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性环节，准确把握和分析基层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领导权威，是深刻理解新时代国家治理的基点。本文以T市B区“城市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实践探索为案例，以基层党组织的治理权威塑造机制为着眼点，致力于呈现“基层党组织领导”与“夯实党的执政基础”之间的过程机制。研究发现，B区各社区党组织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权力结构的一体化运作”、“党建元素的标识性感召”和“党群动员的人格化示范”三重权威塑造机制，并以此为路径，巩固和强化了党组织与居民的血肉联系。这种“嵌入式自主”的扎根状态，不仅有效提升了其治理权能，也触发了居民的心理反应机制，促生了情感性的政治认同。这种治理权能与政治认同的有机统一，使得基层党组织治理权威超越了西方权威类型学的传统认知，丰富了党的领导权威的实践意涵。
【关键词】政党权威；日常生活；权能；政治认同
一、问题的提出
国家治理是一种总体治理，必须经由“宏观—中观—微观”的层层分解、细化，才能落实为具体的治理结构和制度形式。就此而言，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分支范畴，是国家治理要求和价值取向在社会领域的集中呈现（王浦劬，2014）。而社区治理则构成了社会治理的微观形式，体现着社会治理的一般逻辑。因此，在功能定位上，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整体布局中的基础性环节，只有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空中才能理解社区治理的战略意义，同时社区治理也能够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探索提供更具操作性的实验案例。
基层党组织在社区场域中的领导权威与治理能力不仅是把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制度优势转化为社区治理绩效的根本路径，而且是夯实党在基层执政根基的关键所在。为此，2017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强调，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探索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形成“基层党组织领导、基层政府主导的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城乡社区治理体系”③。因此，准确把握和分析基层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领导地位，是深刻认知和理解新时代国家治理的基点。
在长期的实践中，基层党组织在社会变迁的总体背景下也经历了“脱嵌”与“再嵌入”的转型与调适过程：（1）基层党组织因政治统合而建立的实质性领导权力随着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功能分化，生产与生活空间的结构分离而需要重新定位；（2）对党政分开、居/村民自治等原则的理解与执行偏差，使部分基层党组织将国家法权体系赋予的领导核心地位化约为对所在辖区、单位等重大事项的决策、监督职能，并将注意力聚焦于组织自身党建（邓顺平，2018），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党务与社会治理事务的隔离；（3）市场经济发展伴生的社会价值多元化，使得基层党组织的意识形态优势和党员的思想信仰面临挑战。这种对角色定位的认知障碍，使得部分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出现了脱离群众的悬浮现象，甚至使一些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习近平，2017），削弱了党在基层的权威和治理效能。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贯彻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战略部署，通过开展保持党的先进性教育活动、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升党组织的先进性、纯洁性、战斗力和凝聚力。同时，贯彻全面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原则，通过创新“基层党建引领城乡基层治理”的领导模式，使基层党组织“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习近平，2017），从而以党的建设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以治理绩效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目前，无论是实务界颁布的政策文件，还是理论界产出的学术成果，均确认“基层党组织领导”与“夯实党的执政基础”之间存在因果逻辑关联，并倾向于将其作为不言自明的前提预设。但实践表明，两者之间需要恰当的实现机制，这种机制深刻遵循于“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中共中央宣传部，2016）的政治哲学，深度建基于基层党组织权威与群众的政治认同，深厚植根于中国社会的国情社情民情。但是，迄今为止，这种实现机制尚未在学理上得到充分发掘。事实上，对于两者因果机制展开分析，不仅有助于深入揭示两者之间的复杂因果环节，也有助于在宏大叙事的结构性理论背景下，为社区多元行动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因素提供更为开阔、细致、精准的解释空间（刘骥等，2011）。本文认为，基层党组织的治理权威，不仅是基层党组织领导地位的体现，也是“夯实党的执政基础”的关键。因此，社区党组织治理权威的塑造过程，就是基层党组织执政基础的生成与深植过程。那么，在城市社区这一日常生活空间中，这种权威形态的外观形式与内涵机理是什么样的？它如何生成于基层党组织的治理实践？政党权威塑造的机制有哪些？又产生了怎样的效应？本文将就此展开探讨。
二、分析思路与研究方法
一般认为，关于政治权威的系统研究源于马克斯·韦伯的学术工作。他认为，权力是一种人际支配关系，它的形成源于一定的服从动机，包括习俗、情感、物质利益、观念、恐惧、义务感等，但是，这些因素并不足以支持权力秩序的存续，权力对象对权力正当性的信仰同样不可或缺（马克斯·韦伯，2010a）。换言之，权威是权力与政治认同的有机结合。其中，政治认同是客体在心理层面对权威主体的认可和接受，并外化为行动层面对其意志的遵循与服从。韦伯进一步提出了权威的3种规范类型，即传统权威、超凡魅力权威和法理权威（马克斯·韦伯，2010b）。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权威基础所涉的习惯、情感等，并非动机层面的情绪性成分，而是植根于历史传统的规范化的心理要素，单纯的情感则被视为一种动物性的非理性行为，是一种应受理性节制的黑暗力量。由此可见，韦伯主义权威类型对情感持拒斥态度（王向民，2019）。本文认为，这种抽象自西方社会理性化过程的权威类型学，实际上并不能解释中国治理场景中的经验事实，由此，只有立足于中国的历史传统与现实国情，才能理解和阐明当代中国治理中的权威现象。
当代中国政治议程中的“权威”问题，本质上属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威范畴。应该说，自从1949年新国家建政以来，党的领导权威不仅是党的政治建设的根本任务，同时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根本保障。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与制度体系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威集中体现为党中央的权威（方涛，2019），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系列文件突出了“维护党中央权威”的政治要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议则进一步明确了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建设的内容体系。
围绕既有研究的进展和缺憾，本文试图超越抽象与宏观视界，一方面基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时代背景，将党的领导权威具象化为治理权威，从而突显党的领导权威与国家治理双向强化的发展意涵；另一方面，则为党的领导权威研究主题提供更为现实的具体案例，通过考察社区这一微观行动场域中的党组织治理权威，揭示执政党领导权威塑造的深层机理。笔者认为，以基层社会的日常生活经验为研究依据，以生活世界中行动者的日常交往、思维、行为和心理所具有的政治意蕴为论析对象，以基层党组织与社区生活和治理的融合为分析路径，可以发现，社区党组织治理权威的生成和加强，是党组织积极发挥领导作用，有效运行治理权能的结果，是基层党组织引领和服务社区居民的过程中获得人民群众对党组织政治认同的结果，也是基层党组织法权地位、治理能力，心理体验与政治社会化交互作用的塑造结果。因此，这种以“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纽带的治理权威，是一种高度实践性、展现性（Performative)(IsaacAriailReed，2013）、情感性的权威类型。
B区作为国家重点支持开发开放的综合改革创新区，在行政区划上属于所在城市的市辖区。截至2019年，B区共辖有33个街镇，279个社区，139个行政村。笔者综合使用调研访谈和文献资料整理两种研究方法，自2018年起深入B区治理一线，围绕基层党组织治理议题，重点对18名街道工作人员、社区党组织负责人、社区“两委”成员和社工进行了半结构式访谈，此外还对若干社区工作人员进行了非正式访谈，并通过组织座谈会、实地走访、查阅社区文档材料等途径搜集信息（见表1)⑤。
三、基层党组织权威塑造的三重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也是由我国国体性质决定的。有了党的正确引领，中国人民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中国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迎来了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中共中央宣传部，2016）。由此可见，党的领导权威源自历史逻辑、制度逻辑与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
本文认为，B区社区党组织在治理实践中采用的权力行为、符号图像、活动载体等切合中国国情社情民情的方式，显示着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党社融合的社区治理模式，内含着基层党组织塑造权威的运行机制与过程机理。分析可见，基层党组织在结合社区环境、资源禀赋、党员构成、居民结构等因素的基础上，设计、发展和制度化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方式方法，本文将之提炼归纳为“权力结构的一体化运作”机制、“党建元素的标识性感召”机制和“党群动员的人格化示范”机制。
（一）权力结构的一体化运作
在法理上，作为领导核心的社区党组织与作为居民自治组织的居委会共同组成了社区的权力结构，“社区工作站”则是社区提供各类公共产品、便民服务的主要职能机构，三者分工协作，共同推进辖区内的党务工作、自治工作和服务工作。200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的通知》，首次将“社区”确认为基层治理单元，此后，党和国家关于社区党建的系列政策文件即明确规定，城市基层党建具有加强和创新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双重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城市基层党建的重心逐步从“内部建设”转向“全面领导”（吴晓林，2019）。在这种背景下，B区社区党组织依托于集中的办公场地、工作机构、人员配置和职责内容等，实现了基层党组织与社区居委会的融合，构建了权力结构的一体化共治共建运作机制。
一是办公场地的一体化。为加强党组织对社区事务的领导，便于社区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集中开展，社区在办公场所加挂社区党组织、居委会、社区工作站或社区服务站等牌子，打造出“一委一居一站”的工作平台“党群服务中心”，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加挂“退役军人服务管理站”、“社会组织管理服务站”、“工会联合会”、“社区共建共治共享理事会”、“综治中心”等而不断拓展功能。目前，B区通过新建、改造、购买、项目配套和整合共建等方式，基本实现了每百户居民不低于30平方米的场地建设标准。其中开辟有社区服务大厅、书记主任办公室、党员服务中心等专门区域，还通过“一室多用”等形式设置了志愿者协会、阅览室、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儿童工作坊、棋牌室、书画手工制作室等便民服务功能室（访谈记录20181025A）。通过公共空间和设施的充分利用和合理布局，“党群服务中心”不仅为党组织、居委会和社区工作站等机构解决了办公场所短缺问题，还实现了社区多元业务主体的合署办公，为党组织统一领导社区组织、统筹安排工作事项、动员和服务社区党员群众提供了空间载体。
值得提及的是，在实际操作中，推选过程都较为顺利。其中的原因在于：第一，社区党组织成员在长期的便民服务中积累了良好的口碑声誉，其工作成绩获得了社区居民的广泛认可，从而为其当选居委会成员奠定了群众基础；第二，社区党组织和居民选举委员会在正式选举前通过广泛宣传上级指导意见和文件精神，将“一肩挑”和“两委”交叉任职的政策精神传达至每个党员和群众，由此奠定了居民认可和接受的心理基础；第三，相对于农村社区而言，城市社区较少由集体财产问题而衍生出的矛盾纠纷，社区“两委”负责人职务并非利益人群争夺的焦点（访谈记录20190820A）。
四是职责运行的一体化。据调研统计，目前B区各社区承担的职责类型普遍包括政治、服务和社会3种，每一大类下的细目则根据各社区的具体情况而略有出入。例如HG街HT社区为民服务事项概括为“108加N”（如表2所示）。
（二）党建元素的标识性感召
首先，附着于物理空间的政治符号以接收者的理解为中心。如前文所言，“党群服务中心”是B区各社区党组织开展便民服务、加强全面领导的主要场地空间。在其建设过程中，社区通过统一命名、统一标识的手段，在标牌内容中呈现党组织引领的意义；在“党群活动中心”，不仅在主要功能室、活动室、会议室悬挂了党旗、党徽、党的领导人语录贴画等，也在大厅、走廊等处张贴各类党建文化宣传文案，集中展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重大战略部署和决议精神等以及社区党组织自身的各类章程规定等。这些政治符号载体的长期性、发展性和目标群体的广泛性等特征，决定了接收者在意义理解过程中的主体地位。物理空间中的政治符号和政治象征的展布格局，引导进入空间的接收者在意识层面将社区工作与党的引领性关联起来，为其认可和接受党组织权威奠定心理基础。
再次，融入日常交往之中的政治符号以主体间互动为主轴。社区党组织负责人、社工等在日常服务工作中常态化佩戴党员徽章；普通党员在“主题党日”等社区重要活动场合中佩戴党员徽章；部分热心党员、积极党员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佩戴党员徽章。党员徽章是党员的身份标识，也是党的符号象征，它是实现党员的多重社会角色向一元政治身份转轨的重要符号机制。在社区这一“半熟人社会”中，党员徽章使居民不仅能够识别出党员，也能够迅速将交往对象的多重社会角色还原为党员身份，从而实现政治领域与社会领域的并轨，并且以日常关系为纽带，为政治互动提供情感基础。在以党员徽章等为符号媒介的日常交往中，作为发送者的党员使自己成为党的形象代表，积极传播党的理念、价值、政策精神等，作为接收者的居民不仅能够被动感知党员传递的政治信息，而且能够主动参与信息选择、编辑、呈现等完整过程。在双向互动中，党组织权威以内嵌于人际交往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和政治社会化的方式，潜移默化为居民的思维模式和心理定势，以标识符号的感召力实现党的价值引领，为党组织权威塑造提供了心理基础。
（三）党群动员的人格化示范
社区党组织的权威塑造，不仅需要构建结构化的组织基础和符号体系，更需要充分发挥“人”的能动作用，即一方面建设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立场坚定、团结高效的党员干部队伍，另一方面则通过党组织引领和党员示范实现社区治理场域内的群众动员，从而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共同体。其中，前者是支撑和驱动社区党组织权威塑造多重机制运行的前提性条件。
首先，党员干部队伍建设是社区党组织权威塑造的核心机制。党的建设具有内部和外部双重维度，“对外就必须运行党联系群众、整合利益、协调关系、凝聚社会的功能，以维护和扩大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保障党的执政；对内就必须运行党管党的功能，以保障党内制度的运行、党内的领导权威统一以及党组织对党员的全面整合”（林尚立，2017）。党组织内部建设的核心任务就是确保和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力，其关键在于选好配强党组织带头人以及抓好党员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为了提升党组织的整体素质和服务意识，B区各社区分别采取了发动积极分子、激励机制设计以及党员教育等手段。
调研发现，B社区的党组织带头人，普遍具有长期的基层工作经历，业务能力强、服务热情高、素质过硬是其主要特征。党组织带头人通常通过党组织中的活跃分子和积极分子落实各项工作，这些党员干部主要包括两类：一是思想觉悟高的退休老党员；二是在居民中有一定声望的精英分子。无论是单位制小区，还是商品房小区，退休老党员都具有最高的参与热情，力图发挥余热以实现自身价值（访谈记录20190820A）。精英分子则是众望所归，受到居民的广泛期待。在社区关系网络的作用下，这两类党员干部积极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其次，群众动员是社区党组织权威内化的重要方式。这一方式的运行原理是：以党员教育为保障，以党员示范为支点，以志愿服务为载体，以人际关系为纽带，社区党组织实现了以社会关系网络维系社会资本存量，以活动参与提升社会资本增量的动员效益。这种社会资本不仅是单位社区的“文化资本”、“关系资本”的历史存量（田毅鹏、王丽丽，2017），也是新兴社区通过社会交往而生产出的发展增量。在盘活社区社会资本的同时，社区党组织通过党员集多元社会角色与一元党员身份于一体的辩证关系，寓党组织权威于党员日常行为、交往和活动的示范效应之中，在社区居民的日常感知和交往体验层面形成党组织权威的人格化呈现形式，进一步巩固和强化党组织权威的心理基础。
党员示范是联结党组织权威人格化运作各环节的核心要素，是社区党组织引领和发动居民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以及参与社区治理活动的重要机制，具体而言，就是通过党员“强素质、亮身份、做表率、树形象”，发挥骨干党员带动普通党员、党员群体带动社区居民的传导效应，从而将党的先进性与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转化为推动社区发展的领导力与行动力，另一方面，则以党员在社区治理和日常生活中建立的个人威望为切入点，塑造党组织的整体权威。而党员示范的动员功能的有效运作，其要素包括如下。
第三，典型塑造、标杆激励是党员示范的主要方式。在社区党组织开展的各类活动中，党组织负责人通常会重点突出若干骨干党员的作用，并且为其展示个人技能和服务态度等创造机会和条件。与之相对应的是仪式性的、制度化的方式，例如XG街GH社区以优秀党员的评选表彰为抓手，通过开展榜样事迹报告会等活动，有意识地打造优秀典型和示范标杆，为社区党员和居民提供学习和模仿的对象。同时，社区对优秀典型的物质与精神奖励，也对广大党员群众提升自身道德修养和奉献精神构成了强劲激励（访谈记录20190820B）。
第四，社区党员所具有的普通居民和党员的双重身份及其所处的社会关系网络，是以党员示范实现居民动员的社会基础。一方面，党员身份使其言行举止超越了个体意义而被视为党组织形象的代表，即党员成为社区政党权威的人格化载体，因此，其严以自律的良好作风具有了组织权威建构的政治含义；另一方面，社区党员作为居民之一员，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了各种社会角色以及由此衍生的邻里、亲缘、业缘等关系纽带，以之为依托，党员通过家庭关系、交往关系等影响和带动亲人、朋友、熟人等参与社区治理工作，实现群众动员。同时，以党员为核心的社区关系网络也为社区工作人员借以调解家庭矛盾、邻里纠纷和其他社区矛盾提供了重要资源，盘活的社区社会资本降低了行政成本，实现了简约治理（黄宗智，2008）与有效治理的统一。经由自发或动员起来的先进党员和热心居民的广泛参与，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绩效显著呈现，有力证成和巩固了社区党组织权威。
四、党组织权威塑造机制的功能运行
分析B区“城市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过程可以发现，依托于“权力结构的一体化运作”、“党建元素的标识性感召”和“党群动员的人格化示范”机制，社区党组织推动了法定和制度领导权向实质性和运行性领导权威的有效转化。而实现这一转化的深层途径则在于，社区党组织通过调整、重构与创新领导方式和手段，直接关联和融通了政治与社会生活，确保了党组织的权能统一，另一方面，则实现了党组织面对社区居民的“在场化”，通过“刺激—反应”的心理互动机制为党的权威奠定了政治认同的情感与心理基础。
（一）基层党组织治理权能的强化与提升
如前所述，政党权威形成于基层党组织对居民日常生活的介入能力及其触发的应激性心理机制。而随着社会结构变迁与社会管理体制的转型，基层党组织与民众之间的紧密关联也逐步松散，部分党组织因此出现了“悬浮化”倾向。居民对党组织政治认同也相应弱化，由此直接导致了党组织权威流失。据此可见，重塑基层党组织权威的关键在于，强化基层党组织与居民日常生活的有机联系，在社区治理实践中，基层党组织依托的三大机制均是围绕这一目标功能而运行的。
第一，党的领导方式的充实与调整实现了党组织权力的集中统一。在党务与业务分离的党建模式下，党组织在社区中的领导地位主要体现为对其他主体的思想领导、政治领导以及对社区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党的建设则偏重于基层组织自身建设。这种领导和党建方式使得社区党组织和党员活动与居民生活之间并无直接关联，居民对党组织领导作用的感知被遮蔽。而B区社区党组织以“党群服务中心”为场地依托，以合署办公，党组织书记和居委会主任“一肩挑”、“两委”交叉任职等为路径，实现了社区权力体系的集中统一，执政党务与公共事务、政治功能与自治功能的有机复合，从而充实了党组织对社区各项事务领导权的内容和形式，使社区“两委”关系从原有的外部功能合作转化为党领导下的内部职能分工，为党组织直面社区居民需求并直接为其服务创造了条件。
（二）在场化：政治认同的心理与情感基础
再次，基层党组织建设及一系列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举措，密切了社区党组织与社区居民的日常联系，强化了彼此之间的情感纽带。党组织权威建设的目标群体包括社区党员和居民两个部分，对于前者而言，党组织通过党内关怀，积极帮助党员解决生活困难，强化党组织内部情感凝聚力；对于居民而言，社区党组织和党员直接开展便民利民服务活动，为居民排忧解难，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落到实处，例如GH社区党组织深入开展以“进百家门、知百家情、解百家难、暖百家心”为主要内容的“四百”活动，坚持居民家有困难必访、有病住院必访、邻里不和必访、老人去世必访、逢年过节必访的“五必访”制度（文档材料20190820WCB），以践行党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同时，在这种入户工作方式中也嵌入人际交往的沟通和互动技巧以优化服务质量。对居民而言，党组织的日常服务和“送温暖”行为带来的情境体验与其对党组织服务人民的角色期望高度一致，由此唤醒了对党组织的积极情感并不断予以强化（乔纳森·特纳、简·斯戴兹，2007）。这种工作模式大大拉近了党组织与居民的情感距离，使党群共情内化于心（徐建宇，2018），有效提升了社区居民对党组织的认同性与亲近感。
（三）社会生活中的政党权威形态
在国家—社会—政党研究范式下，不同层级的党组织折射出不同的国家—社会关系并受其深刻塑造。具体到基层社会，相对于设置在国家领域的上级党组织，社区党组织由于身处社会这一自治领域之中而具有如下特征：一是党组织与社区自治组织负责人“一肩挑”和“两委”交叉任职，实现了党社融合；二是社区党组织虽然并非国家公权力的组成部分，但却是执政党的施政工具，它们在社区范围内发挥着政治领导、组织动员和落实政策的作用（景跃进，2019）；三是社区党组织虽有行政之责，却无行政之权，即相应的执法权。因此，在实践层面，社区党组织进行权威塑造的权力依托并非具有强制性的行政执法权，而是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政治领导权。在社区治理的日常实践中，社区党组织的政治领导权，主要以对于人民群众利益实现的关切，以政治和情感的感召，通过心理和情感机制实现权威塑造，即使是“权力结构的一体化运作”，在功能上也是为触发居民心理与情感和认同而搭建互动场域。这种机制运作也使党组织权威本身呈现一种不同于韦伯主义规范类型的情感性日常形态。
五、结论与讨论
与此同时，调研显示，社区党组织权威实现机制，尤其是“权力结构的一体化运作”的统合效应，在实践中也引发了若干伴生性问题。
一是职能超载。在中国现行的行政体制下，城市政府体系的末梢在街道，社区一级是居民自治领域，但在城市治理的现实运作中，庞大的地域规模与人口数量决定了各类事务在基层的累积不可避免，属地管理成为行政工作的普遍原则。同时，基层自治的法定地位与行政成本的综合考量又限制了行政体系的纵向延伸。这就使得自治组织的准行政化现象得以滋生。另外，社区“权力结构的一体化运作”机制的实施与运行，还会将自治组织的准行政化问题复制到社区党组织层面，出现属地兜底与党组织兜底相伴生的情况（李威利，2019）。因此，在服务下沉的总体趋势下，某些社区党组织也会卷入“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上面分系统，下面当总统”的职能超载困局（景跃进，2019）。
二是注意力竞争下的目标替代。社区党组织作为执政党在城市基层的微观细胞，“权力结构的一体化运作”使其兼具管理与服务的行政职能与政治沟通的政党职能。就前者而言，作为社区领导核心的党组织不仅在决策环节发挥主导作用，也直接介入并且从事执行工作；就后者而言，其组织网络作为连接政治领域与其他领域，联系上级党政机关与基层民众的纽带，是民意表达的重要渠道，具有民情反馈的政治功能。但在党组织深度卷入行政过程的情况下，行政职能与政治功能之间会产生一定的竞争关系，建立在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基础上的民意表达和民意综合的过程，有可能被转化为行政领域中的政策执行博弈。同时，执行主体的注意力是一种有限资源（代凯，2017），当基层党组织忙于应对上级政府下派的各种行政任务时，其沟通和上传民意的政治功能就可能被虚化和置换。
三是风险扩散与矛盾聚合。结构分殊化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在宏观层面，它体现为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分殊化；在中观层面，体现为政治领域与行政领域的两分；在微观层面，则体现为行政职能内部的结构与功能分化。政治结构分殊化，有利于组织专门化和职能专业化（梁波，2019），提高工作效率，也使不同领域发展出自身的运转逻辑和问题解决模式，从而在彼此之间形成风险阻隔机制，将风险与危机控制在特定范围之内。但是，社区“权力结构的一体化运作”机制带来了政治和行政上的统合效应。高度的一元复合，极易冲击和消除国家、市场与社会，政治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边界，在防范手段缺失或滞后的情况下，单一问题和风险的跨域扩散就可能演化为较大的危机。同时，社区党组织本身从“幕后”转向“前台”，也可能因中介力量的消解而失去风险屏障，进而导致执政基础的流失。
因此，如何通过体制机制创新，疏导政治与行政统合的正负效应之间的紧张关系，“正确理解和落实党政职责分工，理顺党政机构职责关系，形成统一高效的领导体制，保证党实施集中统一领导，保证其他机构协同联动、高效运行。系统谋划和确定党政机构改革事项，统筹调配资源，减少多头管理，减少职责分散交叉，使党政机构职能分工合理、责任明确、运转协调”⑧，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议题，也是有待学界深入探索的学术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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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吴晓林：《治权统合、服务下沉与选择性参与：改革开放四十年城市社区治理的“复合结构”》，《中国行政管理》，2019年第7期。
[29]吴越菲：《迈向流动性治理：新地域空间的理论重构及其行动策略》，《学术月刊》，2019年第2期。
[30]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
[31]徐建宇：《村庄党建嵌入村民自治的功能实现机制：一种实践的主张--基于上海J村“巷邻坊”党建服务点的分析》，《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32]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33]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人民出版社，2016年。
[34]IsaacAriailReed，2013，“Power：Relational，DiscursiveandPerformativeDimensions”，SociologicalTheory，31(3)，pp.193~218.
[35]PeterEvans，1989，“Predatory，DevelopmentalandOtherApparatuses：AComparativePoliticalEconomyPerspectiveontheThirdWorldState”，SociologicalForumVol.4，No.4，SpecialIssue：ComparativeNationalDevelopment：TheoryandFactsforthe1990s，pp.561~587.
注释：
⑥需要注意的是，作为调研对象的各样本单位的管辖范围既包括老旧小区、新小区，也包括单位制小区、商品房小区，甚至还有不同小区类型的混合形态，这些社区之间存在着治理资源、治理问题上的区别，也在人口结构、治理议题等层面也共享相似的环境要素，因此彼此之间的差异是程度上的而非原则性的。这也是本文进行整体研究而非比较研究的缘由。
⑦“无职党员”是相对于“在职党员”、“退休党员”的身份概念，意指自由职业以及处于待业状态，且尚未达到退休年龄的党员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