诱导多能干细胞（iPSC）研究在日本快速发展：基础与临床研究获得成功，研究机构纷纷使用iPSC探索各种退行性疾病与损伤的细胞治疗。中国的iPSC研究也在发展，从事干细胞研究的公司和医疗机构已多达上百家。那么，在日本干细胞产业的基础研究、科研转化、法规监管层面，中国可以有哪些借鉴？
在《医药研发达人》高级翻译王琳琳女士的引荐下，我专访了多年从事细胞研究的吴洪福教授和胡鑫博士。
吴洪福是东莞市干细胞与再生组织工程重点实验室主任，采访期间，他正在日本国立成育医疗研究中心开展访问。胡鑫是日本国家儿童健康与发育医学中心移植免疫研究室的研究员，长期从事细胞研究。
日本干细胞应用三个案例
胡鑫举了三个日本在干细胞应用上的成功案例。
首先是iPSC角膜。大阪大学医学院眼科学的西田幸二教授分别于2019年和2020年，将iPS细胞诱导分化为角膜上皮，并将其移植于患有角膜疾病的患者，以治疗角膜疾病，这是世界首例。
西田团队使用其独创的“SEAM方法”，通过促进iPS细胞分化成眼睛的主要细胞群，包含角膜上皮、视网膜和晶状体上皮。研究小组从中分离出了角膜上皮祖细胞，并成功地产生了功能性的角膜上皮组织，进而将其进行移植。该项研究共入组了4例患者，并经过一年的观察，没有出现任何安全问题。移植的角膜在患者眼部也展现出良好的功能。
第二个案例是iPSC视网膜色素上皮移植。近十年来，日本理化所的高桥政代教授研究团队与京都大学、大阪大学和神户市立医疗中心中央市民病院等多家机构团队合作，对iPS细胞分化而成的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移植到患者体内，以治疗黄斑变性的临床研究进行了深入探索。
截至2021年3月，该基金会已确定来自7个HLA纯合子供体的iPSC可供使用，现阶段可以“现货”形式为40%的日本人口提供治疗。京都大学正在对其余日本60%的人口寻找HLA纯合子iPSC，同时该机构也在对iPS细胞进行基因编辑、敲除HLA，尝试生产出“不会被排斥”的通用型iPSC。
上述三个案例只是日本干细胞领域成功案例的一部分。之所以日本的研究者会产生上述领先全球的研究，胡鑫认为，这是源于由京都大学的山中伸弥教授研发的iPSC在诱导分化成人体所需的组织器官时，有着极大的优势。
另一个更广泛的原因，在于日本的科学单位具有较好的科研和转化意识和土壤。
胡鑫介绍说，通常日本的医科大学及医学研究机构往往同时设有医院和研究所（医学研究院），两者平行与合作。胡鑫回忆起自己在大学读书时，其博士生导师是临床医生，他们往往更深入的地从临床需求反推回基础研究，再从基础研究推进到临床试验。
给他印象最深的是，日本科研人员发起的研究（IIT）非常发达，在试验管理、技术创新等方面做出了重要探索。一些医院的教授在自己科室还研制出iPSC诱导成心肌细胞治疗心肌梗死的细胞生产全流程器械；医院设立了成套、全流程、符合GMP标准的细胞加工车间。由此，科研、临床和生产能全流程无缝对接，高效研发生产应用。
“医生们不只看个体疾病，还有意识把患者需求反馈给药物研发人员。他们看到有趣的报道论文，就会深入思考、反复论证，直至申请临床研究。这是出于一种对临床研究的敏感、对科研的热爱，以及对社会和国家责任感。”胡鑫说。
中国可以从日本借鉴什么？
早在2013年，日本将《药事法》进行修订，更名为《药物、医疗器械与其他产品法》，将再生医学产品纳入监管体系。PMDA分别在2013年和2014年出台《日本再生医学促进法》和《日本再生医疗安全法》，旨在改革再生医疗产品法规，建立更科学、高效的监管体系。
这两个法案在临床试验环节，对细胞产品的取样、培养和处理等医疗机构的标准和设施都有严格的流程，来确保再生医疗产品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对比日本，吴洪福认为，中国和日本在干细胞领域的整体生态环境存在不同之处。日本比中国起步早、积累的经验多，政策和环境更支持干细胞研究。但中国的政策扶持和市场需求正大力推动干细胞的发展，非常令人振奋。如果想从日本的经验中获益，他认为能从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细胞治疗涉及许多伦理、安全和监管问题，需要建立科学合理的监管体系。中国的临床试验管理和审批程序相对较为复杂，这可能会影响干细胞产品的上市速度和市场竞争力。PMDA建立了严格的再生医学产品监管体系，确保干细胞产品的质量和安全。
二是加强基础科研。日本在细胞治疗研究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得益于他们长期在基础科学领域的投入和创新。中国可以借鉴日本，加强对细胞治疗领域的基础研究，提高科研水平和竞争力。
三是中国需要升级临床转化环境。虽然中国的细胞治疗产品正在逐步增多，但在临床转化方面，中国还面临一些挑战。例如，早期发现人员与临床应用人员没能及早计划、沟通，各做各的，以至于项目并不能满足实际的临床需求。为此，吴洪福认为，科研人员与其在科研成果成熟后被动的转化找买家，不如一开始与企业探讨研究方案，增加信任度。双方都需要提前计划，这样可以事半功倍，节省成本。
四是中日双方在干细胞研究方面应加强人才交流，鼓励青年科学家参与该领域的研究，共同推动干细胞研究的发展。
“开快车”更要注意安全性
对于中国干细胞治疗的发展，吴洪福特别强调，安全是首要的考虑因素。只有在安全的前提下，基因治疗和细胞治疗才能够真正为人类健康作出贡献。
日本也曾遇到一些问题，但他们建立了严格的监管机制和规范化流程。PMDA对干细胞安全性把控各不相同。《日本再生医疗安全法》规定，对于不同由来的干细胞，按照A、B、C三级报备。例如，iPSC的安全性风险较高，属于A级别，而NK细胞的安全性最高，在C级别。
“我们可以学习日本，建立分级管理制度，加强对治疗过程的监管和管理，确保治疗的规范化和标准化，保障患者的安全。”吴洪福说。
他认为，作为从业者，在开发、操作过程中始终要把安全放在头等位置，确保所有步骤都经过充分安全评估和管控，以避免不必要的风险。其次，要优化整个流程。确保每个步骤都有标准的流程和流程图，将人为操作降到最低，并考虑自动化、智能化技术的应用，提高产品质量和效率。第三，要建立风险管理机制，捕捉和处理各种事故风险，并贯穿于整个产品的生命周期中。第四，建立完善数据管理和隐私保护机制。确保数据和隐私的安全，面向公众透明和负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