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吉科（MaryChayko）：《超连接》（Superconnected）,London:SAGE,2018。中译本见黄雅兰译，清华大学2019年版。
茱蒂·威吉曼（JudyWajcman）和奈吉尔·多德（NigelDodd）编：《速度社会学》（TheSociologyofSpeed）,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2017。
费奥纳·阿特伍德（FeonaAttwood）,《性媒介》(SexMedia),Cambridge:Polity,2017。
《超连接》
数字社会的特征是什么？
吉科称，“关于未来的技术社会，也许，人们可以做出的最有可能成真的预测，和不断加强的监视有关”(p.205)。大数据的经济必要性（economicimperatives）正在推动在形式上日益复杂、微妙和无处不在的数据挖掘的发展。随着这些技术在社会中扩散，“退出”变得越来越不可行，因为参与社会的重要途径——从基本的卫生保健到亲密关系——也越来越多地以各种记录我们的活动和日常交流的设备为中介。这个过程的具体体现，就是越来越多的设备，它们构成了所谓的“物联网”和“智慧城市”，把我们环境中的各种平凡事物和数据分析的网络关联起来，并在过程中使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越发地“超连接”。这种新的“技术-社会”安排是数字社会的背景，形形色色的社会议题也必须放到这个背景下来理解。
拆穿围绕亲密关系语境中对数字媒介的使用出现的哗众取宠的神话也是阿特伍德的《性媒介》的主要目标。阿特伍德把这些神话放进更加广阔的父权制和道德恐慌的语境中去考虑，并用这个历史来讨论在网上扩散的具体实践。她最有洞察力的例子之一是“性短信（sexting）”，即通过手机来发送裸照或半裸照的行为。阿特伍德回忆了一些令人震惊的、引起道德恐慌的故事，包括私下发给伴侣的照片被传到网上后被逼到自杀的年轻女孩的故事。阿特伍德指出，研究表明多数性短信属于稳定关系的一部分。然后，她说：
从证据来看，显然，问题的原因不在于收发照片，而在于骚扰和霸凌，在于成年人和各种机构未能保护涉事的青少年，在于人们把事情怪到那些自己的照片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被传播出去的女孩头上。(p.54)
书中多次重复这种敏锐的推理，比如说，她指出，研究表明，青少年的性活跃率实际上是在下降的，这就反驳了所谓的“性化”过程说，这种说法认为，青少年会因为接触某些形式的媒介而更加快速地“性化”。通过以这样的方式质疑常规叙事，用经验证据来破除关于各种新实践的神话，吉科和阿特伍德都提供了可以促进政策讨论的作品。这两位作者都强调了现有的媒体和公共机构在塑造数字社会上必须起到的作用。
《性媒介》
在吉科那里，这削弱了她赞美新形式能动性、邀请读者更加积极地塑造技术发展的总体论证。当然，在一个史无前例的不平等和环境崩溃的年代，这种对技术民主化的呼吁至关重要。但这样的计划肯定需要将技术政治化，用更加进步的优先考虑来挑战和取代或至少用新的监管框架来限制引导生产的经济必要性。在缺少这样的批判的情况下，吉科对行动的呼吁主要针对的依然只是地方层面的小规模挪用和政治消费，她眼中的数字社会也只是一个稍微活跃一点儿的公共领域而已。如此，这两个文本——和大部分一般意义上的数字社会学一样——都和现代性衔接得过于紧密了。生产力和广泛的理性化过程——它们依然以如此之多的方式定义着社会关系——依然没有受到质疑。
现代性与“数字”
就像之前说到的那样，数字社会的特征，是信息以史无前例的速度通过全球网络流动。对很多有很大影响力的学者来说，这构成了与现代性的决裂。众所周知，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Castells1996）宣称这场技术革命可以和那些开创了“现代”的革命相提并论，最近像杰里米·里夫金（JeremyRifkin2011）那样的畅销书作家对像“第三次工业革命”和“后资本主义”那样的术语的宣扬也响应了这种观点。在此之前，像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oisLyotard1984）那样的哲学家就已经论证过，电子媒介正在侵蚀维系“现代性”的知识基础，并因此而标志着一次与现代性的、历史性的决裂。可这种说法在多大程度上是真的？信息生产、传播和交换的史无前例的速度是否真的标志着一种新的社会关系系统的出现？
《速度社会学》
为数字社会学而做的一些反思
萨森的章节在推进《速度社会学》的总体目标上可能是效率最低的，但它提出了一个鼓舞人心的行动号召，这个号召提醒了我们数字社会学可以实现什么。萨森把批判和具体的、务实的考虑——比如说，“满足低工资工人和低收入街区的应用程序的不足”——结合起来，并认识到何以物质基础设施能够使“静止的地方活动人士”网络之间的直接交流成为可能。《速度社会学》追问的是当代技术-社会关系底层逻辑，而萨森的章节则作为对进步路线的干预、问题化以及重新调整方向的努力在其中脱颖而出。如果数字社会学不甘心只充当监视资本主义的基础设施，那么它就必须遵循这一进路。
注释：
[1]关于当代的类似情况，参见吉科《超连接》的第九章《全天候超连接的利弊得失》。
[2]也即，日常互动通过数字设备的持续商品化（Zuboff,2019）。
参考文献：
CastellsM(1996)TheNetworkSociety.Chichester:Wiley-Blackwell.
LafargueP(1883)Therighttobelazy.In:LafargueP(2011)TheRighttoBeLazy:EssaysbyPaulLafargue.Edinburgh:AKPress.
LuptonD(2014)DigitalSociology.NewYork:Routledge.
LyotardF(1984)ThePostmodernCondition.Manchester:ManchesterUniversityPress.
MarresN(2017)DigitalSociology.Cambridge:PolicyPress.
RifkinJ(2011)TheThirdIndustrialRevolution.NewYork:PalgraveMacmillan.
SelwynN(2019)WhatIsDigitalSociologyCambridge:PolityPress.
ZuboffS(2019)TheAgeofSurveillanceCapitalism.London:ProfileBoo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