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关系实践中“公共”对“公共性”的追求和“关系”对“私人性”的推崇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是造成中国公共关系实践合法化和污名化危机的根本原因。本文以西方政治哲学中的公共性概念和公共关系理论中的公共性特征为参照，通过问卷调查和扎根理论方法创新性地提出了中国公共关系实践的“公共性权变模型”，用以阐释中国公共关系实践的公共性表征。研究表明：中国公共关系实践的公共性表征生成于家国天下的文化传统，在“公”与“私”的权变博弈中呈现出一幅变动不居的“公私混合”图景，其中以“公私并置”的公共性实践形态最具伦理性。中国公共关系实践的公共性表征会受到组织特征、媒介特征、环境特征、公众特征四个显性因素和从业者关系特征这一隐性因素影响，在“极公”和“极私”的公共性程度连续带上不断变化。中国公共关系实践的公共性不排斥关系性，且关系性会不同程度地促进或制约公共性表征的生成和发展。
作者简介
陈先红，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
李颖异，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生。
基金项目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讲好中国故事与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和文化软实力研究”（项目编号：17JZD038）的研究成果。
中国公共关系理论和实践总是处在“和污名化作斗争”的尴尬境况之中，自公共关系被引进中国后的40多年里，在各种讨论公共关系的场合，我们总是被迫回到“公共关系究竟是什么”的原点对话之中去自证身份。此间分歧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公共关系中“公共”对“公共性”的追求和“关系”对“私人性”推崇之间的内隐张力。无论是西方公共关系理论还是中国公共关系理论都无法回避这一与生俱来的内在紧张关系，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现实行动都无法从根本上消解公共关系合法性的内在矛盾与困境，这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人们对公共关系学本身统一性的质疑，也导致我们无法用统一的视角来阐释公共关系学发展的内在逻辑。
本研究试图综合运用问卷调查和扎根理论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即在中国“家国天下”的文化传统和以“关系”为纽带的伦理社会中是否存在公共性生根发芽的土壤？中国公共关系实践中的公共性表征又呈现出一种何样图景？
一
“公共性”概念思想渊源
（一）集私成公：西方政治哲学中的“公共性”概念
综上，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聚焦国家公权的限定，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着眼公民德性的培养，新左理论家围绕公共舆论的构建，桑内特等社会学家专注非人格化的现代公共性，发展出不同的公共性理论。但归根究底，上述讨论的核心皆为“公共性”与“私人性”之间的界限划分并暗示了这样一种观点：西方政治哲学中的公共性概念乃是建立在私人性概念之上的，私人性是公共性产生的前提和基础，而公共性则是私人性在民主政治中的延伸。由此看来，西方政治哲学中所讨论的公共性有着明显的“集私成公”的“脱境域”特征，它指引个人从其在世境域中抽身而退，进入到一个共有之域，因而西方所言的公共性概念在内涵上更偏向于汉语中的“共”字（陈赟，2005），它以“共”为核心，不但不排斥私人性的存在，并且以私人性为其合法化的基础。
（二）立公灭私：中国政治哲学中的“公”思想
在中国传统文化视野中，虽未明确形成“公共性”概念，但从不缺乏有关“公”的思想。如《诗经·小雅·大田》有言，“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再如《礼记·礼运》有言，“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等等。然而与西方政治哲学中以“共”字为核心内涵的公共性概念不同，汉语中的“公”字作为一种会意文字，字形本身就暗示了其“立公灭私”的原初意义。从字形上看，“公”字由“八”和“ム”两部分构成，“八”字左右两两相对，意指相背或相反，而“ム”字在古代字形上呈闭环状，代表了一种与“公开”“公布”相对的封闭状态。正如韩非子所言，“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八ム）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在这里，“公”的概念主要表现在政治领域，其涵义也并非哈贝马斯笔下的“公共空间”，而是相对于民间而言的指朝廷、政府或者国家。之后，“公”字才逐渐被引申到道德领域，其内涵也逐渐扩大为“公正”“天理”“至善”和“正义”等（梁劲泰，2007）。
中国政治哲学中对于“公共性”理念的论述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此时，“私”被中国古代先贤视作万恶之源，需要被批评、抑制、杜绝甚至摒弃，而“公”则被无限推崇与赞颂。如《商君书》有言，“国乱者，民多私义”、多“私勇”、多“私荣”；《管子》有言，“私者，乱天下者也”；《荀子》有言，“群臣去忠而事私”则乱；《吕氏春秋》有言，“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等等。至于如何“立公灭私”，诸子百家虽各有不同却又相互交叉。法家主张“以法为公，一断于法”，儒家主张以道德和自律来灭私，墨家认为应“以义为公”，道家的思路则是试图通过自然与道的同一化来遏制私的持续蔓延（刘泽华，2003）。这表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立公灭私”的基调在先秦时期便得以奠定，即“公”的价值主要体现为对“私”的否定。
及至后世，儒家学说作为中国社会中的正统价值理念和实践规范，其间以道德和自律来灭“私”的主张为程朱理学所继承，并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发展中产生了至深至巨的影响。“天理”和“人欲”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中一组重要的对立概念，南宋理学家朱熹认为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黎靖德，2011：224），这一论断影响后世道德实践千年之远。在这里，“天理”指的是以“三纲五常”为代表的封建等级秩序和社会道德准则，可大约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公”，“人欲”则是指超出人的基本需求的、违背正道的欲望，根据胡适对程朱理学“坏的方面”的批评（洪治刚，2004：25），可将其在一定程度上视为“私”。由于“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思想适配了封建社会的运行机制和封建君主的统治需求，因此后世统治者多将其扶植为官方统治思想，“立公灭私”的观念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也随之更加根深蒂固。
纵观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发展史，不难发现其对“公”的极度推崇和对“私”的深刻批判，即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理论中的公共性思想不存在“私”的成分，“公”和“私”是绝对对立的二元关系，二者之间没有意义交融的模糊地带，有私则无公，反之亦然。与西方政治哲学中以“共”字为核心的公共性理念不同，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公共性思想是以“公”字为中心的，体现出了强烈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和“立公灭私”的行动倾向。然而由于数千年来“家天下”的封建政治制度忽视了“私”的合理性，并且“公”领域在很大程度上侵犯了“私”领域，这就导致了中国传统的公共性思想在理论和实践上产生了割裂：虽然主流思想不断宣扬“立公灭私”的价值观念，但在现实实践中“因私背公”甚至“以公谋私”的行为屡见不鲜。因此有学者指出，“以西方政治哲学视角看来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皇权制度下的所谓公共性’本身就是极不充分、极不完整的”（薛冰，2006：56）。
二
中国公共关系实践的公共性表征模型预设
起源于政治哲学领域的公共性概念作为一种背景性资料，通过改造人们的价值理念和实践语境对中西方公共关系理论和实践皆产生着深刻影响。西方公共关系的实践观念经历了私利、互利、公利三个阶段演变，偏重于“集私成公”“集个成公”的“共同体”特征。而中国文化语境下的公共关系实践则是一个由“公”和“共”两大体系和机制组成、混成和互动的共同体（陈先红，2017：17-70）。为了更好地建构中国公共关系学术研究的主体性，进一步探究中国公共关系实践独特的公共性表征，本研究从“公私混合、追求共赢”这一中国式公共性视角出发，分析其具体表征和形成原因，并在理论分析基础上预设出中国公共关系实践的公共性表征模型。
（一）公私混合：中国公共关系实践的公共性表征与成因
“公共性”的发育有赖于一个社会在制度、文化和心理层面形成关于“公”与“私”及二者之间关系的合理安排（陈弱水，2006：99-105）。在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和道德伦理作用下，中国公共关系理论和实践对西方公共性概念的移植并未完全成功，中国公共关系实践体现出强烈的“公私混合”特征，具体表现在伦理道德对“个人的公共化”、文化传统对“家国的同构化”和关系、人情、面子对“公私的模糊化”三个方面。
就个人的公共化而言，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对“个人”的规定决定了作为“己”的实体并不具备西方“自由个体”的意蕴，而是被家族和血缘挟裹的家庭成员，“己”的精神意义也并非西方哲学中的“主体自我”，而是由道德伦理和人伦关系所构成的“关系体”。
就家国的同构化而言，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意义上参与公共生活的基本单位是家庭或宗族，而非西方政治哲学中作为独立主体的个人，所以家庭或宗族领域实际上充当了国家公共领域与个人私人领域之间的阈限地带，即许纪霖所言的“家国天下连续体”（许纪霖，2015）。个人、宗族、国家和天下连环嵌套，公私混杂，难分彼此。
就公私的模糊化而言，中国社会中特有的“关系”“人情”“面子”等概念不但是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关键要素（金耀基，1992），更是我们理解中西方公共关系差异的根本所在。中国的“关系”概念是指“亲熟信”的私人关系，而不是西方公共关系视野中的“陌生人”关系，“面子”概念是指无形的社会资源和个人影响力，而不是“个人尊严”，“人情”概念是指“人情交换”“合情合理”的“私情”而不是“公益”和“公共情感”。具体到公共关系领域，中国社会的文化传统和伦理道德期待公共关系实践能够寻找到代表公共性的“理”和代表私人性的“情”的平衡点，并将此视作最为圆满、最为理想的状态。
以此可见，中国社会特有的关系、人情和面子等因素深刻影响着以人为中心的中国公共关系实践，使之体现出时而“徇私忘公”时而“公私兼顾”时而“大公无私”的混合表征。于公而言，中国公共关系实践从不缺少照顾公众利益和维护社会利益的思想行为，譬如近年来公共关系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突发公共卫生危机、环境危机以及其他各种现代性危机的处理，并且在凝聚人民共识、化解社会危机和解决冲突矛盾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于私而言，打着公共性旗号攫取私利的行为也屡见不鲜，比如公共关系进入中国后，受经济危机、政治风波和功利主义思潮等因素影响，以“公共关系”为名的拉关系、走后门、寻租媒体权力等行为非常普遍，这不仅令“公共关系”一词在国内陷入了伦理道德与社会认同的双重危机，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尖锐的冲突。
（二）预研究模型：中国公共关系实践的公共性权变模型
为更精准地描述上述动态变化过程，本研究引入权变理论（ContingencyTheory）对中国公共关系实践的公共性表征进行刻画。所谓权变是指权宜应变，其核心理念同其字面意义一致，即视情况而定（itdepends）。企业管理中不存在那种一成不变的、普遍的、最好的管理理论和方法，而要根据企业所处的内外条件而随机应变（唐卫东，程勇，陈祖新等，1990）。权变理论自1997年首次被引入公共关系学科后，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成为公共关系研究领域内的经典理论之一，并且在形象修复、危机管理、整合营销传播等诸多实践领域有着广泛应用。
在康塞尔（AmandaE.Cancel）、卡梅伦（GlenT.Cameron）等学者提出的“顺从立场下的公共关系权变理论”（Cancel，Cameron，Sallotl&Mitrook，1997）启发下，本文在公共关系权变理论的基础上预设了中国公共关系实践的公共性权变模型（PublicityContingencyModel，简称PCM）（见图1）。
上述预研究模型描述的是中国公共关系实践的公共性表征变化情况，即在具体公共关系实践中，其公共性表征会根据“组织-公众-环境”之间的关系状态，在不同权变因素影响下于“极公”和“极私”的公共性连续带上不断变化。“公共性连续带”反映的是组织公共关系实践中公共性的强弱变化程度，且通常来说“极公”和“极私”作为其意义两级，都不是组织应采取的最佳立场，组织在实践中呈现出的公共性表征会视“组织-公众-环境”之间的关系状态而变动不居，适时调整。
三
中国公共关系实践的公共性表征
在中国公共关系实践的公共性权变模型中，其基本假设是中国公共关系实践的专业水平以公共性程度强弱为表征，受到诸多权变因素的影响会呈现出不同状态。为了验证上述假设，本研究运用问卷调查法验证此模型的解释力。
（一）抽样策略与数据统计
本次调查问卷共计十三个题项，主要集中在中国公共关系实践中公共性表征的特点、“私利”与“公利”能否共存以及“关系性”和“公共性”是否互斥三个方面。问卷的编写参考《中国公众公共关系认知现状的调查与分析》和《公共关系的公共性本质研究》两篇论文的研究设计。
（二）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通过统计和分析问卷调查结果，发现中国公共关系实践中的公共性表征体现出以下三个特点：
1.中国公共关系实践中存在公共性的思想和行为，且公共性表征呈现出一种“公私混合”图景
虽然近年来中国公共关系实践中出现了许多挑战职业底线和社会伦理的负面案例，甚至引发了社会各界的质疑和拷问（龚莉萍，2008），但本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97.93%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公共关系实践不仅要为组织谋取利益，还要为公众和社会负责；88.10%的公共关系从业者在制定公共关系策略和开展公共关系实践时会考虑到公共利益和公众利益，这表明尽管中国公共关系实践因为某些“脱序”和“失范”行为被严重污名化和妖魔化，但“服务公众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公共性思想和行为在中国公共关系实践中仍有体现。与中国传统主流思想推崇的“立私灭公”理念不同，大部分（81.40%）的受访者认可公共关系实践中“私”的部分存在的合理性。在“当前中国公共关系实践中公共性的表现形式”这一问题的回答上，78.10%的被访者认为在中国公共关系实践中的公共性表现出一种“公私混合”的状态，比如运用私人资源为组织利益服务或发挥个人影响力服务于公共利益的现象非常普遍。具体来说，“公私混合”的实践表征又可进一步划分为“先私后公”“公私并置”和“先公后私”三种形态，如图2所示，这是中国公共关系实践的独特景观，也是我们理解中国式“公共性”的一个有效切入点。
2.中国公共关系实践的“公共性”不排斥“关系性”
长期以来，中国公共关系实践往往被打上“拉关系”“走后门”等负面标签，“关系性”隐隐成为了其与生俱来的原罪，更有甚者认为“公共性”与“关系性”的二元对立使公共关系一词陷入了自相矛盾。但在此次调查中，71.90%的受访者认为在中国文化语境下，“人情”“面子”“关系”等关系性因素并非完全只有消极意涵，它在推动社会发展、凝结共同体意识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57.02%的被访者认为中国公共关系实践中关系性和公共性可以在某种平衡状态下和谐共存，二者并非绝对地对立关系，甚至某些时候关系性因素有助于公共利益和公众利益的实现。这是因为，在“差序格局”的中国社会里，关系性因素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作为一种潜移默化的背景性知识对公共关系实践的全过程都产生着极为深刻的影响，甚至到了“日用而不自知”的地步。
3.中国公共关系实践的公共性表征变动不居，权变调整
如前所述，中国公共关系实践的公共性表征会受到诸多权变因素的影响。本次调查中，90.08%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公共关系实践的公共性表征是变动不居的，76.03%的被访者认为在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语境下，公共关系实践的公共性表征会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一幅动态变化图景。如陈先红所言，组织通过各种中介手段展开的交往和互动形成了具有“共同体趋向”的主体之间的关系（陈先红，2016），中国公共关系实践的公共性表征正是体现在这种阈限性和动态性的关系连结中。
四
中国公共关系实践中公共性表征的影响因素
上文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某些权变因素会不同程度地影响中国公共关系实践中公共性表征，为进一步明确这些权变因素为何，本研究运用扎根理论的方法对影响公共性表征的具体因素进行探索性分析。
（一）扎根理论的数据收集和编码分析
在选择性编码阶段，通过对以上5个主范畴进一步归纳分析，结合对研究主题的回溯，确定“中国公共关系实践中公共性表征的影响因素”为统领整个框架的核心范畴，将整个结构的“故事线”进行描绘：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组织公共关系实践所体现出来的公共性表征以自身特征为现实起点，以价值倾向为逻辑进路，在媒介条件和公众特征两个客观因素和关系特征这一主观因素的作用下变动不居，权变调整。此过程可抽象成以下解释性模型框架，如图3所示。
（二）显隐并存：公共性表征的权变因素
前文研究发现，组织特征、媒介特征、环境特征、公众特征和关系特征是影响中国公共关系实践公共性表征的核心因素。其中，前四个因素外显于公共关系实践的现实过程，后一个因素即关系特征则内隐于从业者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因此分别称其为显性因素和隐性因素。接下来，结合部分原始研究资料对图3模型做出简要阐释。
在环境特征方面，政治状况、产业环境和社会文化等因素构成了公共关系实践的现实语境，是影响组织逐利倾向的重要因素。学者已探讨并证实了社会环境对组织立场的诸多影响，如斯特伦巴克（JesperStrmbck）等人指出了公共关系实践中对于环境分析的必要性（Strmbck&Kiousis，2011：32）；莫顿（JudyMotion）等人运用批判性话语分析的方法证明了组织的公共关系实践与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和经济意识形态之间的互动关系（Motion&Weaver，2005），等等。在本次访谈中，有被访者称“如果一个职业公关人不能准确判断企业所处的社会环境，甚至和政策对着来，那他离失业也不远了”。因此，组织公共关系实践作为特定时空环境下的产物，对于“公利”和“私利”的立场倾向必然会受到所处社会环境的影响。
五
模型优化与结论
根据以上实证研究结果，中国本土公共关系的公共性实践模型进一步得到优化，其更新后的新模型如图4所示：
图4表明，在中国文化传统和社会语境下，组织公共关系实践的公共性表征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极公”和“极私”的连续带上受显性因素和隐性因素的双重影响而不断波动，按照公共性程度的强弱呈现出“以私背公”“先私后公”“公私并置”“先公后私”和“大公无私”五种基本形态。
“以私背公”是指组织完全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导向，无视公共利益与社会福祉，假借公共关系之名谋取一己私利，既俗称的“黑公关”或“假公关”，其本质代表了一种绝对的“组织中心主义”。
“先私后公”是指组织的公共关系实践秉持“组织第一，公众第二”的价值观，即组织以自身核心利益为出发点，在自身核心利益与公共利益不冲突的前提下会一定程度上考虑到公共利益，虽然在本质上仍然属于组织中心主义的公共关系实践，但也相应承担了组织的部分社会责任。
“公私并置”是指组织在进行公共关系实践时，能兼顾到组织利益和公共利益，在不违反法律道德的前提下谋求组织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在此种状态下，公共关系实践在本质上居于第三方的居间立场，调和组织、公众和环境间的利益冲突，具有格鲁尼格提出的“双向对称”的卓越特征。
“大公无私”是指组织的公共关系实践以公众利益和公共利益为出发点，以谋求公共利益和社会福祉为最高追求，完全不考虑自身的利益得失，此类行为通常只出现在一些政党和公益组织的理想追求中。
此外，本研究发现组织特征、媒介特征、环境特征、公众特征和从业者关系特征共同影响中国公共关系实践的公共性表征。这不仅证实了西方公共关系理论中的权变因素在中国文化语境下的适用性，并且进一步发现了“关系”“人情”和“面子”这三个中国社会特有的概念会作为隐性权变因素对中国公共关系实践的公共性表征产生影响。这表明在处理中国公共关系实践中“公共”对“公共性”的追求和“关系”对“私人性”的推崇之间的紧张关系时，我们不应照搬西方政治哲学中对“公共性”和“私人性”的绝对划分，而是要立足中国“家国天下”的文化视野，以公私并置、中庸权变的实践理念来平衡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
六
中国公共关系实践的未来展望
“公共性”这一核心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公共关系学科的缘起和逻辑起点。从古希腊、中世纪再至当下，历史不但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公共精神兴衰的波澜图景，也证明了公共性精神在社会生活中无可取代的地位。虽然中国公共关系实践在实际行动中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公共性精神，但不可否认的是其正当性与合法性危机仍然没有解除。就其实质而言，当下中国公共关系理论和实践的危机乃是一种公共性的危机，一种公共精神的危机，因公共性衰弱而导致中国公共关系的实践危机应使我们意识到，当下公共关系实践必须实现向更大程度上的“公共性”回归。
公共关系作为一门典型的阈限学科，其公共性表征是在一种“之间的空间”（in-betweenspaces）中形成的，这种空间性不是一个固定的、存在论意义上的地理属性，而是一个形成中的、正在出现的社会关系的特质，属于“非此非彼又即此即彼”的阈限性建构（陈先红，2016）。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西方公共关系理论中的公共性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国天下”的大同理想发生了历史相遇。在中国社会“公私混合”的现实语境中，“公私并置”的公共性表征不仅极富西方“卓越”“对话”的公共性气质，同时也充满了“情理兼顾”“平衡共赢”的中国智慧，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作上述三种公共性表征中最理想、最伦理和最居间的形态。
因此，中国公共关系实践的去污名化与合法化进程必然伴随着“公私并置”视域下对公共关系职业和公共性精神的重新认识：一方面，公共关系实践要弘扬自身公共精神，谨防“以私背公”等“黑公关”“假公关”意识的抬头，以避免公共性的衰弱导致的信仰缺失、公共失序、私欲膨胀、合作失灵等严重后果（王庆，2015）；另一方面，公共关系实践还要始终以人本主义精神维护个体之“最消极的自由”（伯林，1958/2011：167-222），警惕对公共生活和公共利益的过分推崇导致的私人领域丧失，防止权力以公共福祉之名对公共空间进行的“再封建化”企图。
“公私并置、追求共赢”的中国式“公共精神”既有助于厘清公共关系实践的本质属性，还揭示了一条极具中国智慧的公共关系研究进路。这一独特的“公共性”概念是解读中国公共关系实践中公共性与关系性之间内在紧张关系的一把钥匙，它或者是一种开拓、一种号召，或者是一种新的凝聚轴心，或者是辩论批判的焦点，无论如何都可以在学术研究中积聚非同凡响的理论能量，成为理论创新发展的活化石。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检验或讨论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中公共关系实践的公私混合程度及其表征，提出中国公共关系实践的独特策略。如此不仅是建构中国特色公共关系学派的主体性路径，也是化解其自身合法性危机、正当性危机、污名化危机乃至整个现代性危机的根本出路。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2年第7期。
本期执编/Merry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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