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学术界早就注意到建制化科学之外多种类型的知识，以及这些知识与殖民体系、现代民族国家制度和治理技术之间的联系（Fan，2012b）。例如，殖民帝国与殖民当局需要本土知识，尤其是植物和动物方面的本土知识来利用当地资源，建立统治（Schiebinger&Swain，2005）；在公共卫生领域，国家以现代卫生观念和基础设施系统改造传统身体技术（Arnold，1993）；为了建立民族国家和实现现代化，几乎所有国家都会进行大规模的科普活动，通过大众媒介和国家机器来塑造“合格”的公民（Gregory&Miller，1998）；对于龙卷风追踪、鸟类观测等需要大量人力在大范围铺开的项目，专业机构也积极鼓励、组织普通大众投身其中（Doswell，Moller，&Brooks1999；Barrow，1998）。但是，这些知识生产方式都没有像“群众科学”那样强调科学技术自身的政治性，尤其是阶级性，以及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在知识生产中的重要位置。
二、“群众科学”的学术史
关键在于前者“技术内在固有的政治性”。温纳以20世纪40年代末加利福尼亚大学发明并改进的“自动番茄收割机”来说明（Winner，1980：126）。相对于手工采摘番茄，机器在成本和效率上都有更大的优势。但是这台机器的价格高达5万美元，只有大型番茄农场才有能力购买，而中小农户在技术升级的过程中被淘汰。进入高度集中化、垄断化阶段，行业社会关系也被重组。到20世纪70年代末，在产量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番茄种植者的数量只有20世纪60年代初的七分之一。这是一个典型的资本替代劳动的案例。在此过程中，农业发展水平也不能被简单地认为提高了，因为机器需要培育、普及更结实、坚硬而不容易在粗暴的采摘过程中被破坏的番茄品种——当然这些品种的口味也大不如前。
不过，对技术“内在固有的政治性”的强调，并不能被视为是“技术决定论”的另一种形态。行业的高度集中化并不是“自动番茄收割机”的必然后果。二者之间毋宁说是一个社会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科学知识、技术和企业利益在已有的政治、经济权力结构下彼此强化（Winner，1980：126）。所以，大型、昂贵的“自动番茄收割机”正是美国政治经济结构、社会关系的产物。这也是马克思所说的，“具体技术在历史中的展开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因此，温纳非常强调技术发展与普及过程中社会选择的重要性：为维护社会的平等正义，既要选择是否采用特定的技术或何种技术，也要选择如何具体地设计、安排现有的技术。他以纽约长岛高速公路立交桥为例来解释这一点（Winner，1993：373）。这些由种族主义者罗伯特·摩西（RobertMoses）设计的立交桥远低于标准高度，它们让主要由有色人种和其他低收入阶层乘坐的公共汽车无法通过，却不影响体积更小的私家车通行，从而有助于将长岛建设为更纯粹的白人中产阶级社区。
三、“群众科学”的研究路径：社会主义政治主体与现代国家建构
从技术政治的视角来看，晚近十余年有关“群众科学”的研究主要在社会主义政治主体与现代国家的建构两个层面上展开，探讨科学知识的生产与技术创新如何形构以上两者，以及这个过程中权力和权威的重新分配问题。
（一）尊严政治
更为深入探讨“群众科学”中社会主义主体尊严政治问题的是关于电子工业与运筹学群众运动的研究（王洪喆，2016；2015）。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中央电信工业领导小组的推动下，发展电子工业的群众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该运动模仿了1968年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员的教育和技术革命，举办短期电子计算机学习班培训有实践经验的工人，普及电子技术，甚至鼓励、支持街道工厂与科研机构合作制造电子计算机。这实际上是一个工人阶级通过“知识参与”获得“尊严政治”与对政党、国家的认同，确立主体性的过程，体现了“尊严政治赋予主体的可能性”。此外，电子工业群众运动的参与者除了工人阶级外，还有工程师、学者等专业人士。他们之间的互动构成了双向的“再教育”——工人从工程师那里获得专业知识与技术，工程师从工人身上获得政治素养。在这个过程中生成的主体性，包含了一种阶级身份转换的政治，也就是对个体而言的“解放感”的政治。它让现代劳动过程中高度分离的“概念”和“执行”被重新统合起来，是建立在不同劳动者政治认同、知识结合和机器大生产基础之上的社会化统合。
（二）“去技能化”与“再技能化”
（三）身体规训
（四）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和支配
科学技术与现代国家的关系本身就是科学史、科学技术学研究的重点之一。今天，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从三个路径展开：科学技术在现代民族国家、帝国或殖民国家建立过程中的作用，冷战科学与国家合作、竞争和战争的关系，以及国家权力，特别是极权主义国家的国家权力对科学的影响（Fan，2012b：227-230）。但是，现有研究主要是通过“国家”去透视“科学”，而不是通过“科学”去透视“国家”，很少去追问：特定类型的科学知识与技术革新对于国家有什么意义？国家和科学如何相互建构？科学史的研究对于国家理论又有什么贡献？（Fan，2012b：229）也正是怀着这些问题，范发迪在关于地震“群测群防”的研究中，探究了“群众科学”与中国国家建构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中国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地震观测与预防体系，是国防系统的一部分，对异常自然现象的密切监视，与对社会生活领域的阶级敌人和外来威胁的防备是同构的（Fan，2012a：147）。
四、对“群众科学”研究的反思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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