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融资作为企业资金融通的工具，也包含着公司治理范畴的内容（杨勇，2006），已成为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一种重要制度安排（LaPorta等，1997）。现有研究对于股权融资在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中的作用机制与影响，尚未达成较为一致的认识。由于企业规模扩张对资本需求的增加，以及引进职业经理人时所带来的股权或期权激励，均会稀释家族的控制权，因此股权融资产生了一个困扰理论界与实务界的传承难题：一方面，企业发展需要吸引外部投资和职业经理人，以延续家族企业的社会情感财富（Zellweger等，2012）；另一方面，股权融资带来家族控制权的不断稀释，增加了“子承父业”的家族治理模式被取代的风险（Hutchinson，1995；Wasserman，2008）。而且，现有研究对于中国情境下的股权融资具有何种特点，以及如何通过制度设计帮助家族企业更顺利地完成代际传承，还缺少一个清晰的分析框架。
本文从经济思想史的视角，对近代中国“泛家族化”股权融资思想的渊源、理论体系和制度设计，以及这一制度思想在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中的作用机制进行一个较为系统的探讨。研究表明，在近代中国制度环境下，“泛家族化”重塑了西方股权融资的概念和功能，并推动着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改革和“新老交替”的传承进程；“泛家族化”股权融资思想不仅是企业制度思想的创新，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将近代中国“泛家族化”股权融资思想与当前中国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理论和实践联系起来，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1）采取权变思维看待和实施文化创新，在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上发展“泛家族化”股权融资思想；（2）珍视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家族文化，有效降低企业传承过程中各利益主体的代理风险；（3）构建有效的资本市场运行机制，提高家族企业股权融资的运作绩效与传承效应。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1）全面梳理了近代中国“泛家族化”股权融资思想的渊源、理论体系以及制度设计，为我们认识该思想提供了一幅较为完整的图景；（2）为当前中国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制度的构建提供了思路和借鉴；（3）可以证明近代中国在大量借鉴和吸收西方思想的同时，沿着中国自身的轨迹建立了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理论体系，并且至今仍保持其独特的影响，这对于我们今天弘扬我国传统治理文化的光辉成就以及争取传承理论的国际话语权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泛家族化”股权融资思想渊源
（一）公司制与股权融资思想的传入与实践
（二）中国传统文化在股权融资思想上的泛化
在1904年《公司律》颁布以后，家族公司陆续兴起，股权融资思想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演进阶段。由于股权融资这种西方股权制的民主融资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冲突（邹进文，2004），近代中国家族企业对股权融资加以重大改造以家族或泛家族规则为基础建立股权关系来筹集资金。因此，西方股权融资思想在近代中国发生了“淮桔成枳”的变异，并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它集中体现在“泛家族化”上。
总之，随着西方公司制与股权融资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入与实践，近代中国思想家在认识到股权融资的巨大功用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国情对其加以变革将中国传统文化泛化在股权融资思想上，这有利于增强企业的家族凝聚力和竞争力，持续保持家族的管理控制。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和思想背景下，近代中国发展出了“泛家族化”股权融资思想。
三、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与“泛家族化”股权融资思想体系
（一）中国传统文化带来的传承障碍
中国传统文化在几千年的家业传承中已形成的宗族观念，给家族企业带来了以下传承障碍：首先，“诸子均分”制带来二代企业财务资本不足的问题。诸子均分制是以家族伦理为依据，由两个以上已婚或成年兄弟平均分割继承父亲财产行为的继承制度。在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里，家族财富分割比较简单，主要是有形物质资产在家族成员之间的平均分配。但是，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家族资产也愈加复杂，不仅包括实物资产，而且包括难以分割的如家族声望、地位、关系网络等无形资产。诸子均分制遵循平等继承的原则要将企业资产细分化，这不仅会带来家族财产如何均分的计量问题，而且也会带来各家族分支财务资本的相对不足，阻碍二代企业规模的持续扩大。
其次，“家族主义”价值观带来二代企业人力资本不足的问题。中国宗法式的“家族主义”具有强烈的等级观念和孝道意识，它是以父权家长制为核心，遵循上下尊卑、亲疏远近的文化价值体系。在“家族主义”价值观的支配下，企业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都是“家长式”的：公司经营决策一直由作为“父辈”的创始人亲力亲为，而董事会的决策参与只是法规所要求的“摆设”。这种家长制的管理模式，使得“父辈”创始人的人力资本构成了企业的核心资源，也决定了中国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本质是企业家的传承。然而，“父辈”创始人的个人素质和创新精神具有高度的专用性，即便是子女也难以继承。而且，继承人的学习曲线一般比较长，加上“父辈”创始人受限于其自身精力、专业知识、履历经验，家族企业代际传承呈现出较大的人力资本不足的管理风险。
再次，“长子继任”制带来二代企业家精神不足的问题。立子立嫡是中国家业传承的古老文化。在近代中国多子女的家族企业中，长子接班企业领导权是传统家族传承控制权的惯例。但是这种传承模式会极大地抑制二代的创业精神：一方面，抑制有能力的其他子女的积极性。长子继任后，其他子女要么离开家族，要么成为附属，严重的可能引起企业的分化瓦解。另一方面，家族长子未必都具有企业家的潜在素质和精神。当长子不具有这种潜质时，为了保持企业的存续，后天教育就成为必然。但是，在缺乏竞争性的文化环境下成长的长子可能会比其他子女更缺乏创业心态、企业家竞争和冒险意识（杨在军，2017）。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一些商帮长子意志薄弱、虚荣者醉心“大地主的奢华”等就是佐证。
总之，在中国情境下，家族企业代际传承面临着传统文化带来的财务资本、人力资本以及企业家精神不足的问题。而近代中国的“泛家族化”股权融资思想能为家族企业代际传承提供策略指导。本文按照“一体化差序化网络化”这样一个逐步立体化的“泛家族化”股权融资思想体系来对其在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中的作用进行梳理和总结。
（二）家族一体化治理思想
（三）家族差序化治理思想
家族差序化治理思想是以血缘为层次划分标准，按照“差序格局”的原理，通过股权激励等形式赋予外部经理人适当的股权，在确保其和创始家族利益一致的基础上，让其参与到公司经营战略的制订和经营决策的实施。家族差序化治理思想存在着两个思想维度。
因此，在宗族观念浓厚的近代中国社会里，家族差序化治理思想不仅为家族企业在更大范围内选择人力资本提供了指导原则和思路，而且也隐含着为家族企业将来的权力交接未雨绸缪的思想“子承父业”的治理权威不仅可以来自于股权结构所蕴含的法律力量，还可以来自家族文化的隐形力量。
（四）家族网络化治理思想
综上所述，由家族一体化治理思想、家族差序化治理思想、家族网络化治理思想构成的“泛家族化”股权融资思想体系，为中国家族企业破解代际传承难题提供了思路和方向。而且在此思想体系下，近代中国家族企业家们对股权融资制度进行了创新，在股利分配政策、股权结构配置、股权网络治理等方面进行制度设计和安排。
四、近代中国“泛家族化”股权融资制度设计
“泛家族化”股权融资制度设计是在给定的约束条件（包括制度环境）下，实现交易成本的最小化。在“泛家族化”股权融资思想体系下，近代中国家族企业在股利分配、股权结构与股权治理等方面，对西方股权融资制度实施了中国化的设计与安排。
（一）建立“肉烂锅里”的股利分配制度
近代中国官利转股和盈余增资的制度安排，使企业的财务资源如同“红烧肉焖在锅里，老汁水永远倒不出来”，这极大地降低了家族企业的股权融资成本，也为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积累了厚实的财务资本。而受家族一体化治理思想的影响，家族和泛家族股东们已将他们的个人福祉与企业成败紧密相连，甚至为了家族利益而甘愿牺牲个人幸福。因此，对于官利转股和盈余增资的制度安排，家族股东觉得理所当然，泛家族股东也乐意接受。
（二）建立“差序格局”的股权结构制度
近代中国人力资本股权化和股权结构差序化的制度安排，体现了家族差序化治理思想。它一方面将股份适当让渡给职业经理人，使企业管理层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形成稳固的战略同盟。即便企业未来的二代接班人兴趣不在经营，对企业的发展也无伤大雅，因为企业优秀的经营团队仍旧是公司忠实而坚强的后盾（朱红军，2007）。另一方面，它又将西方的股权融资结构思想拓展至家族道德伦理和文化的范畴，即在股权结构中引入差序化的“权利距离”，以防御职业经理人未来可能出现的道德风险而危及“子承父业”的治理模式。
（三）建立“亲缘网络”的股权治理制度
“亲缘网络”的股权治理制度是家族企业因股权融资而形成的企业间网络治理制度，主要表现在家族企业网络扩展、“泛家族化”价值观治理和分散继任权策略的制度安排上。它的建立是近代中国家族企业为利用家族关系网络配置资源、经营扩展业务和培养继承人创业精神而实施的股权融资。
总之，在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家族文化背景下，家族与泛家族成员及其之间的忠诚信任关系大大降低了股权融资的交易成本，这样的制度安排模式是最有效率的。它不仅有利于维系家族与泛家族成员的凝聚力，共同为家族事业奋斗，而且为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指明了方向。
五、结论与启示
第一，采取权变思维来看待和实施文化创新，在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上发展“泛家族化”股权融资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特别强调“家”的概念，中国人倾向于把企业当作是宗族谱系上的家族成员的共同体，并把家庭、家族伦理道德的孝道主义作为公司治理的主要手段。这与股权融资所承载的西方契约文化与信用文化是有显著差异的。因此，近代中国思想家们一方面升华了“家”的观念，通过开放家族股权，吸纳整合社会财务资本和人力资本，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广泛的家族关系网络，塑造具有“泛家族化”特色的企业治理文化；另一方面对股权融资做了重大改造，使其在融资方式、结构与治理上都被烙上了浓厚的家族文化印记。因此，近代中国思想家们带给我们的启示，不仅在于他们创造出“泛家族化”股权融资思想以指导家族企业代际传承，还在于他们善于采取权变思维，以开放心态面对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进而开启了古老儒家文明的“泛家族化”的现代进程。
第二，珍视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家族文化，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股权融资制度。在家族“一体化差序化网络化”的思想体系下，近代中国家族企业建立了“肉烂锅里”的股利分配制度、“差序格局”的股权结构制度和“亲缘网络”的股权治理制度。尽管这样的制度设计有着未能超脱于其所处时代的局限性，但它们可以为家族企业实现代际传承提供一套信任机制，有效地降低了企业传承过程中各利益主体的代理风险。因此，当代中国应当借鉴近代中国“泛家族化”股权融资制度设计的思想，注重优秀家族文化的构建，推动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家族文化在改善股权关系、优化股权结构和治理中的重要积极作用，实现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耦合，共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股权融资制度。
第三，构建有效的资本市场运行机制，提高家族企业股权融资的运作绩效与传承效率。近代中国家族企业运用增发、配股、转增、转配等多种股权融资手段，不仅有效解决了传承过程中出现的财务资本、人力资本和二代企业家精神不足的问题，而且合理解决了“新老交替”中权利结构的配置问题。这提示我们应该为家族企业实现代际传承提供良好的股权融资环境和法制环境。一方面降低家族企业参与资本市场的门槛（如对企业的经营规模、盈利能力和运作制度等方面的要求），以实现家族企业与资本市场的深度结合；另一方面减少金融管制，因地制宜地发展民营经济的各类股权融资工具，为家族企业能够灵活地选择股权融资方式以实现代际传承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