鞋子为什么叫做鞋子，是语言定义的，还是存在心理上的类别
认知：通过思考后沉淀下来的东西知觉：对周围世界的感觉
是对所经历事物的一种心理表征，根据事物的一些共同特征对其进行分类，由于可以将一组物体进行分类，因而概念对于提高信息加工的效率是非常有用的
当人看到柠檬时，会自动分泌唾液，在这种条件下，分泌唾液被巴甫洛夫称为“反射”，它是一种对特定刺激自动发生的反应，不需要任何学习
是先天的、自动的、无需学习的，并且对同一物种的所有成员而言都大体相同。如食物进入口中，会分泌唾液；听到巨大声音时，会跳起来；灯光熄灭后，人的瞳孔会放大等。无条件反射的形成是无条件刺激引起无条件反应，在看见食物分泌唾液的实验中，食物是无条件刺激，唾液分泌是无条件反应
它是通过经验或学习获得的，并在同一物种的不同成员间可能存在很大的差异。如狗在听到脚步声时，会分泌唾液，或者当你闻到牙科诊所的气味时，会感到牙疼等。条件反射的形成是条件刺激，引起条件反应，在狗听到脚步声分泌唾液的实验中，脚步声是条件刺激，唾液分泌是条件反应
当一个经典条件反射行为已经消失，但当这种条件刺激在一个新的、不同的情景中出现时，该条件反应会再次出现
情绪起源是与生俱来还是通过后天学习形成？华生提出，情绪反应是我们对环境中某种特定刺激的条件反射，也就是说人的情绪反应是习得的，并且坚持人类的所有行为都是学习和条件反射的产物
如愤怒、愉快、伤心、惊讶或厌恶都是条件反射的产物，当春天来了，你会感到愉快，当公众演讲时，你会感动紧张，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在你的头脑中这些刺激已与特定的情绪建立了条件反射联系。
艾尔伯特会在他感到害怕时吸吮拇指，拇指一放到嘴里，他的害怕就能缓解，因此吸吮拇指是一种阻碍恐惧产生的条件反射
当一种条件反射建立后，可以通过后天的经验和学习，解除这种条件反射的过程
当一种条件反射建立后，在另外的环境中，该条件反射会有所减弱，但同样会起作用
斯金纳认为所有行为，包括公开的（或外部的）行为以及隐秘的（或内部的，如感情和思想）行为，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从诱发行为的情境与直接的行为结果间的联系中习得的，并且受这种关系所控制，他并不把诸如思想和情感等内部事件看成是产生行为的原因，而是将其看做是一种环境与行为相互作用的结果
在某一特定的情况下，你的行为都很可能会伴随着某种结果，比如得到赞扬、报酬或解决问题后的满足感，这些结果使得你在今后遇到类似的情况时，很可能会重复这一行为。这些结果被称为“强化物”。如果你的行为伴随着另一种结果，比如疼痛或尴尬，那么今后在相似的情况下，你很少会再重复这一行为，这些结果被称为“惩罚”。行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被分别称为“强化”或“惩罚”。
一种行为被强化后，强化物若不再出现，那么这一行为的可能性将慢慢减弱直到完全消失，这种抑制过程被称作“消退”。
当某种行为在某种特定情境中只是偶然地被强化一次，它就变得非常难以消除，这是因为人们的期望值很高，期望迷信行为可以产生强化的结果。
正强化：行为的后果是得到一些你想要的东西（如金钱、食物或赞扬）负强化：行为的后果是消除掉你不喜欢的事物来进行赞赏（例如可以不做家庭作业或者避免疼痛）据研究发现，更高水平的迷信行为（对非偶然事件的有意控制）是在负强化的条件下形成的，而非正强化下产生的，也就是说，你更可能采取迷信策略去防止坏结果的产生，而非创造好的结果
在很多情况下，迷信行为虽然不会导致你想要的结果，但他们还是有积极的功能的，比如当一个人身处困境时，迷信行为经常能产生一种力量感和控制感，降低人们的焦虑，增强其信心和勇气
本研究认为攻击行为是后天习得的
人与人之间的交互作用是人格发展的主要因素，在你的成长过程中，父母和老师等重要人物强化了你的某一行为而忽视或惩罚你的其他行为。行为的塑造还有一种重要的方式，即可以通过简单地观察、模仿（以别人为榜样）其他人的行为而形成
成人的行为向儿童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即这种形式的暴力行为是被允许的，这样便削弱了儿童对攻击行为的抑制。当儿童以后遇到挫折时，他们可能更容易表现出攻击行为
当榜样的暴力行为受奖赏时，儿童会更多地模仿暴力行为；当榜样的暴力行为受惩罚时，儿童会明显减少对攻击行为的模仿；
如果我们预期某一个事物将以某种方式发生，我们的期望就会倾向于让它变成现实
实验者可能总是期望，在经过他或她的科学处理后，一名或一组被试与其他人相比就会产生某种特殊的行为，这些行为只不过是实验者自己有倾向性的期望所导致的结果
人并不是简单地表现为聪明或者不聪明，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个独特的、各种组合形式的智力能力
八项界定智能的标准或“标志”，如果某种智能或某一组能力被认为是独立存在的一种智能，那么它必定会符合以下绝大多数标准
假设你现在想去某个地方，很可能你的头脑中已经有了这些位置的图像，你很清楚要走哪些街道，在哪儿转弯，并最终到达目的地，你当前的位置与你想去地点的路线关系在你头脑中所形成的这幅画面被称为“心理表征”，这些表征被称为“认知地图”。
因社会环境所形成的综合地图对人类而言是有益的，而内涵单一的序列地图则可能会使人陷入消极状态中，如心理疾病或偏见和歧视等。我们不该让自己或其他人过于情绪化、过于饥饿、过于衣衫褴褛，动机过于强烈，这些只能形成狭隘的序列地图，我们所有人必须保持平和的心态，吸收充足的营养，以便形成真正的综合性的认知地图
道路被认为是承载交通的主干道，无论是乘车、步行、骑自行车或乘船均如此。边界是我们在认知地图中划分一个区域与另一个区域的分界线，但其功能与道路不同，它可以是峡谷、一堵墙或某个湖的岸边等。交汇点则是一些引人注目的地方，是道路和边界的交叉之处，比如街心公园、道路的环状交叉口或中心广场的喷泉等。街区在我们的心理表征中占的空间很大，并以一些共同特征来命名，如剧院区或餐馆区等。地标是在认知地图中可作为参照点的结构，我们通常在远处就能看到它，譬如钟楼、教堂的尖塔或者一座与众不同的高层建筑物等。
母猴是否满足幼猴的饥饿、干渴等生理需求并不是幼猴依恋母猴的主要因素，接触安抚在幼猴对母猴产生依恋的过程中有重要影响。也就是说接触安抚在依恋关系的形成中比母猴提供乳汁的能力更重要
婴儿对其照看者的依恋确实超越了生理需求的满足，因此想更好的养育孩子，不光要满足其生理方面的需要，接触安抚也必不可少，如抚摸和拥抱
智能的获得不仅仅只是通过学习，还有其他许多渠道。智力的发展是一个成熟的过程，就像身体的成熟一样，从出生到长大成人，它始终是以可预测的方式进行的
智力或认知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这样一个过程。当认知发展达到某个特定的阶段，个体才会有特定的推理和思维水平。否则，无论进行多少次学习，也学不会这种能力。因此，当你面对一个婴儿时，并不是只要通过足够的学习，便会表现出许多成人的行为。这里有一个发育成熟的过程，它将使孩子在未来表现出越发复杂的行为。只有当孩子达到了特定的发展水平，某种学习才能导致某种行为。例如，教一个婴儿走路，即使按照奥林匹克训练计划天天练习，也学不会走路，这是因为他的身体还没有成熟到能够走路的程度
帮助人们判断对和错的态度和信念。个人的道德准则是由其文化背景的行为准则和规范所决定的，而这些准则、规范已为个体内化为自己的一部分。道德准则不是与生俱来的，你不是刚出生就有道德准则。随着从童年走向青年，再到成人，你判断对错的标准也在不断发展。
人类所拥有的独一无二的道德判断能力是以一种可预测的方式在整个儿童时期形成起来的。而且与智力发展阶段相似，道德准则也存在某种可区分的、特定的发展阶段。只有当儿童逐渐把这些价值观与他已理解的社会秩序以及他作为一个社会自我的目标联系起来时，他才能将父母及其文化背景的道德价值观内化为他自己的一部分。因此，儿童必须达到某种智力发展阶段才有可能达到相应的道德发展水平。
该水平的特征是以自我为中心，看重个人利益，包括最初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儿童认识不到他人的利益，其道德行为是出于对不良行为将要受到惩罚的恐惧第二阶段：儿童开始意识到别人的利益和需要，但他们的道德行为是为了别人回报以同样的道德行为
开始作为人际关系中个体角色认知的一部分发挥作用第三阶段：儿童的道德行为是为了达到他人对自己的期望并维持与他人之间的信任和忠诚的关系第四阶段：儿童开始意识到法律和秩序的存在，并表现出对法律和秩序的尊重。在此阶段的儿童从更大的社会系统的角度看待事物，并以行为是否遵纪守法为衡量好公民的尺度。他们对现有的社会秩序表示认同，并认为遵守法律的行为都是好的
他的道德判断开始超越现有的法律第五阶段：人们开始承认某些法律比另外一些法律好。现实中有合情不合法的事，也有合法不合情的事。处于此阶段的个体仍然坚信，为了维护社会和谐，人们应该遵纪守法，但他们也会通过特定的程序寻求对法律的修正。这一阶段的人正在尝试整合道德和法律时将面临冲突。第六阶段：他的道德判断将建立在对普遍道德行为的信仰之上，当法律与道德准则相冲突时，个体将依据他的道德准则做出决策而不考虑法律。决定道德的将是个体内在的良心。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完全达到第六阶段，这种道德推理水平只能在具有道义感的伟大领导者身上发现
儿童主动地以一系列可预测的有序的阶段来对他周围的世界进行道德构建。这一过程不应被简单地视为成人通过口头解释和惩罚，将成人的道德准则通化和内化为儿童的一部分，而是一种儿童在与社会和文化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发展起来的道德认知结构。儿童不是在学习道德标准，而是在建构道德标准。这就意味着一个儿童在完成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道德认知建构前，是根本无法理解和使用第三阶段的道德推理的。同理，一个人除非已经经历而且建构了前四个阶段的内在道德模式，否则他是不会使用属于第五阶段的基本人权的概念来解决道德两难问题的。
指你所拥有的控制你自己生活和事件的个人力量。当你的控制力受到威胁时，你就会出现负面情绪（生气、愤怒），并会以某种行为来反抗，以此来恢复你的个性自由。
如果我们禁止某人做某事，他们反倒会觉得被禁止的活动比以前更有吸引力，这种反对任何限制我们的自由，阻止我们的愿望的倾向被称为“阻抗”
当我们拥有控制力的时候，我们感到更快乐和更有成就，更富有活力，有利于我们的身心健康倘若你丧失了控制力，你很可能会经历以焦虑、气愤、沮丧、无助甚至是以生理疾病为形式的压抑状态
现代人类的控制感是从数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中发展而来的一种生存机制，能够做出选择、并对环境进行控制的早期人类更有希望生存下来，并将这种控制基因传递给下一代，这种基因传递的模式直到今天依然在继续。研究发现，当人们失去选择的机会和控制力时，就会产生压力，并会导致强烈的应激反应（如心率加快、血压升高等）
这些阶段依次为兴奋期、持续期、高潮期和消退期
把女性的性快感和性满足取决于阴茎的大小，这种观念是毫无依据的，阴道是一种足以容纳大小不同阴茎的极富弹性的器官，不管阴茎的大小如何，阴道总能在阴茎最初的几次抽动中使阴茎充满阴道。在性反应周期的持续阶段，阴道口的内壁膨胀起来，足以仅仅缠绕住任何大小的阴茎。因此，阴茎的大小在对女性的性刺激上通常只是个无足轻重的因素
对男性而言，生殖器的反应会更加重要，一些治疗勃起障碍的药物已经对男性有明显疗效。对女性而言，在性交过程中缺乏幸福感和负面情绪体验会对女性的性困扰起到更加决定性的作用。
特定的面部表情是与特定的情绪相对应的，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你能通过某人的面部表情识别出他此时此刻的情绪情感。并且表现情绪的面部表情具有普遍性，即使文化差异悬殊时，人们也能成功地识别出对应于某种情绪的面部表情。
该项技术能清楚的扫描人体软组织，从而可以用来探测设计人类思维、情绪、动机和行为的大脑结构。在扫描过程中的某一时刻，它能显示大脑的哪些部分正在运转。核磁共振成像是通过探测大脑激活区周围血流中的氧含量和葡萄糖消耗量的变化，来了解大脑是如何工作的。研究者可以通过扫描仪的监视器，观测大脑中某些部分的活动变化，他们能大致看出大脑中哪些部分在完成任务时被激活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脑区被“点亮”了。
方式一：劝说，即其他人不遗余力的说服你改变自己的观点；方式二：认知失调，仅仅是观察到你喜欢或是尊敬的人做出与你的态度不一致的行为，你就会体验到认知失调，并改变你自己的态度，完全不需要亲身参与；
外控点信念：当人们把自己的行为后果归结为运气、命运或是他人力量的影响时，表明他们持有外控点的信念内控点信念：如果人们把行为后果归因于自己的选择和人格，则他们就具有一种内控点信念
内控型个体倾向于对“有把握的事情”下赌注，且相对于小概率事件而言，他们更喜欢中等概率；外控型个体更愿意在风险较大的赌博中下更多的注；
具有内控倾向的个体（如那些坚信自己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人）较那些具有外控倾向的个体，更可能会为了改进自己将来在一些类似情境中的行为而尽力从该情境中获取更多信息，更主动地改变和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更加看重成就和内在技能，更能抵御他人的影响。
具有外控倾向的人，由于在工作中被赋予了更大的权利和责任而常常向内控转变。而那些具有内控倾向的人在面对巨大压力和不确定性时，也可能会转向外控，而且如果有机会，个体能够通过学习来提高内控水平。
具有雄性特征被称为男性化，具有雌性特征被称为女性化，性别特征介于两者之间的混合型被称为双性化
一个更协调的人可以有效融合男性化和女性化两种行为，实际上比那些性别类型极度男性化或极度女性化的人更快乐、适应性更好。性别类型分明的人总想使自己的行为与已经内化的性别角色标准保持一致，并可能压抑任何与其性别不相符的行为来达成自己的目标。而一个混合型的人，可以自由的做出男性化或女性化的行为。双性化的儿童和成人趋于拥有更高水平的自尊，而且在多样化的情境下适应性更强，双性化人群更易与异性建立亲密关系，可能是由于他们能更好的理解、接受彼此间的差异。具有积极性的双性化特征的人在心理上更健康、更快乐。
即生活在该文化中的个体的需求、欲望、成就都必须从属于他所属的内群体的需求、欲望以及目标。内群体可以是一个家庭、一个部落、一个村庄、一个专业组织或者整个国家，具体视情况而定。在这些文化中，个体的大部分行为的产生取决于该行为是否有利于个体所属的更大群体的整体利益，而不是该行为是否能为个体提供最大限度的个人成就。人们所归属的内群体往往会保持长期稳定，而且个体对其所属群体的承诺通常都很高，甚至当一个人在群体中的地位对其而言已变得困难或者不愉快时也是如此。个体依靠他们所属的群体来帮助他们满足自己的情绪、心理和实际的需要。
更看重个体的幸福和成就，而不是其所属群体的需要和目标。在这些文化中，群体对其所有成员的影响可能是微乎其微的。个图对其所属群体没有太多情感上的依恋，并且如果它对个体的要求过于苛刻，个体则宁愿脱离该群体而加入或者重新组建一个新的群体。在个体主义文化中，个体对群体的承诺很少，所以对个人而言，同时是多个群体的成员是很常见的事情。然而，没有哪个群体能单独对其行为施加太多的影响。
强大的精神病院环境影响力医务人员对某一个行为的判断。一旦精神病人进入到这种环境中，医务人员往往会忽视病人的个体性。
自我不断地试图平衡需要、欲望和超我的道德要求，从而决定了你的行为。比如，一个年轻人在街上散步，看到杂货店的食物，本我想立刻满足不顾后果，自我的工作是保护男孩不受危险，可能想从后门进入，偷些食物。超我则表达它的愤怒，因为这是不道德的。因此，这个年轻人自我重新考虑并提出了一个新建议，让本我和超我都能接受，最终男孩去快餐店买了些食物。
大多数人不存在行为上的反社会行为或越轨行为，是因为在人格三部分之间有这个检查和平衡系统。但如果这个系统发生故障，即平衡丧失，可能发生的一种情况是，本我的要求太强烈而自我不能充分地控制。如果不被接受的本我欲望挤进你的意识，并开始击败你的自我，你讲经历一种非常不愉快的、被称为焦虑的情况，特别是他所说的游离性焦虑，虽然你感到焦虑和害怕，但你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因为产生焦虑的原因并没有完全进入意识。当这种焦虑状态存在时，人就不舒服，会试图改变它。要做这件事情，自我要拿起它的所谓的“自我防御机制”的武器。防御机制的目的是阻止本我被禁止的冲动进入意识。如果自我成功，由本我的冲动引起的焦虑不适将缓解。防御机制通过自我欺骗和歪曲事实，使本我的欲望没有得到承认，由此避开了焦虑。
许多人相信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并能控制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切，因为他们在过去的某些情况下进行过控制并且取得了成功。他们相信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达到目标。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缺乏能力和控制力，那么剩下的就只有无助和绝望了。
我们对能力和控制的知觉是从经验中习得的，当一个人控制特定事件的努力遭受多次失败后，他将停止这种尝试。如果这种情形出现的太过频繁。这个人就会把这种控制缺失的知觉泛化到所有的情景中，甚至泛化到实际上能控制的情况下，他开始会觉得自己像一颗命运的棋子，任人摆布，无助而抑郁。
当人们对自己、他人和将来的基本假设受到挑战时，会出现创伤后成长。作为对这个挑战的回应，心理受创伤的个体可能会试图从他们的经历中寻找意义，个体的一系列积极特征都有所增强，其中包括感激、希望、仁慈、领导力、爱、灵性和团队合作。
如果个体学会把自己的控制力确实归因于，永久性的，而非暂时的，自己的内在人格因素，而非情境因素，渗透到他们生活中的许多方面，而非单个方面，那么，个体可能变得抑郁。
如果你相信心理治疗会对你有帮助，满怀希望地进入治疗关系，那么治疗的成功概率就会大大增加。你对治疗师之间关系的感受，也可以使治疗有很大的不同。如果你信任你的治疗师，并且相信他或她能真正地帮助你，那么你的治疗可能会更加有效。
人们不应该沉迷于试图证明某种具体疗法最为优越，而是把焦点集中在如何更好地帮助那些受心理问题困扰的人们。应该更加直接地聚焦于哪些因素能使疗程最短、疗效最令人满意，尤其注重哪些因素能使来访者获得最佳治疗体验。
如果一个反应在引起焦虑的刺激呈现时能抑制焦虑的产生，存在于刺激和焦虑之间的联结将被削弱。让患者在面对一个恐怖场景时，让他经历一种能抑制恐惧或焦虑的放松反应。
不同观看同一图像，可能会认定为不同物体，这就是不同人会把自己心里的某些东西投射到看到的形状上。
刺激只不过是一幅对称的墨迹图，它是如此模棱两可，以至于几乎可以被知觉为任何事物。一个人把墨迹看成是什么东西常常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他或她真实的内部心理加工过程。
该测验要求心理治疗中的当事人或被试看图来讲故事，然后治疗师或研究者将故事的内容进行分析，以期揭示被试隐藏在无意识中的冲突。
当你观察人的行为时，无论是在图画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你对该行为的解释将以情景中可获得的线索为依据。倘若行为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那么你的解释将不仅仅是大致正确的，而且也会与大部分观察者的一致。如果情境是模棱两可且很难找到行为的原因，那么你的解释似乎将更多地反映出与你自身有关的某些东西，你的恐惧、愿望、冲突等。此外，由于孤立行为的意义模棱两可，因此不同观察者的回答将有很大区别。这些个人认知的差异形成了主题统觉测验的理论基础。
科学证据表明，对像罗夏墨迹测验和主题统觉测验等投射测验的反应，会更多受随机因素和情境因素的影响，该测验只反映了你当前的心理状态，而不是你的真实的潜在自我。
这些扮演的囚犯和守卫身上的真正特性和人格似乎很快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他们要求扮演的角色。在一天之内，“演戏”和现实生活之间界限就变得模糊，令人感到不安。守卫开始把其他人当成是卑劣的动物一样对待并且乐于享受那些残忍的行为，而囚犯则变成了卑屈顺从、失去人性的机器人，他们只能想到逃跑、自己个人的生存，以及对守卫们越来越多的仇恨。而研究人员也发现自己不自觉地进入“监狱主管”的角色。这个模拟的监狱情境非常强大，而且以惊人的方式变成了现实。实验人员和随机指派的大学生们不复存在，他们逐渐成为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变成囚犯、守卫和监狱长。这些角色的力量是那么地强大，以至于个人身份消失了，被试甚至是实验人员都难以意识到在监狱中的行为是多么危险。
当某一个个体成为某个团体的成员时，其行为常追随团体的某种行为模式。这种一个团体对其成员行为的不成文规定及约束被称为“社会规范”。在生活中有时你的行为与你的态度、信仰、道德并不同步或一致。很有可能你正处于某一群体中，你看见别人都这样做，所有你也这样做。从众对于我们的行为而言是一种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在某些时候会使我们的行为偏离自身的内驱力，做出一些原本不可能的事。
在突发事件中，旁观者越多，人们心里的某种想法就越强烈，会认为别人肯定会出手相助的。随着团体内人数的增多，个体在突发事件中采取行动的个人责任就减少了。人们不仅仅感觉到责任分散了，而且会觉得如果不提供帮助所带来的内疚和良心责备也更少一些。
当别人在场时，我们没有去帮助当事人的部分原因是我们害怕难堪或被嘲笑。如果你有帮助别人的愿望，而别人并不需要或不想让你帮助时，你将感到多么尴尬。
受害者与被试的身体和情感距离的改变制约着服从倾向的强烈程度。当受害者和被试在不同的房间时，出现了最高的服从率，当受害者和被试在同一个房间时，服从率最低。权威人物与被试的身体距离也会影响服从行为。被试离权威人物越近，其服从性越强烈。被试离权威人物越远，则其服从性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