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的历史记忆与真实——从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说起
欧阳向英
［摘要］斯大林是苏联史和国际共运史上的关键人物。然而，斯大林被“污名化”由来已久。通过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苏德战争的发起者、斯大林与希特勒的关系等长期敏感和争议问题进行探究和辨析，还原历史真相，证明西方对斯大林的抹黑要么是无中生有，要么是割裂了历史事件间的联系。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史的研究范式发生变化，从民族—国家史到跨国史再到全球史，以民族国家为主线书写历史的状况被彻底改变。由于“不同的国家对其历史，往往有相互冲突的记忆版本”，历史记忆与历史真实之间便有了罅隙。应建立“共同历史准则”，并在相互联系的史实中不断挖掘历史真相，基于史实评价人物的功过是非。
［关键词］斯大林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记忆东欧苏联
斯大林是苏联史和国际共运史上的关键人物。近年来，无论在俄罗斯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对斯大林的评价迥异，甚至不乏针锋相对的情况。这不仅反映出俄罗斯国内思潮和国际环境的演变，也涉及他国对苏联的集体记忆和是非判断的变化，关系到人们对社会主义模式的认识和共产主义前途的信心。随着2020年5月9日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75周年纪念日的即将到来，欧洲议会对斯大林和苏联口诛笔伐，普京回击，第三方随之再回应，从而引发一连串话题，这些话题围绕苏联和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展开。波兰、俄罗斯、美国和德国等多国外交人员唇枪舌剑，相互指责。这种现象值得深思，也需要予以客观评析。
一、斯大林被“污名化”由来已久
此前，欧洲议会已通过一系列批判“极权主义政权”的决议，这些决议包括2005年5月12日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0周年的决议、2006年1月26日关于必须对“共产独裁政权罪行”进行国际谴责的第1481号决议、2008年11月28日通过刑法手段打击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之表达的决议、2009年4月2日关于欧洲意识和极权主义的决议、2010年12月22日关于欧洲“极权政权”所犯罪行的报告、2011年8月23日华沙宣言、2018年8月23日纪念“共产主义受难者”宣言等等。这些决议和宣言宣称强调尊严、自由、民主、平等、法治和人权(包括少数族群的权利)是欧洲的共同价值观;认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将两个“极权主义政权”联结在一起密谋征服世界，从而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声称俄罗斯仍然是“共产极权主义”的最大受害者，只要政府、政治精英和政治宣传继续“美化苏联的极权主义政权”，俄罗斯就无法成为民主国家;指责现任俄罗斯领导人企图歪曲历史事实，粉饰苏联政权所犯下的罪行，这是旨在分裂欧洲的信息战的危险组成部分，呼吁欧盟委员会果断地反对这些做法;等等。
二、还原历史真相道阻且长
当我们致力于还原历史真相时，与我们观点相悖的人可能以为他们才是在还原历史真相。究竟哪个是历史的真实，如何判定真实，这是历史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然而，上述“污名炮制者”的言论上升不到哲学的高度，因为它们多数由“脑补”产生，既非亲历，也无档案材料支撑，与真实相距遥远。此外，还有历史观的问题。是孤立静止地看待某一事件，还是全面辩证地分析某一事物即使面对同一史实，两者的结论也会相差甚远。
1.如何认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1939年8月23日，苏联与纳粹德国在莫斯科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秘密协议。内容主要有：缔约双方保证不单独或联合其他国家相互使用武力、侵犯或攻击行为;缔约一方如与第三国交战，另一缔约国不得给予第三国任何支持;缔约双方决不参加任何直接、间接反对另一缔约国的任何国家集团;双方以和平方式解决缔约国间的一切争端;双方以立陶宛北部边界、波兰那累夫河、维斯瓦河和散河为分界线，德国默认苏联在比萨拉比亚的利益。条约约定10年期限，但实际因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而废止。
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背景是以英国和法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苏联的矛盾激化。1933年，希特勒成为德国元首后，其吞并欧洲的野心已昭然若揭。英、法对德国实行绥靖政策，想祸水东引，使德国攻打东欧和苏联。苏联面临英法和德国的双重威胁，如何破解这一难题，在英法、德国与苏联的三方博弈中取得先机，自然是苏联考虑的重点。1938年9月29日《慕尼黑协定》的签订标志着英、法绥靖政策达到顶峰。斯大林为了保护苏联的利益，决定与德国保持表面上的友好关系，同时加紧备战，以应对纳粹德国在日后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希特勒为了执行1939年4月3日制定的闪击波兰的“白色方案”，避免两线作战，也愿意与苏联签订非战条约。1939年5月，日本在远东地区挑起“诺门坎事件”，向苏联发动进攻。在这样的背景下，苏联为避免出现德、日结成军事同盟后自己腹背受敌的危险，同意与德国签约谈判。只有还原整个历史过程，才能认清《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性质，即它是国际力量博弈的阶段性产物，并不反映苏联和德国结成同盟关系，更不意味着苏联借此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2.是苏联还是德国先发打击？
3.斯大林与希特勒暗通款曲吗？
在转轨前后的俄罗斯和西方，斯大林与希特勒共同炮制战争的说法甚嚣尘上，包括斯大林与希特勒暗通款曲，甚至说斯大林救了希特勒的命。据苏联英雄(1944年)、苏联国家奖金获得者(1986年)弗拉基米尔·卡尔波夫讲，所谓斯大林救了希特勒一命，指的是斯大林出于战略考虑，最终放弃了苏联情报机关在1942～1944年酝酿了近3年的暗杀希特勒计划。斯大林认为，要彻底战败德国需要让希特勒活着——只要希特勒活着，美国和英国就不可能同他单独搞交易，但如果希特勒不在，戈林或巴本可能上台，西方大国就可能同他们达成协议，这对苏联是不利的。[6]1944年苏联即将彻底战胜德国，此时更不需要暗杀希特勒。上述只是卡尔波夫的解释，是否存在暗杀希特勒的计划还有待考证。从已经掌握的史实来讲，斯大林确实没有派人暗杀希特勒，不是与其惺惺相惜，也不是与其有什么密谋，只是因为斯大林早已预料到苏联红军必然胜利，希特勒终究难逃覆亡命运。
还有一种说法，是斯大林曾向希特勒乞和。在这一版本中，斯大林不仅被说成阴谋家、野心家，还被说成懦夫、国家利益的出卖者，因为斯大林曾于1942年通过保加利亚大使向希特勒乞和。其实，斯大林从未向希特勒乞和，判断依据为：第一，由于保加利亚投靠德国引起苏联愤慨，斯大林不可能通过保加利亚大使向希特勒乞和;第二，莫斯科会战胜利使苏德战场出现转机，斯大林曾乐观地判断战争将于1942年结束，所以不可能在1942年2月派人向德国乞和;第三，1942年5月，美英与苏联就开辟第二战场达成共识，苏联得到了美英的大量武器、资金援助，这个时候斯大林更没必要单独与德国媾和;第四，1943年10月，一名叫埃德加·克劳斯的德国商人曾与苏联驻瑞典使馆进行过接触，自称代表里宾特洛甫愿与苏联就媾和一事进行会谈，立即遭到苏方拒绝，苏联政府就此事向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作了通报;第五，斯大林一直防范并坚决反对美英与德单独媾和。[7]基于以上事实分析，所谓斯大林向希特勒乞和完全是无中生有，是始发于苏联后波及中国的“非斯大林化”思潮的结果，旨在抹杀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功绩。
三、以“共同历史准则”构建更广泛的认同
以往我们常说，历史是一个民族的记忆。现在，当某个历史片段不仅被某个民族记忆，而且被多个民族记忆，成为世界史的一部分时，往往会出现不同记忆者书写的历史版本不同的情况。作为人文科学之一，历史学既具有被研究对象已凝固不变所带来的客观性，也具有研究主体常变常新所赋予的主观性。在主观性中力求把握客观性，这正是历史学的魅力所在。
还需注意的是，反斯反苏现象近年来已超出思想斗争领域，服务于现实的国家利益。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被西方视为国际安全领域最大的威胁。将俄罗斯定义为苏联遗留下来的“祸胎”，而普京是斯大林“极权主义”的继承人，对某些西方国家来说，此类说法接受起来毫无违和感。在西方长期的宣传攻势下，很多人包括知识分子和青年在内，都认为共产主义政权普遍带有“极权主义”色彩，这也恶化了中国的外部环境。2019年，立陶宛和拉脱维亚两国先后将中国与俄罗斯一起列入“威胁”名单[15]，不得不说，意识形态斗争不是一厢情愿能够摆脱的。西方的逻辑很清晰，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一切抹黑斯大林和苏联历史的做法自然而然地也就具有了现实意义。
作者：欧阳向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注释：
[3]См.:МельтюховМ.И.УпущенныйшансСталина.СоветскийСоюзиборьбазаЕвропу:1939-1941.М.:Вече,2000.
[4]〔英〕杰弗里·罗伯茨著，李晓江译：《斯大林的战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9～10页。
[6]参见〔俄〕弗拉基米尔·卡尔波夫著，何宏江译：《大元帅斯大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610～614页。
[7]金重远：《评“斯大林向德乞和说”——兼与郑异凡先生商榷》，《探索与争鸣》2006年第10期。
[8]赵佳琳：《全球史与跨国史：过去、现在和未来》，《书屋》2019年第11期。
[9]张荣明：《历史真实与历史记忆》，《学术研究》2010年第10期。
[10]〔美〕阿兰·梅吉尔著，赵晗译：《记忆与历史》，《学术研究》2005年第8期。
[11]〔法〕法布里斯·拉哈著，徐庆超译：《欧洲撕裂的记忆、认知的不一致及文明地处理历史问题的挑战》，《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10年第1期。
[13]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2月27日。
[14]于沛：《历史真理的认识和判断》，《社会科学文摘》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