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荷兰极端种族主义与右翼民粹主义不断崛起,工党等传统左翼陷入困境,而社会党作为荷兰新兴的激进左翼政治力量近年来的表现引人注目。本文梳理了荷兰社会党从共产党分裂组织到社会民主主义全民党的发展历程,对其三次政治策略的转变进行了深入分析,从宏观上揭示了当前荷兰政治生态与激进左翼政治的冲突和分裂。
关键词:荷兰/社会党/共产党/社会民主主义/激进左翼
荷兰社会党的崛起在欧洲政治舞台上颇为引人注目。社会党最初是荷兰共产党的分裂组织,属于“激进左翼”的一部分。在左翼传统并不突出的荷兰,社会党的崛起自然耐人寻味。社会党在国际舞台上并不活跃,作为欧洲议会中欧洲联合左翼/北欧绿党左翼(GUE/NGL)的成员党,它并没有加入欧洲左翼党,也没有投入大量资源在国际上寻找盟友。本文通过梳理荷兰社会党的历史演变及其政治纲领的调整与变化,揭示其如何从一个规模较小的共产党分裂组织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社会民主主义的全民党。
一、从共产党分裂组织到社会民主主义参政党
荷兰社会党的发展史可以概括为从斗争的改良主义转变为参政的改良主义。这一转向尤其在取得选举突破后得到了加强。社会党的选举突破和实力增强,不是左翼力量壮大的结果,而是来自荷兰共产党(TheCommunistPartyoftheNetherlands,CPN)、和平社会党(ThePacifistSocialistParty,PSP)与工党(PartijvandeArbeid,PvdA)的部分支持者的力量重组,是社会党对1980年代以来左翼力量衰弱的应对策略。
(一)荷兰社会党的成立
1964年,荷兰共产党开除了部分亲华的党员,他们在推销员尼可·施莱维尔(Nico.Schrevel)和管道工丹·蒙耶(Daan.Monjé)的领导下成立了荷兰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心(Marxist-LeninistCenterNetherlands)。在1960年代的激进运动浪潮中,该党成功招募了大批成员,并建立了全国性的政党组织。1970年,该党更名为荷兰共产主义联合运动(马列),在荷兰南部保守的天主教地区很受欢迎。
党内领导人对于学生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问题产生了分歧,导致以施莱维尔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派与以蒙耶为代表的工人派分裂。蒙耶认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后备军,而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这得到大部分成员的支持。1971年,蒙耶带领多数老党员成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荷兰共产党。新党名在从来也没有强大的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荷兰并不具有吸引力,很快就被当时在左翼中流行的社会党所替代。社会党在天主教地区奈梅亨和奥斯两个城市赢得了不少支持,但在其他左翼组织影响力更大的地区,如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很难获得支持。同时,社会党十分怀疑工会,将其视为资本的工具,最终组建了自己的工会——工人权力(Arbeidersmacht)。1977年,社会党首次参加全国大选,仅仅获得0.29%的得票率。截至1994年,社会党总共参加了5次全国大选,得票率最高为0.55%。因其以地区工作为主的短期目标、薄弱的全国性组织基础以及难以兑现承诺的选举纲领,社会党始终难以实现选举上的突破。
(二)荷兰工党的失败与社会党的选举突破
1980年代中期,社会党的重心转移到奥斯支部。蒙耶因心脏病发作去世后,给社会党书记蒂尼·科克斯(TinyKox)领导的改革派创造了按照奥斯支部模式重组社会党的机会。在1987年的代表大会上,党代表批准了权力更加集中的改组方案,宣告建设“群众组织”的失败,决定更加专注于全国性问题。
1970年代中期石油危机爆发,荷兰的经济状况已经恶化,左、右翼力量平衡的局面开始改变,基民党领导的右翼政府大幅削减福利政策和工人权利,并考虑减少政府开支,降低劳动力成本,解除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1946年成立的荷兰工党是传统的中左翼政党。在工会领袖威姆·科克(WimKok)的机会主义思想的领导下,工党放弃了激进左翼路线和社会主义民主传统,走向中间道路。1989年,工党与右翼基民党组成联合政府,继续削减福利政策,尤其是严格限制取得残疾保险资格的计划,引发了荷兰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罢工与大批党员退党。1992年,工党党员减少了1万多人,在1994年大选中损失了12个议席,陷入了严重危机。
随着荷兰工党在大选中节节败退,其他激进左翼组织的状况也不容乐观。在1986年的大选中,和平社会党仅获得1个席位,荷兰共产党从议会中消失了。1989年,四个左翼政党和平社会党、荷兰共产党、激进政治党、福音派人民党合并,并于1991年正式命名为左翼绿党。受柏林墙倒塌和苏东剧变的影响,左翼绿党发展为面向知识分子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民主进步党,其中具有左翼自由主义色彩的激进政治党在党内发挥了重要影响。荷兰共产党与和平社会党因对绿色左翼的定位不满,在1994年加入社会党,社会党也接手了共产党一直牢牢掌握在手中的为数不多的“地方性堡垒”,如阿姆斯特丹。自此,社会党在阿姆斯特丹力量最为强大。
同时,社会党开始注重向选民进行宣传。1993年,社会党形象顾问尼可·科夫曼(NikoKoffeman)将“投反对票”确立为社会党的新竞选口号,从而将社会党作为一个抗议的声音与那些毫无特色的、由技术官僚执政的政党区别开来。新策略得到了回报。1994年,由于教条主义形象得到扭转、党组织建设得到加强以及领袖魅力得到提升等原因,社会党赢得了1.32%的得票率和150个议席中的2个,这也得益于荷兰没有门槛的比例代表选举制度。社会党的力量逐渐壮大,在2002年和2003年的全国大选中获得9个席位。
(三)选举高峰期与进入政权
2004年,政府计划废除提前领取退休金与提前退休、重提残疾保险改革的政策,工会在阿姆斯特丹组织了大规模的罢工,社会党也积极参与其中。在2005年的《欧洲宪法》荷兰公投运动中,右翼民粹党主导了反对运动,并取得了胜利。社会党成为唯一投身反对运动的左翼政党。在2006年的全国大选中,社会党取得了巨大胜利,从2003年的9个席位增加到25个。2007年,社会党党员人数比1999年的25052增加了2倍。但是,社会党与工党、基民盟组阁失败,工党公开谴责社会党不肯让步,实际原因是工党从来没有打算将自己和社会党绑在一起。社会党停止讨论废除君主制和退出北约,也淡化了在削减社会福利政策上的态度,这些转变是为了靠近工党,但是也损坏了作为工党的替代选择对选民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2011年之后,社会党首次进入省政府,在北方布拉班特省和南方荷兰省参加右翼政府。2014年,社会党在大城市取得突破,在乌特勒支、阿姆斯特丹与自民党等组成了联合政府。2015年省选举后,在12个省中,社会党参加了6个右翼政府,没有一个左翼政府。社会党参与地方政府,将自己塑造为可以承担责任的参政党,严重地损害了自己作为唯一值得信赖的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反对党的角色。社会党的反对性立场越来越弱,并逐渐退出了社会运动、街头抗议和罢工活动。在2010年市政选举遭遇严重打击后,社会党议会领袖艾格尼斯·坎特(AgnesKant)辞职,由埃米尔·卢默(EmileRoemer)继任。在同年举行的全国大选中,社会党损失了10个席位,基民盟、自民党和自由党组成了荷兰二战以来最右的政府,社会党也进入发展停滞期。
二、荷兰社会党斗争策略的三次调整
社会党自诞生以来,经历了多次变革调整。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社会党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之后的10年里,社会党始终缺乏明确的指导思想。2000年,社会党试图通过修改党章来改变这种状况,为社会党的发展提出新的长期愿景。
(一)第一次调整:放弃马克思主义
社会党早期坚持毛泽东思想中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在党内具有很大影响,并引领早期的社会党在基层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活动。但是,社会党缺乏全国性的号召力,其思想理论逐渐放弃了日常实践路线,尤其是在中美关系开始缓和后经历了一系列重新定位与调整。简·马利尼森(JanMarijnissen)后来总结说,党在1980年代的运动策略或多或少是临时的,没有形成“真正的思想理论”①。1974年,社会党党报头版不再刊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照片。1977年,曾被用作培训材料的毛泽东和斯大林的著作在《共产党论坛报》上消失了。1990年代末,社会党完成了政治学家格瑞特·沃尔曼(GerritVoerman)称之为“去毛主义”的过程。②
1987年的社会党代表大会决定更加专注于全国性问题。1988年,马莱尼森当选为社会党主席,开始对党进行重新定位。
1991年,社会党抛弃了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仅仅把自己描述为“社会主义者”。2000年,社会党通过了名为《为人民的社会》(EenMaatschappijvoorMensen,ASocietyforPeople)的新宣传手册,使用更加普遍流行的词汇来表达自己的目标,例如,“大公司和银行”将成为社会的财产,矿产、土地和水应该是“人民的财产”,并淡化了对议会民主制的批评,不再提“夺权”或国家的阶级性。同时,社会党还修改了吸纳成员的标准。
(二)第二次调整:坚持“伦理社会主义”,发挥反对党作用
1990年代,由于左翼节节败退,社会党的世界观逐渐失去了现实基础。在告别马克思主义之后,社会党开始建构新的理论框架。1996年,马利尼森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投反对票:对紫色政府的红色应答》(Tegenstemmen.EenRoodantwoordopPaars)。2009年,他又出版了《投反对票:对新自由主义的应答》(VoteAgainst,AnanswertoNeoliberalism),“从根本上质疑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对新自由主义进行分析和批判”。③社会党的思想和路线在许多方面显然受到马利尼森的严重影响。
马利尼森指出,在1980年代初的荷兰,社会民主主义占主导地位,但到1990年代逐渐转变为新自由主义,荷兰从莱茵资本主义模式转变为强调自由市场力量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他还指出,新自由主义的信条是:人是自私的,只关心自己的(经济)利益;新自由主义的世界观是:贫困是穷人自己的过错。新自由主义不仅破坏了塑造社会的人际关系,也是不民主的,因为它赋予市场更多的权力,资本主义民主用“一美元一票”取代了“一人一票”。从长远考虑,市场必将损害人类的生存条件和环境。马利尼森认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替代社会”,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仍然有效。
为了反击新自由主义,马利尼森提出了另一套道德准则:人的尊严、平等、团结以及欧洲历史上两千年来形成的价值。这些观点在社会党中极具影响力。社会党早期依据马克思主义定义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意味着由民主控制生产资料的社会。如今的社会党认为,社会主义只是一种道德理想,是“根据人民的意愿进行政治统治的前提”,“如果不控制经济,任何民主制度将会失败”。④马利尼森还强调,国家是中立的,它可以作为达到不同政治目的的工具,这要取决于执政党的意识形态。
马利尼森将自己的思想渗透在社会党的党章和选举纲领的制定中,并在社会党2000年的新党章《全人类》(HeeldeMens)中体现出来。《全人类》强调了马利尼森关于国家是中立的观点,承认表达和实施“人民意愿”最好的工具是“议会民主”,并称之为“伦理社会主义”。从采用新党章《全人类》以来,社会党逐渐从自己的立场批评工党,将自己定位为荷兰传统的社会民主党。
(三)第三次调整:投票赞成与谋求参政
随着影响的扩大和选票的增加,社会党迫切希望进入政府。社会党于1995年参加博克斯梅尔省北布拉班特市选举时遭遇了巨大失败,党内人士认为失败的部分原因是拒绝承担政府责任。1996年年初,党代会一致通过进入地方政府的决定。
随着由激进反对党转变为温和参政党,社会党对工会的态度也随之转变。在1970年代,社会党指责工会和工党“背叛了工人阶级”,试图建立自己的工会组织。工党转向新自由主义之后,工会将社会党作为替代合作者。尽管工会联合会的领导层依然支持工党,但社会党的影响力却越来越大,大批工会成员加入社会党。如罗恩·梅耶尔(RonMeyer)在2015年继马利尼森之后担任党主席之前曾是一位重要的工会领袖。
社会党的集权组织结构和马利尼森长达27年的领导受到其他党的质疑。尽管民主集中制早已被正式抛弃,但对党的政治文化仍留下了深深的印记。1990年代,这一情况发生了变化,社会党开始接受更适合实际工作的思想理论,正如马利尼森所言:“有了自己的思想理论,伦理社会主义取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标尺,由绝大多数人认同的价值构成。”⑤伦理社会主义是无阶级性的,因此,社会党取消了阶级斗争、工人阶级的特殊使命等提法,希望吸引更多的选民支持。
在2006年选举之后,社会党开始了第三次转变。与前两次不同的是,社会党不再致力于生产资料的社会化,而是完善和强化福利国家。社会党在发给新成员的宣传册《现代社会主义》中指出:“社会主义者主张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实行强有力的民主控制。”⑥社会党试图将自己的议题建立在人们生活经验与新自由主义思想相冲突的问题上,经常使用“道德”和“文明”等词语作为政治策略的基础,使用民众普遍接受的价值观来获得支持。
三、荷兰社会党的发展困境
1990年代,社会党是荷兰政治舞台上最不妥协的反对党。但自21世纪以来,社会党的政治目标转为参与组阁,并向中间靠拢,寻求与工党联盟,改变了原先作为主流政党的替代选择或者反对党的定位。
(一)社会党对外来移民、极端种族主义模棱两可的态度
荷兰社会党对移民的态度一直是个问题。1983年,社会党出版了名为《移民工人与资本》(GastarbeidenKapitaal)的宣传册,解释自己对移民工人的态度,鼓励移民离开荷兰,并建议强行同化留下的移民,使所有社区的移民都不能超过10%。这本宣传册引发了荷兰全国范围内的批评,致使社会党决定停止传播自己的立场。
极右翼试图发起公投来壮大自己的声势。2016年4月6日,荷兰举行了关于欧盟与乌克兰签署联系国协定的全民公决,约有61%的参与者投了反对票。社会党也清晰地表明了自己的民族主义立场。社会党公投运动的领导人亨利·范博默尔(HarryvanBommel)在接受《财经日报》的采访时强调自己是欧盟的坚定支持者,认为协定条约对欧盟计划构成了威胁。低投票率表明,社会党内就种族主义问题存在分歧和矛盾。
(二)与工党的联盟与竞争
在新自由主义占主导地位的荷兰,恢复“社会民主主义共识”的社会党难以取信于选民,难以让民众相信这是可信的反新自由主义紧缩政策的替代方案。这导致社会党陷入了与工党竞争的困境。在选前民测中,许多选民打算投票给社会党,而实际上却投票给了工党,这在2012年的大选中尤为明显,社会党的席位由预计35个在几周内骤减为15个,而工党的席位由30个增加为38个。有些学者认为,很多选民说自己打算投票社会党是为了推动工党回归左翼。⑦
在2012年大选前,社会党议员埃里克·迈耶(ErikMeijer)在接受采访时说,工党在社会党压力下表现出更多左翼色彩,这是社会党的成就之一。社会党议会领袖卢默指出,工党内分裂为两派,一派希望放弃新自由主义思想,回归左翼阵营,另一派仍然坚持新自由主义的理念。但是,这次大选后,工党再次与右翼自民党联合组阁,继续削减福利,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社会党促使工党重新定位的行动失败。社会党内部在思想理论与战略策略方面,尤其是在移民问题以及同工党的合作问题上存在的重大分歧,严重地损害了社会党的动员能力,使其陷入了发展困境。
作者：张莉，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注释：
①JanMarijnissen,NieuwOptimisme,UitgevetijiAspekt,Uitgeverijp,2003,p.20.
③Marijnissen,Tegenstemmen:EenRoodantwoordopPaars,AmsterdamAntwerp:L.J.Veen,1996,pp.10-11.
④HeeldeMens,"KernvisievandeSP,ZoalsVastgesteldDoorhetDecongresop",18December,1999,www.sp.nl/partij/theorie/kernvisie/heel_de_mens.pdf.
⑦DanielFinn,"OrderReignsinTheHague,TheDutchElectionsandtheSocialistParty",NewLeftReview,No.77,2013,p.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