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为什么要移民？这是一个实际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对此问题的解读，建构了许多有关移民的理论。在中国由于华人华侨数量居世界移民的前列，故研究华人华侨的学者们正在努力构建“华侨华人学”。
国际学术界构建的移民理论很多，对移民现象作了种种解读，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6种：
离散（Diaspora），既是一个历史的现象，亦是当今存在的社会现象，是当下国际上最流行的移民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离散”这个词的词义发生变化，逐渐从犹太人群体转移到描述各种族群团体因为政治、文化、社会等情形而被迫离开自己国家，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居住，在客居国（hostcountry）采取种种方式保存族群文化，对家园故土始终心存“回去”的念想。因此，“离散”这一词语渐渐地被用来分析亚美尼亚人、黑人、华人等族群／群体的社会状况。与此同时，该词的定义也逐渐被扩大，一些研究者使用离散来分析全球化情境下的劳工迁徙带来的文化认同。“被迫”不再是离散的充分必要条件，一些族群／团体主动离开原居住地，为了工作、婚姻、家庭等原因到另外的地方居住；一些族群成员并不会长期在所属国以外的国家／地区长期定居，而是像候鸟一样定期来回往返。这些新出现的经济、文化现象给“离散”一词的定义提出了新的挑战，甚至有学者提出，“离散”一词可以用来指称妇女的全球迁徙和流动现象，即女性离散（womendiaspora）。但是，有学者严肃地指出，我们对“离散”一词的定义和用法需要经过谨慎的探讨和思考，因为如果这个词可以指称任何现象、任何族群，那么，它就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了。
族群迁徙是否必然意味着在迁入国的领土上被消融、被涵化？回到“离散”一词最初描述的对象——犹太人这一群体上来看，遍布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已经为这个问题提供了部分答案。亚美尼亚人、波多黎各人、爱尔兰人等各个族群在历史上的经历同样回应了该问题。文化认同固然在族群迁徙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或者说决定性因素之一，但是族群迁徙是否完全等于离散本身呢？“离散”一词是否可以用来形容因为性别取向而离开原居住国的群体，即同性恋离散（gay／lesbiandiaspora），是否可以用来形容因为就业等因素而全球流动的劳动力离散（labordiaspora）？这些问题都有待于未来的研究提供确切信息，亦为未来的研究指出了一个方向。
除了一些早期的不够正式的资料以外，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古典定义被系统性地扩大了，变得越来越常见用于形容非洲人、亚美尼亚人和爱尔兰人的分离。当学者们将“离散”一词用来形容20世纪的分离现象时，这种描述激发了另外一些研究者的灵感，将16世纪以来的奴隶贸易导致非裔美国人的祖先们永远地离开了故土，而非裔美国人对国家的认同与自身认同的重叠，使得离散现象更复杂。在这之后，“离散”一词的定义越发被扩大了，亦有学者认为，海外华人的散居现象也符合“离散”一词的内涵与外延。
在扩大到对其他族群的离散经历的研究时，研究的主题也从以前比较注重分析历史上的离散现象转向与客居国的政治、经济、性别研究等主题结合在一起了。也就是说，在扩大离散一词的含义时，以前仅仅是分析离散这个词适不适合用来描述其他的族群，其他族群的经历是否吻合“离散”一词的含义。而现在的研究，则把离散现象与当今的社会现实对接，分析离散群体融入当地社会时的种种际遇。RobbieB．H．Goh和ShawnWong检视了亚洲人离散的两个主要方面，东亚和南亚；他们在客居国问题，犯罪、住房、就业、种族歧视以及其他问题，并将其与全球化和公民身份联系起来。
他们或他们的祖先，背离了一个原来的中心，到了两个或更多个陌生的地域；
有集体记忆，关于起源的家园的幻想或传说，包括地理位置、历史和辉煌成就；
相信他们不是—或者永远不会被客居国完全接受，所以保持部分的游离；
故土是理想中的，被认为是当条件满足时，他们或子孙应该返回；
相信离散的所有族群成员专心于家园故土的维持，以及它的安全和兴旺；
全球化的背景，给离散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Sheffer提出未来研究的六个可能性方向：
移动论即移动性（mobility），也是当下比较流行的有关移民研究的新理论。
1．族群的图景（ethnoscape）。指不同的民族、族群和人群，包括移民、难民等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出现大规模的移动现象，致使人们的生活也随之移动，从而发生史无前例的生活方式上的改变。
2．技术的图景（technoscape）。指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技术性工具和概念已经在全球化经济和文化活动当中扮演了一个无以替代的重要角色。
3．财经的图景（finanscape）。指全球资本的流通。当代社会是一个经济商品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任何东西都可以通过财政手段和经济活动来进行交易和交换。资本的活动比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活跃和具有广泛性。
4．观念的图景（ideoscape）。扩张性的政治理念和价值，特别是以西方为主控叙事（themasternarrative）的社会价值——构成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历史社会价值的主导“范式”。很显然，在全球化的趋势里，社会的价值体系和观念形态也会借助全球化的流动进行传播和互动。“西方中心”的价值观会在这一过程中继续起着“执牛耳”的作用。
推拉论是西方古典的移民理论。西方古典推拉理论认为，劳动力迁移是由迁入地与迁出地的工资差别所引起的。现代推拉理论认为，迁移的推拉因素除了更高的收入以外，还有更好的职业、更好的生活条件、为自己与孩子获得更好的受教育的机会，以及更好的社会环境。
虽然百年来移民潮风云变幻，但推拉论为后续者不断引用并不断拓展。据李明欢的研究，综观20世纪70年代以前发表的诸多研究移民问题的著述，虽然具体着眼点大相径庭，推拉因素孰重孰轻也见仁见智，但是，无论是以美国的古巴移民、德国的土耳其移民，还是东南亚的中国移民为研究对象，研究者在不同程度上注意从他们的原居地寻找将他们“推”往异国他乡的排斥力，同时剖析将他们“拉”往异国他乡的吸引力。并对推拉论进行了批评：其一，推拉论将“迁移”描述成某一群体被动地被“推”、被“拉”的过程，无视移民主体在这一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因而是片面的。其二，推拉论无法回答当移出地，或移入地原先存在的“推拉”因素发生变化之后，为什么移民行为并不一定立刻终止；反之，在另外的个案中，某些“推拉”因素并未发生明显变化，移民行为却减少或下降了。其三，在相似的“推拉”因素的作用下，同一群体中有的人走上了移民道路，有的人却依旧故我，安于现状，原因何在？其四，移民行为完全是推拉因素作用下的“理性选择”吗，其中难道不存在偶然的恣意行为吗？
第二，新经济移民理论（Theneweconomicsofmigration）。该理论的主要代表是奥迪·斯塔克（OdedStark）、爱德华·泰勒（J．EdwardTaylor）等。首先，他们特别强调移民的动因不应仅仅着眼于分析迁移的个体，而必须以一家、一户甚至一个社区为单位进行剖析。
第三，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Segmentedlabormarkettheory）。迈克尔·皮奥雷（MichaelPiore）从分析发达国家经济体制内部对于劳动力的结构性需求来探讨国际移民的起源问题。他认为，国际劳动力迁移主要是由需求决定的，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发达国家的雇主们（或由政府代其出面）大量雇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而引发的。皮奥雷指出，现代发达国家业已形成了双重劳动力需求市场，上层市场提供的是高收益、高保障、环境舒适的工作，而下层市场则相反。由于发达国家本地劳力不愿意进入下层市场，故而需要来自第三世界的廉价移民劳工填补其空缺。在“双重市场理论”的基础上，艾勒占德罗·波特斯（AlejandroPortes）和罗伯特·巴赫（RobertBach）进一步提出了“三重市场需求理论”，即再加上一个“族群聚集区”（Ethnicenclaves）。他们认为，这一在移民族群自身发展基础上形成的经济圈对其原居地人群有特殊的吸引力：一方面，该经济圈的运作需要引进新的低廉劳力以增强其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由于族群经济圈的形成，移民企业家的地位更显突出，原居地人群往往从这些成功者身上汲取移民的动力，从而推动新的移民行为。
网络论（Networktheory）是对移民的一种新解读。
连锁论被称为连锁因果说（Cumulativecausation），也是对移民的一种新解读。
文化论被称为“移民文化”说（Cultureofmigration），也是对移民的一种新解读。
中国是海外华人华侨的祖籍国和母国，中国的华侨华人学术研究从20世纪初开始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中国即出版了一系列华侨华人的学术著作，从罗香林到王赓武，到周南京，以及庄国土、梁志明、李安山、李明欢等，涌现了许多有名的学者专家。使华侨华人历史和社会状况问题的研究，在中国已成为一个基础相当深厚的学术领域。可见，现在中国的华人华侨研究已不再是历史研究的分支学科，而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社会、民族、人口、国际关系等诸多领域的综合性研究，其研究理论和方法也已广泛地涉及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基础学科和分支学科，华侨华人研究实际上已成为多学科研究者共同参与研究的“边缘交叉学科”，此为一方面。
另一方面，中国的移民与发达国家移民及亚洲发展中国家移民相比，又具有自身的特点。西方的一些移民理论和研究成果，并不一定都适用于中国国情和文化，并不能完全解释海外华人华侨的有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