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战略机遇国际环境经济增速动荡变革期
【中图分类号】D820【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03.003
【作者简介】钟飞腾，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大国关系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地区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国外交、东亚与美国、一带一路。主要著作有《发展型安全：中国崛起与秩序重构》、《管控投资自由化：美国应对日本直接投资的挑战（1985～1993年）》、《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新型大国关系与国际秩序构建》（主编）等。
前言
自21世纪初中央提出“重要战略机遇期”重大判断以来，学术界围绕战略机遇期的内涵与外延、战略机遇期的挑战，战略机遇期的存续等发生过诸多争论。例如，曾有学者提出，2010年以后中国进入了从战略机遇期向战略挑战期转变的阶段。[1]形成这种看法的基本驱动力是国际形势的变化，包括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东北非剧变以及中国周边环境变化等。事实上，参与有关“战略机遇期”讨论的主要是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学者，多数学者达成的共识是，国际环境是“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一论断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当重新审视战略机遇期的新内涵与新条件时，准确把握国际环境总是必要的步骤。[2]中美贸易摩擦、新冠疫情以及乌克兰危机等表明，中国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已经与20年前显著不同。基于理论视角的差异，在对国际环境严峻程度的认识上，各方还有一定差异，但是，美国不顾中国反对执意加强对华战略竞争，使得关于国际社会正在进入“新冷战”的舆论甚嚣尘上。[3]
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大论断及其阶段性演变
表1“重要战略机遇期”判断和表述的四阶段变化
国际环境与发展的非线性关系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寻求致力于维护和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国外交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创造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总体而言，在这样的一种战略思维和战略举措推动下，中国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且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因而长期以来，我们形成的一种固定思维是，为了谋求发展，中国必须维护一个友好的国际环境。随着中国成为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学界在判断国际环境，特别是周边环境的好坏时，深受理论立场和视角差异的影响。现实主义者认为中国发展壮大就会自动带来较好的国际环境，而自由主义者和建构主义对经济相互依赖、其他国家对中国的认知等因素极为看重，认为一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的好坏并非完全取决于实力地位。[19]因而，在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国迈入新的发展阶段后，我们需要从理论上进一步思考国际环境和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
虽然西方大国在最终崛起时的权力转移经常是以战争的方式完成，但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日常的经济增长都是以战争和暴力的方式实现的。我们可以通过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卷入地区冲突和其实力地位变化加以说明。20世纪90年代，国际社会总体上处于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同时也见证了超级全球化的日渐兴盛。在这一阶段，虽然美国发动过多场战争，卷入多场地区冲突，但是，得益于技术创新和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美国经济取得了良好发展，以至于被美联储主席耶伦称之为“令人惊艳的十年”[22]。21世纪以后，美国发动第二次伊拉克战争，耗资超过三万亿美元[23]，但美国经济增速仍领先于发达国家。2002～2008年间，美国、经合组织成员国、欧盟的年均经济增速分别为2.4%、2.2%和2.0%。[24]不过，如果站在战争的被动者视角看，特别是这些被动者、受害者是发展中国家、穷国时，其往往深受战争之害。例如，阿富汗战争对阿富汗的负面影响是极大的，2011年美国财政部的一项评估发现，战争将导致阿富汗经济总量缩减13%～41%。[25]
表2还显示，21世纪初中国提出“重要战略机遇期”以来的20年，也是中国引领新兴市场国家崛起的二十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已从21世纪初的3.58%上升至2021年的18.37%，超过欧盟经济体量。在二十国集团中，印度、韩国、印尼等国经济总量的增长幅度以及增速也远不如中国。放眼全球，在“重要战略机遇期”内的二十年中，中国成了经济增长的最大赢家。以20年为一个时段，明显可以看到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高光时刻。我们可以概括地说，美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年份是1960年前后，而欧洲和日本则分别是1980年和2000年。现在，世界经济增长的聚光灯则转到了中国。当前，东亚及太平洋的经济占世界比重上升至32.02%，加上南亚（4.24%），中国占所在地区经济总量的一半，中国所在地区在世界经济和中国在该地区经济中的地位，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旗鼓相当——1960年美国经济总量占经合组织成员的一半。2021年的中国经济总量甚至超过1980年世界经济总量，世界经济及其运行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
过去60年来，美国既经历了动荡时期，也在超级全球化时期卷入地区冲突，虽然美国经济占世界比重几起几落，但仍保持数十年的霸主地位。美国在国际环境陷入动荡的时刻，也仍有能力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这既源于美国有能力调整国际政治经济发展，也源于美国国内的技术创新。用中国的话语表述，美国也有很强的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的能力。与之对比，1980年中国经济占世界比重甚至低于目前韩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2000年中国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也不比1960年的日本高多少，中日韩在上述时刻实际上都缺乏塑造世界经济的能力，各自的发展战略也就受制于国际环境。换言之，按照目前中国经济的体量，我们不仅应像前一个二十年那样，将“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国际环境当作一个常量，单方面地通过改变自己来影响世界，而是更应该增强信心、主动作为，创造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
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
如果说在21世纪初以来“重要战略机遇期”的二十年内，世界的发展为中国提供了重要机遇，那么接下来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应该属于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的时期。我们也应该侧重于这一角度，研判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以及“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的发展新阶段所需要的国际环境。总的来说，我们需要通过为世界提供新机遇，创造一个适合中国实现较高增速目标的国际环境。
最后，应当辩证地看待国际环境、发展新阶段和战略目标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经济总量比较小、发展水平比较低的时候，中国的发展更多受到国际环境的制约，因而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制定了“参与国际大循环”的发展战略。2020年起，中国政府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意味着中国需要进一步面向新兴市场和周边地区优化外交布局和提升战略能力。[41]正如前文强调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主要是侧重于对国际环境的一项重大判断，主要服务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战略目标。随着自身能力和战略目标的双重变化，中国也需要相应地改变与之相匹配的对国际环境的认识和需求。总的来说，在实力增长和壮大之后，国际环境对国内发展的影响力要弱于实力小的时期。因此，即便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也并不必然意味着中国将丧失发展机遇。迈入新发展阶段之后，中国利用国际环境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多地取决于自身国际战略能力。
仍以美国为例。1997年5月，美国国防部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指出，“随着21世纪的到来，美国面临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充满活力和不确定性的安全环境。从正面来看，我们正处于战略机遇期。”[42]这是美国首次提出“战略机遇期”。美国战略界之所以将这20年视作“战略机遇期”，是源于这样一个判断——“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预计在1997～2015年期间，美国仍将保持这一地位”。[43]与美国立足于将霸权地位是否面临挑战作为战略机遇期的判断依据不同，中国判断战略机遇期的出发点是发展，而不是是否存在与中国相匹敌的竞争者。而且，美国当年面临的难题是，维持美国霸主地位要依赖其软实力，而软实力要求美国为中国提供参与国际社会的机遇，这是克林顿政府当年同意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PNTR）地位，推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重要考虑。20年后，美国国内却出现了批评克林顿政府决策的声音，认为美国允许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一项战略性失误。[44]
初步结论
“重要战略机遇期”提出以来的二十年，也是中国引领新兴市场国家崛起的阶段。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中国不仅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而且将中国经济占全球比重提升至18%以上、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中国步入新的发展阶段。这20年的一项重要经验便是，在综合国力不够强大的时候，不仅要一心一意谋发展，而且要审时度势充分利用全球化快速发展的有利外部环境。
如果说过去二十年，和平与开放的国际环境总体上可以被视作是一种常态，中国主要的战略是认识这一机遇、抓住这一机遇，那么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变得更趋复杂。这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美国改变对中国的定位，将中国视作战略竞争对手。这意味着中国将面临与20年前截然不同的美国对华政策，由此导致我国外部环境的深刻变革；二是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以及乌克兰危机等冲击，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三是当前中国的实力地位与20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成为改变国际环境的重要力量。
国际环境变革与中国力量增长同步而至，中国具备更强的战略能力谋划有利于发展的国际环境，更要认识到自身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发展之间呈现非线性关系，中高速增长所需要的外部环境也不同于高速增长时期的外部环境，需要的战略能力也是不同的。战略能力到位，一个不那么友好的国际环境也能实现转机；战略能力不到位，中国力量的增长也可能恶化外部环境。为了实现新发展阶段的新战略目标，有必要通过为世界提供新机遇，创造一个适合中国实现较高增速目标的国际环境。为此，不仅要从战略高度认识保持较高经济增速的重大意义，而且要进一步加大力度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通过加强与中等收入国家和新兴市场的合作，保持对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积极影响。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国际生产短链化与中国产业链安全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1BGJ049）
注释
[1]俞正樑：《中国进入战略挑战期的思考》，《国际观察》，2011年第6期；荆林波：《对中国发展大环境的总体判断——从战略机遇期向战略挑战期过渡》，《中国经贸》，2012年第6期。
[3]B.Hal;L.G.John,"TheNewColdWar:America,China,andtheEchoesofHistory,"ForeignAffairs,2021,100(6);王帆：《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新冷战”抑或战略合作重启？》，《国际问题研究》，2021年第1期。
[4]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8月25日，第2版。
[5]习近平：《坚定信心共克时艰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9月22日，第2版。
[6]习近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必然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求是》，2022年第17期，第6页。
[7]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7页。
[9]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要求与时俱进努力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党建》，2002年第7期。
[10]《在第五十七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唐家璇发表讲话》，《人民日报》，2002年9月16日，第7版。
[11]《二〇〇二年全球工商领导人论坛开幕》，《人民日报》，2002年10月23日，第2版。
[12]黄仁伟：《论战略机遇期》，《世界经济研究》，2003年第6期，第6页。
[13]《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9年12月13日。
[14]《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22年12月17日。
[15]《习近平接见二〇一七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与会使节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9日，第1版。
[16]《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人民日报》，2018年6月24日，第1版。
[17]门洪华：《百年变局与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塑造》，《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18]钟飞腾：《发展型安全：中国崛起与秩序重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
[19]钟飞腾：《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分析框架、指标体系与评估》，《国际安全研究》，2013年第4期。
[20]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3页。
[21]格雷厄姆·艾利森：《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陈定定、傅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
[22]珍妮特·耶伦、艾伦·布林德：《令人惊艳的十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宏观经济经验与教训》，巴曙松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年。
[23]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琳达·比尔米斯：《三万亿美元的战争：伊拉克战争的真实成本》，卢昌崇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27]R.KarenandR.T.William,“WarandtheEconomicGrowthofMajorPowers,“AmericanJournalofPoliticalScience,1985,29(3).
[28]A.Lila,“ConsequencesofWaronAfricanCountries'SocialandEconomicDevelopment,“AfricanStudiesReview,1996,39(1).
[29]C.Paul,“OntheEconomicConsequencesofCivilWar,“OxfordEconomicPapers,1999,51(1);K.Vally,“WarandEconomicPerformance,“JournalofPeaceResearch,2005,42(1).
[3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战争拖累经济复苏》，国际货币金组织，2022年，第1、8～11页。
[3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人民日报》，2021年3月13日。
[32]黄守宏：《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和目标任务（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人民日报》，2022年11月29日。
[33]钟飞腾：《中国式现代化与中美竞争》，《东南亚研究》，2022年第6期，第83页。
[34]按照IMF2022年10月的预测，2023～2027年，中国经济增速年均为4.56%。
[35]按现价美元计算，1980年韩国人均GDP为美国的13.64%，2021年为美国的50.16%；按2015年不变价美元计算，1980年韩国人均GDP为美国的13.02%，2021年为美国的53.27%。
[40]E.Barry,“COVIDandtheOutlookforEmergingMarkets,“JournalofPolicyModeling,vol.44,2022.
ATurbulentWorldandtheStrategicOpportunitiesforChina'sDevelopment
ZhongFeiteng
Keywords:strategicopportunities,internationalenvironment,economicgrowth,turbulentandtransformationalperi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