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结合两会精神谈一下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方面的问题，具体讲四个方面：一、中国面临的机遇；二、中国面临的挑战；三、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中的突出矛盾；四、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
中国面临的机遇
首先，要明确中国当前处于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判断一国经济发展水平，主要有两类指标：一是经济数量指标；二是经济质量指标。经济数量指标，主要指GDP规模，就是国内生产总值，包括GDP总量、GDP人均水平、GDP增长速度，以及本国GDP和世界各方面比较的相对水平等。这一系列的指标通常被看做是反映一国经济发展数量、规模方面的指标。它主要从量的方面体现一国经济所达到的状况。经济质量指标，主要指经济结构指标，包括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就业结构、技术结构等。它反映一国经济发展质态方面的提升。从这两方面大体上可以判断出一国经济发展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
中国这些年经济结构的变化也是比较深刻的，这里我给大家分析几个比较突出的指标：
第一，农业劳动力就业率。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农业劳动力的就业比重是70%以上，接近80%。在当代，最穷国家的农业劳动力就业率是72%；解决了温饱国家的农业劳动力就业率是54%；小康社会，即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劳动力就业率是40%；上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即全面小康社会的农业劳动力就业率是25%；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即新兴经济国，也就是完成了工业化、城市化改造的发展中国家，其农业劳动力就业率是9%。如果一个国家的传统农业就业比重降到了一位数，那么，可以说这个国家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入了现代社会。当代发达国家的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大体在5%左右，美国的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是1%多一点。总之，经济越发达，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反映在就业结构上就越低。
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是78%，比当时最穷国家72%的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还要高。根据两会报告的数据，当前我国劳动力就业比重是37%稍微多一点，比起改革开放初期下降了41%。中国劳动力总量是7亿多人，41%的劳动力就业比重就是两亿八千多万人。因此，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重要的发展成就，就是使两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当中转移了出来。这个结构表明中国现在属于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
第四，消费结构，即恩格尔系数。联合国根据恩格尔定律对当代各国的生活水平画出一个标准参数，就是如果一国居民家庭消费支出当中，食品支出比重占到60%以上，称之为赤贫，即温饱没有解决；食品支出比重占到50%以上，称之为温饱；食品支出比重占到40%，称之为小康；食品支出比重占到30%，称之为相对富裕，按照我们的说法又叫全面小康；食品支出比重占到20%，称之为富裕；食品支出比重占到20%以下，称之为极其富裕。中国改革开放初期1980年的时候，城乡恩格尔系数平均是61%以上，其中农村约为63%，城市约为58%，也属于温饱没有解决的赤贫状态。
我国于1984年第一次向世界宣布，中国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当时我们的粮食总产量达到6000亿斤，人均达到500斤。中国真正解决温饱问题是以1993年全国取消粮票作为制度性标志的。十七大报告讲，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是2亿5千多万人，现在不到两千万。当前我国农村恩格尔系数约为41%，城市约为36%。城乡平均恩格尔系数是40%左右，刚好是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向上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转型的消费结构。由此，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另一显著成就，就是使中国两亿多人口脱离了贫困。它反映在消费结构上，就是从贫困状况的消费结构转变为现在小康状况的消费结构。
实现第三步战略的必要条件：一是政治要稳定，不能有动乱；二是不能有把我们卷进去的战争；三是不能有大的疫情。就是不能有连续多年大面积的自然灾害，特别是传染性的瘟疫。在这三个必要条件满足的基础上，平均每年经济增长率不低于7.2%，我们的目标就可以实现。
中国面临的挑战
（二）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源探析。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根本原因：
原因一，内需不足。需求就是市场购买力，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需求一旦疲软，企业就会销路不畅。这样，企业资金的周转就会出现问题。进而导致企业应收未收款项的增大，就是三角债务增多。企业收不回来钱意味着企业偿债能力下降。如果企业欠银行的钱到期还不了，就会依法进入破产程序。进入破产程序的企业一旦增加，意味着社会失业率提高，形成高失业状态。所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高失业，远远超过7%的失业警戒线。一般地，一国在贫困阶段出现高失业，相对要好一点。因为，贫困阶段，农民比重大，因此失业的多是农民。农民群体没有组织，他们孤立、分散，不易滋生事件。一国到了中等收入阶段，如果出现高失业就很麻烦了。因为在中等收入阶段，社会成员普遍受教育水平提高，在高失业人群里面有高学历人士，就是出现了精英失业。精英失业就很麻烦，因为他们懂外语、懂电脑、懂网络联通，往往可以很快地组织起来。在高失业里面，精英失业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共同的特点在于：第一，不重视研发，不重视人力资本开发，不重视教育。一旦国际社会撤出资金，技术停止转移，他光有钱，没有产业升级的空间。这样，他的投资需求上不去。第二，收入分配两极分化极其严重，在带来别的社会问题的同时，也带来了消费需求疲软。这两个方面就构成了内需疲软，进而导致高失业，引发社会剧烈振荡。
原因三，市场化改造、制度创新滞后。这些国家的资源配置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控制在政府权力部门，甚至是少数独裁者手里，而不是通过市场去配置资源。因此，企业、老百姓、投资者很难通过市场竞争获得投资、获得土地、获得项目、获得机会进入。市场主体要想获得这些项目、资源、机会，不是通过市场竞争，而是要和政府谈判。在当代社会，与政府谈判最有效的手段恐怕就是行贿。就是说，资源配置的方式不是按照市场效率的原则，而是按照腐败指数分配。市场化滞后一定意味着这个社会政治体制的民主化、法制化滞后，进而意味着对公共权力的民主监督和法制约束的制度力度不够。因此，权钱交易肆虐，形成高腐败、低效率的局面。
成功穿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有战后的联邦德国、战后的日本，以及我们周边的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香港地区、台湾地区、韩国。所有这些成功穿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和地区，共同的特点在于：一是重视教育、重视创新、善于学习。因此，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这些国家具有充分的创新与自主研发能力；二是加强市场化，推动民主和法制，反腐败。对于造成停滞的内需不足、成本攀升、市场化滞后，这三个方面的原因都有较强的针对措施。上述国家和地区虽然成功穿越了中等收入阶段，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付出的成本也非常大。日本20世纪50到60年代的腐败很严重；香港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腐败也是令人触目惊心；韩国20世纪80年代的腐败也是非常严重。但是他们毕竟总体上都越过了中等收入阶段，到了发达国家的成长阶段。而我们刚才讲的那三拨，虽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是到现在也没有穿越过去。因此，如何穿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了一国到了中等收入阶段所面临的挑战。
我们前面提到的构成“中等收入陷阱”的三方面原因，在现阶段的中国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而且有些方面还很严重。这就是我们目前面临的历史性挑战。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主要问题
经济增长矛盾主要是宏观方面的，所以，我这里主要介绍一下当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当中最突出的矛盾，就是宏观经济失衡。宏观经济失衡在我国当前主要面临两个严峻的现实：一是供需失衡的困扰多，并且成因复杂；二是经济下行的威胁大，而且短期难以解决。
（一）供需失衡的困扰多，并且成因复杂。供需失衡有两种最典型的现象：一种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造成严重通胀；另一种是总需求显著小于总供给，形成通缩。
第二，总需求显著小于总供给，就是过多的商品在追逐不足的货币。需求不足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企业卖不动产品，企业怎么办？只有降价。如果企业普遍降价意味着物价通缩，通缩比通胀更可怕。通胀坏在，它让老百姓口袋里的钱越来越不值钱；通缩坏在，它让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根本就没有钱。通缩使物价出现负增长，这并不是出于商家的良心发现，而是商家迫不得已的行为。这样，企业资金周转就会出现问题，这意味着增加破产、停产的企业，引发失业率增加。从这个意义说，通缩比通胀更可怕，它造成了高失业，让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没有稳定的收入，这种状况对劳动人口多的国家威胁更大。所以，现代社会政府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宏观目标，就是保证一定的增长速度，促进经济增长、稳定就业。
因此，宏观调控就是要使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大体均衡，即使有失衡也要控制在国民经济可以承受的程度之内。去年我们的通货膨胀率是5.4%，《政府工作报告》原来设定的通货膨胀率是3%。通盘分析的话，5.4%的通货膨胀率并不可怕。因为《政府工作报告》设定去年的经济增长率是8%，对应3%的通胀率；实际经济增长率达到了9.2%，对应5.4%的通胀率，从总体来看，这是符合经济增长正常逻辑的。一般来说，经济增长速度越快，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物价水平会相应的提高。
今年我们把通胀率控制在4%的水平，相对于7%的增长率而言也不是很高。我们担心通胀问题，或者对于通胀问题给予足够重视，主要并不是因为这次通胀表现出来的水平，而是通胀背后的原因。通胀背后的原因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对于这些新特点，我们目前的政策缺少行之有效的控制手段。
特点一：具有滞后性的需求拉上特点。2008年7月，我国开始采取一揽子措施，就是出重拳、出组合拳反危机。当时称之为，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09年，我国广义货币供给量M2的增速达到了27%。如此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更加积极的财政，导致流通中的钞票非常多，这是我们政策目标作用的结果。其目的是反危机、反萧条，保增长、保就业。这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008年世界经济发生严重危机，同期中国经济增长高达9%；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球第一次出现负增长的年份是在2009年，这一年，中国经济增长了8.7%，这个速度相当高；2010年我们反危机的措施进一步发挥作用，经济增长突破了两位数，高达10.3%；2011年公布的经济增长速度是9.2%。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能够保持这么高的增速，这与我们采取的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
通常紧缩需求的传统政策对于需求拉上的通胀管用，对于成本推动的通胀不仅不管用，还起负作用。目前这次通胀带有浓厚的成本推动色彩。如果采取紧缩需求的传统办法，就需要收紧银根。由此，企业的融资成本会提高。企业进而会将提高的融资成本计入到物价里面，这就更麻烦了。
特点四：国际收支失衡加剧了通胀。长期以来，中国国际收支失衡的特点在于收大于支。截止到今年二月底我国外汇储备已经接近3.2万亿美金。外汇储备是一国的国民，包括企业和居民，给外国人生产产品或者做工，从人家那里挣的钱。这些外汇拿回来以后，在国内是不能直接流通的。不用时，把这些外汇存在指定银行，这个存款叫国民外汇储蓄，即外汇存款。需要用这些外汇时，要将其换成本币提出来。我们把这个环节叫做结汇。结汇等于把外汇卖给了国家。国家把买回来的外汇，放到国库，这叫国家的外汇储备。因此，我们外汇储备越多，说明结汇时候付出的人民币量越多。这个量我们叫做外汇账款，也就是为了维持外汇储备结汇所占用的人民币。占用的人民币给谁了呢？给了所有和你结汇的企业和居民。他们拿到流通领域当中去，要么投资、要么消费。总之，他们拿钱之后，进入了市场，经由这个通道，流进市场。在我国流通当中，如果有一块钱是银行贷款出去的，同时就有一块两毛钱是外汇结汇时出去的。可见，外汇结汇导致外汇账款放出去的人民币已经是目前我国流通中最主要的货币供给量。
这次中国通胀压力之所以大，很大程度上是我国国际收支失衡，结汇时候出去的票子增加了通胀压力。这时如果收紧银根，紧缩贷款，会提高企业融资成本，由此加剧成本推动通胀的压力。而流通中的票子却并没有因此减少多少。为什么呢？外汇结汇通道出去的票子比银行下去的票子多。怎么办呢？降低出口。面对世界金融危机，敢打压出口吗？出口企业本身压力很大，内需本来不足，再把外需的出口部分打下来。结果使总需求进一步疲软，跟着失业进一步上升，萧条程度进一步加紧。我们面临这样两难的选择。
（二）经济下行的威胁大，而且短期难以解决。经济下行有内外原因。从外部原因来看，世界经济的复苏没有原来预计的那么乐观。我们预计去年美国经济增长恢复到3%，实际美国去年的经济增长不到2%；欧洲经济方面，欧债问题控制不住，欧洲经济能够在零增长的速度就不错了；日本经济是负增长。发达国家的三大经济体，其增长恢复的都比较迟缓。所以，他们要扩展国外市场，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这对中国出口很不利。因此，今年提出进出口贸易总额增长10%，这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实上，我们的内需问题更大。
政府代替市场投资衍生出来的问题是：第一，政府代替市场投资通常效率低；第二，政府代替市场投资往往不可持续。我国政府投资，这几年基本上就是基础设施这一块，包括铁路、公路、机场。这一块是没有后续性的。它对整个经济后续的增长、就业的带动比较有限。这几年，支撑渡过危机的投资扩张，我们主要依靠的是政府，市场力量没有起来，也就是中国的企业没有起来。
大企业创新力弱，有钱投不出去。大企业特别国有大企业，总体资金困难不是特别大，尤其是央企。更严峻的困难在于创新力弱。没有创新，就没有产业升级的空间，没有结构升级的空间。即使有钱，投不出去，不敢投。或者在现有产品基础上扩大投资，就是重复建设。重复建设在危机的情况下肯定就是泡沫。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条是稳增长；第二条是优化结构。优化结构的核心就是要提高创新力。如果研发创新上不去的话，就是有钱，也是投不出去的。这是“中等收入陷阱”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小企业想投，没有匹配的金融市场。在国有垄断的金融体制下，小企业想投，也获得不了公平、正常的金融市场支持。怎么办呢？自己去融资，我们称之为非正规民间融资。非正规体制的民间融资是高利贷，成本极其高。所以，对于小企业，借钱是死，不借钱也是死。前一阶段出现了温州七十几个老板逃跑事件，就是高利贷到期，风险加剧。这样，就形成了中国现在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局面。
按《政府工作报告》规划，今年固定资产投资需求要保证16%。如果投资需求达到16%的话，大概能拉动今年经济增长3到4个百分点，这恐怕还是一项很艰巨的任务。如果政府要退出的话，16%主要靠市场。现在我们对小企业采取了一系列的办法，诸如提高金融宽容度、扶持小型微型企业，为它提供金融服务、税收支持等。而更要紧的是大企业，大企业主要是创新问题，就是产业结构升级。否则，投资需求市场振作不起来，终将导致经济下行。
第二，我国消费需求分析。消费需求说到底是收入分配问题。宏观上，我国国民收入分配在三个领域：政府、企业和居民。多年来，增长最快的部分是政府财政收入。“十一五”规划期间，财政收入每年增长21%；企业收入主要反映在GDP的增速上，平均每年增长将近11%，比财政收入慢了一倍；最慢的就是居民收入，居民收入比GDP慢三分之一。所以，这次“十二五”规划专门提出，力争“十二五”期间居民收入和GDP增速保持同步。那么，政府、企业、居民，谁的钱主要用于消费呢？显然是居民的钱。居民拿的钱少了，在宏观格局上就和国民经济增长不相匹配。我国现在的状况是要努力提高居民收入。
另外，国民收入还有一个结构上的问题，就是中观问题。我国地区之间、产业之间、城乡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大。尤其是城乡差别，大概三个农民的纯收入相当于一个市民的可支配收入；四个农民的消费支出相当于一个市民的消费支出。我们现在启动农村市场，诸如送家电下乡、送汽车下乡等扩大农村消费。但是，最根本的不是送什么东西下去，最根本的是如何提高农民收入。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内部差距在扩大，差距一扩大，消费倾向就降低。所以中国现在消费需求疲软，实际上是国民收入分配在宏观、中观到微观这三个层面都有扭曲。怎么办？这恐怕也是很难办的事情。投资需求上不去，特别市场性投资需求上不去；消费需求在短期扭转不了。由此，我们内需不足的问题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国际经济复苏又不尽人意，外需又不能弥补内需不足。我们的经济总需求不足，面临经济萧条。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
我国宏观经济总体目标，在通胀和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就要考虑不同宏观目标之间的均衡。
2010年10月我国开始从全面刺激经济增长，开始转向重点防范通货膨胀。由此，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比如，两年来法定准备金率连续提高了六次。到2011年10月底，大型金融机构法定准备金率提高到21.5%；中小型机构法定准备金率提高到19.5%。这在当代世界是高的，在中国历史上也是高的。然后，连续三次贷款利率加息。这些货币政策的出台都表明我国收紧银根的姿态，目的就是要控制通货膨胀。紧缩下来之后，发现经济下行的威胁很大。2011年年底，特别是胡锦涛总书记出席G20峰会讲到，我们现在经济上的首要责任是反萧条、反危机、保增长、反失业。就是我们宏观调控目标从先前首要的反通胀，转变为同时考虑反萧条。
我们现在是通胀压力和经济下行威胁同时存在，而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政策要求又是相反的。因此，我们在具体操作中很难选择政策。然而，从学理来讲，也很简单，就是把问题罗列出来，先排个序，哪个是当务之急，就先解决哪个。对此，我在去年下半年给中央部委领导、地方干部、企业界讲课时，问了一个共同的问题，中国现在既有通胀压力又有衰退的威胁，你们认为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是哪一个？结果，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意见高度一致，认为现在资金收得太紧，企业已经很困难了，再这么紧下去可不行。所以，要反萧条、反失业、保增长。中央部委的领导一致认为反通胀是主要的。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宏观决策方式要保证民主化。使各方面包括企业、地方政府、中央部委等的利益诉求，都能够公平、及时、充分地反映到决策机制当中。要应对中国的复杂局面，宏观决策民主化、法制化、程序化、公开化到了非要提高的程度不可。
面对中国当前通胀压力和经济下行威胁同时并存的政策两难抉择，最后怎么办呢？中国人有自己的智慧。既不像过去那样提出保增长是首要的，也没有说反通胀是首要的。我们提出，努力实现不同宏观经济目标之间的均衡。
在货币政策方面，货币政策紧缩的方向不变，力度可能会调整。紧缩货币是为了防止通胀，但是还要考虑经济增长，考虑到经济下行的威胁。所以恐怕货币政策的紧缩力度要放松，并且信号已经出来了。例如，法定准备金率的下调，还有其他一些银根松动的措施已经出台。
在汇率政策方面，要保出口，人民币就要贬值；要反通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民币一般要升值。人民币升值会使出口下降。即使出口不下降，如果人民币升值，结汇的时候，同样的外汇进来，相应换汇的人民币就少了。这等于从结汇这个通道减少了流通的货币，通胀的压力就下来了。所以，人民币升值还是贬值，虽然有国际社会的压力，但汇率政策是一个主权问题，主要还是取决于宏观调控首要的目标是什么。若以反通胀为主，原则上人民币要升值；若以反萧条为主，原则上人民币要贬值。我们现在既不是反通胀为首要，也不是反萧条为首要。因此，我们既不好让人民币升值，又不好让人民币贬值。怎么办？努力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因此，人民币汇率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化，因为要兼顾不同目标。
（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责任编辑：刘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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