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中亚国家;量化分析;风险评估;政治风险
【作者简介】苏畅，1973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100007)
一关于评估框架
3．为增加评估的客观性，请8位来自职能部门和学术机构的业内专家对评估项目进行赋分，之后计算出每个评估项目的权重，即每个评估项目在全部风险中所占的百分比，如中亚总体风险中核心领导人的稳定性占20．375%。中亚总体和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的权重顺序一致，因此评估框架中的各项目是按权重大小排序的，即核心领导人稳定性、经济发展、社会问题、外部因素、宗教极端主义、公民群体、军队稳定性、议会稳定性(但由于吉尔吉斯斯坦的特殊性而进行了专门赋分，因此权重顺序有所不同:外部因素、社会问题、议会稳定性、核心领导人、公民群体、经济发展、宗教极端主义、军队稳定性)。
4．计算加权结果。
5．计算风险总值。
6．计算2012年和2008年的风险增幅。
7．根据评估结果制作雷达图，比较中亚总体、乌、吉、塔三国的风险变化。
8．根据风险总值制作柱形图，比较乌、吉、塔三国2008年和2012年的风险变化。
具体评估框架如下:
表1中亚地区政治风险评估分析框架(2008年、2012年)
表2乌兹别克斯坦政治风险评估分析框架(2008年、2012年)
表3塔吉克斯坦风险评估分析框架(2008年、2012年)
表4吉尔吉斯斯坦风险评估分析框架(2008年、2012年)
二风险评估
中亚地区的总体风险和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国的风险通过雷达图显示出来。其中，每个评估项目按权重大小从12点开始按顺时针排序。
(一)中亚地区政治风险评估
图1中亚国家政治风险对比图(2008VS2012)
从中亚国家的风险分析框架和雷达图可以得出以下初步结论:
1．风险要素评估
核心领导人方面，风险普遍明显上升，但并没达到高危程度，风险增幅为27．2%。风险增大的原因是:领导人出现意外的可能性增加，继承人情况不清楚，对强力部门的依赖程度强，大国或邻国的政治影响在增加。增幅有限的原因是:政治利益集团较量趋于激烈，但仍在可控范围;对强力部门和军队的控制强。
经济发展方面，经济风险较2008年明显下降，降幅达到33．3%。表现在:宏观经济状况相对2008年呈现良好态势，对外贸易额上升;资源领域发展迅速，经营环境有所改善;经济发展预期较好，穆迪、惠誉、标普等国际评级机构评级上升。就政治风险的敞口和激发因素而言，存在的问题包括:政府财政动员能力、抑制通货膨胀能力、债务状况均表现一般，其中通胀率较高;中亚居民对腐败忍耐程度高，但一旦经济水平下降，对腐败的忍耐力也会下降。由于2008年经济危机的影响，当年经济状况下滑明显，这也是2012年风险大幅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
社会领域方面，问题多，程度严重，虽然风险增幅只有6．2%，但评估值却高达8～8．5(满分是10分)，说明社会形势复杂。主要的问题有:
其次，人口问题比较复杂，主要包括增长过快、低龄化、非法移民等问题。中亚国家的人口增长过快，最近10年来吉尔吉斯斯坦的人口增长了18．5%，乌兹别克斯坦人口增长32．5%，塔吉克斯坦人口增长37%[4]。乌兹别克斯坦在2012年4月人口达到2960万[5]。人口问题造成资源紧张，社会矛盾也在增加。低龄化问题严重，在塔、土、哈的居民有超过一半低于25岁[6]，给极端组织提供了丰富的人员储备。非法移民问题突出，据俄罗斯移民局称，塔吉克斯坦有100万人在俄打工[7]，60%的外出务工者不懂俄语，这成为他们在俄罗斯找工作的障碍，在俄罗斯的中亚人参与的犯罪案件在增加。
再次，社会保障严重缺失。社会保障制度包括保险、福利、救济、优抚四项内容，中亚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非常滞后，其中保险制度建设刚刚起步;福利制度内容单薄，仅为逐年提高退休金、补助金;救济制度和优抚制度相当残缺。
再次，文化教育危机。贫困阶层无法保证得到完整的教育。居民文化素质整体下降，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中亚国家独立以来，文化教育萎缩，居民文化生活枯燥，青年受教育程度下降。独立以来新一代受教育呈两极分化状况:富有阶层青年到西方国家学习，贫困阶层无法保证得到完整的教育，地下宗教学校增加较快。教育机构不足、教师不足、教师待遇低[8]。教育力量弱导致无法抵御宗教极端思想，宗教学校成为越来越多的贫民家庭选择。
最后，毒品造成的社会影响严重。受阿富汗形势影响，中亚成为运毒通道和毒品消费地区。尤其是塔和吉的情况较为严重。毒品令恐怖主义势力增长、治安案件频发、艾滋病患人数成倍增加、官匪沆瀣贩毒、腐败问题严重。毒品引发的上述问题难以遏制，给社会带来很大危害。
外部因素方面，风险增幅比较大，达到28．6%。这是由于:巴阿形势复杂化，美军撤军后阿形势堪忧;由于地区局势变化，大国在中亚的博弈加强;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仍在持续，甚至有第二波冲击中亚的可能性;西亚北非局势外溢效应在显现。
议会稳定方面，除吉尔吉斯斯坦之外，中亚其他国家基本稳定，领导人对议会控制力强，反对派或在国外，或被边缘化。中亚国家普遍实行权威体制，议会发挥的作用不大，虽然近年一些国家向议会制转变或打算向议会让出部分权力，但总体上议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有限。不过这并不能说明议会全无风险，议会弱势状态严重影响国家治理的有序发展，乌、塔反对派相比以前较为活跃，这都增加了政治风险。吉虽把反对派纳入议会，但反对派仍在议会之外进行示威活动，延续着惯有的斗争方式。在中亚国家中，吉议会稳定性较差。
图2中亚国家各评估项目风险增幅
2．总体评估
与2008年相比，2012年中亚地区风险呈上升趋势，但总体升度不大，为8．9%，雷达图中的两年图形变化不大，说明中亚地区总体稳定。风险增幅按评估要素排序来看，中亚未来发生“街头政治”的可能性在增加，首先是公民群体通过游行示威、街头暴力等方式影响政局变化的可能性大幅增加，高达50%。其次是外部因素，即外部因素对地区安全的影响，包括阿富汗形势、大国争夺、世界金融危机和西亚北非局势对中亚安全的威胁在上升，其中俄罗斯由于掌握经济杠杆，故影响力最大，甚至在有些国家决定着领导人的去留。中国、美国、土耳其依次而居。外部风险增幅为28．6%。最后是核心领导人稳定性，即中亚国家领导人权力交接问题，风险增幅为27．2%。
虽然社会问题风险增幅较小，但两个年份的评估分数都保持高值，说明中亚国家的社会问题非常严重。中亚国家对宗教极端势力问题基本可控。中亚经济的持续发展对政治与社会稳定起着一定的作用。
(二)乌兹别克斯坦风险评估
核心领导人方面，风险增幅较大，为36．3%。卡里莫夫年事已高，有出现意外的可能性;继承人仍然不明朗，外界颇多揣测，并不利于乌的稳定团结;领导人对强力部门的控制力强同时依赖性也强，这给政权稳定带来风险;外部因素对政治的影响有限，这更令乌未来政权走向充满神秘感，也令人不安，因为一旦政权失控，没有大国帮助稳定局势，后果难测。
经济发展方面，乌兹别克斯坦社会经济领域存在很多问题。虽然经济数字不错，但存在的水分太多。从数字上看，经济发展不错，风险增幅为－28．6%。事实上近年由于金融危机、改革缓慢、政策多变、社会封闭、人治大于法制、腐败严重等因素的影响，加上市场经济观念不强、投资战略存在问题等等，乌兹别克斯坦经济发展缓慢，贫困难治。2012年以来乌物价飞涨，货币贬值明显，居民收入增加缓慢，加上经济政策僵化，工商部门索贿情况严重，各地常常以打击犯罪为名打压中小企业主，导致社会矛盾在增加。
图3乌兹别克斯坦政治风险对比图(2008VS2012)
社会领域存在潜在的严重问题。风险增幅为6．25%。乌当局对激进的穆斯林打压严厉，政府与民众间对立情绪明显，未来会更激化矛盾。当前打击措施硬的太多，软的跟不上。居民年龄结构呈现低龄化趋势，大量农村青年失学、失业，是宗教极端势力拉拢的极好对象。此外，乌贫困问题严重，文化教育缺失。
外部因素对乌的影响与其他评估项目相比是最大的，风险增幅达80%。这是由于:首先，阿富汗形势恶化带来的影响要远远超过2008年时的影响。包括撤军问题、乌伊运的回流、毒品等。其次，大国特别是俄美在乌的争夺也更加激烈。今年美乌关系升温很快，尤其在军事领域。随着美军陆续从阿富汗撤出，乌在阿富汗过境运输中的地位不断上升。美乌关系的升温影响到俄乌关系，如果美乌持续走近，若乌政局发生变化，俄是否会插手乌的未来政权走向，扶持亲俄的政权这样，俄美的争夺到时会加剧乌的不稳定。但总体来说，随着美国撤军临近，大国都希望中亚保持稳定，因此大国在中亚未来几年的合作是大于竞争的。最后，西亚北非局势的影响。2008年“阿拉伯之春”还未出现，到2012年西亚北非局势对中亚的影响在增强，中亚境外反对派的活跃、境内民主组织加紧活动。但总体来说这些活动对乌政局影响有限，还不至于破坏国家稳定。
从雷达图中可以看出，乌的宗教极端势力问题控制得很好，2008年和2012年没有明显的数值变化，风险增幅为0。主要的依据是:近年鲜有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宗教极端组织的实际规模变化不大，伊斯兰解放党在乌的活动十分有限、乌伊运主要在巴阿活动、新的宗教极端组织很少进入乌境内，因此宗教极端组织的政治动员能力、社会影响有限，与外界的联系程度一般;政府和军警对宗教极端组织的活动管制能力很强。但这也隐藏着一些问题:表面控制好，大多靠强力打压，未来会更激化矛盾。
公民群体活动影响政局的可能性在变大，增幅高达50%。2008年乌公民群体活动微弱，到2011年受国内外因素的影响，乌的公民群体开始有所活动，一些未注册过的群体组织策划举行集会，反对当前政权[12]。尽管之后乌当局严厉打压，但始终保持着发展趋势。
最后，乌的议会和军队稳定性没有变化，对政局的影响很小。
图4塔吉克斯坦政治风险对比图(2008VS2012)
图5吉尔吉斯斯坦政治风险对比图(2008VS2012)
注:由于吉尔吉斯斯坦情况特殊，所以评估要素的权重不同，排序不同。
(三)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风险评估
在核心领导人方面，两国的风险值不高，尤其与乌兹别克斯坦相比。塔吉克斯坦的风险增幅为7．69%，吉尔吉斯斯坦为5．88%。塔风险增幅的原因是:拉赫蒙政权对塔阿边境地区的管控能力弱，政治内斗逐渐明显。2010年的拉什特事件和2012年的霍罗格武装冲突，都突显了塔激烈的政治斗争;未来发生的大多数争斗可能更多是种族和部族的较量。吉风险增幅是由于新政权上台后对政局掌控有限、政治利益集团争斗加强、核心领导人缺乏政治魄力。需要注意的是，两国在这个评估要素中均受外部政治影响较大，对外部大国在政治上的过于依赖和大国在中亚的博弈增加了风险。
在宗教极端势力方面，塔吉克斯坦的风险增幅为－11%，此项目评估风险下降的原因是，第一，由于塔政府近年对宗教极端势力问题治理力度加大，因此宗教极端势力的社会影响力有所下降;第二，近年塔反对派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已远远超过了宗教极端势力的破坏强度，他们与贩毒集团、宗教极端组织合作逐渐密切。不过塔的宗教极端势力问题仍很严重，2008年和2012年的风险值都比较高，分别为9分和8分。吉尔吉斯斯坦的宗教极端势力问题没有改善，两个年份都处于9分的高值。目前吉尔吉斯斯坦代替乌兹别克斯坦成为宗教极端势力最集中的中亚国家，尤其是费尔干纳谷地的伊斯兰解放党十分活跃，并不断向北部蔓延，一些新的活动特点证明该组织进入政界的意图很明显。由于长年动乱，吉尔吉斯斯坦的伊斯兰化倾向在加强，根据卡内基基金会驻莫斯科代表处于2012年9月17日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在吉尔吉斯斯坦约有50%的居民支持建立伊斯兰国家[13]。这样广泛而深厚的伊斯兰社会基础将为未来发生再次全国性动荡的可能性创造条件，令人忧虑。
在议会方面，塔吉克斯坦的议会与中亚其他国家一样高度稳定，拉赫蒙不断削弱伊斯兰复兴党在议会中的地位。吉尔吉斯斯坦的议会稳定性较差，政治斗争越来越围绕商业利益而非部族或地域利益，议会党派之间的矛盾一如从前，常常演变成双方支持者的大规模集会，议会中代表外部大国、地方部族、各利益集团的势力错综复杂，令议会存在非常高的不稳定性。吉议会的风险增幅为11%。
此外，在经济发展、社会问题、外部因素、公民群体、军队稳定性方面，两国的风险增幅均为0。经济发展方面，得出的零风险增幅并不意味着两国经济处于低风险发展状况，而是正相反，两国在2008～2012年间，经济发展没有大的起色，风险评估值处于高线(2012年塔为9分，吉为10分)，说明经济状况对政局稳定的影响非常大。
外部因素方面，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一评估因素经过多位国内中亚问题专家赋分，在吉尔吉斯斯坦风险分析框架中的权重排在第一位，也就是说，专家们认为外部因素对吉的政治风险影响是最大的，这一点有别于乌和塔。吉在政治、经济领域受俄罗斯影响很大，可以说俄在一定程度上把握吉的政局走向。影响塔政局的外部因素主要包括阿富汗形势变化、大国争夺、西亚北非局势的影响，外部因素对塔的影响也比较大，但2008年和2012年的差别不大。
公民群体方面，塔的公民群体并不活跃，2012年的情况与2008年相仿。吉公民群体通过游行示威、街头暴力等方式影响政局变化的可能性在两个年份中都处于9分的高值，并且当前吉的形势与2010年第二次政权更迭之前的形势十分相似，即反对派开始与执政当局决裂、反对派的活动以大量支持者示威集会为主，并且很有规律地于每年的春秋两季举行大规模的游行活动。可预见的是，如果外部势力加强参与，吉再发生政变的可能性仍然存在。
在军队稳定性方面，军人集团通过军事政变或政治施压等方式影响吉、塔两国政局的可能性不大。但是近年塔吉克斯坦的军事冲突事件增多，尤其是2012年的霍罗格武装冲突系政治事件而非恐怖事件，冲突双方是政府与内战分子而非圣战分子的冲突。因此塔军方形势变化需要引起重视。
两国风险值高，其中吉的经济发展、社会问题、社会稳定性、公民群体和宗教极端势力最具威胁，塔的社会问题、经济发展、宗教极端势力和外部因素影响较大。
两国风险图形变化不大，除了吉的议会稳定性、塔的宗教极端势力两个要素略有上升外，其他要素基本维持不变。甚至塔的风险总值2012年还有所下降(降低了0．26%，吉仅上升不到1%，为0．94%)。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两国呈现“高风险、高稳定(显然是暂时的高稳定)”特点。需要考察和分析，什么时候是两国发生政治动荡的临界点。
图6乌、塔、吉风险总值对比图
三未来预判
乌兹别克斯坦稳定面临挑战。从雷达图上看，乌2008年和2012年的图形变化大，说明各项风险起伏大，形成了不稳定态势。乌面临的几个威胁是:领导人交接引发的政治集团矛盾、社会经济问题、阿富汗的安全冲击。但是从风险值来看，领导人的风险值中等偏高但风险增幅不大，而社会问题的风险值持续在高线，加上公民群体和外部因素的风险增幅大，因此，乌未来政权交接会平稳过渡，但可能会受外部因素刺激，内部在社会领域发生问题。
吉未来发生族际冲突、反对派强力冲击政府的可能性将逐年增加。吉的各项风险值都很高，尤其是议会风险在增加，趋势是总体风险增加。还有一些因素没有列入图表中，如吉的族际问题、南北问题。这些都难以解决。2012年上半年，吉南部乌吉两族之间的摩擦在增多，并呈现恶化趋势，乌族与南部地方权力机构的矛盾也在增加，未来不排除再发生大的流血冲突。此外以塔希耶夫为首的反对派在“春季攻势”中非常活跃，并且在2012年10月还组织示威者冲击总统府，在南部举行大规模的集会活动。吉目前已经形成了春、秋两季的示威季，形成了街头政治活动和非法集会的习惯，形成了支持政治冲击行动的暴民群体。这是一个很不好的趋势。2005年、2010年两次政权更迭，之前的每一年都是反对派在春秋两季组织大规模的示威游行，逐渐积累社会支持，等到时机成熟，冲击当局。目前的反对派活动轨迹与从前一样，可能今年、明年反对派的活动还有限，但是每年都组织，加上吉各种政治与社会问题导致社会矛盾加大，未来很有可能发生第三次政变。
乌塔之间可能发生低烈度武装冲突。乌塔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罗贡水电站，但争执的焦点越来越多，包括边境布雷、争夺水坝。现在塔国内要求乌归还布哈拉等地的呼声越来越高，双方的矛盾正在变得复杂。目前找不到解决这个问题的路径。乌一向强硬，乌塔边境近年由于争水、非法越境等频繁发生伤人、死人事件，双方的军事对峙很可能再度由于边境摩擦引发低烈度的冲突。
阿富汗北部的乌伊运和费尔干纳谷地的宗教极端势力将威胁地区安全。2014年阿富汗形势不乐观，有可能在阿富汗政府、塔利班或军阀间发生程度不等的冲突或战争，如果形势恶化，阿北部与塔利班结盟的乌伊运将变得更加活跃，若再与费尔干纳谷地的极端势力未来实现地理上的对接，将给中亚安全造成很大冲击。
四几点思考
政治精英、社会矛盾和外部因素的变化起伏是中亚风险变化的重要条件。中亚国家仍是威权社会，领导人的动向对国家稳定影响大;中亚的社会矛盾复杂，公民群体更加活跃，公民意识处于觉醒阶段，需要政治经济改革与之相匹配，否则即会形成社会的不稳定;中亚受外部因素影响增强，近年周边形势不佳，对中亚内部稳定造成很大的威胁。中亚内部问题与外部因素的相互联系在趋向紧密，相互影响，这对地区安全极为不利。
中亚国家进入政治风险上升期，尽管政权可能保持稳定，但并不意味着社会稳定。其主要原因是政治领域的结构性矛盾突出，包括中央和地方之间、地区之间、政府和社会之间、社会群体之间都存在或明或暗的冲突，相互关系失衡，国家稳定过于依赖领导人和强力部门，导致稳定存在很大的脆弱性和不确定性。
中亚安全正在变成一个“综合性问题”。独立20年来中亚国家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但积累的问题也在逐渐显现，政治制度的缺陷、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社会矛盾的激化，这些与安全形势缠绕在一起，互为因果，相互影响。近年外部因素对中亚影响减弱，但新的地区内的不稳定因素在增加。未来几年中亚国家将主要面临三个方面的挑战:政权交接、社会矛盾、阿富汗形势的影响，金融危机、地区内国家矛盾激化等挑战以及贫困、黑社会势力增长、经济发展缓慢等难题，安全形势会更加复杂。
(责任编辑:张昊琦)
注释：
[1]本文对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进行了国别风险评估。并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单独评估，这是由于乌兹别克斯坦在中亚国家中比较特殊。乌兹别克斯坦面临政权交接、社会矛盾增多、安全形势复杂化等问题;其对外政策善变，在美俄大国之间摇摆;中亚宗教极端势力和恐怖势力多以破坏乌社会与政治稳定为目标。因此乌兹别克斯坦的风险变化对地区安全影响较大。另外，把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放在一起同时进行评估，除篇幅的原因外，还由于这两个国家具有一些相似性:同为中亚小国，面临着社会经济艰难发展的问题;安全危机比较严重;受到外部因素影响较大。
[9]“萨拉菲”一词在阿拉伯语里是“前辈”、“先人”的意思，顾名思义，这一伊斯兰教极端派别的价值观和信仰宗旨，就是追随祖辈的遗训，复古怀旧，完全按照伊斯兰最高经典《古兰经》的教诲行事。政治上，萨拉菲派主张以正宗的伊斯兰教义、教规规范国家的政治架构和社会秩序。在日常生活中，萨拉菲派坚决，反对女子参政和融入当代社会。在许多阿拉伯国家，都有“萨拉菲派”，但他们基本上都不是伊斯兰教的主流派别。在埃及，萨拉菲派的人数目前已经超过300万，由于“萨拉菲”派的主张过于偏激，所以，连穆斯林兄弟会都宣布与它划清界限。萨拉菲宗教极端组织，具有代表性的是“伊斯兰组织”，上世纪70年代早期建立，建立初期主张圣战、建立伊斯兰国家，但随着穆巴拉克时期对极端伊斯兰主义的打击，伊斯兰组织为了生存，在最近开始改变其宗旨，不再诉诸暴力。除了伊斯兰组织之外，在埃及、加沙地带、利比亚，以及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多国均有一些以原教旨主义为宗旨的极端萨拉菲派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