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东瀛文人·印象中国”系列图书，收入一批著名日本作家于20世纪初访华的游记，包括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谷崎润一郎《秦淮之夜》、内藤湖南《禹域鸿爪》、佐藤春夫《南方纪行》、村松梢风《中国色彩》五种。这些一百年前的日人在华见闻重现于眼前，让人看到一衣带水邻邦的中国观之变迁，也以外来的、世界性的眼光，展现出一个令今人颇为陌生的近代中国的面貌。
作者：张玉瑶
这套译丛虽于近日出版，但其实是二十年前策划并翻译的成果。当时，在著名翻译家施小炜先生的策划下，计划将一批日本大师级作家、学者、社会活动家的旅华作品引进国内。施小炜、李振声、徐静波、胡令远等诸位专业日本研究学者参与了翻译工作，译稿完成之际，不料却因出版人事方面的种种意外搁置数十年，今日终于面世。其间世事变幻，中日关系几经波折，这套迟来的译作不仅没有消退其价值，今日读来，反而在新的国际关系视野中带来新的启示。
1868年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文人访华风潮是如何兴起的？日本文人们沿着怎样的路线游览中国？清末民初的中国给他们留下了怎样的印象，是否吻合于他们想象中的赤县汉邦？在1930年代中日关系紧张起来的前夕，他们如何看待故国和邻邦长达一千多年的关系？借这套译丛出版之机，书乡周刊采访了其中两位译者施小炜先生（译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和徐静波先生（译谷崎润一郎《秦淮之夜》及村松梢风《中国色彩》），一一解答这些问题，还原一段奇妙而被忽视的交流史。
1853年，美国佩里舰队的坚船利炮结束了日本闭关锁国的岁月，自此日本向世界打开大门，是为“黑船来航”事件。九年之后的1862年，从长崎出发的日本轮船“千岁丸”驶抵上海，成为自1633年江户幕府实行海禁政策230年后，第一个驶往中国港口的日本官船。“千岁丸”将一批幕府官吏、武士送到中国土地上，日本人得以近距离观看和亲历现实的中国。在此之前，日本一直将中国作为文化崇拜的对象，而眼前看到的却是封建末期中国摇摇欲坠、忧患凋敝的现实，这给日本人敲醒了警钟，也第一次产生了对中国的藐视心理。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开启了近代化历程，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仅仅三年后，即与中国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开启了中日两国的近代关系。条规中准许两国间官方及民间交往，这一双边关系形成后，日本迅速向中国派遣了一批留学生、学者和官员，相比之下，仍承锁国心态的中国却行动迟缓，派往东瀛的访问者从人数、次数、规模上都与日本远远不成比例。1894年中国在甲午海战中战败，扭转了中日局势，次年两国签订不平等的《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开放更多通商口岸，且日本人可以直达中国内地游历、侨寓、工作。这些都为日本人来华提供了政策上的便利。
从内在方面，日本人自来有着强烈的中国文化情结。尤其是那些在全面向西方学习的明治维新前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堪称是最后一代受到汉学教育的群体，有着良好的汉学根底，能够读文言文，甚至能写相当漂亮的汉诗。其中绝佳者如内藤湖南，来中国后虽不通中文，但依靠“笔谈”，亦能与严复、文廷式、张元济等文化人士顺畅交流。他们熟读中国典籍，对这个孕育了灿烂文化的古老国度向往不已，来华游览是一了心愿之举，经由文人之间相互影响，渐成风尚。
明治后期到大正年间（1912—1926），是日人访华的高峰期，在旅行结束后，还纷纷撰写游记，发表在报刊上。他们访华目的各不相同，据潘月刚论文《近代日本人旅华游记中的中国观》，可分这样几类：有进行文化交流的，如小栗栖香顶、桑原骘藏等；有侧重考察近代中国社会风貌的，如冈千仞和德富苏峰；有为搜集中国情报、以便为进一步侵华做准备的，如曾根俊虎；有游历观光的，如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等，以文人为多。有趣的是，当时许多文人都是以报社派遣的身份来到中国，他们没有其他任务，只用在中国各地游览并撰写游记连载在供职报纸上，既能获丰厚稿酬，报社也将名作家的游记作为吸引读者的策略。可以看到，这种载体和创作方式也大大影响到其游记的文体形式。
1921年，芥川龙之介以大阪每日新闻社社员身份赴中国旅行之前，几位作家朋友为他开了一个送别会。会上，里见弴说，中国是以前的大国，到现在，虽然它衰落得很，但是肯定保留下了以前伟大、有价值的东西，你过去后应该看清楚这些部分。这是一句有些矛盾的告诫，但诚如其所透露的，当时正处于从东方到西方之转型期的近代日本人，对中国这个曾经的文化母国的态度相当复杂。
“《金瓶梅》中的陈敬济，《品花宝鉴》中的奚十一——如此众多的人群中，没准就有这般豪杰。然而诸如杜甫，诸如岳飞，抑或王阳明、诸葛亮式的人物，则踪影全无。换言之，当代的中国，并非诗文中所描绘的中国，而是猥琐、残酷、贪婪的，小说中所刻画的中国。”属于古代英雄先哲的中国，和眼下市井细民的中国，落差不可谓不巨大。
即便以今天的眼光看来，芥川在其《中国游记》中也常常显得非常冷眼，对中国颇多激烈的批判之词。这或许和他在游历伊始便不幸患上肋膜炎，全程健康状况欠佳导致心境不好有关，但他所目见的彼时中国，的确颇多令人不敢恭维之处。例如有人公然冲着池塘撒尿、乞丐贪得无厌，还有戏曲名角绿牡丹——“略一偏过头去，翻起大红底绣银丝美丽的衣袖，以手加鼻，精彩地将鼻涕擤在了地板上”。除了这些卫生习惯的因素，更令芥川介怀的是，在粉饰太平、自甘堕落的社会中，一种类似《水浒传》中的中国精神、中国思想的闪光消失了，“现代中国究竟有什么？政治、学问、经济、艺术，自嘉庆道光以来，难道有一件可资自豪的作品吗？”他尤其不喜上海，认为这座城市是模仿西洋的俗不可耐的“赝品”。
事实上，这种失望情绪在来华日本文人中或多或少也是比较普遍的，其中固然有某种日本人打破中国迷梦、在近代化过程中领先于中国的优越意识，但一些所言虽浮光掠影，倒也不失其实，不必为讳。不过，对于芥川龙之介尤显犀利的批判，徐静波认为，芥川的批判带有某种文明批判的性质，不只针对中国，也是在指摘世界近代化过程中古老文明存废的问题。施小炜则提到，芥川也并非对一切都持负面态度，他到中国来，拜访了章炳麟、郑孝胥等名流，其中还有一位“李人杰氏”，即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此时距中共一大召开不到两个月，芥川聆听了李人杰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对其作为新中国青年的印象颇佳，“这个事情非常有意思，以芥川为代表的日本人和中国新兴政治势力，改写了中国政党对外的交集”。
芥川于1927年去世，年仅35岁。当时一些文人认为，芥川之早死或与其旅华之行有关。这一点难以断言，但从其创作上看，他在来华之前，很多小说是从中国古代典籍中取材创作的，之后则大幅减少，转向现实关怀。总而言之，这趟旅行对他的艺术观多少产生了影响。
同是游览江南佳胜，1918年初次访华的谷崎润一郎笔下的风景人物却和芥川龙之介迥然不同，呈现出另一副温柔沉静面貌。他钟情于“中国趣味”，始终以罗曼蒂克的、缱绻善意的目光审视中国，以优美的文笔细细描摹出秦淮之夜的深幽和西湖之月的澄净，尽管这些风景中常常流露出一种哀戚之意。在观看中国戏曲时，他甚至能够体会到唱腔中与日本人相通的心意。
谷崎在《中国趣味》一文中诚实地写道：“今天我们这些日本人看起来差不多都已经接受了西欧的文化，而且被其同化了，但出乎一般人的想象，中国趣味依然顽强地根植于我们的血管深处。”他稍年长于芥川龙之介，对中国文化依然充满了留恋的心情，也有着极好的汉学修养，在秀美的江南游览时，不时会联想到明清诗歌的意境，回忆起中国古籍中的文史轶事，心悦诚服于中国作为“诗国”的位置。尽管西方好莱坞电影很吸引他，但“一旦翻开高青邱（即明代诗文家高启）的诗集时，哪怕只接触到了一行五言绝句，就会被他闲寂的诗境所吸引”。他感叹道，“眼下的我，一方面是尽可能抗拒中国趣味，一方面又不时地以一种渴望见到父母的心态，悄然归返到彼处”——一方面，将中国文化视为“父母”，而另一方面，在文化认同上又有一种不知何去何从的矛盾心理，这无疑也是一代知识分子在日本社会剧烈转型期的写照。
1926年，谷崎润一郎再度访华，这次仅到上海一地，和以创造社为主的上海文人有颇为愉快的交游。这些内容被他写入《上海见闻录》和《上海交游记》中，让今人得以一窥新文学革命后上海文坛的侧影，是十分难得的史料。当时谷崎无论是在日本文坛还是上海文坛都已经有较大的名气，到达上海后由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介绍，认识了田汉、郭沫若、欧阳予倩诸人。这批作家很多都有留日经历，日语流利，主客之间相处甚洽，谷崎甚至去到欧阳予倩家过除夕。他还记录下田汉等人对列强入侵下中国问题的慷慨陈词，对这些中国年轻人深表同情。
当时，中日关系正逢一个缓和期，作家交往并未太受到国际形势的影响，除了谷崎润一郎以外，其他一些日本作家如佐藤春夫、村松梢风等也和上海作家有交往，建立起不错的友谊。但不久后，随着田中义一上台，日本侵华动作加剧，“日本人”意识超越了中国文化情结，这种纯粹知识分子间的关系也难以维持。郁达夫便因为佐藤春夫为军国主义侵略做旗手，愤然与之断交。
和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等比起来，通俗文学作家村松梢风在20世纪的日本文坛上可能连二流都排不上。但或许连他自己都想不到，他发明的“魔都”一词，在将近一百年后的今天还能大放异彩，成为对上海这座城市的代称。
在日本近代作家中，村松梢风是和中国交情颇深的一位。他第一次来中国是在1923年，此后十年间往返来华约有十次，足迹也不囿于“黄金路线”，而是北及东北、热河，南至广东、香港、台湾，并结集出版了十余部和中国有关的作品集，在日本国内都相当畅销。村松梢风虽缺乏芥川、谷崎那样的汉学修养，但对中国有一种朴素热烈的原乡之情。他将中国称为“梦寐之乡”，将自己称为“热爱中国的人”，“中国广阔的土地唤醒了潜意识般长期深藏于我们心灵深处的远祖传来的遗传之梦”，可谓情真意切。
村松梢风起初对中国产生兴趣，乃是由于阅读了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第一次来中国之前，他还特地拜访芥川，芥川告诉他，写旅行记的要领是，仔细观察，随时在笔记本上详记所有见闻。从后来写成的作品看，他很好地履行了芥川的告诫，既写出中国传统，也写出中国不断变化的新质，呈现出一个以上海为代表的现代中国的形象。
和其他作家受报社委托的观光之旅不同，村松是自费来华的体验型，活动非常自由，靠着日语、一点英文和现学现用的上海话，深入中国平民的日常生活。他对中国并无太多学养，相应地也就少了些成见和失望，多了些鲜活的直观感受，加之他生性浪荡，吃喝嫖赌无一落下，熟谙风月游乐之所，因而笔下也呈现出当时中国都会的五光十色来。
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对上海这个中西杂糅现代都市的观察上，不同于芥川龙之介厌恶地将其称为“蛮市”，村松是深深被上海吸引的，他将上海称为“魔都”，并以此为题出版了一系列上海游记。《魔都》中有一篇《明亮的上海，黑暗的上海》，精准呈现出当时上海的两个面向：一边是英法租界里霓虹闪烁的摩登生活，另一边则由于租界政令法律管理混乱，成为绑架、拐骗、赌博等犯罪滋生的温床。甚至村松梢风自己，就曾遇到一起被坑骗的事件，他后来将此事写成一部长篇小说，名字干脆就叫《上海》，和另一部出自日本新感觉派小说家横光利一之手的《上海》相映成趣。在徐静波看来，村松梢风所谓“魔都”之“魔”指涉着两面，一面是“魔幻”，另一面是“恶魔”。这个词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被日本媒体重新采用，近几年又成为中国的网络词汇，生命力堪称旺盛，只不过现在已经消除了其负面的意思。
尽管曾视中国为“我的恋人”，1928年后，随着日本对华政策越来越具有侵略性，村松梢风的中国观也骤然转变，甚至认为日军在华所为属于“正义和人道”，进而斥责中国的反日斗争。当然，这和整个日本国内的民族扩张情绪有关，不少知识分子都不能保持清醒头脑而卷入其中，以鲜明的“日本人”身份来看待与中国的关系，成为继明治维新以后中国观的另一次大转向。由此观之，村松梢风作为作家虽列二流，但他的经历和思想观念，在这个问题上着实提供了一个研究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