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5年初开始访问网上论坛，间或也发表一点谬论。积少成多，好像也略成气候了。于是，这些杂七杂八的笑侃胡说也就给搬来，成为我网上全集之中新添的一个角落。
何其愚也。搞学问可不能一厢情愿。英文中的computer只是将compute（计算的动词形式）后面加了个字母r，变为名词形式，就完了。要比键盘输入，8个英文字母总比3个汉字快吧？
入声应该是一种短促无调的发音方法。它并没有绝迹，如在沪语中的“赤佬”两字就是。侯宝林号称能说多种方言，但他这北方人在短促发音上就过不了关。赤佬的赤字，发音似“策”但短促似爆破且声调平而不扬，侯老先生所学发音近乎普通话中的“雌”字。这语言大师其实也是只能在北方卖弄的。你好像是南方人，本地方言中应该也有用不同于四声的类似发音方法的吧？
之二：
莎士比亚的英语就与现代的大不同，何况我们的秦汉唐宋？最烦的就是历史剧装深沉，把部分汉字读成古音。从音韵学说，可能有它的道理。不过，那么多汉字中，单挑出几个来显摆，有没有必要？首先，你这只是用古音的规律，换用另一个现代汉字发音去读，换读的那个字音可能就与古时大不同。二来，你只能换用个别字词，换多了写成字幕都没法让人懂。其三，就是字和词都换了，句子结构呢？既然不能全然复古，何必单挑几个，为显示有文化而装得非驴非马？
汉字的结构太复杂，笔画在整个字中的书写顺序又不容易找出规律。因此，如果要让输入方法符合汉字的书写规律，则方法一定是低效难学的。从四角号码到仓吉五笔，各路高人都花费了不少心血。如果不能设计出一种更为科学的软件方法，用计算机去寻找及优化，要想设计符合书写规律、同时高效便捷的汉字输入法，应该是不可能了。
之三：
我意思是，这么多路都给摸索过了，单靠几个人冥思苦想，应该很难创造出革命性的汉字输入新方法。要说可能性，或许只有活用计算机，通过穷尽所有可能方法，逐字比较总结，才有可能推陈出新的。
之四：
其实要能从脑电波中检出所想汉字的笔型，则更快更省事。不过，方法虽然好，可会累着我等白字先生。如果用拼音，一时记不起的字可以逐个找出来。就是检错字，读者也可能转个弯猜对了。要是光靠笔型，文中错字一定会更多。读者会错意也罢了，文字监查当局若有误解，作者可要玩儿完。
繁体字是从象形文字抽象简化而来的，简体字是从繁体字的行书和草书写法中抽象而来的。如果要坚持古人的文化，我们不如都用画画代替文字，用扳手指代替计算机得了。
古文也在变化中。我读宋代的《资治通鉴》大致没问题，读汉代的《史记》需要猜测，读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就得靠注释（尽管时时怀疑注释的准确度）。不能说汉宋的两位司马先生在文采和意境方面都远逊他们的古人吧？
不重视英语不行，但将英语置于汉语之上，则完全没有必要。其实，这也只是一种误解。我一向牛哄哄地号称人分三六九等。有机会外向的，当然必须学好英语；其它的，包括技术人员和普通干部，完全可以由他自己决定。我们的政府和舆论总喜欢摇摆于两个极端。一搞申奥申博，就宣传社区大娘也热衷学英语；一搞评定级别，就要求普通的技术政治干部非得考试过关。很久以前就感觉到，中日俄因为用自己的语言完全可以应付大学以下的课程学习，本国语言与英语的差距也较大，大众的英语水平比一些小国差是完全正常的。欧洲大陆的几个语言大国如法德西也相似，尽管其语言结构与英语的差别可能更小些。我的态度是，不鼓励人人都学英语。因为在我们的社会中，汉语过关（对常见诊治科技话题能够熟练读写）的还不知是否过半数。还有，为了提高大众的文化程度，应该减少、而不是增加汉语的学习难度。
我想，尽管嫌犯还不能被认定为坏人，但人们起码也还没有必要尊敬他。因此，不应该使用含有尊敬意味的“您”，而公安司法甚至采访人员在审讯或讯问过程中，，也没必要客客气气地“请”。北京话过分客套是习惯，但北方和南方大多数地区的国语并没有尽可能使用客套词语的习惯。因此，用中性的“个”、并且省略“请”是比较正确的汉语使用方法。
之一：
赞同你的“实用主义”“总要淘汰什么衍生什么”。语言是流动和生活化的，实用主义的态度就是忘掉过去，向前看。美国人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就是，将莎士比亚的《王子复仇记》改成动画版的《狮子王》。而我们的国粹学家总是坚持不能改造汉语，在二意性的多音字之外还要保留许多地方性的甚至是古人习用的多音字，（前者如将铅山读作盐山，后者如将说服读作税服），再者，中文里头不能插入西方文字字母，等等。俗话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如果我们不能放弃老的，又要随时增加新的，儿孙们的语文课本又要厚重许多。熬成驼背近视眼，能把这些都学全倒也算了。要是没法学全，人人以讹传讹，真要弄到语将不语、国将不国的地步？太夸张。我这是杞人忧天了。
我的本意是：中文和日文等东方语言中有不少词汇和说法分为谦恭、尊崇、以及中性等多种形式，如果掌握不好，不如就用中性的，谦辞和敬语的滥用是很不得体的。新闻报道时，对施暴者、受害者、围观的路人、打抱不平者、乃至挺身而出的英雄，完全可以全部采用中性的“个”字。没有必要分出左中右，对好人加个“名”或“位”。更不能不分好坏都尊称“位”。敬语只能用于尊者。对嫌犯和幼童称呼“您”是没来由的。谦辞只能用于自身。电视剧中常见“欢迎来我的舍下”，甚至“我的拙荆”或“我的贱内”，其中的“我的”全是多余。试想，舍下、拙荆和贱内都是谦辞，能用在你或他的身上吗？别人用客气话，你在回应时就不能随便沿用。我曾经邀请朋友“光临”我的个人网页，有位博士小姐回答“一定光临”，就有语病。随便什么人，答应去别人家都应该用“拜访”，“光临”时只能用在欢迎别人来我家时用的。举这些例子，不是为了表白自己多掌握了几点细节。我的本意还是：东方语言中虚伪客套的成分太多，因此降低了语言的学习和使用效率。教师和传媒要特别小心，没必要和搞不清楚时最好用中性词汇。滥用和用错谦词敬语，无疑是误人子弟。
对扎某得女捐股的热论，无论是有知还是无知，都是吃撑了的：随便做点什么事，或者什么都不做，都好过把自己嘴巴挂在别人的身上。
2013年9月12日，不信医生信自己
看到网上转载的《当代癌症治疗的惊人内幕》一文，颇有同感。现代医疗检测技术，可以查出许多以往被忽略的病症或潜在病症。对于早期治疗而言，当然是好事。但要记住，不是所有的病症都是需要治疗的。人和机器一样，带病工作很正常，保养到挑不出毛病是没必要也没可能的。这就要权衡，该治疗的不要拖着，但医生为其利益而提出的建议必须谢绝。试想一下，每个人不都是忍着头晕眼花、鼻咽肿滞、心虚气喘、血压超标、脾胃不适、肝火肾虚、筋骨乏力、关节酸痛之一种或数种，一天天活下来的？也没听说有谁把身上的所有病痛都给治愈的。既然老毛病都能忍着，又何必对那些新被检测发现的病症担心过度操之过急呢。老话说，是药三分毒。新检测手段免不了遭受辐射和破皮出血，新药新治疗手段也都不能避免在对被诊治的病灶起积极作用的同时，误伤周遭的组织器官。因此，千万稳着点，就算绝症也尽可能保守治疗。因为越是积极治疗，波及周边、误中副车的可能性就越大；越是新发明的治疗手段，对其多年后的病情反复或后遗症的了解就越少。不信医生信自己，尽人事由天命吧。
2013年8月7日，南水北调不着调
靠海的浙江干了，拥湖的湘赣旱了，天无三日晴的贵州没水喝，天府四川种不得田，据说今年是南旱北涝。看来老天都觉得南水北调不着调，见民意上不去，只得下达天意了。
2009年10月24日，对长寿秘诀探讨之我见
有的说长素，有的则食必有肉；有的说要运动，有的则说累了就得休息。其实长寿没秘诀，该你的就是你的。
老了就是老了，多活几年也没太多意思。巴金百岁还挂着文联主席的身份，多年牵挂着要建立文革纪念馆却没人搭理他。钱学森年年都有主席探视，眼见着病床上架着炕桌堆满了文件资料，但也好似只有回答“好、好”的能力。
2009年10月24日，对罗列某历史剧失实处的劝解
哪部历史片不是胡拍的，用不着那么认真。
抗战中的一个小战例，七亘村两次设伏，在歌颂刘伯承和陈赓的两部电视剧中分别说是这两人主导的，在亮剑中又说是胡编人物李云龙的功劳。
井冈山原来是王佐、袁文才的，陕北原来有个刘志丹，都在欢迎过江龙毛主席以后受冤枉被清理了。还不如水浒中的白衣秀士王伦，人家好歹还动过花钱礼送天王晁盖的心思呢。
2009年10月22日，对批评高价路牌的共鸣
GDP就是这样抬起来的。
挑个错：所谓中国传统文化在外来文化还没怎么进来的时候有稳固家庭的作用，好像看得太近了一点。一夫一妻制可能是相信亚当夏娃说的一神教在西方的产物，而同为一神教的伊斯兰国家、以及多神教或没有明确国教的其它国家，包括中国，在历史上好像从来都不反对多妻制。一夫一妻制当然有其合理性，现仍为国策的一胎生育制度、以及尚未严格施行的一人一票民主制度也是如此。不过细想一下，在这些制度中，不都有些平均主义和保护落后的影子吗？将有限的资源平均分配给弱者，在理论上是正确的，在实际上可能会制造落后，在实施中也免不了有漏洞可钻。而在中产阶级成为主体之前，因为大多数仍为群氓，简单民主可能造成多数落后人群对其它人的民主独裁。
的确是这样，西方文明和华夏文明都只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如果非要客观地认为精英和群氓都是平等的人的话，我们凭什么说土著部落是未开化和不文明的，并且将我们的道德和法律等都强行灌输给他们呢？我们的一夫一妻制本来就是从西方学来的。西方的婚姻关系似乎已开始从一男一女转变为任何两个人。以后呢，或许也不是不可以发展为任何几个人的吧？再以后呢，根本就不需要现在的我们去操心。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要说年和十年，就是百年和千年也可被看作是瞬间。因此，从虚无主义的角度看，我们所穷究不尽的一切一切都只是流动中的一个剖面。
跟我专业有关的某个中国行业规范，其内容都是抄自国际电联的研究文件。我曾发现，后出版的中国规范中的某个公式，引用的居然不是国际电联在此之前公布的最后版本中所列的新公式，而是最新修改前的那一个。我猜想，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承认国际标准中的最新公式，而是在抄完较早一个版本中的公式后，需要经过很长的反复讨论和批准发行过程，因此跟不上外部形势的变化。把话题转回来。我并不反对稳定的一对一关系。不过，在我们把这一习惯认作道德规范时，应该想到这并不是天经地义的，而是从别人那儿学来的。如果再清醒一点，则还应想到，我们的学习过程很可能滞后于变化了的外部世界。
老庄所处的历史环境，或许可以说是中国思想史上空前绝后的一段自由开放时期。不但士有尊严，下层人物也有尊严。就连相当于工匠和手工业者的公输班，也能在思想史上留下自己的足印。中国封建社会的持续强大与富足有很多原因。我以为，主要的两个分别在于：有着适合农业文明的地理条件，以及有着适合封建制度的思想体系和道德标准。有利也有弊。在大一统的背后，只许有一种权威，不同的声音均属异端邪说。但在大一统之前，各路诸侯都希望提高自己的实力地位之时，所有的地方实力派都希望招贤纳士，因此容易忍受甚至愿意试验各种新的思想和学说。在这种大环境下，想要脱颖而出的后吉士人，若不能开创新学派，也需要对师承作新的阐释。人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我想这也许是身在繁杂世界中的外人居然会对中国的大一统奥运口号有好评的原因。（如果真像传媒所说的那样，因为我通常是不怎么相信传媒的。）对身处封闭社会中的思想活跃者来说，肯定更愿意为“多彩的（colorful，而不是onlyone）”世界，发出缤纷的（而不是同一个）梦想。
上海人：
上海就像长江口的崇明岛，上海人就像积淀成崇明岛的泥沙。上海原来只是个小渔村，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成为西方列强所选中的口岸。也由于它具有更强的半殖民地位，发展起民族工商业。上海人中的大部分都是邻近省份移民的后代。留下来的并不是佼佼者，比较有眼光的多半在1950年代中期去了香港，又在1980年代率先携资金技术回沪发展。当然，要说上海人，还得是留下来的那部分。其中有能力的，确如笔者所说，散布到全国各地，形成一个个小上海社区。最次的就是对新来上海占高职位赚高工资、但尚未学会沪语的外地人愤愤不平，对匆匆的过客及忍辱负重的民工施白眼的小市民。不过，小市民有不平衡感也属正常。他们在文革时努力工作着，总觉得自己被迫部分承担着养活血腥武斗和居家逍遥着的外地人的义务。而现在，退休的退休，下岗的下岗，当年的努力并没有给他们留下值得平衡的补偿。不说别的，算一下“上海”的平均住房面积和“上海人”的平均住房面积，就能部分说明问题了。
其实，世上孩子所走的绝不是同一条路，甚至不是同一个方向。外部环境对孩子的影响也因其自身独立意志和父母宽容程度而大有差别。依我看，中国的好坏都在独尊儒术后的统一思想上。包括蒋介石的一个主义、毛泽东的一言堂、以及零八奥运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统一自然容易稳定，但统一也会僵化。如果从小就让孩子知道世界是多彩而梦想是各异的，他就不会受核心价值观的压迫而必须硬挺着跟社会竞争。
人或人才都应该是多面体。不懂得生活，不享受艺术也罢了。如果盲目于外部形势和压力，在学业上不打好基础就急着提前出成果发论文拿学位挣名利，遭受当头棒喝是理所应当的。
自己孩子暂且在自主道路上走得不错，希望今后依然能避免在竞争压力下迷失自我。
但凡攻击考试制度的，都没错。不过，如果大家都能考过而自己不行的，也该想想这是为什么。2006年2月12日，对家教和子女出国的建议之一：我觉得，孩子们比我们小时候懂得更多。讲大道理和高压政策都没用，最好是以身作则加推心置腹。后一点好办。别人家的孩子也没闲着，咱家的该做什么还得做什么。如果提高效率，主业保证质量就可以玩副业。只要家长不违背承诺，不在完成额定任务后添砖加瓦，聪明孩子一定会心甘情愿地做得快又好。前一点不知是否为逍遥者的软肋，你要是每天都玩得很开心，倒真不容易让孩子认识到生活非得有几分勤奋加艰辛。之二：
不管有没有实力，要稳妥的话，还是应该避实就虚。有人说过物理化学最容易，这和我儿子学校的情况相吻合。因为美国人不愿意干那个，留给外人的机会就多一些。不过，理科出路不多，要不是佼佼者，很难站住脚。我有个亲友，科大天体物理的，尽管在欧洲念到博士后，最终还是转去软件行业。
曾在复旦听老师同学说，生物工程出国比例大。从儿子的毕业生名册上看到，确实如此。问题是孩子是否喜欢，以及就业前景如何。在电子工程方面，复旦出国机会最多的是微电子。高考报名时知道这是该校的好专业，但总觉得不好玩，而把它放在后面。估计出国容易跟该专业在外的知名度、以及美国人也不喜欢都有关系。还有就是，奖学金多给博士生。但博士的出路多为faculty，也应该考虑男孩子是否喜欢及合适。
2016年4月11日，对走红网络的“这届人民不行”一语的感想：
这届政府行就行在发现人民不行了。既然人民不行，那国名和政府前的人民二字都换成官僚吧。中华官国的官僚政府，一定不会给人民带坏了吧。
2016年3月5日，读龙应台在北大的演讲《一个台湾官员的“中国梦”》有感：
我也曾跟着嘲讽雷锋在埋名做好事的同时又在日记中宣传，很是不应该。此文所说是对的：当时流行写日记，我作为平凡的小学生，日记还难免夸张。雷锋是因事故偶然身亡的。如果日记是被他个人保存着，并没有公开出来讨要表扬，我们就没有理由嘲笑和批评他。
2016年3月5日，对“军人待遇上舍不得投入是准备下次战争赔款”说法的扩而大之及推而广之：
百姓生活没有保障和提高是准备亡国亡种。官兵工农的劳动报酬和生活水平大幅拉开档次，是准备把两朝国名中的“民”字给抹黑剔除。
2015年12月4日，读郭沫若写的贺斯大林万岁诗有感
郭老是史学和文学大家，凭其学术成就完全当得起科学院长，但其人品常遭批评。郭老在北伐时、抗战中和解放后均做过高官。他之所以赞颂蒋、毛、甚至江青，或许出于诗人的感性，或许迫于形势的无奈，但这篇祝斯大林长寿至70个恒河沙数（出自佛经，对应于数字单位十的五十二次方，也就是10进数后面要挂52个0）真是太过分了。科学院长捧人能捧到这份上，其下属在这许多年中拿不到诺奖，自然就可以理解了。在中国，喜欢投机钻营也不算错。但明主用人就该用其才。不让天才做事，偏给他做官，反而是害了他。也许蒋毛都希望利用郭老的影响力。可惜的是，做吹鼓手遂了他的表演欲望，败坏了他的个人形象，也耽误了他的学术研究。
如果用我们并未否认的法理判定，香港是割让，九龙新界是租借，两者不同，英国当年若是坚持不还香港，也不是不可以。但既然已经还回来了，那就不必再炒冷饭，因为所有条约合同都是新的覆盖旧的。新条约生效后，旧条约已成废纸，仅余历史研究价值。不过，既然有五十年的说法，急统不妥，放松点留做镜子也好啊。关键在于没底气，怕自己不能一年年强起来，怕那块飞地比较出自己的日益腐朽没落来。
2009年11月，对国人承受力的感叹
在这道德崩溃的当代，常有世人都该做而路人皆漠视的。原因可能在小老百姓已经习惯于被剥削被压迫被冤枉，人人都有自己的苦，人人都有申诉抗议无门的经历，故而对别人的遭遇也很难动情。
不过，要是人人都因如此觉悟而认命，就会有更多的X革Y改。要是人人都对倒钩执法类恶症俯首帖耳，总有一天会钩到你我头上，或者在胃痛打不到车时，眼睁睁看着贴有不敢助人字样的私家车而苦叹。
这就是我们的悲哀所在。你越是能适应奸商，就有更多可能吃到黑米霉面假酒假药。你越是能适应乱政，就有更多机会收到城管倒钩们开出的罚单并在房改医改教改后遭遇更多的剥夺。你平日无视他人所遭受的不公，自己叫苦时自然也得不到共鸣。
2009年11月，对马路噪音的投诉
上海的客、货车司机也牛得很。有的是为了驱赶挡路的慢车或行人（常见莲花超市的班车，稍遇障碍，就用高音喇叭猛轰），有的估计要赶绿灯，从一个路口到下一个路口连续或间断鸣笛不止。货车司机或许是对被迫夜间行驶有意见，心有怨气撒到沿途居民头上；或许是夜里没人管，只顾自己开快车方便舒畅。路旁民居半夜里关紧两层玻璃窗都挡不住，被连续几秒十几秒的高音喇叭吵醒后，心中窝火难再入睡。
深圳十多年前就禁止在市区鸣笛，这几年来各大城市的驾车者也都开始自觉文明起来，偏就是上海市对机动车鸣笛的管制效果很差。市中心还可以，内环线边上就不行了。近来交管部门查黑车十分起劲，就没想到放些倒钩暗哨在查处超载超速超噪音上。其实只在市区行走的超市小客车，完全应该禁装高音喇叭。常见环保部门在闹市路边装置的噪声仪，但没见在要道路口监测白天黑夜的噪声峰值、以及累计超标时长。
奥运前在北京工作，世博前回上海又经历一片混乱。感觉申奥申博对于老百姓来说，只能觉得城市使生活更糟糕。
2009年10月28日，对必须适应社会类认命言论的遗憾
这就是我们的悲哀所在。
你越是能适应奸商，你就有更多可能吃到黑心米面油盐假酒假药。你越是能适应乱政，你就有更多机会收到城管倒钩们开出的罚单并遭遇继房改医改教改之后的剥夺。
要是人人都对倒钩执法俯首帖耳，总有一天会钩到你我头上，或者在胃痛打不到的时，眼睁睁地看着车身贴有不敢助人字样的私家车而苦叹。2009年10月22日，对无人回应怨言的感慨我想不会都是优越社会制度的享受者，而是见怪不怪了吧。
国人就是贱啊，对压迫者俯首帖耳，对自己毫无信心，对别人漠然视之。因此，扬州十日和南京屠杀时会茫然跟随屠杀者，排着队引颈受戳。因此，再怎么上伪劣产品的当也还是抵制不了诱惑，再怎么吃赌场式股市的亏也还是坚持屡败屡战。也因此，对政府的压榨和剥夺也已习惯成自然，连发牢骚的劲儿都提不起来了。
2009年10月22日，对要求提高退休工资者的声援官方只讲30年前人均月工资几十元，现在数千元，涨了多少多少倍。其实当时的工资外还提供医疗教育住房等福利，而现在什么都得自己掏腰包。
官方只宣传国际上通用的恩格尔系数（食品占生活总开销的比例）越低，说明生活质量越高。实际上如果国人背负房债外加生病育儿，恩格尔系数会远低于欧美，难道我们的生活质量高于发达国家？
工资和退休工资需要横向比较。据了解，美国20年的工程师年薪约为4、5万美元，这些老人就是不升职，现在的年薪也能随通胀加到14、15万美元，大概是新人的两倍多。而在中国，老人永远是吃亏的，他们长期拿的是低工资，到现在的收入可能比新人还低。退休者更是被边缘化。
鬼子对我国低成本倾销的质疑还是有点道理的。比如说，房改医改教改，都把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排除在工资成本之外。所以说，低成本之中还是有部分原因是政府政策造成的。如果没有这些政策、以及对国内生态的破坏等等，生产成本肯定要高不少，出口竞争力自然要低一些，外汇储备也就会少得多。
咱们政府不把自家的国土和百姓照顾好了，眼睛里只盯着钱。不论国内国外，不论穷人富人，能抢则抢，能刮就刮，能捞就捞。问题是，钱到手后，他却没招了。国内只能在房医教等方面逼百姓花钱，其他需求就是上不去。国外没法逼，要买高科技好军火还不成，只能存在人家那儿，等着贬值。
鬼子变着法子花中国的钱，还吵吵着说这钱来路不正。政府和御用学者只能用精神胜利法抵偿对手的实质利益。再怎么说我是债主，再怎么指责对方光花钱不干活，又有什么用。自己的百姓还是辛苦干活，且因低收入而没钱花，因低保障而有钱也不敢花。人家的穷人还是花咱们的钱，花明天的钱。等到想明白，打算把外汇储备拿回来时，还得面对汇率变化和通货膨胀两方面的损失。
中国老百姓，别学着政府和文人指责鬼子不仁义，也该想想自己老是活不好到底是源于外因，还是内因了。
在我这等后知后觉者看来很新颖的说法：中国政府没有滥印票子，但中国的出超带回了美国政府滥印票子，于是引起了中国的通胀——因汇率捆绑的货币流动而带来的通胀。
（引自博文的文字：“在背景完全变化的情况下，汤臣显得格外刺眼，令人不能容忍。他们被自己的傲慢与对政治的无知打败，额头贴上不懂市场、不懂政治、与住房政策为敌的红字。”）
“捂盘惜售”之类的罪名不知是否与物权法相抵触。我的财产我做主。未能以财产所有者希望的价格出售只是销售定价策略的错误，决不能被指摘为与政策与市场与人民为敌。房产商因为市场原因，不能以高价销售产品，让他自行承担经营失败的后果就行了。政府和老百姓都没有理由胁迫他以低价出售。要不，跟文革中的抢房子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为了吸引眼球，博主们难免要迎合读者的口味。为了避免板砖，博主们很难坚持公正客观的立场。但既然是“以我手写我心”，就希望博主坚守法制和市场的基点，尽可能避免在需要煽情时不由自主地随着潮流走。
同意博主的观点。不论出发点如何，行业商会应有其成立的权利。不相信所谓“上海房价即日到08年12月01号，不得擅自降价，原则上从即日起不管销售如何，价格上每月应上调2-4%”的条款是真实可信的。不说各怀鬼胎，只顾自身利益的中国商人是否能结成有效的价格同盟。单看2-4%/月的复利增长，两年后的房价就将在近日的高价上再涨60%到156%。作为同盟预期和约束，好像也太冒进了吧？
开篇有关纳税者民主权利的几句话敏感了些。
对税收增幅高于经济增长的解释，是否还存在着历年都有漏征应征税款的问题，而这几年加强了征收力度，因此增幅未必都出于滥征。
光从个人所得税上看，偷漏税可能性最低的是出工出力最多的中间阶层，有钱和无钱的自由职业者似乎都很容易漏网。
的确需要立法限制随意添税的部门权利。但凡法令都不能随意增删，否则何来国家信用？
信任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建立起来的，却可以在一朝一夕之间被彻底粉碎。
从上海市政府在解放时剥夺汇丰银行的上海分行大楼、又在开放后欲高价卖回（未遂），上海市在解放后、公私合营时、文革期间对私房业主的多次剥夺，以及房改至今仍拒绝对计划经济期间未享受和少享受分房者作象征性补贴等事例看，历届上海政府所施行的政策是不保护所辖民众的私有财产的。
不信任并不仅仅出自国外资本的政治立场。不信任同样建立在当权者的历史记录上。在此基础上，能建立国际金融中心吗？
据说，江浙一带的农村住房在改革开放后的二三十年中大多推倒翻新过三四次，目前又面临着地方政府的规划重建。而这些重复建设所造成的浪费都被计入GDP中，对建筑垃圾和环境破坏的处置费用也对GDP有贡献。这些都可作为经济学家所指出的，GDP是流量而不是存量的佐证。
中国战斗机与美军侦察机相比，好似看家狗与邻家散养的猪。尽管后者的个头大了些，但前者更具备攻击能力。不管怎么说，狗没能护院，反被猪拱翻了，总不是件值得夸耀的事吧？
说是在领空领海，那就在12海里之内。比起美军能在朝鲜、越南和南斯拉夫等敌国救回跳伞飞行员相比，我们的海空救援能力也太差了些。
现在的你还信历史上的口号？号召你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你去吗？号召你批林批孔批周公，你批吗？新中国的宪法版本跟广播体操的套数差不多。如果认为每一部都是人民修的，都可以照着做，那么，除了不能跟**党过不去，跟谁过不去都成。但是，从现在的国情看，**党还讲**吗？最渴望**的穷人受到保护了吗？邓公翻身上台多少也借助了天天在天安门闹的痞子们的一份推力。刚把椅子坐热，就刷白了民主墙。想起我们打的天下，就让我们家的军队执行了蒋匪军当年想对我们干，但又不敢干的历史使命，修理了另一帮痞子。如果说抗灾的功劳是绝无仅有，那上街的遗憾也是天下第一。2005年12月27日，对世事艰难的笑对之一：我们都离不开媒体。其实，活在这个世上的人们，再苦再难也比我们的先辈要强许多。因为至少还有机会，可以被各种媒体玩弄和麻醉。
盛世是相对的。比起生命受人弹威胁的巴格达市民，德里街头茫然的无业青年可能要稍稍幸运一些，而我们那些刚得到欠薪的民工兄弟或许是人间天上了。有时候需要退一步想想。只要各人做好手中的事，这世界还是有希望的。
我的确是在挑骨头。不过，作为专业人士的负责人表现，第二要不怕被挑骨头，并且在被挑对后及时揩屁股改正；第一更应在事前做足准备，避免被挑骨头。既然给出的是平均数据，就应讲清楚是怎么平均的。假设手中有按各省或每种家禽平均的数据，一定能给出一个全国的、不容易误导的数据。如果新闻发布会不愿意提供详实准确的数据，应该采用更容易蒙混过关的数据处理手段。要不，在力求准确数据的外国记者面前，我们丢不起人。
外国人分两种，有一种跟中国人差不多，习惯于马马虎虎混日子；但也有一种凡事认真，丁是丁卯是卯。（比如西方国家在处理航海日志的误笔时，是只能划去后在旁重写，而不许涂抹修改的。）如果让记者在重看和推算详细报表时，发现与官方文件和录音记录有出入或有疑问：国家公布的数据就这个水准？我们也拿中国国情去搪塞？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理想”不如“多彩的世界，各异的理想”。
扭曲怪诞或是对僵化管制的反动。
我没有这么乐观。连续一二十年的增长率保持在5%、甚至7%以上，已经被称为奇迹了。还要维持如此的高增长率发展三五十年？最好做个简单的数学模型估算一下：美国和中国现在各是多少，分别以1%和5%的年增长率，追上需要多少年？还有，美国现在的国内基础建设和军备积累，是在以与现在的经济规模大致相当（这许多年的平均增长率不高于2%？）的条件下，经过数十年建设起来的。在我们追赶的三五十年中，因为前面二十年的比较还相对悬殊，美方的建设规模还将远高于我。如此看来，只要美国不把自己的国库掏空了，我们在GDP追平以后还需要多少年才能在综合国力上与之相匹敌。
2005年5月12日，对有关国货洋货问题的看法
（有博文引用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牛锡明的发言实录：我们现在的总资产已经达到了1.8万亿美元，印度的总资产8000亿美元，俄罗斯的总资产是9000亿美元左右，我们一个工商银行已经超过了他们全国的资产总量。）
看工行09年三季报：总资产为11.7万亿人民币，其中负债为11.7万亿，股东权益仅为0.7万亿。
银行是靠吸纳存款过日子的，因此其总资产其实都是虚的。而印度俄罗斯可不能全靠借贷过日子。两者的资产是不同的概念，完全不能相比较的。
博主总是看不起学文科的，引用文科出身的行长语录时，也请当心批判引用。
政府要稳定股市，要让百姓有些财产性收入，至少可以做一点：以真正低于二级市场的市盈率发行像悬在人们头上的第二只靴子那样想发又发不出的中国建设类纯A股。
国有资产的根由其实是全民资产。原来是人民以几十年的低收入攒起来的，本因在改革过程中还给人民，但政府却以国家的名义捏在自己手中。
可以理解老爷们不舍得在亢奋股市中以低市盈率发新股，他们不认为这是还富于民，而是政府管理资产的流失。不过，现在蓝筹股的动态市盈率都跌到10倍出头了，新股也可以相当或更低的价格在国内发行了吧。可不要再以低价出口高价贩销的方式，让A股市场中的冤大头身心俱伤、无奈离场。
如果真要还富于民，发行方式应学港交所——中签率向散户倾斜，让申购量越低的，中签率越高。不过，人们的政府愿意还富于民吗好像地球人都知道。
怎么就有那么多狭隘的人，因为自己怀揣着股票，就希望传到耳朵里的只能是牛市号角，就认定泡沫论者一定是做空者，就担心股市会因有人唱空而下调、或者管理层会因有人唱空而打压。股市楼市自有其上下行的内外在动力。以谢国忠先生为例，楼市泡沫论说了多年，上海也就两年前有些小调整，深圳反而在此期间大跃进。因为与自身利益关系不大，倒也没太被人批评谩骂。一旦把泡沫论移植到股市中来，就不知给人扣了多少屎盆子。散户在股市中捞钱不容易，整日里心惊胆战的也正常。因泡沫论而逃早少赚者、以及未敢抄底者应该埋怨自己的判断力和意志力不够准确及坚强。被高套者的未及逃脱本源于自己的贪心，不单不该将账面损失归罪于泡沫论者，反而应该感谢泡沫论者曾给自己提过醒。如果你足够聪明和机灵，低买高卖从不踏错行情，尽可以嘲弄泡沫论者，何必动真气失理智呢？
以往的经验是，好股票也忍不住跟跌时，才有可能是调整的尾声。虽然，在胆大妄为者得势的中国股市中，老经验在这以前的十数个月中一点儿也不管用。不过，人心是脆弱的。君不见，近来网上已不再有把QFII们赶出中国股市之类的豪情壮语，取而代之的是对政策调控者和牛市鼓动者的谩骂，其背景是一片哭爹骂娘声。
真正在牛市中大得其利的只是已解禁并已兑现的法人股原持有者。大得其利的还有借市值虚假膨胀而在个人收入上获得实质暴增的公司管理层。不管是控股的需要，还是没可能以市价兑现，国家或国有股份的持有者只得到账面上的增值。
在成熟市场上，大股东批股（出售大笔股份给大投资者）时总是要折价出售的。那还都是流通股。大股东的持股比例通常也都低于50%。工行不是汇丰，所谓的战略投资者不过是钱有余而势不足者拿手头余款分散投资，目的原在于跟工行的后台老板即中国政府套交情，能否有投资收益还在其次。
（有人提出：“……比如这次加税，本意是降低过度换手，这是对的，我赞成。但行家的手法儿是增加好企业的真正供给，或者来个T+3也未为不可，抑制隔日买卖的冲动，……”）拜托，千万别提T+3！但凡市场人士都害怕该手段，因为其威力或许数倍于调高印花税。
这两天的行情之所以能有反弹，就是因为快进快出者敢在大跌时入市，因为他有机会在次日出手兑现利润。试想一下，股市如果因T+N政策出台而下跌，只要想起今天买入后得拖上N天才能出售，还有人敢入市抢反弹吗？股票再有投资价值，在谁都猜不透N天后行情如何的状况下，没有赌性的谁敢接手。要是大家都不敢接手，股值岂不会连续无量跌停？
在香港，地铁等政府资产上市流通时，通常保证让有意认购的散户起码能分到一手，而且在抽签时将分配比例向每笔申购数量较少的散户倾斜。即只申购一手的大致都能买到，申购量为数十手的中签率高于数百手，申购数百手的中签率高于数千手，等等。政策向散户倾斜是为了还富于民。
我们这儿呢，在同样的中签率（可能低至千或万分之几）下，凭一己财力只能押下数万元的散户抽中新股的概率本来就跟中彩票差不了多少，再加上近水楼台（社保、保险、基金、战略投资者等）还能在抽签前先行分流一部分，试问有多少贫民能沾到些许的还富？
实际上，在前几十年只能勉强解决温饱的平均主义分配原则下积累起来的国有资产，其实质应该是民有资产，在体制改革过程中完全应该将部分资产分配给百姓的。当然，这种理所应当的还积累于贡献者，是想也不要想的了。
（有人为“中国的中小散户终于将外国的QFII赶出了中国股市”而庆幸。）
必须提请注意的是：QFII抄了中国股市的大底，就是被赶走了，他们也将带走几倍于配额的投资或投机收益。中国的散户和机构是接棒者，眼前看来还赚了钱，但一两个月以后还未可知。如果有比较深的中期调整，或许还得靠回来的胡汉三将股指再度拉起呢。
（有人以吉林敖东去年收益1.35元/股，今年一季度收益1.34元/股，证明上市公司业绩有普遍而且大幅的提高。）在成熟股市，分析师会区分“经常性”和“非经常性”收益。前者为主营业务的日常经营所得，后者为投资收益和资产评估增值等。一家好的企业，其赢利的增长应该建立在经常性收益上，因为这才是脚踏实地做出来的。我想问，吉林敖东的今年首季收益中有多少是经常性的？如果盈利的增长以股权投资的溢利为主，就可能出现这样一种状况：如果公司A和公司B除了相互持股外，什么也不做，当股市上升时，两家公司的盈利也会相应上升。但这两家公司对社会有何贡献？国民经济能靠这样的公司成长吗？当股市持平甚至下跌时，这两家公司又将怎样呢？没有责怪类似公司管理层和投机者的意思。只想提醒数据引用者：盈利增长并不完全反映公司的经营与成长。
“目前，A股相比于H股动辄有十几倍溢价”？
太夸张了。在5月14日中午，A股H股价差虽然有洛阳玻璃（8.97元：0.87港元）和广东科龙（7.78元：0.89港元），但港股价低是长期停牌、未能跟随上涨的结果。其它的股票中，最悬殊的是熊猫电子（13.88元：4.60港元），最接近的是招商银行（22.39元：21.00港元），并不存在“十几倍”的溢价。
请博主注意引用数据的准确性。
请查一查，中石油是在何时IPO的？当时的集资额是多少？再请查一查，当时的中国股市是否有如此的融资能力？相应规模的融资在当时的中国股市是否必然会产生，以及可能会产生多大程度的打压后果？
除非说中石油等优质国有资产不应该在当时IPO。若说当年的低价上市是贱卖，多少有点以偏概全吧？
垃圾股被炒上高价，除了散户通常都会看中它的便宜外，股评人士的利好消息也是一个原因。
几百倍PE的股票，首季利润超过去年全年，表现就应该好于大市？夕阳行业的公司，拿出不足1/10市值的资金以未说明低廉的价格投资煤矿，就算变身能源股了？
券商和基金应该清楚，股市吹鼓手也未必不明白，但股评就是如此，股价也就能扶摇直上。
明眼人还不能太明白。要炒股，不能光知道自己有多聪明，还得知道散户有多傻。
2007年4月27日，由上班炒股的联想防火墙只能设在局域网内，花百来块钱登记无线上网就可绕过。
联通的C网效果比较好。
如果多数单位都从内部管起来，或许联通的无线上网业务就能得到大发展。
不管无线上网在联通的收入中占多少比例，到时候一定有不少股市吹鼓手为此大捧联通。
日本和台湾股市建立在开放的金融体系上，买股票可在股票和本币升值后方便地兑换回外币撤资，从而赚取双重收益。中国股市和金融体系在理论上是封闭的，股票和本币升值后不便于兑换回外币撤资，风险相对较大。
要说人民币升值对股价的影响，H股多于A股。因为人民币升值后，股票的内在价值得到提高，相对于与美元采取联系汇率的港币应该更值钱，以港币计算的股价也应该同步上涨。
同股同权的H股和A股相比，前者的市盈率低，资金流动成本也低。境外游资要炒升值，应该不会弃H选A。
有人转述巴菲特所述离开股市的时机判断：“每个人都想在午夜12点前离开舞厅，可惜的是，人们在一个没有钟表的舞厅里跳舞！”散场人潮涌动前通常有些混乱，场内的想出去，场外还有人闹着要挤进来。既然人在场中，判断流向就很不容易。
在没有钟表的舞厅中，如何确保比旁人先离场呢？如果你不够聪明，也不够机灵，就请别跟着大家转大圈，尽可能留在出口附近观看动静吧。那出口又在哪儿呢？
窃以为，同类股票中的市盈率相对较低者，或可被认作出口附近的安全走廊。泡沫膨胀时，它们有补涨的可能；泡沫破裂后，它们也许会比同类跌得稍为慢点。在此情况下，即便笨鸟慢飞，折翼掉羽的程度也多半会比他人略好些。因为，天塌下来，自有那些长人（高市盈率股票）顶着。
（有私募基金的管理者称，年初预计增值50%为优秀，而年末看来已经透支了几年的优秀。可见其年收益的非同小可。）
在散户眼中的大资金运作，能透支数年的优秀，的确可喜可贺。但是，既然存在透支，就必须有谁为此买单。那买单者是谁呢？
要说是对数年熊市的报复，二八现象对此作了否定；要说是业绩的高速增长，GDP的10%增长难说有几成是存量，而博主所称的上市公司普遍年增20%似乎难以达致四年翻番；要说是投资价值的理性回归，成熟市场中高中低增长公司的预期市盈率未见值得常年保持在20、15、10倍之上；要说是人民币升值，外销型公司将遭遇经营困难，而内销型公司仅在将红利汇往境外时才体现升值效应。说来说去，买单的似乎只是后知后觉者的跟风热钱。
热钱要是投在名至实归处，自然应该有合理回报。但要指望在翻倍后仍有大幅估值提升，难免令人担心狂热的为透支买单者难以为继。
不敢说万科的来年每股预期收益不应该是今年的两倍，但实在不敢相信这类大公司能维持高两位百分数的年增长率。要说价值投资，高成长大公司有20倍预期市盈率也该知足了吧？市场内固然还有些10倍市盈率的好公司，但它们的增长前景未必很乐观。恕我愚钝，就算是新兴市场，除了不为人所知的内秀公司外，公开信息中还剩下什么能支持数年的大牛市呢？
个人历年收入大致为：插队落户5年，积欠生产队的口粮款和借款1、2百元；里弄加工组半年，每天7角工资；装卸工、泥水匠、以工代干4年，月工资36元；大学4年，没收入；研究所12年，月工资从50余元加到数百元（？记不清了）；外派香港6年，月工资大概是7千、1万5和2万5的平均数；回内地后的月工资为2千、7千、1万4、8千不等，现已届退休年龄。算来收入还不低吧，但就是没有分到公房。
请诸位看官代为算算：像我这样的能买什么房子？条件更差些的又将如何？
现在的年轻人，拿着几千上万的工资，还要老一辈给垫首付买房子讨娘子。老一辈在房改前的平均月工资（随退休的前后）在100到300元之间，有没有分到房子的真是天差地别。
政府启动房改或有道理，但却赖着不给未分房者发放红头文件规定的补贴。说它人神共憎，不为过吧。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顾人心向背，且记抗战歌谣中的“谁种下仇恨，它自己遭殃”。
2009年11月，对房改补贴的愤怒按照政府网站所载中央机关和北京市的房改政策，机关单位职工的最低补贴面积为60平米，正副科级、技师、高级工和高年资工人为70平米，副处和高级技师为80平米。根据文件标准估算的无房户房改补贴额，房改前15年工龄者略超10万元，25年工龄过20万元，30年工龄的副处近40万元。分房面积低于标准者也有相应的房改补贴。补贴对象包括已故及退休去外地的。其实北京机关的分房面积远高于上述标准。我所知某局在90年代中的分房，但凡在70年前后参加工作的，都能分到130（一说170）平米的大套。因此估计真要享受房改补贴的也许只有少数倒霉蛋了。
上海职工中很有些从未分到房的。就是有幸分房，建筑面积也多在30到50平米之间，远低于房改的补贴标准。若是真要补贴，额度相当大，因此政府的态度当然是能赖就赖。但是，房改补贴的对象都是已经被亏待的未分房和少分房者，就是能按标准领到补贴款，也比足额和超额分房者损失多多。上海市政府历年来亏欠国有制单位职工太多本应包含在劳动报酬中的分房面积，又从房改后的高房价中得到高额地价和税收，可就是不肯九牛一毛补贴受损对象，连房改补贴政策文件也不肯出，真令人寒心。
我家两代四口在98年房改前的工龄都在30年上下，家里原租18+9平米两间私房，除我父亲获配17平米单间公房外，余者都没分到房。按照北京市的标准估算。两代均为高级职称，就算祖辈用黄货付顶金换来的老房子（文革后私房变公房，房东受损失，房客的顶金也无从退还）租住面积也算在内，房改少分房也约有80平米建筑面积。未分房补贴本应不低于40万元的，但因上无政策，单位只答应在买房时补贴2、3万元。如果没有房改，我至少还有分房的盼头。但谎称以改善居住条件为目的之一的房改，终结了我的分房希望和权利，换来的却只有相当于一只马桶面积的市区房价补贴。
（有博文提出，政府“当初驱赶低收入者入商品房市场是个绝大的错误”）
其实政府可不这么认为，它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一个阳谋。
改革开放初期，没什么积累，倒有大量的坏账。靠什么发展？要想跟百姓同心同德就得背着沉重包袱，为了轻装上阵就得把包袱扔给百姓由其自行承担。
赖去福利（包括实物和货币）分房的欠账，把百姓赶入楼市，才筑就这二十年高增长的基础之一。
问题是，政府（我们千万别把它等同于国家）现在有了积累，欠债额也因自然规律（部分债权人的西归）而减少了许多，应该考虑多少偿还些债务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