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观点：胜战之将并非每战必赢，却能赢在关键、赢得大局、赢到最后。胜战之师勇于变革创新，善于因势而谋、长于应势而动、精于顺势而为。
《宋史岳飞传》有这样一段记载，高宗问及岳飞何时天下太平，岳飞答：“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我向来认为，用“不畏死”来衡量军人，充其量只是地板标准。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官爱财、武将畏死，这样的民族又怎能自立于世界？
“侠客不怕死，怕在事不成。”匹夫一怒，尚且敢于流血五步，作为经受了专业教育和训练，作为以战斗为己任的军人，除了不惧流血牺牲，还应该有更高的追求和标准。
金一南教授有句名言：“军人生来为战胜。”不怕死固然可贵，但是，如果仅仅以为不怕死就是军人的全部，就代表了军人的最高精神追求，那就未免低估了“军人”这两个字的真正内涵。军人素养的高下，当以“三重境界”衡量。
敢战：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
敢战，也就是不怕死。“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樊哙勇闯鸿门宴，怒目项王，是敢战;张飞面对千军万马，断喝当阳桥，是敢战;红军长征路上，率部断后掩护主力过湘江，全军覆没后宁肯从伤口处扯断肠子也决不做俘虏的34师师长陈树湘更是敢战。还有纵身跳下狼牙山崖的五壮士，还有托举炸药包与碉堡一起粉身碎骨的董存瑞，飞身扑向枪眼的黄继光，开着战机撞向敌机的孙生禄，都是敢战的典范……一代又一代敢战之士的无畏壮举，铺绘出了军人这一职业的壮烈底色，塑造了人们心目中的军人形象。
一个真正的军人，必须能够克服对于死亡的畏惧。从古到今，对于战场上的敢战之士，人们满怀敬意。但同时也必须认识到，仅仅敢于战斗甚至牺牲生命，并不意味着一个军人完成了全部的使命。甲午海战，邓世昌等一批以死相拼的将士，足以称得上“敢战”。然而，空有现代巨舰而无现代军事素养的北洋水师，把一场最不该输的仗输得一败涂地，也彻底葬送了这些军人的勇敢和生命。人们固然可以把战败的责任推给国力的式微，推给体制的僵化，甚至推给文化的没落……军人的战败之责，又岂可推脱？甲午战争已过百又十年，甲午之殇带来的屈辱与伤害，至今都是中国军人难以释怀的痛。
善战：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敢战，意味着具备了血性;能战与善战，才表明一个军人拥有了与其职业相配的技能，表明一支军队拥有了能打仗、打胜仗的实力。
血与火的战场，一切要靠实力说话、凭真本事生存。关云长温酒斩华雄，靠的是实打实的实力;赵子龙万军丛中七进七出救阿斗，凭的是硬碰硬的本事。“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在他们之前，“飞将军”李广之所以拥有“飞将军”的称号，除了具有射虎入石的超群武力值，他的骑兵战术也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及至近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无论是轴心国一边的曼施坦因、古德里安、隆美尔、山本五十六，还是盟军一方的艾森豪威尔、朱可夫、蒙哥马利、麦克阿瑟、巴顿，无一不是能够创造经典战例的能征惯战之辈。
以“小米加步枪”一路杀将出来的人民军队，更是名将如云……身经百战，战计百出，善于在劣势下捕捉战机、能够在险局中赢得胜机，“谈笑间”令对手“灰飞烟灭”的战术大师不可胜数。正是这样一代敢战且善战的军人，成为新中国得以屹世界东方的重要基石。
抗美援朝，武器装备处于绝对劣势的志愿军，把拥有强大空军支援的机械化美军，从鸭绿江边打回了“三八线”……这一震撼世界的战绩，离北洋水师葬身黄海不过半个世纪。它所凭借的，是一代军人无所畏惧的牺牲精神，更是那一代将军与士兵丰富战斗经验和高超指挥艺术的结晶。一位老红军曾告诉我，当年八路军东渡黄河走上抗日前线，几番交手之后，小鬼子便开始正视起了习惯戴斗笠的南方兵，为什么？走过长征，身经百战，武器虽简陋，但打得既准又狠，足可以一当十。萧克将军生前也曾回忆，抗战爆发后，连红军的卫生员、炊事员也能到敌后发动群众，开辟一方根据地。
如果说，敢战，体现的是军人的牺牲精神;那么，善战，体现的则是军人的职业素养。“敢战”加上“善战”，才是我们讨论军人职业的标准起点。
胜战：善于因势而谋，精于顺势而为
战争是催生战将的摇篮。从东方战场到欧洲战场，一场抗击法西斯的战争，造就了宛若星辰的战将群落。然而，有一位特殊的将领——甚至从未亲自领兵打仗，却几乎赢得了全世界的认可。他，就是担任过美国陆军参谋长和国务卿的马歇尔将军。诺曼底登陆前，罗斯福总统原本想让马歇尔出任盟军最高统帅，受到军界高官一致反对，原因不是马歇尔缺乏阵前指挥的经验，而是美国国内再找不到像他同样优秀的人主持战时的大局。
善战者无赫赫之功。尽管这位二战时期的盟军幕后指挥者、盟军战略的主要计划者的名字甚少与那些载入辉映战史的不朽战例一起出现，罗斯福却给了马歇尔最高的评价：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将军。
游走于政界军界之间，合纵于民主共和两党，调兵遣将知人善任，战略运筹行云流水……美国国会甚至打算授予马歇尔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高军衔“陆军元帅”，马歇尔坚辞不就。美国作家塞瓦赖德为此在一次著名的广播讲话中留下了一段精彩的评说：“这支捍卫自由的伟大军队是世界上体魄最强壮，穿着最漂亮，伙食最好，待遇最高的军队。它之所以具备今天的组织、训练、装备水准，绝非出于偶然。它是一座丰碑，展示着乔治马歇尔几近超凡的远见卓识及领导才能。这样一位军人，是不需要元帅权杖的。”
唐代诗人王维的《老将行》中有这样两句：“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难封缘数奇。”两句诗实际上说的是汉武帝时代的两位名将：常胜将军卫青和传奇战将李广。
“不败”自然是事实陈述，但“由天幸”就未免主观了——或许由于是汉武帝皇后卫子夫弟弟的缘故，卫青常被后世文人谬以为靠裙带上位。但事实是，卫青首战龙城，便赢得了汉初第一次对匈奴的胜利。接下来，这位如慧星般崛起的将军连年征战，七战皆捷，直至与匈奴主力决战漠北并最终形成了对匈奴的绝对军事优势，虎狼之师此后十余年再无南下之力。
从“骑奴”成长为当时的最高军事统帅大将军，虽然至今仍有一些学者还像王维一样认为卫青成名有侥幸成分，但是，认真看看西汉初期与匈奴的交战史，就会发现，卫青这七战几乎都是硬战恶战，几乎都是每打一仗便提高一步的生死对决。刘邦开国之初，可谓悍将如云，然而高祖七年刘邦亲率32万大军征讨匈奴，却落得被围白登山七天七夜的下场，最后靠着向冒顿单于的阏氏行贿才得以脱险，从而不得不用公主和亲来维持脆弱的边境安宁。当时的战场不过在今天的大同附近，而卫青、霍去病却一路把匈奴赶到了他们的腹地漠北决战。再读一读刘邦死后冒顿单于给吕后写的那封史称“慢书辱后”事件的信，更会发现匈奴曾经狂妄到了何种程度。小的战斗的输赢或有偶然，大国间的战争胜负绝无“天幸”。
《史记》曰：“卫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贵幸，然颇用材能自进。”同一时代的司马迁，对卫青、霍去病的才能就有较高评价。《汉书卫青霍去病传》中说：“青仁，喜士退让，以和柔自媚于上，然于天下未有称也”。班固认为，卫青之所以名不显，与他不养士有关。班固记载，有心人提醒卫青：“大将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士大夫无称焉。”那意思是，您该学学人家那些名传后世的名将，收养些“知名人士”为您鼓吹了。卫青不以为然：“彼亲待士大夫，招贤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
不吹、不争、不党。应该说，卫青既有军事才干，也很有些政治家的眼光和风度。由此看来，卫青不败，正应了“善战者无赫赫之功”的说法。与之相反，被几代诗人歌颂过的“龙城飞将”李广，却多少有些空负传奇之名——且不说“龙城”一战其实是卫青的功劳。一代雄主汉武帝也决不会盲目到因为李广身负一时之誉就不顾逾制封之以侯的程度。更何况，李广不仅没有取得足以封侯的战绩，而且还在元光六年的关键一战陷入匈奴包围，虽凭自身高超射技逃脱，但其部将却几乎全部覆没。李广无疑善战，但他的“难封”，也恰恰印证了“善战”与“胜战”两个境界间的巨大区别。然胜战岂易求乎？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军事领域是竞争和对抗最为激烈的领域，也是最具创新活力、最需创新精神的领域。有汉一朝，正是卫青、霍去病等一代名将大力推行并躬身实践的军事变革，使原本并不善骑射的大批中原将士驰骋马上，使大汉王朝有了一支纵横千里、傲视强敌的骑兵军团。电视剧《汉武大帝》的编剧江奇涛曾将一系列的现代军事用语引入剧中，居然毫无牵强之感。“远飞者当换其新羽”。可以说，大汉之所以崛起始于武帝时代，武帝时代之所以崛起，最关键的原因在于军事上的强大，而军事上的强大又源自于一批优秀将领浩浩荡荡引领时代的军事创新与军事变革。
习主席指出：“创新能力是一支军队的核心竞争力，也是生成和提高战斗力的加速器。”创新的本质是改变，是创造，是发展;是把思想观念从制约和束缚的框框和做法中解放出来，回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开辟新途径;是尊重规律，探索规律，掌握规律，不断深化“已知”，积极探索“未知”。它意味着超越历史，超越别人，超越自我，意味着既继承前人又不拘泥陈规，既借鉴他人又不简单照搬，既肯定自我又不盲目自大。
军队为打仗而存在。军人，除了胜利一无所求。当此改革强军之际，惟有把敢战、善战、胜战当成至高所求，惟有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方能不辱使命，赢得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