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个武汉司机到上海开了三天车，结果被扣了28分。
涉及的违章事项主要有：
变道不打灯；实线变道；斑马线不让人；左转不让直行。
面对3000多块罚款和即将失去的驾照，他傻眼了。
委屈巴巴地向朋友抱怨：“我开车一向很规矩啊。”
看完这个帖子，好多武汉网友摊手一笑，表示这些行为在他们那里确实存在。
虽然不是每个司机都如此行事，但情况基本就是这么个情况。
要不为啥有个谐音梗叫“全员鄂人”呢？
这梗讽喻的就是部分武汉司机开车野，爱加塞、爱超速、爱汉骂……
唯独不爱礼让行人。
简直“全员恶人”。
不止上图那个武汉司机，几乎每个开车不规矩的驾驶员，都可能在上海渡劫。
斑马线上不让行人，扣3分；
拥堵加塞，扣3分；
开车时浏览电子设备，扣3分；
转弯不让直行，扣3分；
路口滞留，扣2分；
一次连续变换两条车道，罚款200；
变道不打灯，罚100扣1分；
违反禁止标线指示，罚200扣1分；
等等。
这意味着，人在上海，如果驾驶素质不过关，12分根本不够扣。
这里除了认真执法的交警和广泛铺开的电子警察，还有举报制度。
只要你做出了下面这些违法行为，被其他司机拍下，就会收到一点小小的举报震撼。
当然，上海查交通违章并不只限于机动车。
行人和非机动车的交通违法行为也被上海交警细致地观察着。
有时候，行人走非机动车道、闯红灯，会被交警拦下批评警告；
如果留意一下街边循环播放的道路安全教育视频，你可能在里面找到亲朋好友的身影，以及他们乱穿马路的画面。
在上海，自行车过斑马线必须下车推行。如果过斑马线不下车推，就会被罚款。
比如陈丹青就被罚过。
骑电瓶车没戴头盔，会被警告或罚款。
而这里的“没戴头盔”具体又分为三种情况：
1、完全没把头盔带身上；
2、戴着头盔却没有系紧安全扣，整个头盔松松垮垮，戴了等于没戴；
3、把头盔带在身上，却没有戴在头上。
三者在上海都属于违章行为。
（《光明网》报道）
还有人打车坐后排不系安全带，被上海交警查处。
交警会对这一违法行为处警告或者5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
总之，每一个在上海生活过的人，都知道上海交通管得有多严。
在网上，好多被交警罚款的人会吐槽上海交管“鸡贼”，认为管这么严“无非是为了筹措经费”。
这么归因未免有失公允。
对违法行为的零容忍，恰恰成就了安全环境。
如果看一下历年统计，你会发现上海是全国交通事故发生率、死伤率最低的城市。
随着戴头盔出行的人越来越多，电动自行车交通死亡事故数也在直线下降。
2023年，上海更是“全国唯一一个连续3年未发生一次死亡3人及以上交通事故的省级行政区”。
与宏观数据相契合的是网友的夸赞。
他们表扬上海是全国开车最规矩的城市。
点赞上海街头礼让行人的司机。
感念上海交警的努力。
网友回忆，自己在上海的时候最烦的就是“什么都管”的交警。
离开之后才发现，有交警蜀黍管着真香。
……
看到这儿，我们必须承认上海的严管模式还是很有意义的。
这么做未必能杜绝所有事故，但可以更好地帮助全社会守住安全出行的底线。
况且这种严格并不是一味的“严刑峻法”、“不近人情”，遇到某些突发事件的时候，你还是能从执法者那里感受到温度。
在基层工作的朋友都知道一句话：“执法松一点，下面垮一片。”
这话的B面是：上面管得紧一点细一点，下面也能跟着增强些规则意识。
这种讲规矩氛围终将惠及每个人，让大家都享受到安全高效的出行环境。
当然，上海的交通能有条不紊地运作并不只是因为交警对扣分罚款抓得比较严。
在严格的底色之上，还有不断提升的管理水平。
一组数据告诉我们：
2023年，上海市交警总队会同市交通委治理130余处交通拥堵点，科学优化700余个路口的交通信号控制策略，结合市民实际需求新增道路停车场32处，新增泊位数约650个。
据第三方机构报告显示，上海市通勤拥堵指数较上年同期下降6.64%。
在上海开车的朋友大概会对这些数据变化有更直观的体验。
我一直觉得，世界上有两种堵车。
一种是流量过大无可避免的堵，另一种是管理不善、信号设置不合理造成的堵。
如果对前者无能为力，至少对后者是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的。
每年清明节从上海开车去苏南某市扫墓，我和家人都对此体验颇深。
尤其当墓区门口的道路堵了一公里，所有汽车进进出出都抢一条道，却没有一个工作人员负责调度指引的时候，我们都会感慨：
“这种事情要是发生在上海，肯定会有执勤交警负责指挥，十分钟就能疏通道路吧……”
说这些，不是想吹捧上海拉踩其他城市，只是希望每座城市的管理都能越来越优化。
对于管理的“宽与严”、“自由与秩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和视角。
可抛开话语交锋，出门在外的我们总该保证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吧。
如果每个出行者都在你争我抢间零和博弈，亦或是抱着侥幸心理横跳红线，那么城市交通交通注定会失序，我们遇到马路杀手的概率也会大幅增加。
（《谭谈交通》名场面）
博弈论有个经典的命题，叫“囚徒困境”。
大意是说：
两个共谋犯罪的人被关进监狱，如果两个人都不揭发对方，则由于证据不足，每个人只要坐牢一年；
若一人揭发，另一人沉默，揭发者会因为立功而获释，沉默者因为不合作入狱十年；
如果互相揭发，则因证据确凿，两人都会被判刑八年。
由于囚徒都不信任对方，因此两人都倾向于揭发对方。
后来大家借这个故事引申出了一个新的道理：
“个人的最佳选择并非团体的最佳选择。”
如果个人无限追求自由、自利，那么注定会伤害集体的利益。
如果要对所有人都好，那就必须每个人都让渡一点自己的利益，牺牲一点自己的自由，形成彼此互利的社会契约。
大家都遵守这套契约下的规则，其实是各方多赢的局面。
不止交通，很多方面都是这样。
之前我们写过“提灯定损”的故事，大家应该还有印象：
“不讲武德”的房东为了吞掉租户的押金，会想出各种鸡蛋里挑骨头的办法苛求租客，甚至还会把出租屋内的历史遗留问题讹在租客头上。
而租客为了整顿房东，也会想出好多反制手段。
比如，举报房东偷税漏税，举报承租房屋有消防隐患；
更激进的是在出租屋里养臭虫、养跳蚤，在房子的隐秘角落里塞用过的卫生巾，还有欠着租金直接提桶跑路……
不守规矩的房东和房客不断博弈，结果就是整个市场不断充斥着流氓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