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为天”，食物是人类的最基本需求，粮食问题是摆在人类面前的永恒课题。长期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我国的“十四五”规划纲要首次将粮食安全战略写进五年规划，并置于粮食、能源资源及金融等三大安全战略之首[1]，凸显了粮食安全的极端重要性。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实施“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粮食安全战略，为全国粮食产量保持总体增长态势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支撑[2]。与此同时，我国粮食生产成本不断上升[3]，国内外粮食价格“倒挂”且程度不断加深[4]，国内粮食市场出现产量、进口量、库存量“三量齐增”的困扰局面[5]，这成为我国加强粮食安全治理的现实依据。当前，世界适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趋于弱化且发生局部断裂[6]。为积极应对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中共中央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应这一新的重大战略部署，粮食安全治理水平需要随之迈上一个新台阶。
马尔萨斯赞成《谷物法》，并进行了相应的分析。第一，限制谷物进口可以提高利润率[8]。马尔萨斯认为，限制谷物进口会使国内谷物价格上涨，在生存工资理论的假定下，工资主要由谷物价格决定，谷物价格上涨必然导致工资增加。工资增加意味着对劳动力的需求将下降，用既定的资本所能雇佣的劳动者数量将减少，那么，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将只能生产更少的产品。也就是说，资本所能支配的劳动力更少，这意味着资本的实际价值减少了。因此，相对资本需求而言，资本供给变少了，代表资本价格的利润率将随之提高。
第二，决定资本利润率的是资本供求关系，而不是土地耕种状况[8]。马尔萨斯认为，限制谷物进口所带来的国内土地耕种状况的转变，通常会被耕种技术改进等因素所抵消，使其不能成为影响制造业利润的唯一原因。制造业之所以能够获得高额利润，是由于投资于制造业的资本太少，而不是由于耕种相对肥沃的土地所带来的廉价谷物所致。制造品具有工艺技巧等性质，使消费者对制造品的需求较大。与制造品需求相比，对制造业的投资相对不足，故制造业可以获得相对较高的利润。
第三，有效需求对资本的需求有重要影响[8]。马尔萨斯认为，实行谷物进口限制虽然会减少实际资本，但由于人类欲望的普遍存在，产品需求不会同步减少，因此对利润不会产生下降的压力。比如，工人为了维持其固定规模家庭的基本生计开支，对生活必需品会产生刚性消费需求。
李嘉图反对《谷物法》等农业保护政策，他对此作出了以下几点解释。第一，限制谷物进口会降低利润率[8]。限制进口会使国内的谷物价格上涨，原因在于：为了满足国内的需求，不得不耕种更劣等的土地，而劣等土地的生产率水平更低，即生产等量农产品所需花费的生产费用更高，为获得一般资本利润率，谷物价格必然上涨。主要由谷物价格决定的工资水平将提高，利润必然下降。这里隐含了一个假定，即土地耕种状况决定社会的一般利润率水平。投资到最劣等土地上的资本必须获得社会的一般利润率，否则资本就会转移用途，导致谷物短缺。为防止作为生活必需品的谷物出现短缺，最劣等土地的资本回报率必然决定社会的一般利润率水平[10]。
第二，限制谷物进口会导致贸易失衡，最终抑制工业品出口[8]。英国在工业品制造方面较其他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生产的工业品部分用于出口。对于贸易伙伴国而言，购买英国工业品的前提是出口本国生产的谷物，否则贸易关系难以长期维持。李嘉图指出，国际贸易的本质是易货贸易，单向的贸易关系会使一国失去购买力。如果英国限制谷物进口到本国，则其工业品最终也将难以出口到其他国家，使经济发展陷入停滞状态。
第三，级差地租理论。级差地租理论是李嘉图对经济学的重要贡献之一。该理论认为，地租是由等量资本投资于不同等级土地上所得产品的差异，最劣等土地不用支付地租[10]。如果英国限制谷物进口，则为了满足国内的谷物需求，将不得不开垦等级更低的劣质土地，地租将会更高。李嘉图认为，地主阶级的利益与社会其他阶级的利益是对立的，地租上涨，最终将导致工资和利润份额的下降。利润的下降将会抑制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故主张谷物自由贸易。
第四，比较优势理论。李嘉图在论述对外贸易时指出，一国应进口其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并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10]，这是对亚当·斯密绝对优势理论的突破。处于工业革命进程中的英国，在制造业上具有比较优势，而在农业生产上不具有比较优势，因此，英国应进口谷物并出口工业制成品。通过自由贸易，英国可以把资本更多地投资于制造业上，以促进经济更快的发展。
马尔萨斯与李嘉图在《谷物法》观点上存在明显的异同点。在相同点上，二人都认为利润是经济增长的基础。马尔萨斯认为限制谷物进口可通过减少资本而提高利润率；李嘉图则认为限制谷物会抬高谷物价格而降低利润率，故前者赞成《谷物法》，而后者反对《谷物法》。在价值取向上，他们都希望通过提高利润率而实现经济增长。
从历史维度来看，马尔萨斯与李嘉图之间的《谷物法》争论折射出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发展与安全问题。当前，我国已经开启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国家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其核心要义在于统筹发展和安全[11]。这表明，发展与安全是人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共同面临的普遍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19世纪英国《谷物法》争论对我国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正确处理发展与安全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启发意义。就粮食安全而言，这就要求我们运用系统性思维，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推进粮食安全治理。
当前，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到严峻考验，粮食安全问题随之升温。顺应这一新的时代变化，我国作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选择，为我国加强粮食安全治理提供了行动指南。具体而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意味着我国在粮食安全方面要立足国内、实现谷物基本自给，这与马尔萨斯强调粮食自给自足具有某种相似性。“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意味着我国应该积极对外开放，通过开展粮食国际贸易来调剂余缺，满足国内粮食消费的多样化需求，进而促进消费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与李嘉图所强调的经济发展具有一定契合性。不过，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加强调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强调科技支撑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的重要作用。作为新时期我国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应对之策，新发展格局不仅体现了对马尔萨斯与李嘉图观点的综合，而且在实践探索中实现了新的伟大超越。
马尔萨斯充分认识到自由贸易能够带来更廉价及稳定供应的商品，这也是他在一般商品上支持自由贸易的原因。然而，在谷物问题上，他一反常态，原因在于谷物的特殊性。马尔萨斯认为谷物是国民赖以生存的必需品，只有谷物自给自足才能确保安全。如果一个大国的多数国民依赖进口谷物，则对该国产生嫉妒心理的他国一旦中断谷物供给，将会危及国家安全[9]。马尔萨斯的观点并非危言耸听，拿破仑所实施的大陆封锁政策给英国谷物供给带来了巨大困难，这成为支持他观点的有力证据。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马尔萨斯已形成某种如今所倡导的粮食安全观，这是他在《谷物法》分析上的重要贡献。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相比国内粮食消费需求而言，全球粮食贸易规模相对有限[1]，这就要求必须立足国内、坚持谷物基本自给。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共中央基于对国际形势的准确研判，提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其中，“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指明了国内大循环应当在双循环中发挥主导作用，这是对外部环境变化作出的积极应对之策。就粮食安全而言，近年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断裂风险急剧上升，尤其是部分国家对粮食产品实施出口限制[1]，这给我国粮食安全带来了新的挑战。我国的“十四五”规划纲要指出，“确保口粮绝对安全、谷物基本自给”。“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意味着需要立足国内、确保粮食产能，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
虽然马尔萨斯时期与我国当前所处的新发展阶段在时代背景上存在较大差异，但在粮食安全方面，我国与19世纪初期工业革命进程中的英国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存在一定相似性。在内部环境方面，两国均面临国内粮食生产价格较高的问题。英国工业化刺激人口增长，国内贫瘠土地投入耕种，导致英国本土谷物价格上升；我国随着人口老龄化时代的到来，粮食生产成本不断攀升。此外，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农业发展相对滞后，在这一点上现阶段的我国与马尔萨斯时期的英国存在共同之处。在外部环境方面，英国当时面临着英法战争带来的外部谷物供给威胁，而且英国正处于崛起过程中，容易遭受他国嫉妒，这进一步增加了其谷物进口的风险；当前，我国正面临全球粮食出口收紧的不利外部环境，进口粮食存在较大不确定性。鉴于两国在粮食安全方面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相对接近，马尔萨斯的粮食安全观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所体现的粮食安全观具有一定相似性。
近年来，我国粮食产量虽然保持在高位水平，保障了老百姓的口粮安全，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及总量逐步升级，国内粮食生产的压力不断增大[13]、供需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14]。同时，随着我国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日益趋紧，继续实施过高的粮食自给会付出沉重的生态环境代价[15]。因此，有必要适度进口粮食，通过“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加快要素跨国流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随着国内外粮食价差不断拉大，我国在粮食生产方面的劣势日益凸显，通过适度进口粮食有助于实现优势互补，提高经济发展效率。但是，由于粮食的特殊性及我国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进口粮食只能是“适度”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必须建立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基础之上，必须坚持后者在新发展格局中的主导地位。
以上分析表明，在粮食安全方面，新发展格局实现了对马尔萨斯粮食安全观与李嘉图经济发展观的综合，实现了安全和发展的统一，体现出更具包容性的安全发展观。一方面，“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要求我们在粮食生产上立足国内、实现谷物基本自给，这是基于对我国人口众多及粮食重要性的充分认识，更是对全球粮食出口收紧等不利外部环境而作出的积极应对。“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凸显了粮食立足国内的重要性，这与马尔萨斯关于安全重于财富的粮食安全观具有某种内在一致性。另一方面，“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要求适度进口粮食、调剂余缺，通过满足消费的多样性需求及优化资源配置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是基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作出的战略选择。“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表明国际粮食贸易对于保障粮食安全的必要性，这与李嘉图的经济发展观表现出一定相似性。所以就粮食安全治理而言，新发展格局是对马尔萨斯粮食安全观与李嘉图经济发展观的综合。
更为重要的是，新发展格局不仅实现了对马尔萨斯与李嘉图粮食安全观点的综合，而且结合我国具体实际实现了新的伟大超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对粮食安全而言，要求提高粮食生产效率，通过强化科技战略支撑来实现高水平的粮食自立自强。只有通过科技创新来实现“藏粮于技”，才能沉着应对外部环境的不利变化，保障国内粮食安全。
总之，19世纪英国《谷物法》争论与构建新发展格局在粮食安全方面存在一定相似性，《谷物法》争论中所呈现的深刻见解及独到分析能够为我国推进粮食安全治理提供极为重要的理论启发。同时，构建新发展格局为粮食安全治理指明了新的方向，是我国在改革探索中作出的重大实践创新。
前文分析表明，新发展格局下推进我国粮食安全治理，既可以从19世纪英国《谷物法》争论中获得重要启发，又需要立足于我国具体实际作出实践创新。具体而言，马尔萨斯的粮食安全观带给我们的启发是：立足国内、坚持谷物基本自给，树立粮食安全理念，同时要保持工农业协调发展；李嘉图的经济发展观带给我们的启发是：粮食国际贸易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优化资源配置，需要在保障粮食基本自给的同时积极开展粮食国际贸易、适度进口粮食，顾全经济发展大局。更重要的是，需要不断增强科技创新能力，通过强化科技创新战略支撑来实现高水平的粮食自立自强，为粮食安全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马尔萨斯在《谷物法》争论中的基本立场是粮食安全观，这主要源于他独到的分析方法。马尔萨斯基于谷物的特殊重要性，认为谷物不适用于一般商品的自由贸易原则，他提出了安全重于财富的观点，并将拿破仑实施的大陆封锁政策作为支撑他观点的有力证据。同时，马尔萨斯强调工农业协调发展的重要性，他认为工农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社会伦理与道德价值[9]，这是他在《谷物法》分析上的一大特色。同时，马尔萨斯的观点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他对农业保护强调得太多，而相对忽视了粮食国际贸易的积极作用。
粮食安全关乎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乃国之大计。马尔萨斯的粮食安全观告诉我们，需要牢固树立粮食安全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具体到粮食安全领域，就要求我们立足国内、坚持谷物基本自给。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这表明，我们不仅要树立粮食安全理念，而且要坚持谷物基本自给。我国人口众多，不可能指望通过完全进口来解决中国人民的口粮问题，加上外部环境趋于恶化，这更加凸显了坚持立足国内的粮食安全观的重要性。
当前，我国已经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农村现代化是我国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大短板。为此，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旨在加快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缓解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社会主要矛盾。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尔萨斯的工农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启发意义。通过坚持立足国内的粮食安全观，有助于巩固我国农业的基础地位、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工农业协调发展。
李嘉图始终聚焦经济发展问题，所以他主张废除《谷物法》，通过谷物自由贸易来促进英国工业发展。从要素禀赋来看，英国当时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农业生产已经失去了比较优势，将过多的资源配置于农业生产领域确实会减缓工业发展速度。所以，李嘉图的政策主张符合经济逻辑，顺应了时代发展潮流，这是李嘉图《谷物法》观点的积极意义。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李嘉图的《谷物法》观点也存在明显不足，突出表现在他对粮食安全问题等闲视之，认为其与一般商品适用同样的自由贸易原则，相对缺乏安全发展理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长期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政策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同时也拉大了城乡差距及工农业生产率差距。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要素相对价格发生变化，农业生产率劣势更为突出，国内外粮食价差不断扩大。从经济效益来讲，我国适度进口粮食有助于提高经济效率。从消费需求来看，进口粮食能优化国内粮食消费结构，满足人们的消费升级需求。因此，李嘉图主张谷物自由贸易告诉我们，积极开展粮食国际贸易、适度进口粮食既符合要素禀赋原理，也有助于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李嘉图《谷物法》观点带给我们的另一个启示是，粮食安全政策需要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进入新发展阶段，核心任务是实现高质量发展。这就要求我们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对外开放，通过国内外双循环促进经济发展。就粮食安全而言，积极开展粮食国际贸易，不但能优化资源配置效率，而且能缓解国内资源环境压力，这也是绿色发展理念的内在要求。同时，需要时刻保持警惕，开展粮食国际贸易的同时不能动摇立足国内的粮食安全观，不能动摇“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在粮食安全治理中的主导地位。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保障粮食安全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战略支撑作用[16]。新发展格局下推进粮食安全治理，旨在实现高水平的粮食自立自强。具体而言，需要从粮食供应链的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等环节发力，通过科技创新实现各个环节的有效衔接、畅通粮食经济循环。
在生产环节，提高粮食全要素生产率水平[17]。新时代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动能发生转换，由要素驱动转为创新驱动。对粮食安全而言，增强粮食生产领域的科技创新就显得尤为重要。我国粮食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主要粮食作物的单产水平与发达国家仍然存在较大差距[18]。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玉米、稻谷、大豆、小麦的单产水平分别相当于世界最高单产水平的60.0%、84.3%、48.9%和63.0%，这表明我国农业科技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提高粮食单产水平的重要途径是培育优良品种[19]、增强种业公司科技创新能力[20]。研究表明，当前我国种业公司存在规模小、研发投入不足、研发能力较低等问题[20-21]，这是制约我国粮食生产力水平的重要环节。因此，培育大型种业公司并增强其科技创新能力是提高我国粮食生产力水平的当务之急。
在流通环节，运用科技手段降低流通成本并减少粮食损耗。近年来我国粮食产销区域不断变迁，主销区的粮食消费日益依赖于主产区的调运[22]，那么，将粮食从主产区及时、精准地运送到主销区对于保障粮食流通就显得极为重要。随着数字经济的兴起，通过建立数字平台实现粮食主产区数据与主销区数据之间的有效对接，将能显著降低流通成本、提高粮食流通效率。同时，仓储费用是粮食流通环节的重要成本，通过使用节粮型仓储设施有助于减少粮食在流通过程中的损耗[23]。
在消费环节，充分利用消费环节大数据，实现各环节有效衔接。消费是生产的目的，粮食消费能够向粮食生产释放有价值的信号。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不断增强，多样化及优质品种已成为粮食消费的主流。市场消费数据能够为粮食消费趋势转变提供现实依据，因此，运用大数据技术及时获取粮食消费数据是指引粮食生产的重要环节。为适应新的消费需求，粮食品种培育、生产结构及流通体系也将作出适应性调整，最终实现粮食经济活动各个环节的有效衔接。
以上分析表明，新发展格局下推进我国粮食安全治理，需要强化科技战略支撑，使科技手段完全贯穿于粮食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等各个环节，实现高水平的粮食自立自强。具体来讲，在生产环节运用科技手段来提高粮食全要素生产率、在分配环节完善收入分配机制来激励科技创新、在流通环节运用科技手段降低流通成本并减少粮食损耗、在消费环节运用科技手段指引生产，通过以上各个环节的有效衔接，最终实现粮食经济循环畅通无阻。
综上，粮食安全是人类的共同课题，现阶段我国推进粮食安全治理可以从19世纪英国《谷物法》争论中获得重要的理论启发。马尔萨斯的粮食安全观启发我们要牢固树立粮食安全理念并保持工农业协调发展，李嘉图的经济发展观启发我们要在经济发展中推进粮食安全治理，要充分利用国际市场，不能脱离经济发展阶段而盲目地追求粮食完全自给自足，最终损害经济发展大局。除以上启发外，我国立足于新发展阶段，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构建新发展格局为我国推进粮食安全治理指明了方向，是我国在改革探索中作出的重大实践创新。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我们实现高水平的粮食自立自强，这需要以强大的科技创新实力为基础。因此，新发展格局下推进我国粮食安全治理，需要强化科技战略支撑，通过科技手段穿透粮食经济循环中的堵点、保障粮食安全。
新发展格局下推进我国粮食安全治理，既可以从19世纪英国《谷物法》争论中汲取有用的养分，又需要立足我国发展阶段及内外部环境进行创新。一方面，受马尔萨斯的粮食安全观启发，要牢固树立粮食安全理念，同时要保持工农业协调发展；另一方面，受李嘉图的经济发展观启发，推进粮食安全治理需要立足于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顾全经济发展大局，同时充分利用国际市场。除以上启发外，构建新发展格局还要求强化科技创新在粮食安全领域的战略支撑作用，这是我国在改革探索中作出的重大实践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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