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终周作人一生，从未翻译过谷崎润一郎的东西。
这一过程被1937年截断，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谷崎润一郎才再度被中国读者接受。可惜，在“唯美主义作家”光环下，很少有人意识到，谷崎润一郎的“唯美”，与王尔德、永井荷风的那个“唯美”，有天壤之别。
对于谷崎润一郎，形成了意见激烈对立的两派——爱者视之如神，厌者视之为变态。
近日，广西师范大学新民说推出《谷崎润一郎作品集》，包括《初期短篇集》《犯罪小说集》《近代情痴录》《异国绮梦》《戏剧杰作集》，其特点有二：首先，收入许多早期作品，展示出一代怪才的成长之路；其次，短篇小说为主，这是其创作的重要一面，甚至可以说，短篇中的谷崎润一郎更纯粹，也更可爱。
他影响了两代中国作家
1886年夏，谷崎润一郎生于商人之家。祖父时家族开始发迹，但父亲谷崎仓五郎经营无方，致家道中落。
勉强读完小学，父亲留给谷崎润一郎两条路：要么经商，要么当兵。但谷崎“自幼首先讨厌军人，其次是讨厌商人”。不愿屈从父亲，导致“父子之间相互辱骂，言辞简直不堪入耳”，所以在谷崎润一郎笔下，几乎所有的男性都是异常猥琐。
令谷崎润一郎终生骄傲的是，母亲是美女，且极富修养。1955年，年近70岁的谷崎润一郎在回忆录中写道：“关于母亲的容颜至今一有机会，我就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对其进行书写。在我的眼中，母亲是一位绝世美人，不仅其容颜娇美，而且腿部肌肉纤细、白嫩，富有弹性。我总是时不时想起与她一起沐浴的情景。”“母亲个子小巧，腿长得小而圆，像雪白的汆鱼丸子一样。”
其实，母亲54岁去世时，谷崎润一郎已31岁，可他笔下的母亲永远年轻美丽。
对母亲的眷恋，化为谷崎润一郎世界重要组成部分，即“永恒女性”。他笔下的女性神秘、妖艳、张扬而纯粹，在《刺青》中，他写道：“一切美的东西都是强者，丑的东西都是弱者。”美，尤其是“永恒女性”的美，成为逃离苦难世界的唯一可能。
1910年，谷崎润一郎因《刺青》受到永井荷风推崇，开始了“恶魔主义”时期创作。
所谓“恶魔主义”，指谷崎润一郎专注描摹变态人格，在当时日本文坛具有开创性。永井荷风曾说：“在明治文坛上，谷崎润一郎成功地开拓出一片谁也不曾插手，或者说谁也不能插手的艺术领域。”
“恶魔主义”的风险是让作家耽于感官刺激，为突破自我，谷崎润一郎不断提高刺激力度，到《恶魔》时，渐呈失控状态。
好在，谷崎润一郎后期创作找到了自我约束的力量，开始向古典主义回归。
谷崎润一郎的“出走与回归”对中国作家产生巨大影响，这不仅能从郭沫若、田汉、章克标、欧阳予倩等人的创作中看出来，甚至在莫言、苏童笔端，依稀可见谷崎润一郎的风韵。
这里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谷崎润一郎
《谷崎润一郎作品集》收录了《刺青》《恶魔》《麒麟》《富美子的脚》《途中》《我》等名篇，被《阴翳礼赞》《细雪》打动的读者，会从这些篇目中，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谷崎润一郎。
在《憎念》中，主人公“我”沉迷于憎恨，认为“如果世间没有可憎之人，我不知道内心会多么寂寞”。看到小同伴安太郎因多嘴被二老板善兵卫痛殴，产生“瞬间性的兴趣”，便偷了他的刀，将善兵卫箱中衣服全部割碎，并把刀鞘留在行李下。于是，预料中的大骚乱爆发了……
《飙风》中的职业画师直彦在生理欲望灼烧下，与妓女发生了关系。为将这份萍水之情粉饰成爱情，他云游天下，努力控制着欲望。一路上，他遭遇了患麻风病的父女，领略了自然界的壮美，感受到疾病的苦痛，还在小城妓院中差点再次犯错……通过与妓女通信，直彦维持着爱情的幻觉。
吊诡的是，半年后，直彦忍过了种种煎熬、似乎大彻大悟，终于回到妓女身边时，他却在激情时因脑溢血而死，从而终结了这一现代版《奥德赛》。
《刺青》则体现了对残酷美的眷恋，小说以“那个时代，人们都还有着‘愚执’的高贵品德，世间也不像如今这样相互倾轧，尔虞我诈”为始，想当画家却沦为刺青师的清吉以下手狠、痛著称，他渴望找到一位纯粹的女孩，完成最好的作品。偶然看到一个女孩的脚，清吉找到了圆梦的机会。
“恋足”是谷崎润一郎贯穿始终的写作特色，从成名作《刺青》一直写到晚年的《疯癫老人日记》，在女性的脚上，谷崎润一郎看到了紧致、小巧、圆滑之美。更重要的是，恋足给人背德的快感与痛感，让人意识到自我的存在。
几年后，清吉终于找到了女孩，并在她背上完成了呕心沥血之作——一只大蜘蛛。
《麒麟》的主人公卫灵公在强国与畸恋之间，最终换上选择了“你是让我灭亡的恶魔”的南子，魅惑最终战胜了孔子的“高尚”。
《途中》里准备再婚的汤河在下班路上邂逅了私家侦探。在交谈中，侦探用无比强大的逻辑证明，汤河很可能是杀害前妻的凶手。到后来，连汤河自己都差点儿相信了。
《我》精描了怀疑与歧视如何将一个穷孩子逼成小偷的心路历程。
夹缝中的佐伯选择了最不堪的逃避方式：收集照子擦过鼻涕的手帕，通过舔舐满足占有欲。谷崎润一郎加了一段令人反胃的描写。莫言在《红蝗》中，写过很类似的一段话。
周作人为何不接受他的小说
周作人曾说：“我留学日本是在明治末期，所以我所知道的，感觉喜欢的，也还是明治时代的日本。”
受此影响，“二周”对谷崎润一郎最大的困惑可能就在于：他究竟在写什么？
谷崎润一郎创作风格的形成有时代因素。随着大正时代（1912年—1926年）的宽容氛围消散，日本创作环境肃杀，写实主义被严格限制，思想空间高度单调。
谷崎润一郎能异军突起，因其创作被佐藤春夫称为“完全没有思想”。
佐藤春夫未必是公允的评判者，但谷崎润一郎的亲弟弟谷崎精二也说：“像润一郎那样没有思想的艺术家，也是少见。”
在“二周”的文学视野中，“没有思想”的谷崎润一郎简直无法定位。
然而，夏衍、谢六逸、田汉等下一代留日生却看到：日本社会在高速增长后，社会出现巨大断裂，迫切需要一种黏合的力量。而谷崎润一郎的小说中有对人性幽微处的深刻体贴，有对传统的温情，恰好起到了黏合剂的作用。
沿着谷崎润一郎，田汉等人的创作走上寻找民族性之路。
他开创的路仍在延伸
说谷崎润一郎是“恶魔作家”的人，大多没认真读过他的书。
谷崎润一郎的语言精准、克制，既不雕琢，也不放肆。其中的“恶魔性”如此平易近人，只在读后揣摩时才能体会出来。谷崎笔下的边缘人格并非洪水猛兽，他们只是一个个小人物，他们平凡的恶毒或是为了给生命以意义，或是只为陶醉心灵，可即使是如此卑微的诉求，最终也被命运一一拒绝。
也许，不去思考“谷崎润一郎究竟想说什么”，只去想“谷崎润一郎写了什么”，可能更好。谷崎的文本更像是一个个寓言——无数代人的生命经验凝聚在其中，成与败、悲与欢，其实结果早已注定，我们只是在约定的范围内，做些例行挣扎而已。
只有经历了“有意义的人生”这一阶段，洞悉了其中的荒谬，才真正靠近了谷崎润一郎。他小说中的人物并非“意志”“思想”和“行动”构成的，而是渺小的期待、无目的行动、无法克服的欲望的聚合体。当一切空间已被“必然”“必须如此”占满时，他们不得不用变态来说出那个饱受压抑、伤痕累累的“我”。
显然，谷崎润一郎更适合“宅一代”的年轻人，他们拥有太多，却失去选择，这使他们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成人之难”。但愿他们知道，在通向自我之路上，还有谷崎润一郎的这一幽径。
谷崎润一郎一生七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其中包括1962年美国作家赛珍珠的推荐。1965年，谷崎润一郎因肾病去世。
终其一生，谷崎润一郎努力在为现代小说建立一个东方风格，这条路注定会不断延伸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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