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1月4日，一位叫马相伯的百岁老人闭上了双眼。
他的一生，只能用传奇两个字来概括。
他是复旦大学的创始人，能够熟练运用7国语言，历经中国最后五个皇帝，见证民国六任总统......
但他则说：
“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
1840年4月7日，马相伯在江苏丹阳马家村出生了。四五岁的时候他被父母送入私塾去读书，可没过多久他便总向老师提出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
到了12岁那年，他更是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
他用攒了多年的铜钱，竟然瞒着父母离家出走了，徒步走了十多天跑上海读书去了。
多年后，有人说：“这一走，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走进了历史！”
很快，他进入了上海徐汇一所教会学校，在那里他学会了法语、拉丁语、希腊语等七国语言，并且还攻读哲学、神学、数理和天文等西方学科。
1870年，31岁的马相伯获得了神学博士学位。
当时，马相伯有一肚子学问却无地施展，本来想着可以投奔教会，
可没过几年，中国出现大灾。马相伯心急如焚，于是他立刻筹得2000两白银救灾，可他这一举动立即引起了教会的反感，认为他擅自使用银两，犯了教规。
马相伯满腹委屈，他决定出走教会决定投入政治，救万民于水火。
1876年，马相伯遇见了直隶总督李鸿章，并凭借着满腹经纶担任了李鸿章的助手和翻译。
10年后，李鸿章为兴办海军经费发愁，马相伯提出可以向美国贷款，设立银行，于是马相伯便赶赴美国筹集资金。
到了美国后，他的才华受到了美国人的极力欣赏，在他的多方游说下竟然有24家银行承诺可以给出5亿的贷款。
马相伯高兴极了，可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个好消息传到国内后却被清政府认为是卖国求荣，所以明令禁止使用这笔资金。
最后，他只能灰溜溜的出逃美国，临回国之前，他还不忘访问了欧洲几所著名学府。
他感叹道：“欧美之强盛，我国之厚弱。”
“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马相伯跟随李鸿章签署了“将赔款减为2亿两，通商口岸减为4处，对辽东半岛的割让范围适当收缩”的《马关条约》。
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签订后，不仅李鸿章背上了“卖国贼”的名声，就连跟随的马相伯也到处遭人白眼和非议，变成了“汉奸”“千古罪人”。
旁人的不理解也就算了，就连马相伯的母亲也跟旁人说：“我不曾生过马相伯这样的儿子。”
甚至在临终前也拒绝见马相伯最后一面，她说：“我的儿子是神甫，你既然不做神甫了，那我也不认你这个儿子了。”
马相伯跪在地上，泪流满面。
1900年，马相伯60岁了。
在那个年代已经属于人之暮年，他决定出走政坛，投身教育。
他把松江、青浦等地的三千亩田产捐献给耶稣会，作为创办“中西大学堂”资金，并且立下了字据：“自献之后，永无反悔”。
1903年3月1日，中西合办的震旦学院开学，学生达100余人。
梁启超听说后，专门写信贺喜：“今乃始见我祖国得一完备有条理之私立学校，吾欲狂喜。”
马相伯为学校规定三条原则：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
他招生要求别具一格，他定下：如果学生只有一门功课突出或者有特长，也可以录取；有才华却没钱的学生可以试读一个月，如果学业合格则可以免费学习；并且入学后的学生还可以根据自身学识插班就读。
当年，有个叫于右任的年轻人因为写诗抨击清朝统治，所以遭到官府通缉，一路避难至上海，走投无路。
无奈下，他找到了马相伯。本来于右任没有抱任何的希望，结果让他没想到的是马相伯一见到他便觉得十分欣赏，对他说：
“你马上回去，今天就取行李来入学，我免收你的学费、膳费和宿费！”
于右任瞪大了眼睛对马相伯说：“您可知道我是朝廷通缉犯？”
马相伯看着眼前的年轻人，笑笑没有说话。
让于右任更加没想到的是，几个月后，马相伯找到他说：“我知道你过去教过几年书，现在你的学识足以做我的教学助手。从明天开始，你就是震旦的教师了！”
多年后，创办了多家学校的于右任每每感念这份知遇之恩都会说：“生我者父母，育我者先生。”
除此之外，马相伯还主张文理并重，主张要打好语言的基础，主张必须训练严格的逻辑思维，他还亲自为学生编订了我国最早的形式逻辑学教科书。
因为是教会学院，可马相伯却不喜学生学教，这边引起了上海耶稣会的极大不满，为了撵走这个“异类”，他们甚至给他送到了医院，强制让他离开学校。
“我们誓死和马校长站在一起，可以无震旦，不可无校长。”
离校后的学生们齐刷刷的赶到了医院，见到马相伯就给他跪下了，孩子们痛哭流涕的说：“马院长，我们已经退学了，但是我们还要读书！”
马相伯被感动了，他下决心要建立一所由中国人独立自主创办的新型大学。
他开始到处游走筹资建校基金，他说：国家再穷，可学生们总该有书读啊！”
幸好，在张謇、严复和袁希涛等社会名流的支持下，复旦公学正式创办，寓意为：恢复我震旦，复兴我中华。
但当时经济实在窘迫，没有合适的校址，于是他们只好在吴淞废弃的提督衙门，破破烂烂的屋舍里，在没有桌子、没有椅子的情境下重新开学上课。
然而就在如此艰难之中，马相伯却给泱泱中国教出了无数精英，他们是中国著名的气象学家竺可桢、国学大师陈寅恪、著名数学家胡敦复......
1908年至1911年，复旦高等正科毕业生共计56人，直接赴美留学及任驻美公使的就有6人。
1914年，马相伯的儿子马君远病逝，当时他的孙女马玉章只有6个月大。
为了让孩子活下去，马相伯的学生们给孩子筹了一笔钱作为马玉章长大后的生活费。
“先生，玉章还小，这一万块钱，用来资助她日后的生活费和教育费吧。”
可拿到钱后，转身就将钱捐了出去，创办了启明女子中学，没有给孙女留下一分钱。
这件事成为马相伯一大愧疚，以至于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对已经长大的孙女说：“爷爷没有给你留下一分钱，连你自己的钱也没有留给你……”
“你……你恨爷爷不恨？”
还没等他说完，早已泣不成声。
在创立学校后，马相伯觉得自己离“兴国安邦”的理想越来越近了。
他满腔期待，却被现实又浇了一盆冷水。
因为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
但他不认命，以至于辅仁大学成立后他又亲自参与了规划和建设。
他说辅仁大学要：“齐驱欧美，或更驾而上之。”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日寇又踏入了国门，于是他开始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
从1932年起，他连续4个月，在全国发表了12次国难广播演说。
人送外号称：“呼号抗日老青年”。
在救国之时，他不忘告诫学生：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
为了筹措抗战基金，他跑到街上街写字、写对联卖钱捐款支援前线：写一副字30元，写一副对联50元，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硬是凑了10万元。
除了自己，他还动员全家人参加救亡。他说：“国家存亡，不单是匹夫有责，你们妇女也有责任。”
于是，他家的妇女们开始忙碌采购医疗用品，办起了伤兵医院，保障了后方战士的安危。
1939年11月4日，马相伯离开了人世。
他临终前，他说：“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也没有把中国叫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