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1月15日电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在新加坡，掌握双语是极为平常的现象，但是掌握三种以上的语言，就相对少很多了。外来的新移民更是如此。记者近日采访了两名华裔学者，了解这两名永久居民如何掌握至少三种语文，以及通晓多种语文所带来的种种便利。
把《孙子兵法》翻译为瑞典文
黄基明：英语、瑞典语、华语、马来语(方言：福建话、粤语)
“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越来越多，我觉得一个人应该要能够流利使用至少两种语言，擅用单语者不会明白自己的局限。……流利应用两种语言其实并不足够，还得生活在两个文化环境里头，融会贯通。”
瑞典学习西方哲学
1970年代初，黄基明因为马来西亚各大学实行种族限制额，难圆在当地念大学的美梦，只好放眼提供免费教育的欧洲大学。A水准毕业后，他先在马来西亚当报章编辑，后来发觉生活单调乏味，不如想象中“刺激”时，决定前往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与在当地生活的两个哥哥会面。
黄基明说，当时槟城许多工人阶层的子弟都爱往欧洲谋生，甚为开放的瑞典成了一个选择。当时瑞典大学里的马来西亚学生不多，黄基明是个例外。虽然只要成绩优异就无须缴学费，他却还得为三餐温饱挣钱。他平日上课，周末(星期五至星期天)工作，做过清洁及洗碗碟工作，也当过工厂工人、小厨师等。
回归亚洲的话语空间
于是，这名已掌握瑞典文的研究生开始自修华文，不但学习中国书法、中国画，还练起太极拳来，甚至成为瑞典数一数二的太极拳高手。中国思想史中缺乏所谓的逻辑思维，更重视实践，儒家思想对“礼”的推崇，大大刺激了黄基明的思维。
1989年，黄基明获得瑞典奖学金，有机会到北京浸濡两年。偏偏当时马来西亚青年还不能自由出入中国，不愿错失良机的他决定放弃马来西亚国籍，成为瑞典公民。
在北京，黄基明打下稳固的古文根基，这对他参透兵法特别有用。他先后把包括《孙子兵法》和《吴子兵法》等四部著作翻译成瑞典文及英文。黄基明也在北京遇上原籍爱尔兰的太太，两人育有两个小孩，目前分别是10岁和6岁。黄基明还有个30岁的女儿，是他与首任太太(瑞典人)所生。
越是能以古文了解中国思想与学说，黄基明越是发现，现代亚洲对诸如儒家学说等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受了西方对这些思想学说诠释的影响。
“我觉得有必要把自己的知识(特别是对后殖民时代的重视)引入亚洲的话语空间里，这个话语空间过去受制于西方思想的影响。早年，亚洲努力地建设国家社会，现在正是它回顾历史的时候。”
撰写吴庆瑞传记
黄基明说：“敦依斯迈和吴庆瑞都是稳坐第二把交椅的人，历史总是把各种功劳归功于最高领导人，忘记了他们身边的功臣。”
虽然已是新加坡永久居民，黄基明却以“外国人”自居。他不讳言，这样的身份尤其有助于他撰写吴庆瑞的传记。
他解释：“到新加坡来之前，我对吴庆瑞并不熟悉，也就不会对他有任何既定的印象。更重要的是，我没有任何政治包袱，不会因为要求自己‘政治正确’而进行无谓的自我审查。”
要撰写吴庆瑞传记，无可避免地必须访问当年与吴庆瑞并肩作战的开国元勋，但市面上已经有了类似引用这些功臣言论的书籍，使黄基明不得不寻找其他了解吴庆瑞生平事迹的途径。
就算现在持着瑞典护照，黄基明还是努力专研马来西亚政治与发展。2002年，他也曾回返马来西亚做研究。他始终觉得马来西亚学者常受制于所属政党，希望他们能突破这个不是支持体制就是反体制的两极化思想。
专研马来西亚课题，自然意味着黄基明必须接触许多马来文文献和资料。谈到他的马来文程度，黄基明形容那是个“舌头说不出但仍回荡脑子里的语言”。
他乐观地认为：“马来文毕竟是个深植于我脑子里的语文，只要好好温习，必定能再把这个语言激活。”
让孩子在三语环境成长
陈森强：英语、泰语、华语(方言：潮州话)
“环球公民”这个说法在新跃大学学者陈森强博士身上，有了不同的体现。
“曾经有人说我是新加坡人、日本人、韩国人、菲律宾人或马来西亚人，就是没人说我是泰国人。其实在曼谷，像我这样皮肤相对白皙的人比比皆是。”这名新跃大学科技学院航空维修工程课程主任笑着谈自己的“身份危机”。
许多人也常把这名泰国华裔的泰国名字“SutthiphongSrigrarom”误认为印度名字，更是令他啼笑皆非。
8年前，陈森强前来本地大学任教。首日上班往人事部报到，他在接待处苦等了两小时，后来才发现原来人力资源人员误以为前来报到者是个印度人，因此就没理睬他。
还有好几回，陈森强去到有“小泰国”之称的黄金坊购物，才翻开泰国报章阅读，店员就赶紧趋前告诉他：“那是泰文！”
他只好笑着回答：“我看得懂！”
为了显示泰国人身份，陈森强在车上挂上“我是泰国人”的标语，此后，他察觉路上的车子刻意保持一定距离，就算在拥挤的新柔长堤也不例外，大家仿佛都把泰国人视为凶悍的民族。
“许多新加坡人对外国人有既定印象，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在新加坡的泰国人不一定就是劳工。在这里的泰国专业人士相对少，但也还有100人左右，有教师、电信业从业人员、银行家，以及从事贸易买卖以及海事业者等等。”
尽管要求记者传达不应戴有色眼镜看待外国人时的神情严肃，但陈森强很快就恢复了幽默的本色：“别以为我无时无刻不体现出我的泰国情意结，其实我只在看足球赛或青奥运赛事时，才表露我是泰国人的身份。哈哈。”
在泰国红衫军与黄衫军动乱，以及近期泰国洪灾事件上，陈森强积极同泰国大使馆联系，提出反馈和捐款等。他也经常到本地的10座泰庙去，在那里与同乡会面。
当上“新加坡女婿”
陈森强(37岁)的祖父早年从中国落户泰国，他在使用泰语和潮州方言的家庭长大。在泰国完成大学教育后，前往美国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修读航空和航天硕士及博士课程。期间，他在航空公司工作，负责设计、修改和测试商用和军用飞机和直升机等。
后来，有感美国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开始出现衰退迹象，他在美国教授的推荐下，前来南洋理工大学任教。对陈森强来说，新加坡曾是小时候学校假期学习英文的地点，来这里的好处是离还住在曼谷的父母更近了。他原本只打算完成3年的工作合约，没想到一住就是8年，还当上“新加坡女婿”。
陈森强在南大某个宴会上首次邂逅同事的女儿，对身为医生的她可说是“一见钟情”，很快展开热烈的追求。他说：“我们是三年前注册，两年前完成华人婚礼的。”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华人传统的重视。
有趣的是，陈太太其实曾在泰国实习一年，也因此学会说泰语。她回到新加坡后一度在芽笼综合诊所(GeylangPolyclinic)工作，其他医护人员一遇到有泰籍病人(包括性工作者)上门求医，很自然地把她们“推”给陈太太，无视她其实是个肿瘤科专家。
太太与泰国有一段缘，他自己则漂洋过海来到新加坡结下这段亲事，难怪陈森强说：“这就是华人所说的缘分了。”
没放弃说华语
陈森强从小就学华文华语，但缺乏应用机会。他记得到美国念书时大声跟华裔同学说“看你明天”(seeyoutomorrow)，同学尴尬不已，赶紧告诉周围的人：“他是个外国人！”
幸好他没就此放弃说华语，反而积极争取机会练习。他告诉记者，与南大博士生交谈时，他就刻意兼用华语和英语。现在，华语已成为他日常会话中经常使用的语言，特别是在小贩中心用餐时，华语更显得重要。他说：“我用华语跟办公室的清洁工人打招呼，隔天她就殷勤地问我要什么饮料。”
更让陈森强得意的是，通晓华语还让他省下不少钱。数年前到车行买二手车，两名售货员以华语交谈，说他是外国教授，有经济能力。他先不表露听得懂他们的谈话内容，而是死命杀价，直到价格降到“底价”时才罢休。成交后，他才说自己其实听得懂华语，令售货员尴尬不已。
陈森强的太太目前怀孕，他说夫妻俩已达成协议，孩子的第一语文自然是英语，但在家里，太太会以华语和孩子交谈，他则用泰语。他们也会让孩子成年后才决定自己的国籍。
至于孩子在学校应学习什么母语，他说：“既然是母语，就让孩子跟她母亲的语言(也就是华语)吧。”(何惜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