意自卖自身，至外国做工”。如有违抗，就施以毒刑；如沉默不语，便认为同意了。猪仔馆的“猪仔”如果逃跑，抓回即鞭挞至死，或立即枪杀。一个猪仔馆，每天经常有十多个“猪仔”自杀。据陈兰彬（四品衔刑部候补主事，曾奉派赴古巴调查华工情况）的报告，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起到同治十一年（1872年）止，从中国掠往古巴的契约华工约15万人，其中仅从澳门一处就运去99149人。这一时期被掠往秘鲁的契约华工约11万人，绝大多数也是从澳门运去的。
契约华工从落入罗网那天起，就掉进层层圈套、处处陷阱之中，实质已变成难于脱身的奴隶。他们在东南亚或美洲从事垦荒、筑路、开矿、种植等苦力劳动，所遭受的非人虐待，尤甚于黑人奴隶。据当时去古巴调查华工情况的陈兰彬说：“其功夫过重，其饮食过薄，其作工时刻过多，其被棍撞、鞭拷、锁闸等诸般荼毒又最多。递年各处打死、伤死、缢死、服毒死、投水死、投糖锅死者迭迭不绝。当时折手、坏脚、瞎目、烂头、落牙、缺耳、皮开肉裂，指请验伤者亦复不少，凌虐实迹，人所共见。”那些被掠卖往古巴为契约华工的番禺人，诉说自己的亲身经历，都是充满了血泪和辛酸。
黄逢吉称：“民于同治三年间，被恶匪骗称招请佣工等情，诱落澳门、纠同恶党，强捉落船。至同治四年，方到夏湾拿埠，卖落先辉过司地方，苦惨万分，难以尽述，十分凄楚，捱满八年，窃意合同有准，可出生天；不料凭据无灵，再遭无辜之奇祸，受荼毒以何堪等语。
此外，尚有周六、黄阿盛、梁有德、何海、简仕光、梁来、钟文、张华、陆九、伍唐、梁平、王阿能等五十多位番禺人诉说自己的亲身经历。他们同样都过着暗无天日的奴隶生活，直至耗尽了他们的健康和生命”。
随着美、加西铁路修建工作和西方殖民地开发工作的陆续完成，兼之世界性的经济不景气，西方殖民者不但不再拐掠和吸引华工出国，相反却采取了限制华工入境的做法。光绪八年（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禁止华工入境法案。从光绪十一年（1885年）起，加拿大联邦政府也颁布了一系列限华、禁华的规定，先是规定对华人抽“人头税”，接着又在1923年颁布了禁止华人入境的《中国移民法案》。英属澳洲和英属南非分别于1855年和1907年起逐步限制华工入境。由于这样，掠卖契约华工也就随之逐渐减少以至于1916年彻底宣告废止。而那些经历了几年甚至十几年垦荒、筑路、开矿、种植等苦力劳动侥幸生存下来的被卖猪仔出国的契约华工，终于偿清契约而赎身，成为自由华工。他们中的番禺人，有的归国探亲，有的则继续留在南洋和美洲各国，在矿场、果菜园为工人，或从事洗衣、餐馆等服务行业而定居下来。
参考资料：《番禺县志》1895年版
《广州市百科全书》1994年版
《番禺县华侨、港澳同胞志》等
番禺华侨在南洋的概况
清廷禁止华工出国，载之法令。然自英、荷等帝国主义占领南洋之主要岛屿，如马来半岛、爪哇等后，他们深感唯有招致大量华工，方能开发南洋富源。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屡次丧师，清政府被迫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英人便乘机在和约上要清政府准许华工自由出国，并允许外国人自由在中国沿海招募。1859年4月6日，番禺、南海两县府会衔布告，允许契约华工，得由中国官厅监督，准予放洋。广东巡抚柏贵亦明令许华工出国。当时番禺已渐趋“生齿日众，地狭民稠”，兼且战乱频仍，堤围崩溃造成水灾，以致生活困难，是以不少番禺人冒险出洋，寻求生计，除远赴美洲各国之外，绝大多数前往马来亚、新加坡等地。目前番禺旅居马来亚的华侨、华人为11000余人，旅居新加坡的华侨、华人为14000余人，其中就有不少是19世纪中期以后前往佣工或被卖猪仔去的所谓契约华工的后裔。番禺华工初到半岛时，多从事开掘锡矿或种植橡胶，为煤工、伐木工、木匠、泥水匠者也不少，亦有少数经营商业或从事渔业。至于事业有成而知名者，乃有胡亚基、黄益堂、何乐如等人。
何乐如，番禺人，任职于海峡殖民地政府之华民政务司为副署长。幼孤苦，与其弟德如二人，均能坚苦砥励，勤奋自修，故中西学问，深饶根底。时马来半岛，华侨众多，事务繁琐，殖民地政府中人，以不稔华人性情习惯之故，无从处理。乃于光绪三年（1877年）特置华民政务司一机关，为专理华人事务之衙署，拔乐如为副署长。署长虽英人毕麒麟充之，然署中政务，悉乐如裁可，操其实权。以故华侨社会，均奔走于乐如之门，而乐如亦能为侨胞排忧解难，因之颇受侨胞拥戴。
马来西亚、新加坡老一辈华侨开创的事业多由其第二代、第三代继承。胡亚基之子胡益谦是新加坡颇有名望的富商之后。黄益堂之长孙黄家耀（黄能荣之长子）现居于吉隆坡，在一家印刷公司任经理，已婚，并有子女三人。
1986年，旅居新加坡40多年的林本，回到番禺新造镇穗石村，在其祖居的地盘上重建了新居；另外，黎英祺、黎英祥兄弟（新造人）也从新加坡回来了解办理侨房清退等问题。据他们反映：番禺旅居新加坡的老一辈华侨和少数文化程度不高的年青一代在新加坡多是打工仔，从事洗衣、餐馆、小贩等工作；而文化程度较高的第二代、第三代华侨、华人中有做行政管理、医师、教育工作的，也有的从事商业，少数做钻探工作或在工厂做维修工。
参考资料：《番禺县华侨、港澳同胞志》
《广州市华侨志》
《番禺县人物志》
番禺华侨在美国的历史
□仲衡
美国与番禺的贸易可以追溯到1784年，当年一艘名为“中国皇后号”的木制帆船于2月22日从纽约启碇，绕过南非好望角，跨越印度洋，于同年8月28日到达广州，顺利出售了全部货物后，采购了大批的茶叶、瓷器、漆器、丝绸制品、象牙雕刻品等货物，于12月28日由黄埔返航。此后，从1784年至1833年这50年间，美国前来广州的商船竟达1040艘次。
至于番禺人最早远航至美国经商见于纪录者，则为陈明。他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即美国加州发现金矿的前一年，跨越重洋，前往加州贸易。始发现金矿消息传出，遐迩轰动，各地淘金者纷纷赴美，邑人闻讯，亦有不少前往，计自道光三十年（1850年）至咸丰十一年（1861年）前往美国的番禺人就有约2000之众。当时赴美之番禺华侨，除少数商人外，多为农村子弟。抵美后，则由会馆派人率往南北矿区找寻工作。同治年间（1862-1874年）旅美的番禺人续有增加，并渐由加省散布至其他地区之新金坑。因当时美国西部之柯利近、埃打贺、孟天拿等省，相继有金矿发现，华人之淘金者闻讯趋至，其中亦以番禺人居多。
番禺华侨之初抵美国，除少数经商外，绝大部份靠劳力谋生，于19世纪50、60年代，以淘金者居多。70年代中后期，加州南太平洋铁路取道中部河谷，向南加伸展，其时筑路工人中亦有不少番禺人。铁路建成后，沿线农业、商业随之迅速发展，部份番禺路工遂居留其间，并加入各行业，或经商、或业农。当时湾区的捕虾业，就多由番禺华侨经营。
早期旅美番禺华侨中，在事业方面较有成就者的，有：
黄天侣（1820—？），番禺人，加省发现金矿时代赴美。初在金山大埠经商，创广生泰号办庄，经营进出口货业，贸易颇盛。同治八年（1869年），加拿大西部亦有金苗发现，美国矿工纷纷北上，华侨矿工亦闻风涌至，约数千众，多以域多利埠为集合地点。旧金山华商乃前往加拿大，开设商店，以供应华工所需，天侣为其中华商之一。天侣抵域多利埠后，创立泰巽号。初只经营粮食杂货，并设联号泰全于香港。后以业务扩大，兼营骡马运输业。其营业之盛，曾与加拿大最老商号乞逊公司并驾齐驱。海运方面，泰巽号租有大桅船由香港载运货物往加拿大，下碇于域多利之士拐磨港，每年航行约二三次。当时域多利之华侨商业几尽为泰巽与广利两号所垄断。天侣创办泰巽，并任总理，惟业务则由其子瑞朝主持，己则长驻旧金山，每年只赴加巡视一二次，以其全力经营广生泰办庄。有暇，则致力侨梓公益事业，曾历任旅美三邑总会馆值理及番禺昌后堂总理。
林三（1825—？），番禺人，生平喜研机械。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清军败绩，粤督祁贡饬行商伍崇曜。潘仕成等募员制造水雷炮舰，以备外侮。林三即应征而往。尝制一汽船，游弋珠江之上，为当局赞许，获奖银牌两面。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美国加省发现金矿后，林三即偕乡人来美参加淘金。后于金山大埠华人长老会中，得一教友之助，将其发动机改良，遂制一小汽船在港湾中行驶，来往自如。当时目睹之中西人士，极为称许。随在沙加缅度埠复制机车及开篷车各一，并建一路轨，成一小规模之有轨铁路。据其友为谈称，此为太平洋沿岸之第一辆载客火车。林三后得乡亲黎春泉撰文报端，为其筹募制造经费及归国川资，使其能回国效力。林三乃挟其技能，服务于上海江南制造局。
随着淘金高潮已过，铁路相继筑成，美西部排华风潮日烈，光绪八年（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禁止华工入境法案，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震灾又摧毁整个旧金山华埠，无数商号倒闭，旅美华侨经济元气大伤，部份番禺侨民在会馆帮助下返国。及至1929年，在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下，美国经济亦由盛转衰，旅美番禺华侨在此种情况下，亦有结束商务，乘机回国者。据旅美三邑总会馆1932年2月注册资料估计，当时留美的番禺华侨为1000多人。其中以慕德里司之蚌湖、鸦湖乡侨较多；来自茭塘司者，人数次之；沙湾、鹿步两司又次之。以姓氏而论，最多者为杨、曹、苏三姓，而陈、黄、周、沈、梁、刘、何、潘等姓亦有相当人数。这些番禺华侨有六成左右居于三藩市湾区，而轩佛、罗省、北架非、士板士步，则为较多番禺侨民聚居之市镇。美东方面，以纽约为最多番禺华侨聚居之区，约有300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居美华人历史之重要分水岭。其时排华苛例已被撤销，而处于战时状态下，人力缺乏，华人就业范围扩大，当时番禺华侨所从事的商业，除了办庄、肉店、制衣厂等外，餐馆亦已经营多间。职业方面变化之最大者，则为自由职业与技术人才之增加。第二、三代华侨弟子成长，有较好的求学与就业机会。与此同时，其发展范围，亦不复限于华埠一隅。例如：
苏少楠（Y?T?Sue，？—1947年），原名耀材，字少楠，字以行。番禺人，美国土生，加省轩费埠殷商柏棠（又名松记）之哲嗣。柏棠早岁来美，在轩佛埠经商多年，素为当地人士所敬仰。今之中国巷昔名松记街，即以其名而纪念之。此与在美国各城市中，可称罕有，华侨足引为殊荣。少楠幼承庭训，饱受中文教育。少年时所为诗词，已饶有可观。国学基础巩固，专心吟咏，常有作品在侨报发表，人皆目为通儒。后对中国医术发生兴趣，遂于1911年回国，苦学两年，至1913年学成回美。此后即以治病救人而终其身。少楠平生注重侨童教育，热心侨团公益。1922年，轩佛中华学校建成后，历任该校校长多年，培育人才甚众，轩佛之三邑公所，更为领导人物，由1933至1942年蝉联总理（即主席）十载。少楠晚年，得病于1947年回国治疗，未几不治逝世。长子鋆，曾在中国空军服务，抗战时在贵阳空战受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政府曾一度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两国交往因而陷于停顿，直至1972年恢复邦交后方才解冻。据统计，自1972年至1987年，经批准移民美国的番禺人为580多人，使旅美的番禺华侨、华人增至2300多人。
《番禺县志》
十九世纪初番禺人出外谋生简录
□潘文
这期间，在番禺人为生活所迫出国谋生的同时，亦有一些番禺人因到各国进行贸易、考察、供职而侨居的，有的还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如旅居新加坡的胡亚基，既是名噪一时的华侨富商，又是国际外交史上第一个同时身兼三国领事的外交家；黄益堂是马来西亚森美兰州之华侨领袖；何乐如在海峡殖民地政府之华民政务司任副署长，他们不但在当地华人社会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而且也受到当地政府的器重。此外，尚有陈汝桢，字作屏，番禺水坑乡人。光绪年间，与王旂三、刘庆荪、彭砺廷等倡建沙茭敦仁善堂，首先捐银五百元。曾游历美、日、秘各国，考察商务，著有《秘游随录》一卷。黄廷章（1818—1897年），号云航，番禺大塱村人，同治元年（1862年）以郡庠生举于乡。光绪十三年（1887年）就美国旧金山邑侨之请，任旅美三邑总会馆主席。陈馨甫，番禺水坑村人，曾在中国驻美国旧金山领事馆任职，负责华侨福利工作，光绪三年（1877年）兼任旅美三邑总会馆通事及番禺昌后堂总理、值事等职。与陈馨甫一起赴美的还有其兄陈国桢（人称他为“金山福”）和员岗乡的崔其濂等，也都曾在旧金山领事馆任职。
海外番侨兴建设
□谢权治
今日番禺侨民散布世界，足迹遍五洲，总计人数约近40万。番禺是著名侨乡，侨史源远流长，邑人远赴海外贸易或定居大约始于隋朝时（594年）。唐代永昌元年（689年）邑人孟怀业前往三佛齐（苏门答腊）翻译佛法，完成任务后便在当地定居，他是移居海外的首位县人侨民。
明清两代，县人被朝廷迫害，为生存而逃至海外定居者为数不少。鸦片战争后，有更多县人被人贩予“卖猪仔”到美、加去当开发劳苦华工。19世纪时的清末民初，是县人出洋最盛期，他们为谋生计，离乡背井，漂洋过海到了侨居地，大多数人先是做垦荒、开矿、筑路等劳工，他们身居异国，能刻苦耐劳，守望相助，然后勤俭兴家，艰辛创业，挥洒血汗换得一点富裕之余不忘回报社会，为侨居地作出贡献；老一辈对祖国和故乡都怀有深厚感情，致富后更是不忘桑梓，关心家乡建设，慷慨捐资鼎力支持公益事业。
笔者喜好遑翻书刊，钩沉邑侨史海，搜捞先侨世纪，获益匪浅，现采撷吉光片羽作介绍。
先说胡亚基，又叫胡璇泽（1816—1880年），是清朝时的番禺黄埔乡（今广州市海珠区）人。清道光十年（1830年）左右随其父往新加坡，在其家族经营的“黄埔公司”杂货店边做业务，边勤学外语。1850年他继承父业后，增设面包厂一间。凭交际才能与谙外语专长，他与殖民地政府及海军部官员关系密切，使该公司成了当地官方的主要食品供应商、新加坡著名大公司。
胡氏致富后，在市郊兴建了一座70亩面积的“南生花园”（又称胡家花园），园内假山、亭、榭、荷池、花圃、果树和珍禽异兽等一应俱全，吸引了大批国内外游客，成为新加坡历史上扬名30年的首个花园风景区。胡氏还参与发起殖民地政府拟议兴建码头和货栈的工程。
由于胡璇泽的业绩骄人，他被殖民地政府封为局绅，总督授予三等勋章。曾任立法议会非官方议员。他在1871年任俄国驻新加坡领事；至1877年兼任清政府驻新加坡首任领事，开海外华侨任中国领事之先河；1879年他再兼任日本驻新加坡领事，一人而兼三国领事，在外交传为佳话。
再说陈秀连（1845—1927年），番禺长湴村（今属广州市）人。他16岁到马来西亚太平埠当采锡工，积蓄资金之后在当地自行开采锡矿。光绪六年（1880年）到吉隆坡创办隆兴锡矿公司，并开办首家华侨铁工厂，生产矿用机械零件等，由于生意兴隆带动了吉隆坡机械行业的发展，陈秀连逐渐被尊称为“吉隆坡华人铁厂之父”。
1897-1906年，陈秀连先后与当地富商和矿业家陈春等人兴建陈氏书院，富商献捐吉隆坡茨厂街的7间铺作用地，兴建期间因富商去世，陈秀连生意失利，使资金变得困难，幸矿业家参与，致工程中断后筹得资金续建。
陈氏书院是一座具有岭南特色、仿照广州陈氏书院（即陈家祠）建筑的庭院。陈秀连派专人到广州按陈家祠用图纸描绘，并购买相同的建筑材料，请广州师傅到吉隆坡指导建造。它的建成，对团结侨胞、推动社会福利和华人教育事业、宣扬中华文化均有良好影响。
陈秀连曾被英殖民地政府委任为第一届雪兰莪华人议长（他曾任雪兰莪中华总商会第一任经理）；当地政府将茨厂街命名为“秀连街”以纪念他的功绩。
陈秀连还关心乡梓，经常汇款接济贫苦村民，并捐资家乡兴建“九龙桥”。
又再说说伟生、荣光、藻缤等70余位侨胞，他们大部份是番邑蔡边旅外乡亲，移居于美国、加拿大、秘鲁等地。为使华侨和旅外乡亲回乡休养或集会有个好处所，民国九年（1919年），他们捐资给蔡边村在蔡氏大宗祠（即光裕堂）附近（相距仅四五十米）兴建一座两进平房，并将它命名为“侨隐”，此华侨建筑物建筑面积约600余平方米，其平面成曲尺形，门檐上有花岗岩石匾刻“侨隐”二字，屋后是花园。纵观位置和规模，昔日“侨隐”是个让侨胞抒心系乡梓之情或表建设故园之志的地方。后来历经战乱，如此清雅宁静的花园及处所无人打理，解放前荒废了屋后花园，尚存房屋。
时至国家改革开放后的1997年，蔡边村经济建设得到了飞跃发展，乡村面貌焕然一新，不少海外侨胞和港澳乡亲相继回到乡间观光探访、资助家乡建设。为褒扬旅外乡亲热爱桑梓的优良传统，发扬承先启后的精神，蔡边一村拨出资金于是年丁丑秋将颓旧了的“侨隐”重建，并在原址的基础上再扩大面积200平方米。重建后的“侨隐”是一座园林式处所，坐落于绿丛之中，环境优美，颇具豪宅气派，外墙粘贴光洁瓷条砖，地面铺设耐磨瓷砖，大门砌深红花岗岩石，檐上依旧刻上“侨隐”二字，髹上绿色，秀丽得体，显示了对先侨、侨胞和乡贤的景仰。门口右墙上镌有“蔡边一村颐老院”７个金字，庄重华贵。花园里有六角亭一座，周遭栽种有芒果、白兰等大小果树，绿叶繁盛，浓荫蔽日。园内清风阵阵，景色宜人。
“侨隐”今日，楼上是华侨聚会场所，楼下是老人活动中心。常有华侨，港澳台同胞到来畅叙；每天都有不少老人在此活动喜憩乐也融融。
此华宅福及乡亲父老，更令人怀念侨胞的深厚乡情。
参考文献：《广东省志?人物志》
《番禺县镇村志》
早期番禺人旅加的点点滴滴
□王光华
华侨大量移居加拿大的历史开始于1858年弗雷塞河谷出现采金狂潮之时，因此加拿大的华人和加华历史学家，把第一批采金华侨由美国乘船抵达维多利亚（域多利）的日期——1858年6月28日，视为华侨最早抵达加拿大的纪念日。到如今，华侨旅加已有137年的历史。
百年风雨沧桑，时移势易，在加拿大华人早期成长和发展的历程中，也有着番禺人的身影。他们人数达到相当规模，他们在维多利亚、温哥华等地发展了自己的商业，他们还建立了自己的社团组织。从下面记述的点点滴滴可以看到，他们为加拿大的早期创建和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884年旅加番禺乡亲的人数
据埃德加?威斯伯格（EdgarW忆kberg）所著《从中国到加拿大》，1884年部份加拿大华侨原籍统计表，表列该年旅加华侨中，南、番、顺三县人有927人，占旅加华侨总数5056人的8.3%。而三县人士中番禺人有798人，占旅加华侨总数的15.8%。从绝对数量看，番禺人在各县籍华侨人数中名列第三，仅次于台山、开平。该表人数虽然没有包括当时在加拿大的全部华侨，但仍具有相当代表性。此表说明当时加华社会中，番禺人有相当数量。
黄天侣与“泰巽”商号
黄天侣（一说为黄瑞朝）是加华社会中比较著名的番禺侨商，19世纪60年代，他从旧金山迁移过来，接替董基经营“泰巽”商号。由于他经营有方，“泰巽”商号与当时加拿大有名的哈德逊海湾公司（HudsonBayCompany）并驾齐驱，每年收益在2000至6000镑之间，在维多利亚颇有名望。泰巽商号发行的银票，在维多利亚金矿区各处通用。“泰巽”商号主要供应华人矿工以生活必需品，并收购华人个体矿工所采金砂。以后番禺人流寓维多利亚渐多，邑务渐繁，黄天侣乃通函旧金山昌后堂，索取章程，建立番禺籍人士社团组织“昌后堂”。
维多利亚的“昌后堂”
1886年，在维多利亚的番禺人沿用美国旧金山昌后堂的名义，以黄天侣的“泰巽”商号作为议事地点，成立“昌后堂”分堂，作为番禺人“街坊”的总部。《从中国到加拿大》一书指出:“泰巽行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的许多分行，在全省范围内，为这个团体（指昌后堂）提供了一个联系网”。昌后堂的主要任务是捡拾死亡邑人的骸骨运回家乡，筹款救济家乡的灾民。自番禺昌后堂成立以来，它一直是维多利亚十大华侨善堂中比较著名的，它是旅加番禺人最早成立的社团组织。到19世纪90年代，由于泰巽商号的破产，维多利亚昌后堂的发展受到一定影响。
温哥华的番禺人华商群体
温哥华是番禺人旅加活动的另一个重要地区。19世纪90年代，在温哥华，由番禺人开设的商店中，较有名的有同兴号和三记号。由番禺人陈道之创办的三记行商号，到20世纪初已成为温哥华市三大华商之一，这说明番禺人善于营商。1894年以后，维多利亚番禺人的商店迁移温哥华市的日渐增多，当时较出名的有:穗丰、福聚源、利安和、信昌、公益、泰丰隆、万昌隆、均益和、广同益、新泰昌、永华、华生、回春堂、日生、万益等商店。这些商号多为夫妻店、父子店和兄弟店，经营种类有杂货店、米店、鱼肉店、中药铺和理发店，其中以杂货店最多。杂货店经营的商品主要是从中国运去的土特产，有的兼营当地的米、鱼、肉、蔬菜和果品等。商店除供应生活用品外，往往起着职业介绍所和通讯处的作用，亲友和乡亲失业时，又为他们提供短期食宿。由此可见，番禺人的商业活动构成了温哥华早期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
温哥华的“昌后堂”
19世纪末，番禺人随商号从维多利亚迁移温哥华的日渐增多，他们也依照维多利亚昌后堂设立的办法设立了温哥华昌后分堂。这个番禺人的善堂，当初无固定堂址，无完备的组织系统，遇事需番禺邑人商议时，多集中在陈道之的“三记行”商号里，堂内进支帐目，多由邑属商店轮流管理，其他祭扫先友坟墓及执运先友遗骨事宜，也由邑人各商号轮流办理。1940年，温哥华昌后分堂发展成为全加番禺邑侨组织――禺山总公所。
早期旅加番禺人的职业
早期旅加番禺人绝大多数是从事淘金、修筑铁路以及其他服务行业中的劳工，部份人经商，还有一些人在市镇附近种植蔬菜和花卉。到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20年代，番禺人的职业逐渐扩展到新的行业，雇佣工人逐渐减少。他们一般成了开设洗衣店、餐馆、杂货店的小业主和小商小贩。在劳工中，专业性的技术工，如木工、泥水工、缝工、厨师和理发、制鞋、印刷等业工人逐渐增多。再往后发展，番禺人的职业更日趋多样化。
近代禺南秘鲁华侨之乡——坑头村
□朱光文陈铭新
一、珠三角广府人移居秘鲁的历史阶段
（一）清末（1849—1874年）中国移民秘鲁的第一次高峰
1851年卡斯蒂略将军在万卡约宣布废除奴隶制，同时提出招募华工，代替黑奴。当时中国正值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的动乱年代，民不聊生。秘鲁垦荒、筑路、开矿、建港需要大量劳动力。1851年后的25年间，约有10万名“契约华工”来到秘鲁开矿、垦荒、筑路……。秘鲁闻名于世的中央铁路及许多重要的公路、矿山、港口，都凝聚着华工的生命和血汗。这期间，1849年到1853年，仅从黄埔运到秘鲁的华工就有6123名。
（二）1878—1945年中国移民秘鲁的徘徊时期
进入20世纪后，秘鲁政府采取限制政策，来秘中国人数逐渐减少。据北洋军阀政府驻秘鲁使馆统计，1925年华侨总数为4.5万人左右，1927年减少至1万余人。
（三）1945年后，中国移民秘鲁的第二次高潮及其历史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移居和返回秘鲁的华侨及其子女、亲属有所增多。此系第二次移民高潮。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秘鲁政府对华人入秘条件更放宽，以后到秘华侨增加。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来秘探亲投友、投资经商、定居的人数又有明显上升。1988年，在秘华侨华人有5.4万（其中华侨1.1万）。1990年，在秘华侨华人有6万多，祖籍多为中山，次为番禺、鹤山、台山、恩平、新会。据秘鲁移民局提供的材料，进入90年代以来，该局发给我移民和非移民居留签证近2万份，有近600人被批准加入秘籍。
据历年来的统计数字计算，目前，旅秘华侨华人的总人数已发展到约130万人，其中土生华裔或混血华人后裔约120万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约有三四千人移民秘鲁。他们依靠自己的勤奋努力和聪明才智，艰苦创业，逐渐与当地人民融合在一起，繁衍生息。如今的华裔已是第七代。
早期旅秘华侨主要集中在秘鲁西部沿海各城镇，以首都利马为最多，附近的卡亚俄港，北部的奇克拉约、皮乌拉、特鲁希略等城市也是华侨的聚居区，仅首都利马一市就聚居着秘鲁60—70%的华侨华人。大多从事体力劳动，社会地位低下，生活十分艰苦。他们为秘建成闻名世界的中央铁路作出了贡献。铁路通车后，又为秘摆脱农业落后状况付出了艰辛，秘鲁北部90％以上的农场最初都是由华侨开辟经营的，大量的华侨商业团体对活跃当地市场、满足人民生活需要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秘鲁的许多重要铁路、公路、矿山、港口建设都凝聚着旅秘华侨的血汗。
经过100多年的繁衍和艰苦努力，华侨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有了明显改观。同时，旅秘华侨与秘鲁人民同甘共苦，和睦相处，为秘鲁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老一辈秘鲁华商，大多经营餐馆及中小工商企业。年轻一代的华裔则从事医生、教授、工程师、艺术家和军、政官员等职业。有的进入政界，担任过或者正在担任部长会议主席、部长、副部长、国会主席、议员、总审计长等要职。如今，华侨、华人和华裔已成为秘鲁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坑头人迁徙秘鲁的概况与华侨回忆录
（一）坑头人迁徙秘鲁的概况
由于番禺坑田区的坑头等乡村地处番禺大谷围中部的坑田和丘陵地带，不像沿江的村落可以开拓和开垦沙田。所以，坑田区的农民有不少因为家贫而把家当卖完筹足路费选择出国谋生。光绪元年（1875年），秘鲁与中国建交后，就有番禺人迁往该国谋生。到后来美国、加拿大排华期间，迁往秘鲁谋生的番禺华侨就越来越多了。据陈仲信回忆：
从上可见，“三坑”不但同属坑田区，而且他们均为陈姓为主的村落，也奉陈元德将军为始祖。所以，当年这些村落民众迁往秘鲁的方式很可能是以姓氏为纽带一个带一个的。坑头现有500—600户人家，有一半左右的人家有亲人在秘鲁。1949年前，坑头有2400人在国外，现在大概还有约1000—2000人在秘鲁生活。坑头人也通常都是以同姓关系一个带一个前往秘鲁，本村陈族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反观同一村的梁族，则基本没有华侨，这是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到了秘鲁以后，坑头等华侨开始大都从事农业为主，二战期间农产品比较值钱，很多人在那里开田寮（农庄）耕种、养猪、养牛，把家乡的农业生产方式带到了当地。如坑头人陈大杰在秘鲁购买了400亩的土地建庄园，管理人员由自己的兄弟担当，聘请当地的土人（俗称“山鬼”）当工人。庄园内还开设商店，主要面向工人和当地人的消费需要。目前，在秘鲁有番禺籍的华侨、华人1600多人，所从事的职业从杂货小商人到大商家都有，还有种植棉花的大农场主，其余劳工或被雇于各制糖业耕作场、制造工场，或从事饭店、洗衣、厨夫、裁缝、园艺等工作，有少数行商溯亚马逊河而上，入巴西森林地方收集土人的土产品转售予同乡侨胞的输出业者。
在前往秘鲁的番禺华侨中，最为著名的，一是清末旅居秘鲁的曾汪源父子，在海南岛开发荒地种植橡胶树，开创了我国的橡胶业；一是祖籍石碁镇旧水坑村的陈汉威曾任秘鲁共和国拉利伯塔德省省长，1998年11月12日曾携夫人弗雷德斯宾达?卢汉德陈访问了旧水坑村。而坑头的秘鲁华侨中比较著名和富有的当数陈学勤和陈学佳兄弟，他们在清末（1870—1880年之间）离开故乡前往秘鲁谋生，据说两兄弟拥有一家由香港到利马的游轮，在秘鲁有上千亩的庄园。
据归国的华侨陈思、陈炯刚等回忆，当地的土人一个月工资基本就是花在了吃饭和喝酒方面，前往秘鲁的基本上是男性华侨，有些带不了妻子前往的，妻子就一直在家守生寡。按照归国华侨回忆，坑头很多华侨基本上都是“做咗地主先返来”。华侨经过千辛万苦赚到钱后，就预先把钱寄回来。坑头曾有一个专供华侨通讯联络的秘鲁华侨通讯社（后被改作打更馆），坑头华侨很多人先把钱寄到香港的合安荣银铺，然后才转回乡。让自己的家人找人设计和建房子。
（二）陈炯刚秘鲁华侨家族的生活经历
20世纪40年代秘鲁华侨护照
20世纪40年代坑头旅居秘鲁华侨全家福
三、坑头秘鲁侨居建筑
（一）坑头秘鲁侨居的分布与总体特点
民国时期，华侨大量汇款归国建房，促进了坑头当地建筑业的发展。大概在20世纪40年代，坑头曾有三家施工队参与坑头的侨房建设，有德记、高佬会、冯会等主要几家，他们大都在坑头墟开有铺头。坑头的侨房主要集中在村中的二房巷、惇庞里、石狮里、西园里等街巷。其中，中约街的石狮里保存较好的侨居有：3号、16号、24号；西约街西园里保存较好的侨居有：13号、29号、30号、32号、34号、36号、46号等7座清末及民国时期的侨居；南约街二房巷至今仍保存的侨居有：8号、11号、12号、13号、15号、25号；而南约街十巷至今仍保存的侨居有：17号、23号、25号、26号、28号。南约街十巷的民居群与位于南约街八巷43号的“问蝉”民居连成一片。
坑头的侨房在平面布局上就地盘来定，多设计为传统三间两廊（如西约街二房巷25号民居）或者在此基础上加以变化。如在传统三间上面加建二层，原来的两廊顶部就成为二层的小天台。除了三间两廊传统布局外，还有一偏一正，或一偏一正加倒座（如惇庞里1号民居），甚至三间两廊加倒座等。还有建成半洋房结构的。面积一般为70—80平方米。建筑材料通常为花岗岩石脚、青砖，凹斗门，通堂大阁，坤甸木。比较有特色的地方是大量使用水泥作为建筑柱础，在窗框尤其是上檐部位出现比较精美的灰塑，灰塑的题材除了花草、瑞兽等传统题材外，还有不少绘塑反映了华侨所见所闻的域外风景，体现了明显的侨居特点。
坑头侨居窗框上檐灰塑
（二）坑头秘鲁侨居的代表性建筑
1、传统“三间两廊”布局的西约街二房巷25号侨居
位于坑头村西约街二房巷25号侨居，据居住在此的老人陈泽邦（今年73岁）介绍，该民居是他妻子陈诗（2012年71岁）的祖屋，由陈泳诗父亲所建。陈泽邦夫妇二人和村里很多人一样，当时是清末去秘鲁的华侨后代。陈泳诗父亲回国后，于1925年左右修建此屋，现该民居由陈泽邦夫妇二人居住。该民居形制为三间两廊二层，凹斗门，花岗岩石基，青砖墙，坐北向南，总面阔11.68米，总进深10.7米，占地面积124.98平方米。大门开在南面，进门为右廊，为厨房，天井处设红色“天官赐福”四字红色灰塑照壁，天井左侧墙脚有六角形白花岗岩井一口，房屋内明间左右两厢为居室。左侧明间内有楼梯上二楼，为一小露台。该民居规模较大，具有典型的清末民初的建筑风格。
2、一厅一天井二层结构的“问蟾”侨居
位于坑头村南约街八巷43号侨居，是该村现存最古老的华侨住宅。始建于1890年，坐西向东，平面为一厅一天井二层结构，双砖水磨青砖外墙，后墙高二丈（老尺），回字形花岗岩石框门，双趟栊红木大门。入口在南面，屋内一层，东面为天井，北面为正厅，厅入口为分隔天井和室内的木雕大屏风，厅内正中原有一张酸枝高脚神桌，桌上摆放清一色银香案，厅南北两旁摆放各四张酸枝靠椅。由楼梯上二层，正厅为书房，墙上原悬挂孔子立像，孔子像两旁为立柜，放满书籍，中间一张酸枝八仙桌，南北墙上也是四张酸枝靠椅，墙上张挂多幅字画。书房对出为小天台，天台和书房之间也有木雕大屏风隔开。“问蟾”华侨住宅曾是坑头最高的民居建筑，现存始建年代较早，建筑质量较高，建筑装饰精美，是坑头早期侨居的代表。
3、传统“三间两廊”加一厅二层布局的惇庞里1号侨居
位于坑头村惇庞里1号侨居。据居住在此的老人介绍，该民居为清末移居秘鲁的华侨所建。其子女于1949年后回国。1927年，华侨回国后在其原清代三间两廊祖屋又加建一幢二层洋楼。现这两幢建筑连为一体，形成特殊的三间两廊一厅二层布局。民居整体上坐北向南，砖木结构，总面阔9.6米，总进深10.92米，占地面积104.83平方米。主体建筑为青砖墙，花岗岩墙基。惇庞里的南入口为洋房，外观有中西结合的特点，窗向内开，从屋顶到楼底有两组颇具特色的长方形窗框。穿过洋房就进入三间两廊的祖居，右廊为厨房，天井处设照壁，房屋内左右厢房为居室。明间右侧设木梯上二层。二层的结构与一层相仿，有一露台，露台两侧为小房。该民居规模较大，风格独特，既具有清末的建筑风格，也具有民国后期的装饰特点，基本格局保存较好。
"问檐”侨居
4、传统三间两廊加偏间布局的中约街石狮里24号侨居
中约街石狮巷24号侨居保存比较完好，且具有代表性。该民居为传统三间两廊加偏间布局、砖木二层结构，从东面入口进去为东廊，即杂物房，保存砖雕门官神位。天井砌筑花岗岩水井，大门正对的墙上雕刻精美的“天官赐福”砖雕和灰塑吉祥图案。大厅正门为木雕精美的趟栊门和木板门。大厅上原来供奉“常安九尊”的木雕神龛仍保持原貌，部份家具仍在，大厅两侧厢房主人寝室的木床还保存较好，可惜由于主人久未打扫显得比较破落，铺满灰尘。从东侧木楼梯上去是二层阁楼，两侧墙上开有花岗岩框铁枝小窗。二层南面出口安装防盗的活动企戙，外面是阳台，东、西、南三面修筑拦河。从天井向西是西廊，即厨房。厨房再往西是二层偏间，偏间大门开在南面。该民居为坑头侨居中传统“三间两廊”加偏间布局的代表性侨居。
（注：本文涉及侨居部分数据，由区文物办提供，在此表示感谢。)
番禺华侨历史及侨居海外的第一人
□梁谋
番禺县地处珠江三角洲，面临珠江口，东隔狮子洋水道与东莞县对峙，为祖国之南大门。《水经注》说：“海在郡城南，沙湾、茭塘两司地多边海，茭塘与东莞之虎门近，即接大洋”。《广州府志》说：“番禺县邑当五岭，脉凝三江……而狮子屹立中流，大小虎门，蹲踞海口，为洋船聚泊之所，尤为番邑之险隘”。又说：“沙湾（司）有龙湾、古坝、紫泥、市桥、乌洲、神头、韦涌、石基诸处，俱沿海岸，枕大洋，出入倏忽”。由于地处这样的环境，使番禺有可能成为我国早期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
在唐代，与商人进行航海贸易的同时，有不少僧侣，为求礼瞻佛迹，探研佛法奥蕴，请求经典回国而间关前往印度。彼辈除由陆路取途西域逾葱岭以入印度外，其循海道绕南洋群岛至印度者，达数十人。番禺人孟怀业亦其中之一人也。先是唐僧义净西去求法，于唐咸亨二年（671年）十月从番禺启程，经苏门答腊之佛逝（即三佛齐，现今旧港）、末罗瑜、羯茶，于咸亨四年（673年）二月八日到达耽摩立底（今加尔吉打）。居一载，与商侣往中天，抵那烂陀寺。留印度十载，遍历各处，始由耽摩立底循原路返佛逝，又居留五载，于唐永昌元年（689年）七月二十八日，回番禺制旨寺，请求墨纸，抄写梵经，并约同志僧侣，襄助翻译。“解骨崙语，颇学梵书”，是故义净于同年十月一日，邀同孟怀业、贞固（孟怀业之师）等多人，携手纸笔墨等，附舶经占波复至佛逝，共襄译事。阅三载，成《新译杂经论》十卷、《南海寄归内法传》四卷、《西域求法高僧传》二卷，并于唐天授三年（692年）先托大津带回。至唐长寿三年（694年），义净由佛逝反国，而孟怀业则留不归，成为有文字记载的番禺侨居海外的第一人。
参考资料:《广州市华侨志》
永远的怀念——霍英东
□梁伟苏
霍英东先生离开我们已有七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他的为人，尤其是他那种爱国爱乡、为番禺建设呕心沥血的精神，却深深铭刻在我的脑海中。霍英东先生是一位政治上有头脑，经济上有实力，社会上有地位，有远见卓识的人。尽管如此，他对我们这些农村干部却很亲切、很谦和、很耐心。认识他我觉得很幸运，他开启了我的思路，增强了我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带领番禺人民走向富裕的信心。由于工作关系，1978年我就开始认识霍英东先生，目睹了他关心家乡、支持家乡建设的全过程。虽然事隔多年，但现在回想起来，还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架起通往富裕的桥梁
果然，路通财通，此后外商纷纷前来投资，番禺经济飞速发展。据不完全统计，1987年番禺的外资企业不足100家，1993年猛增到2000多家，连续多年番禺经济每年以30%的速度增长。
把首届世界女足赛引进番禺
霍英东先生确实是爱国爱乡的典范。他经常说：“我是中国人，我要为国家、为家乡做点事。”他除了积极支持家乡经济建设外，又资助家乡发展文教体卫事业。
对人才的培养，霍先生也十分重视。他说，要开发管理好一个地区，必须要大批人才。因此，他非常重视教育的投资。早在改革开放之初，他回到祖籍番禺练溪村拜祖，就捐资兴建了练溪小学。后来，他又捐资兴建番禺中学。他发现番禺没有高等教育学校，又积极倡议建番禺理工学院（后改为番禺职业技术学院）。为建番禺理工学院，他不但捐资，而且亲力亲为，先后四五次到沙湾青萝嶂一带踏勘、选址。在开发南沙期间，他发现南沙当地缺少高素质的人才，又主动和中山大学经济学院联系，要求在该学院开一个班，专门培养在当年高考中落榜的南沙学生，所有经费由他负责。经过三年的学习，这批学生毕业后回到南沙，在各企业发挥着骨干的作用。霍先生对番禺的医疗事业也十分关心和支持，捐资给番禺人民医院建起了一座六层高的住院大楼——念慈楼。
霍英东先生对家乡的建设不但着眼现在，还放眼将来；他不但自己爱国爱乡，还教育子女也要爱国爱乡，关心支持家乡建设。他回祖籍练溪拜祖，带上儿女震霆、丽娜等前去；他在番禺、南沙的建设项目，也经常叫儿女回来看看。20世纪90年代初，连续三年的中秋节他都在番禺宾馆过，和番禺的干部、番禺宾馆的员工一起赏月，一起吃月饼、花生、芋头。霍英东先生的家乡情结，由此可见一斑。在霍先生的带动下，很多番禺的港澳乡亲和海外华侨，纷纷回乡办福利事业、投资设厂，为家乡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
南沙梦：把纽约copy过来
番禺的路网搞起来了，霍英东先生进一步考虑如何开发番禺，如何吸引大财团、大公司到番禺投资的问题。1989年的一天，霍英东先生和番禺县的领导在当时的南沙镇政府开会，研究“两沙”（大石镇沙滘岛、南沙）开发问题，提出了开发“两沙”的构想。不久，开发“两沙”的计划付诸实践。
在沙滘岛，建一座洛溪新城。新城规划分为若干个区，其中有大型的商贸中心区，含住宅、商业、金融、旅游、文化、中小学、幼儿园、卫生院等设施齐备；岛的北沿计划兴建一定数量无污染的轻工业厂房和仓库。当时的房地产刚起步，我们对很多东西还不理解。霍先生耐心解释，并从他随身带着的手提箱中拿出纸笔，给我划示意图。洛溪新城除了霍先生的有荣有限公司投资外，还联合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香港粤海企业集团与番禺四方面联合开发。目前的洛溪新城颇具规模，人气甚旺，成为广州市的后花园。
南沙开发，更是倾注了霍先生晚年的全部心血和汗水。他对我说，“人有很多梦，南沙是我的一个梦，我希望能梦想成真。”
当时的南沙，是番禺南端的一个小镇，到处是贫脊的山地，荒废的石塘和滩涂，被称为“番禺的西伯利亚”，无人想到它的开发价值。霍英东先生慧眼识珠，认为南沙是一块宝地。南沙地处珠江口，地理位置非常优越，是珠江三角洲与香港及海外联系的理想枢纽，是珠江河上的一颗明珠，只要开发得当，它会发出耀眼的光芒。他决定和番禺县政府合作开发南沙。开发南沙需要大笔资金，番禺财政有困难。当时霍先生对我说，“你不用担心，番禺不用花钱，我计划投入40亿元开发南沙，成立霍英东番禺发展基金。现在关键是把环境搞好，以后吸引国际上的大财团、大公司来投资，钱（赚）钱，将来有盈利，基金会占51%，番禺占49%。”有一次，他指着南沙和美国纽约的地图对我说：“你看，南沙的地理位置像不像美国纽约？东西两半球两个地方这么巧合，这是天公作美，把宝地赐给番禺。南沙就是要把美国的纽约copy过来，南沙要建成像纽约一样的世界级经贸中心、金融中心、物流中心……”为了增强我们开发南沙的信心，让我们开阔视野，他亲自带着我和南沙的一些干部到美国考察。在纽约迈克曼，他感慨地说，“南沙跟纽约的地理位置多相似啊。”
为了开发南沙，为了“圆梦”，霍英东先生不遗余力，呕心沥血。他请来香港、新加坡、加拿大、法国等世界上最好的专家，对南沙进行全面的总体规划论证；他随身携带的手提箱内装满了地图及图纸，随时取出研究，点点划划，把他的设想和要求告知身边的工作人员；每逢周三他必到南沙开例会，了解工程进展情况，研究发展事宜，和工地管理人员一起吃围餐（众人围在一起吃的普通饭菜）；他事必躬亲，对每项工程都亲临现场察看指挥。
霍英东先生开发南沙的计划一步步实施。
建南沙到虎门的轮渡码头。这是国内第一个双层桥式轮渡码头，这个码头在1990年底竣工投入使用。这个码头的建成，连通虎门与南沙，平均每天车流量一万多辆次，使珠江两岸交通甚为快捷。接着，建多功能的联合码头，开通南沙至香港的客运，添置多艘豪华快速轮，使香港来往南沙如同香港到九龙那么方便。建设货运码头，缓解香港公路货运的紧张状况。还利用深水港的优势，建造船厂……霍英东先生说，“我开发南沙的目的，是为了联结香港，建设番禺，支持珠江三角洲及广东经济发展。”为了提高南沙的知名度，他经常邀请国家领导人、国际友人、工商界巨子到南沙参观。李鹏、田纪云、朱镕基等国家领导人都到过南沙视察；参加世界华商大会的世界杰出华人，美国微软总裁盖茨也到过南沙考察，曾经考虑在南沙搞数码港。
霍英东先生的心血没有白费，他的梦想已逐步实现。现在的南沙已成为连结珠江三角洲和港澳地区的交通枢纽，现代化海滨新城的规模初现。霍英东先生要把美国纽约copy过来的梦想，相信不久的将来也会变为现实。
（梁伟苏：曾任番禺县县长、番禺县县委书记、番禺市市委书记。）
我所认识的霍英东先生
□何桃
20世纪80年代初，何贤、何添、霍英东等旅港澳番禺籍知名人士与番禺县政府共同商量修建大石大桥事宜，以实现沙滘岛与大石的通车，拉近番禺市桥与广州市中心城区的距离。在何贤、何添、霍英东等人士的关心和支持下，1984年10月14日，大石大桥通车；接着又举行洛溪大桥奠基，并于1988年8月建成通车，番禺市桥到广州市老城区的车船轮渡的历史才告结束，这彻底改变了人们对番禺是广东的“锅底地”的看法。修建番禺的沙湾大桥，霍英东先生所付出的心血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在选桥址时，为了少占农田、选好桥址，霍英东先生与专家、技术人员到实地勘探，反复审核设计方案。沙湾大桥举行奠基典礼时，正在北京参加全国政协六届四次会议的霍英东先生专程赶赴番禺参加典礼。
在捐资给我们建桥、铺路时，霍先生就向我们提议：借鉴香港等地的做法，收过路过桥费，以路养路，以桥养桥，进一步筹措兴建路、桥的资金。这一办法深受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在番禺推行后，番禺的交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大大改善了投资环境，从而促进番禺经济的迅速发展。
桥通以后，霍先生就开始思考番禺的长远发展大计。有一次霍先生对我说：“我真想发一个梦，并希望能看到梦想成真。”的确，他心中是有一个梦，就是家乡发展的梦。是他，最早提出开发“两沙”问题：一个是沙滘岛（番禺北部大石镇的一个岛，与广州市老城区隔珠江相望），一个是南沙（番禺东南部的一个镇，距香港30多海里，穗港澳三角中心）。
发展沙滘岛，搞活大石，聚集人气，拉近与广州老城区的距离。由霍先生的香港有荣有限公司联合香港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香港粤海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番禺市开源房地产实业公司，四方组成番禺洛溪新城地产有限公司，对大石沙滘岛进行总体规划，综合开发。目前初具规模，市政公共设施配套完善，城内道路交通井然有序，已成为广州市的后花园。
发展南沙，借助港澳优势，拉近与香港、澳门的距离。经过10多年的开发建设，一个曾经以农业和渔业为主的南沙，如今成为广州市经济最具活力的一个新区。
醉情南沙，圆梦珠三角。霍英东先生经常说：“南沙是我的一个梦。”
霍英东先生1978年初次踏足位处珠江口的南沙时，已看中南沙独特的地理优势，认为该处是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要地。
当时的南沙，交通不便，人口稀少，许多人都想象不出开发南沙的前景，但霍先生以经济学家、战略家的长远眼光，认定这是一块宝地，他认为，番禺南沙北距广州50公里，南距香港和澳门都是30海里，地处珠江主航道边，沿岸水深7至15米，具有天然深水良港的建设条件。更重要的是，南沙位于省港澳经济大三角的中心，有条件建设成为贯通珠江三角洲、联结粤港澳经济区的枢纽，加速这个大三角的经济繁荣。
开发南沙，从何入手？霍先生首先决定建码头。他认为，市场经济是流通与交换的经济。在世界性的商品流通中，海港运输占主导地位。港为城建，城以港兴。南沙是天然的深水港，其有利地位犹如香港岛的中区和九龙半岛的尖东地区，可以作为一个现代化的交运港口的理想之地，正似天造地设一样，妙不可言。由于当时南沙路还没有通，霍先生思忖，初期如果建一个大码头可能造成浪费，于是决定先建个小一点的，逐步扩大。
接着又投资兴建南沙到东莞虎门的汽车轮渡及码头。珠江入海口主航道的西边是番禺，东边是东莞，珠海、深圳分别位于珠江入海口的两岸，而陆上连通却要绕道广州，如果能够连通南沙与虎门，就会将珠海、深圳之间的路程缩短近百公里，珠江两岸的交往也将更为快捷。霍先生提出建议时，我们也担忧有多少车辆来此过渡的问题。其实，车流量的担心是多余的：开通的前三天，免费过渡并送盒饭、矿泉水，慢慢就有很多车接受了这条便捷的通道。再后来，虎门大桥建成通车，但货运轮渡仍然在发挥着很大的作用。
货运通了，还要有人气，霍先生考虑到要尽快拉近与香港距离，决定修建客运码头。这也是霍先生实现梦想的重要一步。香港到番禺南沙有30多海里，行程在一个小时左右为好。为此，霍老亲自前往澳洲考察，决定引进快速客船。先后订货南沙1号，18号，28号，38号，后来又引进技术自己生产客轮68号等。客船开通后，第一年有客人30多万，第二年、第三年就达90万。后来，顺德、佛山、南海、江门等周边地区陆续开通来往香港的客轮，还有各地的直通车，竞争大了，客流分散了，南沙港口每年仍有60—80万的客源。南沙客运港口的开通，带动了整个番禺尤其是南沙地区的投资开发及旅游等，对番禺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几年接触，我们深深感觉到，霍老眼光独到，选建项目很准，不仅投资一个成功一个，更重要的是能够带动繁荣一片。
10多年过去了，南沙已初具现代化海滨新城规模。2005年4月，广州市对行政区划进行了调整，将原来属于番禺区的黄阁镇、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沙镇）、灵山镇东南角、横沥镇、珠江管理区、万顷沙镇、番禺区围垦公司等区域划出新设广州市南沙区，由此，南沙成为广州的一个新区。按照广州城市总体发展战略规划，广州发展重心将沿珠江口向南拓展，被称为“未来新广州”的南沙将被建设成为集临港工业、高新技术产业、物流产业为一体的现代化产业基地和环境优美、基础设施完善、配套齐全的现代化海滨新城。
如今，这块满载着霍英东先生晚年的期待与梦想的热土所发生的一切变化正在日益显现它的价值：南沙的开发已经超出了投资者预先设想的规模，原来对南沙望而却步的外商也纷纷加入投资行列。霍英东先生的梦想，正在一步步实现。
亲力亲为，情暖人心。番禺社会和经济的飞跃发展，离不开霍英东先生的大力支持。20多年来，番禺的路、桥、中学、理工学院、医院、体育馆（场），对家乡的每一个项目他都亲自关心，亲自参与定案；霍老做任何事情都亲力亲为，令我们非常感动。
为实现梦想，他走遍了珠江三角洲，亲自召开有关专家座谈会，征询意见，商讨可行性。从建桥筑路，到建校修体育馆，从港口码头，到工业项目，事事亲力亲为。其中，引进韩国的进道集装箱项目是最好的说明。在与我们交流中，他常说，要把番禺发展好，先要搞基础设施建设，要路通、桥通、航运通；而要想富，工业少不了。如何发展工业，他也在思考。很多客商来珠江三角洲投资，流通越来越重要，集装箱的需求将大增。组建进道集装箱公司就是霍老亲自所为，亲自考察、洽谈，收集第一手资料。1991年，为上韩国集装箱项目，我们一起去韩国考察，韩国一位副总理亲自接见我们，还与韩国的钢铁、集装箱等行业专家进行了多次探讨，确定项目具有可行性，才订立了合同。1993年，年产20000—40000个40吨标准箱的广州进道集装箱公司正式投产。后来为配套，又自己建设了箱角厂。从奠基、填土、厂房建设，到第一个集装箱出厂，每一步都有着霍先生的汗水。目前，位于番禺区莲花山浮莲岗的广州进道集装箱有限公司是国内最大的集装箱生产企业之一，年产值超过1亿美元。自从我们引进之后，国内上海、大连、深圳等相继与韩国进道株式会社合作，引进了该项目。
与霍先生交往的几十年，我们的思想观念也深受其影响。他平易近人，生活简朴，品质高尚，修养好，特别慈善，很关心周围人和下属。我有些高血糖，需要经常备用糖果饼干。霍老一见到我就会说：“少吃点糖啦，还用吃糖吗？注意身体。”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一个大实业家，能够记得起我个人的一点生活细节，真的很令人感动。我们从未见过他对任何人发脾气。他生活俭朴，一双皮鞋可穿十多年，衣服从不讲究名牌；饮食要求不高，不管在哪里，都是偏爱粟米、芋头和红薯；待人热情，家乡人如果到香港，他都盛情款待。
霍先生的思维和理念，对我们制定地方发展战略也很有影响。我们修建番禺大桥、南沙大道、迎宾路、清河路等都受到他的启发，我们当年所搞的基础设施建设为番禺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霍英东先生为推进家乡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如果没有他的大力支持，番禺的发展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可以说，番禺的交通建设和教育、体育、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的进步都凝聚着霍英东先生的心血，正是在霍英东先生等一批爱国爱乡的旅外乡亲的大力支持下，番禺的基础设施才越来越完善，番禺的经济发展才有了较高起点的腾飞。
在与霍先生接触的20多年中，我体会最深的是，他为推进祖国的改革开放身先士卒，出谋划策；为加快家乡的经济社会发展出钱出力，亲力亲为；为人敦厚，胸怀宽广，虚心好学，生活节俭。
丹心昭日月，滴水涌乡情。霍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番禺人民失去了衷心敬仰的乡亲。雨打芭蕉如泣语，月移花影若慈容。霍先生带着他对番禺、对南沙发展的梦想，带着对家乡的热爱和眷恋，离开了我们，他的音容笑貌，他的谆谆嘱咐，他的浓浓乡情，永远在我们心中。
（何桃：1975年，任番禺县委常委；1981年，任番禺县委副县长、副书记；1987年，任番禺县委副书记、县长；1992年，番禺撤县建市，任广东省番禺市市长；1998年退休。）
爱国怀乡一片心
——记何贤先生生平事略
□李小松
提起番禺何贤先生的名字，识与不识，无不表示亲切而又钦敬的。
何贤，不仅属于番禺的，而且属于全中国的。
一、珠江三角洲的沃土
浩瀚的珠江，流经狮子洋，轻轻撒开水系网络，于是几十条溪涌纷纷围绕成片片绿洲，出现一片片禾田，一条条村庄，一座座小山丘。这就是珠江三角洲禺南的沃土。这条岳溪，也从狮子洋入口，流过这里，哺育了人们子孙万代。村以溪名，住下了千口人家。
尽管蔡边村人姓蔡，凌边村人姓凌，而岳溪村人却并非姓岳，大多数姓何。1908年，村里何澄溪先生两位夫人，同年隔几个月，先后诞生双雄。居长的叫何相添，居幼的叫何相贤。兄弟俩从少生性懂事，相亲相爱，从不争执。两位年青的妈妈，总是满心欢喜，视同己出。
家里并非富有。五六岁的兄弟俩就得帮助家庭干点活儿。除草啦，喂鸡啦，有时还得到溪边远处，濒珠江滨的地方去捕捞些螺蚬之类。累了，兄弟俩偶尔坐在溪边，望着不远的黑压压的石砺岗、衰颓的莲花塔发呆。
到入学的年龄了。家里拉扯给他兄弟俩读了几年乡学。13岁了，何贤（相贤）面对日渐破产的农村，家境的困难，他便苦苦地请求父母准许他辍学，离家去干活，好让哥哥多读些书。母亲经不起这么生性的儿子的要求，迫于无奈：“好吧，你出外不同在家，要生性做人啊！”两位母亲，不觉珠泪挂满腮帮。
二、带着童龄稚气，走向生活
1921年，南国春先到。
这天，何贤起个大清早。母亲连忙给他卷起那张棉被，一张龙须席，几件洗水衣衫，哥哥也快手快脚地把那几本《儿童世界》、《小朋友》塞在弟弟的行囊。于是，何贤挑着行李，母亲和哥哥伴随着，默默无言地来到石楼乡渡的码头。母亲，柔肠寸断，哥哥感到身边突然要少了个伴侣，都在发愁。独有何贤，好像感到突然添了翅膀，将要奋翅高飞的喜悦。
广州沙基，即今天的六二三路，有间规模不大的穗兴祥，专做油粮生意的店铺，新近来了个小伙计，广州人称之为“后生”的何贤。店里人叫他何贤。阿贤生得敦厚朴实，一副硬身板，做事很勤快，大家都喜欢他。但何贤生性倔强，受软不受硬。如果你好声好气地：“何贤，麻烦你给我买包美丽香烟。”那么，他便咚咚地跑着去，一会儿买回来，连该回尾四个或六个铜板一一奉回。如果你吆喝他，他就装聋作哑，不卖你的账。
一有空，他就留心店里的老板、顾客之间是怎样做买卖的。一个算盘，你减一子，他增一珠，彼此不做声，原来是在讨价还价了。看的多了，何贤对市道情况，倒也关心起来。有时，还能看准市价的浮沉呢。
何贤渐渐发觉从家里带来的衣服，不是短了，就是窄了。原来他已在穗兴祥干了多年，个子大了，生意经也懂得不少了。
穗兴祥有个老主顾在陈村开了间“福源”店，也是经营油粮生意的。他经常要来广州买货，又要主持陈村的店务，忙不过来，而且，生意好像越来越好。“如果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人给我掌店就好了”，这位老主顾整日地想。
他终于看上了何贤，便硬着头皮去找穗兴祥的老板商量：“要知道，我请阿贤去当掌柜，不是做后生啊，人望高处噃！”穗兴祥的老板着实舍不得让贤，但又觉得不该委屈阿贤，答应了。
何贤做起掌柜经理来了，时年才19岁。
省、港、佛，陈（村）、龙（石龙）是当年广东的五大埠头，生意十分兴旺，为支离破碎的旧中国装点了门面。何贤在陈村，也经常往返五大埠头，讯息灵通，他又善于经营，福源兴旺了，他也丰富了经商的经验。他，已不是池中物了。他感到经年寄人篱下，不如独立门户，要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
一个广阔的天地在等待着他。
三、金融界出现了一颗新星
广州十三行、西荣巷一带，是个黄金外币炒买炒卖的自由市场。然而，在旧时代却是合法的。炒友炒家全凭一个“信”字，无须具备多大的资本。所谓炒，不过买空卖空，简直等于赌博。
何贤从陈村来到广州，也没多少资本。搞些什么？凭他一身忠厚的样相，一副锐利的眼光，一种诚实而有说服力的口才，他参加到这个行业来，是最适合不过的了。于是，他一个人，挂起个“鸿记”的无字招牌，开始在广州金融市场露露头角了。
早上，何贤在茶楼上或钱庄那里接受炒家的委托，做黄金小买卖。炒家某甲说：“三一二（港币）给我入黄（金）20两，三一五就放！”何贤一一登记好，就到西荣巷那个人山人海的市场来了。只要按炒家的吩咐，一经买入，马上就得写个条纸送给这位某甲，如放了（即卖出了），也同样以纸条为凭。傍晚收市，该赚了多少，或该亏多少，何贤就跟炒家一一交数，从不拖拉。尤其是何贤对市道的“睇好”与“睇淡”，常有独到之处，往往为炒家献计，大获其利。当然，何贤得的回佣也就日多了。
做现场黄金炒买炒卖的人，最易结交当时的军政要人，以至三山五岳绿林好汉，所以，何贤的朋友可说遍广州了。这些朋友，不少都讲求道义的，甚至可成为生死之交。
何贤最知己的朋友莫如何善衡和马子登二位了。他们都年青，有头脑，讲信用，很合得来。于是互相支持，亲如手足，成为广州金融界的风云人物。
于是，何善衡提议三人合作开间银号。银号，实则是私营的银行。广州上九路一间叫“汇隆银号”的，燃放了一长串喜炮之后，开张了。股东以何善衡为主，而何贤却被推为这银号的经理。
不用多说，汇隆是能够大展鸿图的。以此为开端，后来这三位都成了金融巨子，腰缠万贯，而何贤更是一颗闪烁光芒的新星。
四、在澳门，经历四大风险
可爱的广州，1938年10月沦陷了！
何贤、何善衡来到了香港。然而，香港也不是安乐窝，难以从事正常的经济贸易。他看中了澳门，并在澳门安排了后路，这就是何贤的过人之处。因而，1941年香港陷落，何贤早就在澳门站稳了脚跟。
那时，澳门是个自由区，是战时中国人避难的天堂。何贤任大丰银号司理。凭他的声誉，凭他的四海交游，大丰银号成为澳门的头号阿哥。贤哥，已成为澳门叱咤风云的人物了。
日军还没有占据澳门，可他们已有潜在的势力。这年，一个日本人在荷兰花园给人打死了。日本特务机关认为澳门政府保护不力，立刻派遣军队围住了澳门，断绝了与外地的交通。
澳门，一天之内，莱价增加20倍，大米，谁也弄不清涨了多少倍。五十万居民，其中绝大多数是我们的同胞，眼看就要断炊了！
澳门政府派出了最权威的罗保博士去交涉，无效！一片愁云笼罩住当时这个“孤岛”。
人们只好恳求何贤、高可宁、傅老榕等名流出马了。可巧傅老榕喉疾，于是何贤凭他一片爱民的苦心，使日军解围，50万居民，获得生息。这是澳门各界人民支持下取得的胜利。
1943—1944年间，日本人驻澳门的特殊人物黄某，他手下的车夫打伤了一个葡警，于是大队荷枪实弹的葡警硬把黄某居住的东亚酒店包围了。黄某当然不是善男信女，他立即急电日军求救。这一来，一车车气势汹汹的日军又把东亚酒店反包围了。双方，枪口对着枪口，双方眼里都在冒烟了。一场火拼，迫在眉睫。只苦了50万手无寸铁的居民。
人们又只好请求见义勇为的何贤出面调停，澳门居民才又免了一场战祸。
新中国诞生了。1950年10月1日，那时还没有与葡国建立外交关系，全澳门五星红旗飘扬。何贤在3000人的国庆大会上发表演说，致电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致敬，表示衷心地拥护新中国。
澳门与中山县的前山大陆相接。1952年一天，一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守岗，看见对方澳门的守兵是位黑人，报以亲切的微笑，哪知却引起了对方的误会，竟然“砰砰砰”向我方打了梭子弹，还去拉机关枪，来势迅猛。我方便向他们投了个警告性的手榴弹，而对方竟向我方连发了十多响大炮，一时炮声隆隆。但我方始终没有还过一枪，而边防的紧张局势，已震撼澳门的人心了。
冒着对方随时打炮的风险，何贤20多次往返澳门、前山、广州之间。好在周总理在广州，以持重的态度，使双方化干戈为玉帛。何贤往往追忆当时的情景，对周总理肃然起敬，说：“中外古今，任何国家主要负责人，以国家为重，全不为意气；不论大小事，绝无私心，仅此一人！”
还有在“文革”初期，凼仔一间学校因粉饰校墙未事先请准，代督先生竟然下令逮捕了多位师生，于是群情汹涌，搞得满城风雨。也是何贤出面，平息了一场不该发生的风波。
从1941年起，何贤足足为澳门服务了36年。他担任澳门中华总商会理事长、会长，镜湖慈善会主席，教育会会长，多间中小学董事长，东亚大学校董会主席……举凡爱国活动、社会福利、文化活动，以致工商劳资纠纷，何贤无不出钱出力，任劳任怨，从不计较个人得失。高风义举，赢得了澳门人士衷诚的爱戴，享有盛誉。
1948年6月17日捐建镜湖平民小学校舍一座，南湾八角亭图书室一座；
1949年6月15日捐10万元建银业公会；
1950年6月26日为镜湖慈善会筹款17万，何贤再捐1万元……
够了，这些都挑最微少的来写，而以后的历年，何贤捐献的项目越来越多，捐资额越来越大，是义薄云天，情比海深的。
澳门，我们这块神圣的领土，1999年回归祖国了，这是何贤梦寐以求的啊！
五、春天的脚步，来到了岳溪
春天，悄悄地到来了。
岳溪，经历了自然灾害的大片禾田，如今绿油油的，吐穗扬花了。因为乡亲何贤特意送来了大批优质化肥，澄溪抽水站不断地把淡水倾注在田里，让饥渴的禾苗喝个心满意足。
何贤送来2万元发展生猪生产的资金，调动了一村子的积极性。
秋收了。两台“福特森”拖拉机驰骋在田野上。5艘机船，3台卡车，2台“么利士”，3台“啤活”，加上2台日本五十铃汽车，不时突突地把农产品、工业品运往各地，又满载幸福与希望归来。
夜里，一个配有西德放影机的机队，4台20英寸的彩电都不够用，他又捐资35万元增建了石楼影剧院。还有20多万元专门用作修桥整路用的，何贤全都考虑周详。他为别人想的是那么多。
三座崭新的岳溪小学课室，时时发出琅琅书声。嗬，整个岳溪充满了生气，长在春天之中。
所有这些，全都是何贤兄弟所赠送的。无怪乡亲说：翻身不忘共产党，岳溪的建设离不开何添与何贤。
六、禺山兰桂，香飘四溢
要做金钱的主人，不做它的奴隶；
钱，不拘多少，只要用得其所。
何贤对待财物，有他自己的哲学。他不是富甲一方的赵公元帅，然而他那种爽朗、慷慨的资助国家人民的精神，常使他的家人到了吃惊的程度。十年浩劫前，他就赠给番禺大小车辆75部，各种器材总值约400多万元人民币。这些数字，是不完全的。
1979年，何贤邀同乃兄何添及霍英东先生回家乡番禺市桥，建议兴建一间园林式的番禺宾馆，他兄弟俩带头捐资300万港元。为了乡亲有一个更好的医疗环境，他当即向原番禺人民医院捐资人民币108万元兴建了碧秋楼，他又把原保健院改建，捐资人民币500万元。为便于城乡交通，捐资大石大桥兴建费270万港元。他常常惦记的石砺岗莲花塔，他也首先提供修建费人民币15万元。暨南大学等属于番禺以外的捐助，这里就不列举了。
霍英东先生素来热心国事，关怀桑梓。今天在阿贤哥面前，这位气宇非凡的名流，一下子就给番禺宾馆、念慈楼、英东体育馆和几座大桥，捐献了7000多万港元。可别着急，还有呢。给国家捐赠1亿元体育基金，4000多万元支援教育经费，为中山大学兴建一座体育馆，又送500万美元给北师大建教育大楼的，不恰恰又是我们这位敬爱的乡亲霍英东先生么？是的，我们番禺人当引以为荣。
乐善好施的何添先生后来又为番禺人民医院的建设和购置最新式的医疗器材，捐赠共达400多万港元，一个光采的数字！
先先后后，或自发、或受感染，在港澳的邑人巨子，都纷纷解囊为其家乡文化教育建设，社会慈善建设，贡献力量。
国家的建设，家乡的建设，都要大家群策群力，因为这是咱们的。禺山自古多兰桂，如今更是四处飘香了。
七、诀别，于无声处进行
这是一个沉潜的、充满忧愁的、难忘的日子。无论对番禺人或何贤自己来说，都是一样。
1983年11月15日，何贤扶病回到家乡番禺来了。他心里明白，是专门为向家乡诀别而来的，丝毫不在游山玩水。他极力掩饰住一串串无人知晓的离愁，一分分数不清的别恨，强自打起精神。
何贤自然是下榻于他曾亲眼看着一砖一瓦兴建起来的番禺宾馆了。这里有一套“小春园”，一座“贤英楼”。如今，他感到特别安闲，他想凭轩眺望一下繁盛的市尘，宾馆里的假山叠石，池里的游鱼唼喋，池边的绿柳丝长。好像一切的一切，他都要看个饱，看到足够。
19日，何贤突然要去南海里水看看，可忙坏了佛山和南海的领导同志了。何贤与南海有深厚的情谊。他曾赠冷冻机给佛山华侨大厦63台、陶瓷厂25台，赠货车给佛山旅行社2部、兴隆商场3部、煤建公司等10部，仅是里水侨联大厦他就资助50万港元。
他不是邀功而来，而是一次不用说明的诀别。他在里水侨联躺着，忍受着身体的种种不安。下午3时，他又要赶回市桥了。佛山市长于飞，被这位爱国老人的一举一动，感动得热泪盈眶。临别，他拥抱住何贤，何贤拥抱住他，都说不出话来，只有涕泪交流。“难道这是诀别吗？”所有的人，都在心底里升起阵阵的忧愁。
车子带着斜阳回到番禺宾馆。何贤艰难地进入卧室。他的病情明显地恶化了。县的负责人纷纷来到他的身边。番禺发出的电波，马上飞往广州、北京、港澳……
广东省政协主席梁威林来了，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钟明来了，省委统战部长郑群来了。多位名医却不以医师的模式，从县里、省里都来了。这种带着全县、全省同胞慰问何贤的宝贵精神，却能够化成一种巨大的力量。何贤出乎意外地，精神一振，还陪大家一起共进晚餐。他嗦嗦脆地正吃着化皮乳猪，油炸香蕉奶……不是别的，为了是给大家壮壮胆。何贤啊，你多好的心肠。
24日，何贤要去港电疗，不得不走。车过大石桥，他张望桥东、桥西，不觉泪下涔涔。这是什么，75岁的老人了，还这么轻易掉眼泪？何贤爱家乡爱入骨髓了，你何曾懂得！
来到广州火车站，送行者的行列慢慢拉长。叶选平、梁威林等省市领导人都来了。但，何贤呢，欲行又止，迟迟不肯登车。女儿催急了，列车为他迟开六分钟，这时，他才慢慢挥挥手，一步一回头，默默无声，登上了列车。谁都理解，70多年来，他曾在这块国土上洒下多少汗水，丢下几许脚印，如今将一去不复返了，这沉痛，连何贤也承受不了呢！
列车带走了何贤的躯体，却留下一颗永远爱国怀乡的跳动的心。
诀别，于无声处进行。
八、在一位人杰的面前
珠江水，无语向东流；
白云山，披一身缟素。
1983年12月6日，一代人杰何贤先生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噩耗，千条万条，传到了地方、中央、海外。
澳门一万多群众拥在码头，迎接何贤先生的灵柩。
中央和省市领导人李先念、叶剑英、彭真、习仲勋、杨尚昆、姬鹏飞、梁威林、罗培元等等的花篮花圈，还有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全国政协的、省市机关的，50个、100个，摆满了大厅。
60万番禺乡亲的代表梁伟苏县长、刘檀添副县长、统战部长周满大等专程来到何先生的灵前，默默致哀。粤剧名演员卢秋萍搂住何夫人陈琼女士，继而抱头大哭。
港澳名伶任剑辉，白雪仙、新马仔、白玉堂、林家声、凤凰女等，在何先生的灵前哭不成声。
何贤先生生前友好，数以万计，一批批来到何先生灵前鞠躬顶礼。
全澳门下半旗三天致哀。
澳门政府赠与何先生的英勇金质勋章，供在灵前。
所有一切，都是无声的哭泣，但标志着何贤先生的生死荣哀。
所有在这位人杰面前的人，都在沉思，发誓做个像何贤先生那样，爱国怀乡的中华儿女。
造福后代名留千古
——记何贤先生生前支援家乡建设事迹
□何玉枝整理
一、造福后代
何贤先生生前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务委员，中国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暨南大学校董会副董事长，澳门大丰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澳门镜湖医院慈善主席，澳门东亚大学校董会主席，澳门立法会副主席等职。
何贤先生生前虽身居要职，公私业务繁忙，但从来不以显贵而骄人，虚怀若谷，从善如流。数十年来，支援国家，率先倡导，当仁不让。关心家乡生产公益，慷慨支援，邑人感铭。
何贤先生发扬父风，解放后在其家乡岳溪乡，举办多项公益福利事业。对县的工农业生产发展，多次慷慨支援，事迹感人。1956年何贤先生首次投资6万元人民币，支援县造船厂的发展。1960年至1962年，我县工农业生产，出现了暂时的困难，何贤先生对此甚表关切。以外币存款方式，为县进口化肥2000吨，支援我们恢复发展农业生产。以后为县捐赠大、小汽车75辆，汽油、柴油（机油）2000桶（每桶200公斤），汽车零配件40箱，汽油发电机、柴油发电机组各6套，机床、铇床等8台，拖拉机7台，以及药品、农药，菜种等一大批，价值共约400万元人民币，又拨款3万元人民币给县侨中办学。在县进行经济调整，发展工、农业生产时期，何贤先生无私地热心支援，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十年浩劫，何贤先生爱乡热情受到了冲击。在三中全会之后，何贤先生高瞻远瞩，又一如既往，为家乡四化建设，悉力以赴，热心奔劳。
1979年，何贤先生与霍英东先生回县，以及张耀宗先生回乡观光，看到家乡，还缺个优雅住处，便提议兴建宾馆，好让海外赤子回乡探亲团聚。何贤先生当仁不让，首先为宾馆兴建捐款200万港元，霍英东先生，梁昌哲嗣、张耀宗先生也捐赠巨款。番禺宾馆建成后，不仅成了我县华侨、港澳同胞回归欢聚，共商家乡建设大事聚集的地方，又为外贸客商、中外旅游宾客，及外地各种会议提供了优雅的场地。番禺宾馆之兴建，为华侨、港澳同胞造福桑梓牵了头，激励了我县旅外乡亲，纷纷捐资，兴办各项公益事业，也为我县发展贸易、旅游，繁荣市场，起了良好作用。
继番禺宾馆之后，何贤先生昆仲不仅是赠资，而且对各项工程的建设都非常关心。为了把医院碧秋大楼建好，百忙当中，仍抽暇亲自到现场观察地方，亲自率领香港建筑师会同医院领导，基建技术人员研究方案，亲自派人到泰国国家医院参观，绘制建筑图纸，解决建筑材料和一大批先进的医疗器械。
具有现代化的医疗设备，建筑面积2400多平方米，三层楼高，每层都设有文娱室，悬挂名家书画，大楼前庭拥有3200平方米园林花院的碧秋大楼，已投入使用。这间园林式的医疗大楼，鸟语花香，意境悠远，空气清新，病人置身其中，便会忘却身居医院，安心疗养。碧秋大楼的建成，造福后代。
大石大桥、洛溪大桥的捐赠申报审批期间，何贤先生曾二次在北京亲自写信，向中央领导同志表达心愿，获准兴建。大石大桥已于1984年10月剪彩通车。它为每日3000多两汽车、10000多辆摩托车和自行车解决了过渡之难，天堑变通途，繁荣了我县城乡的经济。“石海虹梁”屹立，熔铸了赤子深情。
县妇幼保健院现在已经建成，这是全县40多万妇孺的一个大喜讯！县人民政府决定，将该院同时定名为何贤纪念医院，对何贤先生永志留念！
何贤先生在澳门领衔组建番禺同乡会，于1982年10月1日国庆33周年节日中，假座普京大酒店，宣告成立。拥有会员200余人，澳门番禺同乡会，多次组团回乡进行曲艺联欢，体育交流，为旅澳乡亲密切和家乡联系，发挥了桥梁作用。
何贤先生昆仲，爱国爱乡，疏财仗义，慷慨为怀，为番禺家乡捐资兴办医疗卫生、文化、教育、旅游等种种福利事业，组织旅澳同乡会，团结乡亲，敦睦友谊，桑梓深情。何贤先生爱国、爱乡、爱同胞，深受人们的爱戴。
二、名留千古
可惜，何贤先生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港澳地区、家乡人民无不感到悲痛，无不表示哀悼。
何贤先生仙游当日，澳门立法局正在举行会议，接到噩耗，全体议员马上静默一分钟致哀。之后，部份议员表示心情太恶劣，无法继续讨论，会议宣告结束。
原香港中华总商会副会长叶若林说：“何贤先生全心全意为港澳的爱国事业出力，贡献很大，他的病逝不仅是朋友的损失，也是国家的一个损失。”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马万祺说：“何贤先生为澳门地区，为社团福利，为澳门公益尽了最大努力，我相信全体会董都会继承他的遗志，办好社会福利事业！”
番禺家乡人民即日发出唁电，写到：“何贤先生高风亮节，爱国爱乡，匡扶家乡建设，贡献殊深，家乡人民感到万分悲痛。”
何贤先生逝世后，由柯正平等组织治丧委员会于1983年12月9日10时在香港殡仪馆举行丧礼仪式。中央首长李先念、叶剑英、彭真、习仲勋、杨尚昆、姬鹏飞等向他送了花圈，广东省政协主席梁威林、副主席郑群、省人大副主任钟明、广州市政协主席罗培元和番禺县县长梁伟苏等亲自到香港参加了他的丧礼，表示对何贤先生深情的悼念。港澳社会名流数千人，到场致祭。由许家屯、柯正平等扶灵。当日灵柩运抵澳门，澳门各界万人举行公祭。全澳下半旗三天致哀，并追赠何贤以英勇金质勋章最高荣誉。哲人其萎，极尽荣哀！
何贤先生，请您安息吧，番禺的家乡人民永远怀念你，一定会发扬你爱国、爱乡、爱同胞的崇高精神，把家乡建设得更好！
何贤纪念医院纪念馆中之何贤先生半身铜像
在巴西三代植橡胶的番禺人
□曾浦
我祖居沙湾龙岐乡岐头村，祖父曾汪源，父亲曾金城。清末侨居秘鲁时，看到当地土人每晨入安茅斯山麓森林割野生的橡林，将胶乳带回，用土法制成胶片出售，遂引起兴趣；更因不堪当地白人对有色人种的歧视，遂毅然放下产业，立志回归祖国发展种植橡胶事业。在这之前，祖父为了掌握植橡技术，亲到橡胶原产地巴西参观学习。归国后将带回的种子首先在英德试种，但因无法越冬而失败。
光绪三十年（1905年），祖父和父亲又到巴西采摘橡种回国，并到海南岛勘察，择定儋县那大附近五岭地方，与区慕颐等合作，组织侨兴有限公司。后又组织侨植垦务公司，试验种植橡胶林，因技术不足，成活率很低。未久，又因地方治安不良，山匪猖撅，棚舍被烧，再遭山岚瘫气所袭，祖父大病回乡。后再到秘鲁。及至宣统二年（1911年）三月，祖父又与曾金城携带橡种归国，还前往星洲（新加坡）购买大批橡苗回来种植，因在船停留过久，橡苗多枯，成活亦少。翌年再次到新加坡等地购买橡胶苗数百箱，约十余万株，这次得到了大面积成功，后来成为那大附近水口田的侨植胶园的老林。其时海南橡林分南美和南洋两个品种，但以巴西品种为佳。民国四年（1915年）祖父病于侨植胶园，归乡不久即去世。此后这一行业就由父亲曾金城管理。
父亲曾金城从青年时代即开始参与植橡事业，直至死前两三年的整整四十多年（除海南岛沦陷时期外），都把心力扑在发展海南植橡事业上。他曾写道：“民国元年，是二十六岁。十一月娶妻，十二月携妻渡琼，于那大五岭侨兴公司茅舍居住……翌年生女名爱琼，因山岚瘴气，夭折于海南。炎热西风夜不眠，家书重叠枕函边，流萤明灭时三两，砂虱亲人累万千。骗妻渡蜜鸟翔岭，悮父几亡水口田，翻山越岭琼西去，挥舞铁锄着祖鞭。”
1914年以后侨植胶园几经改组，1933年后由区氏经营。1920年父亲曾金城另与崔朴池等创办了开琼植橡公司。迨欧战结束后，国际市场胶价狂跳，海南胶业一蹶不振，几濒于破产。1928年金城又重投资，改名新济植橡公司，仍不景气。再投资易名为永济植橡公司。为了协助父亲支撑胶业，我们四兄弟，多数是年满16岁即相继随父渡琼垦植。父子兄弟披荆斩棘，艰苦经营。时值胶价日有起色，又改组永济为天任植橡公司。几年间颇有获利。由于连年扩种，至日寇侵占海南时，已种下新老胶树3万余株左右。可惜好景不长，1939年海南沦陷，日寇要我等与之合作继续经营，我父兄宁肯弃园而逃，也不愿为敌所用，天任遂为日寇所占。抗日胜利后，父亲、大哥曾鉴棠携我（当时我23岁）再渡海南，天任复业。当时胶园荒芜，我们招集原天任工人20多人，边清理胶园边开割来维持经费，几年间仅开割得一小部分。时父亲已年迈，忆卅余年从事胶业之奋斗生涯，虽坎坷艰辛，然壮心未减，他61岁时写道：
几番艰险着鞭先，野老何曾让少年。
耳顺不嫌蒙瘴雨，躯残犹肯冒蛮烟。
妻儿劝我休如此，宇宙生人岂偶然。
造化未容闲一息，奚须搔首问长天。
那时经常有人拾橡种繁殖，父亲总是热情支持，鼓励他们多种，种好，种遍海南。
1949年父亲终于因年迈体衰，不能再留海南了。遂由我陪同回乡。1951年初大哥鉴棠也因事回乡，业务暂交曾江、曾兴（均岐头村人）父子照料。以后因故我家没有人能再到海南，天任胶园从此就杳无消息。
那时橡胶的种植、采割和粗加工的方法都十分落后：烧山挖穴下种，日出前割胶（雨天不割）。胶乳经白矶等处理很快摊开凝固成长2尺、宽1尺5寸左右的薄片，重约1斤，然后送房间以炭火熏约一天，即成为生胶粗制品。当时以60张一捆，运到香港或广州等地销售。
海南之有橡业，曾汪源和曾金城是始创者之一，几番引种繁殖，几经艰辛波折，始成是业。即如当时海南的咖啡种，原先也是汪源由秘鲁带回，我们称之为南美种，叶细果多者便是；后又在新加坡引种的，我们称之为南洋种，叶粗果大者便是。
三代植橡，艰苦创业，可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没有将这关系国计民生的种植事业鼓励发展，任由一些有识之士怎样奋力拼搏，终不成大业。解放后，人民政府非常珍惜这一热带宝岛，大力开发，才有今天兴旺发达的海南橡胶事业。
孙大总统秘书张蔼蕴先生
□司徒彤杜振权
张蔼蕴先生，别字兆祥，父华敷，番禺县沙湾紫坭村人，1884年在美国三藩市出生。4岁随父回乡，5岁复返美。7岁读书，习国文，后兼习英文。年12从师曾献之，师爱其才，以女步规许之。年14，随亲二次返粤，居乡读书。19岁，考入两广大学（后改广东高等学堂）肄业4年。蔼蕴少怀大志，忧国爱民，天资聪颖，博览群书，择友严谨，不苟言笑。在穗学习期间，不忘乡里，常于假日回乡倡办广育小学堂，为沙湾紫坭乡兴学之始。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蔼蕴21岁，进番禺县学为邑庠生，是前清科举最末一科的秀才。年23就聘番禺七乡螺阳高等小学教员。是年，步规从美回粤与蔼蕴完婚。24岁，赴日本留学年余，了解革命原理，接受民主思想，痛恨清政府之腐败，尤感外患日深，中国实有改革图强之必要。
蔼蕴归国后，挈妻二次赴美，先后任侨立中华学堂监学及金门学堂、求是学堂、明新学堂教员。其时孙中山先生在美国向华侨宣传革命，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革命目标。张先生深表赞同，决心追随革命，以身许国，遂于1910年在美国三藩市（即旧金山）加入中国同盟会，时年27岁。他曾向孙中山先生建议：“革命事业，首贵宣传，尤贵实行。在美州华侨方面，徒有报纸之鼓吹，而无实事之经营，窃以为未足，亟宜网罗海外有志之士，结社加盟，以成党势。至革命进行，则前仆后继，若终其身而大事不成，则后世子孙賡续奋斗可也。”孙先生说：“所见略同，此行正为此耳。”遂创立美洲同盟会。曾步规亦于是时参加，为美洲同盟会最早之女会员。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立湖北军政府，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清王朝迅速解体，辛亥革命取得胜利。孙中山于12月回国，经17省代表会议推举为临时大总统，并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誓就任。时蔼蕴亦奉命从美返国，旋委派他为总统府秘书。未几因粤省不靖，遂委派他为广东宣慰使，并颁发优等旌义状，以奖勉他对开创民国所著勋劳。4月，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力下，孙中山被迫解职，代表地主买办阶级利益的袁世凯窃夺政权，革命遂遭失败。张先生亦随被解职，派赴美国加省大学及太平洋大学攻读法科，得法学士衔。
张先生居美留学期间，曾专心研究社会学及教育学多年。1924年，张先生由美返国，是时孙中山在广州应邀北上讨论国是，不幸于1925年3月12日病逝于北京。张先生一向与国民党右派人物汪精卫等政见不合，而与左派人物则交情甚洽。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当权，张先生不满其倒行逆施不愿出任，遂将所学献给人民，从事教育事业，历任广东省乡村师范学校教员及广东国民大学教授，培养不少人材。张先生热心乡村文化运动，反对农村封建礼教，回乡办学时为打破重男轻女旧俗，主张男女同校，学生不仅学习课本知识，还要在校园种植及学习木工与国技，教育学生要与旧封建势力作斗争。张先生在乡宣传节制生育，并将在美国与山额夫人共同研制的节育药片，介绍传入中国，颇著奇效。但却被地方封建势力土豪劣绅排挤打击和陷害。张先生被迫转赴南京，任南京市社会局秘书，热心社会福利事业。
1937年芦沟桥事变，日寇侵华，抗战爆发。张先生义愤填膺，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蒋介石腐败无能，国民党军一触即溃，未几南京陷落。张先生在极度混乱中脱险至香港。他在《南京逃难记》一文中感慨地说：“在南京时，目睹中山陵建筑费逾千万，交通、铁路两部衙署，金碧辉煌，俨如宫殿。而老同志之非议朝政而失踪者，不可胜数。是时东三省已沦陷多年，而执政尚不思振奋若此。”张先生以归国多年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痛民族危亡，恨蒋介石暴虐无道，愤笔疾呼：“国事从来倒是非，初心民主未何如”，“赤血竟成猛虎政，黄花空吊断碑留”。1938年，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从香港转赴美国。
张先生曾在美国加省与宋庆龄、董必武合办《合作杂志》，传播革命思想，影响极大。新中国成立，他庆幸祖国解放，广大侨胞百数十年来的心愿得以实现。1957年，他以古稀高龄远渡重洋回归祖国，在广州受到广东侨委会开会热烈欢迎。他这次回国，拟以有生之年，为祖国效劳，为家乡出力，编写《番禺县志》。无奈长期患高血压，未能如愿以偿，于1958年病逝于广州，终年73岁。生平著作有《社会学导论》、《帝国主义之内幕》、《节制生育》、《海外刍言》等书。
两度抡元饮誉全美
——记华裔青年学者周齐武博士
□梁栋何玉枝
1982年，全美会计学会举办学术论文比赛，获得冠军的是华裔青年学者周齐武博士。翌年，复膺首选，两度抡元，开美国学术界论文比赛新纪录。声誉鹊起，饮誉全美，一跃成为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州立大学永久正教授，担任会计学讲座主讲。
周齐武原籍广东番禺明经乡人。父周千秋，母梁粲缨，均为国画家，以教外国人画中国画而蜚声艺坛。1947年，周齐武在四川成都出生。1949年春，随父母回到广州。同年秋，迁居香港。
1965年，周齐武在香港喇沙英文书院中学毕业。学业成绩名列前茅，乃为美国达慕思大学所录取，该校是全美驰名的常春藤八大名校之一。头两年不分科，读至第3年，齐武选读工商管理学系。
周齐武生性孝顺，知父母靠绘画教学为生，砚田收入菲微，乃效前贤勤工俭学。利用课余，替学校饭堂服务，赚取免费伙食，假期则乘脚踏车往郊外，沿门推销中学生字典，以勤劳省俭，减轻父母负担。次年起，由于成绩优异，获得奖学金，则不费父母分文。
1969年，周齐武毕业于美国达慕思大学，获荣誉学士学位。旋即在原校攻读硕士，仅一年，又获硕士学位。但他并不自满，继续向高峰攀登，他转到洛沏斯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当他考取博士学位时，却遇到挫折：他因与周碧珊小姐结婚，乃暂停学，接受纽约州圣罗伦斯大学讲师之职，得资以作婚礼费用，岂料遭到洛沏斯特大学指导教授的反对，齐武相忤，就此结怨。1年后，齐武回校继续攻读，该教授则有意留难，对其所写论文，屡予贬谪。
周齐武并不气馁，转至柯立根大学重修博士课程。1979年他终于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夫人周碧珊亦于同时获得艺术硕士学位），北加罗莱纳州州立圣庙岗大学聘他为副教授。
1982年全美会计学会举办论文比赛，周齐武将原在洛沏斯特大学遭贬谪的博士论文参赛。这篇论文由于具有独特创见，被评为榜首。第二年，另写一论文参赛，再次夺魁。从而被选为全美会计学会出版刊物编审委员。各著名大学争相延聘。
周博士随被应聘为圣地亚哥加州州立大学永久正教授，担任该校会计学讲座主讲。主讲教授，在美国至为崇高。方今获得诺贝尔奖金的华裔学者，如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等，皆系主讲教授。
过去，美国大学所设之会计学科，着重于理论研究，远离实用范围。周博士担任会计学讲座主讲，锐意革新，将教学重点移于实用方面，获得全美八大会计集团赞誉，美国几间著名大学，相继邀请他莅校演讲。他的著作，英国的牛津大学、加拿大的财经刊物，皆予推崇。
何树享先生在厄瓜多尔
□梁栋
番禺沙湾何与柳先生，在抗战前经营了一个很闻名的“生利农场”，一般人就称他为“何生利”。他有好几位儿女，其中最得力的是长子何柱彬和次子何树享。
艰苦奋斗
20世纪50年代初期，树享先生全家迁到南美洲的厄瓜多尔。他初踏上这新的国土，自然是人地生疏，生活艰难；连当日养尊处优的老伴，也要出外打工，而何树享先生就靠种些香蕉以维持一家最低的生活要求。
后来，一个当地人经营的农场要转卖的消息传到何树享耳里，他便到那农场步量了几天，也就是绕着场外走完一周，估计出总面积有100顷左右。但场内野草丛生，满目荒凉，已不像农场的面貌了。不过，何树享先生在沙湾乡中，随父亲何与柳与长兄何柱彬一起，有过经营300顷何生利农场的经验，今天对这100顷的农场，是满有把握的。当时，场主要价130万元（折合美金约6万元）。他本钱不够，便立即向香港的姻兄弟借了5000美元，凑够2万美元，作第一期付款，其余的4万美元，约定两年内付清，买下了这个农场。
农场一经转手，他即雇用了百多名工人斩草、修路。自己每天5时便起床，穿着大木屐，在地塘里工作。农场主人每天清晨的“啪、啪、啪”碰击声，就像是开工的钟声，工人们听了怎能不起床呢！这比钟声，甚而命令还有效啊！开工时，身为农场主的何树享先生亲自驾驶汽车，同工人一起到地里劳动，哪怕是农场中最远、最难的的地方，不但少不了他的踪影，而且只会去得更勤。并四处去检查工作。工人们都说：“这个‘唐人’很厉害，不能揾他的笨。”
道路开通了，野草斩尽了，原来该场种下的制造巧克力的可可豆，便显露出生机勃勃，果实累累。收割了，收得1100多担，获得了50万元的售价。农场一经过手，就有50万元的收入，这是谁也意料不到的，立即传为佳话了。这消息一传开，原来的农场主喊笨，不少本地佬怨自己唔识宝。他们说，一个初来的“唐人”，如此“在行”（熟识情况），确有本事。他们既惊奇，又佩服。而何树享自己却认为，成功不能靠侥幸。他说：“我从没有认为自己的命比别人高贵。过去在乡耕田，遇到台风基围缺口要堵塞，我是亲自下水，踢过桩脚，摸清桩底；由笃桩而至埋口，自己从来事事带头，而且没有先走。抓了几十年锄头，熟悉了农业生产的门路。去到外国也一样，要做的事，带头去做，有危险的，亲力亲为。这次买农场，我先睇清情况，心中有数。可可本已种下几年，并非天降，只因管理不善，被野草掩藏。我采取开路以利于管理，除草以促进生长的办法，很快就有收成罢了。”
不熟不做。他说：“种香蕉，我有经验。”他把这50万元，扩大再生产，大种其香蕉，还修建宿舍，改善工人生活。虽然本钱大了，名气也大了，但何树享先生依然是日出而作，日落未休。晚上参加建房工作，砌砖、安门窗、装电灯，样样都干。遇到捣水泥，还同工人一起挨通宵。何树享先生说：“本来，我最怕挨夜，但依然坚持。俗话说，力不到，不为财嘛！”
与他的农场毗邻，有一瑞典人经营的农场，土地面积有1000多顷，种的香蕉比他多五倍。香蕉是耐湿不宜旱的作物，而当地有五个月少雨，要靠抽水灌概。何树享先生只用25匹马力的水泵抽水，瑞典人笑他“戆”。因为瑞典人用上800匹马力来抽水，仍不顶用，这个“唐人”只用廿多匹马力来抽水，怎能成事？树享却说：“笑我‘戆’，确不好受，但我没有发怒，只笑着说：你有钱，可多花钱买机械。我是穷，但穷有穷办法。”树享先生是运用家乡的种植方法，沿蕉畦开坑引水，水一到，松散的泥土变成泥浆，像水泥一样把坑底荡平，水就不会渗到地下流失。加以24小时不停抽水，每晚他亲自去巡视几次，这样，细水长流，沿坑灌溉，不仅足够灌蕉园，剩余的水还流过瑞典人的农场。那个瑞典人呢，既没有开坑引水，每天只抽水8个钟头，够钟就回家睡大觉，灌来灌去，只是近水泵那些地。谁“戆”？在事实面前，那个瑞典人，不得不认输了。
树享先生常对人言：“艰苦奋斗，必定兴家。这是古训。我把它牢牢记在心头的。”
盛极一时
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水果公司的一位经理，坐着直升飞机来到何树享先生的农场。万万料不到，名噪一时的农场主，却穿着牛头短裤，赤着膊，正在修理汽车。这位经理，先是惊奇地打量片刻，然后趋前几步，笑容可掬地同树享先生握手。树享先生认为这是一次难忘的会见。热情好客，是华侨的好传统，出于礼貌，要留客吃饭，却没有，怎办呢？便撒些稻谷在地塘上，使自己饲养的群鸡，争相来食，然后拿起小步枪，一枪一只。这么准的枪法，也令美国客人看得目瞪口呆。杀了鸡，便亲自下厨，用早餐剩下的牛肉汤，加点味精去煮饭，烹调出家乡的“频伦鸡”（速食鸡）。饭菜都香喷喷，令客人吃得津津有味，大赞中国饭莱好。
席间，客人要求树享先生为他大力供应香蕉，越多越好，由他包销。树享先生说：“多种才能多收，这就得要把农场扩大。”商谈结果，由美国水果公司无息贷借七万美元，作开辟新农场的资金，如仍不足，由他作担保向当地银行贷款。
美国水果公司要他以货偿还贷款，因此，出口香蕉越多，还款期间越缩短，同时，何树享先生还花钱拉通关系，使他的香蕉出口占当地配额的大部分。当地小报骂他霸占了配额进行剥削。而他说：“做生意嘛，自然想赚钱。这几年，我办农场，种香蕉，加上收购香蕉出口，是赚了钱的。”可以说，何树享先生当日可盛极一时啊！
急转直下
你死我活的竞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色。树享先生说：“我虽盛极一时，但好景不长”。
1969年，危地马拉有了新品种香蕉上市。树享先生的境况，就一落千丈。他说：“我种的香蕉从而销路大降，以至无人问津。起初，还千方百计地把香蕉运到智利出售，但挨了年多，情况日劣。我看大势已去，回天无术，便急流勇退，把全部香蕉铲光，改种牧草，养了近千头的牛仔。但几经努力，依然不妙，不得不收手而把农场卖掉。抓住老本，在新区买地建新房拍卖，却又遇到当地货币大跌，产业不值钱。我的处境，急转直下，只得回香港闲住了。”
在紧张而又繁忙中渡过大半生的何树享先生，要闲住是很不习惯的，而且，坐食会山空，不是长久之计。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树享先生又回到厄瓜多尔开餐馆。
当时，厄瓜多尔的经济正走下坡，通货膨胀，物价一日几升，银纸变成“湿柴”，生意难做。树享先生迫得把餐馆拍卖。现在呢？他说：“我和老伴拍挡，经营家庭式的小餐馆。两餐是平平稳稳的，但要发财就无份了”。
落叶归根
树享先生说：“我在南美洲曾‘捞起’（发了财）。虽是盛极一时，但经不起资本主义的竞争。现在，已年过古稀，胜在身体好，子女都长大能自立。”
“有人以为出国谋生好，但我认为不能一概而论”。树享先生说：“当初我出国，唔识讲、唔识听、唔识看，变成了哑聋盲，够苦呀！虽然揾了些钱，但擘开每块钱，有汗有血哩。中国人讲乡情、亲情、人情，在外国没有半点人情味。到底还是祖国好！”
“我深切体会，一个人不能只顾自己，不择手段去揾钱。我系揾过很多钱，现在又如何呢？两餐平稳，子女成人就好。我很想返祖国，我相信，终有一日，会实现自己的愿望——落叶归根。”
何与柳的长子何柱彬先生，虽然去世已经40多年，但县人民政府对他在解放前后的爱国行动，给予公正的评定。次子何树享先生，他不平凡的自述，我们深表同情，而对他赤诚的愿望，表示热烈的欢迎。
高可宁轶事
□夏茹
高可宁（1879—1955年）字富顺，石碁镇官涌村人。父名茂生（1838—1883年），身患风痹症（俗称“邪风”），左手偏废，不能工作，故而家境清贫。有子女七人，除长子满宁（1866—1910年）及五子可宁外，其余四女及幼子亮堃（又名纯芝）均卖与别人为养女或养子。茂生逝世时，可宁五岁毕。嫡母麦定金（官涌村人）婚后数年即逝，没有子女遗下。生母孔如珍（1846-1907年），小龙村人，在青紫门巷口（今官涌村汾阳上六巷）摆设小摊档，贩卖凉粉、咸糕、酸黄瓜、酸萝卜、五香蚕豆、咸脆花生等小食，所入甚微，不足糊口。
高富不骄人，更不忘本，对社会上的公益事业，恒大力资助，从不后人。如在官涌创办茂生纪念学校及建立最乐社（二事详见《番禺文史资料》第一、三期），最为乡人所称道。而高爱乡之念、勉励后辈之心，流风余韵，所在多有，仅举笔者所知，缀为数则，供后之修史者参考。
购械抗日
拒挂伪旗
富不忘本
二次世界大战时，兵连祸结，交通梗塞，百物腾贵，尤以粮食为甚。即以素称富饶，有“禺南粮仓”美誉的市桥来说，因饥饿而倒毙街头者，日有所闻。高的旅居地——澳门，既非产米之区，且属人口密集之地，粮价直线上升，一日几变。即使小康之家，也要过着半饥不饱的日子，“餐揾餐食”的贫民，便濒临饿死边缘了。某日，高与随侍身边的子侄（都是未成年的。因为前一段时期，日军有可能突袭澳门，高把有自立能力的子侄，通过各种途径，分别遣送出国或回国内去了）同桌食饭，席上无肉无菜，只有熟番薯摆在桌上，作为主食。人们在食番薯时习惯上撕去外皮然后一口一只地慢慢的吃。高感叹地说：“俗语有讲：‘世界饥微，食番薯连皮’，今日是什么世道，难道番薯皮便不能吃的么？”，边说边把桌上的番薯皮收拢在一起，放入口中大嚼起来说：“我以前连番薯皮也不容易有得食的啊！”高家资富裕，况在澳门有兆丰酒米店开设，无论如何是不会挨饿的。高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要后一辈人知道稼穑艰难，藉以磨练他们的意志罢了。
捐产施茶
高于12岁时，随做水客（俗称“巡城马”。工作是替人在广州和农村之间代带书信，交寄银两）的族兄高占清到广州佣工。其母孔如珍把铜钱四十五文（折白银三分）给他作旅费。高与水客行至拖水榕（今罗边、金山附近）地方，时近正午，饥渴难耐，道旁虽有摆卖茶水饼食在茶寮，怎奈囊中所有，仅足应付由沙边（今市头甘化厂附近）到广州的船钱，不敢入内光顾，只好咽着口水看人家“打中伙”罢了。殆发家后，即在观音堂（今石碁第二中学）北面，大龙与桥山交界处附近，土名“犁头咀”的榕树脚下，建立茶亭，雇人煮茶，免费供过往行人及附近田间耕作者饮用。其后，更在当地购置了一些土地（数量不详），托人收取租金，作为茶亭常年开支费用。一直延续至土改时为止（此茶亭不属官涌最乐社管理，前几年已坍毁）。
赞助善举
高出身贫寒，自幼饱尝穷人苦难滋味，尤以失学为耻。故致富后即大力支持社会各种公益事业，其范围亦不局限于其故乡——官涌的一隅之地。近者如石楼慈善社，广州城西和市桥的方便医院，澳门的同善堂、镜湖医院、孔教中学、鲍斯高学校，香港的高可宁中学、德成小学、高福耀幼稚园等。远者如湛江（当时是“法属广州湾”），越南的海防、西贡，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的教育，慈善机构，不少是由高资助或兴建的。有些是由高亲自出面募捐、玉成善举的。
记爱国归侨罗文干
□罗明璞罗征信
罗文干（1889—1941年）字钧任，番禺县人。其父罗子骢经营工商业于香港与广州之间，遂成巨富，清廷诰授通奉大夫，花翎二品顶戴，为广东的红顶商人。文干兄弟姐妹十一人，皆得受较好教育。
罗文干早年留学英国牛津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归国，宣统二年（1910年），经学部考试，评为留学生最优等，奉旨赏给法政科进士。他审时度势，知清祚将尽，乃隐不仕。民国元年（1912年）始出任广东司法司长。当时建国伊始，司法虽离行政而独立，然制度犹未备，凌乱无序，他乃抒其所学，多所厘定，法制规模乃得粗具。民国二年（1913年）调任北京总检察厅厅长。
1915年袁世凯成立推行帝制的筹安会，妄图窃国称帝。罗文干执行检察职权，参加对筹安会的弹劾，票传袁世凯不获，乃弃官挂印南下广东参加策动反袁。
袁世凯死后，罗文干1918年任修订法律馆副总裁，对中国法制的草拟修正厘订多有贡献。次年出国到欧洲考察司法，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1921年任中国出席华盛顿会议代表团顾问。
1924年罗文干出任我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中方委员，1927年出任顾维钧内阁的司法总长。
广东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孙传芳、张宗昌均被击败，大元帅张作霖主持北京政权，欲出兵阻截，罗文干建议让出一条路给国民革命军通过，张作霖采纳建议，避免了一场战祸。后来段祺瑞内阁改组，张作霖支持罗文干任国务总理。
1928年东北易帜，罗文干受聘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顾问，次年任调查中东路事件专员。1931年任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九?一八”事变，辽东三省沦陷，他到了南京，1932年任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长。当时主外交者，俱为国人攻讦而去，国民政府当局，委罗文干兼任外交部长。“一二?八”上海抗日事件，日本大使向他提出抗议，罗文干驳斥他道，“闸北是中国地方，日本兵在中国地方打仗，这就证明是日本挑起战争”，使日本大使无言以对。当十九路军奋起抗战时，罗文干力主支持援助。不久淞沪停战协定，蒋介石只得另派人员前往签订。后来日军入侵长城，蒋介石不抵抗，却与日本妥协，叫罗文干去签订《塘沽协定》。罗文干不肯去，蒋介石说；“你不去就对你不利”，罗文干回答说，“不利就不利，如果我一签字就会受到后人唾骂”。蒋介石于是在1933年5月间派他往新疆调解马仲英与盛世才之争，外交部长职务由汪精卫代理，并由汪代外长派出黄郛与日方签署《塘沽协定》。罗文干调解新疆马盛之争不成，乃绕道苏联回国。在抵京前，免去外长兼职，仍专任司法行政部长。
1934年12月司法行政部改隶司法院，乃解职回粤。1935年11月西南政务委员会派罗文干任广东治河委员会委员兼黄埔埠筹备处主任，便进行黄埔埠筹建工作。翌年两广揭起反蒋抗日旗帜，并邀选他为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不久西南政府解体，罗便往广西兴办实业，在广西贺县八步开设协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长。该公司开采的锡矿是从矿地运往梧州由水路送出香港销售。由于抗日开始，日本军舰封锁珠江口，运输困难，不久广州沦陷，该公司遂告结束。
1938年罗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并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1年10月携眷回广东乐昌县，因病逝世。
少昂先生的阅历与画风
□欧豪年
岭南画坛据史乘之可稽者，始自唐代陈昙、张洵二山水家，迄宋则白玉蟾，明则林良。林良花鸟剧迹甚著，所谓天下无匹也。清代粤中画人更夥，不克备述，以言汲古涵新则隔山居巢（梅生）、居廉（古泉）二老，及古泉先生之传人高剑父先生、高奇峰先生及陈树人先生三家，以能开一代风气也。
先生为人，胸怀洒脱，卓尔不群，平居恬淡不慕名利，自谓终生事艺，与世无争，因钤一印曰“此生只愿作闲人”。其诲后学，以真以诚。余少日得列门墙，时蒙诲勉谓：“一切皆幻，艺术是真；时乎不再，努力为人”。先生亦以此数语自置座右，有君子惕若之意存焉。
先生自言少孤贫，太夫人竭其女红及事佣所得，始供薪火。又曾为忆述民十年际，家居尚欠电灯，向晚焚膏治学，师母辄持煤油灯高擎，以照明绘写巨图，其辛劬以想见。奇峰先生择徒故严，门人多各有成，先生苦学，造诣尤高。先生尚格物写生，所作花、鸟、虫、鱼、走兽，莫不先事深入观察及速写。出游必挟手册，遇山水佳处，辄留连作图，即一树一石有可观者，亦路旁伫立，对景打草稿，用志不分，日昃不去，其治学之勤如此。至于先生之画风可得而言者，实为贯彻于古之六法以更求其进，兹谨试述如次。
六法首言气韵，先生花鸟虫鱼之作，刚健婀娜，略不偏废，一幅之间，恒见枝干郁勃有劲，叶之向背自然，不事矫饰，而花之点画，则以轻盈出之。羽翰鳞介，以至走兽，都刚柔相济，神采生动。然人皆知岭南画派工于花鸟，先生尤然。窃谓先生之山水别饶韵致，盖其特重于表现山峦气脉，写三峡则江岸峭峰，曲折蜿蜒，峨嵋则金顶云横，气象万千。与叠石为山，因流作水者异趣。山灵有知，亦当许为知己。
次言骨法，先生善悬腕用笔，藏锋见力，无往不复，湿燥兼施。前人论书有屋漏痕、折钗股、担夫争道之喻，先生用笔，咸能得之，浸成自我法，不徒绘事，即其书法亦然也。
应物须当象形，此盖中西绘事理所同然，先生既主写生，于物象固所深究，即物情、物理亦能冥周。其写鸟必先一笔成身躯大体，再视其飞、鸣、栖、止、起、伏之状，即加绘首、尾、翅、足以竞全功，形象不谬，情理亦洽，举此一端可例其余。
至于傅彩，宜各随类，先生不徒以此为既足，更于傅彩之法，多独得之见。其所写花，创湿粉写法，用于黯色生纸；撞粉法则用于经矾之熟纸，恒能鲜艳欲滴。其写走兽，毛色先以沉着，然后次第增色，以求能臻厚重与实质感，不徒其色之相类而已也。山水则更善用渲染，以表出云气、虹影、水色，烟光，穷宇宙之奇奥，尽治绘之能事。
先生于绘事之经营，严而用险，疏能驰骋，密不间发，一作既成，恒称恰当，莫可增减一笔。偶与他人合作治画，推敲位置，尤见匠心。盖时流雅集，肆意挥洒，即合作之画，亦各有主张，易见披离；先生遇此，必落笔最迟，熟视全画而后补作，既成之后，则精力弥满，全画趋于统一。若非才识过人，曷能臻此。
至云传模之学，盖乃研习绘事之历程，求能心契前人也。然能与前人合，必也亦能与前人离。先生之为学，师奇峰先生之雄健，兼剑父先生之奇恣，稍涉树人先生之秀雅，进绍隔山二老及斟酌南田、新罗；其花卉野逸处可比于五代徐熙，山水略参南宋马、夏，善用拖泥带水皴法，高古简朴，此余所见说先生之造诣也。昔人有言：“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先生之学固渊源有自，然所尤足道者以自立面目，为今日画坛矜式，此盖又非师承所能囿之者；奇峰先生之雄健，如当年国府所藏之“秋江白马”等图，固莫以复加矣，而先生于雄健之外益以清逸之致；剑父先生之“劲羽苍鹰”奇恣亦前无古人矣，而先生以奇恣之外益以含蕴之美。至于点缀微虫，妙笔入神，则又似突迈于居氏，豪年非敢妄事月旦，实以心折先生能发扬师门潜德之幽光，为40年来岭南画派开启新页也。
豪年承嘱为述先生平生德业，自维鲁钝，深恐陨越，爰谨采录先生昔年画集所披载资料，益以平日亲炙受诲所知，勉为描摹于万一，仓卒成篇，真不足以述师之所学也。
东方才女
——记美籍华人女画家简文舒
□杨安尧
美国著名华人女画家简文舒，曾经在纽约萨门冈迪俱乐部举行个人画展，展出她从9岁到68岁的77幅水彩画。
简文舒祖籍广东番禺，1926年出生于香港。父亲是金石画家简琴石，母亲洪舜英是作家。简文舒从小天资聪颖，勤奋好学，9岁便在上海举办个人画展，12岁出版诗集《白云》，初试啼声，一鸣惊人。简文舒12岁时拜张大千为师，成为他的入室弟子。1949年赴美国攻读艺术，3年后又转往巴黎美术学院学习水彩画，她擅长于山水画及荷花。
简文舒有今天的成绩，是很不容易的。回首当初，她感慨万千。她曾在街头卖画长达10年之久，甚至连世界船王董浩云也因受感动而坐下来帮她卖画。在美国，每年都有一次群众性的画展，这是无名画家跻身画坛的好机会。一连15次，简文舒参展的画都被退了回去。她丈夫开玩笑地对她说，请你把画画小一点儿吧，最好能放进衣服口袋，免得退回来时要我花力气搬动。但是简文舒没有气馁，直到第16次，她的画入选了，并被人以9000美元高价收购，她终于成功了。
由于简文舒的不懈努力，她的水彩画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简文舒水彩画的高深造诣，张大千生前曾写信给她说：“吾道有传人矣。”画家吴作人也称赞她为“中外一炉的女画家。”具有160多年历史的美国国家艺术设计院和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则选她为院士。迄今为止，美国国家艺术学院只有9位女画家院士，简文舒是获此荣衔的唯一华人女画家。在《美国艺术家名人录》、《世界名人录》、《世界妇女名人录》、“一九七六年全纽约最杰出的妇女”中，都可以找到简文舒的名字。美国最近几届总统的就职典礼，她都作为国际著名画家被邀请参加。具有131年历史的纽约“荷花会”，是美国上层名流荟萃的地方。里根、尼克松、洛克菲勒、哈墨等人都是这个会的会员，简文舒则是该会的第一位永久女会员。
美国著名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自然历史博物馆、费城艺术博物馆、罗伯特逊艺术中心都珍藏着她的作品。此外，她的画作在伦敦也获得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和前英国首相丘吉尔的赏识和收藏。
鉴于简文舒所取得的成绩，纽约艺术家协会于1990年10月5日，把一年一度的艺术金状奖颁赠给著名华人女画家简文舒，以表彰她在艺术上的卓越成就。当天晚上，来自纽约地区的数百名艺术家在萨罗玛蒂俱乐部集会，热烈庆祝该会成立四十周年，并将该项荣誉授予简文舒。美国国家艺术协会会长詹姆士、纽约艺术家协会主席米高列及其他著名艺术家出席了庆祝晚宴。詹姆士与米高列在讲话中高度赞扬简文舒的艺术成就，一致认为她的画境高雅、清新脱俗，给人以美的享受，创造了兼有东西方特色的独特的艺术风格。
简文舒获奖后发表了即席演说，她说自己从一个街边卖画女成为国家艺术设计院院士，是数十年刻苦奋斗的结果，是优秀的中华文化与西方艺术共同薰陶的结果。她感谢著名的中国画大师张大千和船王董浩云的苦心培养，也感谢美国艺术界朋友的帮助。
简文舒的两幅水彩画同时获选参加1991年至1992年国际水彩画展览。这项展览在美国和加拿大巡回展出。
击落日军“驱逐之王”的番禺籍华侨飞行员陈其光
半个世纪多之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时期，广东空军健儿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转战南北，屡立战功。其中，更有一位番禺籍华侨空军战士，英勇作战，击落日本空军“驱逐之王”三轮宽，创造了辉煌战绩。
陈其光，广东省番禺人，1909年出生于一个华侨海员之家。1928年，陈其光考入广东航空学校第三期乙班攻习飞行。1930年春毕业，编入广东空军部队服役。
陈其光飞行技术高超，在空中格斗演练中，他驾机动作敏捷，战术灵活多变，出奇制胜，令对手望而生畏，有绰号“傻其”之称。
1937年，陈其光任中央空军第28中队（原广东空军第6中队改编，配有“霍克Ⅱ型”驱逐机9架）中队长。8月13日，他奉命率机7架从江西南昌去江苏句容机场驻守，会同中央空军第17中队执行保卫南京的战略防御任务。8月14日，日军鹿屋航空队“三菱G3M”96式轰炸机多架分批闯入我国宁泸杭地区进行偷袭。陈其光接令率机搜索警戒空域，巡航至汤山附近上空，发现战机，即前往拦截。陈其光向敌长机拦腰截击，抓住战机，怒射中的，当即击落敌人长机。其他中国空军将士也奋勇歼敌，俯击仰功，左冲右刺，劈头砍尾，轮番扫射，各显神通，击毁敌机4架。杭州、南京两地也有敌机落败。此役中国空军连连报捷，初显神威。
8月15日，第28中队接令飞赶泗礁山海域，歼击集结在泗礁山附近洋面庞大的日军舰队。陈其光当即率机7架，每机挂上两枚炸弹，从句容机场出发，只见群岛萦环，洋面波涛起伏，泗礁山附近已集结日舰百余艘。于是，中队长陈其光领航就位，并摆动机翼示意准备出击，俄而猛推操纵杆，疾风也似的穿过日舰队的密集火网，对准日舰俯冲投弹。接着两组飞机各自从不同方向急降而下，轮番轰炸，尽将炸弹倾泄下去。据陈其光报告，他返航时回望，只见在日舰队中有数处大火燃烧，滚滚浓烟，直冲云霄。我驱逐机发动突如其来的袭击，敌人措手不及，被打得狼狈不堪。
1937年8月21日，少校中队长陈其光率领分队长苏英祥、雷炎均和队员梁定苑分驾4架飞机飞赴山西太原飞机场驻防，参与华北战区对日空中作战。
当日下午2时，即有敌轰炸机9架、驱逐机15架飞越大同上空，进袭太原。陈其光闻报后即率机4架起飞，迅速爬升至10000英尺高空，迎头搜索，至祁县上空，与敌机群遭遇，双方就此展开格斗，形成空战局面。
当时的情况是敌机数倍于我，但中国空军将士面对日寇肆虐祖国神圣领空，无不同仇敌忾，斗志昂扬，他们上下翻腾，左拼右搏，先后击伤日军“中岛97”式驱逐机5架，击毁1架，而且显赫一时的日本驻北平航空指挥官兼驱逐机大队司令、天皇御赐称号“驱逐之王”的三轮宽也机毁人亡，一命呜呼。
当时战况激烈，敌酋三轮宽单机出阵，缠斗我方长机陈其光，陈其光知其“来者不善”，格外抖擞精神，沉着应战，极力强占要点，猛冲猛刺。斗了好一会，相持不下，两机穿梭追逐对攻，马达轰鸣，枪声卟卟，辗转已至太原上空，双方已从万尺高空缠斗到千尺以下。
三轮宽久站急躁，沉不住气。陈其光觑准来势，捕捉战机，仅仅咬住三轮宽座机尾部，并把油门开到最大，穷追不舍。由于战至低空，无从取得高度俯冲，加速急升。三轮宽见势不妙，于是平飞慌乱地打滚横窜以图逃脱，就在这一刹那，正好进入了陈其光的射击瞄准镜。陈其光眼明手快，一触按钮，正好击中三轮宽本人及其座机发动机，黑色油烟从机头喷出，整架飞机向太原郊区地面倒栽下去，人机同毁。后我方检查敌尸佩戴战刀，并有“三轮宽”印章一枚，才知道他便是日本空军天皇御赐“驱逐之王”三轮宽大佐。
在向三轮宽开炮射击之时，陈其光也被后面1架敌机咬住，被敌射手击伤右臂和肩膊，发动机也中弹损坏失去动力，飞机一个劲地往下掉，最后坠落在太原女子师范学校的一座楼房瓦面上。陈其光本人右臂和肩膊中弹负伤，又撞伤胸部，并折断了锁骨和肋骨，伤势严重。后经急送山西医院和湖南湘雅医院治疗，才保住性命。
晚年，陈其光以伤残之躯漂泊异域，但仍受海外华侨敬重。加拿大报章曾登载《垂暮英雄感慨多》一文，备述海外华侨对抗日英雄陈其光钦敬之情。
陈其光赤胆报国，英勇杀敌，战绩斐然，其人可敬，其事可钦。在现代中国空军史、华侨救国史和番禺地方侨史上都值得写上一笔。陈其光，实为海内外番禺人之光。
开发毛岛首位邑人——陆才新
陆才新，番禺人，生于清乾隆年间。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从广州乘三支桅（木帆船，俗称“大眼鸡”）到巴达维亚（今雅加达）谋生。初期以做木工为生，后来觉得工字难出头，遂改行经营小贩，专收购中国日用品及当地土特产，卖给港口外洋船上的水手。期间，逐渐学会多种简单的外国语言。他听外国水手谈话知道非洲有个毛里求斯岛，是欧洲与亚洲通商航线的中途站，是一个做生意的好地方。于是在1795年，他带了一批货物，乘英国商船赴毛岛。在船上，他为船长修好家具，博得其好感，不仅准他以工代船费，且亲笔写了一封介绍信，将他介绍给英国驻毛岛的一位军官，使他在毛岛得到营生的方便。
陆才新是番禺到毛里求斯开发的第一人，他为开发毛里求斯所作出的贡献将名留毛岛史册，他是中国华侨之光。
第一个遨游太空的番禺人——卢杰
美国太空总署，太空“任务专家”卢杰，于1997年5月24日进入太空，成为第一个遨游太空的番禺人。
卢杰，原籍番禺钟村镇钟四村。其曾祖父卢善享，16岁时，被“卖猪仔”从家乡卖到美国旧金山，后在纽约海关任翻译；父亲卢景辉是科学家，曾在美国国防部任职；母亲臧雪莲，是美国电脑程式设计师。
卢杰，1962年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德。小时受父母从事科学工作的影响，特别对科学有浓厚兴趣。喜欢特技飞行，又喜爱摔跤、弹钢琴、打网球、滑浪、旅行等运动。因懂汉语、英语、俄语，为其成为太空人打下了良好的根基。他于1994年12月加入休斯顿森太空中心，时年31岁的他成为1995年度太空人“新生”。迄今卢杰是夏威夷大学天文研究院博士后研究员、天文物理专家，是美国太空中心近年录取的9名“任务专家”的佼佼者。“任务专家”主要负责太空生物实验和生物技术实验等科研工作。
1997年5月15—24日，卢杰在STS—84“亚特兰蒂斯号”航天飞机的飞行任务中，乘航天飞机远离地球144公里的轨道中飞行576万公里，期间他累计在太空中度过了122小时20分钟的“太空生活”，完成了为期9天的第一次太空工作任务。
第二次是2000年9月8日参加STS—106“亚特兰蒂斯号”的太空飞行。这次持续飞行11天19小时10分钟，到20日结束。共绕地球185周，飞行490万英里。
沟通东西方文化的使者
——记旅美番禺乡亲靳羽西女士
□屈巨贤
靳羽西女士，知名美籍华人。世界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电视制作人、记者、化妆品王国皇后、作家、慈善活动家。她奔波于世界各地，为传播亚洲文化尤其是中华文化，沟通东西方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美国《财富》（Money）杂志形容她是“当代的马可波罗”，《纽约时报》（NewYorkTinles）称她为“中国化妆品王国的皇后”，美国《国会记录》（CongressionalRecord）则称赞她为“真正的平民大使”。
靳羽西，广东省番禺县人，1946年生于广西桂林，其父靳永年是岭南画派著名画家。数年后，他们全家定居香港。羽西在香港玛利诺书院中学毕业，17岁随父母移居美国，后毕业于夏威夷大学。
靳羽西拍摄了100多集的电视节目《世界各地》。这套电视节目第一次向中国观众打开了认识世界、了解西方的窗口。她也以自己独特的电视主持风格，影响了一代中国电视主持人。从1986年《世界各地》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以来，累计收视观众超过10亿。
1984年，靳羽西受美国公众电视网（PBS）邀请，在美国成功主持从中国现场直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35周年庆典，这是中美电视史上前所未有的合作。1985年，靳羽西制作了精彩的电视系列节目《羽西的世界》，向中国观众介绍国际流行生活方式和最新潮流，她还为中央电视台深受欢迎的女性栏目《半边天》提供节目，反映美国社会。她1989年拍摄的《中国——墙与桥》获得美国电视界的最高荣誉“艾米奖”。
1992年，靳羽西开始实现她的另一部分梦想，成立了靳羽西化妆品公司。2000年，上海市政府为了奖励靳羽西对上海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特授予她声望卓著的白玉兰奖。2001年1月，靳羽西成立了一家名叫靳羽西文教玩具有限公司的全新品牌公司。她成功地创造和上市了公司的第一线产品:羽西中国娃娃。2001年2月，由新华社环球杂志社经过6个月的读者调查和网上评选，靳羽西当选为“环球20位最有影响世纪女性”。
2001年7月，靳羽西被联合国国际儿童教育基金会任命为“儿童大使”，领导着联合国全球性的“给儿童做承诺”（SayYesforChi1dren）的签名运动。在中国，靳羽西也获得了多项荣誉。她接受聘请，担任国家旅游局、四川省政府、天津市政府等众多机构的荣誉顾问和天津大学、河北大学等众多大学的客座教授。
靳羽西虽远在异国他乡，但她却不忘故乡，20世纪80年代后曾多次回番禺参观访问，为推动番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做了大量的工作。
业绩卓著青史长留
——记科学巨星何炳林教授
□司徒彤
全国著名科学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南开大学教授、爱国归侨何炳林先生，因病于2007年7月4日晨在天津逝世，享年89岁。
何炳林先生逝世后，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江泽民、温家宝等通过各种形式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市长戴相龙等领导同志和其亲属及生前好友、南开大学师生代表前往沉痛送别。何炳林先生的光辉业绩和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永远铭记在全国人民的心中。
一、立志“科学救国”
何炳林是广州番禺人，1918年8月出生于番禺县沙湾乡。他的青少年时期，正是国患日深、民族危亡的严峻年代。广州地处珠江的出海口，是祖国的南大门。百多年来，西方殖民主义者向远东扩张侵略，广州首当其冲，人民深受其害，是帝国主义入侵的重灾区。
又因毗邻港澳，旅居海外的人很多，因而对西方的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接触较早较快。很多有识之士，在痛恨帝国主义侵略欺凌的同时，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变革方能图强，科技才能兴国，萌发了“科学救国”的思想。
何炳林的父亲何厚珣，是个经营谷米业的商人，喜看书读报，又受到当时“科学救国”的思想影响，从不要求子女经商赚钱，务求学有所成，为振兴中华出力。在他的教育影响下，二子炳梁在东吴大学毕业后，即到美国留学，在密芝根大学获博士学位，返国后历任中山大学等校教授和法学院院长。六子炳垣，毕业于清华大学，曾任广州市政协副主席。何炳林生长于这一时代及家庭环境，自小受到思想薰陶，立志走“科学救国”的道路而奋发进取，刻苦学习，誓攀科学高峰。
二、身在异域，心向祖国
炳林在沙湾读完小学后，考进广州培正中学就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由于国民党腐败无能，抗战年余，便大片国土沦入敌手。炳林这时已高中毕业，目睹山河破碎，人民饱受蹂躏，便怀着报国之心和强烈的求知欲，从广州历经艰辛，千里迢迢到了昆明。是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的南开大学都迁校至昆明，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炳林考入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学习，以求实现其“科学救国”的理想。
1942年6月，炳林在西南联大毕业。随即到经济部试验所任技术员。翌年，回西南联大化学系作研究生并兼任助教。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翌年，何炳林与西南联大同班毕业的同学陈茹玉结为伉俪。是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分别迁回北京、天津复校。炳林与茹玉遂到天津南开大学任教。1947年，炳林、茹玉夫妇回到沙湾省亲，看看战后故乡的面貌，在沙湾住了三个多月。这时战火燃遍大江南北，何、陈夫妇为了实现“科学救国”的抱负，怀着报国之心，分别于1947年秋和1948年春赴美留学。双双进入印第安那州立大学研究生院深造，深盼学成归国，为振兴中华出力。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升起了五星红旗，何、陈夫妇深感到报国的时候来了，盼望早日投身到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洪流中去。正当他们孜孜不倦地向科学进军的时候，美国发动了侵朝战争，并以原子弹相威胁。又下令不准在美国学习理、工、农、医的中国留学生回国，违者罚款一万美元或判处五年以下的徒刑。1952年2月，何、陈二人虽同在印第安那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完成了留学深造的阶段，但在美国强行扣留中国留学生的情况下，炳林不得不到美国的纳尔哥化学公司先任有机化学副研究员，二年后跃升为高级研究员。何、陈身在异域，心向祖国。炳林在纳尔哥化学公司是研究农药及用于水处理的药物。但他考虑到，美国有原子弹，中国也要有原子弹，这是当务之急。原子弹是用铀制造的，铀的提取要用离子交换树脂。美国妄图独有原子弹而称霸世界，把离子交换树脂列为国防用品，严禁出口。炳林怀着报国之心，为发展祖国的原子能事业而改为研究离子交换树脂。
三、撕下美国＂民主自由＂假面具
炳林、茹玉的才干学识和科研成绩，受到所在单位的器重，给予优厚的待遇。他们有了宽敞的房子和小汽车，过着舒适的生活。然而，优越的工作条件、舒适的生活，都不能改变夫妇俩出国留学的初衷。为了早日归国服务，他们四处奔走呼吁，向美国政府一再申请回国，但次次均遭到拒绝，还受到美国移民局的无理传讯，且声言不准他们回国。
1953年秋，他们获悉中美将在日内瓦举行谈判。于是，联合十多位留美同学，联名写信给周总理，请他与美国交涉，让他们归国服务。1954年，周总理在日内瓦与美国进行谈判，提出美政府扣留中国留美学生不准回国的事，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矢口抵赖，周总理取出何炳林等留美学生的信，杜勒斯在铁证面前狼狈不堪，哑口无言，不得不于翌年春让何炳林等人回国。美国深知他们会带着高科技的知识技能和资料及用于制造国防用品的原料回去，对中国的现代化和加强国防建设将会起到很大的作用，继续千万百计破坏他们返国的计划。归国前夕，炳林家里突然遭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搜查，但找不出任何把柄。硬的不成，便来软的一套。在炳林、茹玉离境前一星期，美国国务院送来一封信和两份填写留居美国的表格，希望他们永久定居，入籍美国。炳林夫妇洞察美国的意图，不假思索地将信和表格撕个粉碎，随手扔进字纸篓里。
炳林、茹玉归国了。鉴于美国对中国采取了全面封锁禁运的政策，因此行前将自己研究所得的科研等有关资料，分散寄给国内的亲友；又将积蓄的款买回了当时祖国尚没有的科技仪器和化学试剂带回祖国。1956年2月，他们回到广州，旋应他们的老师杨石先校长的邀请，赴天津南开大学母校任教。
四、为研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作出贡献
炳林在南开大学任教的短短两年里，几经艰辛，创建了离子交换树脂车间，成功地合成出世界上当时已有的全部离子交换树脂品种，被誉为“中国离子交换树脂之父”。1958年8月13日，毛主席亲自到南开大学，参观了他建立的离子交换树脂车间。翌年5月，周总理又亲自到南开大学视察他的实验室和离子交换树脂车间，同他亲切地交谈了近一个小时，详细地听取了他的介绍，对他的开拓和奉献的精神给予了热烈的赞扬，对他的杰出成就作了很高的评价。
1964年，何炳林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同年10月16日，用他合成的离子交换树脂，有效地排除了贫铀矿石中的杂质，提炼出达光谱纯度的核燃料铀而制成的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西部地区试验成功了。夫妻俩看到原子弹爆炸的消息，激动得热泪盈眶，炳林紧紧握着茹玉的手说：“茹玉，我们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的报国愿望终于实现了。”茹玉也流淌着泪水，偎依在他的肩膀，用手帕轻轻地帮他抹着泪水，激动而又柔情地说：“炳林，看来我们回国的意图、目的是达到了，走科学救国的路是走对了。”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炳林夫妻俩痛心疾首。1976年底，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打倒了，国家重又获得了新生，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新时期。炳林对国家未来充满了希望，对共产党更加热爱了。1979年，他被批准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五、专家暮年，壮心不已
人生有多少个十年何炳林，决心要以百倍的努力，夺回和补偿“文革”期间失去的十年。他注重基础研究要与应用研究相结合，科学研究要为经济建设服务。1978年以来，他虽年已花甲，但仍奋斗不息，领导了一些青年教师与研究生，将离子交换树脂与吸附树脂的研究，扩展到生物医学工程和生物技术领域，用于血液净化，除去人体内的血液毒素。如将H-107吸附树脂用于血液灌流去除安眠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已救活了全国百多名重症安眠药毒患者，仅天津市便救活了70多名病人。又如弱碱性离子交换树脂，用于电镀废水的处理，解决了我国电镀行业对环境严重危害的难题。随后又将离子交换树脂的应用扩展到有机工业领域，研制的弱碱树脂使我国链霉素的产品质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并成为世界最主要的链霉素出口国。何炳林在科学技术领域里的创新发明不胜枚举，其研究成果对国家直接和间接贡献逾30亿元。
何炳林先生毕生的理想追求是国家独立富强，全身心地投入科技、教育事业。他治学严谨，学术上孜孜以求，一生写的学术论文800多篇，研究成果之多是学术界少见的。他还先后多次代表我国出席在加拿大、日本、苏联、美国等举行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均在会上宣读论文、报告，受到各国与会的专家学者们的重视和好评，为祖国增了光。他献身教育，在南开大学任教，曾一度兼任青岛大学校长，先后培育了600余名本科生、100多名硕士生、60余名博士生和15名博士后，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炳林先生在科学技术上的创新发明、学术研究上取得的丰硕成果、教育事业上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在中国历史上立下了一个丰碑。先后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发明奖、杜邦科技创新奖、国家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日本高分子学会国际奖、天津市科技重大成就奖等30余项重要奖励。其中如1997年9月23日，经过专家推荐、严格评议，投票表决何炳林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得奖金15万港元。1988年，国防科工委颁发给炳林“献身国防科学技术事业”荣誉证章。
何炳林、陈茹玉伉俪是全国著名的化学家，夫妻俩同年在西南联大毕业，同年在美国获博士学位，同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同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同年分别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炳林为制造我国首颗原子弹作出特殊贡献，茹玉为发展我国农业研制了防治虫害的“敌百虫”而功勋卓著，科学界赞誉他俩为“院士夫妇”。2005年新年，这对丹心报国的院士夫妇，将多年国家和天津市发给他们的各类科技发明奖金40万元设立奖学基金会，分别资助给南开大学高分子所和元素有机化学研究所的“爱国、功课好、家境贫寒”的学生。炳林同志曾说过：“一个不爱国的学生，我们培养了做什么用？”爱国是首要的资助标准。
炳林、茹玉有三子，长子振民学化学，博士；二子振墀学计算机，硕士，其妻建平学化学，博士；三子振宇也是学计算机，硕士。他们都在科学事业上作出了很多贡献。真是一门四博士，全家尽精英，成为科学界的美谈佳话，令人赞叹羡慕不已。
高风亮节陈树人
陈树人是民主革命的先驱，岭南画派的开创者。他一生大义凛然，从不贪生怕死，虽位居高官，但严于自律，从不同流合污。他喜绘画，却不墨守成规，勇于创新。终其一生，高风亮节，确如元帅聂荣臻纪念陈复烈士先尊树人先生逝世四十周年的题词：“岭南先驱，山河增辉。”陈树人先生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一
陈树人，名韶，又名陈哲，别号葭外渔子。1884年出生于番禺明经乡（今化龙镇明经村）。自幼喜爱绘画，年十七至广州河南隔山乡十香园内紫梨花馆，从师著名画家居廉学画，并与高剑父同窗。树人聪明勤奋，善思考，喜创新，有忧国爱民之心，深得居廉器重，遂以其侄女居若文许之。
1904年，树人愤恨清朝虐民卖国，深感变革方能图强，遂抱救国之心抵香港，与郑贯公、谢英伯、高剑父等先后创办《广东日报》、《有所谓报》，揭露清朝祸国殃民的罪行。翌年，在港拜见孙中山先生，对中山先生的主张深表赞同，遂愿献身革命，加入同盟会。1906年，树人为了要以绘画艺术唤起人民觉醒，自费留学日本京都美术学校。1912年，在该校绘画科毕业后，回粤任教和从事画作及诗文，倡导革新中国画。1913年，再次东渡日本深造，在立教大学攻读文科，得文学士学位。
二
陈树人素仰孙中山，积极宣传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深受孙中山器重。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任大元帅，随即委派他赴加拿大，主持中华革命党党务。经过树人的努力，加属各埠党务为之一振。旋因袁世凯余孽汤化龙奉北方军阀之命，赴美磋商七国借款，以全国地丁作抵押品，爱国华侨理发匠王昌闻讯愤其所为，遂将途过维多利埠的汤化龙枪杀。因而陈树人被加拿大当局指控为主谋而被拘捕入狱。树人毫不畏惧，斥责军阀罪孽深重，国人恨之入骨，刺杀乃国人之正义行为，何须什么主谋指使。后经营救出狱，恢复自由。
三
1921年，树人携眷回国，暂居香港。翌年6月16日，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其部属4000多人围攻总统府。孙中山在士兵和民众护送脱险至楚豫舰，后在白鹅潭转登永丰舰。树人惊闻噩耗，无比愤怒，深感事关大局，岂能置若罔闻，随即与家人诀别。他身穿白色唐装，以示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乘省港轮船至穗，继而转乘小艇，冒着叛军炮火的危险，登上永丰舰晋谒孙中山先生，表示要留舰与中山先生生死与共。树人临危不惧、挺身而出、舍生取义的精神，令孙中山及全舰官兵深为感动，受到莫大的鼓舞。在舰数天，旋奉中山之命回港，向世界各国及海内外侨胞，揭露陈炯明叛变之罪行真相。海内外各地人民闻讯义愤填膺，全国各界联合会致电孙中山，要求孙中山速调海陆空军讨伐陈炯明。美国华侨致电孙中山，电云：“炯明祸国，侨众共愤，请速诛。并继续北伐，侨等誓为后盾。”
四
平定叛乱后，树人遵照中山之令，先后在上海、广东任国民党总部副部长、中国政府署理秘书长、广东省政务厅长、两任省长等职。孙中山提出：“以俄为师”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主张，陈树人是坚决拥护的。何香凝在《陈树人先生小记》一文中说：“1924年国民党改组之时，他反对右派，并努力帮助廖仲恺工作。”
1927年4月12日，正当北伐战争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刻，蒋介石却勾结帝国主义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4月15日，广州反动当局派出大批武装队伍，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屠杀活埋的共达2100多人。在这乌云蔽天、血腥屠杀的恐怖下，时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的陈树人，对此反动暴行深为不满，于4月16日向省政府委员会呈辞本兼各职，辞云：“从此闭户幽居，专以绘事勉修人范，葆养天和。树人之报党报国，亦自有其道也。”于此可见树人恪遵孙中山先生的遗训，保持革命节操，绝不与反动势力妥协苟合。
五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统称《八一宣言》）。树人随同宋庆龄、何香凝等，率先响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八一宣言》。抗战爆发后，树人由南京迁武汉，任中央海外部部长。随后从武汉入蜀，居于重庆郊区和尚坡的茅屋画室，命名为“春光堂”。是时，汪精卫从重庆逃至越南发出“艳电”，公开叛国，投靠日本。1940年又在南京成立汪伪中央政府，成为头号汉奸。汪逆派人到香港以高官利诱胁迫陈树人的夫人居若文，要她迅速转告树人逃离重庆，随从汪逆。树人获悉后无比愤怒，义正词严痛斥汪精卫说：“民族国家绝续危亡之日，国难深重，汪精卫已成奸逆，遗臭万年，历史已成定论矣。”并立即指示居若文携同儿女赶来重庆。于此可见树人“时穷节乃见”，是一个具有崇高品格的人。
抗战胜利后，他返南京后又迁至上海、广州任国府顾问，总统府国策顾问。树人与国民党右派素不相好，决不同流合污，故所任的均是徒有虚名的闲职，致力于吟诗绘画。树人诗作甚丰，有《寒绿吟草》、《专爱集》、《战尘集》、《自然美讴歌集》等存世。树人画作逾千幅，他在传统的基础上，反对墨守成规，主张革新创造，表现高尚人格，向写实主义道路迈进。他曾对高剑父说：“中国画至今日，真不可不革命，改进之任，子为其奇，我为其正，艺术系国魂，推陈出新，予将以此为终生责任。”树人与高剑父、高奇峰创建岭南画派，享有盛誉。树人画作《岭南春色》，在比利时万国博览会中获最优等奖。《红叶》为教育部购赠印度政府。
一代画家陈树人，因胃溃疡不治，不幸于1948年10月4日辞世于羊城。他一生廉洁自律，没有丝毫积蓄，何香凝在《陈树人先生小记》一文中说：“……此外他还有几幅佳作，已于一九四八年在香港卖去，得款作陈树人先生的治丧费了。”1957年，树人的夫人居若文，遵从他的遗愿，选其精品88幅捐献给国家博物馆，又捐献20多幅画作给广州美术馆，受到国务院文化部的嘉奖。1974年，其子女美魂、适、善魂、真魂，又将树人遗画268幅捐献给广东省博物馆。
树人追随孙中山革命，临危不惧，大义凛然。民国后虽跻身宦海，位居高层，但廉洁自律，绝不同流合污。他无心功名利禄，致力于革新国画。终其一生，高风亮节，无私奉献，正如树人的诗：“水流不息花常发，留得神州万古春。”永远活在全国人民的心中。
爱国归侨黄子炎
□黎应榆
爱国归侨黄子炎先生（1884—1938年），字耀登，番禺沙头镇东沙村人。父名黄高成，母梁梓，世务农，兄弟四人，子炎排行第二。
子炎先生幼读经史，性聪颖有大志，就学时期，向往民主革命，常以国家安危为念，对满清瘖弱无能及其残暴统治极表不满。及长，能言善辩，勇武雄奇，曾在乡间空手夺取恶霸手枪震慑土豪，名闻乡里。
辛亥革命前夕，他旅居新加坡及马来西亚，兴办实业，受海外华侨爱国思想薰陶，积极参加孙中山先生在新加坡的革命活动，来往于“晚晴园”之间。是“兴中会”和“同盟会星洲分会”会员。与当地侨领张永福（晚晴园主人）、吴慎修、曾纪辰等人秉孙中山先生意旨，于民国纪元前便创办“同德书报社”（社名由孙中山亲定），宣传三民主义，团结华侨，推翻满清。又兴办“合群义务学校”提高华侨子弟文化及参予筹建新加坡“番禺会馆”事宜，工作不遗余力。
为了寻求救国道理，他一面营生，资助孙中山先生海外革命活动，一面学习先哲革命思想，在星洲以黄登之名，联络华侨及维系孙中山先生第八次革命暴动失败后从安南流散到星洲的人员。于辛亥革命前夕，毅然回国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与党人李纪堂往来于香港、广州之间，从事革命秘密活动，又参加了革命组织“炸弹队”和“敢死队”，誓与清廷决一死战。1910年2月与姚雨平等人参加了由同盟会会员策划的“新军起义”，即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推翻满清的第九次革命暴动，在东门附近展开了激战，同盟会会员倪映典不幸负伤被执就义。
辛亥革命胜利后，黄子炎重返星洲。在国外得知窃国大盗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篡夺辛亥革命胜利果实，他义愤填膺，于民国六年（1917年）撰文抨击国内政局，指责袁、张阴谋，文中主旨，立场坚定，观点鲜明。
他在国内从事革命活动时，每逢返乡，定必宣传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由于他长得气宇轩昂，又能言善辩，当时乡里戏称他为“大炮登”，由此可见其人风范。
1931年“九?一八”事变，国土沦亡，日寇侵我东北三省，他出于爱国义愤，携眷返国，积极投身抗日宣传。他历来重视文化教育，认为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必须从小学抓起，他回乡后被推为亲仁乡乡长兼东沙小学校长，致力于教育工作。
有一年，适逢亲仁乡迎神赛会，村中父老把神像停放于学校操场，弄得学生不能上课，他愤然把神像胡须拉掉，命人把神像抬走。他说：“神真有灵，就应匡扶社稷，抵御外侮。国难当前，你们不相信科学，大搞迷信活动。”借此教育学生，教育民众。
他对穷人也很关心，时常解囊周济困难户，无偿借用他家的耕牛，深得民众拥戴。
1937年“七?七”抗日战争爆发，他意识到民族危难深重，这时更积极投身抗日运动，身体力行，不说空话。他通过亲朋关系，遣送次子伟强到广西桂林国民党中央第四军校受训，以图为国效力，保卫中华。自己常在村中聚众讲演，宣传抗日救国道理，亲自教唱抗日方言歌曲：“……蔡氏廷锴真发奋，起初闸北来对阵，一场恶战打到的日军失晒魂……”又在村中显眼处亲自书写抗日大标语。
那时，禺南抗日烽火风起云涌，市桥有抗日“文抗会”和“青抗会”组织，他们之间过从甚密，更与爱国华侨子弟蔡又成志同道合，引为知己，共同发动民众，共商抗日大计。当时国民党在禺南驻军的“独九旅”不战而退，他感到非常气愤。
1938年农历十月初七，日寇在市头登陆，侵占南村，被我抗日民众包围，他与蔡又成在组织冲锋袭击日寇中双双牺牲（当时战斗情况见番禺政协文史资料第一期《爱国侨属蔡又成》），以身殉国。牺牲后归葬于东沙村白榄岗。终年54岁。
黄子炎先生有长子名伟南，战前在上海暨南大学读书，后出国在印尼热心从事华侨文化教育工作。次子伟强在广西桂林国民党中央第四军校毕业后在部队当上尉连长，1944年在粤北与日寇作战时壮烈牺牲，时年25岁。黄子炎先生遗孀名梁荷花，自夫亡与次子去世后，在乡间忧郁而终。
抗日战争胜利后，南村人民曾斋醮追悼黄子炎与蔡又成两位抗日先贤。国民党政府追认黄氏一门两代为“抗日烈士”。
黄子炎家族后代今在印尼、台北已有近30人。该文于1988年发表在《番禺文史资料》第六期后，成为其海外家族后代每年清明祭祖进行爱国教育必读的家史。
（注：本文材料由黄子炎长子黄伟南、侄黄俊伟提供）
旅居越南之番禺华侨、华人社团
□黎振环
越南，旧称“交趾支那”、“安南”。番邑人旅居越南，有史可稽者，乃广州地区（古代番禺县属）的宋朝人于宋末元初（约1274年间）为逃避元人侵扰，集体自海路到安南避难（据《大越史记》载），相信这是番邑人成为旅越番禺人的第一批了。
鸦片战争（1840年）后的几十年，西方列强英、美、法等为发展工业，纷纷到中国沿海地区寻找人力，就是所谓“猪仔”。自此，不少番邑人自家乡被迫、被骗、被劫，由猪仔贩子贩运到安南，给当时统治越南的法国殖民地政府及大资本家、庄园主提供廉价劳动力，主要是在橡胶种植园、酒厂、烟厂等工作。
清朝末期，我国革命先驱孙中山为推翻清帝国，多次到南洋各地宣传革命，孙先生就曾到过安南。当年，旅越华侨成立了“兴仁社”，暗中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兴仁社”社员中就有不少番禺人。
民国期间，祖国由于国力衰微，民不聊生，为寻求生计，番邑人赴越南投亲、谋生者日多。当年，法国殖民当局在越南设有“新客衙门”（相当于今时的移民局），专门管理新抵步的华人。邑人邝仲荣、黎钜泰等都曾在“新客衙门”做义务翻译，为番邑同乡及其他粤省人士服务。
初期，旅越番邑人亦如其他华人一样，多从事种植工、工厂杂工、手工业、工匠等。先辈胼手胝足，克勤克俭，逐渐地也有邑人从事小生意，经营商贸，开设酒楼餐馆、杂货店、金饰店、照相店、饼家、肉食店等；近廿多年，邑人也有做大生意的，开设出入口公司、建筑公司、汽车修理厂、外国大企业代理商等等，亦有少数是从事医师、教师、工程师等自由职业。
旅越番禺同乡大多居住于越南南部的堤岸市、西贡市及美拖、东川、芹苴等省市。
20世纪30年代中期，由于旅越邑人日众，乡彦元老陆信根、吴吉臣、莫伯琪、岑诘廷、刘成、萧标等倡议组织“番禺富善社”，这是旅越番邑人的首个社团组织，宗旨是：联络乡谊，互助友爱。“番禺富善社”设在堤岸市，协助及指导新抵步越南的番邑人寻找亲友，解决住宿、工作困难，办理居留手续，调解同乡间的纷争，对清贫者资助求医、求学、施棺等等。继后，在定祥等南部省份，亦先后有“番禺富善社”的成立。
20世纪50年代末期，南越政权强迫旅越华侨改入越南国籍，视被迫入籍华侨为少数民族，勒令改组华人学校，所有以中国县市命名的学校均须改名，“番禺学校”亦被迫改称“富善学校”了（按：本文为方便阅读，以下仍称为“番禺学校”而不另称。）
20世纪60年代，旅越番邑人数达二三万人之众，“番禺同乡会”每年举办的春祭叙福及秋祭叙福，每次都宴开两百余席，二千多人参加盛会。此时，邑人贤达咸感“番禺学校”校舍已呈现陈旧状态，亟有改建之必要，而且校舍亦嫌狭窄，不足容纳日益增多的学子（因校务校政上轨道，求学者除邑人子弟外，尚有不少其它县份的粤人子弟）。当时，南越经济好景，同乡们经营的事业生意亦顺景，又适值邻近的布匹市场扩建，番禺同乡会即由邬增厚、陈渭钊、卢岫荣、江金聚、周炯冒、谢益、谢标、邵杰、邬树发、周清、陆树彬、谢炳泉、梁均、卢国清等十八人组成建校委员会。建委会与布匹市场业主达成协议后，学校即行扩建成三层楼房，每层约有七百余平方公尺的面积。番禺学校除了有三层房的新校舍，并有四十户布匹摊档的租金收益作为经费。1965年底，全部工程竣工，新校舍投入使用，增设中学部，造福邑人子弟。
越南内战绵延多年，20世纪60年代末期更趋激烈。1968年春，番禺学校不幸被火箭弹击中，扩建仅三年的校舍尽毁于战火，只余下一堆败瓦残砖，令人不忍触目！战争平静后，番禺同乡会诸理事面对废墟般的校舍，悲痛之下，决定再建番禺学校！立刻建立重建委员会，向各地邑人募捐，获众乡亲大力支持，热烈捐输，共筹得1600多万越币为重建校费用。重建工程由经营建筑公司的刘其源乡亲负责。在刘氏的精心策划下，全面施工五个多月，比旧校舍更多一层楼的四层楼房现代化新校舍矗立于旧址上。
“番禺学校”新校舍共有35间课室，并有教职员办公室、宿舍、操场、礼堂、图书馆等设施，以及番禺同乡会会址。当年，几位热心同乡合资捐赠不少书藉给图书馆，其中不乏珍本及宝贵书刊。图书馆藏有一套《古今图书集成》，全套一百一十本。该套丛书除了“越南文科大学”亦有一套外，全越南就只有“番禺学校”图书馆的一套了。
从此，旅越邑人子弟从小学一年级直到中学毕业都可以幸福地在自己的学校就读。学生人数达千人，校务蒸蒸日上。曾任“番禺学校”校长职的有邝仲荣、曹创英、刘其源、卢国清等同乡。番禺同乡会及番禺学校，30多年来先后出版过征信录、特刊、校刊等，“番禺同乡会”更拥有物业地产收租拨归学校经费，一片欣欣向荣。
20世纪70年代，越南内战又激化，1975年，北越大军进入西贡，南越政府军溃散，南北越统一。越南执政当局限制各华校的中文教育，强将“番禺学校”小学部及中学部分别并入其它学校，校舍被强占，图书馆的丰富藏书亦散失殆尽！“番禺同乡会”属辖的“禺山置业公司”名下的地产物业楼宇全部要“献交国家”。至此，旅越番禺同乡会的公产便化为乌有！
在越南的战祸殃及下，旅越番邑人均自顾不暇，死伤于战火者有之，狼狈逃难者有之，留越者亦朝不保夕，又如何照顾公产、学校呢？
“番禺同乡会”从无永久会址的“富善社”，发展到拥有地产物业楼宇，并营办“番禺学校”，学校亦从二层楼校舍，而三层楼，而四层楼大校舍。今天，却一无所有了！旅越番禺乡亲均星散世界各地，或仍在越挣扎求存，但彼此却少有联络了。
记岭南书画名家孔宪明教授
孔宪明教授是全国著名画家，1931年出生于番禺县钟村镇诜敦村。早年入读广州市立艺专本科，深受岭南画派开创大师高剑父的影响。1953年毕业于华南文艺学院绘画系，继而在中南美专绘画系深造。毕业后，先后于中南国画系（即今广州美术学院）、华南农业大学国画及园林绘画任教授、曾为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等职。80年代后，他的国画跨出国门，多次应邀至美国、加拿大讲学及举办个人画展。1993年移居美国加州后为国际中国美术家协会成员，从事国画创作。
孔宪明教授牢记高剑父、陈树人大师的倡导，绘画要以反映现实、表现时代、指导人生为宗旨，遵循绘画现代国画的三项原则：①为时代、为大众、为人生。②兼收并容，反对定于一尊。③不断变化进步，不断解放束缚，为以后时代的绘画继续开辟道路。在岭南画派开创大师的倡导下，他勇于开拓创新，深入生活，激情地绘画祖国河山壮丽的山水画。他的画作构图新颖，意境深远，据《孔宪明画集》记载1957年他与关山月、黎雄才等合作绘《战斗在张公堤上》，在建军三十周年全国美展展出后，珍藏于首都军事博物馆。1991年，个人画作《春风又绿江南岸》荣获“第七届全国文学企业联谊会中国南通《三元杯》笔会”国画大奖赛一等奖，并被编入《中国当代书画家名人大辞典》。画作《桑田春暖》陈列于联合国亚太区培训中心。多幅20多米长卷的画作《黄山图》、《海底森林》、《漓江图》等面世后，在社会引起剧烈轰动，好评如潮。
孔宪明教授从事教学和艺术创作数十年，贡献殊多，享誉海内外。1993年他的传记编入《世界当代书画名家大辞典》，画作收入《世界当代书画家作品集》。2002年，应邀参加美国苗必达市举办的中美艺术名家联展，被授予“杰出艺术家”殊荣，赞誉他“世界因为有你的贡献而更丰富多彩”。孔宪明教授为岭南书画开拓了光辉的一页。
旅居法国的番禺乡里史话
旅居法国的番禺人，连同家属约有五百多人，绝大部份是印支的乡亲，说来是有其历史因素的。
印支，是亚洲印度支那半岛的简称。印支半岛的三个国家：越南（旧称安南）、高棉（亦称柬埔寨）和寮国（即老挝），由于地理、物产、历史等因素，越南得天独厚，比棉、寮两国都略胜一筹，具有更大吸引力。为此，百多年前神州大陆的民众远赴南洋谋生者，若是落脚印支，必定是以越南的西贡、堤岸两地为目的地（也有人从广西、云南直接到越南北部的海防、河内）。那个年代，众多的番邑人正是如此前往越南落地生根。由于越、棉、寮之地在上世纪初就是法国的殖民地，长期受法国文化影响，无论政治、经济、教育、法律等领域均以法语为官方语言，一切以法语文为准。
旅居越棉寮的番禺先锋为谋生，为求上进，为扩展业务，除了母语（广府语）外，不少人亦熟悉当地方言土语，更有一部份番禺子弟修读法语，公立侨办学校均以法语为外语必修科。少数家境富裕者亦前往法国本土求学深造。想来，这些番禺子弟应是最早踏上法兰西土地的邑人。典型例子：20世纪30年代，番禺乡贤邝仲荣青年时期取得法国政府的奖学金，在父母支持下负笈巴黎，攻读电机工程，刻苦勤学多年，取得电机工程硕士师学位后，返越创业。先后担任堤岸番禺学校立案校长，中法双语最高学府之一的远东中学校长，堤岸番禺同乡会会长，南越中华总商会、南越华侨教育会主席团成员，后期更荣任西堤十帮中华理事总会主席，西堤各帮华人公校管理委员会主席等社会职务。
如果追溯历史，荣获“人民音乐家”称号的冼星海乡亲亦是最早到法国的番禺人！1930年，25岁的冼星海自上海来法国，以半工半读方式勤工俭学，毕业于巴黎音乐学院作曲系，是著名的“黄河大合唱”作者。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世界华侨华人词典》词目：冼星海（1905—1945年）中国作曲家、广东番禺人……1929—1935年，在巴黎音乐学院学习作曲。毕业后回国参加抗日救亡音乐运动。
类似上文述及的来自祖国或法属印支的两位乡亲情况的番禺人为数不多，而且多数学成后就离开法国了。目前定居法国的番禺人绝大部份是上世纪七十年代（1973—1979年）间以“难民”身份来法的。那个年代发生的越南排华、高棉浩劫、寮国动荡三个因素导致原本安分守纪在印支之国生活的番禺人不得不离开第二故乡的家园，到遥远的西方法国求生存寻活路。这个时期的经历以越、棉两地邑人最为艰辛，有的人是在赤柬红色高棉、兵士枪口下仓促狼狈离家（金边屠城悲剧最有代表性）；有的是在越共狡猾高压政策下贱卖家财偷渡离越（就是震惊世界的越南船民事件）。他们幸而大难不死，辗转经由泰国、香港难民营，获法国政府当局以人道主义精神收容来法国定居。
此外，有少数女乡亲原是在越棉寮做家庭佣工，由于雇主（主要是法国人或法籍越南人）离印支回祖籍国——法兰西，就随同雇主来法。若干年后，有的依然要佣于老雇主，有的另觅工作，有的结婚，有的经营小生意，就是这样，一群女乡亲就定居法国了。
20世纪50、60年代，由于家乡经济不景气，生活困苦，有些番禺人从番禺、广州、香港、澳门各地跟随配偶来法国，或者来法投靠已定居法国的亲友。经过一番拼搏，捱更抵夜，克勤克俭过日子，从而立足巴黎，定居法国。
有不少番禺人早在19世纪就落户在法属地区，如大溪地、留民王、西堤、金边等地。他们胼手足地艰辛拼搏多年，立稳脚跟，就设法接引家乡子侄过埠。途径法国的一些番禺青年，有的留在法国不走，有的到达目的地后也回转巴黎谋生定居。这些都是早期在法国的番禺人。
另外，有些番禺青年是从法属的地区直接来巴黎求学，毕业或停学后留下来，觅得工作，生活安定，从此就在法国生活，成家立业了。
除了上述几项番禺乡亲定居法国的历程，还有极少数的几位乡亲是原在印支工作，受企业派遣来法国联系业务（他们通晓法语，熟悉业务，受到雇主器重）或创业、拓展业务。好几个春秋岁月后，他们留在法国，自己另创一番事业，不回原居地，接家人来巴黎在法国定居了。
上文简介旅法番禺乡亲数十年来在法国的事业或从事的工作。虽然其中好几位父老已辞世，但在他们的教养下的第二代旅法番禺人亦都学有所成，创业或工作，对社会有所贡献，是人才、栋梁，相信应是国内外番禺邑人可以欣慰的。
法国番禺人在1991年6月9日和1992年2月16日先后两次的叙会日，可说是“法国番禺富善社”的奠基日。1993年2月的春节联欢乡亲们决定筹组社团，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乡亲欢叙日。1994年7月，番禺富善社在法国向有关部门立案注册。1995年2月乙亥年春节联欢会上宣告正式成立，第一届社委会主要负责人是：立案社长何成昌，常务社长黎振环、林泽远，总干事方显秋。在法国的华人社团中，富善社算是早期的侨团之一。接着《富善》中法双语综合性杂志刊号面世，这也是法国华人社会第一本由一个单元邑籍社团编印出版的双语综合性杂志。
法国番禺富善社除了在乡亲间经常联谊，也紧密同番禺家乡联系，举办青少年夏令营回番禺，组织探亲团回家乡访问参观，参加恳亲大会。富善社亦积极参与法华社会活动，如：春节嘉年华大巡游、义卖赈灾、祀祭华工先辈、巴黎华人区新春贺岁舞狮活动，组办各地（长短程）旅游，与旅法各邑人士共乐，参加欧洲杯象棋大赛、庆祝香港澳门回归大联欢、庆祝北京申奥成功大会、国庆节联欢等。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编印出版的《华侨华人百科全书》（1999年7月版）新闻出版卷在“法国华侨华人新闻刊物”词条介绍了《富善》杂志。
总的来说，法国番禺富善社成立是多年来的社务活动，显示了旅法番邑人的凝聚，也是旅法番禺人对法华社长会贡献了绵力的表明。卸任的方显秋社长及现任的陈文鸿社长过去与现在都显示出是富善社的良好接任领导人选。法国番禺富善社一步一脚印地在历届社长团、理监事的协作下同旅法乡亲们继续前进！
东南亚和美洲番禺社团组织的概况
公元前214年建制、已有2000多年历史的番禺，现在拥有约40万旅外乡亲，是广东的著名侨乡。自唐咸亨二年（671年）番禺人孟怀业随义净前往印尼翻译佛经居留不归算起，番禺华侨历史亦有1300多年。在近代，番禺籍华侨华人社团组织相继在东南亚和美洲国家创建和发展，本文特对这两个地区番禺人社团组织的产生、形成及发展作简单概述
一、东南亚
（二）新加坡新加坡番禺会馆是在东南亚国家中较有影响的番禺社团。该馆成立于1879年，发起人和创建者是大名鼎鼎的“黄埔先生”胡亚基。当时，番禺乡亲流寓星洲者众，为守望相助，互相照应，胡亚基便利用自己有利的社会地位，登高一呼，联络邑人，创办了“番禺会馆”。
二、美洲
（一）美国1850年，来自广东南海、番禺、顺德的三县侨民在旧金山组成地区性的会社组织——“三邑会馆”。馆中负责人员有司事（主席）一人，通事、庶民员及值理若干人，任期均为一年，连选得连任，由邑华侨当选轮流担任。
番禺等三邑华侨组建的“三邑会馆”是旧金山地区早期著名的华侨社团之一，其建馆宗旨主要是帮助三邑移民寻找工作和抵御外来势力的欺凌，为他们提供一些慈善和福利设施。凡是从番禺等县新来移民，在码头都会受到三邑会馆专人迎接，安顿在馆舍内吃住，作适当准备后，然后才被带入金矿区安排工作。
1858年，“三邑会馆”属下善堂成立番禺昌后堂，负责设立临时坟场，并运送尸骨回番禺故乡安葬。
现在，番禺昌后堂已发展为旧金山地区的大型华人社团之一，拥有会员6000余人，其中多为专业人士。在该组织的支持下，经过几年的筹备，洛杉矶番禺昌后堂也于1991年9月宣告成立，拥有会员200余人。
1858年，加拿大西部弗雷塞河谷（FraserR）发现金矿，大批华人自美国和香港来到这里，使维多利亚迅速从一个小城镇发展为繁荣的商业中心。番禺人黄天侣从旧金山迁移来此创办“泰巽”号商店，经营杂货，颇有名望。由于番禺邑人日多，乃沿用美国旧金山昌后堂名义，以“泰巽”号作为议事地点。19世纪末，番禺商人在温哥华市创办的商店增至15家，番禺邑人也在该市设立了昌后分堂。
1923年，旅加番禺人达数千人之多，是年，他们筹集经费，在温哥华市彭德街（PemderSt.）111号楼宇，创办“禺山总信局”。至1940年1月，旅加番禺人在温哥华彭德街37号建成永久性的公所——“禺山总公所”，统率加拿大各地禺山公所。禺山总公所的宗旨是“以互助之精神，谋同乡之团结，促桑梓之公益”。据悉，该社团的主要活动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一、施医济药，节令祭扫和开展其他各种慈善事业；二、反对种族歧视，保护会员的正当权益；三、支援中国抗日；四、筹建学校和建立奖学金；五、出版《禺声月刊》和纪念册；六、支援家乡建设，派观光团回国观光旅游；七、组织欢度传统佳节和庆会等。
（三）拉丁美洲在拉丁美洲国家，也有一定数量的番禺邑人。瓦尔多华侨人多数祖籍为广东南海、中山、番禺等市；特立尼达和多巴的华侨华人多为中山人，番禺、南海、顺德籍者也有不少人；秘鲁华侨华人祖籍多为中山，其次是番禺、鹤山、台山等籍；阿根廷华侨华人多数人原籍为番禺、四邑、惠阳等县。因此，拉丁美洲番禺人与南海人、顺德人组建了“三邑会馆”和“三邑同乡会”等侨团。在秘鲁利马，“番禺会馆”和其他七大会馆统属秘鲁“中华通惠总局”领导。
旅美三邑总会馆的简介
□（美国）曾文中
早期抵美之华侨，人地生疏，语言隔阂，举目无亲，所仰以照拂者惟同乡是赖。故南番顺三邑乡梓联合起来，于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创立旅美三邑总会馆，为邑人食宿之所。新侨抵埠后由会馆派员迎接回馆，数日后即带往各矿区找寻工作。
1855年邑侨身亡异域者日众，遂有捡运回籍安葬之议，惟捡运回籍须由同邑邑人办理方能有条不紊，于是南番顺三善堂分别于1855、1858、1858年相继成立，各自办理捡运。
后因馆务日繁，于同治元年（1862年）购得在华埠最繁华地段都板街内，一连四间铺位之三层楼宇一座，即目前之馆址是也。继后加省之中、北部各地邑人相继成立三邑会馆共达十一所之多。三邑总会馆为三藩市六大侨团之一。当时会馆之任务，外有排华之交迫，内有械斗之风盛行，故邑人之生命财产皆仰赖会馆之保护，大则命案缉凶，小则债务纠葛，端赖会馆调处。而护侨范围，不仅限于加省―隅，北之柯利近浊水坑邑侨被害，南之旅墨西哥邑人乏川资返美，会馆均派员前往协助，无分畛域，一视同仁。会馆内挂有楹联：
三邑举贤能，排难解纷来此地；
金门联友谊，和衷共济勉同人。
总会馆创立初期，除南海福荫堂、番禺昌后堂、顺德行安堂外，尚有六邑同善堂即：高要、高明、花县、三水、清远及四会等组成之另一单位加入。据1878年资料，总会馆属下之全部邑侨人数约达12000余人。后于1901年六邑同善堂因事脱离，至此三邑总会馆仍归南海福荫堂、番禺昌后堂、顺德行安堂所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会馆工作对外注重赞助社会福利事业，对内则注重联络乡谊，为邑人谋福利。如在1931年捐巨款与孤军抗日之马占山所部，1932年捐大洋4000元与淞沪抗日之十九路军，另500元为救济战地难民之用。1930年捐款近2000美元赞助美洲华侨航空救国运动。在抗战期间历年对推销救国公债、七七献金等项救国工作均尽力捐输；对祖国之大小天灾如光绪五年（1897年）华北水旱之灾，1912年广东北江水灾均有捐助，当时驻旧金山总领使馆题赠“合群救国”横匾一幅仍存馆内。此外1915年西江决围，1931年花县及禺北水灾均予巨额捐助。至最近数年之华东水灾、华南水灾，捐款美金万元之巨。
为鼓励邑人学习中华文化，特设立助学金及奖学金，每年发出金额达数万美元之多。总会馆及属下南、番、顺三堂每年捐赠之善款及各项福利费等共达美金20万元。
扶持老病邑侨是会馆任务之一。总会馆与其他单位于1920年创立北美洲唯一由华人建立设各完善之大型医院东华医院。该院成立75年来，本会馆皆努力捐助，除每年派代表出任该院董事襄助院务外，该院每年筹款皆乐予输将。
总会馆之公宴及三堂之春宴，对65岁之邑侨均免费欢迎入席，以表敬老尊贤之意。在每年农历新年，总会馆均举行新春联欢会，筵开百席，全部免费招待各侨团乡亲，藉此聚梓里于一堂，以同敦乡谊之意。
150余年往事，几历沧桑；继往开来，端赖后进发扬光大，是所望于同寅也。
澳洲维省华人初期会馆之组成
□伍长然
1850年，澳洲维省发现金矿，中国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十几个县乡民蜂拥而来，高峰时期1861年有华人将近5万人。
先侨初来，人地生疏，举国无亲，如何是好呢？古谚云：出外靠朋友，同声相照应。由于广东方言很杂。因此同声同气的乡亲便很自然的结集在一起，也很自然地组织一个团体，以方言及地域为准则，组成了一个不谈政治，不谈宗教信仰，而用地方名义组织一个“××会馆”。
维省墨尔本（咩利畔）在1854年开始，便组成有四邑会馆（台山、新会、开平、恩平）。
1859年，南番顺会馆（南海、番禺、顺德），简称三邑，宁阳（台山）会馆，冈州（新会）会馆，以及后来开平会馆、恩平同乡会等，他们以乡音相近或地区相同，结集人力财力联合起来，守望相助，以抗天灾人祸及调解法律纠纷，保护会员正当利益。
会员间互相照顾，救病扶危，如不幸逝世则设法安葬。稍有积蓄者，设法运回唐山故乡安葬，免使流落异乡（前人认为憾事），并在会馆设神主以拜祭。清明、重阳之春秋二祭更往墓地扫墓。
会馆之组织，地域观念很强，会员一定是同乡。同乡（同一籍员）始可加入，享权利义务，会馆是先侨的靠山。
淘金时代（1850—1900年）珠江三角洲各县乡民来维省者新宁（台山）、新会两县占大多数，次为开平、恩平、南海、番禺、顺德、增城、东莞、归善（惠州）、新安（宝安）（据搜集维省各地华人古墓碑）、阳江、化县等县。
1959年之墨尔本市，华人侨社可说是日暮西山，壮年出国、皓首而无国可归之老侨，而且很多都是我的同乡“台山、新会（1499年）五百年前同一家”，因此会馆尚能运作者，只有四邑会馆、宁阳会馆、冈州会馆（届时又选举又就职）等，而南番顺会馆、开平会馆、恩平会馆则是一息尚存，开平、恩平两会馆因同属四邑会馆成员，在20世纪70年代复苏。南番顺会馆，则未见起色，但见有几个老侨在会馆居住，1983年彭英（顺德、睦洲）是最后寄宿者（我协办其后事）。
20世纪60年代：一、四邑会馆失火烧通顶，很快修建一新，80年代初还清银行贷款；二、冈州会馆危楼被拆；三、宁阳会馆危楼被拆；四、四邑大楼危楼被拆，但很快新建。宁阳几经筹措到70年代末重建现址。冈州会馆因各种原因，卖地后再买左邻货仓改建。南番顺会馆最幸运，因它与维省国会大厦同一建筑师，有幸保存至今，也有幸将保存永久（历史性文物）。现在其梓里渐多，祝会务日隆。
四邑、宁阳、冈州三会馆经常到远郊扫墓，拜祭先侨，南番顺会馆也应如此。
加国域埠最早之邑县堂所——禺山分所
□（加拿大）黎全恩
昔日加国域埠之邑县善堂，主要任务是执运先侨遗骨回乡，及筹款赈灾。在卑诗省淘金时代，域多利番禺富商黄天侣，在域多利创办“泰巽公司”，为香港及南洋办庄“泰全公司”之支店，于光绪十年前后（1884—1885年），“泰巽”由其哲嗣黄瑞朝主理，其它禺山人商号有陈鸣山、黄瑞朝等所创之“干泰”，徐孝经、徐公定等所创之“永祥”，周瑞祺所创之“福安荣”，李梦九等所创之“信源”。这批番禺商家，于1885年组织“域多利昌后堂”继承善堂之工作。并无固定会址，有事待商时，才借用乡梓之商号为会议地址。
太平洋铁路建成后，温哥华市日渐繁荣，域多利侨民移往温哥华者渐为增加。19世纪90年代初期，温哥华开始创立“昌后分堂”亦仅有其名义，而无会所。如有事商讨，多在陈道之等所设之“三记堂号”内商议。域多利之禺山堂所，便改称为“域多利昌后总堂”。1920年初，温哥华番禺邑侨，有数千之众，而“昌后分堂”，仅得名目，并无地址。于1924年，召开邑侨大会，一致通过租赁片彭德街111号为地址，并命名为“禺山总信局”。域多利昌后总堂因经费短缺，议定凡会员返家乡时，必须交出口票银3元，作捐助堂所之慈善工作费用。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温哥华禺山邑侨组建《禺声月刊》，以文字宣传抗日，并于1940年，将“禺山总信局”改组为“禺山总公所”，进行筹款与建会所大楼。1943年12月，新会所在彭德街37号完成。大会选出杨伯安为常务委员，曾仲雅、陈日进、刘焕尧等8人为执行委员，并议决其它各埠，有100名番禺会员以上者，可设分所，三人以上者，只设通讯处。因域多利昌后总堂会员寥寥无几，故只称“域多利昌后堂通讯处”而已。但当时域多利已创办禺山学校，由董竞荣及谢包辛等任教。学校直至1951年间才停办。域多利昌后总堂，当时没有活动，名存实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域多利番禺邑侨，举办昌后总堂成立60周年纪念庆典，温哥华禺山总公所派曾仲雅、周国栋到域多利。1960年，将“通讯处”改组为“禺山分所”，会所设于加富民街。1962年10月，域多利禺山分所，由温哥华总公所主席周国栋剪彩揭幕。1980年，禺山分所迁往菲斯格街。
有关域多利禺山昌后总堂之历史文献十分少，仅有一张图片可证明昌后总堂于光绪十年（1885年）成立。根据台山学者李东海之研究，宁阳余庆堂于光绪十三四年间（1887—1888年），已有雏形组织，但无固定地址办公，有事则假李亦卫及李雄治之“泰源号”内集议。至光绪十九年（1893年），才正式成立“红毛属宁阳余庆堂”。
总之，根据所搜集的资料，可知“昌后堂”为加拿大域埠首个邑县堂所，而台山宁阳会馆则次其后。2008年为“禺山昌后总堂”成立123周年纪念。
编者注：2008年加拿大举办纪念华人移民加国150年系列活动，加拿大域多利禺山分所主席周贵刚先生特向本刊提供此资料。
搭建中越友谊桥梁的人
——记番禺区越南归侨侨友会
□张哲
番禺区越南归侨侨友会（以下简称侨友会）成立于1992年。成立之初，会员只有20余人，一致推举时任交通局副局长的谢焕河担任会长。
当时中越刚刚开始人员互访，归侨们迫切希望能够找寻失散多年的亲人，并希望故土重游回越南看看。侨友会与省侨联咨询服务部联系，找到了一条既方便又优惠的赴越南探亲门路。同时和省侨联、广州地区越柬老归侨联谊会及越南当地的侨友密切联系，互相通信，为归侨们寻找亲人提供方便，使不少归侨找到了自己失散多年的亲人。
我于1942年跟随父母回国，姐姐留在越南，双方保持联系。可是1979年风云突变，来往隔绝，姐弟从此失去联系，思亲之痛煎熬了十几年。侨友冯宝琴知道后深表同情，在她重访越南时特意为我登报寻姐，后又经谢焕河等人的努力，几经波折，1993年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姐姐和外甥。当年在侨友会的帮助下找到自己失散亲人的归国侨友不少，如莫如健找到自己的舅父，陈泽良和刘优俊分别找到了自己的弟弟。
侨友会还热情接待回访的越南侨友和侨友团体，并建立起长期密切的联系。“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侨友会真心真意为侨友服务的举措，得到了广大侨友的拥护，他们把侨友会当作自己的知心人，侨友会的组织也一年年壮大，现有会员70人，并于1994年参加广州地区越柬老归侨联谊会，谢焕河被选为总会副会长。
早在侨友会成立之际，前往越南寻亲访友的归国侨友们，就将耳闻目睹的越南经济贸易信息反馈给区政府有关负责人及外经委，并在区外经委代表团访问胡志明市时，协助工作，并搭桥与越方官员人士见面。
该办事处成立后，担任番发国际贸易公司驻胡志明市商务代表的谢焕河负责办事处工作，利用他与当地华侨和越南人士的友好关系，为促进两地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做了大量工作。
1998年12月19日，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胡锦涛率领我国代表团参加在越南河内的柬盟会议后，谢焕河作为驻越中方机构代表成员受到接见并合影留念。
1999年2月26日，谢焕河等人和广州越柬老归侨联谊会负责人一起拜会越南驻广州总领事裴仲云，并陪同来我区参观访问。区政府周剑辉副秘书长向嘉宾介绍了我区的情况，共同探讨了经济贸易及旅游合作的可能性，此行给越南嘉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越南广州总领事馆开始和我区建立直接联系。
在侨友会协助下，番禺区多家企业及其他产品成功地进入了越南市场，如捷进消防器材厂，番禺（西班牙）糖果食品有限公司在越南市场均占有一席之地。
侨友会还主动协助越南侨友来番禺投资建厂。现住加拿大的越南华侨梁宏先生，想到番禺办越南餐馆，侨友会向他介绍了番禺的市场情况，提供了必要的咨询。侨友会与法国的番禺富善社建立了良好关系，1995年3月该社总干事方显秋先生回家乡寻求发展生意，侨友会引荐他认识钟村广信金属制造厂区先生，为该厂的烧烤炉打入西欧市场开辟了道路。
作为地方性民间团体，侨友会为恢复中越传统友谊，加强两地的沟通和了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现在侨友会仍在为中越友谊辛勤工作着。
新加坡番禺会馆
光绪二十年（1894年）位于三藩市华盛顿街743号
加拿大温哥华禺山总公所办公楼
图中由左至右为接线生陈君，职员陈容及其子陈标，皆为番禺华侨
19世纪出洋的华侨劳工在船上
修筑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华工（1889年）
正面
反面
1941年国民政府发行的航空救国券，海外华侨踊跃认购
光绪二十七年（1905年）公益捐款的旅美三邑总会收据
在加拿大创办农场的华侨
纽约唐人街的爱国华侨为19路军淞沪抗战募捐
选自香港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图志》
美国三藩市番禺昌后堂（1920—1922年）职员合照，前排中为侨领崔树芬先生
编后记
本书的编印得到了社会各界特别是区侨务外事办、区侨联的关心和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