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中苏缔约后，国民政府基于错误的推演，寄希望于以苏联参战实现军事胜日的“苏联路径”。两个月后，随着推演的落空，很多人转向以“倚德议和”为目的的“德国路径”。11月初的第一次德国调停与国民政府高层“反共”执念的复炽相互作用，加剧了国民政府内部的路径分歧，赞同“德国路径”者还尝试从防止“造共”的维度劝告日本“悔悟”。其后，“张冲口信”铸成蒋介石对苏联的误判，与第二次德国调停相重叠，促使蒋介石交叉实行“以德促苏”与“倚德议和”，但国民政府的主流却进一步向“德国路径”倾斜。12月下旬日本对华条件更加严苛，国民政府对此存在三种不同意见，最终对日本的条件既不接受也未拒绝。1938年1月日本切断“德国路径”后，国民政府在别无选择中被迫转向长期抗战。在此过程中，日本“共同防共”等条件的压迫，使苏联因素对国民政府发挥了鼓舞抗日与阻止屈服的作用；日本则在代为国民政府终结路径分歧的同时，走上与既定目标适得其反的绝路。
【关键词】
国民政府苏联日本德国抗日战争
一、战略推演的落空与“疑苏倚德”论的抬头
1937年8月21日《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蒋介石立即向苏联派出以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杨杰为团长的“工业部赴苏实业考察团”。蒋对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Bogmolov）强调考察团的任务只是接受苏联提供的武器，对杨杰却指示：除确保苏联物资援华外，考察团须把促进苏联对日参战与促成中苏互助条约作为主要任务。对第二个目标，驻苏大使馆发回国内的报告，与中苏缔约之前的报告一样，仍然不容乐观。譬如，8月23日副武官干卓致电蒋介石说：苏联认为若远东战事扩大，德国可能入侵捷克及苏联，引起大战，苏须谨慎行动。所以，虽然苏联态度似转积极，但中国“不可重视外力，因不可靠也”。然而，与这种消极性评估相反，中苏缔约前在对苏关系上再三犹豫的蒋介石，在缔约后却显得颇有把握。在8月27日与鲍格莫洛夫的长谈中，蒋介石在表明中国不管能否得到外援都决心抗战到底后，要求苏联向中国转让美国制造的飞机，并派遣飞行员以志愿者身份来华参战。在中苏同时公布互不侵犯条约的翌日即8月30日，蒋介石还向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提交了由他拟定的《抗战期间外交方略》并获得修正通过（以下简称“《外交方略》”）。主要内容如下：
甲，原则：一，此次中国对日抗战结果，不仅影响东亚局面，并有牵动世界大势之可能。二，中国单独苦战，不能为无限之支持，亦不能中途弃战求和，势必从世界大局上寻求出路。三，中国如战败不支，则日德义集团支配欧亚，苏联在日德夹攻之下必败，即日本单攻，苏联亦败。是否影响及于西欧，法国首受危险。四，故中国在国际上欲求与国，必须于利害关系最密切之法苏求之。
《外交方略》反映了国民政府在中苏订约后的对外目标、方针及其理由。但是，只要细加分析，即可看出其中包含两大误区。
第一，基于对中国“单独苦战”的悲观展望，《外交方略》立足于“从世界大局上寻求出路”，即借助第三国的援助而共同战胜日本。为此，其首先寄望于苏联在军事上的积极援助，复又希望由苏联连锁式地引发法国、英国、美国对华帮助，最后还主张维持与德国、意大利的友好关系。这是一种团结日本以外的一切国家为友国的构想。但是，《外交方略》所期待的这些国家实际上是三种互有矛盾的、不同性质的力量，故难以如中国所期待的那样采取一致行动。特别就苏联来看，它不仅与德意根本对立，与英美法之间也存在着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差异。尤其在对德关系方面，苏联因为德国的反苏及《日德防共协定》的存在，在中苏缔约之前就一再要求国民政府结束对德友好政策，在中苏缔约之后更是希望国民政府疏远德国。故《外交方略》要求对德国坚持“敦睦政策”，必然会导致苏联的不满。反言之，中苏既然缔约，当然也难以消除德国“对中苏接近之怀疑”。
由上述分析可知，国民政府在中苏缔约后的形势判断及对苏构想，在很大程度上是脱离实际的。值得注意的是，如乙部第八条所示，由于自我意识到这种立足于推演的“方略”，根据颇为薄弱，加之对“国际情形瞬息千变”的担心，《外交战略》在追求以苏联参战实现军事胜日的“苏联路径”的同时，一开始就不排斥第三国为中日和解“执斡旋之劳”，亦即愿意接受以第三国调停为路径的中日议和，这就为后来的路径分歧埋下了伏笔。
9月23日，驻苏大使蒋廷黻按照外交部的指示拜访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BorisStomonyakov），以个人名义提出一个“极关重要”的问题：苏联能否给予中国武装支持？苏方答复说：日本也威胁着苏联，所以苏联未来很可能对日作战。不过，现在预言苏联将来的立场为时尚早，一切取决于国际形势。中国只有一个敌人，苏联的处境则比中国更为复杂。这一回答虽然婉转，但对中方渴望的“武装支持”的否定是清楚的。接着，鲍格莫洛夫在9月下旬突然被莫斯科召回，且于出发之际明确告诉外交部部长王宠惠：苏联对日参战须以两个条件为前提，“一须国联认定日本为侵略国，二须英国能更进一步干涉中日战争。否则苏俄因顾虑德国、波兰之袭俄，殊不敢参加中日战争。”至此，蒋介石对苏联参战前景的评估也转趋悲观。在9月29日的日记中，他考虑“引敌深入黄河以南，使英俄着急，不得不参加战事”。在9月底的“本月反省录”中，他还批评道：“外交形势苏俄始终凉淡、投机，其所允飞机约定月底抵兰，至今尚无一机到着，而且召其大使回国，究不知其用意所在。俄狡而倭暴，中华挟于其中，不有神力，何能坚定？”
在这一背景下，汪精卫等人更加注意对日留有余地。譬如，在10月11日举行的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上，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力子报告上海有人主张对日绝交及宣战，汪精卫随即强调，国防最高会议第一次会议业已决议此次对日抗战不采取宣战绝交等方式，故宣传部应遵照此方针指导社会。在13日召开的国防参议会上，又有“以对日绝交为言者”，汪精卫竟指责说：“绝交自我，则吾国必变应战而为挑战，国际同情于我之形势亦必大变，故主张绝交者，为破坏国家外交政策，虽谓汉奸可也。”
苏方提到的比京会议，即预定于11月初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的讨论中日冲突的九国公约会议（亦称“布鲁塞尔会议”）。对这一会议，10月18日举行的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认为，“策动者虽为英美，而自今日我国利害言，举足轻重实惟苏联”，故中方应乘此时机“确询苏联之真意以便早日决定全般计划”。有鉴于此，10月22日蒋介石电令杨杰向苏方探明5点：1.苏联是否应邀与会？2.对调停案有何意见？3.中苏关系日密，利害相共，苏联在会上对中国究取何种态度？4.如会议失败，中国军事抵抗到底，苏方是否有参战决心，时期如何？5.外蒙古问题必成为日本攻击借口，应如何共同应付？23日，蒋还草拟“对九国会议方针：甲、不得妥协；乙、不拒绝调解；丙、调解不成之责，由敌人负之；丁、目的使各国怒敌，作经济制裁及促英美允俄参战；戊、上海与华北为整个不可分之解决”。24日，外交部据此向预定出席比京会议的中国代表发出指示，特别强调：我方应付会议之目的，在使各国于会议失败后对日本采取制裁方法，同时竭力促使英美赞成并鼓励苏联以武力对日。
二、“反共”执念的复炽与“别寻途径”的尝试
恰在此时，德国出于反苏考虑，开始着手调停中日战争，以避免日本因在华消耗而减轻对苏压力。作为其中的重要一环，10月29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Trautmann）向国民政府建议举行中日谈判。陶德曼强调，中国与苏联缔结条约是一个严重错误，“因为这样一来，就使得她与日本成立协议比较困难了。修改中国对俄国的政策是必要的”。当时苏联在华情报机关很灵敏，故这一动向立即为其掌握。以此为契机，进入11月后，德苏两国围绕中日战争的角力顿现活跃。
首先是苏联的行动。为鼓舞国民政府坚持抗战，11月1日，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Voroshilov）接见杨杰。会谈中，伏罗希洛夫先就前述蒋介石10月22日的询问做出答复：苏联将作为友邦在比京会议上支持中国；苏联在东西两边都有敌人，现在尚未做好与所有敌人同时开战的准备，不过苏联会加快准备。杨杰则侧重于完成蒋介石给他的使命，故向伏罗希洛夫转告说：蒋介石认为，如苏联能维护远东和平，其西边的和平也就能得到保障；中国希望苏联能够参加对日战争。伏罗希洛夫答道：如果苏联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被卷入远东的战争，战争将延长，而且日本的矛头也许还会转向苏联。这一回答显然不符合杨杰的预期，所以他再次强调：日本已因战争陷入原料及财政危机，疲惫不堪；德国也未做好对日提供实际援助的准备，而且还须面对英法和捷克等敌国，所以蒋介石和他都认为，苏联可利用目前的战局，给所有敌人以决定性打击。对此，伏罗希洛夫语带不快地说：“我不过是一个军人，只懂飞机、大炮与部队，杨杰将军却还是一个杰出的外交官，所以能够处理极其广泛的问题。……我再重复一遍，苏联现在尚未做好两面作战准备，但正在准备之中，不久就可完成。”
由上述对答可知，伏罗希洛夫关于苏联参战问题的解释，总的基调是既否定目前的可能性，同时又为激励中方坚持抗战而令其对将来的可能性怀抱希望。杨杰本来应该对此加以全面理解，然而，对于11月1日的谈话，杨杰同日发给蒋介石的电报除报告“比京会议苏决助我，已令出席代表尽无限之力量，与我代表切取协助应付”外，对苏联关于参战问题的回答仅告“养〔二二〕电所示第四项已得具体答复，伏帅深恐电报不密，职拟返京面呈”。
另一方面，苏联也针对日德之间的动向继续做中方的工作。11月4日，徐永昌与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军委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等人聚会时，白崇禧“屡述苏联某武官云中国态度不明，缘中国尚与德意要好，无异与敌人要好，是中国真有与日订防共协定之可能”。对此，何应钦反驳道，中国“要与苏联订攻守同盟他不肯，何以又说此等话？且今日大批卖给我军械者德意，德意与日之关系可以想见矣”。但白崇禧仍主张“远德意而亲苏法”。白崇禧的这一态度既反映了苏联因素的影响，也折射出了日本所设障碍对国民政府的分裂效果。
就在这种状况下，11月5日傍晚，陶德曼向蒋介石转达了广田提出的议和条件。蒋虽然在11月4日刚刚觉得“俄已无望”，但在获悉日方条件后，亦表示：假如日本不愿意恢复战前状态，中国就不能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关于采取这一态度的理由，蒋除提及“中国现在正是布鲁塞尔会议列强关切的对象，而列强是有意要在华盛顿条约的基础上觅致和平”以外，特别强调：假如同意日本的那些要求，中国政府是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的，中国会发生革命。日本人正在执行错误的政策，假如由于日本的政策而使中国政府垮台，那么唯一的结果就是共产党会在中国占优势。但是，这就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
综上可知，陶德曼向蒋介石转达日本议和条件之际，中国全面抗战已届4个月，由于苏联没有如国民政府预期的那样参战，而中共在国内的影响力却迅速上升，国民政府高层对“联俄”与“容共”的副作用产生了深刻的危机感。基于此点，他们一边期待苏联参战，一边却开始否认“联俄方能抗日，容共方能联俄”，从而再次暴露出他们既想抗日又不愿放弃“反共”的本质。这一本质使国民政府高层既在“抗日”方面与苏联、中共有利害上的一致，又在“反共”方面与日本、德国有理念上的共鸣，故陷入了深刻的自我矛盾及政策取向上的两难困境。总之，11月5日蒋介石对陶德曼的谈话与当晚举行的国防最高会议的基调说明，德国调停与国民政府高层在对日、对苏、对中共关系上的两难之叠加，使他们自全面抗战后一时收敛的“反共”执念又恢复炽热了。从这个角度解读蒋对陶德曼的回答，不难看出蒋在拒绝日本旨在离间中苏、分裂中国的“共同防共”的同时，也有以真正意义上的“防共”来劝告日本悔悟的用心。
正在这一关头，11月11日晚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和杨杰、张冲（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举行了4个半小时的会谈。在谈及中日战争局势时，斯大林强调：中国人口众多，而且现在只有日本一个国家在向中国开战。苏维埃俄国曾经同时与14个国家作战，并赢得胜利，故中国也必能战胜日本。中国在使日本陷入疲惫状态后，日本统治阶层将发生斗争，日本政府会被打倒。如果他是中国人，他会号召人民抵抗3年。这3年中，苏联会一直援助中国。中国只要有自己的飞行员和大炮，任何人都不可能打败中国。其后，针对杨杰提出的“希望苏联作为中国唯一的同盟国对日参战”的请求，斯大林表明了两点：1.中国不能仅从苏联得到支援，还应该从包括美英德在内的各个方面争取援助；2.苏联现在不希望和日本开战。如果中国打退了日本的进攻，苏联不必开战；如果日本即将取胜，苏联会参战。但是，当杨杰特地提出将向蒋介石转告“在我们行将灭亡时，我们可以期待苏联”后，斯大林立即制止说，“不，伟大的国家不会灭亡”，并随即转移了话题。
同11月1日伏罗希洛夫的谈话一样，11日斯大林关于参战问题的上述发言也是十分微妙的。然而，杨杰、张冲在12日给蒋介石的报告中，除了谈到斯大林答应从重工业和军需工业方面帮助中国保卫国土外，对苏方关于对日参战的回答，省略了包括“任何人都不可能打败中国”“伟大的国家不会灭亡”在内的重要内容，而是概括为：苏联希望日本被削弱，但目前苏联尚未到与日开战时机，因为苏联对日开战会刺激日本国民的反抗，促成日本的团结，反使中国失去世界同情之一半。中国现在抗战甚力，且有良好成绩，若中国不利时，苏联可以向日开战。苏联是中国最可靠之同盟者，但英美法德等国愿意供给军火，中国亦要接受。同日，杨杰还比较具体地向蒋介石报告了11月1日与伏罗希洛夫谈话的内容，但其中也回避了伏罗希洛夫那段含有不快感的“我不过是一个军人”前后的对话，而把其观点归纳为：“苏联参战，一举即可奠定东方和平之基础，诚如君所言，但苏联敌人甚多，东方开战，西方亦必接踵而起，东西兼顾恐无胜利把握，故目前积极准备，其时期固难定，但可以告诉君者，准备已快了。”
杨、张的这些报告既没有提出他们作为与谈者应有的分析，又对关键之点做了省略及回避，因而没有准确反映出苏方对参战问题的真实态度。但在另一方面，即使照杨杰、张冲所报告的内容来看，对苏方关于参战问题的答复也可以做出截然不同的解读。因为，它既表示“苏联尚未到与日开战时机”，又承诺“若中国不利时，苏联可以向日开战”；既肯定“苏联是中国最可靠之同盟者”，又建议中国也应该接受其他国家甚至德国的军火；既告知“苏联尚在准备”，又提示“准备已快了”。此三项都可因读者置重点于前半句还是后半句，而得出相反的判断。特别是同前文所述《外交方略》的“战败不支”一样，何为触发苏联对日开战的“中国不利之时”，更可能因各方定义的不同而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譬如，国民政府可以认为南京的沦陷就是苏联对日开战之时，苏联则可以认为南京的失守也只是一时的挫折，不影响中国的最终胜利，故即使南京沦陷，苏联也不必参战。
正因如此，尽管偏重于渲染苏联参战可能性的杨、张在给蒋介石的报告中淡化了苏方态度的不确定性，蒋介石仍没有轻易得出肯定性结论，而倾向于走“德国路径”者当然更不会改变他们对局势的悲观预期。所以，据一份标明“务祈阅后付丙万勿告人”的绝密电报透露，在11月12日晚上举行的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上，王宠惠“书面报告外交，大要谓：日已拒绝参加九国会议或将退出九国公约，英美均主和解不成必须采其他办法，美不愿中日问题重回国联”。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谓国家政策应顾目前，不能顾虑将来。对俄外交实属错误，如用蒋大使毫无用处，应注意”。考试院院长戴季陶“谓俄国全为自身利害问题，其政策非外交家所能左右。如于彼无利，我们无论抗战至何时，他们亦不会来。如于彼有利，即不用外交手腕，亦必大举对日”。最后，何应钦的军事报告也使与会者“闻之至为痛心”。结果，国民政府高层在是否接受德国调停问题上的动摇愈益强烈，而“反共”执念的复炽还使他们试图利用日本“共同防共”的口号，从“反共防共”的立场谋求停战议和。
中日为唇齿之国，亟应协力合作，以图共存共荣。年来与矶谷、喜多诸君晤叙，均以此相勉。此次东还，原拟绕道日本与日朝野会晤，不料旅次即闻平津沪战事之讯，只得作罢。现在形势愈恶，真可慨叹。此后结果实堪忧虑，倘日方不急悬崖勒马，必致两败俱伤，坐使渔人得利。此次战起，使中国民气日益激烈，沪战及太原之战双方损失皆巨，而现在日本已获相当面子，倘再事续进，则胜负无常。我方步步为营，拼死抗御，虽日军有犀利之武器，然以中国之大，若深入内地，何能立获胜利？代价既巨，消耗必多。现在日本已处孤立，列强忌猜日甚，一旦有事，恐无力应付。年来日人口唱中日共存共荣，而行事乃共亡共枯。近来又盛倡反共，而行为反为造共。倘再不悔悟，恐不仅自耗防共之国力，且促使中国联共赤化，后患无穷。唇亡齿寒之意，甚望日本明达之士注意及之。
这一密电说明，在“苏联路径”遭挫与“反共”执念复炽的双重影响下，孔祥熙不仅转而赞同“别寻途径”，还身体力行地着重于从防止“造共”及避免“渔人得利”的维度向日本直接展开劝说工作。
在此同时，国民政府高层对独立抗战的前途陷入了浓厚的悲观氛围。周佛海在与陶希圣等人的议论中指出，“德使且谓欧战时德国有几次可下台，而威廉（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引者注）不愿，致成一败涂地之局，中国不宜蹈此覆辙。其言甚诚恳。蒋先生竟拒绝考虑，不知其如此干下去，究有何种期待也！”汪精卫则在与行政院参事陈克文谈话时“摇头叹息，谓友邦虽有好意，但我方大门关得紧紧的，无从说起”。汪还悲观地说：“此次估计完全错误，但事已至此，亦不能不干下去矣。”面对这种内情，蒋介石不禁叹息：“老派与文人动摇，主张求和，彼不知此时求和乃为降服而非和议也！”
三、“以德促苏”与“倚德议和”的交叉
恰在此时，发生了一段所谓“张冲口信”的插曲。1937年11月18日，回国报告苏联态度的张冲因途中遭遇大雪，“恐迟滞”，故于兰州“先将最要点电呈”蒋介石，内称伏罗希洛夫与其宴别时,“嘱转呈：（一）如吾抗战到生死关头时，俄当出兵，决不坐视；（二）飞机、重炮、汽油、坦克等当继续尽量接济维护”。由于战时通信困难，蒋介石在11月24日才读到此电。如果说前文介绍的杨、张报告因为兼及苏方表态的两个方面而仅给蒋介石带来想象余地的话，现在内容如此无可置疑的“张冲口信”则最终铸成了蒋对苏联参战的误判。是日正值国民政府寄予厚望的比京会议在对日制裁问题上无果而终，面对主和之声更加高昂的局面，对深陷孤立状态的蒋介石来说，“张冲口信”无疑是说服众人坚持抗战的最有力理由。所以，蒋介石不顾自己此前对苏联的种种疑虑，也不顾来自蒋廷黻完全相反的看法，立即以此口信来安抚人心，称“必俄国已发动，盖俄国曾许我真到生死关头彼必加入”。与张冲实际会面后，28日蒋还指示杨杰转告苏联：“张同志已到京晤面，对史伏二公甚感。我军至万不得已决固守南京，以待友邦出兵相助。未知何时实现，盼转达详复。”
在确认内部的各种意见后，蒋介石开始与陶德曼会谈。在陶德曼再次表明日方条件仍与11月初的条件一致后，蒋介石列举中方意见如下：1.日方无信，已签字之条约尚往往撕毁，我方相信德方，愿德方始终执调停之劳；2.华北行政主权应当完整，此为我方坚持之点；3.日方所提条件可作为讨论之基础，但不能作为“哀的美顿书”中所列条件无可变更；4.日方不能以战胜者自居，因我方并未承认为战败者；5.日方不能将此条件片面地随意宣布。另据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蒋介石在会谈中还提出，中日和谈不得涉及中国与第三国之间的条约。不言而喻，蒋指的是《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而其背景是对白崇禧、顾祝同等人所持观点的认同。
结束与陶德曼的谈话后，蒋介石于当晚8时再次征求徐永昌等人的意见。徐永昌认为，既然陶德曼传递的日方条件只是这些内容，“根本不需要打仗”，因为“既能在不亡国的条件下有第三国调停（非直接交涉矣），在能忍受范围内当毅然接受之。且我今日与人和解乃求生之和解，非有野心之和解，各国对我安得再事苛求也”。徐永昌在此日的日记中解释，他最后那句话是针对白崇禧的，因为白“恐苏俄不谅解”。翌日，徐永昌还批评白崇禧在德国调停问题上“倾向共党主张甚深”，“完全错到苏俄立场与共军立场”。
综上可知，虽然陶德曼强调日本的条件与11月初的条件相同，但应否接受，国民政府高层仍有严重分歧，而其关键则在如何看待日本要求的“共同防共”将对中苏关系及国内政治带来的冲击。铁道部部长张嘉璈在武汉的所见所闻也证明了这一点。他在12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下午访汪先生长谈，觉得议和希望甚少，关键仍在内政。六时行政院谈话会，知南京将领之意见须先停战方可议和，而共同防共一层尤为反对。”其实，不仅是军方将领，作为文职大员的教育部部长王世杰也认为，对德国调停须特别慎重，“而共同防共之款尤为危险”。
但是，12月5日蒋介石收到的苏联电报却与“张冲口信”大相径庭。这一以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名义签发的电报是对前述蒋11月30日请求电的答复，其要旨为：1.苏联政府方针：(1)假使苏联不因日本挑衅而即刻对日出兵，日本反要谓自己是侵略国之牺牲者，此将予中国与苏联以不利。（2）只有在九国或其中主要一部允许共同应付日本侵略时，苏联方可立刻出兵。因为该时世界舆论将认同此为正义，而日本则不能自谓被侵略。（3）苏联政府上述态度只有苏联最高苏维埃才能改变，而它最迟在1月半或2月举行会议。在此期间，苏联将用种种方法极力增强对中国的技术援助。2.关于德国调停，苏方以为中国政府只好采取下列态度：（1）中国不愿打仗，然因受到攻击，不得已而保卫独立与领土完整。（2）日本如撤回侵华军队，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状态，中国不拒绝与日本和谈，并允许讨论两国之间的一切问题。3.对德国调停的估计：（1）德国意欲拯救日本政府，并予日本以休息机会。（2）现与日本缔结任何停战协定，日本必首先破坏。（3）中国政府的任务是不屈服于威胁。
蒋介石在读到这一答复的当天，终于认识到斯大林的真实想法“与杨张所报者完全相反”，“苏俄出兵已绝望”。但是，在12月6日的日记中蒋一边承认“史〔斯〕大林复电亦到，倭俄态度已明，再无所待矣”，一边又心存幻想地说“苏俄无望，而又不能绝望也”。同日，他还复电感谢斯大林，在肯定苏联关于德国调停的观点“正符鄙意”后，再次请求苏联“最高苏维埃能予中国以实力援助”。
然而，与难舍“以德促苏”幻想的蒋介石不同，偏重“倚德议和”者在考量苏联因素时，更为重视来自蒋廷黻渠道的报告。此际孔祥熙与蒋廷黻的通信中对此有明确的反映。
12月3日，孔祥熙致电蒋廷黻，在通报陶德曼转告的日本议和条件后指出，目前的危机是“比会失败,军事不利,国联既无切实助我办法,国内又险象环生”。他继而说道：“据兄观察，日来俄对中日问题趋势如何，是否有切实助我办法，请先探明告我。否则，我失败后，日必攻俄，且利用中国人力物力之大害，此点俄应明白。如能及时动员，共同合作，必得胜利。如仍迟疑不决，后患迨不堪设想。请将此意斟酌表示，以免后怨。总之，我方只要列强确实助我，必牺牲到底。否则，徒托空言，益增我困难，迫不得已，只得受其苛刻条件。”
在孔祥熙发出电报的同一天，蒋廷黻正在陪同刚抵莫斯科的李石曾与李维诺夫会谈。李石曾首先向李维诺夫说明来苏经过，谓法国友人曾劝中国联苏“容共”，现中国已走此路线。他接着指出“现今国际大困难在中、俄、英、美、法五大国不能切实合作，致法西斯主义三国更横行无忌”。未料李维诺夫回答说：“尊意极是，余平日所主张者即如此，奈欧西及美各国不如是想。法国对日不积极更过于英美，法不但不愿助华，且不愿苏俄助华。”在李石曾对此说予以反驳后，李维诺夫不客气地说，苏联态度已非常明确，如英美进，苏亦进，莫斯科“无须贵国要人来此游说”。
鉴于李维诺夫的这种态度，12月5日蒋廷黻在回复孔祥熙来电时，首先指出“苏联极端反对中日妥协，德国调停第五款尤非此邦所乐闻。如彼策动我国内反对派，不无可虑”。接着，蒋廷黻在介绍李维诺夫对李石曾的拒绝后提醒说，苏方对我态度已迭次电呈，“惟杨耿光次长在此与苏联国防部接洽所得表示，比李外长较为积极，然亦不确切。张冲已返国，经过情形必已面呈委座。钧座欲知实情，必须斟酌双方报告。且苏俄新大使已于四日离莫，月中可抵汉，彼乃斯塔〔大〕林亲信，必携有具体方案。总之，政府似应注意两点：一、军国大事不能专凭口信，必须订有盟约始足取信，口信最易误事。苏新大使抵任后，政府何不正式向其提议缔结盟约。彼之答复如何，乃苏联政府最可靠之表示。二、苏俄内外困难不少，即使彼有意参战，亦须在数月之后。耿光等或过于乐观也。”不言而喻，这是蒋廷黻对杨杰、张冲所传信息的尖锐质疑。
另外，在蒋介石收到前述斯大林的答复电后，蒋廷黻还应孔祥熙要求，于12月6日就德国调停问题向外交部发回以下长电：
继质疑“张冲口信”后，蒋廷黻的这一电报对苏方外交部门的态度也予以深入分析，与杨杰、张冲相比，无疑更有说服力。所以，尽管蒋介石左右开弓，一面对德表示愿意以日本11月条件为中日议和的基础，一面对苏申明拒绝德国调停而坚持抗战，国民政府高层的多数人在对“苏联路径”和“德国路径”的看法上，却进一步拉大了与蒋介石的距离。譬如，12月6日下午，蒋介石向军事将领介绍斯大林回电时说：“苏俄认为德国出而调解将来日必失信，不如不予敌以休息，抵抗下去为有利。缘苏俄能否与人开战必经过苏维埃大会，此会再迟一个半月即开完，请俟之。”徐永昌闻后在日记中愤怒指责斯大林“真如与乳儿说话一般”。再如，12月10日举行的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对苏联等第三国的看法也更加悲观。王宠惠报告的要点是：苏英法对日均等待美国表示态度，而美以不打仗为前提，无法转变。苏联情况比中国复杂，单独决不出兵。军火及经济苏略帮助，英法官商互相推诿，绝不实行。会议主席汪精卫则指出，讲抗战到底仍能胜利，自无不可，但现时要注意者，有一部分刊物谓苏联不来参战中国国民党实难辞咎。此乃有意中伤，而完全与事实不符，应加以矫正。
但在另一方面，为数不多的联苏派虽然日趋孤立，也还在坚持自己的主张。譬如，在12月13日（南京沦陷当日）举行的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上，孙科仍然建议通过接洽英美法三国来促进苏联参战。这说明他至此仍然以为苏联不参战不是出自苏联自身的意愿，而主要是受到英美法的阻碍。然而，孙科对苏联的期待马上就落空了。孙科发言的当天，王宠惠在与苏联临时代办会谈时，先说明中日战争的基本原因与中国拒绝日本“共同防共”即反苏的要求有关。做此铺垫后，王宠惠指出，交战6个月后中国正处于歧路，如无外来援助，中国即无力继续抗战。一旦中国失败，日本就会把中国变为反苏基地，利用中国的一切人力物力去打苏联。因此，苏联不能也不该眼看中国失败而不施救。王宠惠的这番话更加明确地强调了日本侵华与中国对苏态度的关联，但对本身无意立即参战的苏联来说并无新意。结果，苏联临时代办借口等新大使来后再讨论，就轻易回避过去了。
在这种背景下，12月14日，徐永昌感叹：“第八路方面及共党主战、桂军首脑部主战，毫无隐饰。此外越负重责者越口是心非。邪不侵正欤？正不侵邪欤？抑除彼两方外无再有真知灼见而敢于发表意见者，怪哉。”16日，汪精卫“甚想以第三者出而组织掩护”。18日，蒋介石禁不住再次叹息：“近日各方人士与重要同志皆以为军事失败非速求和不可，几乎众口一词。”这些事实说明，虽然蒋介石还不愿放弃“以德促苏”的努力，国民政府的主流却已进一步向单一的“倚德议和”倾斜了。
四、日本切断“德国路径”后分歧终止
在国民政府各派一边等待日本对12月2日蒋介石所述中方意见的答复，一边在“以德促苏”与“倚德议和”的交叉中更多地向后者倾斜之际，日本的动向却与他们的期待完全背道而驰。
最后，在占领南京前后，日本决策层以为大局已定，为巩固其侵华果实而决定大幅度提高“议和”门槛。结果，近卫文麿内阁于12月21日通过《关于日中和平交涉问题对德国驻日大使的答复》，以“最近战局的急速发展与事态的巨大变化”为由，规定了中日媾和的4项“基础条件”：1.中国放弃“容共”、抗日“满”政策，协助日“满”两国的“防共”政策。2.在必要地区设置非武装地带，并在各非武装地带建立特殊机构。3.日“满”中三国缔结密切的经济协定。4.中国对日本给予必要的赔偿。该答复还以“媾和交涉条件细目”和“附记”的形式，要求中国正式承认“满洲国”，确立“防共”政策并同意日本在华北、内蒙古及华中等地驻军。
此后，国民政府高层在对待和战问题及路径问题上的分歧更加严重。在形态上，这一分歧既表现为同一人物在抗日与“反共”两难问题上的心灵交战，又表现为不同人物对和战抉择的不同态度。
前者以蒋介石最为典型。概言之，从国家利益出发，蒋介石总体上仍然倾向于坚持抗战。其理由，除了原来保卫国家领土与主权的目的外，现在还加上了新的因素，即他认定如接受日本的条件，“全国必起而反抗，政府即倒，且为‘满洲’第二。战则尚存一丝希望”。而且，蒋还认为内战之危害将超过“抗战大败”，因而他的结论是中国“除抗战以外，再无其他办法”。但是，作为国民党的领袖，蒋介石除了囯家利益外，还得考虑国民党的政党利益。在蒋介石相信苏联会如他所预期的那样行动时，囯家利益与政党利益是大体一致的；在苏联已明确拒绝参战，而中共的影响力却在进一步加强的情况下，他就痛感二者的对立，并因此进一步加深了心理上的纠结。这使他一面认定“除抗战以外，再无其他办法”，一面又强烈担心持久抗战将给国民党的“反共事业”带来损害。结果，他在1938年元旦的日记中，提出要注重“和战二派之调剂与运用，表里互用”，并再次重申他一贯坚持的观点：“倭害急而易防，俄患隐而叵测。”总之，蒋介石此时一面在总体上倾向于坚持抗战，一面还想保留“德国路径”，在议和问题上不立即关闭大门。
至于不同人物对和战抉择的不同态度，可以概括为三个派别的对立。
第一个是主张拒绝日本条件，坚持抗战到底的派别。军人方面的代表性人物是白崇禧、李宗仁；文人方面的代表性人物则可举出翁文灏、王世杰。两者的理由趋同，即在国际政治上担心中苏破裂，在国内政治上担心内战重起。譬如，翁文灏认为，中国如加入“防共”团体，“不但国际无同情，且国内扰乱，日人假名平乱，更有侵略，实为可虑”。王世杰则在12月31日与蒋介石会晤时，“坚请其勿轻言和，盖目前主和者，无非以为和则国民政府之生命可以延长。实则目前言和，必须变更政府一切立场，自行撕碎九国公约与中苏不侵犯协约。和议成后，政府内受国人之攻击，外受日方之继续压迫，不出一二月，政府必不能维持”。
第二个是主张干脆加入日德意“防共协定”的派别，代表性人物是阎锡山。1938年元旦，他告诉徐永昌：“对外交以为非有突破策略不可，即询德使中国加入日德意之防共协定如何？日如允中国加入，自须平等对我，否则可以证明日之侵我非为防共也（日对列国总以中国不防共为口实）。”据徐永昌的观察，是日午间阎锡山等人的“外交会议已决以此方式答询德使”。
在日本首先切断“德国路径”、关闭议和之门后，1月17日，蒋介石终于被迫决定“拒绝倭寇媾和之条件，使主和者断念，内部稳定矣”。国民政府在路径问题及和战问题上的分歧就这样由于日本的行动而同时终止了。
余论
第一，“不接受”与“未拒绝”都是多种因素交叉作用的结果，但各自背后的关键性因素大不相同。在分析国民政府对日本条件的“不接受”时，最须重视的是苏联因素。概言之，当国民政府对苏联出兵参战的愿景抱有希望时，苏联因素无疑发挥了鼓舞抗战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国民政府对这一愿景转趋失望后，苏联就自然变成推动议和的因素。事实上，在苏联及其在国民政府内部的拥护者都反对德国调停的背景下，对中苏关系破裂及由此引发国内战乱（不仅是众所周知的国共内战，还包括易被今人忽略的国民党内部抗战派与议和派的内战）的恐惧，恰恰是国民政府不接受日本条件的主要原因。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苏订约以后，国民政府对“苏联路径”的认识与定位虽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苏联在客观上一直是促进抗日的因素。要说有变化，变的只是其发挥作用的形式，即由前期的鼓舞抗战，转化为后期的阻止屈服。
第三，国民政府的对日抗战，既有基于抵抗日本侵略、保卫国家领土与主权等“攘外”目标的一面，又有基于防止国内战乱、维护国民党政权等“安内”目标的一面。对日本条件的“不接受”与“未拒绝”，都折射出国民政府对“安内”目标的重视。同时，它们也说明，在评析此期国民政府的对日、对苏、对德政策时，必须同时注意到其中基于维护国家主权的考量与基于维护国民党政权的考量，并厘清二者在比重上的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