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段话大意是鬻熊的妻子妣厉，在生熊丽时难产，剖腹产之后妣厉死去，熊丽存活。妣厉死后，巫师用“楚”（荆条）包裹其腹部埋葬。为了纪念她，后人就称自己的国家为“楚”。
楚字（见下图）最早见于殷墟甲骨文，本义是指丛林中的一种落叶小灌木。自古以来，楚国有楚、荆、楚荆、荆楚之称，那么荆与楚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古今学者对荆与楚的解读基本一致，《说文解字·艸（cǎo）部》中说“荆，楚木也”，《春秋经》中说“荆，楚，一木二名”，《周礼》中说“楚即荆”，送到大儒朱熹集传中说“楚，木名，荆属”，近代甲骨文专家徐中舒解读荆字时说“因用树枝耕，故得训为楚木”等等。
由于荆字始于西周金文，甲骨文中没有荆字，因此应该是商末或周初时楚字升级为国号之后，另造了一个荆字代表这种植物。总之，荆与楚本义都指木，是同一种植物的两种称呼，在鬻熊之前早已存在。
甲骨文中，涉及“楚”的卜辞有多条，其意思明显既不代表某种树木，也不代表后来的楚国，而是另有所指。
卜辞记载：“于楚又（有）雨。”这是商王祈雨仪式的记载，但商王可能为千里之外的楚国祈雨吗？
卜辞还记载商王田猎来到了“楚”，殷墟在河南安阳，后来的楚国在湖北，两者相距甚远，商王到后世的楚地打猎，怎么看都有违常理。
因此，甲骨文中的“楚”不可能与楚国有关。既然如此，商朝甲骨文中的“楚”代表什么含义呢？其实，传世文献早有记载，颠覆了传统认知。
《竹书纪年》记载：成汤二十一年，“商师征有洛，克之，遂征荆，荆降。”有洛是洛水之滨的方国，成汤征讨有洛之后，又征服了荆国。荆与楚相通，因此这里又可以说是楚国。周初楚国在湖北一带，与有洛数千里之遥，成汤不可能征讨有洛之后又去征讨荆国。《竹书纪年》还记载：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鬼方大致位于山西附近的方国，与西周楚国相距更是遥远，武丁伐完鬼方再伐的荆国，不可能是西周楚地。
除此之外，《括地志》中说“终南山，一曰桔山，一曰楚山”，《战国策》中说“昔王季历（周文王之父）葬于楚山之尾”，《吴太伯世家》中说“太伯之奔荆蛮”后建立了吴国等。根据文献记载，在陕西、河南西、湖北西北、江苏江南之间，存在很多以荆楚命名的地名与山名。
显然，商朝时期的“楚”，已经逐渐从某种植物，引申为某种地貌特征的泛称，即荆棘楚木茂盛之地，皆可称之为“楚”或“荆”。荆蛮或楚蛮，是指居于荆楚丛林中的部落，其含义相当于生活在城镇中的泛指“市民”，生活在农村的泛指“村民”。
通过文献可知，在西起渭水中游、东至长江下游、北达山东平原、南至淮河流域的广大区域之内，都有荆楚茂盛之地，被古人称之为荆或楚。毫无疑问，如果将甲骨文与文献中的“荆或楚”都视为芈姓熊氏部落，那么上古楚国势力范围就太梦幻了，实际上芈姓熊氏部落只是居于荆楚之地的部落其中之一，也即“楚人”一员。
商朝末年，通过姜子牙的计谋，周国“三分天下有其二”，很多方国或部落臣服于周文王，其中包括楚人鬻熊。
周原甲骨文记载：“楚伯迄今秋来西王其侧”，“曰：今秋楚子来告父後哉”。这两片甲骨文记载的是同一件事的始末，大意是楚人部落族长鬻熊拜见周文王，周文王给予隆重接待，鬻熊以养子身份向养父感谢接纳恩泽，这就印证了与《楚世家》上“鬻熊子事文王”的记载。
需要注意的是，周人先称鬻熊为“楚伯”，后称之为“楚子”，周人为何这么称呼？其实，按照“以居为氏”的习惯，周人称呼来自楚地的鬻熊为“楚伯”，这符合当时的传统。
周朝建立之后，由于鬻熊之前被称为“楚伯”，因此周成王延续传统，“封熊绎（熊丽之孙）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这时荆楚泛称的地名逐渐演化为芈姓熊氏国家的专称。《鲁周公世家》中称“周公奔楚”，这里的“楚”无疑不是地名泛称，而是指周公旦曾经去过的楚国。
可见，鬻熊见文王是荆楚由地名泛称向专称国名演化的开始标志，周成王分封是真正的实现阶段，之后“楚”就成了芈姓熊氏国家的专称。
按照清华简《楚居》说法，楚国之楚的来历，是因为鬻熊之妻妣厉难产，后人纪念妣厉而以楚为国名。但通过甲骨文与文献记载来看，在妣厉难产之前，鬻熊部落本来就是楚蛮一员，本就被人称之为楚人，所以周原甲骨文上才会尊称鬻熊为“楚伯”，之后周成王才会将熊绎封于楚蛮。由此可见，楚国之楚源于纪念妣厉之说实难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