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出生仅两天的胡称心被家人抛弃，来自河南省鹤壁市的养母把她抱走。后来，胡称心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亲生父母，还帮助其他5人圆了寻亲梦。
2008年9月9日，中央电视台二套《生活》栏目摄制组来到河南省鹤壁市，对胡称心的寻亲经历进行了采访。
胡称心的经历仅是众多寻亲孤儿的一个缩影。上世纪60年代前后，受“三年自然灾害”影响，江浙沪一带的5万多名婴儿，由地方政府派人分批护送，一路北上寻找“栖身之所”，仅河南省洛阳市就接收了2000多人，这些弃婴被统称为“上海孤儿”。
上世纪80年代后，渐渐得知身世的“上海孤儿”，开始了艰难的寻亲之旅。后来，越来越多的孤儿义无反顾地南下寻亲。洛阳市的孤儿还成立了“洛阳寻亲团”，但是成功者寥寥。
然而，寻亲者的经历却让人不禁感慨。出于种种考虑，一些养父母至死也不告诉他们的身世；一些生父母即便知道被遗弃的儿女的下落，因为担心财产分割等问题不去相认；除此之外由于送养资料留存太少，一些人可能永远无法揭开身世之谜，只能终身遗憾。
子涵/文图
多方查找揭开身世之谜
2004年5月10日，对于河南省鹤壁市山城区石林乡西寺望台村的胡称心来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日子。这一天，在江苏省常熟市虞山镇，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生身父母，此时距她被遗弃的日子已经过去了39年。
1965年9月29日，出生仅两天的胡称心被家人遗弃在江苏省常熟市福利院门前。胡称心的家人出此下策也是出于无奈——胡称心已有三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当时江浙一带发生大灾，为了让她有条活命，母亲只好含泪将她抛弃。
胡称心在常熟社会福利院生活了5个月零8天，便被来自鹤壁的养母抱走。
从此以后，在鹤壁市山城区石林乡西寺望台村，胡称心开始获得了家庭的温暖。
当她逐渐懂事后，就隐隐约约地感到自己的身世不一般。有一次，她和村中的几个伙伴玩，一个小孩指着她说：“她不是她妈生的，是从外地抱来的。”胡称心回去问养母，养母说：“他们骗你哩，我不是你的亲娘，谁是你的亲娘？”
胡称心长大后，嫁给了同村的张学亮。婚后第六年，她生下了一个男孩。这时，养母才对她说，她是从江苏抱养的。至于是江苏什么地方，养母只字不提。从这时起，寻找亲生父母成了胡称心的最大心愿。
胡称心想起养母说过，和她一起去江苏抱养弃婴的还有鹤壁火车站的周某，周某抱养了一对双胞胎。胡称心经多方打听，才得知这个人已从安阳火车站退休。几经周折，胡称心见到了周某。周某对胡称心说：“你现在生活的这么好，为什么还要去找你的生父母呢？你去找，等于打破了两个家庭的平静。”在胡称心的哀求下，周某最终说出她是从江苏省常熟市社会福利院被抱走的。
一张纸片成关键线索
养母去世后，胡称心寻亲的念头更加强烈了。1999年初，在得到养父的理解后，胡称心和丈夫坐上了开往苏州的火车。
来到常熟市福利院之后，胡称心百感交集，她曾在这里生活了5个月零8天，这就是她真正的家吗？
这时，一位老同志的话给她泼了一瓢凉水。这位老同志说，那时的档案已经丢失了，很难找到。老同志宽慰她：“福利院就是你的家，找到这就等于找到家了。”
不甘心的胡称心在丈夫的陪同下，又跑到常熟市电视台和民政局请求帮助，仍是一无所获。此后几年间，夫妻二人多次往返于常熟与鹤壁之间，耗费了许多精力和金钱。
2005年5月8日，在常熟市福利院，陈雪芬院长让人找来当年的弃婴档案，一页页翻找，在一本档案里发现了一张日期为1965年的介绍信。这张发黄的介绍信上盖的是“河南省鹤壁市石林公社西寺望台大队”的公章。介绍信上有胡称心养母家的经济状况及养母的名字，后边还附着一小张“9月28日初四下半夜3点钟天亮初五女孩”字样的小纸条。
胡称心看后喜极而泣，因为9月28日就是她的生日！这张纸片成了她寻亲的关键线索。
经大家根据纸片上写的文字分析，胡称心出生在阳历9月28日(农历初四)后半夜3点钟，初五天亮的时候被抱到福利院门口。父母家到福利院最多不会超过两个小时的路程，应该在以老福利院为中心的5公里范围内寻找。
历经曲折终于相认
2005年5月9日，胡称心和丈夫在当地媒体刊登了寻亲启事，又在一家复印店印制了500张寻亲启事，把那个小纸片上的字也附带印上。
夫妇俩还在自家的车身上喷上寻找亲生父母及家人的寻亲启事。
胡称心的丈夫就开着这辆车在常熟市区反复行走，遇到人多的地方就鸣笛，吸引大家来看，并沿途张贴寻亲启事。
第二天上午，胡称心终于见到了日思夜想的亲生父母。父母都已经70多岁了，但身体还很硬朗，全家人悲喜交加，抱在一起痛哭失声。
自打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后，胡称心和丈夫每年都会到常熟去一趟，她的常熟家人也找机会来鹤壁看她。
胡称心夫妇回到鹤壁后，还先后为其他5个孤儿找到亲人。
寻亲成功者寥寥无几
今年43岁的闫遂斌，是洛阳八中的一名教师，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洛阳寻亲团”团长。
闫遂斌告诉记者，因为水灾等原因，1959年底，上海、无锡及常州等地几十个孤儿院已经聚集了3000余名孤儿。到了1960年初，仅上海育婴堂前两个多月收集的弃儿就有6500多名。
1960年初，第一批“上海孤儿”被跨越千里送到内蒙古医院和呼和浩特市医院。截至1963年，内蒙古一共接收了约3000名来自上海及周边地区的孤儿。
从1963年开始，仿效送往内蒙的先例，苏州、无锡、常州一带的弃儿开始大规模被送往北方。山东、河南、河北，甚至山西和陕西，凡是铁路线向北延伸的所及地区，都留下了这些弃儿的踪影。今天已经没有人能确切地说出，北送的弃儿究竟有多少，他们的分布情况究竟怎样，有人统计的保守数字是5万名。
被送到河南的弃婴主要集中在洛阳、安阳、新乡、三门峡与鹤壁等地。从1958年至1965年，被分批送到洛阳的“上海孤儿”就有2000多名。
闫遂斌说，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渐渐得知身世的洛阳“上海孤儿”们开始南下寻亲。鉴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他们只能是前往福利院查询，或在报纸中缝刊登寻亲启事，找到亲人者寥寥无几。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河南省各地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寻亲热潮。
1997年2月，河南省新乡市22名孤儿派出2名代表前往浙江省嘉定市寻亲。在电视台、报纸与热心人的帮助下，先后约有百分之三十的孤儿找到了亲人。
2003年5月，洛阳的9名温州籍孤儿代表组成寻亲团前往温州寻亲。在温州媒体的帮助下，他们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中央电视台以此为题材制作了两集《寻根》专题片。“洛阳寻亲团”成员现在有三四百人，每当江浙一带举办寻亲会，成员们都会组团前去寻亲。然而，20多年来，洛阳寻亲成功的“上海孤儿”却屈指可数，仅有十几人。
生父母为何不愿相认
参与妻子寻亲全过程的张学亮在2008年10月10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看似简单的寻亲却掺杂了太多的人为因素。
张学亮说，一些养父母怕一旦认了亲，家庭关系就更为复杂，因此阻挠养子女认亲。还有一些养父母等到养子女结婚生子后，才透露一点收养信息，甚至一些养父母至死也不说。有一个养子因为寻亲心切，跪在养母面前说：“即使将来我找到生父母，我还回来孝敬您，您永远都是我的父母。”可是养母还是不说。
在常熟市一个村庄，一位老太太说，她知道自己被遗弃的儿子在山东菏泽的什么地方，今年多大年纪了，但她就是不去找。原来，老人不是不思念自己的骨肉，而是有难言之隐。
在江浙一带，如果弃婴是女孩儿，生父母认的机会多一点，因为出嫁的女儿不会给生父母带来什么麻烦。而男孩子就不行了，儿子长大会涉及到财产分割、是否搬回来居住等诸多问题。因此，有的孤儿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生父母，但是生身父母就是不肯相认。
张学亮的感觉是，这些“上海孤儿”中有人为寻亲倾家荡产，反而江浙等地的孤儿父母多数反应冷淡。多是孤儿南下寻亲，却少有生父母北上寻子。
2008年“五一”节，闫遂斌带领近百人的寻亲团，在南京参加了“2008梦回江南大型寻亲会”，但依然是失望而归。
闫遂斌说，一是因为各地政府重视程度不够，现有的各种寻亲活动大多只是民间力量的自发行为；二是当年的送养资料留存太少，而他们当时的年纪太小，掌握的有价值信息微乎其微；三是他们的亲生父母或已去世，或存有愧疚心理，没有出面寻找当年送养的孩子，其子女也出于“家产被分”等担心，对此积极性不高，这些都导致了以往的寻亲活动中寻亲者与认亲者人数上的不对等。只有在孤儿找家，家人也在找孤儿的情况下，相认的机会才会偶然降临。经过一次次寻亲失败的打击，一些人渐渐心灰意冷，不得不选择放弃。
2008年3月28日，闫遂斌在一首诗中写到：“幼失赡依长思亲，一身孤苦无有根。梦中寻亲泪沾巾，梦醒凄凉不可伦。每逢佳节黯失魂，飘零骨肉念家亲。高堂已老可平安？手足情怀牵我心！”
“上海孤儿”，这是一个少有人知的群体。
几天前，58岁的杨克强从外地举办的一场寻亲会上返回无为县的家中。和以往的几十次出远门一样，这一次，他又是孤零零一个人踏进家门。他的八妹杨海霞在很小的时候就被辗转送到了上海，这一别，已经半个世纪了！
和杨家一样，在上世纪60年代初，安徽、江苏等地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弃婴，这些弃婴都来自生活贫困的家庭。在此后的几年中，这些弃婴先是被国家送往上海，随后又被转送至陕西、河北、河南和山东等多个省份。这样的大转移，一直到1963年国家经济形势好转后才逐渐停息。由于档案资料的缺失，这些弃婴的具体人数现在已无从考证了，但根据有限的材料来推断，总人数应当不会少于几万人。杨海霞就是这几万人中的一个，她和其他的弃婴一起，也被人们赋予了一个共同的名字——“上海孤儿”。
如今，50年过去了，不少“上海孤儿”开始急切地寻找自己的亲人；而他们的亲人，也像杨克强一样，怀抱着渺茫的希望在搜寻着他们。
杨海霞：上海一丢终生难见
1960年初春，夜已经深了，但无为县的中医杨健安家里灯火未灭，里面传来一阵阵婴儿的啼哭声。这位从未拿过手术刀的中医，此时却拿起了缝衣针，正在亲生女儿的大腿内侧刻着寄托最后情感的“杨”字。
杨克强说，这个记号，也成了多年后他寻找妹妹的惟一线索。那天夜里，杨健安在刻完“杨”字以后，还把一封用文言写就的短信塞进了襁褓中，原文如下：“海霞姑娘，生于芝城之东，沧浪之浦。其年二龄，其行列八；非贵族之家，非微贱之第，其父为医。因子女过多，嗷嗷待哺，为生活计，迫不得已遗弃于沪滨。实含悲饮泣！请祈仁人君子，念其如孤，收纳而抚养，一则以彰公德，二则当报培育之恩，与亲生子女又何异乎！吾当拱手而拜！”“芝城”是无为县的别称，“沧浪之浦”暗指无为县的仓头镇，这位中医留给女儿的这封短信，其实是暗藏了孩子的身世。
此后的几十年里，杨健安自己去过两次上海，杨克强和大姐一共去过4次，却都没能发现海霞的下落。杨健安的老伴在1980年遗憾西归，杨健安也于2007年去世，两位老人临终前都未能再见自己的女儿。
朱当玲：几度寻亲母女团圆
和杨克强相比，朱当玲是幸福的，因为她38年的思念，最终换来了大团圆。
1960年的一天，来安县的朱当玲再也不能躺在父母的怀里撒娇了。3岁的她被妈妈丢到了南京的大街上。“后来我听说，妈妈曾经去南京找过我，但那时我已经被送到上海去了。”
作为“上海孤儿”中的一员，朱当玲住过上海的大街，待过上海的福利院，最终，在福利院呆了几个月后，朱当玲和其他弃婴一起被送上了一辆前往大西北的火车。朱当玲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这是她第一次坐火车，她和其他孩子都很兴奋。他们的脖子上被挂上了牌子，写的是一些编号和大致的年龄等信息。火车过了黄河后，停靠的次数渐渐频繁了起来，每停一站，都会有一些年轻男女登上火车，上下打量着他们，最后带上一个孩子下车，车上的孩子也就在这断断续续的停靠中变得渐渐稀疏了。朱当玲是在陕西省潼关市被人抱下车的，抱走她的夫妇来自农村。由于养父母对朱当玲的身世并未隐瞒，所以，她早早就知道了自己的身世。2001年，朱当玲看到了当地报纸上登出“寻亲团”的启事后，就约着当年从一列火车上被抱走的伙伴报了名。朱当玲跟着“寻亲团”几下江南，“找到亲人的哭，没找到亲人的也在哭。”朱当玲说，当她在一次寻亲会上看到一位男子举着一张和自己小时候一模一样的照片时，她惊呆了，随后泪流满面。
1960年前后，他们被饥饿的爸妈遗弃在上海等城市，几经辗转，被北方家庭收养。如今，年过五旬的昔日孤儿一遍遍南下寻亲，找寻自己的生命之根。但因历史的荒芜、记忆的破碎，又一次次无功而返。他们用倔强的足迹，拼凑出当年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图景。
内蒙古寻亲团成员张海仁在黄浦江上倒下从家乡带来的盐水。
内蒙古寻亲团与电影《额吉》原型人物恩和阿木尔在一起叙旧。
内蒙古寻亲者通嘎拉嘎向媒体展示她离开家乡时穿过的鞋。
内蒙古寻亲团在车站下车，进入南京寻亲。
“这些有关遗弃和寻找的寻亲故事都非常戏剧化，矛盾冲突极强。”谙熟好莱坞剧情的温州人陆建光决定，拍一部有关温州孤儿寻亲的电影，初定名《血缘》。
当年被送到河南三门峡抚养的弃婴在寻亲
一下激增这么多的孤儿，让这个小小教养院承受不住。等待他们的命运会是什么样的，谁也不知道。
“如有遗弃，愿受法律制裁”
只有继续北上，才有生路。
向北，向北，越走越冷的路
这同样是电影《血缘》的片段
编号002853的保健证
杨利丽还保存着当年教养院给养父的回访信，并留有当年的两寸照片和温州市卫生局监制的《儿童保健证》，编号为002853。
杨利丽说，自己无疑是幸运的，有个知书达理的工程师养父，将她的一些档案保存下来，为随后找亲生父母，缩小了范围。
那天晚上，楼道中。堵艳秋哭了，她固执地将脸朝向楼道的尽头，不让人看见自己的眼泪。
“你不是我们亲生的”
本报见习记者张瑞麒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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