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会改变未来社会的组织方式吗？”
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经过了四个阶段：从血缘、地缘、业缘，再到趣缘。如何在尊重边界的前提下，促进人们的交流和包容？在孙哲看来，未来社区的重点是发展“趣缘群体”。如此，利用高科技打造社区中的第三空间，促生社区趣缘群体，就是人在未来得以解放的愿景。
孙哲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经济社会学系助理研究员
UC=《城市中国》孙=孙哲
技术应当作为“媒触”
UC：如何看待目前提出的未来社区？
孙：当未来社区有具体载体的时候，概念才会慢慢落地。如果只是一些概念指标的话，就会变成表皮化东西，跟生活没有直接的关联。
举一个现实中的例子，目前社区里的突出问题就是遛狗和停车。要想解决，一种办法是运用社会关系的重组。比如遛狗主要涉及到妈妈群体和爱狗人士这两个群体。是否可以让两个群体互相协商，遛狗和遛娃分时段使用社区空间？这是一种办法。
因此，前者的方法会形成一种群体之间的社会关联，后者通过技术手段去解决，但群体之间的关系还是割裂的。出了问题去找技术公司，但不会去处理人与人的关系。这也是最容易出现的一种表象式的未来。
技术方案会带来一种更加垂直化的管理，就像现在“城市大脑”直接通过传感器对标到个人，但是个人并没有自下而上地形成一种自组织能力。这完全是硬件的、分化的结构。那么，如果一个社区里面形成了一种议事会，以社会关系而非高科技的方法处理问题，这样算不算未来社区？
北京东南三环某处小区。因断头路和停车位不足，小区间的公共道路几乎成为停车场。（摄影/宋敖）
UC：这些利用社会方法解决社区里的问题，多多少少也会利用到技术手段。
孙：是会用到。问题在于哪个是本体，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如果传感器是主体，人就是被打散的，传感器就是可以让你不跟别人接触。另外一种就是要跟人接触，是促使人互相交流的。这不一定是拒斥科技的问题。所以有没有可能是两种结合的未来。
技术因素让很多事情更为便利，但它不只是便利，还能实现一个触媒（trigger）的作用。科技设备应该在社区中促成新的情景空间，促进人与人的交流。简单来说，未来社区可以有高科技，但它需要促成一种新的社区结构，而不是变成一种控制系统。
反邻里与第三空间
UC：怎么理解未来社群？
孙：中国城市社区中的底色，我称之为“反邻里”。这在封闭小区商品房业主身上体现得最明显。花一两千万买套高档住宅，就是想不认识邻居。遇到问题只跟物业打交道，而不是和邻居打交道。这点与“都市性”（urbanity）有关。都市生活与乡村生活的一大不同，是人们在高速流动的社会中能够有匿名的能力和隐私权，而不会在村口被七大姑八大姨所非议。因而这种“反邻里”其实有其正当的一面，这是城市给人带来的一种选择的权利。
然而这种个体化再推演下去，就会产生负面效应，如日本出现的“无缘社会”：全自动的酒店、一个人的拉面店等等，完全匿名化、分割化的社交，城市人真成了老死不相往来。我们原来总觉得这跟日本的国民性有关，后来发现这是一个“都市问题”，日本只是超前了一些。其他国家和地区在城市化到一定程度之后，也会出现类似的病症。
怎样在都市人的“个体化”偏好与“无缘社会”的两难之中找到出路？“未来社区”或许是一个新的情景：也就是在人们享受孤独的权利被充分尊重的基础上，人们重新选择结成社群。这时候人与人的社交就不是被动的，而是因为各自的选择而创造新的价值，这是未来社区有可能的“高级”之处。
UC：未来社区具体的空间组织形态会是怎样的？
孙：我觉得一种可能的形态是出现“社区第三空间”。如果自己家可以叫做“第一空间”，邻居家是“第二空间”，那么社区中一个有边界范畴的共享空间就可以称为“第三空间”。社区居委会都有活动室，这就是一个第三空间。但是因为风格原因，青年居民都不去，就慢慢变成一个老年人的空间。现在的青年人在社区是不可见和不呈现的状态，是一种主动的“宅”。
现在都市中国的“反邻里性”，是与乡土中国的“强邻里性”对应的。在计划经济时代，不论是乡村还是大院，居民都有“强邻里性”。邻居之间要么不来往，来往了一定会经常串门。但是这不符合现在青年人的方式，一旦认识了就要串门，这是非常重的心理压力。大家为了避免这种强社交，当对门的陌生人反倒简单。
《城市中国》在金地格林世界举办邻里工作坊，社区居民在社区活动室共同讨论社区更新。
社区即确定边界
UC：在高度流动性的今天，社区、住区的概念还成不成立？
UC：在这些社区的缝隙间，会不会变得混乱？
孙：社区本身是避免混乱的。但是会出现科技本身的不可控造成的混乱。比如人脸识别中的黑客。原来的黑客只是黑掉个人电脑。但是以后要是出门都不带手机，光刷脸，这种物化的系统被黑之后，对于人的肉身的攻击会非常大，不亚于传统的自然灾害带来的危险。
这就是为什么像旧金山要禁止人脸识别。这是在切断一个连接，相当于网络的归网络，现实的归现实，中间一定需要一些确认的东西，一些不那么方便的，需要手动的东西。人脸识别会造成虚实边界完全模糊了，所以网络一旦有事儿的话，人就回不了家了。旧金山就是想设立一个边界，在技术治理和人的治理之间制造一点麻烦。这样会有一个硬件重启的可能性，不要那么高科技，保留一些人为性。
用科技打造趣缘群体
UC：三四十年后，当第一批e时代的人老去后，我们又会怎么样呢？
孙：这个时候就会出现赛博格，就是义体人。比如我们带着眼镜，本质上我们就是赛博格了。眼镜是一个现代性的装置，只是没有通电而已。使用谷歌眼镜的人就是我们身边新一代的赛博格。与我们一般印象不同，真正对于赛博格有刚需的，其实是老年人而不是青年人。比如谁会更需要用到波士顿动力公司（BostonDynamics）的外骨骼，我们以为是给快递的搬运员，其实真正需要的是下肢力量不足的老年人。所以，当我们老去之后，有可能变成第一批赛博格。如果身体哪个地方失效了，就需要一个外骨骼义肢去增强。在网络原住民看来，这些都很正常，因为我们对于这些义肢根本没有文化排异。
UC：未来，社区和社会的关系会怎样？
孙：其实社区和社会各有其机制，一个是确立边界，一个是打破边界。社区更多是居住空间，具有较强的边界属性。社会是一个基于职业身份的合作关系，具有更强的包容共生属性。如何在尊重边界的前提下，促进人们的交流和包容？我觉得重点是发展“趣缘群体”。
英文里的society或者association，不管是政治的还是体育的，本质上都是一种趣缘群体。社会在未来就应当是趣缘群体来组织。如果理论化来讲，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经过了四个阶段：从血缘、地缘、业缘，再到趣缘。从氏族部落到村落，人类从血缘进入地缘。然后从社区到社会，就是从乡村到都市，人类又从地缘进入业缘。乡村没有劳动分工，人人都是农民，但都市社会的基础就是各种各样的职业群体。
但是职业分工还并不能完全激发人们的主动性。在中世纪，职业行会都有自己的神，职业变得神圣化。当行会被神化后，我们现在说的匠人精神，本质其实是一种别无选择。在一个完全的职业分工社会，一个铁匠的孩子依然只能做铁匠。我们可以赞美其匠人精神，但是不要忽略这是不是人们真正想做的。“趣缘”比“业缘”给人更多选择的可能，更能激发人的主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