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民政部网站发布关于印发《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质量提升三年行动方案》，其中16次提到了“儿童主任”。儿童主任是个什么“官”？
2010年5月，民政部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开展“中国儿童福利示范项目”，在河南、四川、山西、新疆以及云南5省12县的120个村中进行试点，“儿童主任”这一岗位应运而生。
2024年年初，云南13个部门联合印发《云南省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质量提升三年行动实施方案》，探索建立更多更好的服务模式，让孩子们在生活、学习和心理上得到更多关爱；在省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提到要提升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和留守老人关爱服务质量。
3月，云南省委书记王宁在给网友的信中提到，“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归根到底是老百姓的美好生活，要让在这里的人们的生活‘样样好’，云南正采取多种形式确保“一老一小”问题落实落细。持续多年的儿童主任项目正是践行这一理念的最好实践样板。
谁来当儿童主任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陇川县是与缅甸接壤的边境县，却也是全国最早一批的“儿童主任”模式先行示范县。当被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称之为“赤脚社工”的中国儿童主任制度，聚焦到陇川县一个个具体、鲜活的儿童主任身上，这条探索儿童福利服务体系的道路布满了荆棘。
陇川县景罕镇景罕村儿童之家
一般来说，儿童主任先由村委会从本村村民中推荐，最后由县民政局考核产生，学历高中及以上，是选聘儿童主任的标准之一。但是，如果在陇川实行这一标准，儿童主任制度将寸步难行。
陇川集边疆、多民族、欠发达、直过等特殊的区位和历史原因于一体，教育长期处于滞后状态。“初中学历的相对较少，高中学历的更是少之又少，高中以上学历的都外出求学或打工。我们第一批儿童主任均要求高中及以上学历，后面儿童主任制度逐步普及，非得要求高中及以上不现实。”陇川县民政局社会福利和社会事务股股长张发勇说。
板小莲带领本村的儿童开展手工活动
板小莲是陇川县唯一坚持到现在的第一批儿童主任。她曾当过村里小学的代课老师，在景罕村算是文化水平高的，然而这种高也仅是相较于一般村民。板小莲记得当时考试的内容之一是在电脑上打几个字。“当时我也不怎么会，成为儿童主任之后才慢慢学会使用电脑。”
板小莲成为儿童主任后的第一台电脑
另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民族性。陇川拥有大量的民族村寨，以设立过儿童之家示范点的拉影国门小学为例，该校有100多名外籍学生，龙安村95%的村民是景颇族，番乐村98%的村民是阿昌族。在儿童主任的选择上，会不会当地少数民族的语言至关重要。
2012年，景罕镇广帕村开始实施儿童主任项目，第一任儿童主任是位擅长与孩子相处的女性，但村子里70%的人都是景颇族，她不会说景颇话，工作难以开展，加上薪资待遇太低，没多久便离职了。
2018年，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省民政厅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支持下，陇川户撒阿昌族乡实现11个村儿童之家全覆盖。在明社村，不少村民外出务工，留下儿童多和爷爷奶奶居住。这些年长村民无法熟练地使用普通话，甚至听都听不懂。阿昌族姑娘佟往艳在开展儿童工作时，少不了和他们沟通交流，会讲阿昌话、懂阿昌族的习俗让她开展工作更加顺利。
“当儿童主任，比学历更重要的是要有爱心、耐心、责任心和细心，我们选拔儿童主任时更看重这‘四心’。”张发勇说。如今，陇川共有77名儿童主任，他们守护着50723名儿童，为1236名农村留守儿童，4041名困境儿童提供服务，形成了“县、乡、村”三级儿童福利服务保障体系。从2010年的10名到如今的77名，在谁来当儿童主任这个问题上，陇川写出了自己的答案。
怎么当儿童主任
什么是儿童？这是儿童主任首先要搞清楚的概念。古时，根据不同的年龄阶段，人们将儿童称为赤子、垂髫、幼学、总角、豆蔻……现在，人们习惯把儿童叫做“小孩”“娃娃”。很少有人会去思考“儿童”这个概念是如何被定义的，好像在发觉小孩长到一定高度或者小学毕业时，人们就默认他们不再是儿童。
据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年龄分段，17岁以下的为未成年人，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儿童是指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而儿童主任服务的对象，是村中所有18岁以下的所有人。
“第一次培训的时候，我在想儿童需要做什么工作。家家都有父母，大一点就去学校了，那我们要做什么？”板小莲说。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每年会为儿童主任提供1至2次的专业培训，帮助儿童主任尽快上手。
“我们每年在当地举办两次线下培训，同时配有线上课程，儿童主任必须通过我们的考试才能上岗工作。”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助理谷雯燕说。在该研究院开设的社区儿童社工初级网络课程中，有“什么是儿童权利”“什么是儿童社会工作”等概念性内容，也有“首次入户家访的程序及技巧”“如何填写儿童及家庭基本信息表”等实用性技巧。
办理事实无人领养儿童，需要有孩子母亲的智力残疾证和父亲的死亡证明。在这个过程中，佟往艳经历了很多波折。“她刚开始不信任我，也不懂什么是残疾证，想带她去州医院做残疾鉴定，她就只知道是去医院，一直很抗拒。”为此，佟往艳买了很多东西，像哄孩子一样劝她，还找来了她的亲戚邻里一起帮忙劝导。
去医院这天，小田的母亲穿了一双没洗干净的拖鞋，走了一段路后脚开始出汗，鞋子就开始不停地冒泡泡，佟往艳给她买了一双新鞋。“她很开心，像小孩子一样。”坐了两个小时的大巴车到达医院后，佟往艳的丈夫去挂号，她负责看护着小田母亲。检查结束后，一个转身的功夫，小田的母亲便不见了踪影。“把我吓坏了，我以为我把她弄丢了。”佟往艳和丈夫到处寻找，最后发现这位母亲是躲在隐蔽的地方上厕所。
最后，小田被送往儿童福利院得到了妥善地安置，并联系敬老院对小田母亲进行照顾。
佟往艳在儿童之家组织“未成年人保护法”宣讲主题活动
佟往艳对个案服务越发得心应手，板小莲的学习笔记记满了10多个本子，一次次的培训，一次次的实战，让佟往艳和板小莲们快速地成长起来。
儿童主任能改变什么
“妈妈（爸爸），我爱你。”这是一句再简单不过的情感表达，但在户撒乡明社村开展的一次亲子活动中，这是一句需要酝酿许久，难以开口的示爱。
佟往艳参加了儿童主任的培训后，意识到好的亲子关系对于儿童的成长非常重要。明社村也是阿昌族居多的民族村寨，父母和孩子之间很少有情感交流。于是，佟往艳便在村里组织了一次亲子活动，让孩子和父母亲口说一句“我爱你”。“几乎所有的孩子都带了妈妈来，只有两个孩子带了爸爸，开始的时候氛围很尴尬。”孩子站在父母面前，眼神躲闪，迟迟不肯开口。在中国式亲子关系中，爱可以是具体的行动，却很少会转化成语言。
佟往艳入户家访开展儿童主任
在佟往艳的引导下，孩子们吞吞吐吐地说出“我爱你”，父母听到这三个字时，眼泪唰地流了下来，两位扭扭捏捏的爸爸也不自觉地笑出来。不会表达爱，并非无需表达爱。佟往艳尝试教会村里的父母、孩子将爱溢于言表，情感外露或许是亲子关系中最温和的润滑剂。
“在帮助儿童时，要针对儿童的不同需求提供不同的服务，有的是情感需求，有的则是物质需求。”板小莲说。
板小莲曾帮助过一个受影响的儿童，母亲因病去世，父亲失联，还要照顾年幼的弟弟和患病的外公。板小莲问她，心里平时会想些什么，女孩说想妈妈。“你就把我当妈妈。”板小莲主动承担起了照护她的职责。
“我带着她赶集，买给她一杯豆浆，让她在摩托车旁边等我去买点菜。等我回来时发现她手里的豆浆没有了，一问才知道她把豆浆给了一个带着娃娃卖菜的老爷爷。”板小莲问女孩，为什么把自己都舍不得喝的豆浆给别人？“他们比我还可怜。”女孩的回答让板小莲心生感慨，一个善良、乖巧的女孩，却在本该无忧无虑的年纪承担起了家庭的重担。
毕业后，女孩为了谋生，加入到了外出务工的队伍，板小莲无法给予女孩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却在女孩最无助的年纪给了她妈妈一般的温暖。
现在，板小莲在儿童之家还有许多“助手”。那些她曾帮助过的孩子，时不时地会回来帮忙。有的考上了研究生，有的大学毕业找到了工作，只要有空，他们都会回到景罕村帮“板妈妈”开展儿童活动。
给“赤脚社工”一双鞋
李正传喜欢给孩子们拍照，在他的镜头下，孩子们笑得很开心
2011年，李正传成了广帕村第二任儿童主任。作为陇川乃至全省为数不多的男儿童主任，李正传和孩子相处的方式更多是寓教于乐。“无论何时都站在他们那边，取得他们的信任，再慢慢引导他们改正缺点。”在李正传“朋友”式的陪伴下，村里的孩子越来越信赖这个“管孩子的同志”。
李正传带着孩子们去山林里玩耍，到田野中野炊，在蓝天、草木、溪流中将家乡的变化讲给孩子们听，教会他们要热爱这片土地。
2017年，李正传离开了他所热爱的儿童主任岗位。离开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便是薪资待遇。儿童主任的每月补贴从2010年的600元涨到了800元，后又提高到每月1800元，但对于已成家立业的李正传而言远不够日常的基本开销。
李正传在村里开了一家劳务公司，对于村里那些早早步入社会却没能掌握一技之能的青少年，他会带着身边培养锻炼一番。待他们有了一定的能力，李正传再尽自己所能帮他们找工作。
“我们常说儿童主任是‘赤脚社工’，他们像是以前的乡村医生，什么都要会，什么都要管。但连肚子都吃不饱，他们怎么干好活。”张发勇说，培养一名儿童主任并不容易，但因薪资待遇、工作强度等因素，儿童主任流动性很大。“即使再热爱这份工作，如果保证不了基本的生活，也难以坚持下去。儿童主任有家庭之后，就不能只讲情怀了。”张发勇说。
2017年，在多方努力下，陇川儿童督导员和儿童主任被纳入县财政购买服务，儿童主任每月可领到1800元的工作补贴。为激励儿童主任，陇川实行儿童主任工作考评制，采用事业干部管理方式考核儿童主任，根据考评发放工作绩效，工作出色的儿童主任将获得经费补贴。
赤脚走路，行之不远。张发勇觉得，应从顶层设计上给予儿童主任更多的福利保障，才能留住人才，更好地推进儿童福利服务保障工作。
“现在儿童主任一般还要承担村委会其他工作，工作非常繁杂，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到儿童工作中。”佟往艳希望儿童主任能专职化，一方面待遇能有所提高，另一方面能专人专岗地服务儿童。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曾以《中国儿童主任制度：“赤脚社工”专职化之路》为题进行过主旨发言，他认为儿童主任制度走向专业化，职业化的意义在于：一是“一个人”实化“一个家”“一个体系”，儿童关爱保护制度化；二是儿童福利服务体系充实，儿童关爱服务形成复合型依托；三是财政投入与社会力量协力，推动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四是促成未成年人保护制度新格局。
目前，陇川县民政局、共青团等在儿童福利和保护工作中也在积极引入社会力量，鼓励村儿童主任、乡镇儿童督导员开展工作的过程中发展志愿者力量，参与到儿童之家日常管理和活动开展中，并不断拓宽开展儿童工作的资源渠道，联动学校等组织为儿童提供更加全面、完善的福利保护。
陇川县户撒乡明社村儿童之家开展“生命教育”主题活动
作为第一批中国儿童福利示范区试点县，陇川县一直在积极探索，着力构建党委主导、政府统筹、民政牵头、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服务格局，形成了服务内容标准化，服务流程规范化、服务水平专业化特点的“陇川经验”。
“让他们明白自己可以有梦想，可以有自己的人生。他们长于贫瘠，但他们的灵魂和精神可以不贫瘠，他们的未来可以不贫瘠。”板小莲在2023年的儿童主任心得体会中写道。
在陇川这座边境小城，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各个空间里，儿童，都应该在未来自由地盛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