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网北京5月22日电（记者张冰清）“6个月大的男宝，上户口了。”“本人不能生育，真心领，私我。”……种草平台小红书，竟成了非法领养未成年人的温床？
小红书发文回应非法领养送养孩子
事件缘起于5月21日早间，博主@上官正义在微博发文曝光小红书平台长期存在所谓送养孩子、领养孩子、贩卖出生证及上户口等违法行为，甚至有胎儿还在腹中，就已经在这里公开预订“送养”。上官正义表示，这些送养，实为明码实价的金钱交易。并在该微博中提供了大量截图，证明以上曝光内容。
博主@上官正义在微博发文截图
小红书方面表示，根据小红书治理规则，平台禁止一切“规避正规法律程序送养或领养孩子”的内容，一旦发现违规内容将从严处置下架。并表示，用户如发现任何想通过规避正规法律程序送养或领养孩子的内容，请及时向平台举报，平台在核实后会快速处置。
小红书官网回应截图
未来网记者浏览小红书发现，对于21日上官正义发文中所提及的涉事小红书博主及账号发表内容均被下架。
博主上官正义接受未来网记者采访时称，多年打拐经验让他认为，社交平台上发布的未经审核的未成年人领养信息，为滋生“网络贩婴”的犯罪行为提供了温床。更有在网络上“贩卖儿童”的中介会假装是想要收养孩子的人，私下把孩子收养过来后，再转手“卖”出去，从而赚取“差价”。
“网络贩婴”背后究竟是谁的责任？
未来网记者注意到，随着近年来公安部、全国妇联等有关部门的努力下，线下拐卖呈现下降趋势，据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截至2024年5月15日数据，“团圆”系统上线八周年，共发布5189条儿童失踪信息，找回儿童5113名，找回率为98.5%。
今年3月18日，全国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在全国开展。部署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对拐卖现案，要严格执行“一长三包”责任制，快立案快查找快解救；对伪造买卖出生医学证明等案件，要查明办理全过程，依法予以打击；要挂牌一批案情重大、影响广泛的拐卖积案，组成专班全力攻坚。
上官正义向记者表示，在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进行私自送养背后极有可能指向的是现实中的拐卖，不法分子企图用隐蔽的线上形式“网络贩婴”逃避制裁，从而转手倒卖“婴儿”牟利。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刘宗珍在接受未来网记者采访时表示，首先，应当明确收养是一种非常严肃的法律行为，收养关系的确立比一般民事法律行为要求更为严格，这主要是为了保障收养人和被收养人的合法权益，尤其是保障被收养人的合法权益。
刘宗珍表示，建立收养关系需要强制登记，并不仅仅是送养人和收养人通过某种方式或某个平台达成合意即可。据我国《民法典》第1105条规定，收养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立。因此，私自送养孩子的，不仅有可能导致收养行为本身无效，还涉嫌拐卖儿童罪。我国《民法典》1044条明文规定，禁止借收养名义买卖未成年人。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私自送养亲生子女的行为如何定性？对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明确规定：要严格区分借送养之名出卖亲生子女与民间送养行为的界限。区分的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获利的目的。”刘宗珍坦言，应当通过审查将子女“送”人的背景和原因、有无收取钱财及收取钱财的多少、对方是否具有抚养目的及有无抚养能力等事实，综合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非法获利的目的。
上官正义向记者表示，“其中涉及一些未成年人未婚先孕等情况，到底是中介还是真想领养的人，这个身份很难去核实。更会出现未成年人受骗等情况的发生。而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躲避审核把‘上户口’说成‘尚虎口’，‘领养’则打成缩写‘LY’，这给有关部门打击犯罪带来了难处。”
具体哪些行为会被认定为出卖亲生子女？北京市汉良律师事务所律师刘英向未来网记者表示，根据《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以下行为应当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论处：一将生育作为非法获利手段，生育后即出卖子女的；二明知对方不具有抚养目的，或者根本不考虑对方是否具有抚养目的，为收取钱财将子女“送”给他人的；三为收取明显不属于“营养费”“感谢费”的巨额钱财将子女“送”给他人的；四是其他足以反映行为人具有非法获利目的的“送养”行为的。
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女童保护基金负责人、凤凰网副总编辑孙雪梅接受未来网记者采访时表示，此类事件的一旦真实发生后果不堪设想，一定要进行监管前置，平台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义务。要强化涉未成年人内容审查，畅通举报渠道，强化响应处理机制，法律要严厉打击，同时要完善互联网平台举报和处理机制。
未成年人网络安全谁来守护？
儿童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2024年1月1日正式施行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就规范网络信息内容、保护个人信息等作出重要规定，让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有法可依，进一步健全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体制机制。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个人信息处理者、智能终端产品制造者和销售者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履行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义务，承担社会责任。应当接受政府和社会的监督，配合有关部门依法实施涉及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的监督检查，建立便捷、合理、有效的投诉、举报渠道，通过显著方式公布投诉、举报途径和方法，及时受理并处理公众投诉、举报。
刘宗珍坦言，应当强化互联网企业未成年人保护的社会责任。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犯罪嫌疑人利用网络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事件屡见不鲜。因此，互联网平台在对平台内容审查方面应切实履行好保护未成年人的社会责任，通过采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和人工审核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对各类网络信息内容识别监测，及其排除行为人利用网络实施违法犯罪的风险。
首先，加强互联网企业儿童在线隐私保护合规义务。在平台经济时代，网络平台已然获得了远超常规企业的社会权利，在平台责任认定上，我国《民法典》对于网络侵权的认定回归一般过错侵权判断，避风港原则式微，强化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义务。
其次，通过向具备社交属性的网络平台提供具体的行业标准和指引，推动网络平台制定《未成年人内容管理规范》，建立包括未成年人用户规则、涉未成年人不良内容规制等制度。
最次，应当明确平台管控责任和强制报告义务。通过网络平台联络的送养行为，可能会涉及未成年人个人信息的泄露。《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于发现的未成年人私密信息，应当及时提示，并采取停止传输等必要保护措施，防止信息扩散。通过处理未成年人私密信息发现疑似侵害未成年人案件时，网络服务提供者负有强制报告义务，应当立即采取必要措施保存有关记录，并向公安机关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