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23日下午4時，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在七項會議議程中，第四項是審查國徽。表決結果，138人贊成，佔絕大多數。隨即提請中央人民政府核准公布。
6月28日，在中南海勤政殿召開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八次會議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表決通過。
國徽圖案已經批准通過，還能再修改嗎？首批共和國國徽因何在上海制作？北京哪家木工廠制造了天安門城樓上的第一枚國徽？天安門城樓上第二枚國徽與第一枚國徽有何不同？
高庄“擅自”改動設計
國徽方案通過后，距離1950年的國慶節隻剩下三個月的時間了，為了趕在新中國成立一周年之際，在天安門城樓上和一些重要場合挂上國徽，大批量制作工作必須緊鑼密鼓。
國徽立體浮雕模型的設計制作任務，在梁思成的舉薦下，落在了清華大學營建系副教授高庄的肩上。
開始，高庄用泥巴（當時沒有油泥）專心致志地按圖紙塑造。但不久，他就發現圖案存在著一些不足之處，特別是圖案的形式和內容還缺乏一定的、合理的審美規律上的要求。在一種強烈的責任感驅使下，高庄覺得必須對平面圖稿進行改動。但國徽圖案是經國家最高領導人3次審查后在全國性會議上通過的，是最后的定稿，再修改是違法的。有位高層領導找高庄談話時說，你改動國徽圖案是在跟梁思成“作對”，是在“搗亂”。
在巨大的壓力下，高庄仍高度負責，以確保國家形象庄嚴庄重。在無奈中，他提筆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信的開頭這樣寫道：“主席：你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但不是一個藝術家……”發出這封信后，高庄便投入到對國徽的塑造中去了。他廢寢忘食、日以繼夜，把整個身心都投入到了那塊直徑隻有1尺多、扁圓形的泥巴塑土上，傾心凝神，對每一條線、每一個面、每一塊空間的處理都反復推敲，認真思索，力求賦予其完美藝術的生命力，塑造他心中的神聖和尊嚴，就連國徽上的每個稻粒的造型、排列和中心空間的比例，他都反復比較，精益求精。
高庄還自費從琉璃廠文物商店買來秦漢銅鏡和北魏石刻等一批文物藝術品。這些藝術品在塑造國徽的過程中起了重要的參考借鑒作用。在對國徽綬帶的處理上，他吸取了北魏時代一尊石佛像中衣袖下垂的表現手法，將原稿中綬帶來龍去脈不明、顯得柔軟飄逸的樣子，添加進明朗、沉穩、凝重的感覺。他還從漢代一塊銅鏡的雕刻技法中得到靈感，對國徽的輪廓採用45度斜角直面，體現國徽造型的清晰和厚重。
高庄在自己工作的大紅木桌上，放著他自制的一盞用錦州戰場上的榴彈炮殼做成的精美台燈，用的是100瓦的乳白燈泡。在這樣的強光下長時間地工作，致使他的右眼灼傷並一度失明，他的右手也出現斷斷續續的麻木，但這並沒有讓他停下腳步，反而促使他更拼命地去實現自己的願望。
經過反復構思，精心比較，千錘百煉，終於一氣呵成了這件引以自豪的作品。高庄在國徽模型凹槽背后打上了一個印記。這個隻有5分硬幣大小的印章，用長城圖案組成外圓（象征著中華民族的精神：眾志成城），中間是一個五角星（代表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五角星的中央是個“S”，是“沈”字的英文第一個字母，代表高庄自己。高庄自己說，這個印記，表達了他自己為共和國之徽傾注了心血，把自己的生命，與國徽融為一體。
然而，高庄沒有料到，這個費盡心血做好的國徽模型送進中南海后卻沒有通過，有關方面說他的擅自改動，是“違法”的。因為原圖案是經全國政協和中央人民政府通過，毛主席舉了手的，必須按原圖紙重做。在這種情況下，高庄隻好再次重新制作。
但不久，毛澤東對高庄的信有了指示。周恩來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一邊設法使政協有關會議通過高庄的修改圖案，一邊委托彭真與康克清去清華園高庄的住所，向他當面了解情況並親切慰勉，肯定其精心構思和對黨對國家的一片真誠。彭真與康克清詳細聽取了高庄關於改動設計的說明，轉達了毛澤東主席贊同進一步提高的信息。
這使高庄無比興奮。
國徽圖案最后定稿
1950年8月18日，政務院召集各方面的專家學者開會討論國徽圖案，高庄將兩個不同的國徽模型帶到了中南海，並在審議會上作了一個很簡單的書面發言：“耽誤時間是由於我的一種願望，這種願望就是想使我們的國徽更庄嚴、更明朗、更健康、更堅強、更程式化、更統一、更有理性、更有組織、更有規律、更符合應用的條件，並賦予更高的民族氣魄和時代精神，以冀我們的國徽的藝術性提高到國際水平，和千萬年久遠的將來。因此我在塑造的中間作了一些修改。是否妥當，請予裁奪。”
高庄的十個“更”字，表達了他對新中國熾熱的感情和強烈的責任擔當。這次會議通過了高庄改進后的國徽模型。其會議決議是：
（一）同意國徽使用、國旗懸挂、國歌奏唱三項辦法草案並加以修正。（附修正草案）
（二）同意高庄同志等修正的國徽浮雕圖案。（附國徽修正部分的說明）
關於國徽修正部分的說明：
國徽圖案最后定稿，在浮雕過程中，有部分的修改，大家一致同意這個修改，其修改部分及理由如下：
一、綢帶的修改——新圖較舊圖更有力、更規律化。
二、稻粒的修改——仍有豐富感，但不零（凌）亂瑣碎。
三、將非正圓改為正圓——易於仿制，更明朗、更健康。
總的來說，修改稿較原稿嚴肅、統一、有組織、有規律，在技術性上更完整。美中不足者，嘉禾葉子稍嫌生硬，擬再略加修改。
會后，高庄和徐沛真再對模型做適當的修改后定型，並同時繪制了國徽圖案的墨線圖和剖面圖，上報中央人民政府。高庄也一直珍藏著當年制作的石膏國徽模型。
9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邀請一些專家商談國徽的公布、制作及頒發問題。次日，一份關於國徽頒布和制作的報告就擺在了政務院總理周恩來的辦公桌上。報告中稱，公布國徽時除主席令、國徽說明、國徽照相、墨線圖及使用辦法以外，為了更清晰地說明稻穗和五星的深度，還要同時公布斷面圖﹔全國各地應懸挂的國徽浮雕，由中央人民政府統一制作，其尺寸分為大、中、小三種，大號直徑為1米，中號直徑為80厘米，小號直徑為60厘米﹔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懷仁堂、外交部、各駐外大使館使用的國徽一律用木刻，其余大行政區、省市懸挂的國徽因數量較大，而內地尚無制作鋼模的辦法，建議與香港合眾五金廠聯系，制作鋼模，然后在上海用壓板機壓成銅片浮雕，再加以涂色噴漆，這樣可以標准化地迅速完成。
總理當日批示：“照辦。規定九月二十日公布。”
隨即，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秘書長林伯渠和辦公廳副主任余心清立即將工作進度向毛澤東匯報，並在9月7日得到“同意”的批復。9月20日，毛澤東主席發布命令，公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圖案及對該圖案的說明使用辦法等。
第一批國徽在上海制作
為了在公布國徽時體現庄嚴和統一，出版總署專門致函各雜志社，詳盡說明發表時應注意的事項，甚至連字體和排版都有明確規定。最后決定，印制5000冊國徽圖案冊頁，發至縣級政府機關、軍隊及黨派團體。國徽的大型挂圖由出版總署印制，新華書店發行。全國各地的雜志也將刊印國徽圖案。
與此同時，國徽的制作也決定採用“鋼模軋制法”。中央人民政府分別致電廣東省人民政府主席葉劍英和上海市市長陳毅，了解香港和上海的制作條件。兩地答復均可制作。
1950年9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秘書長林伯渠致電上海市市長陳毅：
陳毅同志：
九月十一日電悉。國徽的制作，決定採用鋼模軋制法，請你處負責交由上海廠商承作，並派專門技術人員監制。第一批擬先制大號（一米）的八個，發各大行政區懸挂﹔中號（八十公分）的六十個，發各省市（中央直轄及大行政區直轄市）及省級的人民行政公署懸挂﹔小號（六十公分）的八十個，發省轄市懸挂。所有制造費用請先由你處墊付，然后向中央報銷。希望能於十月一日國慶節以前制出，並擬委托你處代為寄發，以免輾轉運送，多所浪費。惟時間已促，是否當能及時制出，亦請考慮后見告。茲派辦公廳科長丁潔如同志，攜帶國徽石膏浮雕兩面、方格墨線圖、縱斷面圖以及使用辦法、制造說明等前往你處洽辦，特函介紹，請賜洽為感。
這封信函，准確地記述了共和國的首批國徽是由上海來負責制造。
9月17日，丁潔如抵達上海后，立即到生產車間，詢問了解實際情況。通過實際調研，發現生產情況很困難。9月19日晚10時半，丁潔如趕緊將實際情況向北京方面寫信進行匯報：
十七日清晨五時抵滬，住華東招待所。由管易文處長負責，持函去見陳市長，我未去，答應協助。當日是星期日，無法召集會議，由管通知各有關單位來我處接洽研究。晚上我請管再見陳市長，希望確定這次工作的負責人。
十八日晨八時去市府見周秘書長，陳毅市長的復電均系他負責發出的。當即介紹去工商局具體洽談。見到許滌新局長，約了華東文化部的陳叔亮同志（畫家）、工業部的錢大業同志，和工商局的處長等一起會談。結果，起初上海市府以為，中央是要做國徽的証章，沒有知道還要做如此大的鋼片浮雕，而且時間這樣迫促。當時由工商局約請做証章的廠商來面談，他們無法做，太大，時間上也不允許。
下午二時再去工商局與各單位會商，華東工業部的答復是：上海不可能做鋼模，沒有這樣大的廠，即使能做，時間也要二月以上，而且壓制一米大的銅片浮雕機器，上海根本沒有。因此，做鋼模這條路在上海行不通。最后商量出，為了完成中央所賦予的使命，擬將國徽雕刻木型翻砂澆銅。這個方法現上海可以做，而且時間上也可以掌握。於是決定這個辦法由工業部具體調查，由我再以長途電話請示藹然同志。
十九日晨八時在工商局開會，工業部錢大業同志約請了兩家翻銅的廠家來商談。結果是決定先做國徽木刻模型，再翻砂澆銅。為此，現廿五日可先做出二隻，以后按日制造二隻，至廿八日將一米的八隻全部完工。廠商起先不願接受，謂時間緊促，后由大家說服，說這是政治任務，為國家服務，希望克服困難，這樣才答應。澆鑄的過程中由工業部派員監工，文化部派員負責國徽的線條和涂漆的色彩。廠商一定要得到我們最后同意才能裝箱交貨。為了能將八隻國徽做得一樣好，因此不敢同時進行二隻木型，隻能將一隻木型日夜趕工。如果做得好，打算將這隻木型再澆成鋁質模型，以備將來大量澆鑄可不走樣。國徽澆銅底厚三公分，約重150磅，價在三百萬元左右。為此，在十月一日前可望送達各大行政區懸挂。中小型的因為數量較多，時間來不及。另一方面，如要趕制，工業部方面顧慮市場會引起波動。因此，擬將中小型先刻木型，澆鑄一隻，由我帶京請示，如認為滿意可再請上海大量制造。斯時，工業部亦可掌握材料和市場的制造價格。大約在元旦日可全國應用了。不知你們以為如何？
再，廿五日做出的二隻國徽，我意先送西北、西南，二批送中南、東北，三批由我帶京，最后留滬。但西北和西南的交通工具，中央是否可設法用飛機運。盼電告。其他的華東吳克堅秘書長允代設法。
明日由市府出面和廠商訂立合同、估價，廿八日左右可有把握出品。
丁科長信中提到的辦法，很快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批准。而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商局的預算報告也在9月23日做出，包括8枚直徑1米的銅質國徽和1枚直徑60厘米的鋁質國徽所需要的刻制木模、翻造底坯、涂色貼金等項工料費，共計3920萬元人民幣（舊幣）。
9枚國徽很快制作完成，實際支出金額比預算節省了870余萬元（舊幣）。6枚大號銅質國徽被分送到各大行政區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其余2枚大號國徽和1枚小號鋁制國徽被帶回北京。
天安門城樓上的國徽
1950年9月，北京市東城汪家胡同慧照寺18號的“大庭木工廠”掌櫃黃香發接到一項制作任務。任務要求高，時間緊、更主要的是必須保密。黃香發馬上安排工廠的韓仁成師傅，帶領王永久、張福齡等人，根據使用方提供的圖紙，挑料、畫線、鋸板、刮料。在制作的過程中，工人師傅們才知道這是新中國的國徽。
直徑一丈二寸、厚一尺的上好紅鬆木材，加工成一寸厚的板材，然后再一層一層橫豎交叉，用魚皮鰾黏結，用圓釘釘壓在一起，這種加工保証了成品的堅固耐用。再根據圖紙的要求，進行“圓邊”、雕刻、上漆、吹金……整個過程都是精益求精。為了保証質量，吹金的活是從外邊專門請了一位姓劉的師傅。
9月20日，《人民日報》刊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向全國頒發了公布國徽的命令。同時發表社論《尊敬國徽·愛護國徽》﹔刊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圖案及說明、方格墨線圖、國徽使用辦法、國徽圖案制作說明。
大庭木工廠的工人師傅們，又按照公布的制作說明，精心細致地進了數遍檢查，確保新中國第一枚木制國徽標准精確、端庄美麗。
出於保密的原因，上級要求工廠於9月27日凌晨把國徽運送到天安門。工廠的師傅們分工合作，進行了裝車、搬運的准備。可到了要裝車時，才發現車間的門太小，碩大的國徽橫豎搬不出去。沒辦法，他們三下五除二地拆除了車間的門框，把國徽從屋裡搬了出來。但又有一個新情況，工廠的二門不夠高，還是過不去。出得了屋但出不了院。情急之下，隻好把國徽先搬到房上，然后再從房頂上翻過院牆，這樣才將國徽裝上了車。工人師傅在車上左右護衛著國徽，按照指定的路線，將國徽運到天安門前。車子停好后，在國慶指揮部的同志和韓師傅的指揮下，喊著號子肩搭人扛，一步一步將國徽送到已搭好的木架上。
國徽的懸挂任務是由北京美術供應社負責。現場施工，進行國徽定位的是張仃。當時他們從北京電影廠的布景棚借調來侯炳岐師傅，他是一個聰明能干、善於解決施工難題的8級木工，是這次木工組組長。在現場還有一位來自北京東總布胡同東口一家私營棚鋪的武師傅。當時40歲的年齡，留著一字黑胡子，戴著平光眼鏡，是一個能工巧匠，在沒有任何現代吊裝設備的情況下，他指揮工人用傳統的搭涼棚的辦法——麻繩捆彬篙，硬是從十幾米高的腳手架上用人工牽引，將這枚木質國徽拉上定位。當年的照片，為我們留下了歷史真實場景。
1950年9月28日，高2.6米、寬2.4米、厚0.15米的木質國徽，在天安門城樓上定位，此時，懸挂了299年之久的天安門匾額被拆下。按照周恩來的指示，國徽一定要挂正，要張仃負責。張仃按北京中軸線上的軸線來定點，將國徽定位在天安門城樓正中。1950年9月29日，用於懸挂國徽的腳手架開始拆除，1950年9月30日，裝飾一新的天安門城樓，以金碧輝煌、庄嚴巍峨的英姿迎接新中國第一個國慶的到來。
1950年國慶之后，有關部門把鑄造天安門城樓金屬國徽的任務交給沈陽第一機床廠。工廠接到任務后，高度重視，抽組工廠技術尖子焦百順、裴慶江、朱風儀、吳嘉祜等人組成“專班”。沈陽解放后，焦百順擔任沈陽第一機器廠鑄造車間大型工段的工長。
當時，機器一廠在鑄造技術上雖說有名，但生產條件卻是很艱難的。不僅設備簡陋、工具落后，技術上也存在很多難題，從模具制作到澆鑄成型主要憑經驗手工操作。要完成國徽這樣高精度的鑄件，工藝難度相當大。
鑄造國徽的第一道工序是做模型，這直接關系到鑄件的質量。焦百順親自翻砂做模型，力求使鑄件平整光滑、紋理清晰、凹凸有序。但在剛開始時，做出的模型就是不過關，圖案模糊，麥稻穗的粒不鼓、芒不顯。焦百順帶領攻關小組，經過多次實踐和摸索，終於做出了合格的模型。
第二道工序是向模型裡澆鑄金屬液。國徽的質地為銅鋁合金，其中銅佔8%，鋁佔92%。難題是，兩種金屬熔點相差很大，溫度高了低了都不行，澆鑄的火候很難掌握。國徽上的綬帶部分因紋理較厚，金屬冷卻后總是呈現很大的凹陷部位。在熔制過程中，工人們反復試驗，採取局部澆水，加速冷卻的方法，使鑄件局部縮形的難題迎刃而解。
在鑄造國徽的日子裡，焦百順和工人們不分白天黑夜連軸轉，困了就在廠房裡和衣而睡，餓了拿著窩窩頭就著咸菜吃。鑄造車間常常徹夜燈火通明。
沒有爐子，工人們砌了個磚爐﹔沒有化鋁罐，自制鐵罐代替﹔沒有脫氧劑，用木棒攪拌脫氧﹔沒有測試鋁水溫度的儀器，就在爐前肉眼觀察鋁水顏色的變化。參加過國徽鑄造工作的老工人吳嘉祜回憶，為了完成國徽的拋光加工，當時工人們還自制了許多小工具，用自制的鋼絲刷將國徽毛坯表面那些凹凸不平的地方打磨干淨，然后用專用工具將有瑕疵的地方修補完整，再用自制的小刀將國徽圖案中的細節部分一一雕刻出來，最后再用專用刮刀刮平圖案表面，進行整體拋光，這樣打磨出的國徽如鏡面般光亮。
1951年4月，焦百順和沈陽第一機器廠的工人們硬是憑目測、手工操作的精湛技藝，攻克了一道又一道難關，提前20天成功地鑄造出10多枚不同型號的國徽。其中一枚國徽運到北京，於1951年5月1日庄嚴地懸挂在天安門城樓上，替換原有的那枚木質國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