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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1.22江西
引子
＊本文摘自《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五辑，作者霍锡祥。
1948年3月28日，霍锡祥在驻意大利罗马大使馆的留影
霍锡祥（1894-1980），字汉韶，号子祯，广东番禺人。生于晚清，是中国公学、南洋大学的毕业生。他前半生致力于邮政事业，1947年任国民政府交通部全国邮政总局第9任局长。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占领大半个中国，国民政府为确保中国的海陆空国际邮件往来和获取国际支援物资畅通，派霍锡祥等人开辟了缅甸至滇西国际邮件线路。由于功勋卓著，抗战胜利后，霍锡祥获得国民政府抗日有功人员五等景星勋奖。70多年前的1948年，他代表中华民国政府赴瑞士首都伯尔尼和洛桑参加了万国邮政联盟理事会会议，并担任了国际邮政联盟理事会的副主席。
之所以发此文，是因为前几天看到的郑庭笈1980年所写的《我发表广播讲话规劝兄长郑挺锋率部投诚的前后情况》，文中提到1949年在哈尔滨解放军官团收到一封来自南京的信，信中转告郑其家眷已经离开南京回海南岛海口市。当时就想，从南京到哈尔滨直线距离两千多公里，这信该是如何送达的因信是苏北解放区某县公安局发出，发信人是郑的六弟郑庭农在南京钟南中学的同学写的。估计是经多方辗转才送达的，这些特殊人物有特殊渠道，那么普通人在动荡年代该是如何联系的呢？
之前看到多篇文史文中提到抗战及解放战争时期不同区域间邮寄信件及汇款的记载时，同样有这样的疑问:战时如何通信
正文
五年以前，我写过《帝国主义和中国邮政》一文，叙述自一八六六年海关试办邮政至一九二八年收回邮权六十多年来有关中国邮政的史料(原注:此文刊于《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辑。)。此文发表后，不少邮界旧友鼓励我续写一文，补叙自一九二八年收回邮权至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人民邮政建立以前这一时期的所见所闻。我年老健忘，手头又缺乏有关资料可供参考，因此只能就回忆所及，拉杂写来，不但挂一漏万，而且难免有记忆错误之处，希知者予以补正。
在收回邮权之前，广州发生过提取邮余的一段交涉，我亲历其事，这是收回邮权前的一段插曲，补记于下。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五年，我在广州邮局任邮务长首席洋文文案（即主任秘书），邮务长为英国人塔理德（F.B.Tolliday)。塔理德与北京邮政总局的往来文电，大多经过我手。
一九二三年二月，孙中山回粤组织大元帅府，任命伍朝枢为外交部长。是年十一月，孙中山命伍朝枢照会北京外交团，要求将粤海关关余拨还广州政府。
英、美、法等帝国主义拒不接受，并调军舰十七艘驶入白鹅潭示威。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广东人民的支持下，对帝国主义采取了强硬的态度，不达目的，决不罢手，帝国主义终于不得不承认拨还部分关余而悄悄收兵。
民国时期,对外营业的邮局是当时人们对外联络的主要窗口。
塔理德是个非常狡猾的人，这次跟广东政府办交涉，能够把广东邮余“保存”下来，北洋政府和邮政总办认为满意，不久即提升他为北京总局经划股长(原注:邮局编制与政府机关不同，股长相当于处长。经划股后改为业务处。)兼代总务股长。总务股长可以代总办签发普通公文，其职权相当于“总办助理”。经划股长（管理全国业务）向由英国人担任，总务股长（管理全国人事）则由法国人担任，这是洋籍邮员划分权利的一种不成文协定。当时，塔理德以一身而兼二任，可见对他的宠信。
一九二五年为中国人民反帝运动不断出现高潮的一年，反帝矛头主要指向英国。继五卅修案之后，英帝国主义又在广州沙基制造修案，引起了震动全世界的省港大罢工事件，香港经济陷于瘫痪。广东邮务长向由英籍邮员担任，省港大罢工后，广东邮局华员不肯与英籍邮务长合作，因此邮务长号令不行，局务陷于停顿。
是年冬天，我由广州调往北京总局服务。一天，塔理德问我“广东人为什么反对英国人如此激烈？”我说：“这是英国人欺侮中国人的后果。这个问题，历史上应当追溯到鸦片战争时期。旧恨新仇，愈演愈烈，怎么能够叫中国人长此忍受欺侮而不起来反对英国呢？”塔理德耸肩无言。从这时起，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北京总局派往广东的邮务长不派英国人而改派法意两国人，这也是帝国主义欺软怕硬的一个事例。
洋员仍居高位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奄有南方各省，张作霖犹盘据华北。这时，南北双方各有一个邮政总局。北方总局设在北京，南方总局设在南京。北方总局最后一任邮政总办为法国人铁士兰（H.P.Destelan)。这年四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南京国民党政府又成了帝国主义手中的新工具。国民党政府一方面要求全国邮政统一，而另一方面又不敢得罪帝国主义，因此即任北局总办铁士兰兼充南局总办，铁士兰却一直没有南下就职。是年六月,铁士兰称病请假回国，临行派总务股长法国人濮兰(Poullain)代理总办的职务。同年八月，北京交通部迁往南京并入国民党政府交通部，北方邮政总局随同南迁。北方邮政总局向来是与交通部合署办公的，此时却因南京交通部房屋偪(bī，逼)窄，不敷分配，只得在南京先设邮政总局秘书室，专办承转事务，而在上海北四川路邮政管理局四楼另设邮政总局办事处。直至一九三四年南京交通部大厦和邮政员工宿舍先后落成，上海办事处才被撤销，并迁回南京，仍与交通部合署办公。
国民政府交通部位于中山北路303-305号，与国民政府行政院隔壁相望，现为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
交通部成立于1927年5月16日，直隶于国民政府。1928年国民政府实行五院制后，交通部改隶行政院。根据组织法规定，交通部经营路政、电政、邮政、航政，并监督民营交通事业。1928年10月，铁道部成立后，交通部管理经营的铁路事业划归新成立的铁道部管理。1938年，铁道部裁撤，其管理经营的铁路业务仍归交通部管理；同时，全国经济委员会管辖下的公路处及军委会管辖下的水陆运输联合办事处也划归交通部管理。这时的交通部职权扩大为规划、建设、管理和经营全国国有铁道、公路、电信、邮政、航空并监督公有及民营交通事业。此后，除公路业务两度划归军委会设专门机构管理外，交通部的基本职能未变。交通部的内设机构先后有秘书厅、参事厅、技术厅，总务、人事、财务、路政、材料、邮政（邮电）、航政等司，会计处、统计处，以及公路总局、电信总局、邮政总局、驿运总管理处、交通警察总局和各种委员会。历任部长有王伯群、陈铭枢、朱家骅、俞飞鹏（前后二任）、张嘉璈、曾养甫、俞大维、端木杰。
交通部占地面积47050平方米，共有房屋21幢405间。交通部大楼系上海协隆洋行的俄国建筑师耶郎于1928年设计，辛峰记营造厂承建，1930年7月开工。原计划在10个月内完工，后来由于地基变更、1931年的大洪水以及1932年“一二八事变”的影响，直到1934年年底才竣工。随后，国民政府交通部由慈悲社迁来办公，其下属的中华邮政总局也迁到这里办公。
中华邮政总局成立于清朝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初隶属于海关。民国时期改隶交通部。内设机构有总务、考绩、业务、汇兑、储金、供应、计核、联邮八处，以及秘书、视察二室等。下属机构有各地的邮政管理局、办事处、邮政代办所等，历任局长有钱春祺、黄乃枢、郭心崧、徐继庄、霍锡祥等人。1936年10月10日，为纪念中华邮政开办40周年，中华邮政总局发行了《中华邮政开办40周年》纪念邮票一套四枚，其中第四枚主图便是国民政府交通部大楼。
交通部大楼原是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钢筋混凝土结构，平面呈“日”字形，中央主楼与两翼附楼中各有一个天井。主楼面朝东北，地上三层，地下一层；附楼地上二层，地下一层。重檐歇山顶，琉璃瓦屋面，总建筑面积18933平方米，工费113万余元。此外，围墙、小桥、马场、下水道、大门等工费是9.812万元。在交通部大楼前面庭院还建有花园，辟有小河，河上筑有小桥，颇有园林气息。1937年12月，曰军攻占南京时，交通部大楼被日军炮火击中，大屋顶被烧毁。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交通部对其进行了修葺，将交通部大楼的重檐歇山顶改为平屋顶。
1947年1月，国民政府交通部设立民用航空局，该局设有总飞机师、顾问、人事、会计四室，以及业务、航路、场站、安全、秘书五处。局长戴安国。由于交通部办公用房紧张，于是在办公大楼的东面，又兴建了一座西式三层楼房，作为民用航空局的办公用房。
1992年，国民政府交通部大楼被列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7月，又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南北两总局合并后，国民党政府所委第一任华人邮政总办为刘书蕃。刘在北洋政府时期，曾任贵州邮政管理局局长，是在帝国主义把持中国邮政时代中国邮员得任地区邮务长的两人中之一人(原注:帝国主义把持中国邮政时期，规定各省的邮务长（即邮政管理局局长）不得委派中国人担任，所以各省邮务长一色均为洋员。一九一四年，北洋政府派交通部次长叶恭兼任邮政总局局长。叶暗许提拔法国人铁士兰为邮政总办（总办在局长之下，由交通部委派），而以铁就任后委派高级华员担任地区邮务长为条件。铁士兰后来派陈发涛为陕西邮务长，刘书蕃为贵州邮务长。陕西、贵州是小省和边省，洋员视同鸡肋，所以同意让出。)。他在贵州结识了地方显要何应钦和王伯群。此时何应钦任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部长，王伯群任交通部部长，刘凭借这种关系得任交通部邮政司司长，并被派兼任邮政总办(邮权收回后，由于事权统一，总局总办主持一切，不再另设局长，后来总办改称局长。)，因而在当时有“邮皇”之称。
国民党政府对帝国主义的奴性，与北洋政府并无区别。邮权虽已收回，为了巴结帝国主义，仍在总局内设邮政会办一职，指定由洋员担任。当时竞争会办·职的有两个法国人。一为濮兰，自持曾任总局总务股长兼代总办，又因法国洋员在中国邮政方面具有某种特权(原注:参阅《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辑所刊《帝国主义与中国邮政》一文。)，以为会办一职非他莫属。一为副邮务长赛西（DeSercy），有法国公使的推荐，也想捷足先登。一天，赛西和我聊天，他无耻地自我吹嘘说：“我想当会办既不是为自己谋出路，又不是为外国人撑场面，而是为邮政员工数万人的生活福利着想。中国从来没有一个机关不欠薪，没有一个机关有邮政局这样优厚的待遇。中国政府从来都是靠不住的，随时可以夺走邮局财权，变更邮员待遇。如果中国邮员当了会办，发生了这些事情，中国人怎么能够违抗本国政府的命令呢？若是我当了会办，我是外国人，就可以向中国政府力争，保证邮员待遇不变。因此，我想当会办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与全国邮政员工有切身关系的大问题。”
但是，国民党当局不愿法籍洋员在邮局中继续保持优越地位，因此濮兰、赛西二人均未入选。被选定的是一个挪成人名叫多福森（E.Tolefsen)的。此人已退休回国多年，忽被召回升任会办，不但他本人事前没有想到，就是其他华洋邮员也无不感到意外。多福森之所以被选定，也不是没有原因的。他未退休前，在洋邮务长中资格最老，办事比较认真，与华员相处也尚好；特别是，挪威是位于北欧的一个小国，小国洋员比较容易对付，不象英法洋员不把中国上级放在眼里。国民党当局在发表洋员会办的同时，又增设视察长(ChiefInspectingCommissioner)一职，以想当会办失败的濮兰担任，而派赛西为稽核股副股长。视察长位居会办之下、股长之上。这完全是因人设宫，用以讨好洋员，在业务上殊无增设此职之必要。
多福森一走，洋员逐会办者又大有人在。国民党当局仍然不愿委派法国人，于是在洋员中选出资格最老、年龄最高的英国人希乐思（C.H.Shields）继任。不久希乐思年满六十岁，照章又告退休。此时邮局改组后已经经过了一段时期，基础逐步稳固，于是网民党当局将邮政总办、会办两职改称为邮政总局局长、副局长，一律委派本国人担任；对于不堪留用的洋员，给以相当优厚的退职金，强行淘汰了一批。这才结束了数十年来外籍冗员充斥、洋人高高在上的极不合理的“客卿”制度。
总之，在一九二九年以前，邮权虽称收回，但是邮政总局的当权派仍然是清一色的洋人。他们做了中国的公职人员，却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甚至对主管上级也是如此。自一九二九年邮局改组完成以后，当权派华洋兼有，洋大人的威风才开始有所收敛，这是中国邮政史上的一次变革。但是，由于国民党当局崇拜洋人的心理，加上邮务界积重难返的习惯势力，邮局的改组工作是做得极不彻底的，一入邮局之门，仍然洋气十足，帝国主义的痕迹几乎触目皆是。
高级华员仍用英语交谈
邮局改组后，在华员当权派之中，以籍隶闽粤两省者为多。仅以总办（局长）而论，刘书蕃、林实均为间人，黄乃枢、霍锡祥均为粤
人。这一情况是有其历史根源的。自十九世纪后期帝国主义分子
控制中国海关、邮局以来，凡华人之服务于以上两机构者，必须熟谙英语，才能与高级洋员交谈接近。闽粤两省均处华南滨海地带，帝国主义势力首先侵入，两省学生能操英语者较内陆各省为多，其通过考试在海关、邮局服务并以此为终身职业者亦较多，当时按照帝国主义的需要，海关、邮局制定人事制度，只有熟谙英语者才能调出省外工作，因此闽粤两省邮员调出省外者较多，由于服务年代较久，他们被提升高级邮员者亦较多。在收回邮权运动时期，其内幕主持者几乎全部均为闽粤两省高级邮员。闽粤两省方言特殊，不但两省言语不通，内陆人更听不懂，因此彼此交谈有时不得不使用英语，这是普通话不普及所造成的一种特殊现象。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有些人在不需要用英语的时候也用英语，有些人竟以讲外国话为荣，这就难怪别人要斥之为洋奴了。记得有一个最突出的事例：一个非闽粤籍的副邮务长在东北邮区服务时，罗人亦用英语，每当训斥其不懂英语的属员时，辄命另一懂英语的属员代为翻译。今天回忆起来，这真是一件令人齿冷的事情。
邮局公文仍以英文为重
邮局人员除有时用英语交谈而外，邮局公文使用英文更是邮局中的一个特点。在洋员清一色当权的时期，总局与各区管理局和管理局与管理局之间的往来公文，无例外地全部使用英文。当时公文程式有如下的几种：（1)公文（lespatch)，用于重要业务;（2)备忘录(memorandum)，用于普通业务；（3)半公函(semiofficialletter)，其性质次于备忘录，有列号与不列号的两种，列号的公事多于私事，不列号的私事多于公事；（4)秘密半公函(confidentialsemi-officialletter)，也有列号与不列号的两种，列号的受函人于卸职时必须移交后任，不列号的可以根据其性质，由受函人决定移交或不移交；(5)秘密个人半公函(confidentialpersonalsemi-officialletter)，一律不列号，这是各区邮局邮务长（局长）致总局总办的绝密文件，虽各区首席洋文文案（主任秘书）亦难寓目。
我任地区邮政管理局主任秘书有年，据我局外观察，所谓“秘密个人半公函”的内容，小之涉及华洋邮员纠纷，大之为与地方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等有关的特殊重大事件，所以洋籍邮务长对华籍邮员保密，不让他们知道。此项密件，受函人于卸职时可以带走，也可以亲手交给后任留供参考，因此在邮局的档案中是无法查出的。由此可见，这些高级洋员吃的是中国人的饭，做的是危害中国人的事。他们利用职权进行间谍活动，不但邮局有之，就是在其他一切有“容卿”的企业部门之中也是不乏其例的。
同一时期，内陆二三等邮局局长均由乙等邮务员或邮务佐担任，他们有的不识英文，当然无法使用英文。他们送来管理局的中文公文，均由管理局译员择要译送管理局长（洋员）批核。此外，在重要的管理局内，如北京、天津、南京、广州、上海等地，设有华籍副可以秉承洋籍邮务长加以处理。
一九二八年邮权收回后，一般公文虽然改用中文，但是英文仍占有其一定的地位，并未全部废除。例如，文件摘由都是中英文并用，遇有重要文件，还必须全部译出，以便送请高级洋员阅览、批示或参加意见。至于“半公函”和“秘密半公函”等等，则仍大多数便用英文，这是因为内陆各区邮局局长大多在邮局服务已达三四十年，具有相当英文水平，写英文报告可以不假手秘书，以便对外保密。这种亦中亦西、非驴非马的公文格式，一直保持到解放前没有变动。这也是中国化的一种表现。
那权术收回以部，全缚邮政员工利用罢工为武器，对帝国主义进行政治斗争，这是帝国主义最伤脑筋的一件事情。十分明显，邮政业务与人民生活具有极其密切的关系，邮政罢工不啻断绝人民之间的联系，闭塞人民的耳目，而国际通讯一旦中断，往往牵及外交，引起一片责难，所以它的严重性比之其他罢工事件，影响更为重大。一般认为，邮政罢工是中国共产党所策动和领导的，而事实也确实是如此。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后，上海邮政员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爆发了第一次邮政大罢工，成立了上海邮务公会。一九二六年，上海邮政员工参加了上海大罢工和工人阶级的三次武装起义。一九二七年北伐军到达上海后，邮务公会改称邮务工会，一九二八年收回邮权运动，也是在共产党的秘密领导下进行的。
邮权收回后，全国邮政员工转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治下，他们害怕国民党官吏插手进来，擅取邮政盈余，破坏人事制度，影响员工福利，因此深怀“拒虎进狼”之惧，不得不加强工会组织，以便应付意外。但不久，工会的领导权被上海流氓帮会所篡夺。大流氓杜月笙的徒弟陆京士便是其中的头目之一。同时，这种黄色工会又被国民党CC系利用，成为他们争权夺利的政治工具之一。但是,由于党组织仍然秘密存在，他们领导广大员工共同努力，利用工会的组织形式，对反动派进行斗争，尚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一九二八年收回邮权时期，国民党新官僚袍笏登场，这些家伙的贪婪之态，较之北洋旧官僚有过之而无不及。交通部长王伯群是何应饮的妻兄、以裙带之亲而得高官，生活享受逾于王侯。“邮皇”刘书蕃其提拨，以邮政司长而兼邮政总办，当然力图报效。刘本人也不是“贾府门前的石狮子”，他下车伊始，就做了一件要钱不要脸的事情。他觉得自己已经做了邮政总办，此后还有可能升任次长或部长，他的邮务长的底缺就没有保留的必要了，而开去邮务长的底缺，还可以取得一笔相当优厚的养老金，于是他决定辞去邮务长的底缺。一九二八年，他年方四十八岁，可是他竟将自己的养老金计算到六十岁，尤其可耻的是，当时华邮务长的月薪最高为九百两（一千三百五十元），刘的级别只拿七百两（一千零五十元），而刘却以九百两计算，自己提升自已，自己批准自己，一次攫取十二万元纳入私囊。事为邮局员工所知，大家群起而攻，他才慌了手脚，借口购买南京交通部大厦地皮吐出了一部分，从而蒙混了事。这是邮权收回后邮局发生的第一件大丑事，闹得举国皆知，人人嗤之以鼻。
刘在任职期内，提出邮局存款三百余万元在南京萨家湾建筑交通部大厦，以献媚于部长王伯群。这所大厦美轮美奂，气派超过号称“太子庙”的铁道部官衙，这还可以说是“公事公办”。其更不成话的是，外间人言啧啧，都说承包此项工程的上海辛峰记营造商，有移花接木之举，为王伯群在上海另建金屋为藏娇之所。原来交通部大返工程久未竣工，辛峰记宣称当初估价太低，亏赔不起，最后由邮局于合同造价之外追加数十万元，又继续向储汇局借用若干万元，才告完成(原注:辛峰记领到追川款后，仍无法完工，刘书蕃叫他再向储汇局借用若万元。辛峰记认为将来无法偿还，刘允以借为名，将来不必偿还。后来储汇局移交账册内有这样一笔未了账，上海解放后，此事已由辛峰记坦白承认)。
1927年，保志宁（左）初入大学时与同学合影
不久，王伯群与上海大夏大学“校花”保志宁结婚，迁居新屋。外间都说，此屋的建筑费就是从交通部大厦的造价中挪用的，甚至从外国购来的电梯也改装在上海王公馆里去了，而主谋者就是刘书蕃。
1930年代，王伯群、保志宁夫妇与长子王德辅、长女王德馨。
刘任总办仅有数月，即奉派赴伦敦出席国际邮政会议，部派参事林实代理其职。林的靠山是改组派汪精卫和政学系张群。他与人谈话时，满口不离“岳军”（张群别号），以炫耀其背景之硬。刘、林二人以福建同乡而兼至好，关系是够亲密的了。但是，在旧社会里，当金钱、权利和地位发生冲突的时候，一转眼之间，至亲密友可以变成你死我活的死敌，他们二人也非例外。在刘出国期间，林与工会黑帮头子勾结起来，共同布置驱刘计划。刘回国时，知道本人的许多劣迹都抓在工会黑帮头子和政敌的手里，形势对已极为不利，于是便向交通部建议将局所兼办的储金与汇兑的两项最有油水的业务划出来，另设专局办理而由自己负责。部长王伯群一向与刘狼狈为奸，而且对邮汇、储金的盈余也早已垂诞三尺，当然言听计从。于是刘辞去邮政总局总办，专任邮政储金汇业总局总办。邮政界都说他“丢了骨头，抢了肥肉”,“邮皇”手腕毕竟高明。关于刘在储汇局总办任内营私舞弊并与上司朋比分肥，使他成为储汇局两大贪污分子之一，以及储汇业务另设专局办理后邮政经济大受亏损的一切情况，我当另写一文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林实在代理邮政总局总办之前，曾任铁路局局长，对邮政本为门外汉。他吸食大烟，烟瘾甚深，每日非十时后不能到局办公。他抢了这根骨头而无油水可恺，内心颇为怏怏。不久他向英国印刷商(de.LaRueGo.）定印大批邮票，从中收取巨额佣金，被刘书蕃揭发，一时喧腾众口，吓得他逃往青岛躲在医院里装病，并在报纸上捏造死耗，企图避免追究。由于后台有人，此案遂以不了了之。后来林又再起任巴黎总领事，因病死于任所。所以邮务界都说此人死过两次，一次是假死，一次却是真死。
林实下台后，王伯群改派交通部技监韦以黻(fú)继任邮政总局总办。他是帮会老头子之一，在江湖上有“吃得开”之称。此时帮会把持邮务工会，经常跟交通部唱对台戏，王伯群穷于应付，所以请出这位老头子来应付一下。这个以毒攻毒之计，效果不如预期，因此韦在任不满一年即被调回。
一九三二年一月，蒋介石再起，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四月，在蒋的授意下，国民党政府与日寇签定了淞沪协定，调走了在沪抗战的十九路军。是年十月，陈铭枢因失势出国，朱家骅继任交通部长。
朱家骅原属CC系，后来又与CC系头子陈果夫、陈立夫兄弟闹翻，另树一帜而成为CC系之敌。陈铭枢下台，CC系不但未能打进邮务界，反被另一敌人占领交通部门,因此他们的进攻矛头转而指向朱家骅，指使工会黑帮对黄乃枢展开了猛烈的攻势。黄虽未参加任何党派，而朱也无所爱于黄，但因反CC的关系曾给黄以大力支持。一九三三年黄赴欧洲出席国际邮政会议时，朱派储金汇业局局长唐宝书兼代邮政总局局长。黄回国后，工会对他的攻势有加无已，毫无转圜之余地。朱将黄调为交通部邮政司司长，黄表示不就，又一次自动请求退休。
郭心崧（1897～1979）
郭心崧（1897～1979），字仲岳，浙江温州苍南县张家庄村人。早年深感“清廷腐败非推翻不足以救中国”，省立第十中学毕业后东渡，入日本帝国大学经济系，获学者河上肇赏识。归国后，在上海创办《孤军》杂志，评介各家经济理论，撰述中国经济建设之道。后南下任教广东中山大学，北伐后转南京中央大学，任考试院参事、交通部参事室主任。民国21年（1932）调任邮政总局局长。当时中国邮政、海关等主权均受制于英人，为了收回主权，建立中国邮政制度规章，郭心崧多次折冲交涉，擘划筹谋，始取得成功。抗战中又为维持邮路畅通而竭尽心力。战后任驻日代表团文化参事，后任教于东京大学，退休后病逝于东京。
唐宝书辞代职后，朱家骅派郭心崧继任邮政总局局长。郭在南京中央大学任秘书长时，学生闹风潮反对校长朱家骅，郭奋力为朱解围，自己却挨了一棍，因此朱深感之。郭为人小心翼翼，处处按照邮章办事。他与交通部上级及邮政员工之间相处较好，因此历时八年有半，经过朱家骅、俞飞鹏、张嘉璈三任部长，为历届局长中任期最久之一人。一九四二年，储汇局长徐继庄谋求兼任邮总局长，蒋介石授意张嘉璈调郭为交通部参事而以徐兼任邮总局长。郭不愿就任参事，即去局长而回温州原籍休养。
徐继庄是储汇局两大贪污分子之一，其情节之恶劣，又驾刘书蕃而上之。他的主要活动都与储汇局有关，当在另一文中详加记述，本文只写其与邮政总局有关的两件事情。
他任邮总局长五年半，其任期之长，仅次于他的前任郭心崧。郭徐二人的作风截然不同，一个小心谨慎，一个胆大妄为，一个与各有关方面始终保持较良好的关系，一个是历届局长中最不得人心的人。我从一九四四年起任总局副局长，经常因徐破坏规章制度而提出抗议，因此他视我为眼中钉。但我是邮班出身，恃有邮章保障，他也奈何我不得。
抗日战争后期，CC大将曾养甫出任交通部长，曾在参政会提出提案，企图逐徐下台而以CC系代之。这是蒋介石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狗咬狗斗争。徐的贪污行为证据确凿，又经顶头上司揭发，照理是应当站不住脚的，但因他的背景为蒋介石本人及其秘书长陈布雷，此案虽经参政会通过并派专人前往查帐，后来竟以不了了之。曾养甫画虎不成，反而受到打击，只得以“赴美养病”为名悄然下台。事后，徐屡次洋洋得意地向我吹嘘说：“养甫太不量力，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言下大有不可一世之慨。又有一次，他斜睨着我，话中有刺地说：“CC大将尚且斗我不过，其余无名小卒，就请不必轻于尝试吧！”
总之，从一九二八年收回邮权起，至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止，邮政在国民党统治下共有二十年，在这二十年之中，前后换了九个局长，其任期如下；
刘书蕃：一九二八年八月三十日——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五日。
林实：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五日——一九三〇年五月九日。
韦以黻(fú，古代礼服上绣的青黑相间的花纹)：一九三〇年五月九日——一九三一年二月二日。
钱春祺：一-九三一年二月二月——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黄乃枢：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三日——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四日
唐宝书：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四日——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六日。
郭心崧：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六日——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徐继庄：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霍锡祥：一九四七年六月二十七日——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
以上九个局长，除郭心崧任职八年半而外，其余八个局长任期共十一年，平均每人任期只有一年零几个月。在那些年代里，国民党内各派系之问经常出现狗咬狗的争权夺利的斗争，邮局虽系交通业务部门之一，邮官也经常换来换去，就象走马灯一样。
在这里，附带将朱家骅任交通部部长时对邮政妄图改动的情况记述于下。
朱家骅是德国留学生出身，他认为什么东西都是德国的好。他任交通部长时期，很想摹仿德国，在邮政方面采取基些措施，一新国人耳目，但这些措施都以虎头蛇尾了之。
第一件，实行邮电合一，即邮电事业统一经营管理。消息传出后，邮政员工认为邮电情况不同，不能统一管理。所持理由为：（1)邮政人员入局前须经严格考试，电局人员则无此规定。（2）邮局待遇较高，员工福利已有基础，邮电合一后，为了两局员工划一待遇，邮局方面将会降低待遇。（3）邮政经济独立，收入可以自给；数十年来一直维持不变，而电局则历年来均有亏损，如合一实现,邮局势必取消会计独立，因而拖垮邮政经济。
其实，在此以前，国民党政府将储金、汇兑等业务从邮局业务中划出来，另设专局办理，致使邮政经济受到很大损害，邮政员工引为寒心，此番又要邮电合一，自然群起反对。在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下，一切公职人员均无保障，只有邮政部门形成一个“独立王国”，坚持经济独立、以邮养邮的原则，不受政局影响，所以邮政员工在生活福利和职业保障上都远比其他部门为优，不愿因邮电合一面被打破。总之，邮政员工反对邮电合一，主要是从自身利益着想，并未考虑到邮电合一与国计民生有何影响，这是不必讳言的。
总局将以上意见反映上去后，朱家骅下了一道手谕，命令总局驻沪办事处立即派人到南京面洽。此案属于业务范围，应由业务处负责办理。当时总局业务处处长为英国人，不便出面交涉，我任副处长，被派为总局代表到南京接洽。
我到南京交通部后，即由电政司帮办尹仲容出面接见。他拿出部长的手令来，板起面孔一本正经地说:“今天你我会谈，不是讨论应否合并的问题，而是讨论如何合并的问题。”我委婉地陈述说：“邮电事业同属国家的交通部门，理应不分畛(zhěn，井田沟上的小路）域，但是我国的邮电事业，两者历史背景不同，人事制度不同，如果强行合并，势必引起纠纷。”尹用威胁的口吻说：“部长之意已决，此案势在必行！”我见他大打官腔，神气十足，不禁也有点生气，便说：“既然如此，那么就请部里下令执行，局里无不遵办，只是有一件，不能不提请注意：近年来全国工潮此起彼伏，人心异常浮动，邮政员工是坚决反对邮电合一的，难保不发生事故，请部里先筹应付之策，以免临时张皇。”果然，我的这颗炮弹洽恰打中了朱家骅的要害，尹仲容立即面露犹豫之色，连声说道：“此事应当从长计议，从长计议。”
后来，邮务工会召开过多次会议，并且发表了坚决反对邮电合一的宣言，而朱家骅则以“中央威信所关”，坚决不肯收回成命。最后，经和事佬想出了一个折中办法：在各邮局内设立一个代收电报的窗口，收到后转交电局照发；在电局内代售邮票，只收平信，所有两局会计及人事制度一律不变。朱家骅上台后使出的第一记斧头，被邮政员工挡了回去，只争得一个体面下场面悄俏收兵。
民主德国邮票:历史邮局制服服饰
第二件，朱又倡议仿照德国的办法，邮政人员必须身着制服,腰间佩剑，作为专业人员的一种特殊标志。可是，邮政人员不爱戎装爱西装，大家一致表示反对，朱家骅的第二记斧头又被挡回去了。
第三件，朱又倡议全国一二三等邮局（全国共有三千余所）在露天的地方（屋顶……）安装一个盛雨器，以便测量雨量，来协助全国天文台的工作。这件事情也因局方表示冷淡而未办通。
朱还命令邮局开辟代订刊物的业务。邮局员工认为此项业务为规章制度所无，不愿接受，但又不能拒绝，所以办起来不过是奉行故事，开办一年，营业额仅有一百余元，成为一件有名无实的事情。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节节溃败和战区的不断扩大，全国邮政也出现了空前混乱的局面。其时，由于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变化，全国大体上分为六个邮区：（1）解放区的人民邮政，以延安为中心；（2）蒋管区的邮政，以重庆为中心；（3）汪记伪组织的邮政，以南京为中心；（4）华北大汉奸王克敏等的“华北邮政”，以北平为中心；（5）伪蒙自治政府的“蒙疆邮政”,以张家口为中心；（6）满洲傀儡组织的“满洲邮政”，以长春为中心。
在八年抗战的时期内，我始终在将管区邮局服务，对于其他邮区的情况，无法提供资料。而且，即使在蒋管区内，邮局的情况也因军事瞬息万变而非常复杂，不能全面叙述。现在只能就回忆所及的沦陷区不撤邮和国际邮件路线不断发生变化的两件大事简单介绍于下。
沦陷区通邮问题
按照战时法则，凡是一个国家处于战争时期，对于敌占区应当停止通邮，严密加以封锁，而对于本国政令所及以及友军的所在地，则应尽可能地维持通邮，不使中断。但是国民党政府的作法完全与此相反，对于全体军民浴血抗战的解放区，却命令邮局撤退,所有邮件、汇兑、包裹一律停收停寄。这件事情由“军邮”主办(原注:“军邮”系由国民党政府后方勤务部部长俞飞鹏领导。其全称为“军邮督察处”，处长兼任邮政总局视察长，以便在业务上与邮局取得联系。“军邮”是邮政总局以外的另一机构，它配合国民党的军事包围，对解放区进行严密封锁。)，对外绝对保密，无法知其底蕴。而对于日本侵略军所侵占以及伪组织管辖下的沦陷区，国民党政府则命令邮局留守，并且命令他们尽可能维持到最后关头。这是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罪恶铁证之一。
关于沦陷区不撤邮的问题，据我所知，国民党交通部曾密令战区各地邮局，在战事正在进行的时候，局内员工不妨暂时疏散一下，一俟战事结束，城市沦陷，或由敌军占领，或有汉奸组织出现，仍应设法回到原地恢复办公。张嘉璈公然在重庆参政会上恬不知耻地吹嘘沦陷区不撤邮对国计民生利多害少。其所持理由是:
“查自七七事变发生，平津首遭沦陷，而邮政系统及其业务所以未受破坏者，端赖各该区外籍邮务长及全体员工同心协力，于艰难困苦之中，设法维持。其后战区渐广，而邮务仍照常办理，究竟与抗战前途利弊如何，曾经本部详加研究，认为与国计民生，均觉利多弊少。并经呈奉军委会暨行政院令准，在不丧失主权、不发生流弊之原则下，设法办理。故各战地内之邮政，仍照常办理，由邮政总局在本部监督下，直接指挥管理，各地办理邮务员工，亦系由本部及邮政总局所委托，邮局系统至今尚自完整。”
这是一篇道道地地自欺欺人的奇文。文中所称的“战区”即沦陷区。试想在敌人占领的区域内，邮政系统怎么能够维持完整和不丧失主权呢？此外，象在沦陷区保持通邮这样一个大问题，走狗官僚张嘉璈之流是作不了主的，他们不过是奉命而行，而奉的就是独裁者蒋介石之命，自不待言。蒋介石之所以采取此项措施，是与其“曲线救国”的方针密切联系而不可分的。但是，另一方面，这一措施也与国民党政府交通部的经济观点暗暗吻合。原来“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邮局并未奉令撤退，直至事隔年余，日本侵略者决定组织伪满洲国，东北邮政员工才被迫撤退入关。入关以后，既失去了关外邮政收入，而关内又骤然增加了大批“流亡”员工，生活给养照常开支，邮政经济大受损害。根据这个“经验”，国民党政府交通部想到东南沿海以及长江下游一带都是邮务最发达和邮政员工最集中的地区，如果把他们撤退到西南大后方来，粥少僧多，人浮于事，必将引起邮政经济的更大困难。因此，他们配合了蒋介石的“曲线救国”方针，对于沦陷区邮政采取了“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的办法，只要敌人尚未下手干涉，暂时不贴“中华邮政”以外的邮票，即可借口“系统完整”、“无损主权”，令其尽可能留在原地不走。
当时，国民党政府还千方百计地在交战区找寻秘密邮路，以保对沦陷区的继续通邮。例如：在皖豫两省交界的界首、皖浙两省交界的屯溪等地设立转运站所，设法绕过中日两军的对峙地点，将内陆邮件运进沦陷区，并将沦陷区邮件运回内陆等等。这些秘密邮路就是四大家族以及军统、中统特务走私资敌、发国难财的秘密交通线，实际上也是与敌伪人员相互勾结，彼此心照不宜的一种秘密勾当。但龙，在当时时情势下，对沦陷区保持通邮也不是绝对安全的，邮务员工在战区内或遭敌机轰炸，或被敌人捕杀，因公殒命者不乏其人。一九四三年元旦，日军窜犯安徽金家寨时，邮务员汪涛、程禹谟均被杀害，即其一例。张嘉遨卸任交通部长时，曾发表谈话，述及邮政员工殉职人数，可资证明。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本对英美正式宣战不久，在沦陷区的许多西方国家在中国的侨民均被日军关进集中营，包括邮政洋员在内。同时南京汪伪组织接收沦陷区邮政。于是国民党政府所执行的沦陷区不撤邮的政策，便以全部断送而告终。
开辟国际邮件路线的问题
抗战时期，随着日军的步步深入，各地邮局经常在流离转徙之中。仅就总局而论，先后共迁移三次：第一次，“七·七”事变后，因上.海、南京形势危急，迁往汉口；第二次，一九三八年又因武汉撤退迁往昆明；第三次，一九四一年日军侵入缅甸，滇西大为震动，邮局又迁往重庆。
八年抗战时期，关于开辟国际邮件路线的问题，邮局方面确实煞费苦心。以前国际邮件均由上海、广州入口。上海、广州沦陷后，我奉派赴香港开办中国邮政分信处，指派专人在当地分出邮件后，即取道广州湾运往内陆。一九四一年，香港又被日军侵占，邮件政由仰光入口，我们在腊戍开办中国邮件转运处，办理转运手续。当时腊戍是海外战略物资入口的唯一孔道，运输机关林立，业务颇为繁忙。同年，日寇又深入缅甸，国际邮件改以印度为运转站，交由空运物资的美国飞机从印度飞越喜马拉雅山运抵重庆。
邮政贴补问题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邮局立即办理复员工作。我们满以为八年抗战，河山光复，中国列为世界五大强国之一，从此雄峙东亚，国运兴隆，不在话下。哪里晓得，由于国民党政府腐败透顶，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国民党官吏于大发“国难财”之后继之以大发“劫收财”，通货不断膨胀，物价直线飞升。加以蒋介石勾结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战火日益蔓延，交通大受阻塞，邮区逐步缩小，造成了中国邮政的空前危机。当时邮局文件中有如下的一段记载、
“胜利以后，邮局积极复员，不料国家又陷入多事之秋。由于通货膨胀，交通阻塞，物价高涨，运输成本增加，而邮资不能与物价比例调整，于是邮政经济遂遭到空前的危机，不特无丝毫盈余，而且亏损不貲。”（见一九四七年十二月《现代邮政》一卷四期《邮政事业应否自给自足》第二段）
据一九四九年《邮政工作年报》发表的收支概况如下。
注：一九四八年一至七月的数字，本来仍是法币，但自八月起即改用金圆券，故将一月至七月的数字折合金圆券，加上八至十二月数字，全部改为金圆券计算。
邮政是国营公用事业之一，如果收支不平衡致发生入不敷出的情况时，其弥补亏空的方法不外两途：（1）由国库贴补；（2)核算成本，增加邮资。此时国民党政府已经面临经济总崩溃，可是立法院却仍坚持“驼鸟政策”，认为增加邮资会刺激物价，一直推迟通过邮资增加，因此只能出于国家贴补之一途。
邮局员工认为，贴补政策不是解救邮政经济危机的根本办法，根本办法必须做到“以邮养邮”，达到收支平衡。同时还认为，物价上涨不是由于公用事业加价，而是由于通货不断膨胀。但是立法院根本没有理睬这些意见。
向国家要求贴补，在那时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自日本侵略军退出后，经过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国民党官吏的“大劫收”，弄得民穷财尽，国民党政府财政已陷于千疮百孔、剜肉补疮的绝境。他们虽然敲骨吸髓地继续压榨着人民的最后一滴血，但是一切收入主要只能用之于打内战的军事费用上，哪里还有余力顾及民用事业。然而，邮政部门毕竟比较特殊，在一片哭穷叫苦声中总算是“一枝独秀”，每次提出补贴的申请，尚能不打回票。这是因为，俞大维是蒋介石手下的红人，能够同蒋直接打交道，而邮政事业关系人民日常生活，特别又为国际观瞻所系，如果发生邮政罢工事件，不但全国骚然，而且势必引起外国人的严重责难。所以，俞大维以“维持邮政，改良邮政”为借口，提出贴补邮政问题，都能获得行政院的迅速同意和立法院的顺利通过。
所谓“改良邮政”
一九四六年初冬，邮政复员工作告一段落。当时由于战火蔓延，军运紧张，交通混乱，邮件递送大受影响。远地姑且不论，即以由南京到上海而言，以前邮件仅需一日即可递到，而此时平信需三、四天，挂号信需六、七天才能递到。这种情况引起国内外的一片指责。当时我任总局副局长，主管邮政业务。一天，俞大维突然找我谈活，提出所谓“改良邮政”问题。他悲叹地说：“现在整个国家机构都陷于支离玻碎的境地，尤其是交通部所属邮、电、路、航四个部门，简直糟不可言。邮政部门基础较好，人事有成规，员工专业化，整顿工作比较容易进行。你是久于其事而又熟习业务的老邮员，希望给以帮助。”我未及回答，他又滔滔不绝地谈下去说：“你莫小觑邮政，五分钱一张邮票，这个问题在国内外都具有极其深刻的影响。现在全国每年平均有十亿邮件，一寄一收，等于每年接触二十亿人次，无论任何部门的工作，其影响都没有如此之大。外国人经常批评我们，什么事情都办不好。现在我们如果把邮政办好了，就可以使他们刮目相看，提高中国人的信誉和中国的国际地位。而我们今后向他们借款，也就比较容易多了。”
俞大维这么一说，我竟大为所动，认为办好邮政是我们邮政员工分内的事情，为起示范作用，为中国人争一口气，应当鼓起劲头大干一场。我完全没有意识到俞大维要改良邮政的动机，主要是为了向帝国主义借款，用以扩大内战，屠杀人民。
所谓改良邮政采取了如下的几项措施：
一、关于加速邮件递送方面：
民国时期,我国已经和一些国家建立了通邮关系,并且开始采用航空邮运。
（2）扩充邮政汽车线路，计有上饶、南昌、长沙之线，赣县、衡阳、桂林之线，兰州、酒泉、哈密、迪化之线等。
20世纪30年代,南京开始出现了比较方便流动的邮局。
（3）设立火车行动邮局，先后在京沪、沪杭、津浦、平汉等路实行。办法是，邮件在火车行动时，按照到达地的投递地点（如上海东区、西区等），先行分类拣好，火车一到，卸下邮件，当地邮局即可立即出班投递。
20世纪40年代,江苏无锡邮政人员在收集整理邮筒里的信件。
（4）加速都市邮件投递，包括“赶班邮筒”、投递地区编号（如上海“〇”为虹口区等），使本市寄信当天递到等。
二、关于便利民众方面:
(1）创立汽车行动邮局，以便利工厂工人、学校学生等（当时国内到处闹房荒，无法在大城市里多设支局，因而代之以行动邮局）。
(2）设立示范邮局。
(3）增设新式邮亭。
(4）试办通宵邮局。
三、关于改善服务态度方面
(1）悬挂值班人员姓名牌。
(2）通令各局人员，服务态度务须绝对谦和。
(3）经常召开营业服务人员座谈会，促进提高服务质量。
通过以上措施，所谓改良邮政取得了一些成绩，各方责难之声转为表扬之声。
一天，俞人维又叫我去谈话。见面时，他眉飞色舞地说：“我们改良邮政的成绩，主席（指蒋介石）十分满意。美国大使马歇尔也一再同我热烈握手，祝贺中国邮政办得很好。”那时，这位五星上将是美国政府派到中国来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他哪里象个“友邦大使”，分明是中国的“太上皇”，高踞万人之上。他看到蒋王朝的一切事情都办得一团糟，不禁又气又急，经常疾言厉色地对蒋介石当面训斥。蒋介石平日虽然赫赫不可一世，可是在这位洋上司的面前，就象奴才见了主子一样，虽然挨了臭骂，还得毕恭毕敬洗耳恭听。此时马歇尔忽然称赞中国邮政办得好，蒋介石不免有受宠若惊之感，而奴才之奴才俞大维更不用说引为无上光荣，因而欣欣然同我握手称贺。
随着邮政行业的发展,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固定的邮亭,图为上海京沪车站的邮亭。
马歇尔为什么会赞赏中国邮政，其中有个原因。他在南京接到了几封从北平寄来的未贴航空邮票的平信，距离发信之时只有几个钟头，他认为邮件比电报还快，这是邮政史上的一个奇迹。他向俞大维称贺时，俞开玩笑似地对他说：“您看，平信长出翅膀来了。”（这是俞告诉我的）其实，这件事情并无任何奥妙之处，就是我在上面讲过的采取第一项措施所取得的效果。邮局利用航空公司所有航运的空余吨位，装运未贴航空邮票的平信，直至装满为止，邮局方面当然不能按照吨位来计算运费。俞大维答应航空公司向美国购买航机或零件申请外汇时，他向财政部方面极力帮忙。航空公司惠而不费，自己又有好处，因此乐于接受。
南北通邮的问题
邮政经济的四个不同时期
邮政经济可以分为前后不同的四个时期：
第一为海关垫款时期。一八九六年中国开始办理邮政时，由海关税务司兼办，每年邮政亏损均由海关垫付，清政府根本不管这件事情。一九一一年清政府成立邮传部，邮政才由海关移交该部管理。但自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四年邮局做的仍是赔本生意，先后共积欠海关关平银一百七十二万九千三百一十五两(原注:关平银一两折介1.5694元。)。
第二为获有盈余时期。一九一五年，邮政由亏损转入盈余时期，而且逐年有所上升，有一年曾经超过五百万元。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三一年为邮政经济的黄金时代，以前海关垫款，已连本带利分年还清。海关视为意外之财，即将邮局还款作为海关人员的养老基金。
邮局获有盈余后，引起外间垂涎，强有力者纷纷有染指之意。一九一七年叶恭绰第二次任邮政总局局长时，深恐北洋军阀或北京财政部提用邮余，于是采取一种“邮余用之于邮”的办法，在全国各邮区建筑邮局办公局所，首先在北京、上海、广州、汉口四地实行。北京公安街、上海苏州河北岸、广州西壕口、汉口洞庭街的邮政管理局局所都是在这一时期先后落成的。一九三〇年，南京国民党政府又曾提出邮余三百余万元在萨家湾建立交通部大厦。此外，尚有部分邮余用之于建筑高级邮员住所，主要供洋员之用。
第三为经济逆转时期。一九三一年东北沦陷后，东北邮政收入毫无，邮政员工纷纷入关，同时国民党政府又将储金、汇兑业务从邮局业务中划出，另设专局办理，邮政经济开始受到严重打击，从此走下坡路，一年不如一年。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因受战争影响，邮局便又进一步转入到经济破产和依靠贴补的时期。
第四为经济破产和依靠贴补时期，前文已有详细说明，这里不再赘述。
书籍运费加价因书业代表请愿反对而未实现
一九四六年七月，俞大维愁眉苦脸地问我，邮政有无开源节流的办法。我说：“办法是有一个，可是办起来恐怕有麻烦。”俞问：“什么办法？”我说：“邮局运寄书籍和报纸，历年赔累不堪，如以银元计算，书籍运费每一百公分仅收一分(原注:书籍重量由一千公分至二千公分，收邮资一角五分。)，特别是边远省区不通轮船火车，需用人力畜力运输，运费更贵而收费并不增加，尤非事理之平。我们当然不想在书报事业上榨取油水，可是，按运输成本计算收费也不是不合理的。”俞沉吟有顷说：“报馆我们惹不起，先酌加书籍运费如何？”
不料此项消息传出后，上海书业即推举代表百余人前来南京交通部请愿，反对书籍增加运费。俞大维开始还不肯让步，认为书籍增加运费是合情合理的，否则邮局将无法维持；但当书业代表声势汹汹地把他包围起来的时候，他就面露惊慌而有打退堂鼓之意。当时我站在俞的身旁，听到代表们质问他：“书报同属文化事业，因何有所厚薄？这分明是一种欺软怕硬的表现，害怕报界中人口诛笔伐，可是我们也不是没有笔杆子的啊！”当时竟有一位代表霍地站到俞的办公台子上，拍摄俞的窘态。最后，俞答应重行考虑，代表们才纷纷解围而去。当然，考虑的结果是打消此举，因为书业中人同样也是不好惹的。
关于书籍运费加价的意见，并非自俞开始，北洋政府时期即已有之。此议一兴，立刻引起书业同人的强烈抗议，这场笔墨官司从地方打到中央，从上海波及全国。书业所持的理由，总是说他们所经营的范围与其他各行业不同，是为发展国家的文化事业服务的，政府应当予以鼓励，否则就是摧残文化，而摧残文化的这顶帽子是任何人所不敢戴的。因此，北洋政府最后也不得不以“重行考虑”。“暂缓执行”而悄悄收兵。其实，在旧社会里，书业中人除极少数对文化教育事业有所贡献而外，绝大多数书贾都是唯利是图的，他们大量出版毒害青年的黄色书刊，在邮件寄运中同样享受优待，而宣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进步书刊，则被反动政府严加取缔，这更是极不合理的现象。
如上所述，在那些年代里，邮局寄运书报是一笔赔本生意，可是邮局又将这一切赔本的事情转嫁在运输部门上，同样也引起运输部门的不满。原来，“邮政法”规定，运输部门除航空公司外，带运邮件一律以“无偿”为原则。根据这一法规，邮局与运输部门订立带运邮件合同，往往把运费压低到不近情理的地步。以铁路为例，每一立方公尺邮件带运一公里，运费只有一文钱。所以运输部门的工作人员大多对邮局投以妒忌的眼光，认为邮政经济独立，邮政员工待遇较好，都是从“剥削”运输部门得来的。
检查邮件的两套手法
邮局与报纸除寄运外无直接关系，但是反动政府派人在邮局检查邮件扣留报纸，却是新闻界所最不满的一件事情。据闻洪宪帝制时期，袁世凯派人检查各地邮件，对于一切有反对帝制言论的函件，不但予以扣留，而且追踪发信人，加以迫害。袁世凯同时派人检查报纸，但是上海报纸设在租界区，而且某些报纸又有帝国主义的背景，袁政府鞭长莫及，只好听之任之。直系军阀孙传芳任五省联军总司令时期，对于设在租界内的报纸，虽不敢派人检查，但如发现有不利于他的言论和记载，即停止其邮寄权，所以这些报纸只能销行于租界区内，而不能越雷池一步。蒋介石政权建立后，进一步勾结帝国主义,以取缔宣传共产主义为名,公然派人在租界内检查邮件和书报，做到了以前历届反动政府所做不到的事情。因此有人说，关于检查邮件的问题，孙传芳比袁世凯凶，蒋介石比孙传芳更凶。由此可见，蒋介石甘为帝国主义的走狗，比之北洋军阀是走得更远了
一九四五年我任邮政总局副局长时，有一天局长徐继庄来找我，叫我通知重庆邮政管理局，军事机关将派若干人员来局检查邮件，这些人员不拿邮局薪水，不作邮员待遇，但须邮局给以名义并发给制服一套，伪装邮员驻局办公。他郑重其事地说：“这是部长俞飞鹏奉主席之命而行的。”当时我极端反对这种破坏邮章的行为，我说：“根据国际邮政条例，邮政人员绝对不得拆阅私人函件，否则就是犯罪行为。”徐说：“这不于我的事，你是主管业务的副局长，有话可向部长当面去说。”我见俞飞鹏时把国际邮章不许邮员拆阅私人函件的话说了一遍，俞默然无语。后来俞、徐二人未再叫我发出通知，但我知道，军统特务仍然混进邮局来检查邮件，只是手法做得更加隐蔽，不使局外人知道而已。原来国共和谈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人士提出了人民有言论、通信之自由，要求取消邮件检查，蒋介石没有理由加以拒绝，所以有此阳诺阴违之举，由公开检查转变为秘密检查。
中国参加“国际邮政联合会”的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九四七年第十二次“邮联”大会在巴黎召开，议决成立“国际邮联理事会”，中国为理事国之一，并被推为理事会副主席。
1948年10月14日，徐传贤、霍锡祥、沈鑫（从左至右）在瑞士洛桑国际邮政联盟大会上
是年十二月召开第一次理事会，我奉派前往参加。不料届时法国发生大规模工潮，理事会只得展期于一九四八年四月改在瑞京伯尔尼举行。
1948年10月15日在瑞士洛桑召开的国际邮政联盟大会
理事会由十九国代表组成，推法国代表为主席，中、美、英、苏四国代表为副主席。美国将副主席一职让予巴西代表。理事会任务为：促进国际邮务，研究有关邮务的技术问题，并与各国际机场保持联络。第一次理事会议决事项有：(1)制定会议办事规则；（2）对于巴黎会议通过的与联合国发生关系的合约，在实施技术等问题上加以研讨；（3）监督“国际邮联公署”的工作(原注:国际邮联公署是一八七四年在伯尔尼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通过设立的，公署设在伯尔尼。)；（4)交换邮用机械化设备的技术知识；（5）国际航邮问题；（6）改订“邮联”公约及协定。（按：一九四八年“邮联”理事会共开两次，第一次于四月六日召开临时会议，第二次于十月十一日召开正式会议，后者于十月二十三日闭幕。我于会议后便道赴意、法、比，荷、英、美、加等国考察邮政，归国后写有《欧美各国邮政概况》一小册。)
抗战后洋员复员的问题
一九二八年邮权收回后，各邮区邮务长（管理局长），特别是上海、广州、天津等沿海大城市的邮务长，多由洋员担任。抗日战争时期，各沦陷区洋邮务长虽然在继续保持通邮、维持邮政业务上曾经起过一定的作用，但他们这样做的动机并不是为了忠于职守，而是为了保自己的铁饭碗和退休时一笔可观的养老金。中国抗战胜利后，一九四六年邮政员工复员时期，国民党政府拟将洋员在各邮区的原有领导地位，一律予以恢复。我是老邮员之一，对于往日洋员压迫华员、目空一切的狂妄态度，有切身的体会。当时我是总局副局长，对此竭力反对，理由是我国已为世界五大强国之一，如果仍用洋员为各邮区的首脑，有伤国家体面；而且我国已有足够的高级邮员堪以胜任领导的职务，何必再假手于客卿。如果说洋员在抗战时期有过某些贡献，可以继续留用，薪金待遇照旧，何以一定要把他们置于高级华员之上。由于我的理由非常充足，交通部遂将洋员的安排工作交我一手办理，全部核准。我把他们分别分配到各邮区充当副手，不在总局内安排。此时中国在名义上既为五大强国之一，帝国主义在这种小问题上也就不便横加干涉，所以此项工作并未引起麻烦。
关于邮政舆图的问题
绘制邮政舆图是在邮政脱离海关后由法国洋员把持中国邮政的时代开始的。总局用有若干测绘人员，绘制全国及分省邮政舆图，标列局所名称及邮政路线，印发全国各局所，以供分拣、封发邮件之需。此项绘制工作，事前应报送政府主管部门核准，绘制后应再报请检查。可是帝国主义分子从来就不把中国官厅放在眼里他们擅自作主，竟把英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而未经中国历届政府所承认的中印边界线，即所谓麦克马洪线，划在邮政舆图上，真是无理之极。
关子宋美龄盗去“传家宝”的问精
国际“邮联”规定，凡会员国新出一种邮票，必须分赠各会员国若干份，留为纪念。数十年来，中国邮政总局将世界各国所赠邮票及本国历年来发行的各种式样的邮票，由联邮处贴成四巨册，称为邮政“传家之宝”，派有专人保管。一九四〇年，稽核处处长王庆云告诉我，上级要把这四册“传家宝”送往重庆，他内心虽不愿意，但也违拗不得。原来蒋介石的老婆宋美龄要以“第一夫人”的身份访问美国，她知道美国总统罗斯福有集邮之癖，拟将此项“传家宝”带去送礼，特向交通部长张嘉璈索取，张又转向总局局长郭心崧索取。当时此物不在昆明,藏于上海胶州路邮政供应处，总局副局长徐昌成便叫王庆云去电运回。不久四巨册全部运回总局，以一册赠与罗斯福，一册赠与宋美龄，一册徐昌成据为已有，因此邮局仅有一册了。
关于华洋邮政员工工资待遇的问题，我已写入《帝国主义与中国邮政》一文，这里再将养老金的问题补写一段。
过去海关和邮局人员，除职业上有保障，不以长官进退为转移外，还根据欧美各国制度有养老金的规定，因此这两项职业有“金边铁饭碗”之称。正是由于海关与邮局具有这些为其他各机关所无的优厚条件，所以两机构的人员均愿以此为终身职业，很少有中途转业的。
从一九一一年起，邮局规定，高级邮员包括邮务长、副邮务长邮务官等，每七年增发一年工瓷作为养老金。中级邮员即邮务员每十二年增发一年工资。下级邮员包括拣信、邮差等，我记不清楚，可能是每年年终多拿一个月的工资。从一九一七年起，改为高中级邮员同样每七年增发一年工资。一九二O年以后，以上制度又有改变，采取所谓“保证及防后金”(CuaranteeandProvidentFunds)的办法，即每人每月和出工资的十分之一作为存储，年终邮局有盈余时，发给员工一笔贴补，其贴补之数不超过员工全年扣储的总数。例如，员工每月工资为一百元，到年终扣储的总数为一百二十元，邮局不论盈余若干其贴补之数均不超过一百二十元。盈余不多则贴补递减，没有盈余则无贴补。员工年满六十岁强迫退休或服务满二十五年自动退休时，存储之款以复利计算一次发还。
一九二七年，北京邮政总局又取消以上办法而将“保证及防后金”全数发还员工，原内是奉军入关后，经常向邮局强索这笔为数可观的邮员储款。跟他们交涉时，他们说洋员的储款可以不提，华员的储款则非提不可。邮政总办铁士兰对此颇感应付困难，同时北伐军节节胜利逼近北京，外国人对南方军队顾虑尤多，因此退还邮员储款，以免引起麻烦。
邮权收回后，一九三二年国民党政府改订邮政员工养老金的办法，规定员工年满六十岁或服务满二十五年均可退休，退休时按服务年限发给养老金，其中三分之二每年多发一个月的工资，三分之一则减半计算。例如，服务满三十年，其中三分之二即二十个月（每年一个月）发给全额工资，三分之一即十个月发给半额工资，合计为二十五个月工资。如以退休时工资二百元为例，25×200等于五千元。当时邮员最高工资每月八百元（邮务长级，数万员工当中的极少数),退休时所得养老金为25×800等于二万元。但自抗日战事发生后，国民党法币不断贬值，退休邮员所能得到的养老金虽以当时的物价指数折合法币或金圆券计算，但是实际所得不及原来银元价值的百分之五或百分之十。这段材料全凭记忆，可能与事实略有出入。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我出席国际邮政会议回国时，南京人心惶惶，国民党政府已呈“树倒瑚狲散”之局。交通部长俞大维已请假赴沪，政务次长谭伯羽则借口接洽公务前往美国，部务交常务次长凌鸿勋代行。交通部及其直属机构员工，对凌鸿勋展开了层层大包围，索取国民党政府的所谓“应变费”(原注:国民党政府瓦解时，对全体军政人员发给一笔“应变费”，实即疏散逃走之资。)。凌在员工群众的严密监视下，甚至大小便也不能自由。俞大维的汽车被打得稀烂，部长办公室一团糟。总务司长李祖冰挺身出来为凌鸿勋解围，也被群众殴打，幸而他孔武有力，才得逃出重围。
这时候国民党政府散公职人员，邮政总局员工及其家属早已迁去上海，南京只留高级职员连我在内共十余人，后来因工会终日吵闹不休，不得不将留下来的十余人都迁去上海。在上海我找到俞大维提出辞去兼代局长之职，一直到这个时候，俞还是用冠冕堂皇的话挽留我，说：“你的处境我是非常同情的，但是邮局员工在政府势力范围内者尚有二万人左右(原注:全国邮政员工共有四万六千余人，此时解放大军尚未渡汇，长江以南地区尚有邮政员工约二万人。)，你在邮局服务三十余年，今天事到临危，丢开他们不管，良心过得去吗？”俞大维这时派不出人来接替我，只得用花言巧话骗我留在原岗位“送终”。在这一时期,也有进步人士暗中同我联系，叫我勉力维持现状。
一九四九年年初，国民党军在淮海战役中被人民解放军打垮，蒋介石被迫“引退”。此时南京已成一座孤城，上海亦在风声鹤唳之中。京沪杭沿线各地邮政员工代表纷纷集中上海，在国际饭店找到了我，包围索取“应变费”。我将此情报告俞大维，俞命我跟随已到上海的凌鸿勋同乘飞机赴广州，并一再嘱我将未解放区邮政维持到最后一分钟。我命副局长沈养义代理局长，留沪处理局务。我动身的一天，工会代表一直在国际饭店包围到天明，最后才同意我到广州去，每月向政府请贴补和筹应变费。他们的代表强乘我的汽车，说是沿途保护我，一直把我送到龙华飞机场。我在车中看见沿途密密麻麻地布满了邮政员工的层层岗哨，伴送我的代表们挥手示意，才放我通过。
我到广州时，俞大维、凌鸿勋辞职均已获准，行政院院长阎锡山派端木杰继任交通部部长。端木曾任前部长俞飞鹏的机要秘书，与桂系白崇禧等颇有渊源。我又向端木请辞局长之职，端木一再慰留。于是我在广州设立邮政总局办事处，处内连我在内共有职员十四人。我们不处理公文（所有公事均由上海总局副局长沈养义处理)，集中力量专办两件事情：(1)请求贴补，维持员工生活；（2）请求增加邮资，维持邮政开支。关于后者，本应由立法院通过后才能执行，但是政府在此日暮途穷之际，这一切所谓法律手续当然都谈不到了，行政院同意我们每十天增加邮资一次，根据市面行情决定。实行不久，此项办法又行不通了，因为当时的金圆券就象危崖转石一样，行情急遽下降，莫说等待十天，就是一天也不行。因此，临时决定，以银元五分钱为标准，每日挂牌折合金圆券收费，港币则与银元同时使用(银元价高，港币较低)。事实上，金圆券行情早晚不同，挂牌手续不胜其烦，当时购买邮票，几乎全部均用港币。我在办事处每月支取等于港币一百二十元的薪金，不够维持生活，幸而我的女儿在教会中学教书，她把每月薪金二百四十港元全部都交给我，我们一家数口才赖以勉度难关。
一九四九年夏天，南京、上海先后解放。以前交通部严令不得与解放区通邮，此时非解区仅余华南与西南一角之地，如果不与解放区通邮，特别是与全国人口最集中的大城市上海和经过上海转运的地方断绝邮件往来，邮局即无事可做，因此我和广州邮政员工协商，我们不必全部遵守这个“乱命”。为了应付部令，我们对解放区不收挂号信、快信，只收平信。事为交通部所闻，派邮电司司长陶凤山前来质问。我回答说：“平信直接投入信箱，不经邮员之手，无法加以禁止。平信愈积愈多，我们既无法退还寄信人，那么只能照章封发。”陶凤山无词可答，于是交通部只好睁一只眼睛，闭一只跟睛，对此不再过问。这些郎件都是由香港转寄的，所以广州邮局与上海邮局并无直接封包关系，表面上似乎并未违反部令。而香港邮局根据国际通邮法则，每三年结账一次，不能拒绝接受，所以这个办法一直维持到广州解放为止。
关于向国民党政府请求贴补的问题，进行非常棘手。我们知道他们在厦门存有白银、金块、金条，每日派飞机前往运回若干箱；以供军政之需。他们对于贴补邮政视为不急之务，财政部部长刘攻芸不肯拨付白银或黄金。我交涉无效，只得直接到行政院去打交道。我所持的理由是：贴补邮员与维持军政费用同属“火急”之举，否则邮政员工二万余人生活无着，铤而走险，影响国际视听，政府也吃不消。经过几次交涉，行政院才同意命储汇局长兼邮政总届副局长(原注:当时邮政总局有两个副局长，其一业务副局长沈养义留沪，另一何纵炎兼任储汇局局长。当时储汇局已移广州。)何纵炎代领，并按邮政总局所开各区名单代发。不久，存在厦门的银元和金条又被全数运往台湾，广州邮局只能改以白银和港币出售邮票，以维持员工的最低生活。
一九四九年九月间，国民党军队在湖南前线面临总崩溃，广州大为震动，行政院命令所属在广州的各机关和员工全数迁往台湾。我原来决定送国民党的终只送到广州为止，绝对不去台湾“陪葬”，便以胃病复发为由坚请辞职，以便赴港就医。端木介绍我到港去看一位以前在南京很有名气的中医张敬斋，并嘱我将职务交与副局长何纵炎代理。他并告诉我：“何时觅得替身，何时准你辞职。”我于九月底到了香港。
同年十月，广州解放，端木到港称病不去台湾。我们在港时经常见面。一天，他对我说，何纵炎只肯暂代局长，不肯接替局长，他是何应钦的胞弟，不能过分勉强，所以我要摆脱不干，必须自找替身，否则他也无法批准。当时川、滇、黔、桂等省尚未解放，四川邮政管理局长黄家德是我在业务处时的老同事，我想找他做替身，当即电邀他来港面洽公事。同时电调广西邮政管理局长萧静轩接替四川管理局长，广西管理局长一缺则调陕西管理局长王致生递补。黄家德到港后，以邮政经济困难，员工人心浮动，不肯接受总局局长一职。我一再带他去见端木，端木答应黄如遇有困难，他在可能范围内当予以协助，并当面批准我的辞呈，委黄接替。至此，我才结束了近四十年的邮员生活，自刻“四十年老邮卒”印章一颗，以资纪念。
（政协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供稿一九六五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