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在印尼的工作，黄郭蒙满是无奈。
他来自河南省，目前正在印尼苏拉威西岛莫罗瓦利县上的镍矿园区工作。与他一样，许多中国劳工因回国机票“一票难求”而滞留海外。黄郭蒙还面临一个更大的问题，他的护照自来到印尼起便被扣押在外包公司手中，这让他无法掌握人身的主动权。
“我们来印尼的签证是（不符合实际状况的）商务签，而不是工作签，所以得不到法律保障；合同也属于不正规的‘单一合同’，我们工人拿到一张写着‘需要服从安排’的纸张，签了字就交上去了（手里没有副本）。扣押护照则是普遍现象。”黄郭蒙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他被“丰厚条件”吸引到印尼，已在苏拉威西岛上工作约半年，渐渐厘清此次出国务工的种种不合规之处。
多项事例说明，在黄郭蒙工作的地方，扣押护照、不合规签证入境、合同不合规或不签、克扣工资等等都是较为普遍的现象。黄郭蒙的“老乡”、同样来自河南省的五位工人张强、张振杰、魏朋杰、郭陪阳、田明鑫今年3月经人介绍，以“212商务签证”来到印尼工作。与黄郭蒙一样，他们在苏拉威西岛上的镍矿项目中工作，一开始在莫罗瓦利县，后来辗转去到肯达里市。在印尼工作后，他们发现实际待遇远不如承诺所言，还在工地上看到许多不合规的现象。张强等五人因此于6月决定辞职回国，却因拿不回被扣押的护照寸步难行。
经由五人家属的四处求助、马来西亚人权律师刘毅龙的协助，10月6日，马来西亚方面决定不起诉偷渡入境的五人，直接启动遣返程序。王兰等家属强调，五人是因回国无望、几乎精神崩溃才铤而走险，选择偷渡。
张强等五人因偷渡被扣押在柔佛州北干那那移民局扣留营，目前仍在等待厦门航空和中国驻马大使馆协调遣返程序，其中一人最快将于12月24日登上回国飞机，其余四人则需要在24日之后再等待3或6周。与黄郭蒙等滞留在印尼的中国工人相比，张强等五人遭遇了“不幸”，但他们有望通过大使馆批发的一次性证件回国，某种程度上仍算得上“幸运”。
“我已经习惯了这边的环境，从电工的重活转到后勤的岗位，也算轻松些。但还有很多工人受不了罪，比如要忍受暴晒、难吃的饭菜和不能回国的痛苦，许多人都陷入了抑郁。”短期之内还无望回国的黄郭蒙告诉澎湃新闻，他已经放弃了在明年春节前回国的打算；至于能否在过年后顺利回国，他也毫无把握。
除了疫情和昂贵的机票，还有什么原因使得一部分中国工人困在了印尼？是什么让他们无法畅通地维护自己的权利？
“孤岛”
黄郭蒙、张振杰、魏朋杰、郭陪阳、田明鑫、张强等中国劳工来到印尼的路径是相似的。
根据黄郭蒙的讲述，去年，国内建筑工地行业受新冠疫情冲击，让他难以找到工作。“去年我想找活干，在手机上搜索，看到一个在北京的中介，一开始我也不信他。我在国内做了差不多一年的活儿后，今年又没活儿干了。后来又看到这个北京中介的朋友圈发了很多去印尼工作的信息，我就相信他了。”黄郭蒙说。
此前，黄郭蒙也在境外从事过体力工作，当时的工作让他很是满意。这让他放松了警惕。为了来到印尼工作，黄郭蒙缴纳了4000元中介费。据他介绍，向他介绍工作的中介其实并无资历，也非注册公司。“中介跟我说印尼这边条件很好，而且他是我老乡，不可能骗我的，我就信了。”
在中介一番操作下，他在今年5月登上了去往印尼的飞机。
“一下飞机，中介就不管我了，什么都是人家说了算。来之前说得很好，可是到了印尼我遇到问题，中介就让我去找老板处理，不关他事。”黄郭蒙抱怨道。
据黄郭蒙描述，他在位于肯达里市的德龙工业园二期项目工作时，几乎每天无休，从早上六点干到下午五点半，“没有节假日，也没有休息班”。待遇方面，他原来被允诺的工资是每月14000元人民币，但实际月工资在10000元左右，工资发放还常出现积压的问题。“签合同的时候说是每两个月发一次工资。现在变成压着两个月都不发了。”黄郭蒙说。
除此之外，工人申请休息就要扣工资，每休息一次要扣掉400多元，心疼工资的工人往往选择不请假；扣工资也逐渐变成一种惩罚手段，如果工人引起带班上司的不满，就可能被“停工”惩罚。
黄郭蒙形容，工作就像“蹲号子”。“我住的地方是类似国内工地上的二层样板房。这种煎熬一般人受不了：天气暴晒、紫外线强；吃的是米饭和馒头，菜味道也不好，要想吃好一点就自己拿个小锅做点方便面解腻；喝酒解闷也贵，印尼不喝酒的穆斯林多，所以这边啤酒很贵，要十五元一瓶。”
黄郭蒙的经历不是孤例。年过半百的湖南人李均洋也为艰苦的工作环境深感煎熬。“这么热的天气，三四十摄氏度的高温，可吃过午饭到中午十二点半我们就要开工；迟到十分钟，要被扣一个小时的工资，要是敢迟到半小时，就要被扣半天‘工’。太霸道了！”李均洋向澎湃新闻表示。四月底至五月中旬，他的工作环境还算正常，但从五月底开始，他遭遇了长期的“打骂、刁难、乱扣工资等‘欺压行径’”。
说起这次出国务工，李均洋懊悔不已，连连感慨“太倒霉了”。他指控雇佣他的外包公司拖欠工资。今年4月，他为了前往印尼工作，向中介公司交了5500元的押金。“已经快八个月了，才发给我10000元，里面还包括5500元的押金，其他工人的钱他们也没发。”李均洋说，“我在国内每天工资至少能有400元，中介说肯定不会比这低，我才愿意来的，但现在每天只给我算350元的工钱。”李均洋工作的地方在德龙三期工地，位于莫罗瓦利县。
他曾向上级反映“乱扣工资”的情况，却被不满他提出诉求的上级暴力对待。李均洋称，9月中旬的某天上午，他身边的其他工人被叫去上班，只留他一个人在房间里的角落，而后有三名管理人员（李均洋称此三人为殷某、杨某、朱某）对他实施群殴。等到他从疼痛中醒来发现，自己被送到了当地医院，住院两天后又被送回园区。
李均洋发来的体检报告，文字大意为：“顶骨上有一条微弱的骨折线，伴有右侧顶骨区的透明阴影。”
自遭群殴后，李均洋陷入了长期的头痛。他希望能去医院验伤和疗伤，但园区严格的门禁制度让他无法前往当地医院就诊。已难以工作的他只能卧床养病。“这里门口都有印尼人保安，我们出不去的。”李均洋说。
尽管封园措施背后有防疫的考量，但这并未贯彻在园区里的每一个员工身上。黄郭蒙、李均洋以及其他园区内的中国工人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说，园区内的印尼工人下班之后便会离开园区，回到园区附近的住处。多名受访工人形容，封园措施让他们有如“坐牢”。
仍在马来西亚扣留营的张强等五名劳工也是经由他人介绍才来到苏拉威西。魏朋杰的妻子张娅杰向澎湃新闻回忆，魏朋杰曾在阿联酋迪拜务工，经由其迪拜务工时的工友介绍，才了解到在印尼工作的机会。同在扣留营的其余四名劳工则是魏朋杰的老乡和朋友。
“魏朋杰很早就开始打工，去过安徽、湖南、湖北。在国内干一天的工资约300元，去印尼的介绍人说一天工资500元，而且每个月会给10000元的生活费。我原来因为担心国外新冠疫情不想让他去，但他说介绍人保证印尼没有疫情，我才答应。”张娅杰说。张强妻子王兰表示，张强也曾有出国务工经验，他是熟练铆焊工，国内务工时日薪300多元。
在印尼矿区中国工人圈子中偶尔会传出中国工人自杀的消息。据印尼媒体TribunNews10月18日报道，当日，一名中国工人的尸体于东南苏拉威西省格纳维县（Konawe）莫罗西（Morosi）区被发现，疑似上吊自杀身亡。
资料显示，印尼镍矿资源储量约13亿吨，苏拉威西岛约占印尼镍矿资源80%，岛上林林总总分布着德龙、青山、PTTITAN等许多镍矿企业。镍矿是印尼重要产业，但苏拉威西岛却是印尼较不发达地区，其与印尼政治、经济、人口中心岛屿爪哇岛距离较远，印尼“群岛之国”的特点也让苏拉威西岛与印尼首都雅加达间的交通显得很不方便。
研究殖民时期海洋东南亚历史的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生王乐之向澎湃新闻表示：“印尼和其四邻之间漫长的海上边境其实相当动荡；各国之间的人口输出输入政策长期摇摆不定，移民和工人受虐、死亡，或者陷在各国边境检查的拖延中长期无法摆脱是常态。”
据马媒《星洲日报》9月报道，与五名中国工人同时被捕的还有十名印尼籍偷渡者。马来西亚有许多来自印尼的非法劳工，张强等五名中国工人企图用与印尼劳工非法入境马来西亚相似的路径离开印尼。
“马来西亚的朋友们看到五个河南工人偷渡的路线仍然感到震惊，我们没有人知道他们从肯达里来到马来西亚柔佛州海岸的路上经历了什么。”刘毅龙向澎湃新闻说。
困境
“常见跨境用工模式分为对外劳务合作、对外承包工程外派、对外投资外派等模式。”上海江三角律所律师王天怡向澎湃新闻分析说。不同的模式有对应的法律法规来明确责任，比如中国《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规定，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对外承包工程单位向国家缴纳一定的备用金，用以保障在前述企业拒绝或无力承担费用的情况下支付劳务人员应得的劳务报酬与赔偿等，这可以保护通过对外投资外包、对外承包工程模式赴海外工作的劳工。
然而，黄郭蒙、李均洋等人以及张强等五名被扣留工人的家属向澎湃新闻表示，他们从未听闻行前培训，与劳工对接的劳务公司也没有展开培训工作。
单德赛指出，中国劳工出国工作是不能和海外雇主直接签订劳动合同的，即使有关企业是中资背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境外企业、自然人及外国驻华机构不得直接在中国境内招收劳务人员。基于特定工程，总发包商会有人员的要求，对外劳务派遣单位提供人员。境外用工机构和境内派出机构间会有合同规定劳务和报酬，以及对工伤、工亡情况的处理，还有是适用中国的劳动法还是工程当地劳动法规。”单德赛说，“但是这个协议是属于商业合同范畴，境外用工机构和境内派出机构之间协商决定，一般不对中国工人公开。”
王兰说：“张强曾和我说，直接和德龙公司签约的工人待遇都比较好，而德龙公司的领导似乎也对外包公司不合规行为引起的纠纷颇感无奈。外包公司的关系很是混乱，（当地的中国工人）他们也常常搞不清楚公司间的关系。”
“德龙有许多直招员工，有自己的劳务公司‘神龙劳务派遣’，但还有一些中介会以德龙（作为甲方）的旗号吸引工人，再把中国工人送到印尼德龙项目的外委施工单位工作。”来自四川省的林森语告诉澎湃新闻。林森语曾在德龙、青山等镍矿公司园区工作。
根据江苏省商务诚信公众服务平台，江苏响水神龙对外劳务合作有限公司是一家向境外派遣各类劳务人员的企业，且仅限于向德龙镍业印尼公司派遣各类劳务人员。
单德赛分析说，总承包商不可能掌握所有劳工信息，而具体的劳工往往通过外包关系层层推荐，因此可能会出现境外用工机构是正规的，但派出机构并不正规的情况。这让外出务工人员很容易被骗，也往往无法提前明确用工机构和派出机构就工伤、遣返等事宜做出的规定。
合同是获得法律救济的重要依据。黄郭蒙手中没有合同备份。可曾在印尼遭遇困厄的部分中国劳工，有人持有合同，其合法权利也未必能得到保障。王兰、张娅杰等被扣押劳工家属向澎湃新闻回忆说，她们的丈夫很早就意识到手握合同的重要性，因此一直在敦促公司和他们签订合同。
“来到工地三个月之间，我们多次询问签署工作合同事宜，但被告知工地没有打印机，暂时不能签合同。”张强等五人在其求助信中写道。
根据王兰等家属提供的“工程劳务合同书”，雇佣五人的承包公司是荣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合同中称，在甲方（荣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承包工程因故暂时停工、工程量减少或已完工的情况下，他们作为乙方要接受承包公司的安排，去往新的工地，五人认为，这意味着同一份合同仍然有效，效力不会在半年的约定工期内停止。
五名劳工的家属提供的“工程劳务合同书”。
尽管合同中写明可“回家另找工作”，但因短期内难以回国，也就意味着他们将一直在承包公司的工地上工作。五名工人等来合同后反而陷入了绝望。在他们看来，如果签订了合同，反而会让自身陷于不利的境地。
除合同外，签证不合规也让维权陷入困难。为许多滞留印尼的中国人提供了帮助和咨询的中国籍人士王文振表示，他接触到的在印尼从事劳力工作的中国工人大多通过不正规的商务签入境，而且他们在出国前往往不清楚印尼的签证规定。张强等五名被扣劳工的家属和其他接受澎湃新闻采访的劳工也表示，许多劳工入境印尼工作是通过商务签证入境。
尽管印尼劳动法素以亲近劳工著称，也对外籍劳工做出保护，但据王天怡分析，在印尼外籍劳工获得当地劳动法保护的前提是持有合规的工作签证，否则非法在印尼工作的行为对劳工本人也有一定法律风险，对劳工获得司法救济造成了阻碍。
“我所在的公司是印尼当地企业，我的护照没有被扣押，企业有专门的部门负责对接每一位外籍员工的签证情况，会仔细核对外籍员工的住址、收入和工作情况，力保所有环节合法合规。”长期在雅加达工作的中国籍职员王图龙说，“这在华为、中兴等其他驻印尼中国企业的职员圈子里也是常态，大家都是持正规工作签证在印尼工作的。”
王图龙长期在雅加达居住和工作。面对上述苏拉威西岛上的中国工人的处境，他感慨说：“矿区采取封闭式管理，而且地点往往很偏僻；我们这些‘白领职员’位于经济和媒体资源都最为发达的首都，生活相对方便。我们和他们就像是处在两个平行的世界中。”
针对不合规签证的问题，王天怡分析称，这对中国和劳工所在国而言都属于“严厉打击的违法就业与非法用工行为”。“正当的外劳就业方式才会保障中国劳工在当地获得有效的法律保护与救济。因此劳工在被外派时应当明确外派签证不合规对本人产生的法律风险，以及在东道国应当遵守哪些外籍人员出入境规定。”
而且恰因持有不合规签证工作在印尼是一种非法行为，遇到劳资纠纷、人身安全等问题的中国劳工不敢向当地警方报案。
许多受访工人表示，镍矿园区中持不合规签证的中国工人因担心搜查，在印尼移民局和警方来检查时躲藏起来，这一直都是常见现象。
林森语2016年入境印尼工作所用签证，上面写着是“商务签证”。
王天怡强调，外派人员若持有不合规的签证，则应当及时敦促有关公司尽快办理合法签证，或尽快离境。但面对新冠疫情和高昂的机票，被扣押护照的中国劳工无法做到“说走就走”，这是许多人被困在印尼工地的原因。
单德赛指出，尽管针对外籍劳工扣押护照是常见的人身控制行为，但上述中国劳工面临的问题已经涉嫌强迫劳动和刑事犯罪。“目前，处理这类纠纷的国内部门主要是商务部和人社部，还要看当地执法部门和中国驻当地使领馆是否有意愿介入。”单德赛说。
王兰和张娅杰表示，五位偷渡劳工在铤而走险前曾寻求官方渠道求助。今年6月，工人和家属曾向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投诉过欠薪的问题，并在大使馆的帮助下追回了部分款项，然而护照扣押问题仍未能得到解决。“在国内，我们联系过110报警，但因为工人身处印尼、偷渡后身处马来西亚，警方表示难以介入；河南本地的电视节目也说，工人在海外，很难提供帮助。”王兰说。而李均洋表示，他在国内的家人已就其问题提出上访，目前仍在等待有关部门回应。
夹缝
“中国籍海外劳工保护缺失这个问题已经很多年了，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外派海员就出现了。改革开放早期，海员归对外经贸部管理，这也是将外派劳工视作‘出口劳动力’、以商品化思维管理的一种体现。他们并没有被视为劳动者，因此也很难获得《劳动法》保护。”单德赛分析说。
中国已在规范跨境劳务派遣上做出许多努力。2004年，中国商务部公布《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管理办法》；2009年，商务部、外交部制定《防范和处置境外劳务事件的规定》；2010年，中国商务部和外交部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进一步强化外派企业责任，监督外派企业落实劳务人员的社会保障和境外管理，严禁以中介的方式外派劳务和不负责任的行为；2012年5月16日国务院通过了《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要求“对外承包工程的单位应当依法与其招用的外派人员订立劳动合同，按照合同约定向外派人员提供工作条件和支付报酬，履行用人单位义务”“对外承包工程的单位通过中介机构招用外派人员的，应当选择依法取得许可并合法经营的中介机构，不得通过未依法取得许可或者有重大违法行为的中介机构招用外派人员”；2016年，商务部制定《涉外劳务纠纷投诉举报处置办法》。
“规范跨境劳务派遣是国家一直在完善的法律问题，同时也是许多企业目前越来越重视的合规问题。外派的劳工也需要提高自身保护能力，比如应确认对外劳务派遣的中介具有法律规定的资质要求，确保外派的流程合法合规，在境外工作期间若出现劳动权益受损，应及时保留相应证据，在确保人身安全的情况下与雇主和派遣机构合法协商保障权益。”王天怡说。
单德赛称，针对外籍劳工的管理在输入国和输出国各有一种较为成功的经验。她说：“在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等发达国家，当地的工会也会为外籍劳工提供保护，当地政府有专门部门跟进裁决和赔偿事宜；菲律宾的POEA（海外就业管理局）模式也比较有效，该部门为所有外派劳工提供了统一的国家标准合同，确保所有菲律宾劳工是通过合规中介派到国外，而且这些中介都受到POEA的监管。中介缴纳给POEA的保证金可以用来赔偿劳工，而招收劳工的境外单位若出现了违反劳工权益的行为，POEA可以判定是否要吊销有关中介的执照。”
海外中国劳工问题所涉及的官方机构除了所在国政府之外，还包括中国使领馆、商务部、公安部、外交部、市场监管总局、被投诉方的国内注册地或户籍所在地的政府以及其他商务、公安、工商行政管理等有关部门。涉及面广泛，为解决问题带来了困难。
新中国首任驻印尼大使、近代作家王任叔（巴人）曾于印尼苏门答腊创作剧本《五祖庙》，以中国苦力遭受荷兰殖民者欺压的故事证明华人和印尼人在结构性压迫面前命运相连，但这种联合并未成为历史常态。“回顾历史，华工常常是被排斥的目标，民族主义也阻碍了不同国族背景的工人的联合。在印尼，华人/中国人被赋予了勤劳肯干、值得高薪的刻板印象，这造成了隔阂。”王乐之向澎湃新闻分析说。
中国劳工问题一直是印尼政界的敏感议题，现任总统佐科的政敌常常就此大肆炒作，攻击佐科。据印尼媒体Tempo报道，印尼海洋事务和投资部长、对华合作牵头人卢胡特曾于去年7月解释说，在新冠疫情暴发后抵达苏拉威西岛工作的中国工人是为了填充当地的技术空缺，比如对高科技机器的使用，而且这些中国工人会将技能教授给当地工人。黄郭蒙也告诉澎湃新闻，“我们在这里都是需要对印尼工人做‘传、帮、带’的。”
卢胡特强烈否认了“中国工人侵入”的炒作论述，但在印尼外籍劳工管理部门行政混乱的情况下，仍有许多印尼民众对中国劳工持抵触情绪。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研究员、印尼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访问学者潘玥在其发表于《东南亚研究》2017年第3期的《“一带一路”背景下印尼的中国劳工问题》一文中提到，印尼劳工部、移民局和司法与人权部之间缺乏沟通和协调，各部门首长提供的中国劳工人数数据间出入较大。
影响中国工人权益的印尼本土因素除排外情绪外，还有印尼政府的管理方式和人力资源条件。《“一带一路”背景下印尼的中国劳工问题》一文引述调查问卷称，许多中国企业认为印尼用工问题严重影响项目推进，具体原因包括难以申请中国劳工的工作签证。
这篇论文指出，为了加快工程进度，许多中企不得不想方设法、不惜重金从中国带工人到印尼进场赶工，不惜承担工作签证手续费、中介费、管理费以及员工在印尼的吃住行费用等；由于印尼劳工部不断收紧工作签证的条件，以至于不少中企铤而走险，让员工持商务签证到印尼工作。论文还提到，一些企业表示他们曾经让员工持非工作签证来印尼工作；中介也在劳工部和移民局收紧的情况下难以提供合规签证的办理，甚至以不合规签证欺骗企业；部分中企员工甚至利用旅游签多次往返来躲避规管。
王天怡分析说，如果公司在印尼投资制造业工厂，按照规定要采取“属地化”操作，确保一定比例配额的当地劳工；但如果公司采取了工程承包模式，只是为了完成短期的项目工程，那么也可能以外派的方式引入一部分中国劳工，则公司和外派中国劳工不仅要遵守《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和/或《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同时也应当遵守印尼当地的法律法规。
互助
因回国机票昂贵，黄郭蒙决定留在印尼继续工作。“回国机票现在要四万多了，不是一般的贵。我们工资一个月最多也就一万出头，干几个月的钱就只够买张机票，一般工人是买不起的。”黄郭蒙说。
根据中国驻马大使馆指示，王兰等人于11月中旬帮她们的丈夫购买了五张厦门航空12月3日的回国机票。厦门航空最初表示，因待遣返人员来自“疫情风险高”的扣留营，因此拒绝五人上机。在购票家属和律师的申诉以及驻马大使馆的协调下，厦门航空公司决定不退回机票，允许五名待遣返人员通过厦门航空航班回到中国。
“考虑到旅客的现状，我司已对旅客机票进行特批处理，并将根据旅客重新安排的赴华日期进行调整。目前我司计划自12月24日起，分批次帮助旅客在合规且符合防疫要求的情况下回国。”厦门航空（吉隆坡办事处）12月1日在回复澎湃新闻的邮件中写道。
根据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网站11月14日发布的《中国驻印尼使馆协调航司和检测机构调减赴华机票、行前检测费用》文告，中国使馆在职权范围内与各有关航司及检测机构作了沟通协调。各航司、检测机构陆续反馈，充分考虑到中国公民的实际困难，对机票和检测费用进行调减。
王文振曾于去年5月组建“新冠救援团”。当时，他和其他志愿者的服务对象是印尼本地医院的医护人员。自去年9月开始，他收到了很多滞留在印尼的中国人有关“回国难”的留言，今年3月，工人滞留印尼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他因此决定于今年5月开始再度启用“新冠救援团”的名义为这些滞留人员募集物资和款项。
“愿那些为生存而在国境之间颠沛流离的劳动者们一切安好。”刘毅龙9月30日在脸书平台上写道。当日他抵达北干那那移民局了解被扣押中国劳工的情况，开始了其为工人和家属提供法律援助的工作，持续至今。
（应受访者要求，黄郭蒙、李均洋、王图龙、林森语、A君、赵亚心是化名，部分受访工人所述内容因其担心自身安全而未于报道中直接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