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献记载所见“杖”早在甲骨文中便有人手持杖的形象，如
，大部分学者将其释读为“攴”“殳”，而殳也有杖之意。《周礼·夏官·司戈盾》：“祭祀，授旅贲殳。”贾疏《淮南子·齐俗训》“搢笏杖殳”，高诱注“殳，木杖也”。《文选·西京赋》薛综注：'殳，杖也，八棱，长丈二而无刃，或以木为之，或以竹为之。”[1]《说文》：“殳，以杖殊人也。”段玉裁注：“杖者，殳用积竹而无刃。《毛传》：殳，长丈二而无刃是也。殊，断也，以杖殊人者，谓以杖隔远
之。”[2]此处殳有木杖之意，但更多的学者认为殳是一种兵器，加之湖北
曾侯乙墓出土的七件杖形器均自名曰“殳”，则“殳”的形态已大致可以确定。但仍有学者认为殳有“杸”、“祋”之分，均是“殳”发展过程中的变体，并视前者为兵器，后者为礼器，如《诗经·曹风·候人》载：“彼候人兮，何戈与祋。”《毛传》：“祋，殳也。”[3]但不论“殳”是不是“杖”，都不违背“殳”作为“杖”所体现的意义，即延续了西周时期“齿杖”所体现的军事权力。《周礼·秋官·伊耆氏》载：“伊耆氏掌国之大祭祀共其杖咸；军旅，授有爵者杖。共王之齿杖。”[4]
且在军事上有“殊人”之用的“殳”最终带有权力上的“疏人”之意也是顺理成章的。也有学者认为，在楚国礼仪用殳居多，并且使用者有一定的地位，都是下大夫以上的贵族。故而“殳”用于礼仪，可以显示出某种等级、身份，是一种权力的象征[5]。另据宋镇豪考证，“甲骨文中不少族长名，写法都为人持手杖……因此持木棒手杖成为有身份地位者的表征”[6]。魏燕利认为这种杖即富有权力意义的“权杖”[7]。
杖由宗教军政权力到养老意义的转变，大致出现在春秋战国到两汉之间。《礼记·曲礼》有“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谢，则必赐之几杖”[13]的记载，可见杖最初是赐予老而未退休的高级公务人员，且应有“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乡，七十杖于国，八十杖于朝”[14]之别。《吕氏春秋·仲秋》亦有“养衰老，授几杖”[15]。《汉书·匡张孔马传》载：“其令太师毋朝……赐太师灵寿杖……太师入省中用杖……然后归老于第。”[16]此时太师孔光为避王莽光芒，称病辞职，朝廷为示安抚，赐其灵寿杖，并许“入省中用杖”的特权，则西汉时杖可赐予致仕的高级公务人员了。且这时应已有王杖制度，因为从出土文献看，专门赐予老者鸠杖的王杖制度大致始于汉高祖时期。1959年甘肃武威磨咀山出土《王杖十简》载：“高皇帝以来至本始二年，朕甚哀怜耆老。高年赐王杖，上有鸠，使百姓望见之，比于节……年七十以上杖王杖，比六百石，入官府不趋；吏民有敢殴辱者，逆不道，弃市。”[17]据此可推断大致高祖时期已有王杖制度。
最后，还有一种较小众的观点认为“鸠”是古代土地度量单位，见于《左传》“鸠薮泽”。孔颖达疏引贾速曰：“蔽泽之地，九夫为鸠，八鸠而当一井也。”[30]据此，该观点将“一井”引申为一个部落，将鸠杖作为部族首领所持，视为一种权力象征[31]。
总之，由文献来看，不论是关于“杖”或“鸠杖”，其象征意义明显出现了养老、敬老和宗教、政治权力象征两种不同的偏重，虽然三代以前，长者因经验丰富更易获得尊重与权力，但战国至汉以后，王杖制度的确立显示出受杖者地位的下降也是不争的事实。虽然王杖制度下的鸠杖仍由最高统治者赐予，但此时“杖”的权力意义，以及受杖人的数量与地位，与原始社会时期已不可同日而语。器形上的相似，不足以作为杖发展源流的依据，反而应该从器物形态上具体分析。
二、“杖”类文物目前已知的“杖”（杖头饰），可依形制大致分为三类。
内蒙古南宝力皋吐出土杖头饰一件（BM44∶3），黑色煤精石磨制，属新石器时代晚期，上下各有一五角台面，外径10.8、孔径2.2—2.8、厚4.3厘米（图4）[35]。甘肃酒泉干骨崖墓出土白色大理石或汉白玉杖头饰一件（M44∶1），属青铜时代早期，直径6.2、高5.1、孔长轴2.5、短轴1.9厘米（图5）[36]。河南殷墟妇好墓出土石灰岩杖头饰一件（M5∶86），属商晚期，表面有极细蓝色线纹三周，直径5.9、高4.8、孔径2厘米（图6）[37]。陕西宝鸡竹园沟出土铜杖头饰一件（BZM13∶163），属西周早期，通高4.4、横径4.6、孔径2.2厘米（图7）[38]。1977年秋，召公收购站拣选一件铜杖头饰（标本317），属西周时期，高4.5、銎径2.8厘米（图8）[39]。陕西扶风伯墓出土铜杖头饰一件，属西周中期，主体有五个尖齿呈五角星状，高6.2、銎径1.8厘米（图9）[40]。宁夏固原西郊乡出土铜杖头饰一件，直径5、高3.3、銎径2厘米，出土报告断代为战国时期[41]，杨琳、井中伟认为不早于西周（图10）[42]。山西侯马上马墓地出土髓玉质杖头饰一件（M5218∶32），属春秋战国时期，直径5、高3.1、孔径1.8厘米（图11）[43]。
内蒙古桃红巴拉匈奴墓出土青铜杖头饰一件（M2∶3），属战国时期，残有木柄，长4.2、高2.1厘米（图12）[44]。
2014年云南祥云县大波那墓地M19出土两件铜杖首（图20、图21），分别为单鸟蹲坐形与双鸟对啼形，与众多通兵器集中放置于棺内一侧。M12亦出土一件双鸟对啼形铜杖首（图22）。年代均为战国至西汉时期[55]。
内残存有木屑。长7.4、宽2.3、高2.8厘米”（图28）[61]；2011年，涪陵东汉砖室墓出土青铜杖首一件，鸟身全长14、宽4、残高7厘米，腿部以下不存，喙细长，衔有一只鳞片分明的小鱼（图29）[62]。2.其他动物形河姆渡木质鱼形杖，残长17.7、宽5.5、厚0.3厘米，柄部有纹饰，属河姆渡文化一期。原报告称作鱼形柄（图30）[63]。青海省西宁市湟源地区出土“黄帝四面”铜杖头饰一件，与上述铜鸠首牛犬杖头饰同出[64]。甘肃玉门火烧沟出土铜杖头饰一件，属四坝文化，腹中部偏下铸有四个对称的盘角羊头，器物下端饰四道凹弦纹，残高8、口径2.8、腹径5、底径2.4厘米（图31）[65]。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一号器物坑出土一件爬龙铜柱首（K1∶36)，通高40.5厘米，主体截面呈鸡蛋形，侧视呈倒置圆筒形[66]。经学者研究，应与同一坑中的环身虎形铜器座、带管蜷身龙形铜饰共同组成一件杖（图32）[67]。
云南昆明晋宁石寨山古墓群，9座墓内共出杖头饰27件，有牛、鹿、兔、孔雀、鹰、牛头、鹿头、女俑等[68]，且杖首均有鼓形装饰，各动物蹲坐或跪坐在鼓面上（图33）[69]。羊甫头M113出土7件木质杖头饰，其中3件杖首为貘、狸、兔的造型（图34），另有两件鱼形杖首和一件跪坐侍女造型铜杖首，杖身木质，残长38厘米（图35）。其时代大致处于战国到西汉[70]。云南祥云县大波那村木椁铜棺内出土一铜杖，杖头为两豹相抱，杖全长125厘米，属战国时期（图36）[71]。云南德钦县石底村出土2件杖头饰，一件作鹿头形，另一件作鹫鹰形，德钦纳古还发现马头造型杖头饰一件。均属战国时期（图37）[72]。云南巍山县马鞍山乡三鹤村出土一件编发女性造型铜杖首，通高8厘米，呈站立状，中空，时代约为战国（图38）[73]。
注释
[1]（清）孙诒让：《周礼正义》卷六一《夏官·司戈盾》，中华书局，2015年，第3073页。
[2]（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18页。
[3]（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毛诗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679页。
[4]（清）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七〇《秋官·伊耆氏》，中华书局，2015年，第3544—3545页。
[5]许道胜：《楚系殳（杸）研究》，《中原文物》2005年第3期。
[6]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216页。
[7]魏燕利：《“王杖”考辨》，《简牍学研究》（第四辑），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47—159页。
[8]张文婷：《论汉代王杖制度》，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第11页。
[9]李立：《“鸠杖”考辨》，《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10]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成公十三年》，中华书局，1981年，第861页。
[11]（清）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七〇《秋官·伊耆氏》，中华书局，2015年，第3544页。
[12]郝树声：《武威“王杖”简新考》，《简牍学研究》（第四辑），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45页。
[13]（清）孙希旦：《礼记集解》卷一《曲礼上》，中华书局，1989年，第14—15页。
[14]（清）孙希旦：《礼记集解》卷一四《王制》，中华书局，1989年，第383页。
[15]徐维遹撰，梁运华整理：《吕氏春秋集释》卷八《仲秋纪》，中华书局，2010年，第176页。
[16]（汉）班固：《汉书》卷八一《匡张孔马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3363页。
[17]武威县博物馆：《武威新出土王杖诏令册》，《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6—37页。
[18]（晋）司马彪撰：《续汉书》志五《礼仪中》，中华书局，1965年，第3124页。
[19]臧知非：《“王杖诏书”与汉代养老制度》，《史林》2002年第2期。
[20]魏燕利：《汉代“王杖制”新探》，《许昌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21]武威县博物馆：《武威新出土王杖诏令册》，《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5页。
[22]（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五《玄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123页。
[23]（清）昭梿撰，何英芳点校：《啸亭杂录》卷一《千叟宴》，中华书局，1980年，第385—386页。
[24]（清）孙希旦：《礼记集解》卷一《曲礼》，中华书局，1989年，第16页。
[25]（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九二《鸠》，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第1599页。
[26]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昭公十七年》，中华书局，1981年，第1388页。
[27]（晋）司马彪撰：《续汉书》志六《礼仪下》，中华书局，1965年，第3141—3146页。
[28]（宋）王黼编纂，牧东整理：《重修宣和博古图》卷二〇《汉五器·蟠螭杖头》，广陵书社，2010年，第551页。
[29]（汉）班固：《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2764页。
[30]（清）阮元：《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第1986页。
[31]周建忠：《德清出土春秋青铜权杖考识》，《东方博物》2004年第4期。
[32]王彦俊：《甘肃西和县宁家庄发现的彩陶权杖头》，《考古》1995年第2期。
[33]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624—625页。
[34]巴林右旗博物馆：《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调查》，《考古》1987年第6期。
[35]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扎鲁特旗人民政府：《科尔沁文明——南宝力皋吐墓地》，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186页。
[36]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酒泉干骨崖墓地的发掘与收获》，《考古学报》2012年第3期。
[3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203页。
[38]卢连成、胡智生：《宝鸡国墓地》（上册），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75页。
[39]罗西章：《扶风出土西周兵器浅识》，《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1期。
[40]罗西章、吴镇烽、雒忠如：《陕西扶风出土西周伯诸器》，《文物》1976年第6期。
[41]罗丰、韩孔乐：《宁夏固原近年发现的北方系青铜器》，《考古》1990年第5期。
[42]杨琳、井中伟：《中国古代权杖头渊源与演变研究》，《考古与文物》2017年第3期。
[43]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上马墓地》，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164页。
[44]田广金：《桃红巴拉的匈奴墓》，《考古学报》1976年第1期。
[45]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小河考古队：《罗布泊小河墓地考古发掘的重要收获》，《吐鲁番学研究》2005年第1期。
[46]青海省湟源县博物馆、青海省文物考古队、青海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青海湟源县大华中庄卡约文化墓地发掘简报》，
《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5期。
[47]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青海大通县黄家寨墓地发掘报告》，《考古》1994年第3期。
[48]蔡晓黎：《浙江绍兴发现春秋时代青铜鸠杖》，《东南文化》1990年第4期。
[49]江苏省丹徒考古队：《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发掘报告》，《东南文化》1988年Z1期。
[50]丹徒考古队：《丹徒青龙山春秋大墓及附葬墓发掘报告》，《东方文明之韵——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岭南美术出
版社，2000年，第10—35页。
[51]浙江省博物馆：《越地范金》，浙江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57页。
[52]周建忠：《德清出土春秋青铜权杖考识》，《东方博物》2004年第4期。
[53]湖北荆门市博物馆：《荆门郭店一号楚墓》，《文物》1997年第7期。
[54]大理州文物管理所、祥云县文化馆：《云南祥云检村石椁墓》，《文物》1983年第5期；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弥
渡苴力战国石墓》，《文物》1986年第7期；宾川县文管所：《宾川石棺墓、土坑墓调查简报》，《云南文物》1992年第31
期；刘弘：《古代西南地区“杖”制考》，《四川文物》2009年第2期。
[55]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理州文物管理所、祥云县文物管理所：《云南祥云县大波那墓地》，《考古》2015年第7期。
[56]袁春霞：《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陶鸠杖首刍议》，《文物鉴定与鉴赏》2014年第4期。
[57]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发掘》，《考古》1960年第9期。
[58]湖北省荆州博物馆编：《荆州高台秦汉墓——宜黄公路荆州段田野考古报告之一》，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17—218页。
[5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88页。
[60]重庆市文物考古所、重庆市文物局、忠县文物保护管理所：《忠县宣公墓群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0卷
下），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900页。
[61]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重庆市渝北区文物管理所：《重庆渝北赵家湾墓群M1发掘简报》，《文物》2019年第6期。
[62]李盛虎：《三峡库区出土的青铜雎鸠杖首》，《中国文物报》2011年11月23日第8版。
[63]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130页。
[64]程起骏：《西王母权杖》，《青海日报》2006年11月24日第7版。
[65]李水城、水涛：《四坝文化铜器研究》，《文物》2000年第3期。
[66]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33—35、37页。
[67]孙华：《三星堆出土爬龙铜柱首考——一根带有龙虎铜饰件权杖的复原》，《文物》2011年第7期。
[68]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59年，第94—96页。
[69]刘弘：《古代西南地区“杖”制考》，《四川文物》2009年第2期。
[70]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博物馆、官渡区博物馆编：《昆明羊甫头墓地》（卷一），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01、203、
246、248页。
[71]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清理报告》，《考古》1964年第12期。
[72]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德钦县石底古墓》，《考古》1983年第3期。
[73]刘喜树、范斌：《云南巍山发现一批古代青铜器》，《中国文物报》2005年第10月28日第2版。
[74]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
[75]凉山州博物馆、西昌市文管所、盐源县文管所：《盐源近年出土的战国西汉文物》，《四川文物》1999年第4期。
[76]刘弘：《古代西南地区“杖”制考》，《四川文物》2009年第2期。
[77]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130页。
[78]陈杰：《象牙权杖背后的良渚文明》，《光明日报》2015年6月15日第5版。
[79]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60—61页。
[80]（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63页。
[81]顾问：《三星堆金杖图案内涵及金杖新论》，《江汉考古》2006年第2期。
[82]孙华：《三星堆出土爬龙铜柱首考——一根带有龙虎铜饰件权杖的复原》，《文物》2011年第7期。
[83]高亨注：《诗经今注·商颂·玄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527页。
[84]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昭公十七年》，中华书局，1981年，第1388页。
[85]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昭公十七年》，中华书局，1981年，第1388页。
[86]（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卷十七《月令》，中华书局，1989年，第472页。
[87]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
[88]张增祺：《关于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文物的定名、用途及时代问题》，《考古》1999年第4期。
[89]江苏省丹徒考古队：《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发掘报告》，《东南文化》1988年Z1期。
[90]郎剑锋：《吴越地区青铜时代的太阳崇拜——一种青铜杖饰的文化解析》，《东南文化》2015年第4期。
[91]郭物：《一人双兽母题考》，《欧亚学刊》（第4辑），中华书局，2004年，第1—34页。
[92]郎剑锋：《吴越地区出土商周青铜器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144页。
[93]李帅：《盐源出土人兽纹铜树形器渊源考》，《江汉考古》2016年第1期。
[94]刘世旭：《四川盐源县出土的人兽纹青铜祭祀枝片考释》，《四川文物》1998年第5期。
[95]（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卷一四《王制》，中华书局，1989年，第383页。
[96]（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3082—30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