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90年德勒兹创作的《控制社会后记》在当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但是他在其中的预言却直接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成为现实。如果我们将福柯的规训社会、德勒兹的控制社会，和我们正在经历的算法社会从空间、主体、技术、未来四个向度进行比较，就会发现，我们经历了从工厂-公司-平台的空间变化，个体-分体-虚体的主体变化，规训-调节-精准图绘的技术变化，以及规训社会-控制社会-算法社会的未来向度的变化。通过这样的对比，我们可以更清楚地厘清福柯的规训社会与德勒兹的控制社会的区别，以及我们如何在《控制社会后记》的文本基础上，结合我们今天的社会状态，来超—解读这个文本，理解今天的算法社会。
关键词：德勒兹；福柯；规训社会；控制社会；算法社会；超—解读
蓝江：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当代欧陆激进左翼思想。
不过，我们不能因为德勒兹没有深入分析和讨论控制社会问题，就忽略这篇只有寥寥数千字的文本。试想一下，这篇撰写于1990年的文本，实际上出现在数字社会诞生之前，甚至出现在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提出著名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之前，在当时根本不可能预料到我们今天的智能算法和大数据控制的技术。但是，德勒兹用自己的独特视角看到了二三十年之后的社会样貌和控制技术对生命的侵入和管控的现实，我们为此不得不折服于德勒兹敏锐的眼光，因为，在没有Facebook、Twitter、YouTube的时代，能够精准地预测到今天的社会样态，这不得不让我们回头重新阅读这篇不朽的文本。当然，我们也需要看到，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德勒兹在这篇《控制社会后记》中，只是为我们理解当下的社会开启了一扇窗，他看到了巨大的数据库对我们的控制权力的增强，以及在控制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的显著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正在导向何种演变，我们则不能期望从德勒兹那里获得更多。相应地，这是我们自己时代的主题，需要我们自己在结合德勒兹的《控制社会后记》的文本来进行深入的思考。
所以，这就必须要引入超-解读（hyper-reading）的概念。超-解读并非德里达意义上的解构，因为解构意味着彻底地摧毁之前的结构。然而，我们面对福柯和德勒兹的文本，实际上都不存在摧毁其原先的结构的问题，恰恰相反，我们之所以要进行超-解读，是因为福柯和德勒兹并未真正经历我们所处的数字时代，他们的文本并没有给出对今天我们在数字时代的处境解读，尤其是对控制社会和算法社会的理解。这就需要今天的读者从他们的文本出发，去演绎出属于数字时代的批判逻辑。这正是德里达的学生贝尔纳·斯蒂格勒所主张的超-批判的含义：“这种超批判涉及对《纯粹理性批判》的重新解释，其出发点是：通过《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所称的先验想象力来连接理解和直觉的图式论，是不同阶段的外显化的结果。”［2］所以，超-解读的意义在于，在新的历史阶段上让福柯和德勒兹以文本之外的方式复活，而不是固守所谓的文本。简言之，超-解读在于让作者将文本中未能言明的逻辑与当下的阶段重新结合，缔造出一个新的理论装置，这个理论装置一旦掌握了时代，便成为时代之中最具有批判性的力量。
一、四个向度
因此，我们根据德勒兹的文本，可以将德勒兹对福柯的评价以及德勒兹对控制社会的建构，从四个不同的向度来分析，也正是在这四个向度的对比中，我们可以梳理出德勒兹解读福柯的规训社会和生命政治治理的思维线索，以及其对应的关联。这四个向度分别为：
（一）空间
（二）主体
（三）技术
（四）未来
无论是规训社会，还是控制社会，都有一个明确的未来向度。即通过规训或控制，最终要实现什么样的目的。在福柯看来，规训社会出现于18-19世纪，即从传统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在《词与物》中，福柯通过对亚当·斯密、李嘉图、马克思等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看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在于“在古典思想中，乌托邦更确切地起着一种起源的梦想的作用：这是因为世界的清新必须确保一张图表的展开，每一个事物都将在这张图表中各就其位，具有其邻近关系，特有的差异，直接的等值”［6］。而德勒兹所谈论的控制社会，正如他所说，我们即将面对的是“在开放环境中那些不间断的控制形式，可能最严酷的禁锢对我们来说都是最美妙而亲切的回忆”［1］（P247）。换言之，福柯笔下的那些规范和规训，在控制社会下已经变成了遥不可及的幻象，而这种新生的信息与数字控制技术生产的不再是封闭的空间领域，而是即便开放所有领域，作为生命的主体也无法突破真正的界限，甚至他们看不到任何抵抗的界限，因为权力已经弥散在主体内部，生命本身就是这种控制的产物。一种赛博朋克式的未来似乎正透过德勒兹的文字向我们呈现出来。
二、规训社会与生命政治
那么，在技术向度上，规训社会使用的就是规训技术，正如福柯所说：“权力机制对个体的适应，通过监视和训练——这就是规训。”［8］规训的技术已经不同于惩罚的酷刑技术，后者在于用恐怖的手段实施恐吓，最终在恐惧的氛围下实现社会表面上的平稳，而前者的重点在于生产出在身体上符合规范的个体。例如在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发现了传染病与细菌或病毒有关之后，巴斯德派医生与拿破仑三世政府进行合作，促成法国公民卫生习惯的养成，这些习惯包括“不要随地吐痰，每周至少洗一次澡，保持睡眠环境的通风，经常到野外去呼吸新鲜空气，等等”［9］。不过，我们不能将巴斯德派医生的行为理解为一次简单的卫生防疫行为，因为“这种现代主体既不是出自理性启蒙的内在力量的启迪，也不是源于功利算计的工具理性，而是一种很简单的理由：规避微生物，不染疾病。对疾病的害怕和担忧成了规范人们行为最重要的动力，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最原初的生存本能发挥了作用，如果希望在这个社会中更长久地活下去，就得保持卫生的环境，养成卫生的习惯，将自己生产为卫生的主体”［10］。
那么，对于福柯来说，规训社会实现的是一种安全有序的社会，这也是巴斯德派医生与拿破仑三世试图达到的文明社会。福柯看到的是：“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制造出受规训的个人。这种处于中心位置的并被统一起来的任性是复杂权力关系的效果和工具，是受制于‘监禁’机制的肉体和力量，是本身包含着这种战略的诸种因素的对象。”［4］（P340）在个体被规训为规范的个体的同时，社会也实现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效的治理，从那时起，个体被统计称为人口，而对人的治理不再是从具体的特殊个体层面来理解，治理变成了人口学和风险防范的问题。未来社会成了千篇一律的、没有本质差别的理性和规范的人组成的社会，所有的政策都能在统一的指令下实施，反抗变成了街头上的表演和形式。这是20世纪末的景象，这既是个体的悲歌，也是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狂欢。
三、控制社会的来临
显然，德勒兹对福柯规训社会的研究主要是引出他自己的控制社会，他关于控制社会的所有描述，基本上都是从上述四个向度来做对比的，为了更清楚地理解德勒兹的控制社会与福柯的规训社会的区别，我们还是回到四个向度来进行比较。
四、控制社会之后，我们如何理解我们的算法社会？
尽管我们惊叹于德勒兹的《控制社会后记》对我们今天的算法社会的精准预测，他所提到的分体和数字定位的问题的确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的现实，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的是，作为一篇三十年前完成的文本，仍然没有看到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许多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仅需要在三十多年之后的今天，返回去重读德勒兹这位20世纪的思想家留给我们的思想与启迪，我们也需要在他的思想轨迹上，对他的“控制社会”做一个超-解读，一种既忠实于他的文本、同时也对他的文本进行解构的解读。即我们今天的社会并非完全是他所描述的控制社会，尽管不可否认，控制社会的概念的确概述了当下我们正在经历的社会样态的诸多特征，但是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越了德勒兹的控制社会的分析，我们正在经历的与其说是一种控制，不如说是一种算法社会。我们仍然可以从空间、主体、技术、未来四个向度来澄清今天社会与德勒兹的控制社会的区别。
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Srnicek）
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Stiegler）
*原文刊于《文化艺术研究》2021年第4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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