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对一个历史事件的研究还比较欠缺的时候，我们所面对的基本上是单线式的轨迹。如果这个研究很充分，成果累累，已经构成一幅“路线图”，那么，等着你的会是一个个路口，你将不得不左顾右盼。这时，无论你朝哪个路径走下去，都是一种深入，因为你已经在不同的方向中做了选择,抗美援朝研究就是这样一种情况。曾经有人觉得抗美援朝研究得差不多了，特别是关于出兵决策，几乎再没有什么可做的题目了。问题恐怕并不那么简单。记得2000年纪念抗美援朝50周年，一本纪实性热销书很火了一阵子。当记者采访该书作者时，问他朝鲜战争的后果是什么，他回答：是冷战的开始。由此看来，朝鲜战争究竟是冷战的开始还是冷战的结果这样的问题都还需要弄明白才是。当然，这是个特例。那么，就说普遍意义。正由于有了那么多的成说，提供了很多的“路口”，才更能促使人们进一步思考，以便再扩展一点空间，这就有题目可做了。何况在不少问题上的认识并不一致，还存有分歧。
一、关于组建东北边防军与中国全面参战
中国抗美援朝史研究近年最突出的成绩是借助档案将中国政府出兵朝鲜决策的过程搞清楚了，毛泽东曾先后于10月2日、10月8日、10月13日三次作出决断，又因故暂缓施行，直到10月18日才第四次最终下了决心。其中，一直被海内外学者视为中国出兵的重要根据——毛泽东10月2日给斯大林的电报，经考证确认该电报并没有发出，从而解决了为什么毛泽东10月2日向斯大林表示中国出兵，紧接着10月3日又打电报说暂不出兵，中间究竟出了什么事这样一个困扰人们多时的谜团。这项研究回答了一个问题，即中国无意卷入朝鲜战争，中国的出兵援朝是被迫的。
除了决策层面，我们还可以从军事部署上说明同样的问题。
朝鲜内战爆发后，中国政府最大的动作是组建东北边防军。组建东北边防军的初衷是什么？对此，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一般说来，用“未雨绸缪”四个字已经把问题说明白了，那就是要有所准备，加强东北边防，防止敌人打进来，是为了自卫。
但是也有学者不这么认为，《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六章的作者肯定了朝鲜战争“没有证据表明它是中国煽动起来的”，也“没有清楚的证据表明中国人参与了朝鲜战争的策划和准备”，不再重复国外某些学者所谓朝鲜战争是莫斯科—北京—平壤“东方共谋”的论调，但是却认为“中国人几乎从战争一开始就在集结军队，为介入战争作准备”。鉴于国外学者使用“介入”一词，其语义就是“参战”，等于说中国从战争之起时就准备参战了，这是值得商榷的。
中央军委建立东北边防军的最初设想，是建立一个由直属军委的、由多兵团组成的野战军级单位，第13兵团只是其中之一部。7月下旬至8月初，第13兵团调往东北编入边防军后,因朝鲜局势暂时还不紧张，其他兵团即未再调。
东北边防军的指挥机构最初是这样确定的:（1）以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委，萧劲光为副司令员,萧华为副政委，李聚奎为边防军后勤司令员；（2）以第15兵团部为基础组成新的第13兵团部，统辖第38、第39、第40军，以邓华为司令员，赖传珠为政委(未到职)，解沛然(即解方)为参谋长，杜平为政治部主任。不久,又增加了洪学智、韩先楚两位副司令员。
后来边防军的指挥机构并未成立。因为粟裕身患重病，尚在青岛医治；萧劲光任海军司令员，萧华在总政治部主持日常工作，都一时难以离京。所以，周恩来和聂荣臻于7月22日向毛主席报告说：建立这个机构“目前似有困难”。建议边防军目前先归东北军区统一指挥，将来粟、萧、萧去后再成立司令部。毛主席当即批示同意。因此,在东北待命的几个月，第13兵团一直是由东北军区直接指挥和供应的。归东北军区指挥，其任务自然就是东北边防防务。
东北军区当时只有一个军和地方部队，一下子承担一二十万人的供应，颇感力不从心。东北军区后勤部迟至边防军成立近一个月后才于1950年8月初匆匆成立。据洪学智回忆：“‘东后’成立时人员就重不足，机构很不健全。到志愿军成立时，东北军区后勤部及所属分部、兵站共缺干部1560多名，占编制总数的54%。”这显然不是一个临战的态势。
东北边防军的三个军原作为中央军委的战略预备队在河南囤兵，开展生产运动。“由于生产任务繁重，许多军用装备都用于生产，铁锹、铁铺当锄头用，马鞍改成驮鞍，战马变成驮马，不少兵器生了锈，甚至有一门炮的炮筒里,麻雀在里面做了窝”，“在生产中采取拼命主义，不仅使战士的体力过分消耗，武器装备受到严重损失，而且使部队的思想、作风、组织纪律性都受到了很大的削弱。”所以，边防军到达东北指定地点后的计划是，“8月20日以前是进行思想动员与时事教育，20日以后则进行军事教育”。军事训练，在第一阶段（9月中旬以前），主要是搞一些比较简单的单兵技术，如射击、投弹、爆破、反坦克、土工作业以及班和战斗小组的战术训练，属于恢复性质。
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朝鲜人民军开战后顺利南下，至8月初就把敌军压缩到洛东江东南只占朝鲜总面积8%的地域内，甚至有人作出很乐观的估计。在此情况下中国要有所准备，但终究还不到刀出鞘、箭上弦的时候。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8月5日给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的电报明确指示：“八月内可能没有作战任务，但应准备于九月上旬能作战”，“各部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鉴于准备工作任务重，难以如期完成，毛泽东于8月18日电告高岗：边防军训练和一切准备工作，可延长至9月底。
不仅军事上如此，全国提他方面的情况也一样。“在组建东北边防军、做好必要时应战准备的同时，中国政府仍以主要精力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通过收购土产、加工订货，扭转了工商业困难的局面，到九月间全国情况已经改观，大城市的霓虹灯都亮起来了。军队裁减和复员工作也如期进行。九月，中央政府拟定的一九五一年经济计划，仍贯彻了减少军费、增加经济建设费和文教费的原定方针。”
当然，笔者在强调边防防御的同时，并不否认组建东北边防军也有做最坏打算的准备。熟悉文献的人都知道，在8月13日沈阳召开的东北边防军第一次师以上干部会议上议论最多的是出国作战，对此，怎么解释呢？看一看杜平的回忆：“会议着重就如何巩固国防，保卫边疆的问题，进行了极其热烈的讨论。大家都认为：美帝国主义如果占领了朝鲜，必然要走日本帝国主义的老路，来侵占我们的东北、华北。那么，究竟是让它打下朝鲜，进而打到中国来的时候再去消灭它好呢？还是现在争取主动，配合朝鲜人民军，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好呢对此，大家各抒己见,议论纷纷。多数同志认为：应该乘敌立足未稳，争取主动，配合朝鲜人民军，一鼓作气，打破敌人侵略的梦想。”
很清楚，根据当时的话语环境，出国作战是保卫边防一种手段，是把国境线推出去，避免在家门口承受过大的压力，它的立足点仍是更好地保卫国防。
这就涉及中国革命战争的军事思想。毛泽东历来主张积极防御，鄙视消极防御。毛泽东游击战争理论中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避其精锐、击其薄弱，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内线中的外线作战、外线中的内线作战都闪烁着积极防御的智慧火花。因为中国革命在总体上始终是处于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中，始终是敌人进攻，我们防御。倘若是消极防御，不要说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就连保存实力也谈不上。因此，对于这些久经沙场、征战多年的将领，积极防御的观念在他们的思想中可谓根深蒂固。
另一方面，积极防御又是受现实条件的制约所必须贯彻的。东北是中国的工业基地，其中大部分又集中在辽南，恰恰是鸭绿江对面一带，距离朝鲜很近，均在敌机轰炸范围内。鸭绿江沿岸大多为平原，从军事学的角度看，绝对不是防御的理想地方，特别是有些地段的江面非常狭窄，如集安，几乎是无法设防的。所以，高岗等东北局领导曾设想将东北工业设备迁移。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等人会商的结果是，从目前的形势看，以加强积极防御较消极迁移为好；从迁移本身看来，大搬（鞍山、抚顺、本溪等）不可能，小搬则可根据实际着手落实。这一点，还可以从毛泽东后来的用兵中得到证实。在边防军改为志愿军，志愿军将出未出的10月14日，毛泽东打电报给在苏联谈判的周恩来，谈到志愿军入朝作战方针和部署，仍设想在平壤、元山铁路以北，德川宁远公路以南地区，构筑两至三道防御阵线。如敌来攻，则在阵地前面分割歼灭之。如敌固守平壤、元山不出，则我军亦不去打。“我们这样做，即是将国防线由鸭绿江推进到德川、宁远及其以南的线，而这是有把握的和很利有益的。”
二、1951年1月联合国解决朝鲜问题的“五步方案”是否是中国停战谈判的有利时机
也有学者不同意这样的说法，提出从战场形势看，侵朝美军是处在失败后撤的境地，实现停火至少在军事上对美国有利。其次，美国当局不会真正赞成这个方案，美国只考虑停火，不会考虑停火以外的其他四个步骤。
笔者1998年采访时任志司通讯处长的崔伦将军、2000年先后采访当时的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武官柴成文和时任志司副参谋长的王政柱将军时，曾就这个问题请教他们的看法，他们都认为那时既不可能真正地停火，更不可能就停战问题开始谈判，都认为中国在当时的决策是正确的，没有什么不妥。
这样，就扯出历史研究的一个本原问题，即历史学家首先应该还原历史环境和历史氛围，看看在当时条件下，前人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还有没有其他选项，追踪他们选择的合理性。其次，再看在当时所允许的情况下，这种选择的正确性。
从当时的情况分析，笔者认为围绕“五步方案”的交涉，是交战双方在政治上的第一次摊牌，它所涉及的远比传递一个外交信息要复杂得多，进一步的认识可以从下面几点中获得支撑。
另一方面，在中国入朝作战进展顺利之际，亚洲国家曾向中国表示：如果中国宣布不越过三八线的话，将得到这些国家的欢迎和道义上的支持。周恩来直截了当地问：为什么十三国不反对美国对中国、朝鲜的侵略？为什么不宣布撤退一切外国军队？为什么美军打过三八线时，十三国不讲话？十三国中还有菲律宾（菲律宾是组成“联合国军”的成员国）就不是第三方提案了。周恩来认为，这是“拉偏架”，是为美国争取喘息准备再打提供了法律根据。
与此相似的一件事是，周恩来回忆美军登陆反攻时，尼赫鲁曾经对我们说，三国外长会议已经说好，不过三八线。如要过三八线也要提到联合国决定。10月1日、2日的消息是美军已过三八线，而且若干天后，还在向前推进。以后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又通过尼赫鲁向我表示，过了三八线到距离鸭绿江40英里时即可停止。实际上，当时已进到平壤，而且又由平壤继续北进。周恩来说：“这是对中国的二次欺骗。”如此的几次经历，中国对联合国自然不能相信。
第三，“五步方案”不是孤立的一件事，美国的停火要求也不是在这个时候才提出来的。事实上，从1950年12月5日十三国提出第一个提案开始到1951年2月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侮蔑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间，从联合国方面看，每一件事情都是有联系的：没有十三国的第一个提案，就不会有第二个提案；没有第二个提案就不会有“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没有“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就不会有“五步方案”。它们之间有着因果关系，美国在其中起了很关键的作用，不完全是自然逻辑的结果。因此，仅就其中之一而言并据此得出是与非的结论，似有简单化之嫌。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态度是始终如一的，始终认定美国是在玩弄“停火”的阴谋。
中国的这个判断并非凭空而来。
1950年11月24日，《泰晤士报》援引华盛顿的一则消息说：美国有报道说，7个联合国师——3个美国师和4个南朝鲜师——以及英联邦旅已准备就绪，去进行据称是最后的进攻，以扫荡从西海岸至南朝鲜部队已经到达的地点这段鸭绿江下游地区。这篇报道不是记者的猜测，因为“麦克阿瑟准备进攻，这已不是秘密。也许历史上还从未有一位将军像他那样，在光天化日之下把自己的计划毫无保留地暴露给敌人。”同一天，麦克阿瑟还公开宣布“‘联合国军’已经开始发动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
12月15日，杜鲁门发表广播演说，宣布自16日起美国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他同时宣布美国增加军火生产，扩大军队，实行工资、物价管制等措施。次日，美国务院发表了管制中国在美国资产及对中国禁运的新闻公报。同时，宣布设立国防动员局，扩大征兵计划，成数倍地（4倍-5倍）提高飞机、坦克的生产能力。
所有上述信息都是经美国媒体公开发表的。
面对这些，要中国政府相信美国的停火诚意，恐怕是很困难的。中国政府得出美国是在以“停火”为幌子，真正的意图是准备更大的进攻的结论，也不能说没有道理。
三、对抗美援朝战争的现实思考
抗美援朝过去54年了，经历过那场战争的人大都已作古，连尘封的记忆怕也所剩无多了，对这么久远的一场战争我们今天应该做怎样的现实思考呢？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的《抗美援朝史》给这场战争总结出如下几个特点：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场反侵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一场国际性的局部战争；新中国与美国互为主要对手的一场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的全面较量；双方经济力量和军队武器装备对比悬殊、极不对称的一场战争。从这个特点出发，我们似乎可以找出历史与现实的某些联系。
最后是怎样分析敌我的优势与劣势？这是讲军队本身。中国军队以绝对劣势的装备迎战世界上装备最优良的美军，最后美军在战场上丝毫没有占到便宜。这是因为，我军不仅有强大的精神支柱，战士作战勇敢，不怕苦、不怕死，干部身先士卒，冲锋在前，还由于我军也有自己的杀手锏。比如我军惯于打运动战，穿插、渗透做起来得心应手，这个长处，恰恰是美军的短处，以我之长击敌之短，无往不胜。又比如，我军指战员都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所以，很快就学会了美军的战法，美军的长处被我掌握，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自然又是无往不胜。再比如，我军还善于在战争中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在同美军的阵地战中，美军依仗其炮火优势，向我阵地倾泻了成百吨钢铁，我军吃一堑，长一智，发明了坑道战，使美军无法有效地消灭我有生力量。这些，都可以成为辨证地分析和看待敌我优势与劣势历史借鉴。
当今，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最大问题莫过于“台独”，对一个国家来说，最核心的利益是国家的统一、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台独”分子不断地挑战国家统一的底线，成为诱发局部战争的最敏感点。我们如何应对未来的形势，我们怎样在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下，立足于打赢一场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或许抗美援朝战争会给我们很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