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任伊始，摆在我面前最严峻的形势就是普遍的饥荒。那时青岛的灾情非常严重，粮食自1959年开始就大幅度减产，1960年全年粮食总产量只不过12.8亿斤，是建国以来最低的一年。严重缺粮使农村人口平均每人全年口粮不足190斤，即墨县年人均口粮仅有125斤，秋收未完就有20几万人靠统销粮度日。10多万人患上了浮肿病、干瘦病。我到农村看看，那些老头儿们饿得没有一点劲儿，就躺在墙根下晒太阳。外出逃荒要饭的农民是一批接着一批。城市居民的日子也很难啊！虽然成年居民每月有24斤粮食定量，可是副食品供应不上，没有肉，没有蛋，没有菜，光靠那点粮食怎么能填饱肚子。没有办法，老百姓就挖野菜，撸树叶子，掐地瓜蔓来充饥。那时候凡是能吃的树叶子都撸光了，榆钱、洋槐花、酒糟都是好东西，集市上的地瓜蔓都卖到1.6元1斤。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上百万人口吃不上饭，你想当领导的心里是啥滋味啊！所以我来青岛后，市委研究一定要把生产救灾这个中心工作抓好，各级领导都要把解决人民吃饭的问题，当成刻不容缓的首要大事，集中精力抓紧抓好。
为了帮助老百姓渡饥荒，市委抽调了一批机关干部到各公社蹲点，象崂山郊区的马戈庄、河套、棘洪滩，当时都有我们的机关干部。他们挨家挨户了解情况，动员社员开展互助活动，组织社员开展生产自救。政府也千方百计搞点鱼、海菜等等东西去帮帮。我那时天天跑点，沙子口、中韩、北宅等所有点都去过。有一次，大概是去的沙子口一个村，看到一个现象，就是田里的庄稼有的长的很茂盛，有的就稀稀拉拉的。我就很奇怪地问村干部怎么回事？他们支支吾吾地解释说是为了渡荒，把部分田分给了社员自己种自己收。所以凡是分给社员的地，庄稼都长得很好。这说明他们实际上已经实行了包产到户。我听了也没批评他们，只说让他们作为渡荒的临时措施，不能固定化。
二、调整农村政策
1961年1月1日，中央批转了河南信阳地委《关于整风整社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这个报告夸大了敌情，混淆了敌我矛盾，把该地区发生的粮食严重减产和大量饿、病、死人的现象，一概归之于坏人当权和地主封建势力的破坏，因而提出依靠贫下中农，进行整风整社，彻底孤立和打倒反革命复辟势力的作法。中央批示肯定了信阳地委的这个报告，并要求“全国三类社队整风整社都应照此执行。”根据这个精神，市委提出：对三类社、队（当时好象是确定了67个队）的整风整社，主要是解决领导权的问题，由工作队领导解决；一、二类社队的整风，主要是纠正“五风”，特别是“共产”风、命令风和特殊风。力量主要靠他们自己，工作队帮助督促。
但是，由于历史、认识上的局限，在整风整社中，“左”的作法也很严重，教训也是很深刻的。那时候，即墨和胶县是整风重点县。即墨是省、市整风重点县，省委派干部组成工作组，裴孟飞书记亲自挂帅深入即墨县基层参加县委整风会议。市委由书记处书记杨维屏同志参加。胶县县委也是问题严重的县份之一，也作为重点进行整风，由市委书记处书记郑干同志带工作团帮助整风。由于机械地搬用了信阳经验，把农村饿死人等问题都归到了县委负责人身上，认为他们实行的是封建统治，这些地方的民主革命不彻底。因此，对这两个县的县委书记都作为民主革命补课的对象进行了批判斗争隔离审查，县委领导班子进行了改组。即墨当时还定性为“恶霸反党集团”，县委书记徐华被关起来了。现在看，这些做法显然是错误的，实际上是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结果把工作上的错误作为敌我问题处理了，把同志当成了敌人。这些人后来也都平反了。但作为教训，我们是不能忘记的。
三、贯彻“八字方针”
工业方面的继续调整，从指导思想到实际工作都以做好企业的基础工作为重点。1963年上半年，以降低成本，扭转亏损为重点，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下半年起，根据中共中央华东局提出的“8个月内改变质次价高局面”的要求，又把增产节约运动引向了以解决质次价高问题为重点的群众性学上海、赶先进的比学赶帮运动。1964-1965年，这期间，工交战线的调整和整顿工作，突出强调了政治的作用和精神的力量，普遍开展了学习解放军，学习大庆、大寨经验和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现在看起来，这些运动的开展有些形式主义的倾向，但在当时为战胜严重困难，还是有力调动了群众努力生产的积极性。特别是向雷锋焦裕禄等先进人物和模范集体学习活动的开展，给了社会极大影响，形成了那时良好的社会风尚。加之各项管理制度的完善和加强，因此，工交生产的恢复工作取得了较大的成就。1965年，全市工业总产值完成29.9亿元，比1962年增长79.62%。列入国家计划的几十种主要产品，也都超额完成计划。全员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
1964年5月以后，在美、苏两国加紧对我国进行军事威胁的情况下，中央决定开始大规模的三线建设。这期间，青岛抽调了大批技术人员支援三线。同时，由国棉一厂、国棉二厂、国棉四厂、国棉六厂、国棉七厂、印染厂、电镀表厂、电子元件厂等在平阴、汶上、临沂、临清、济宁、荷泽、枣庄、滨州等地建立分厂，搞小三线，那个时候叫下蛋，一个厂下了一个蛋。根据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精神，当时省委是想把青岛的工业力量疏散一下，支持兄弟地区，从而达到促进内地产业发展的目的。这实际上是国民经济的又一次大调整。这一时期，青岛对山东工业的发展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财贸方面，通过后三年的继续调整，商品收购量大幅度增长，零售物价指数逐年下降，市场供应情况越来越好，城乡居民生活明显得到改善。
至此，经过五年调整，青岛也和全省全国一样，各行各业都走上了比较正常的发展轨道，全市人民满怀信心地迎接新的发展时期的到来。1964年，我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到北京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这也是我一生中最感荣誉的事情。
四、平反冤假错案
这些事已过去多少年了，现在回过头去看看，当时对参与滕景禄活动有些同志的处理不太合适，主要是牵连面过大，调动工作的人也过多，其中有些人都是市一级的领导干部，当时可以不调走，让他们在原岗位上继续工作，相信他们会自己总结教训，分清是非的。而这样做，更有利于团结教育干部，有利于党的事业发展。80年代，省委、省纪委对滕景禄案件进行了复议，并报告了中纪委。中纪委于1987年7月作了批复，除维持开除滕景禄党籍的处分不变外，明确了当时作为反党活动案件，定性不当，同意取消对另外几个同志所作的参与滕反党活动的结论，撤消原来分别给予他们的处分。调出青岛的同志，一些人离、退休后也重回青岛定居了。但是，作为我们共产党人，应该从这些反反复复的党内斗争中很好地吸取教训，对那些“左”的思想影响和做法很好地进行清算，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和压制不同意见的家长制作风，因为这些思想作风不利于党的团结，削弱了党的战斗力。回过头来看，我们在党内倡导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五、从“社教”到“四清”
青岛市的“四清”运动共搞了3批。前两批是在省委工作团领导下进行的。1965年8月，省委工作团进行了调整，我任团长兼党委书记。省委决定崂山县作为农村第二批“四清”的重点单位，当时谭启龙同志还在崂山小寨子大队蹲过点，我在后桃林大队蹲的点。1966年4月，省委城市社教青岛工作团撤销，成立了青岛市委城市“四清”工作团。运动由市委直接领导。第三批“四清”运动于1966年5月开始，不久就因“文化大革命”而停顿。所以，青岛的“四清”运动，实际上只搞完了前两批。
历时三年多的城乡社教运动，对于纠正干部多吃多占、强迫命令、欺压群众等作风和集体经济经营管理方面的许多缺点起了一定的作用，对于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刹住封建迷信活动等歪风，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许多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被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混淆了两类矛盾，使不少干部和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特别是“二十三条”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错误观点，在随后到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得到发展和强化，给党的事业造成重大损失。这些教训都是非常深刻的。