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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藏》第一部（1-5），总编纂顾海良，总策划于鸿君，科学出版社2019年5月出版，定价2960元
【主编论文选编】
百年前，日本的马克思主义风如何吹来
2015年初，北京大学启动了《马藏》编纂与研究工程，由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负责编纂工作的具体实施。2019年初，《马藏》第一部第一卷至第五卷的出版，是这一学术文化工程建设的最初成果，也是这一学术文化工程建设走出的第一步。
《马藏》编撰注重思想的过程，探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路标
《马藏》编纂以思想性和学术性为标格。《马藏》编纂不同于一般的典籍集成，注重的是思想的过程，在厘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本理路中，探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路标”或“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形式”，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科体系的思想历史的基础。注重思想过程，因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思想的意义不只在于既成思想的集合，而在于思想历史过程的集合。在思想的历史过程中，才能映现思想的实践影响力、理论感召力和社会推动力。毛泽东指出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就刻划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过程的“历史路标”。1937年，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的发表，同样竖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过程的“历史路标”。从思想过程上去理解，从“历史路标”上去识别，将更为系统地再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历史，更为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奠定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
今年5月4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马藏》举行首发式,献礼五四运动
两本帝国主义译作中看“通变”的思想寻求与文本选择
《马藏》第一部所编纂的著作，按习惯称作“文献”，但更多的是以“文本”对待。如罗兰·巴特（RolandBarthes）所认为的：“文本与作品不应互相混淆。作品是一件完成了的、可以计量的、占据一定的物理空间的（譬如，放置在图书馆的书架上）的物品。文本是一个方法论的场域。因此，我们无法对它进行计量，至少传统的方法无法奏效。”“文本”意义上的研究，突出的是对文献的原始文本、文本多种迻译本、文本多种版本、文本流转、文本扩展和转呈等方面的研究，这就改变了以往从“作品”的静止的、孤立的意义上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文献研究的方法。
*《帝国主义》传播强国富民之道，让国人知晓帝国主义以及竞争的影响
在《马藏》第一部第一卷中，有两本1902年几乎同时出版的都从日文迻译的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译著，存在着不同的思想寻求，体现了译者以“通变”而求得对新思想的追寻。一是浮田和民（1859-1946）著、出洋学生编辑所编译的《帝国主义》，二是幸德秋水（1871-1911）著、赵必振（1872-1956）译的《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编译者出洋学生编辑所，是由1896年3月清政府向日本派出的首批留学生中部分人员组成的团体，主要从事编译和出版西学著述，戢翼翚（1878—1908）是该所的主要组织者。1901年，戢翼翚在东京参与创办《国民报》月刊时，孙中山曾捐资相助。《国民报》主张民族主义、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思想，呼吁国人反清排满，改革中国政冶，在国内外一时产生重要影响。浮田的《帝国主义》宣扬的理论，契合了戢翼翚这些留学生改革中国政治的主张，成为他们寻求的思想和追崇的理论。
《帝国主义》的基本思想倾向是为帝国主义辩护的，书中充满着鼓吹和美化帝国主义的观点。浮田明确提出：“今日之帝国主义，最可注意者，即和合殖民帝国与征服帝国之所长，以谋国家之发达”；在“发达”的国家中，浮田对英国的“殖民帝国”尤为推崇，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英国，被浮田描绘成充满着“自由”的国度。
《帝国主义》一书对晚清时期中国思想界的最大意义，是让中国人知道了“帝国主义”及其在当时世界变局中的影响，也让中国人在面对“帝国主义时代”具有的“剧烈竞争”诸多“特色”时保持自警和自醒。《帝国主义》主张的通过帝国主义发展而强国富民的思想，在当时中国知识界也有相当的影响。1902年，商务印书馆启动汉译世界学术名著时，首卷即为《帝国主义》。像梁启超这样的思想家，1902年也正在依照浮田的论调疾呼“自今以往，则大帝国与大帝国竞争之时代也。”追崇《帝国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思想倾向，是出洋学生编辑所当时在文本选择中寻求思想“通变”的集中体现。
《帝国主义》扉页(选自《马藏》第一部)
*《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批判帝国主义弊端，指出社会主义必胜
幸德秋水是日本社会主义运动活动家和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在日本最早传播者之一。
译者赵必振1900年在湖南参加自立会起义，失败后亡命日本。1902年，回上海后从事译述，对当时马克思思想和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日文原书《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出版后的第二年，赵必振就将其译成中文，成为最早介绍到中国的对帝国主义持批判性分析的译著。
幸德秋水在书中，以爱国心为经，以军国主义为纬，借用世界史上的大量事实，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指出帝国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在幸德秋水看来，“帝国主义之所以勃兴流行者。非科学的智识。实迷信也。非文明的道义。实狂热也。非自由正义博爱平等。实压制邪曲顽陋争斗也”；清除帝国主义毒瘤的方式，就在于“向社会国家再施其大清洁，即开始世界的大革命”。即如幸德秋水指出的：“变少数之国家。为多数之国家。变海陆军人之国家。为农工商人之国家。变贵族专制之社会。为平民自治之社会。变资本家横暴之社会。为劳动者共有之社会。”幸德秋水得出的结论就是：“以科学的社会主义，而亡其野蛮的军国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幸德秋水在第二章中对“近世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作了专门阐释，把社会主义视为帝国主义的对立面，并从世界范围指出了社会主义将在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对抗中“隆然而勃兴”的历史趋势。
在第四章“论帝国主义”中，幸德秋水还对帝国主义存在的“生产之过剩”现象作了严厉抨击，提出了社会公平分配的理想。
赵必振以自己对马克思思想的初步认识和对社会主义学说的赞赏，自然会以对帝国主义的批判性分析的著作为文本选择的意向，以求在思想“通变”中，探寻强国富民的救亡之道。
《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扉页(选自《马藏》第一部)
翻译日本译著均带有“文以载道”的理论倾向与文本落实
*《世界进步之大势》：从中国实际出发悟“道”，对社会主义有误读
日本民友社1893年出版的《十九世纪之大势》，是该社“平民丛书”的第一种；《世界进步之大势》就是《十九世纪之大势》的中文译本。译者曾剑夫1902年进入蔡元培创办的爱国学社学习。1903年1月，蔡元培在为《世界进步之大势》一书写的《序》最为直接地彰显了《世界进步之大势》中“文以载道”思想倾向，突出了三个基本观点：一是联系中国的实际，对《世界进步之大势》秉持的“大旨以物质文质为作用。而道德进步为趋势。非达于社会平等之天则不止”的思想高度肯定，这也是当时中国社会变革应持之“道”。二是借“他山之石”，感慨于当时中国社会的现状，提出对社会变革“过渡时代”的前景持乐观态度。三是在对译者曾剑夫的褒扬中，借题发挥，主张“悟道”而“行道”，对“文以载道”的理论倾向作了深刻的诠释。
《世界进步之大势》对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起着积极的影响。该书使用了“社会主义”术语，但对其作出了与“平民主义”相混淆的理解。《世界进步之大势》在提到法国革命“破裂”问题时提到的德国的“社会主义”，指的就是马克思恩格斯领导的德国的科学社会主义。在提到“平民之大势”问题时又提到“社会主义”，可以从社会主义运动意义上理解，彰显的是社会主义是解决社会弊端的可行路向；也可以从社会主义制度意义上理解，肯定的是社会主义是取代现存社会的制度（“良法”）可行选择。
显然，书中提及的社会变革的路向，实际上是对日本明治维新经验的贩卖，这种“平民主义”充其量不过是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方案。同时，《世界进步之大势》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常常陷于“均贫富”的思想窠臼之中。对平民主义的宣扬，根本目的是希望平民享受与资本家、贵族一样的物质条件，过上同样富足的生活，并未深入分析造成贫富悬殊的根本原因，只是停留在“均贫富”道义层面上兜圈子。
*《大同学》：涉及“文以载道”理念，对“行道”有重要启发
《马藏》第一部第一卷的《大同学》，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中有着独特影响的文本。1899年，李提摩太在为《大同学》出版而撰写的《大同学节译本自序》中，对“文以载道”的理念就有涉猎。他提到：“俾人共知善治国者。必以善讲天道为指归。凡不愿讲天道之国。无不衰败随之。此理甚深。非止关繋于一国。实亦关繋于全地。明哲之士。无不击节叹赏。”因而，“余常愿中国盛行救世之大道。而成有知有道之国。不愿其趋此迷途。而堕入无知无道之中。因取先生之书。循诵数四。译作华文。惟中西文法不同。不必句翻字译。故仅节取各章中扼要语。”这里所谓的“天道”“大道”“有道”“无道”中“道”的内涵或有歧义，但其中体现的“文以载道”理念是有裨益的，“文以载道”彰显的“传道”“悟道”“行道”的意蕴更有着重要启示。
《马藏》第一部第一卷的《大同学》，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中有着独特影响的文本(选自《马藏》第一部)
“互文”的思想生成与文本转呈显示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不同阶段
《马藏》突出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中文献的“文本”（text）意义上的研究，由此必然生成文本研究中“互文本”（intertext）和“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问题。在“互文性”意义上，可以更为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中文本思想生成和文本转呈的特征和意义。
*《社会主义》三个中文译本中对剩余价值的内涵有不同解释
《社会主义》一书对马克思思想的介绍，是从其他介绍马克思思想和社会主义学说文本“纂译”而成的。《社会主义》的三个中文译本和日文原书之间的“互文性”痕迹，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中思想生成和文本转呈的关系。
在《社会主义》日文原书第三章“社会主义之本领”中，村井对社会主义“共享生产事业、平均分配财产”问题作了探讨，其中对马克思“剩余价值”概念及其内涵作了阐释。引文最后的括号内的“サルプラス、ヴァルユー”，是对马克思“SurplusValue”概念的英文注音。可见，在把马克思的“SurplusValue”概念译作“剩余价格”时，村井是持谨慎态度的。
“侯士绾译本”译作：“而劳力者无主持其权制之自由。而惟迎合于资本家之意。一切羁管规例、时刻工资等事。悉从所定。唯唯受命。偶一反抗之。则忽沈于饥殍之悲境。故其状实与奴隶无异。然则劳力者艰难辛苦之余。所生殖之大利。已悉为资本家所占夺。己惟有沾溉余沥。是加路孟古斯（卡尔·马克思）所谓剩余价格者也。”
这一文本把劳动条件泛化为“羁管规例”是有偏颇的，但在对剩余价值内涵理解上较村井的阐释更为精要，特别是对马克思剩余价值所揭示的工资“藉糊其口。养身家且不足。况望其他乎”同资本家占夺“生殖之大利”的对立关系，作了比照日文原文更为清晰的解释。
*剩余价格何时翻为“剩余价值”？或从德文译本中获得借鉴
三个中文译本的“互文性”在于，能在剩余价值产生基本条件的说明中，对剩余价值产生作了更为深入的探讨。其中两个译本依照日文原文，沿用了“剩余价格”的说法，应理解为译名术语的一种过程性选择，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一种“误译”。
在《社会主义神髓》的四个中文译本，“蜀魂译本”和“创生译本”则将《社会主义神髓》日文原文中“剩余价格”译作“剩余价值”。
“蜀魂译本”和“创生译本”分别出版于1907年2月和3月，距离幸德秋水《社会主义神髓》日文原文第一版出版（1903年3月）过去了整整4年。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日本学术界已经出现了“剩余价值”的术语，并明确取代了“剩余价格”的说法，中文译者自然也会将这种认识吸收进中文译文中，发生着文本转呈的现象；另一方面，译者直接地或者间接地接触了有关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其他文字的文本，特别是如马克思《资本论》的德文或英文的文本，全面地了解了马克思对价值概念和价格概念所作的内涵上的区分，深刻理解了剩余价值概念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术语的革命”上的本质规定。
——李念摘编自顾海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启程与思想取向》1.6万字，原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杂志2019年第3期，标题为另加
【1-5卷目录】
【总编纂简介】
顾海良，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教材委员会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马工程）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和首席专家、北京大学《马藏》编纂与研究中心主任。曾任中国人民大学马列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教育部社政司司长、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校长、教育部党组成员、国家教育行政学院院长等。
主要代表作有：《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历史与现实》《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当代视界》《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等。
2018年，顾海良做客第121期文汇讲堂《<资本论>的完成与未完成》
【责编感言】
藏，字典里解释是“道教、佛教经典的总称”。宋代编有《道藏》，2012年北大出版社出版了《儒藏》，2019年出了《马藏》，既是文化典籍的又一大工程，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来说，理论和实践意义更是不一般。编辑主编顾海良所写论文和翻阅第1卷，有超过预期的收获，它们生动还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渐进性和本土化吸收，比如从“剩余价格”到“剩余价值”，比如对帝国主义带来富强曾有憧憬到批判。中国化过程，其实就是通过实践来证明的过程，第一步先是理论上的辨析。因此，《马藏》的编纂就是一面常看常新的镜子，对马克思主义吸收中的曲折经验都值得今人汲取。（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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